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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帅红军东征

    
    战略抉择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揭开了毛泽东统帅红军渡河东征的序幕。
    12月23日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指出,“第一方面军行动部署之基础应确定地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并把‘打通抗日路线’作为中心任务”,“即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12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拟定了《关于40天准备行动的计划》。之后组成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毛泽东任总政委,彭德怀任总司令,叶剑英任总参谋长,杨尚昆任总政治部主任,全面铺开了东征的准备工作。
    此时的山西,正值经济复苏时期。号称土皇帝的山西军阀阎锡山,既表面听命于蒋介石,又暗中与日本勾勾搭搭,更时刻防范红军渡河入晋。他派出4个旅的督军配合蒋介石入陕“剿共”,同时调集13个师所属26个旅的晋军密布于千里黄河东岸,严防红军染指山西。
    1936年1月31日,毛泽东在靠近渡河点的延长县城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会议开始争论很大,主要是怕红军东征丢掉陕北根据地。毛泽东反复陈述红军东征必须执行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希望通过东征在吕梁山建立一块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互为犄角。在山西扩红、筹款,以解决陕北根据地的军需。黄河渡口一定要保证在红军手中,使过河红军进退有路。会议据此对渡河作出周密的部署。2月3日,洛甫、毛泽东、彭德怀联名致电周恩来等:“我军决定由上游渡河,主要作战方向仍应在东边。”
    2月6日,毛泽东率红军总部人员到清涧县铺子洼黄河边视察对岸敌情。这天,大雪纷纷,山野雪白,连绵的群山银装素裹,犹如蜡象奔驰。毛泽东浮想连翩,回到宿地,挥笔洒下了千古名篇《沁园春·雪》。
    2月18日,毛泽东、彭德怀在延长县左峪村召集红一方面军的团以上干部会议,联名下达《一方面军关于东渡开辟临时吕梁山脉附近根据地之作战命令》。
    2月19日,毛泽东电示各渡河部队:“渡河时间不可参差,一律20号20时开始,以聂荣臻的表为准。”
    夜,悄悄地退走,又缓缓地来临。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的那只旧表,虽然又重又大,但它将统一全军13000人的行动,把中央的决策化为火与血的现实。
    渡河东征
    2月20日20时,一场威武雄壮的渡河战斗打响了。一夜之间,红一军团突击部队从绥德县沟口村偷渡,在河东中阳县坪上村登岸,进逼中阳县城。红十五军团突击部队从清涧县河口村偷渡,在河东的石楼县贺家凹、嘴头、转角约20里宽的各渡口登岸,直扑石楼县城。2月23日,毛泽东率红军总部人员及两个军团全部渡河,赶赴石楼前线。万余红军突袭石楼、中阳一线。5日之内,击溃晋军5个团,俘1200余人,阎锡山苦心经营的黄河壁垒就此崩溃。阎锡山急令驻陕晋军回守河东,同时电请蒋介石派军援晋。各路晋军齐向孝义、汾阳、中阳、石楼、*(左阝右显)县诸城的腹心要地兑九峪镇集中,妄图在这里“聚歼”红军主力。
    3月初,两个军团的红军主力会师于*(左阝右显)县西北重镇大麦郊,准备东出大麦郊附近的兑九峪镇,开创吕梁山区根据地。毛泽东率红军总部由石楼县的西口村东移,于3月6日到达大麦郊,住在一座叫“城门里”的南厅里。
    3月7日,毛泽东在“城门里”南厅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为党与红军的重要任务”,“第一期以经营山西为基本战略方针。”会上,毛泽东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特别指出:目前,阎锡山将晋军集中在兑九峪一带,要与红军主力决战。我们呢,必须集中两个军团的力量,在兑九峪给阎锡山一个沉重的打击。而后分兵进击,各撒一网,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扩大红军,筹集物资,开创吕梁山根据地,为对日作战作准备。彭德怀、叶剑英、杨尚昆、聂荣臻等先后发言讲了打胜兑九峪会战的意见。毛泽东集中大家的意见,作出以兑九峪为中心,两个军团南北夹击,围点打援,歼敌一部或大部,快速撤出战斗的部署。
    3月10日清晨,毛泽东、彭德怀在金斗山上指挥战斗。双方激战达白热化程度。一些山头、峡谷、村庄、院落,要经过几个回合的反复拼杀。阎锡山决心在兑九峪“全歼”红军主力,将4个纵队加预备总队共14个团投入“火海”。在窄小的战场上,红军面临以寡敌众的危局,连金斗山指挥部也屡遭晋军炮火的袭击,还几乎被一股晋军顺山沟摸了上来。毛泽东、彭德怀当机立断,决定红军撤出战斗,分路向深山转移。各路红军统计战果,打垮晋军2个师,消灭其中3个团。这是东征以来激战最烈、歼敌最狠的一次战斗。
    毛泽东率红军总部在掌灯时刻转移到孝义县郭家掌村,立即同彭德怀、叶剑英、杨尚昆等抓紧研究下一步红军的行动方案。大家认为,阎锡山为“聚歼”红军,已将大部主力集中在以*(左阝右显)县、孝义为中心的晋西一带。红军正可乘机分兵扩展,工作重点转向扩红、筹款,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开辟新的根据地。
    3月12日,毛泽东在郭家掌村的一孔窑洞里主持召开红军的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扼要地介绍了国内形势和渡河以来红军取得的一连串胜利,然后详细部署了兵分3路的行动方案:十五军团的七十五师、七十六师为左路军,挥师北上,威胁太原,转战晋西北,相机挺进绥远、察哈尔抗日前线;一军团为右路军,长驱南下,挺进晋南,分兵上党,相机挺进河北抗日前线,毛泽东、彭德怀率红军总部、特务团及七十五师一个团为中路军,转战晋西*(左阝右显)县、交口、石楼、永和一带,牵上晋军主力在山沟里兜圈子,掩护左右两路军北上南下。
    左右两路红军南北出击,连战连胜。一军团转战晋南20多县,“10天功夫扩大了红军3000以上”。十五军团执行北上任务,先头部队先到太原晋祠附近虚晃一枪,然后随军团主力挺进晋西北。3月31日,刘志丹率红二十八军东渡,与十五军团在兴县白文镇会师,共同在晋西北20多县扩红、筹款,发动群众斗争土豪劣绅,组织区村苏维埃政权。
    毛泽东、彭德怀率领的中路军,在掩护左右两路军胜利出击之后开始了新的行动。这支队伍很小,只有几百人枪,但后面却拖着一个大尾巴。晋军主力孙楚的第四纵队总认为抓住了红军主力,跟在中路军后面穷追不舍,但他就是摸不着红军的形影,接不上火,只能拖着机枪大炮在山梁河岔里兜圈子。红军却一路行军,一路做群众工作。在石楼、中阳、*(左阝右显)县、交口、孝义一带,建立了20多个区、村苏维埃政权和十几支红军游击队,在中阳县还召开了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
    辗转在深山沟里的毛泽东,身在东征前线,心系全国政局,3月20日在大麦郊附近的上益千村,同洛甫、周恩来、博古、张浩、彭德怀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关于建立与发展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决定派周恩来为中共全权代表到肤施(延安),与张学良谈判合作抗日大计。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会谈,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达成共识,确定了一致抗日、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帮助东北军培训抗日干部、进行抗日教育等具体协议。在此之前,毛泽东还曾与第十七路军将领杨虎城等书信往来,双方业已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现在,中共与东北军张学良又结成共同战线,形势顺转,毛泽东对红军的下一步战略行动进行着新的考虑。
    回师陕北
    红军渡河东征已经两个月了。两个月来,红军转战山西50余县,打垮晋军5个师,消灭其中5个团,斩断了阎锡山苦心经营的黄河封锁线,把围攻陕北红军的国民党一部分军队“调”回山西,巩固了陕北根据地。红军则补充了近万名新兵,筹款40万银元,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红军在晋西不少区村创立苏维埃政权,组织红军游击队,秘密发展共产党员,在山西播下了抗日的火种。红军东征还扩大了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尤其对平津、华北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声援作用。但是,红军当时处境也极为严峻。蒋介石陆续派出10万援军入晋,妄图聚歼红军主力于山西,红军已由南北进击转为全面防御。如果红军继续在山西作战,势必发展成大规模内战,于联合抗日大局相左。于是,毛泽东与彭德怀等果断决策:保存国防实力,红军回师陕北,推进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4月22日,毛泽东、彭德怀发出《为突破封锁线或西渡给各兵团行动方针的训令》。4月28日,毛、彭致电周恩来和各军团首长,指出:“方面军在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因此,我军决定西渡黄河,第一步集结于延长地域”。毛、彭还致电洛甫,提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新的行动方针。
    4月底,中共中央在山西永和县赵家沟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回师陕北的决定。各路东征红军按照统一部署,甩开敌人的围追堵截,奔向指定的渡河地点。周恩来召开河西各县县委书记会议,部署迎接主力回师的有关事项。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同红军渡河指挥团团长张云逸保持联系,准备船只,训练船工,保护渡口安全。
    5月2日,毛泽东、彭德怀下达回师西渡命令。当日晚开始,东征红军按规定顺序从清水关、铁罗关、永和关、平渡口、辛关渡、于家嘴等渡口过河,进至延长、延川、永坪地区休整。毛泽东率红军总部部分人员夜宿河东永和县上退干村,坚持指挥全军渡河,5月3日从于家嘴渡口西渡。
    5月5日,毛泽东等安抵延川县杨家圪台。当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朱德以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向全国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宣告:“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执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每次向国人宣言停此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仍然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
    至此,在山西转战78天的红军东征宣告结束。
    (杨小池)

毛泽东在陕北/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