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国，几乎所有史学和教科书都记载和讲述过“张骞凿空”。意思是张骞是打通西域的第一人，是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尽管古今中外许多大事都并非一人一时所能奏功，比如大禹治水，注定有成千上万的寻常百姓付出血汗乃至生命，但几千年来人们对大禹治水这一说法并无异议。何况，张骞穿越西域，联络大月氏合击匈奴，乃是奉了王命，经历多方磨难，多次遇险，还遭匈奴囚禁，历时13年。临行百人使团，最后返回长安时，仅剩张骞和随从二人，仍持节杖，回朝向汉武帝述职。
　　仅此一点，就让人高山仰止。何况，张骞还带回大量西域诸国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物产、民情方面的信息。之后，他又襄赞军中，再入西域，打击匈奴，交好诸国，使远比今日新疆更为广阔的领土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使丝路繁盛千年之久，成为联结中国、印度、希腊、罗马、埃及、波斯等文明古国的纽带，对东西方物产、文化、经济与信息的交流，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张骞的历史功勋，怎么评价也不过分。这已成为史学界、文化界的共识，也为广大群众所接受。
　　二
　　但是，从19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学家、探险家和考古工作者，却从越来越多的考古实物中发现，丝绸之路的实际存在，要比张骞出使西域早300至400年乃至千年之久。张骞是西汉建元二年，即公元前139年首次出使西域。而早在公元前600年左右，中国腹地中原地区与中西亚乃至欧洲之间就存在着一条商道，中国的丝织品就开始运往这一地区，只不过规模和数量要小得多而已。支持这一论点最有力的证据是，前苏联境内阿尔泰地区出土的公元前六世纪的墓葬，发现绣着中国传统图案的丝织品、漆器和有汉字铭文的青铜镜。这批极其珍稀的文物经中外文物考古学家鉴定后，一致公认只能产生于西周时期的中原大地。这12座被称为巴泽雷克的古墓由于处于前苏联南西伯利亚冰天雪地之中，如同进入了天然冷藏库，所以虽历2600年之久，许多陪葬品依然保存完好。这宗震惊世界的重大考古发现是1947年的事情。
　　另外，美国《国家地理》刊载，西德考古学家曾在西德南部斯图加特的霍克杜夫村，发掘一座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墓，墓中人体骨骼上有中国丝绸残片。再是在克里米亚半岛的刻赤附近，也出土过公元前三世纪的中国丝绸残片。中外学者一致公认，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植桑养蚕和缫丝织绸的国家。浙江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曾发现过公元前3300年至前2600年的绢片和丝织品残片，证实了中国的桑蚕丝织业有5000年的历史。这从春秋时代就流传的《诗经》中许多篇章有蚕桑丝织活动的生动描写也可得到证实。这就具备了丝绸制品开始传播流入到西方的可能性。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公元前五世纪)，曾多次提到波斯人穿着华丽、昂贵、奢侈的丝质衣衫。这是公元前五世纪波斯已有丝织品的记载。至今为止，国外发现我国最早丝织品的实物证据，是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学者确认的，在埃及一具公元前十世纪的木乃伊头部裹有一束中国丝绸残片，经鉴定为战国早期产品。这些尽管不是系统或大量的记载，但已表明中国丝织品确实在传统丝路开通前的300至400年间，甚至上千年间，就由中国流入西方，尽管数量不可能很大。
　　提起丝绸之路，中外学者一致确认的路线是：从汉唐古都长安出发，可由三条路线进入河西走廊。一条沿泾水西行，经泾阳、平凉、固原而至武威，也即古凉州；一条沿渭水，即关中平原，经宝鸡、陇县、通渭至兰州；另一条由临洮往南走临夏，入青海、西宁至扁都口，穿越祁连山，再至张掖。三条路线皆会聚于敦煌，由此再分三道：南道出玉门关，经鄯善沿昆仑山北麓和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经喀什，越帕米尔高原可达巴基斯坦，即古印度；中道沿天山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经阿克苏、库车至喀什与丝路南线交会，这大致是唐玄奘取经所走路线；北线则出阳关后，沿天山北麓西行至碎叶城，经里海、黑海到达欧洲。人们认定的这三条路线，相互又有许多支线互相勾连，如回中道、羌中道以及经青海、西藏到印度的唐蕃古道等。
　　但是，前苏联境内巴泽雷克古墓群却不在这三条路线所能辐射的区域之内，因而学者们推测在公元前七世纪至公元二世纪横贯欧亚大陆，也即最早的丝绸之路，是从中国内陆出发，经蒙古高原，穿越草地一直向西，越阿尔泰山，沿今发源于中国境内的额尔齐斯河，穿越南西伯利亚草原到达欧洲。这一地区发掘的考古资料，以及历史记载和历史事件都为这些推测提供了翔实的证据。
　　草原丝绸之路的兴起，有学者认为与匈奴西迁有关。考虑到当时草原的辽阔无垠，故草原丝路也有南北两线。北线大致为东起西伯利亚高原大小兴安岭，经蒙古草原向西，再经咸海、里海、黑海直达东欧。南线东起辽海，沿燕山、阴山、天山北麓，西去中亚、西亚和北欧。应该说草原丝绸之路与世界草原分布紧密相关。我们面对地图，大约两个世纪之前，还可以看到东起大海西至伏尔加河流域，几乎还分布着延绵不尽的高山、激流与湖泊，分布着广袤的森林、丘陵和草原。那里有丰美的水草，有游牧民族的踪迹，自然就有草原丝路如网般的遗迹。我国的古籍《穆天子传》也能从另一个方面证明，早于张骞“开凿”传统丝路之前，草原丝绸之路的存在，或者至少东西方已经有了交往。《穆天子传》尽管有神话的成分，但任何民族的神话都包含着这个民族史前先民的行踪，不可能完全虚构。再是书中对西域山川地貌的描述也与西域实际接近。同时，昆仑玉在春秋战国已在中原内地存在的物证也为“神话”提供了一些佐证。
　　三
　　此外，还必须考虑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在几千年前，古人开辟这条草原丝绸之路必须依靠马力。而在那个时代，中国北方的草原恰恰养育了许多游牧民族，骏马是与他们朝夕相处的伙伴，牛羊是他们取之不尽的食粮。那时水草丰茂，牛马健壮，这些游牧民族也正处于人类血气方刚的年纪，只有奔腾的骏马无止息的奔跑，才能满足他们的雄心和好奇心。每年，他们由东向西，或是由西向东，都要进行大规模的长途迁徙，这便是“逐水草而居”的由来。
　　正是这些游牧民族代代相袭，历经岁月，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马背上的民族，所以最早开辟丝绸之路的历史重任也只能由他们来承担。这条由骏马从自然发现到自然踩踏出来的商道注定离不开草原，“以所多，易所鲜”则是所有民族在商品原始交换阶段必须遵循的法则与规律。游牧民族在大迁移、大转场的过程中，以自己多余的物品交换缺少的物品是很正常的事情，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与此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老马识途，草原商道一旦形成，便会代代相袭并发扬光大。草原商道的特点是一直在草原上跋涉蜿蜒，这样便可自然解决马匹沿途的草料。每当夜色降临，商旅歇息的时刻，尽可让驮马在夜色中大啃丰饶的水草。马恋群，完全不必担心马匹离开商队马群。
　　草原丝路与海上丝路、西南丝路一样，都是中国古代丝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都曾为中外交流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样值得去寻访探究，去凭吊叩问，也更值得去旅游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