当中国政府在知识分子的推动下1，试图阻止外国文物搜集者进入中国丝绸之路、把宝藏盗走之时，俄英两国在中亚的对抗也随着在圣彼得堡签订的《英俄协约》而于1907年正式结束。双方都同意不干涉西藏事务，不寻求修铁路、采矿、筑路和电报的特权，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传统宗主权，只通过中国处理西藏事务；俄罗斯承认阿富汗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2
　　当然，这个条约并没有结束这一地区的间谍和情报搜集活动。1917年后苏联的崛起以及对丝绸之路西端很多城市如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的占领，丝毫没有减轻英国对俄国垂涎中亚的怀疑。很多白俄士兵逃进了中亚，其中就包括那一队在千佛洞中玷污壁画的士兵，他们为兰登·华尔纳制造了把敦煌文物搬运出中国进行保护的理由。在蒙古，一位皈依佛教、来自里加的白俄将军温琴·冯·斯滕伯格(1886—1921)自比成吉思汗，他在1921年率领一支部队攻打蒙古首都库伦(今乌兰巴托)。尽管信仰佛教，但一旦攻陷这座城市，他就立即下令烧、杀、抢、奸，血洗了城市四天。喝醉酒的士兵失去了控制，“一名歌萨克士兵杀死了自己的同伙，自己也被同伙打死。一名俄国色情狂士兵……喜欢掐死老妇人，‘因为他喜欢看到在他手指下她们被掐断脖子时挣扎的样子’……一位面包师傅的儿子被怀疑得到了布尔什维克的恩惠，就用他父亲的面包炉把他活活烤死。年轻妇女被成批的蒙古骑兵强奸至死。”3温琴·冯·斯滕伯格受到了胜利的鼓舞，宣布他将把从蒙古通往莫斯科的道路“竖满绞刑架。”1921年5月27日，他宣布自己为全俄皇帝。4当他对苏联的进攻遭到了坚决反击后，他逃到了中国新疆，在那里他自己的士兵想除掉他。然而他就跟拉斯普丁一样难以被杀死，在一次机枪扫射后他幸存了下来，浑身是血地站起来，骑上马逃走了，但最终还是被一支苏联红军部队俘虏并被处决。
　　再向南，自从1911年以来，新疆被一位中国将军杨增新统治。“名义上是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实际上是新疆绝对的霸主，他仅仅把他的决定通知北京而已。他自己保管广播电台的钥匙，把它系在腰带上……他本人亲自阅读各条新闻，有不满意的就全部删掉。”5
　　杨的副手樊耀南渴望爬上高位，他于1928年7月7日在乌鲁木齐举行的一次由很多中国高级官员和苏联总领事夫妇参加的宴会上，开枪把杨打死，总领事夫妇逃到了厕所内。樊被杨的另一位官员金树仁下令斩首，金树仁接管了新疆。
　　1930年，最后一位穆斯林可汗、哈密绿洲的统治者死去，中国政府决定把哈密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随后发生了叛乱，驻敦煌的一位年轻的中国穆斯林士兵马仲英(曾在南京军事学院受训)接收了穆斯林叛军。在随后的四年中，新疆形势动荡不安，马仲英想攻占哈密，但被赶到了喀什噶尔，他于1934年在喀什噶尔建立了东干(中国回族)政府。马被称为“尕司令”，英国传教士盖群英说他“眉清目秀，温文尔雅，固执”。一位“精明的中国老外交官”也这样评价他，她说：“他虚有其表……但非常无知。”6
　　东干人和其他不满的民族在所有的绿洲城市中造反了，在骚乱中旅游者也被抓了起来。1933年在且末，由中瑞科学家组成的斯文·赫定探险队队员之一尼尔斯·艾姆博尔特博士被一群暴民捉住，他当时正在这一地区学习天文知识。他报告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革命暴动，野蛮、充满了欲望、毫无责任感、狂热、激动、恐怖，看到他们真让人感到不安。”7为中国政府修建简易机场的德国工程师乔治·瓦瑟尔正在哈密和乌鲁木齐之间旅行，途中他通过了一个刚刚遭受过攻击和焚烧的地区。他的卡车从尸堆上轧过去，骨头在车轮底下嘎吱嘎吱地响，城外堆积着被马仲英的部队杀死的士兵的尸体。冯·汉尼肯是一位德国人，他在“天津和中国北方的通商口岸中家喻户晓，名声很好，他很受尊敬”，“他在叛乱期间从哈密出发前往乌鲁木齐，从此再也没有人看到过他。丝绸之路上的中国人说他被暴民杀死于天山附近。”8
　　没有遭到战乱破坏的地区则遭到了疾病的袭击。盖群英在敦煌被马仲英强迫给他治疗腿上的枪伤，她在那里看到了斑疹伤寒的流行所造成的影响。在千佛洞，“寺院的入口处挤满了男男女女，他们精神错乱，胡言乱语，求过路人给点水喝，解解他们难以忍受的口渴。北门外，狗和狼则享受了美好时光，因为根据古代风俗，死在路上的尸体都用席子卷起来埋在浅土中。”9
　　马仲英把当地的统治者从喀什噶尔赶了出去，而他本人在1934年又被一支由盛世才将军率领的军队驱逐。马的东干军撤退到了和田和莎车，而他自己“越过边界逃入了苏联，使人大感震惊”。10据说斯大林可能下令把他杀掉了，因为他没有什么用处。11
　　由于土匪的横行、令人恐惧的当地骚乱和中国政府因日军的入侵而无力控制这一地区，丝绸之路变得越来越危险。恰如英国外交官鄂立克·泰克曼先生(他在1935年驾车穿越了戈壁滩)所说：“中国的新疆以前是猎捕大猎物的猎手、探险家和考古学家们的乐园。但随着不可避免的变化的到来，情况再也不是那个样子了。有秩序的新疆消失了，令人尊敬的地方长官、安静而谦恭的新疆农民、衣衫破烂且沉醉于鸦片的中国军队也消失了，一股在人生之河中宁静而迷人的‘回流’也随之而消失，在中国新疆漫步时令人惬意、轻松的日子也消失了。”12
　　危险并没有阻止旅行者和探险家的脚步。盖群英和冯贵石在丝绸之路上旅行了很多年(在中国北方进行了二十年的传教工作之后)，约在1931年在敦煌遇上了尕司令马仲英。鄂立克·泰克曼本人于1937年在此旅行。彼得·弗莱明(Peter Fleming)和瑞士滑雪冠军艾拉·梅拉特(Ella Maillart)两人一起走过丝绸之路南线之后仅约一年左右就到达了喀什噶尔。在他们之前，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和他的妻子艾丽诺尔(Eleanor)决定在1927年和他们的仆人莫赛斯一起探索南、北丝绸之路，以此来度蜜月。此前，他曾独自一人骑着骆驼穿越了蒙古。
　　欧文·拉铁摩尔(1900—1989)在中国出生、长大。他的家庭供不起他上大学(在申请牛津大学助学金失败后)，后来他进入天津英国安利进出口有限公司工作，从此有了遍游中国的机会。1925年，他有了第一次中亚之行的经历，他当时被派往内蒙就放行“因两个军阀之争而被拦截的一火车羊毛”进行谈判。13尽管他没有受到过正规的高等教育，但他还是成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讲师和蒙古问题专家。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他成了美国反共运动的主要目标，这场运动以参议员麦卡锡以莫须有的罪名对他进行政治迫害而达到高潮。虽然他从来没有被证明犯了什么罪，但麦卡锡想定他的罪，他在美国的学术生涯就此流产了。他转而来到利兹大学，在那里创办了一个新系——中国和蒙古研究。他在这一领域主持工作，直至退休。
　　艾丽诺尔乘火车穿越了西伯利亚，而欧文则在马背上走过了内蒙古，他越界进入俄属中亚，然后到塔城去迎接她。“她穿着毛皮衣服，站在街中央一个装满东西的小雪橇边，我几乎认不出她来了。她已圆满完成了艰巨的任务。我们又相聚了，相聚在中亚。”14在“组成探险队”之后，他们踏上了去新疆省会城市乌鲁木齐的征程。“在乌鲁木齐，时值春天，雪已融化，一抹绿色使大地焕然一新。在市区，所有的事情都不尽如人意。我们只能在最远的郊区下车，步行到住处。经过一个冬天，雪在街道上被踩得又深又硬。当雪融化时，街道变成了充满具有惊人黏度的黑色液体污物的渠道，可能有两英尺或一码深。在约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人们必须费力地将这些积雪铲除，然后用车运走，留下变低了的街道，露出墙基。要在这段时间内赶路，就必须乘坐市区小马车，或者在堆满了积雪的狭窄的人行道上使出最敏捷的身手跳跃前进，在这种人行道上一般还堆积着干硬的泥块。夏天，街道上又落满了灰尘，有几英寸厚，所以来年路上泥泞不堪。”15
　　他们在乌鲁木齐跟欧文的一位朋友、已故不久的和田知事的儿子潘先生和“作了大量工作帮助奥雷尔·斯坦因进一步深入探险”的阿克苏住在一起，还和“爱尔兰人迈克劳恩和他的妻子我们的一位俄罗斯朋友，此前他经营俄亚银行，后来银行破产，他陷入了困境；A Hsing-a(他名字的中文形式)先生，一位来自伊犁河谷地的西伯利亚人，他在邮局工作，能说流利的汉语和俄语”一起野餐。“我妻子和迈克劳恩太太的出现使一些中国人的妻子能跟他们相处——陌生的男男女女初次见面时会有一些尴尬，除非有一位族人领队。迈克劳恩太太不会说汉语，但俄语说得很好，她出生在彼得格勒，父母是从英国迁到那里的。因此，这些俄国人、英国人和中国人在一起交流时，没有语言障碍。”
　　他们很快就朝吐鲁番出发了，“以一种新方式旅行。我妻子和我配了有鞍的小马，莫赛斯则乘坐慢得多的新疆两轮马车，带着我们的餐具和几件物品前进。我妻子骑着一匹刚在乌鲁木齐买的毛色乌黑发亮的黑马，而我则骑潘先生送给我的一匹轻快的栗色马。”艾丽诺尔写道：“我们在日出之时骑马经过圆顶土坟墓、一支宿营商队和灌溉的田野后，进入了新疆城市吐鲁番那中国画一样美丽的街道，这是一种愉悦的漫游生活，充满了美景和无比的快乐，我们贪婪地希望这种生活永远持续下去。但很快我们就从高原上的乌鲁木齐来到了低于海平面的低地。这里的街道即使现在都用席子做房顶，葡萄藤和树都被修整得在席子上面生长以便遮阴，即便这样，还是热得让人喘不上气来。街道也很干净，被洒上水以保持凉爽，所以林阴街道和城墙外沙漠之间的温度惊人的不同……(街道)画着彩色线，昨天我骑马进城时对这一切简直入迷了。街道两旁排列着店铺，挂着灰色的器皿、亮丽的编织小地毯、马褡裢、黄色和红色棉布做的长穗边门窗帘，柜台上摆满了干杏、葡萄干、坚果和红胡椒。”16
　　这座城市跟乌鲁木齐不一样，“女人和姑娘们穿着极其艳丽的衣服——一种饰有华丽图案的棉布或丝绸做成的女长大衣，还有带穗黑色短上衣，头上戴着头巾或帽子。小女孩是最美丽的，跟她们的妈妈—样，穿着亮丽古雅的长裙，戴着绣花小帽。她们把头发编成两条长辫子垂在肩上，也常常描画脸颊和眼眉。她们和成年妇女都常常用一抹黑线把两道眉毛连起来，这样会产生一种显著的效果。男人则穿着长长的条纹大衣，缠着白头巾或戴绣花小便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17
　　他们沿丝绸之路北线行进时到达了伊犁，在那里跟俄亚银行当地分行的俄罗斯经理住在了一起。杜比娜太太是一位俄罗斯家庭主妇，她以管理家务而感到骄傲。“她的仆人是俄罗斯人，一位厨师及其家人住在巨大的厨房里；一位女工按照俄罗斯风俗把所有的衣物带到澡堂去洗，然后带回家晒干熨烫；一位车夫及其家人住在马厩旁的一间小房子里。他们有自己的蔬菜、牛奶和黄油，食物非常精美。我们特别喜爱他们的漂亮花园，里面种满了玫瑰、牡丹和成排的杨树，在酷热而满是灰尘的路上跋涉了许多天后，这地方就像天堂一样。”18
　　他们乘车经过阿克苏，然后继续前行到喀什噶尔。“天气酷热难耐，我们完全是在夜间赶路，乘坐在最轻便和讨人喜欢的马车中。你能想象得出来，这是一种‘房屋式马车’、建在轮子上的温迪之家①。马车原是为邮政局长王先生制作的，他就是用这种车把他漂亮的妻子从乌鲁木齐接到阿克苏的……我们用箱子和袋子铺在车上，然后在上面垫上我们所能找得到的帐篷、毛皮、毡和睡袋……王太太也为我们洗干净了用作凉篷的蓝色布帘和前篷盖。”
　　像以前的斯坦因一样，艾丽诺尔·拉铁摩尔对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舒适生活显得很激动：“在经过15天呼吸困难、身体湿黏的沙漠跋涉后，我们到达了一个文明绿洲，全新疆最文明的绿洲，移植到中亚的英国印度，在喀什噶尔的英国总领事馆……我们喜欢与最近的沙漠之行对比之下的舒适：热水浴、干净的床单、美味的食物、可口的饭菜、围着白围裙的仆人、图书馆中满满当当的书、林荫花坛、迷人的庭院中栽满了盛开的花卉和硕果累累的果树。”19
　　同一个英国的舒适绿洲在十年之后等待着走完丝绸之路南线的艾拉·梅拉特和彼得·弗莱明。艾拉·梅拉特讲述了她在1932年是如何从俄属中亚充满渴望地眺望天山的。但“由于这一地区的政治动荡(日军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她花了三年的时间才到达北京，然后才开始尝试前往中国新疆。“在中国地质研究所，曾在1931年同雪铁龙探险队一起走过亚洲的德日进神父的忠告更加深了我的恐惧感。”20一位曾同她一起探讨过可行性的瑞典地理学家向她建议，她可以和俄国人斯米嘎诺夫夫妇一起旅行，这对夫妇“可当向导和汉、蒙、藏、维吾尔语翻译……他会立即给他们写信，要他们跟我联系”。她在北京北方旅馆的酒吧中遇到的另一位瑞典人正计划乘坐卡车进入沙漠。“‘我感到很遗憾，我从来没有带着女人旅行过，’他在离开时说，‘但你会找到其他卡车，你会乘坐卡车一直到达兰州的。’”后来，她又遇上了《时报》的彼得·弗莱明。“听到我说起柴达木和斯米嘎诺夫夫妇时，他冷冰冰地说：‘实际上我是从那条路回欧洲。如果你愿意可以跟我一起走。’‘请原谅，’我回答说，‘那是我的路线，是我要带上你，如果我认为你在某些方面或许对我有用的话。’”21
　　彼得·弗莱明没有记述这些谈话，他只谈到了在面临危险和官方阻碍的情况下，“怎样使探险计划和队伍逐渐成形。我只不过是在去上海、东京和蒙古的途中从北京经过。吉尼(艾拉·梅拉特)第一个听说了斯米嘎诺夫夫妇，首先提出请他们出山相助。我们仍然感到，我们或许会对一起旅行的计划莫名反感，但是这种反感相对于我们那种不知什么原因非常强烈的旅行愿望来说，显得微不足道。最终——不情愿地、带着许多疑问地——我们组成了联盟。”
　　“这不符合我们的原则。吉尼的最后一本书是《中亚独行》，我的则是《伙伴》。如果我们感到一起启程不太明智的话，我们返回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22他感到更窘迫的是，他的妻子要他留在家中，因为他妻子不愿意让他跟一位迷人的未婚瑞士女孩一起穿越中亚。
　　弗莱明讲述了他们的准备工作：“吉尼和我根据原则和以前的经验都选择了轻装旅行。更重要的是，我们公开路线的有限范围、大量的行李、补给品和帐篷，会大大激发官方的好奇心(更不用说他们的贪婪)，而且我们发现，用动物驮载行李是不可能的。我们知道，我们的主食可以在路上买到，帐篷和睡袋可以在青藏高原的边缘西宁制作。所以，除了旧衣服、几本书、两个指南针和两个便携式打字机，我们从北京仅仅携带了下列物品：两磅果酱、四听可可、六瓶白兰地、一瓶伍斯特酱、一磅咖啡、三小袋巧克力、几块肥皂和大量烟草，除此之外还有几把刀、数珠、玩具等作为礼品，还有一些药品……”
　　“我们的衣服是随便收集起来的，几乎没有招致什么闲话。”23这可能有些虚伪，在随后一次前往中国战争前线的旅行中，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他的“裤子仍然是湿透的，我的衬衫前面有一大块烧痕——它曾经跟烧红的煤靠得太近了——我的鞋因为满是泥也皱缩变硬了”)这样评价彼得·弗莱明：“他穿着卡其布衬衫和短裤、高尔夫长袜、结实耐用的山羊皮鞋，戴着防水手表，挎着莱卡照相机，似乎是直接从伦敦裁缝店的展橱中走出来为热带探险男士成套用品做广告似的。”24
　　在兰州，他们被迫把斯米嘎诺夫夫妇留在那里，因为中国政府不允许他们前进，他们只能和赶骡子的老王一起出发。跟度蜜月的艾丽诺尔·拉铁摩尔不一样，艾拉·梅拉特的旅程并非那么轻松：“在甘肃的生活真的很悲惨。”25他们在丝绸之路南线以南转了个圈后，抵达西宁和塔尔寺，然后经青海来到丝绸之路上的且末。他们的骆驼患上了溃疡，因化脓而散发出臭味。艾拉·梅拉特的小马斯拉洛姆倒下了，只能留在柴达木盆地边缘等死。彼得·弗莱明不由失声痛哭，他好久都没这样了。
　　当他们从丝绸之路南线骑马进入且末绿洲时，“用白色面纱遮着脸的乡村妇女纷纷躲之唯恐不及……男人站了起来，交叠双手放在胸前向我们表示问候，马背上的人急忙下马以示敬意。抬起头就可看到树上结有成熟的杏，那一年我第一次品尝到了水果的滋味。”
　　梅拉特在沿塔克拉玛干南缘跋涉的时候发现，“蚊子成了受欢迎的信使，它是雨天将至的通报者。风为我带来了石竹花的香味——我说是‘我’，因为彼得很明显没有闻到任何气味。实际上，它是从花朵像小铃铛一样的石竹花丛中发出的。然后，沙漠中的芦苇变得更加浓密，如果在白色的盐碱地上发现了黑影，那就是突然间出现的一个黑色的水洞，我们就会跪下去，用碗盛满清凉的、有时含氧化镁的水，接着跟随我们的动物也能喝上水了。”26
　　他们两人根据各自的专长分配了任务，弗莱明照常把他自己定为无所事事的业余爱好者，而把艾拉·梅拉特定位为专家。他说：
　　我做：所有的射击
　　大部分重手工劳动
　　所有的谈判工作
　　所有不必要的行进加速工作
　　所有用汉语和(后来)维吾尔语的谈话工作
　　吉尼做：所有做饭的工作
　　所有的洗衣工作
　　所有的医疗和兽医工作
　　大部分交际工作
　　大部分用俄语谈话的工作27
　　过了且末之后，骆驼的状态很糟糕。“珍珠”的“脊椎下面出现了一个拳头大小的伤口，而且伤口上还爬满了蛆。蛆聚集得如此紧密，看上去白乎乎的一片——跟洋蓟芯一样。”骆驼不断把鼻子伸进伤口中。艾拉·梅拉特用浓缩的高锰酸盐给它治疗，“把三溴酚扔进这些令人厌恶的虫子张开的嘴里”，这样它们就会变黑、掉出来。“第二峰骆驼‘图尊’，由于牵拉鼻子受伤很严重，甚至流出了血，苍蝇很快就聚拢过来享受盛宴……到达第一个村庄时我们找到了一位老驼夫寻求帮助。他让我买了一些黑胡椒，将其捣成粉，然后把粉末撒在它的伤口上，三天后它就痊愈了。”在克里雅，他们卖掉了骆驼，买了马，骑马走完了一些较短的路程。“彼得因为有了一匹适合自己身高的马而感到兴奋，可这种兴奋的心情没能持续多长时间，他只能步行走完剩余的路，因为当地政府租给我们的马很羸弱。第二天，我的伙伴再一次骑驴离开了达玛沟。彼得没有抱怨什么，但他不得不承认，骑驴旅行着实使人感到无聊。”28
　　到和田后，“在一个小旅馆里，当驴吃草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就是竭力驱赶苍蝇。”29艾拉·梅拉特曾希望这个地方“像撒马尔罕那样具有明显的考古氛围”，结果她失望了。“死水在满是泥泞的小巷里发出恶臭，货摊的食品因爬满了苍蝇而变成了黑色。我注意到大部分居民、甚至小女孩都患上了严重的甲状腺肿。”30他们在和田遇上了第一批“英国官员”。虽然当地的代表(英国官员)走了，他的助手，“一位眼睛严重斜视的阿富汗人”则留了下来。这位阿富汗人给他们讲了一个很长的故事，“至少可以说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但最初我们发现它不符合这一地区的政治、地理条件。我们慢慢地理解了，这是朱尔斯·维恩的《海底两万里》的大意，这本书在喀布尔被译成了阿富汗文。”
　　后来，当他们“在苍蝇形成的浓云下吃早餐时……一头小驴溜跶着进了院子，英国国旗也在飘扬。那位满脸胡须、饱经风霜的维族人胸前写着‘BRITISH INDIAN POSTMAN(英国印度邮递员)’几个字……邮件来啦”。他们贪婪地读着已出版了三个月之久的《时代》杂志。这是寄给莫尔多瓦克先生的，“他被证明出生于美国”，是一位地毯商，现在85岁，“因患象皮病(血丝虫病)而跛脚”。由于俄国革命，他损失了所有的钱和地毯，从此以后就一直在和田流放地居住了15年。31
　　在莎车和喀什噶尔之间的一条水沟中，一头驴几乎被淹死，这就打乱了彼得·弗莱明的如意算盘，他本打算在到达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时能精神振作、衣着得体。但他的剃须刀生了锈。他翻遍了被打湿的行李，“这套衣服，这么贵重的服装，结果成了最难看的。它肯定是会湿的，可是也沾上了泥土，我没有料到它竟然变成了艳绿色，在和田买的一条饰带上的颜色已渗入其中……现在我得决定在进入喀什噶尔时是装扮成莴苣，还是从魔鬼岛中逃出来的什么怪物。对我来说，如果有什么事情比穿艳绿色衣服更糟糕的话，那就是穿艳绿色而且湿透了的衣服。我只得又穿上了日常的衬衫短裤，虽然这样有损我们国家的尊严。”32
　　他们看到了喀什噶尔新城，但很快就发现，要到达领事馆和旧城还要再骑行两英里多远。“有人出城来接我们了。一位高个儿、皮肤白皙的年轻人(戴着一顶印度遮阳帽)，骑着一匹灰色的小马……‘我是巴洛，’这位高个儿年轻人说，‘总领事去山中度假去了，很高兴您平安到来，咱们回家吧。’……‘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喝啤酒……’巴洛说。他很快就知道了。”33
　　艾拉·梅拉特描述了他们的终点站：“领事馆的庭院里花卉竞艳，五彩缤纷，小鸭子在‘英国’草坪上蹒跚而行。然后，还有房子!这是一座长房子，有走廊、凉爽的大厅、擦得亮晶晶的家具，扶手椅上盖着印花棉布，书和报纸到处都是……还有一位年轻人，他是领事馆里的英国医生。一位略显年长的女士从花边领子中伸出头来说：‘请允许我介绍一下……瑞典传教团的恩格沃尔小姐。’最后，还有一张桌子，上面高高地摆放着三明治和漂浮在融化的黄油中的热甜烙饼……”
　　“她看着我，把我的那杯茶直接放在托盘上，以最好的、‘流行的交际式’微笑着说：‘请来两杯……是的，谢谢，我们完成了美好的旅行。’”34
　　他美美地睡了一觉，“不用再驱赶跳蚤了”，早餐享用了蔬菜、色拉、黑咖啡、面包和蜂蜜。彼得·弗莱明把他的一本书的某一章定名为“花园一样的喀什噶尔”。他沉湎于鲜明对照之下的另一种生活：“一天晚上，我们睡在地板上，用杯子喝茶，吃半熟的面包，同官员们争论，被人们像怪物一样盯着看，害怕白天的酷热。24小时后我们坐在舒适的扶手椅上，喝着茶，读着图文并茂的报纸，听着留声机……我们在喀什噶尔住了两个星期，在色彩缤纷的英国情调背景中，住在乡村民居里，过着乡村人家的生活，这是一种早期的约翰·巴肯式的生活方式②，是一场国际情节剧……我们大模大样地在喀什噶尔闲逛，在长期过苦日子的房东家里吃、睡、无休无止地问问题。这个城市很明显易患间谍热，就在我们逛完市场的那天晚上，就听到有传言说，一名英国特工已从和田骑马进入了喀什噶尔，同来的还有一位扮成女人的白俄特工，这对吉尼来说是真是打击不小。在第二天晚上，我们两人又跟来自罕萨的领事馆卫兵一起踢了一场英式足球，这样，谣言流传得比大部分人的生命还要长久。”35
　　喀什噶尔英国领事馆的舒适生活终结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丝路之旅，而在中国内陆传教的教士们则是例外。盖群英、冯贵石和冯贵珠(Evangeline French)在1928至1932年间，花了大部分时间在丝绸之路南北两条线路上旅行并传道。她们写了关于她们经历的几本书：三人合写的《沙漠日记：中亚来信》于1934年出版，该书侧重描写了她们旅行生活中宗教方面的内容，讲述了漫长绿洲上基督教社区的幸福生活；盖群英和冯贵石合著的《戈壁滩》一书则详细描写了旧丝绸之路北线上的戈壁滩和罗布沙漠上绿洲城市的当前形势。
　　嘉峪关，长城最西端的古老要塞，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仍然是古老贸易路线上繁忙的一站。那里有店铺，旅行者们可以购买“烟草、烟卷、火柴、用矮小的鸢尾草叶捣碎成纸浆做成的草纸、在小饭馆中吃无味的食物时当佐料用的掺着粗盐的小包红胡椒、男人在腰间和脚踝处扎系裤子用的结实的手编布带、用于修补马具的皮带……铁匠铺总是非常热闹，门前竖着一根木桩，上面拴着绳子和滑轮，看上去就像中世纪的刑具，但它仅仅是用于在钉掌时对不驯服的动物的一种吊锁装置。对于骡子，要想制服其暴躁的性子，只要把它的尾毛系在衔铁上就足够了，而对其他动物则不得不把它们拉离地面才能完全阻止它们踢人。”
　　“铁匠，有时也是这一地区的兽医。马车夫们总是饶有兴味地观看，铁匠们是怎样给遭受沙漠折磨的动物服药、把针钉入病骡子的舌中和实施难度更大的手术的，例如切除动物鼻软骨来治愈抽搐。”
　　嘉峪关的小旅馆一直十分忙碌。“旅行者们来到这里，住上一两夜……然后又上路了。他们都在日落或日出时来到这里，一些人夜间赶路，一些人白天启程，所有的人都因旅行而精疲力竭。他们来自中国各地，前往最偏远的边疆……这些为了生计而奔波的男男女女们形成了川流不息的人群，他们熙熙攘攘，对生活和关于遥远的地区的讯息了然于心。”36
　　她们参观了敦煌(曾在那里治疗过马仲英的枪伤)，惊讶于这个地方的神圣和洞窟彩绘壁画的美丽。距积满沙子的千佛洞不远的敦煌绿洲上是肥沃的土地，她们非常详细地把这片土地描写了一番：“春天，果园中开遍了梨花、桃花和油桃花，所有的田野都被发芽的稻苗染绿，每个田垄上都覆盖着青色的沙漠鸢尾草。不久，当果树花谢了之后，罂粟又开了花，覆盖了大面积的土地，就像给大地盖上了一层薄纱，有时从最淡的粉红色变化到深玫瑰色，有时深红色中又抹上了银灰色。整个夏天这块土地出产一系列的农作物，包括小麦、玉米、小米、高粱、大麻和豌豆，也有大量的蔬菜如茄子、红辣椒、土豆、多种豆类、萝卜、芹菜、洋葱、韭菜、金南瓜和绿黄瓜。在不同的季节，田野里变换着成片的青亚麻、粉红色的荞麦和金黄色的油菜。”
　　“在敦煌，水果的丰收让人记忆深刻，因为据我们所知这里很少歉收。在每块田野中都有成片的杏和梅、桃和油桃，之后就是‘长梗’早梨、葡萄，最后是大个头的晚梨。晚梨要小心地储藏起来，以留到仲冬食用。市场棚店中展示着成堆的多汁瓜果和被嫁接到柳树上的晚梨，这种嫁接方法可结出个大、绿色、多汁的水果，好看但没有味道。浓褐色的枣子和刚刚收集起来的胡桃如此之多，甚至于可以免费随便吃。饥饿而饱受沙漠折磨的旅行者们看到如此丰富的水果确实感到赏心悦目。即使在早春，当其他绿洲还不能供应绿色蔬菜时，敦煌的小店中就摆满了小把苜蓿(自从汉朝以来用于喂‘天马’的苜蓿)第一次发的嫩芽，之后上市的是正在开花的榆树枝，其花在面粉中滚过后再放入特制的陶蒸锅中蒸熟，就是春天的一道好菜。”37
　　尽管传教士们可偶然见到马司令，而且当时还在流行斑疹伤寒，但她们把沙漠边缘之地描写得如此宁静。她们从一个绿洲到另一个绿洲(她们不去干燥、无人居住的中央沙漠)时，注意到“鸟很稀少，但每当她们接近水源时都有水鹡鸰报信。还有一种沙色鸟，在每个绿洲都有发现”。她们跟其他很多人一样，对绿洲上的居民和贸易路线留有深刻的印象。“没有人能在这些贸易路线上旅行时而对为他们提供了帮助的各个种族、民族和部落不留下生动的印象……汉人在经商业中的能力……得到了普遍认可，当地人主要从事快捷的运输工作……蒙古和西藏猎人供应毛皮……经由能吃苦耐劳、穿梭于喜马拉雅山口的商人之手买卖，印度商品如宝石、丝巾、平纹细布和妇女面纱的饰边可换来各种花色的喀什噶尔地毯，从北京来的艺人工匠们雇佣和田苦工‘捞玉人’在河床上捞玉。”
　　丝绸之路上的语言仍是人们关注的话题。“两种占优势的语言是汉语和维吾尔语，但每一种语言又有很多方言。虽然在罗布泊南北的广大地区普遍说维吾尔语，但在官方事务中，汉语是最普遍使用的语言。从北京到西伯利亚边境，中国官方语言为旅行者们实现各种目的提供了方便。作为清真寺语言的阿拉伯语，可以在整个中亚使用。”38
　　在市场上，哈萨克妇女总是十分显眼的群体，“她们用白头巾围着脸，显得睿智而坚强，对周围发生的所有事情既心怀警惕又饶有兴趣……市场上另外一种常见的风景是吉尔吉斯人，他们戴着用艳丽的印花棉布做的羊皮镶边的尖帽，即使天气很热也穿着厚重的毛皮大衣。他们穿着高跟靴，骑着小公牛径直来到商店门口……有时会带着一只系在手腕上的羽冠鹰……蒙古人从来都没有悠闲地出现在市场的人群中，只是在有必要的生意时才去那里。他们通常牵着一峰驮着大宗兽皮的骆驼……一个奇怪的群体有时出现在市场上：一个人牵着驴，在拥挤的人群中穿行。他戴着一顶银丝绣花小帽，穿着一件长大衣，大衣没有系扣，松松地挂在身上。在他后面几步远的地方跟着一位可怜的人，脸完全被用马毛编织的厚厚的黑面纱遮盖住，头上顶着长长的黑大衣，空袖管悬挂在两边，在胳膊处有什么在微微的颤动，看得出这是个抱孩子的妇女。这是一个乌兹别克家庭，显示出在这个穆斯林国家中妇女所蒙受的屈辱和强加给她们的低下的地位。”39
　　盖群英和冯贵石观察到了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运输情况。这是绿洲内最普通的运输形式，“这位新疆人赶着小毛驴”，驮载着“瓜、蔬菜和水果——杏、桃、葡萄和梨，品种随季节而变化”。还用驴驮运“编织得稀松、没有染色的棉布卷”。汉人更喜欢马车，由体型大、长得壮的骡子拉运，骡子是在肃州以巨大的利润卖给富裕的东干人的。在肃州，马车夫要买“强壮而经受过沙漠磨炼的力畜”返程，而且通常花钱买“上好的新疆马，这种马在准噶尔很便宜，但在中国中部却卖到很高的价钱”。40
　　要走更远的路的话，骆驼是最优秀的工具。“中亚骆驼是一种和阿拉伯沙漠中敏捷善跑的单峰骆驼迥然不同的动物。它属体型庞大的巴克特利亚种，背上双峰为乘骑者自然形成了驼鞍，商队的训练又使其步伐缓慢而稳健。这种骆驼从小就跟随商队一起跋涉，随着长长的队伍前进就成了自然。它出生在路边，在出生的最初几天里就被母亲用一只木摇篮驮在背上。在还不到一个星期大的时候，这只小而瘦骨嶙峋的骆驼(似乎只有腿和峰)就时常跟在妈妈身边跑，总是把鼻子抵在妈妈的乳房上，摇篮有时仍用于休息和睡觉。小骆驼进步很快，不久就学会了跟路。它驮载的东西都是根据它的体力严格控制的，到4岁左右它才能满载货物。除了商品之外，商队总是有五花八门的货物要携带，有床上用品、备用衣服、帐篷杆、做饭的大铁锅、三角架和小一些的做饭器具、袋装面粉和糌粑(炒大麦)，这样的零碎物件体积庞大却不沉重，尚未长大的小骆驼就可以帮忙驮载这样一些较轻的物品。”
　　“骆驼的体力根据其体形和年龄而不同。但赶骆驼的人有一种总能成功的方法，他们靠这种方法试验出每头骆驼的驮载量与其体力是否相称。每当它跪着被驮上货物时，它总是咆哮不已，显示不满，但它的主人并不理会，继续在它身上加载重量直至骆驼安静下来，这时主人就知道，它的负载量已足够重了，就不再增加了。到4岁时，骆驼的鼻孔内壁就要用木钉穿透，之后透过洞眼系上绳子，这样就可以用绳子控制小骆驼，使之根据主人发出的信号跪下或站起。木钉就是一根细木楔，把一头削尖，然后用它穿透骆驼的鼻孔内壁。木钉上还安装着木制或皮革垫圈，以免擦伤骆驼脆弱的软骨组织，而且钻孔位置要非常仔细地确定……骆驼一般都脾气大、易怒，它对不友好③的举动的唯一反应就是喷出一堆令人恶心的反刍食物(这是骆驼在烦恼时反刍形成的东西)，喷在惹麻烦的人身上。”41
　　戈壁滩上的邮递员，自汉朝以来一直是骑着毛驴送信。盖群英描写了邮递员到达一个小酒馆时的情景：“我坐在炕(砖砌平台床)沿上，懒洋洋地看着马车夫整理马具，往轮子上洒水，喂骡子，这时……我看到一个衣着考究的中国人出现在大门口，左顾右盼，明显是想找人问路，我确信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来访者。过一会儿，店小二进来了，手里拿着一张很大的腥红色名片，名片上说蓝天邮递站胡站长请求允许拜见我。由于我浑身是污秽，坐在泥土上，周围全是土，我觉得很不适合接待像我刚才看到的那位先生那样体面的来访者，但他到达门口的时候，我还是站在那里迎接他了……蓝天邮递站站长个头不高，身材优美。他的鞋不大于四号，手套不大于六号。他穿着灰色丝绸长外衣，直垂到脚踝，头戴一顶圆缎帽，脚穿黑缎鞋，他非常小心地择路避开了院子里七零八碎的东西，鞋上看不出沾有丝毫泥土的痕迹……”
　　“这个身心俱疲的人刚刚从为期六个月的旅行中返回来，他行程的目的是把他父亲的遗体从戈壁滩中的临时安放地搬运到湖南老家的地下灵堂中。棺材此前寄放在城外的一个寺院中，这位儿子没有守灵三年就履行了最后一道尽孝义务：把父亲的遗体用担架抬回祖先家中。”
　　他说他有几袋信件要交给夫人们：“‘有来自英国、美国、挪威的，还有来自丹麦的一个小邮包，包中好像是食品。在这么多的邮件中有很多都是汉语杂志，由于这个地方书很稀少，我就忍不住打开邮件读杂志。我也把一些杂志拿给了一位朋友看，但现在既然你们已经来了，我就马上给你们要回来……还有一个邮包，地址写明是从汉口寄给您的，里面是一只鞋。我敢肯定另一只鞋在邮寄过程中被偷了，所以我派了一位追踪者去沿路各个邮局查询，对此将会进行一次彻底的调查。’实际上这仅仅是我的一个妙计：一次只寄一只鞋，这样就可以使一双沙地鞋安全地经由很多贪婪的办事员之手最终到达我的手中。但这样做的结果却大大地增加了邮局的工作量，而且当第二只鞋寄到时，也促成了胡先生个人的胜利。”42
　　胡先生是他这一行业中最后一位穿长袍、骑驴送信的人，之后机动车开始轰隆隆地行驶在了丝绸之路上。十年前，欧文·拉铁摩尔(他骑马或乘马车旅行)在一个距离乌鲁木齐还有六天路程的小村子里看到了俄罗斯总领事的到来。“‘汽车!汽车!’整个村子的人或涌向门口和窗户，或闹哄哄地挤在土平房的房顶上。小汽车冲过去了，咆哮着，还发出尾气的臭味。”
　　一个精明老练的男孩，忍不住引用《柳中风》里的话说：“‘它只不过是一辆蛙车’……他说的是天津话，指汽车喇叭声音沙哑。但当这个村子的村民回过神来后，他们以一种被征服的充满惊奇的语气谈论着。‘那样的东西怎样过玛纳斯河呢?’一个圆形脸的男人问。”43
　　那样的东西怎样过河?这个问题使鄂立克·泰克曼先生陷入了沉思。他在1935年乘坐两辆福特V8型卡车从北京来到了喀什噶尔，一辆是新的，一辆是从斯文·赫定的一支中瑞探险队淘来的。他不仅使用赫定的旧卡车，也雇佣了赫定的一个司机，“赛拉特，一位察哈尔蒙古人”。随着赫定在沙漠旅行中损失人员的名声的传播，当泰克曼第一次提到“去新疆进行另一次旅行的话题时，赛拉特看上去闷闷不乐，他明确表示，在他跟随赫定最后一次去新疆之后，再也没有什么能引诱他去那里冒险了”。44他的这种反应丝毫不让人感到吃惊。
　　卡车要用渡船运过河，在沙漠行走对卡车来说也是极为困难的，特别是下雨后“就要不断地挖坑，不断地使用绳索、席子，这使人极端地沮丧”。45泰克曼尤其担心的是，他的探险队在车轮下陷之后易受土匪攻击。然而邮递站胡站长却勇敢地说他愿意使用卡车，但他乘坐的卡车在过一条灌溉渠道时却几乎倾覆，他也差一点在这次事故中丧命。三天后，他死于休克。
　　英国领事馆今天仍然屹立在喀什噶尔，但它却被淹没在周围更高的楼房当中。原俄国大使馆旧址(也就是从19世纪晚期直到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结束一直严密监视英国行动的地方)也建起了一座大旅馆。但不妨说一句，这些旅馆所提供的服务，无法跟当年英国总领事馆的乡村院落对满身尘土的丝绸之路旅行者的亲切招待相提并论。
　　①可供儿童玩耍的游戏室。——译注
　　②约翰·巴肯在其作品《39级台阶》中虚构了一个平民卷入间谍战的故事，充满悬疑和惊悚。“约翰·巴肯式的生活方式”意指旅行生活充满悬念、惊奇和多变。——译注
　　③原文friendly，疑为unfriendly之误，意为“不友好的”。——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