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贯穿草原的丝路中，主要交易的大宗货物，除了丝绸之外，数量最大，持续时间最久，也最值得大书一笔的便是茶叶，是与欧亚诸国及周边少数民族开展的“茶马互市”。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是世界最早发现茶、培育茶、饮用茶并创造了灿烂茶文化的国家。唐代茶圣陆羽所著中国首部茶叶专著《茶经》问世后，人们便以为茶叶自唐代方为人所知所用。这其实是误解，早在陆羽之前约800年前的西汉，王褒的散文《童约》中就出现了“茶具”这样的字眼，并且提到如何汲水，如何煎用，如何储藏等。这表明，茶叶很早就有饮用程序技巧，收藏器具等也到了十分讲究的地步。那么，由此推测，茶叶的发现和饮用不定远在三皇五帝之世，几乎与中国青铜器、陶瓷、中药材这些国粹同时诞生的呢!
　　陆羽说“茶者，南方之佳木也，巴山峡川生焉。”意思是说，茶叶是南方生长的植物，诞生之地在巴山峡谷，之后沿汉水传入江南、沿海，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茶叶截至目前最北的生长线在淮河、秦岭以南的豫南、陕南、淮南。再往北，就见不到茶叶的踪影了。
　　生活于北方的草原游牧民族，由于以牛羊肉和高寒青稞炒面为主食，要利于肠胃吸收消化，急需茶叶辅助。所谓“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这表明茶叶为草原游牧民族生活所必需。但北方地区不产茶，只能从秦岭以南茶叶产地获取。这就形成了始于唐，盛于宋，延续至明清的“茶马互市”。
　　有史学家说，首倡茶马互市的是北宋大臣王韶。他认为北方契丹和占据河西漠北的西夏都产中原所缺的良马，而所缺是茶，可以茶易马，以解双方之困。这是桩可获双赢的边贸项目。
　　但《新唐书·陆羽传》中却说，当时占据蒙古漠北的回鹘喝茶已成风尚。“时回鹘人入朝，始驱马市茶”表明，早在唐时，中原王朝就开始了用茶和北方游牧民族易马的商贸活动。这样可以起到外安抚边民，内充实军力、驿力，活跃边贸的多重效果。这和今天抓出口贸易一样，是件能够促使茶叶生产上规模、上档次、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情。所以历代中央政府都很重视，专设茶马司，配备熟悉情况的官员和通晓胡语的翻译任通司来加强管理。
　　二
　　笔者曾查阅多种史料，仅就汉中一地产茶情况就很能说明问题。汉中在陕西省南部，是秦岭与巴山之间的一块狭长盆地。秦代设郡，始筑城郭，汉朝奠基，名声大显。陆羽在《茶经》中把汉中列为全国八大茶区之一的山南茶区，位于全国茶区最北一线，越过秦岭再无茶树。但汉中也是距北方少数民族地区最近的茶区。由于有这个优势，加之穿越秦岭的古道和汉江航运畅通，使汉中成为联系秦陇，沟通荆襄的茶叶生产和聚散重地。《宋史》载“汉中买茶，熙河易马”，熙河即今日甘肃临洮，当时是距占据青藏高原的吐蕃与占据宁夏、陕北、甘肃河西走廊的西夏最近的边城重镇，也是双方开展互市的通商口岸。
　　边贸的繁荣，刺激了茶叶生产。当时，汉中府所属西乡、洋县、三泉诸县许多农民都成为以种茶为业的专业户。方志上说“西乡产茶，亘陵谷八百余里”。当时西乡县境包括其他邻县，较今日为大，那是何等的规模与气势。就是千年后的今天，提倡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也没有达到这种规模。仅是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汉中收购茶叶便达700余万斤。加之荆襄四川涌来的茶叶，形成规模巨大的茶叶市场，吸引了周边胡汉商贩云集汉中，形成城市经济的空前繁荣。客栈、酒楼、茶肆林立，商幡招展，郁货山积。每年税收高达426460贯，成为与国都开封(402378贯)和成都(899300贯)并列的全国三大税收城市。不仅如此，有资料表明，到宋哲宗时，汉中茶叶除供北方西夏、吐蕃、突厥、鲜卑、回鹘等游牧民族之外，还远销或转销中西亚乃至欧洲。汉中茶业兴旺至明清，《明史》上说：“汉中繁华虽不及长安，亦陕西第二大都会也。”
　　至今，这种繁盛在古城汉中还有踪迹可寻。沿汉江铺镇、上下水渡皆为当年航运码头，等待运往襄樊汉口的秦巴土产、药材毛皮堆积如山；返回的船只则运载布匹棉花、青盐白糖、洋油铁器，再由车辆骡马运往秦巴大山千沟万壑中去。清人尚有诗作“万垒云峰趋广汉，千帆秋水下襄樊”，那是何等的场面和气派。
　　不仅如此，川陕公路开通的70年前，穿越秦岭的古道畅通，来自秦陇内蒙古的马帮驼队给许多老人都留下了印象。黄昏时节响彻山道的驼铃，赶夜路的客商，密如繁星的火把，还有赶驼人那高昂悲怆、响彻天际的山歌：“噢嗬嗬……哎”，悠长得无止无境。
　　三
　　“茶马互市”持续千年之久，却始终存在着麻烦和问题。明朝建国初期，由于元代由蒙古人统治，疆域空前辽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尤其历朝屡成“边患”的游牧民族，如今成了占据中原的统治者。所以元代不修长城，也不存在“边患”，边地展开“边市”不存在行政干预。明代则不同，驱赶了所谓“鞑子”，汉族重新执掌中原，被赶到草原的元残存势力及生活在北方草原的瓦剌、鞑靼等游牧部落经常南下劫掠，再次引发“边患”危机。1472年，鞑靼深入甘肃平凉一带，“如入无人之境”，大肆劫掠。蒙古各部在山西、陕西北部多次骚扰，其中一次涉及三十余县，男女被杀二十余万，损失牲畜数百万头，大量房舍被烧毁，造成大批群众无家可归，无处可逃，更无处可安生的局面。对来去迅速、凶狠剽悍又占据马上优势的对手，明王朝开始还想依赖大国天朝优势与之对垒，主战呼声很高，明英宗御驾亲征，结果三十万大军却败得一塌糊涂，连皇帝都被俘虏，这便是著名的“土木堡事件”。敌军甚至打到了北京城下，幸亏有于谦等名将坚守奋战，才勉强打退来犯之敌。打不过咋办?只好被动防御，有明一代大修长城，留下“明修长城清修庙”的古语。这样又引发滥征民力，耗费财资，制造新的矛盾。再是对小股敌人进犯，长城尚起作用，但并不能阻止敌军大规模进攻，最多是蒙古骑兵在劫掠得手后由于有长城不能马上逃离，被明军追上打过几次平手，或者是夺回被抢的物资。
　　四
　　据《明史》载，1542年，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鞑靼部主力派遣使臣到大同向明王朝表示，他们不希望再打仗，而是要求在边城开放“互市”。原因是草原缺的是茶叶和布匹，每次劫掠虽能抢到一些，但并不能满足长期的大范围的人群需要。况且，因为劫掠，边境群众纷纷逃亡，所抢有限，还要冒着与明军作战的风险，自己也有不少伤亡，不划算，不如停火，开展边贸。可是双方敌对多年，恩怨难以化解。蒙古使臣几次都被杀掉，引发蒙古骑兵南下，攻陷古北口，再次围攻北京城，并在京畿河北一带大肆烧杀。痛定思痛，明朝君臣这才认真比较利害，终于在1570年正式签订“互市”条约，即“隆庆议和”。开展以“茶马互市”为主的边境贸易。结果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边贸的展开，拉动了双方经济，著名的“晋商”就是于这次息兵戈而兴边贸中获得了机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明朝的边贸政策为清代所延续。清代学者魏源评价“隆庆议和”不仅平息明五十年之烽火，还开本朝二百年之太平。由此观之，“茶马互市”功莫大焉。但互市后还引发了边贸本身，即商业游戏规则中的一些问题。
　　开始，由朝廷设立茶马司专营，由于“茶利大兴”，利益驱动，商人便私自购茶易马。政府严令禁止，甚至动了真格儿的。明朝初年，朱元璋为严肃法纪，下令杀掉了在汉中西乡私贩茶叶、牟取暴利的亲女婿欧阳伦，但过后私贩依然如故，屡禁不止。这其中的要害是茶马官商纲纪废弛，贪污腐败，且不能随行就市，灵活处置，造成胡贩皆愿与私商易马的被动局面。
　　不得已，明政府采取官商并举之策，但仍出现“官商不济，私贩盛行”的局面。明弘治三年不得不大规模招商，完全变官营为私营，让商人直接去市场竞争，政府坐享税收之利。
　　从官营到官商合营，再到最后完全私营，这长达千年的历史纠葛，揭示了市场经济的规律，闪烁着商品法则的光辉，对于我们今天的经济建设，也应该有着深刻的启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