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的陕北瓦窑堡，已进入深秋时节。
    一夜未休息的毛泽东拿起一根烟点上，从办公桌前缓缓地站起来走到窗前，凝视着东方渐渐亮起的晨曦，他的思绪飞向了陇东，飞向了已进入甘肃的红二、四方面军及迎接他们的西征军。
    突然，机要秘书拿着一封急电来到毛泽东的窑洞，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主席，陇东方面急电。”毛泽东接过电报，看了一眼机要秘书，“么子事把你高兴成这样?”当他目光落在电报上时，眼前一亮，“噢!三军会师了!”他很快地在地图上找出会师地点——甘肃会宁的将台堡和兴隆镇，然后用笔一圈，转过身来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感慨地说，“一年多，不容易啊……特别是四方面军指战员们两次过草地，既要与行军途中恶劣的自然条件斗，又要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斗。”随即，口嘱机要秘书，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向会宁方面的朱德、徐向前、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等发电报，向会师的三个方面军，特别是二、四方面军致以“热烈的敬意与欢跃的贺忱”。
    三军会师，使党中央的驻地瓦窑堡几天来一直处在节日的气氛之中。
    毛泽东与根据地军民一起分享着胜利的喜悦，同时，又开始考虑着另外一个问题。这就是三军会师后，如何加强全党全军的团结，消除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分裂党和红军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但是，张国焘是党创立时期的一个老党员，同时又是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加之他在鄂豫皖根据地、川陕根据地及长征途中一直实行愚民政策，一些同志对张国焘的错误还没有从根本上加以认识。看来，对张国焘错误的处理不能太鲁莽，应该有步骤地进行，否则会出大乱子。想到这里，毛泽东向张闻天住的窑洞走去。
    其实，早在长征途中张国焘违背中央指示南下及以后另立“中央”时，党内许多同志就要求中央清算张国焘分裂红军、分裂党的错误。对此，毛泽东指出，目前还不是时候。因此，直到三大主力军会师之前，中央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只是在党内一定范围内进行。张国焘担任的红军总政委等职务也保留未动。会师不久，当四方面军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到保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谈及张国焘分裂红军、反对党中央，并要求对其罪行予以批判时，毛泽东仍指出，待将来时机成熟，对这个问题要深入检查，并要求王维舟“暂时要切守秘密。”
    在全党范围内清算张国焘错误路线之前，党中央、毛泽东为了使四方面军的同志从思想深处认识到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危害，采取了一系列谨慎、细致的步骤。首先派四方面军的一部分高中级干部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其次采取个别谈心的办法，统一大家的思想认识。1936年11月，四方面军三十二军军长何长工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针对自己在长征中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说：“有关南下问题不怪你，也不怪罗炳辉同志。张国焘是总政委，他要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应由张国焘负责。”以后，毛泽东又找许世友及从西路军回来的徐向前等其他四方面军的干部，多次阐明，张国焘的错误是他自己的错误，是他自己要分裂党和红军，与四方面军的同志没有关系。通过学习和谈话，广大四方面军干部战士，提高了思想认识，对张国焘的错误看得更清楚。
    随着四方面军干部战士觉悟的不断提高，特别是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全国出现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热潮，东北军及西北军对红军的进攻也随之停止，不久党中央进驻延安，使陕北革命根据地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客观环境，彻底清算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条件已经成熟。
    1937年3月23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而开始了在全党范围内清算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红军军以上干部，共56人。会议围绕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着重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毛泽东出席了大会，并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首先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形成过程及其性质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张国焘在四方面军的领导工作中犯了许多重大的原则性错误，这些错误在鄂豫皖苏区工作中已经开始存在，在川陕苏区工作中已经形成为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到长征途中成立第二中央为止，是其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的登峰造极的时期，张国焘的错误是由于对中国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估计所形成的。在毛泽东发言之后，又有30多人分别从张国焘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错误肃反，不经中央同意擅自放弃鄂豫皖根据地，以及在四方面军中实行军阀统治，长征中另立中央等方面对张国焘进行了面对面的有理有据的批判。
    在许多人发言的过程中，张国焘一开始还表现出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不时地东张西望，但面对许多同志在发言过程所列举的一系列事实，他最后不得不慢慢地低下了脑袋。参加会议的一个人要求张国焘对自己的错误行为作出解释，这时张国焘不得不站起来，口头上承认自己是犯了“路线错误，是退却逃跑的错误，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但在具体事实上则进行狡辩。一会将错误的原因推之于敌人强大，一会又说是与四方面军其他干部共同商定的。在与会同志的批评下，张国焘又采取了另外一种态度，以至于最后痛哭流涕地说：“我以现在的张国焘批判以前的张国焘……”“我以后绝对忠于党的路线”等等。在这次会上，鉴于张国焘是一个老党员，也曾经做过一些积极的工作，并且已经开始承认自己的错误，为了给他一个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机会，毛泽东提议，暂时不给张国焘做组织结论。
    在中央政治局延安会议前后，四方面军的一些基层领导干部由于对张国焘的错误性质还不了解，所以，对当时开展反对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必要性一时还认识不清，产生了一些误解，极个别干部也曾经有过一些不服从党的纪律的举动。对于这些干部，毛泽东、党中央没有将他们划到张国焘一边，在指出他们的错误的同时，仍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为了使四方面军和广大党员对张国焘的错误有一个全面清醒的认识，党中央、毛泽东先后采取了两大措施。首先，在1937年3月31日，由中央政治局通过并向全党发布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执行的是“反党反中央的路线”，“他用权力在红军中创造个人系统，他把军权看做高于党权”，“以军队来威逼中央，依靠军队的力量，要求改组中央”。并认为张国焘分裂红军，另立中央是共产党内空前的罪行。《决定》指出张国焘的路线实际上是农民的狭隘性及封建军阀意识在无产阶级政党内的反映。这就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内容、实质、危害、根源作了系统的、全面深刻的科学分析，使全党同志从理论上对张国焘的错误和这场斗争的必要性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
    其次，决定在全党和红军范围内广泛深入开展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斗争。1937年4月，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有中央团以上干部，四方面军连以上干部参加的“反张国焘路线大会”。会上发言的干部着重以充分的历史事实，揭露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肃反中滥杀无辜，及在长征中分裂党和红军的罪行。四方面军的许多基层干部听后很受震动，许多人要求党中央把张国焘撤职，开除他的党籍。对此，毛泽东在会上说：“对我们党内犯错误的同志，不应该惩办了事，斗争是为了团结……张国焘虽然对党犯下了这样大的错误，党仍耐心地等待他……”
    会后，四方面军干部戴克林感慨万分地说：“按张国焘犯的罪该杀，可是毛主席还要等待他改过呢!要是按张国焘的办法来处理，如不枪毙，也得一撤到底。毛主席才真正是爱护干部。”对于张国焘，中央一直本着挽救的政策，在1937年4月至6月党中央清算张国焘错误的斗争中，他的政治局委员职务一直保留着，并让他出席了一系列党的重要会议，如5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苏维埃地区代表大会和8月在洛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等。1937年9月，党中央、毛泽东又推荐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等职务，给他在工作中以改正错误的机会。
    但是，张国焘却把毛泽东、党中央对他的一再挽救看成是“打击”、“报复”，所以虽然在有关会议上一再口头上表示今后要不断改正自己的错误，努力为党工作，实际上则是采取了阳奉阴违、口是心非的办法。在担任边区政府副主席的日子里，他工作态度消极，白天不是骑马在延河边上取乐，就是带着儿子闲游，晚上则以下棋、打麻将消遣，以此发泄对党中央的不满，并伺机准备叛逃。
    1938年3月，张国焘从报纸上得知国民党决定在清明节派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去中部县(今黄陵县，当时为国统区)祭拜黄帝陵。他觉得时机已到，提出要代表边区政府去黄帝陵扫墓。最初中央没有同意。他又多次跑到毛泽东那里执意要求去黄陵。后来，毛泽东对他说：“去就去吧，祭毕陵就回来。”
    1938年4月2日，张国焘带着警卫员张海、卢秘书和一个警卫班乘一辆大卡车从延安出发到黄帝陵。4月5日祭陵完毕后，张国焘对卢秘书和警卫班说：“你们先回延安吧，我要去西安办事。”张海忙说：“毛主席不是说让你祭陵完毕就回延安去吗?”张国焘说：“我要到西安找林伯渠同志研究事情。”说完便钻进蒋鼎文的小汽车直奔西安。一到西安，张国焘不是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而是先住进了国民党高级官员所住的西京招待所。4月7日，张国焘突然要警卫张海打电话告诉林伯渠来火车站与他会面。当林伯渠赶到时，张国焘已上了满载国民党军队的军用列车，他爬在车厢窗口上对林伯渠说，延安排挤他，打击他，他没办法呆下去了。林伯渠要他下车，他说“我要去武汉找周副主席”，然后便东去了。
    林伯渠把张国焘的反常举动很快报告党中央。毛泽东即致电在武汉长江局工作的周恩来等，要他们寻找张国焘，促其觉悟，赶快回延安。
    4月11日，当火车到达汉口大智门车站时，中共长江局的主要负责人周恩来、王明、李克农等已在那里等候张国焘的到来。但张国焘下车后执意不住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而是住在大华饭店。当晚周恩来找到张国焘的住处，对他擅自出走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张国焘诬蔑中央延安会议对他的批判和结论是错误的，向周恩来表示“想回江西老家去做老百姓，以后再不过问政治”。
    4月14日，张国焘要求周恩来陪他见蒋介石“汇报边区工作”。他一到蒋介石那里，开口就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以表示“悔过”。对此周恩来非常气愤。在离开蒋介石处返回八路军办事处的途中，张国焘乘周恩来与别人谈话之机又抽身逃跑，后经办事处人员多方寻找，才在武昌一家旅社找到，但张国焘表示决不回办事处了。
    在此情况下，周恩来、博古又多次找张国焘谈话促其醒悟，张仍然表示对革命失望，并于4月17日发表声明表明了最后脱党的立场。
    鉴于张国焘死不悔改，叛党脱逃，党中央于1938年4月18日作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张国焘又发表声明和《敬告国人书》，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纲领，表示效忠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并为自己的叛党行为进行辩解，从而成了自绝于中国革命的叛徒。毛泽东后来在总结党内斗争时多次说到，张国焘逃跑时连个警卫员也没有带走。张国焘这个野心家和阴谋家，最后只落了个众叛亲离，极端孤立，冻死于异国他乡的可耻下场。
    (张育仓  冯明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