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平津乌云密布，华北危在旦夕!各界爱国人士纷纷要求各党、各派、各界合作抗日，一致对外，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势力，顽固地坚持对外一再妥协退让，对内“剿共”的反动政策，置民族危亡于不顾。
    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
    1935年8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公开发表了提出建立广泛的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举行扩大会议，确定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各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紧接着，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他精辟地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利用地主买办营垒内部矛盾的可能性问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他又特具战略眼光，强调中国共产党还必须取得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指出了根本方向。
    (一)
    在中共中央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后，毛泽东率先展开了对东北军、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直罗镇战役刚刚结束，毛泽东即向原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贾拓夫询问中共在十七路军中的工作情况，贾拓夫迅速找来了曾在十七路军中做过地下工作的原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汪锋。
    汪锋从瓦窑堡赶来富县的第二天晚上，在道德原东村的一孔土窑洞里，一盏马灯闪亮着灯蕊儿，将一个伟岸的身影清晰地映现在窑洞门旁的方格窗纸上。毛泽东手持烟卷，稍显疲惫的清癯的脸庞上，一双眼睛透着深邃的目光，使人一看，便感到其内在的巨大精神力量。他首先很关切地询问了许多陕北同志的情况，然后静静地听取汪锋关于十七路军情况的汇报，有时踱几步，若有所思。
    待汪锋讲完后，毛泽东很温和地说：十七路军是典型的地方势力，他们要扩大实力，控制地盘，和蒋介石、中央军是有较突出的矛盾的，杨虎城和他的军官们也是有抗日思想的，争取他们与我们互不进攻、联合抗日，成功的可能性是大的，但也有一定的危险性，这次派你去和他们谈，要谈和，一定不要决裂。
    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以他和彭德怀的名义，给十七路军总指挥兼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写了一封长信，从十七路军前途利益出发，分析时势，揭露蒋介石一方面利用十七路军打红军，使两败俱伤，一方面调东北军入陕主军事，从甘肃调邵力子入陕主政务，离间十七路军将领叛杨附蒋，以达其排斥、分化、消除十七路军之险恶目的。恳切陈辞，诚请杨虎城将军能以民族利益为重，与红军化敌为友，“联镳并进”、“抗日讨蒋”。同时，毛泽东又致信杜斌丞、邓宝珊，希望他们促成红军与十七路军的停战联合。
    汪锋持信赴西安后，应杨虎城将军之请，中共北方局情报局局长王世英亦抵西安，与杨虎城将军商谈。1936年2月下旬，汪、王回到陕北。此时，毛泽东等已率部渡河东征，王世英于3月初到达山西前线，向毛泽东等当面汇报。毛泽东、周恩来等决定派王世英再与杨虎城谈判。经几次商谈，1936年4月初，王、杨在韩城达成以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交通站、同时做抗日准备为中心内容的四项口头协议。红军与十七路军的停战联合初步形成。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也达成了停战联合抗日的秘密协定。早在1935年10月，毛泽东即亲自写信给东北军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向他解释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抗日政策，希望他能为东北军停止“剿共”，转向抗日而努力。直罗镇战役之后，毛泽东即指示把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次战役中所俘虏的东北军三个师的中下级军官120余人集中在瓦窑堡，成立“解放军官学习班”。毛泽东亲自讲课，讲解中国共产党的优待俘虏政策，指出“拿符枪是敌人，放下枪就是朋友”，号召东北军官兵抵制内战，与红军作抗日的朋友。春节期间，毛泽东还专门看望大家，和他们聚餐。通过教育，俘虏官兵的思想态度有了明显转变，对中共联合抗日的诚意有了正确认识，纷纷表示再不能打共产党了，联合抗日才有出路。许多人报名参加抗日同盟会，有些人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中央决定送他们回到东北军去，并将被红军全歼的东北军骑六师十七团的全部马匹枪支送还。这些诚恳的做法，深深感动了东北军官兵，甚至使张学良也受到震动。
    在对东北军中下层进行统战工作的同时，毛泽东又非常重视对东北军上层、尤其是张学良本人的统战工作。1936年1月16日，毛泽东电示在前线的彭德怀，派伍修权将瓦窑堡会议决议送给驻洛川的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等。1月25日，毛泽东又亲自起草了红军将领《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红军愿首先同东北军联合起来，为全国人民抗日的先锋，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特别是原曾任张学良卫队营长、与张私交甚好的东北军战俘高福源提出，回去劝说张学良停止“剿共”、联合抗日要求后，毛泽东高度重视，批准了高的请求，并亲自写信给张学良将军。中共中央与东北军上层有了关系。
    1936年2月19日，东北军在洛川与红军建立电台。2月25日，中共中央代表李克农与东北军代表王以哲，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互不侵犯、各守原防”、恢复交通运输、保护通商等口头协议，并约定3月5日起生效。3月5日，张学良与李克农会谈。3月16日，毛泽东在东征前线山西石楼主持会议，听取李克农汇报，决定派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与张学良会谈。会上，毛泽东诙谐地笑着说：克农呵，人家嫌你官小哩。晚8时，电告王以哲，请张学良确定具体的会谈地点和时间。4月6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学良、王以哲，通知周恩来的行期和联络地点、以及会谈的5个问题。9日晚，周恩来、李克农和张学良、王以哲、刘鼎在肤施(延安)会谈，收获极大，出乎双方预料。双方在一切重大问题上取得一致，并开始准备联合抗日。
    至此，在毛泽东的主持推动下，红军已与相距最近的十七路军、东北军实现停战，并为进一步联合打下了良好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首先在西北取得成功。
    (二)
    中共中央自瓦窑堡会议后，一直酝酿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怎样对待蒋介石集团的问题。
    华北事变以后，英、美以及中国国内各地方的实力派，日渐不满日本势力的日益扩张和蒋介石对日政策的再三妥协退让，这就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为自身统治计，考虑抗日问题。1935年11月，国民党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蒋公开表示“和平到完全绝望时期”，“牺牲到最后关头”，他即“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一二九运动促使蒋介石于12月接替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并将亲日派骨干大部分解职。南京政权发生变化。
    早在1934年底，蒋介石即授意陈立夫秘密寻找与中共的联系。1935年秋始，国民党中央通过多种渠道与中共北方局、长江局、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有了接触。1936年1月，蒋介石通过宋子文托其姊宋庆龄先生与中共联系。宋庆龄将时在上海以牧师身份为中共工作的董健吾请到家中，交给他一封密信，要他亲自送往陕北，面交毛泽东和周恩来，传递国民党中央愿同中共中央就抗日问题谈判的信息。2月27日，董健吾到达瓦窑堡。3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从山西东征前线致电博古等转董，对南京方面的觉悟与明智表示欢迎，并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提出中共关于谈判的五点意见。董健吾携“五点意见”于3月10日回到上海。
    鉴于以上种种情况，中共中央自1936年初起，已认识到把“抗日”与“反蒋”并提是不适当的，“自2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正如周恩来在肤施会谈时告诉张学良的，“毛泽东同志也有这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括蒋——笔者注)想法”。4月9日，毛泽东、彭德怀电告张闻天：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在这口号之外同时发布主张内战的讨蒋令，在今天是不适当的。”为促进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避免内战，保存抗日力量，中共中央决定红军撤回河西，结束东征。5月5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朱德以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誉，向南京政府及其武装力量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这个通电实际上向全国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反蒋”政策，已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
    五五通电发表后，国民党方面提出国共谈判4条件，并主动给了汉口的一个电台呼号，希望与中共中央建立电讯联系。6月1日两广事变爆发，7月10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蒋介石拒绝签字承认伪满洲国，并公开表示准备对日作战态度。
    鉴于几个月来形势的发展，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坚持实事求是，经屡次开会研究，确定了逼蒋抗日的总方针。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对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全面评价，指出国民党蒋介石自其五大以来在对日态度上虽有变化，但并未彻底改变对内打内战、对外妥协退让的政策，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郑重提出国共第二次合作建议，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同国民党“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该书引起国民党内部巨大反应，各地方实力派纷纷向中共表示愿联共抗日。9月1日，中央书记处正式向党内发出了由毛泽东改定的《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制定出一整套逼蒋抗日方针策略，统一全党认识，指导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指示强调，总的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在全国人民面前，我们应表现出我们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坚决主张者，是全国各党、各派(蒋介石国民党也在内)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至此，中共彻底完成了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政策的转变。
    (三)
    逼蒋抗日政策确定后，中央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对国民党方面的统战工作。毛泽东采取一方面以争取与蒋介石集团达成联合抗日局面为主，另一方面全面展开对各派势力、包括对反蒋各派的联合的策略，加强统一战线工作，逼蒋抗日。
    8月14日，毛泽东致信宋子文，希望他“起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1927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9月18日，毛泽东致信宋庆龄，表达了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对她的敬仰之情，希望她“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敦促国民党中枢迅速改变错误政策，实行抗战；同日，毛泽东又致信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等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请他们与中共“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9月22日，毛泽东又致信蔡元培，希望他“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并列70位“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名单，请代为致讯。从逼蒋抗日方针确立到西安事变之前，毛泽东还分别派人联络或致书阎锡山、宋哲元、傅作义、邵力子、王均、朱绍良、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蒋光鼐、蔡廷锴、于学忠等，并通过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广泛联合各派，使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日渐深入人心，形成了十面埋伏的逼蒋抗日局面。
    在积极进行以上工作的同时，毛泽东继续做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工作。自1936年5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建立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的三位一体，争取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以来，对东北军，毛泽东曾亲临安塞向刘鼎布置说服张学良暂不拉队伍入红军，不要性急，对蒋要有耐心，劝蒋抗日，联合更多的人；毛泽东并亲自致信王以哲，说服他不要动摇，联蒋拥张联共，共同抗日。8月13日，毛泽东又致信杨虎城，并派张文彬与杨会谈“参加联合战线事宜”。9月3日，毛泽东又致信孙蔚如，望他与红军一同抗日。经过毛泽东的一系列工作，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的三位一体于1936年9月初基本形成，10月2日叶剑英进驻西安，与张、杨一起准备抗日事宜。
    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接触的本来目的在于“溶共”，他虽也准备抗日，但一直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主张。当两广形势紧张时，他为了缓和西北，对两党接触一度颇表关注；而当9月彻底解决了两广事变后，他又想以军事进攻解决中共。10月，蒋调其嫡系大举西进，准备解决三位一体，对中共自8月拟定《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以来屡次谈判要求置之不理，并痛责为其送达《草案》的张学良将军。之后，国民党陈立夫等向中共提出十分苛刻的谈判条件，被潘汉年严词拒绝，指出其意在收编而非真诚合作，为期一年多的国共秘密谈判遂告破裂。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等致书蒋介石，劝其放弃“剿共”，真诚抗日，作千古英雄而非民族罪人。12月4日，蒋介石率其军政大员杀气腾腾来到西安，召开“剿共”军事会议，叫嚣3个月内“剿灭”红军；并当面指斥张、杨“剿共”不力，提出：1.或服从命令，将部队全部开赴陕北前线进攻红军；2.或撤出陕西，让中央军“剿共”，东北军调福建、十七路军调安徽或河南，改编整训。此时，中央军主力已集结潼关一线准备入陕。
    当此危急关头，张、杨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了西安事变，以武力逼蒋抗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逼蒋抗日政策所做种种努力结出了丰硕成果。    (雷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