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8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四方面军组成的左右两路军通过了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当张国焘随同左路军主力到达阿坝地区后，以种种借口，拒绝执行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向中央提出南下川康边界之天全、芦山等地的计划，并要已经到达班佑、巴西地区的右路军跟他退回去。随右路军行动的毛泽东和党中央立即于9月9日和11日，两次电令张国焘立刻率军北上，不得违误。张国焘却密电自己的亲信——右路军政委陈昌浩，命令右路军全部南下，如遇阻挠，则“彻底开展党内斗争”，阴谋用武力危害党中央。
    毛泽东获悉密电后，立即与张闻天、秦邦宪等研究，认为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在这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党与红军命运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果断下令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迅速离开巴西，脱离危险区域。
    9月12日，中央红军到达俄界，党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同四方面军领导者张国焘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会议依据毛泽东的报告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坚持向川康藏边境退却的方针是错误的，张国焘为了贯彻自己的错误方针，采取了分裂红军的罪行，更是不能允许的。号召四方面军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作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和红军。会后，毛泽东亲率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袭占通渭城，翻越六盘山，昼夜兼程，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的吴起镇，11月初到富县与红十五军团会师，结束了中央红军历时一年的长征。
    张国焘在企图胁迫毛泽东、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南下的篡权阴谋破产后，气急败坏地于9月15日发布了《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下达了“南下命令”。当部队到达西康的卓木碉时，张国焘便公开打出反党旗号，于10月5日另立“中央”，作出了《关于成立第二中央的组织决议》，宣布成立了他的所谓“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团中央”等一整套机构，自封为“中央主席”。并以另立的“中央”名义开除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人的党籍，还下令通缉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12月5日，张国焘狂妄地致电已经到达陕北的党中央说：“(1)此间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2)你们应称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3)一、四方面军名义已取消；(4)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情况报来，以便批准。”
    “南下是绝路。”毛泽东批评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话完全得到了证实。四方面军南下后，在川康边境受到优势敌人的阻击和围攻，红军指战员虽迭经苦战，转战数月，但终难立足。1936年2月，敌人又集中力量向红军据守的天全、芦山等地大举进攻。红军在强敌面前陷于困境，被迫转移到西康的甘孜地区，这时的红军已经由南下的10万人减少到4万人。事实证明，张国焘分裂党，南下退却是完全错误的。
    分裂不得人心。1936年1月22日，鉴于张国焘分裂党的严重罪行，毛泽东提议，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张国焘立即取消他自立的“中央”，放弃反党立场，停止一切反党活动。同时，在党内公布了俄界会议的决定。跟随张国焘南下川康地区的四方面军指战员，在事实的教育下也逐步认清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真面目，全军要求北上的呼声日渐高涨。张国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内心十分恐慌。特别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来电，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北进路线是正确的，高度评价了中央红军的英勇长征，责令张国焘立即取消另立的“中央”。这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无疑是当头一棒。陈昌浩也转变了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孤家寡人的张国焘，被迫致电党中央，表示“原则同意”党中央的路线，并“急谋党内统一”。
    为了使张国焘取消另立的“中央”，毛泽东和党中央通过电报往来，做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并从实际出发，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解决办法。主要是：(1)张国焘必须取消另立的“中央”；(2)可以成立西南局(后改为西北局)，直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暂与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取协商方式；(3)目前策略路线基本上已有了一致意见，过去的分歧不谈。经过几个月的斗争和各方面的说服教育，1936年6月6日，张国焘被迫宣布取消了另立的“中央”。
    (李明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