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贪财困少盘缠
当大批陕西商民在“开中制”政府订单刺激下，仓促走上经营道路后，他们面临的困难是巨大的。如何解决这些困难，将决定着他们的命运。
首先是资金短缺。陕西商人是力农积粟、输粮换引走上经商道路的。在开中制下，以粮换引，本质上是物物交换，粮盐交易，尚可解决经商初期的资金来源。但明中叶“叶琪变法”后，停止开中，转向“输银于运司”的以银买引政策，断绝了陕西商人的资金来源，种粟塞上已失去了经济意义，屯垦边关的陕西商人“悉撤业归”，资金来源成为他们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而陕西商人多为农民进城经商，他们的资本原始积累在情急仓促的情况下并没有舒畅进行。事实上大多数陕西商人不是因为家中富有而是因为家中贫困才走上“以商求富”的经营道路。以作为陕商主体的同州府情况看，人们弃农经商不外乎人多地少，生活贫困。《同州府志》曰：
府境南阻山，东滨河，中亘沙苑，树而不田，故各属之地，高而碍于耕锄，低者祸于冲崩，穷民苦衣食之不给，富者皆弃本逐末，各以服贾起其家，蜀卓宛孔之流，甲于通省，而朝邑富人尤甲一郡焉。①
大荔亦如是，“洛渭沙苑之家，恒苦水涨沙壅，贫瘠颇多，东濒黄河……少田可耕，每事贩贾”②。韩城、三原多商贾也是基于同样原因。韩城“农则地狭人伙……商贾之利，县北为多，逐末者众，则以地狭人稠故也”③，三原“民裕浇漓，究源人多”④。就连边僻的榆林、神木多塞北边商也是因为“榆林故旷衍，无膏腴田……百姓逐末者益多”⑤；神木“生计无多，半由口外懋迁以求什一之利”⑥。
个案材料亦可证明。三原赵宏祥“以家贫愿为贾养母”；王继兰“家贫行贾”；第五君“家贫不能读，就贾于四川”。高陵县的不少商人也是因家贫而就贾。如张洛“赡养不给，遂服贾江淮”；张中轩“家贫，菽水不充……身寄服贾”；刘承渠“家贫不能举火，遂弃去修计然之计”。朝邑商人经营商事亦是为了脱贫致富，如王子正“家贫……乃弃笔砚贸易吴卫荆楚之地”；仁鼎臣“以家贫故废业习贸易”；张树清“家贫不能养亲，弃儒就商”；杨安贵“幼家贫……改习商务”；旺茂“操农业岁入仍不敷出……遂改习商务”：张德炳“幼贫习商四川”；李振业“幼贫父子贩负营生”。其他如户县商人王应祯“家贫贸布养亲”；商南商人吴钦“少贫假资亲友，贾于中州”；岐山武永清“以贫故为商文县”。⑦
当这些陕西农民因贫困而走上经商道路时，资本存量是极其窘迫的。而当时中国银行业不发展，融通资金的社会形式尚不充分，人们无法通过社会组织获取资金，加之陕西自明清以来地处边僻，远离中央，山高皇帝远，形成陕人“目不识官吏”“宁吏也贾”的价值取向，与官府关系松弛，亦得不到官府资金的有力支持，使得陕西商人走上经商道路时资本来源只能主要靠“假资亲友”，东挪西凑而成。有一首山陕民谣是这样说的：
白马白马上上鞍，
亲家朋友送盘缠。
上马嘱咐爹和娘，
妻儿年小担待她。⑧
事实也是如此，周至商人冯轮初经商时乏资，靠其姐变卖首饰凑齐川资⑨。陕商孙镇，学习生意，三次翻本，子拙母亏，全靠妻子“每以织佐之”⑩。富平高尧山初贾时，家贫缺资，全靠同族人出资托其经营(11)。有一首山陕流传的民谣说山陕商人经商初始的情形是：
都说此去能发财，
又说此去能赚钱。
父母喜，妻子欢，
忙忙碌碌洗衣衫，
借借贷贷凑盘缠。(12)
这说明，陕商经商初期，资本存量稀缺是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
而陕西商帮所从事的涉远性大宗商品经营，长远贩运数量巨大，耗资甚巨。如川盐贩运：
必于各厂设号购盐，又复沿江设号雇船拨运，前盐未销即需赶运后盐，后盐未到又需赶购后盐，随销随将可售银两寄厂，辘轳周转以资接济，在厂在途在岸各占一副资本，有三万之金始能行一万金之盐。(13)
又如贩运江南标布，一个标客运销布匹当在数十万匹至数百万匹之间，所需购布款项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加之涉远行贾，跨州跨县，周转时间长，资本占用量大，如茶商“康熙四十四年之引，于四十五年秋冬，方能运茶于边地”(14)；淮盐贩运“株守累月，盘缠罄尽”，“四五年不能周转还乡”(15)。同时，长途贩运，异地购销，资本营运一般采取“驻中间，拴两头”的一手托两家方式，如布商，在三原设总店，在江南棉布产地设驻坐分号收购布匹，在西北各地设销货分号，因此“经营该业者，均需三套资本，即在出产地购货，并在途中运货时压本及销售时头期货也”(16)。
这种大宗商品长途贩运，资本投入量巨大，非有大宗资金，不得开办。这些说明，陕西商人在经商之初存在着一个资本存量狭小与资本用量巨大之间的矛盾，能否找到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对陕商的生存发展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二是人力资源缺乏。在唐以前，中国商人以经营为官府服务的奢侈品为主，无非金银珠宝，犀象玩好，“金银珠宝好生涯，交易无非仕宦家”，用唐代诗人张籍《估客乐》的话说就是：
北买党项马，
西擒吐番鹰。
成都上官锦，
蜀地火烧成。(17)
这些奢侈品金银细软，面狭量小，个体家庭即可为之，不需动员太多的人力。因此，汉唐以来中国商人就已形成“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的经营传统。而到明清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明清政府的休养生息政策，特别是康熙五十六年(1717)实行“兹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使中国人口急剧增长起来，从万历年间的1.4亿人增加到道光十一年的4.1亿人。满足4亿多人每天的衣食所需，成为中国商人肩负的繁重任务。有一首清代《京门杂咏》反映了这种变化：
琴棋书画诗酒花，
当年件件不离它。
如今七件事全改，
柴米油盐酱醋茶。(18)
这种市场结构的巨大变化，自然导致中国商人经营结构的巨大变化。从原先经营奢侈品为主，一变为经营民生日用品为主，“无非养生送死之具。柴米油盐之需”，并形成“北柴南米，南布北棉”，“吉贝(棉花)千里泛诸北，标布千里贩诸南”(19)的南北商品大规模对流态势。明人李鼎也证实说，当时的商品流通形势是“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南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20)这种商业区域结构的变化，终于使商人打破了“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的狭小经营方式，而采取“挟资千亿，岱陇东西，海内海外，券驴市马，日夜奔腾，驱车冰河，泛舸长江，风餐水宿，达于苏常，标号监庄，非松不办，垄断坦途，旁郡相间”(21)的大规模涉远行商的经营方式。用一首描写陕西商人的《橐驼曲》来形容就是：
草豆为刍又食盐，
镇番人惯走骖醰。
载来纸布茶棉货，
卸去泾阳又肃甘。(22)
经营这种民生日用品，面广量大，又得实行购、运、销一条龙经营，企业规模一般都比较大。当时经营布匹的布店“组织庞大，规模大的有一百五六十人，小的也有一百人左右”(23)。经营茶叶的茶店，仅紫阳福音堂茶场“拣茶女工多达上百人；洞河镇拣茶女工多达120至180人”(24)。自贡盐场的盐业生产是“劳动家不下十余万人，牛马亦达数万匹”，生产水烟的烟坊“雇佣的制烟工人、榨油工人连同全体号伙共约一百至三百人”(25)。经营皮货的皮货行“工人多少不一，自数十至数百不等”(26)，秦巴山区内的木厢厂“每厂辄用数百人”(27)。三原的药材店“用人较多，少则五六十人，多则百余十人以上”(28)。这种大规模的商业经营，个体家庭难以承担，非动员个体家庭以外的经营人手不可。这说明陕西商人在经商之初尚面临着经营耗费人力巨大与商人个体家庭人力资源匮乏的矛盾，如何解决经商业贾的人力资源及其管理问题，成为对陕商生存发展有决定性影响的第二个大问题。
① 乾隆《同州府志》《风俗》。
②④ 卢坤：《秦疆治略》，台湾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25、10页。
③ 雍正《韩城县志》卷1，第13页。
⑤ 《榆林乡土志》，第23页。
⑥ 《陕西通志稿》卷2《风俗志》。
⑦ 李刚：《陕西商帮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1页。
⑧ 宗鸣安：《陕西近代歌谣辑注》，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6页。
⑨ 《周至县志》卷4。
⑩ 《渭南县志》卷2。
(11) 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11。
(12) 王先明：《晋中大院》，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3页。
(13) 唐炯：《四川官运盐案类编》卷11，第12页。
(14) 《河州志》卷2《茶马》。
(15) 《明经世文编》卷7，第477页。
(16) 《湖北棉布调查报告书》第53页。
(17) 郭士选：《中国商贾诗歌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18) 《都门杂咏》，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1页。
(19)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35《木棉》。
(20) 李鼎：《李长卿集》卷19。
(21) 《歙志·松问》。
(22) 《兰州诗选》，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页。
(23) 刘圃田：《山陕商人在河州经营土布始末》，《临夏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35页。
(24) 樊光春：《紫阳茶业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25) 冯国琛、李思仁：《凤翔陈村镇的生字水烟》，《风翔文史资料》第3辑，第61—62页。
(26) 《陕西西口皮货概况》，《工商通讯》卷1，第25页。
(27) 《佛坪乡土志》，第19页。
(28) 李刚：《陕西商帮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05页。
首先是资金短缺。陕西商人是力农积粟、输粮换引走上经商道路的。在开中制下，以粮换引，本质上是物物交换，粮盐交易，尚可解决经商初期的资金来源。但明中叶“叶琪变法”后，停止开中，转向“输银于运司”的以银买引政策，断绝了陕西商人的资金来源，种粟塞上已失去了经济意义，屯垦边关的陕西商人“悉撤业归”，资金来源成为他们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而陕西商人多为农民进城经商，他们的资本原始积累在情急仓促的情况下并没有舒畅进行。事实上大多数陕西商人不是因为家中富有而是因为家中贫困才走上“以商求富”的经营道路。以作为陕商主体的同州府情况看，人们弃农经商不外乎人多地少，生活贫困。《同州府志》曰：
府境南阻山，东滨河，中亘沙苑，树而不田，故各属之地，高而碍于耕锄，低者祸于冲崩，穷民苦衣食之不给，富者皆弃本逐末，各以服贾起其家，蜀卓宛孔之流，甲于通省，而朝邑富人尤甲一郡焉。①
大荔亦如是，“洛渭沙苑之家，恒苦水涨沙壅，贫瘠颇多，东濒黄河……少田可耕，每事贩贾”②。韩城、三原多商贾也是基于同样原因。韩城“农则地狭人伙……商贾之利，县北为多，逐末者众，则以地狭人稠故也”③，三原“民裕浇漓，究源人多”④。就连边僻的榆林、神木多塞北边商也是因为“榆林故旷衍，无膏腴田……百姓逐末者益多”⑤；神木“生计无多，半由口外懋迁以求什一之利”⑥。
个案材料亦可证明。三原赵宏祥“以家贫愿为贾养母”；王继兰“家贫行贾”；第五君“家贫不能读，就贾于四川”。高陵县的不少商人也是因家贫而就贾。如张洛“赡养不给，遂服贾江淮”；张中轩“家贫，菽水不充……身寄服贾”；刘承渠“家贫不能举火，遂弃去修计然之计”。朝邑商人经营商事亦是为了脱贫致富，如王子正“家贫……乃弃笔砚贸易吴卫荆楚之地”；仁鼎臣“以家贫故废业习贸易”；张树清“家贫不能养亲，弃儒就商”；杨安贵“幼家贫……改习商务”；旺茂“操农业岁入仍不敷出……遂改习商务”：张德炳“幼贫习商四川”；李振业“幼贫父子贩负营生”。其他如户县商人王应祯“家贫贸布养亲”；商南商人吴钦“少贫假资亲友，贾于中州”；岐山武永清“以贫故为商文县”。⑦
当这些陕西农民因贫困而走上经商道路时，资本存量是极其窘迫的。而当时中国银行业不发展，融通资金的社会形式尚不充分，人们无法通过社会组织获取资金，加之陕西自明清以来地处边僻，远离中央，山高皇帝远，形成陕人“目不识官吏”“宁吏也贾”的价值取向，与官府关系松弛，亦得不到官府资金的有力支持，使得陕西商人走上经商道路时资本来源只能主要靠“假资亲友”，东挪西凑而成。有一首山陕民谣是这样说的：
白马白马上上鞍，
亲家朋友送盘缠。
上马嘱咐爹和娘，
妻儿年小担待她。⑧
事实也是如此，周至商人冯轮初经商时乏资，靠其姐变卖首饰凑齐川资⑨。陕商孙镇，学习生意，三次翻本，子拙母亏，全靠妻子“每以织佐之”⑩。富平高尧山初贾时，家贫缺资，全靠同族人出资托其经营(11)。有一首山陕流传的民谣说山陕商人经商初始的情形是：
都说此去能发财，
又说此去能赚钱。
父母喜，妻子欢，
忙忙碌碌洗衣衫，
借借贷贷凑盘缠。(12)
这说明，陕商经商初期，资本存量稀缺是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
而陕西商帮所从事的涉远性大宗商品经营，长远贩运数量巨大，耗资甚巨。如川盐贩运：
必于各厂设号购盐，又复沿江设号雇船拨运，前盐未销即需赶运后盐，后盐未到又需赶购后盐，随销随将可售银两寄厂，辘轳周转以资接济，在厂在途在岸各占一副资本，有三万之金始能行一万金之盐。(13)
又如贩运江南标布，一个标客运销布匹当在数十万匹至数百万匹之间，所需购布款项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加之涉远行贾，跨州跨县，周转时间长，资本占用量大，如茶商“康熙四十四年之引，于四十五年秋冬，方能运茶于边地”(14)；淮盐贩运“株守累月，盘缠罄尽”，“四五年不能周转还乡”(15)。同时，长途贩运，异地购销，资本营运一般采取“驻中间，拴两头”的一手托两家方式，如布商，在三原设总店，在江南棉布产地设驻坐分号收购布匹，在西北各地设销货分号，因此“经营该业者，均需三套资本，即在出产地购货，并在途中运货时压本及销售时头期货也”(16)。
这种大宗商品长途贩运，资本投入量巨大，非有大宗资金，不得开办。这些说明，陕西商人在经商之初存在着一个资本存量狭小与资本用量巨大之间的矛盾，能否找到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对陕商的生存发展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二是人力资源缺乏。在唐以前，中国商人以经营为官府服务的奢侈品为主，无非金银珠宝，犀象玩好，“金银珠宝好生涯，交易无非仕宦家”，用唐代诗人张籍《估客乐》的话说就是：
北买党项马，
西擒吐番鹰。
成都上官锦，
蜀地火烧成。(17)
这些奢侈品金银细软，面狭量小，个体家庭即可为之，不需动员太多的人力。因此，汉唐以来中国商人就已形成“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的经营传统。而到明清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明清政府的休养生息政策，特别是康熙五十六年(1717)实行“兹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使中国人口急剧增长起来，从万历年间的1.4亿人增加到道光十一年的4.1亿人。满足4亿多人每天的衣食所需，成为中国商人肩负的繁重任务。有一首清代《京门杂咏》反映了这种变化：
琴棋书画诗酒花，
当年件件不离它。
如今七件事全改，
柴米油盐酱醋茶。(18)
这种市场结构的巨大变化，自然导致中国商人经营结构的巨大变化。从原先经营奢侈品为主，一变为经营民生日用品为主，“无非养生送死之具。柴米油盐之需”，并形成“北柴南米，南布北棉”，“吉贝(棉花)千里泛诸北，标布千里贩诸南”(19)的南北商品大规模对流态势。明人李鼎也证实说，当时的商品流通形势是“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南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20)这种商业区域结构的变化，终于使商人打破了“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的狭小经营方式，而采取“挟资千亿，岱陇东西，海内海外，券驴市马，日夜奔腾，驱车冰河，泛舸长江，风餐水宿，达于苏常，标号监庄，非松不办，垄断坦途，旁郡相间”(21)的大规模涉远行商的经营方式。用一首描写陕西商人的《橐驼曲》来形容就是：
草豆为刍又食盐，
镇番人惯走骖醰。
载来纸布茶棉货，
卸去泾阳又肃甘。(22)
经营这种民生日用品，面广量大，又得实行购、运、销一条龙经营，企业规模一般都比较大。当时经营布匹的布店“组织庞大，规模大的有一百五六十人，小的也有一百人左右”(23)。经营茶叶的茶店，仅紫阳福音堂茶场“拣茶女工多达上百人；洞河镇拣茶女工多达120至180人”(24)。自贡盐场的盐业生产是“劳动家不下十余万人，牛马亦达数万匹”，生产水烟的烟坊“雇佣的制烟工人、榨油工人连同全体号伙共约一百至三百人”(25)。经营皮货的皮货行“工人多少不一，自数十至数百不等”(26)，秦巴山区内的木厢厂“每厂辄用数百人”(27)。三原的药材店“用人较多，少则五六十人，多则百余十人以上”(28)。这种大规模的商业经营，个体家庭难以承担，非动员个体家庭以外的经营人手不可。这说明陕西商人在经商之初尚面临着经营耗费人力巨大与商人个体家庭人力资源匮乏的矛盾，如何解决经商业贾的人力资源及其管理问题，成为对陕商生存发展有决定性影响的第二个大问题。
① 乾隆《同州府志》《风俗》。
②④ 卢坤：《秦疆治略》，台湾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25、10页。
③ 雍正《韩城县志》卷1，第13页。
⑤ 《榆林乡土志》，第23页。
⑥ 《陕西通志稿》卷2《风俗志》。
⑦ 李刚：《陕西商帮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1页。
⑧ 宗鸣安：《陕西近代歌谣辑注》，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6页。
⑨ 《周至县志》卷4。
⑩ 《渭南县志》卷2。
(11) 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11。
(12) 王先明：《晋中大院》，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3页。
(13) 唐炯：《四川官运盐案类编》卷11，第12页。
(14) 《河州志》卷2《茶马》。
(15) 《明经世文编》卷7，第477页。
(16) 《湖北棉布调查报告书》第53页。
(17) 郭士选：《中国商贾诗歌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18) 《都门杂咏》，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1页。
(19)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35《木棉》。
(20) 李鼎：《李长卿集》卷19。
(21) 《歙志·松问》。
(22) 《兰州诗选》，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页。
(23) 刘圃田：《山陕商人在河州经营土布始末》，《临夏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35页。
(24) 樊光春：《紫阳茶业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25) 冯国琛、李思仁：《凤翔陈村镇的生字水烟》，《风翔文史资料》第3辑，第61—62页。
(26) 《陕西西口皮货概况》，《工商通讯》卷1，第25页。
(27) 《佛坪乡土志》，第19页。
(28) 李刚：《陕西商帮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