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远山遥音难传
经营商业除物质流、人力流以外，还存在信息流问题。“商场即战场，信息抵万金”。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否及时捕捉有利信息并形成迅速反馈机制，是决定企业经营成败、节约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而陕西商人在经商之初，面临这方面的困难同样是巨大的。
一是经营路远山遥，鞭长莫及。明清之际陕西商人主要从事的是涉远性大宗商品批发交易业务，在当时人肩马驮的交通条件下，这种困难非今日所能想象。那时的商业经营主要靠服牛格马，肩挑车载。从西安到兰州，沿陕甘间18马站，晓行露宿、鸡声茅店，走18天方可到达。从西安到康定，沿川陕间的38马站，步行40余日，跋涉三千余里，沿途危关隘路，羊肠小道，古柏参天，树荫蔽日，备尝艰辛才可到达康定。所以当时陕商有句商谚是“小伙小伙你甭笑，北山还比南山刁”。从西安到江南贩布，步行数日到龙驹寨，换船入襄阳进长江，到苏州、嘉庆、上海，千里迢迢，数月方能到达。渭南著名富商板桥常家的后人回忆当时入川的艰辛是：“那时去四川叫‘下川’，全靠步行，川路难走，‘蜀道难’，到陕南进入大巴山向导骑骡或马，人们拉住马尾巴，马走得快，他们赶不上就摔一跤，尾巴还不敢丢，一丢就掉到沟底去了。走悬崖上的栈道，更不敢朝下看，一看就不敢走了。当时有句话是‘进了终南山，眼泪擦不干’，从四川回来走到汉中才喘一口气，‘望见汉中坝，噗哧笑一下’。”①那时外出的商人不敢回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路途遥远，盘缠有限。这种古老的交通技术条件，使长途贩运费日耗时，备受艰辛，一般人常视为畏途，宁可在家老婆孩子热炕头过苦日子，亦不愿奔走道路，亡命天涯。有一首《估客词》道出了个中的甘苦：
天下最苦为行商，
抛妻别子离家乡。
餐风宿水多劳役，
披星戴月时奔忙。②
二是东伙分离，音讯不通。在明清时期，陕西商人为经营上的方便大多数采取了“东伙分离”的管理体制。在这种体制下，财东一般居住在乡下，聘任掌柜主持遥在千里之外的店务。可以这样讲，一个生意在天南海北的陕西财东，可以在渭北一个绿荫覆盖的小山村里安然度过他的一生。如泾阳安吴堡吴家，财东住在泾阳嵯峨山下的安吴堡村，而生意却在千里之外的川甘各地。他家在山西永济开有秦晋铁木货栈，在山西运城开有盐店，在甘肃天水开有陇西棉布行，在湖北武汉开有珠宝店，在四川重庆开有川货土产杂品店，在潼关、蒲城开有典当行，在西安开有盐店、百货行等。渭南孝义镇的赵家，家住渭河南岸的孝义镇，生意却遍布全国各地，在四川自贡有元记盐井，在康定有“德厚堂”茶庄，在三原有“赵记布行”，在泾阳有“一林坊”烟坊，在甘肃兰州有布店，在上海五码头有“四大仓场”。渭南贫瘠的西塬上阳郭镇贺家在“西同凤乾五郡四十余州县质库凡八百余”，并在西北各地设有36家当铺72家钱庄。这种东伙分离的体制，财东以无限责任的身家性命担保着千里之外的生意风险，坐收经营红利。而千里之外的掌柜却以有限责任负责着企业的无限经营。如何及时掌握企业的经营状态，了解企业的经营信息，决策企业的人事变动，便成为财东日夜悬心、家资兴旺的关键所在③。在这种情况下，路远水长，交通不便的信息传递技术条件常使财东音讯不通，一头黑雾，对企业多有鞭长莫及之慨。并且由于信息不通，责任无限，常是造成财东倾家荡产的悲惨结局。如户县宋村南姓与宋姓两家，在康定办“德泰合”茶庄，并聘任贺姓为经理，南宋年老回陕，不久贺姓掌柜年事已高又提升牛东一刘姓为掌柜，刘提出要更改分配比例，南、宋、贺三个老东家闻讯后步行三月赶到康定“一进号先将刘的铺盖抛出号外”，后又聘杨益山为经理，老掌柜南甘卿亲笔写“委托书”，内容是“只要你把祖先留下的这个德泰合招牌顶住，外面一切由你主持，无论怎样做，我们就放心回陕”④。体现了东家惆怅无奈的心态。
三是购销两地，搬运艰难。在明清南北物质交流的流通体制下，陕西商人一般是在南方的茶、布产地设庄收购，在北方的陕甘宁新蒙设庄销货。南北奔腾，千里贩粜，装船换舟，服牛格马，下船起旱，落舟扬帆，这期间不知要倒几番手，不知有多少人参与了商品交换，每一环节都会碰到数不清的困难。在购货产地，“外来客商独脚伙，本地家雀帮手多”，“强龙压不住地头蛇”，多蒙受当地牙行脚帮的欺诈。如明代陕西布商到江南购布时，明代江南标布市场多为牙行把持垄断，“市中贸易，必经牙行，非是，市不得鬻，人不得售”⑤。这些把持行市的牙行、牙人，割断了买卖双方的经济联系，剥夺了交易双方的经营自主权，“不许自交易，横主价值”⑥，并对棉布买卖双方进行剥夺。对卖布的乡人，他们压价收购或恃强放抢，如上海周浦镇的牙行，“其人并不开张店铺，纠集游民，伺客船至，拉其货物，或散居民，或散店口，十分货价偿其二三，公行侵蚀，曰‘白拉’”⑦。而宝山县的牙人更是“结连光棍，邀人货物，卖布夺布，贸花得花，乡人不得自由，名曰‘行霸’”⑧。南翔镇的牙人甚至“聚集恶党，潜伏道侧，候民入市，邀夺货物”⑨。对外地购货客商百计诱致，高抬物价，肆意勒索。如南翔镇牙人“客商经过，百计诱致，不罄其资不止”⑩。有的牙行“以招商为主，初至，牙人丰其款待，割鹅开宴，招妓演戏以为常”(11)，在估银于布时“则高低物价，擅取佣钱，买者卖者各有除勒，名曰内用、外用”(12)。有的牙人甚至“其所用秤斗不与常同，故秤名亦异，其曰桥秤、桥斗”(13)。在牙人牙行的从中阻隔下，买卖双方均受其“抑勒”，使棉布购买难以顺畅进行。
同时，异地经商碰到的第二个问题是，脚行私分地界，把持勒索。明代陕西商人到江南购布由于贸易数量很大，动辄数十百万匹，又路途遥远，跋山涉水，需解决运输问题。起先，他们依靠当地脚行、脚夫作为主要运输力量，但却受到脚行脚夫的欺诈勒索。因为这些脚行、脚夫往往蛇居本土，把持地界，欺侮旅客，昂取运价。他们在江南市镇所在多有，官府屡禁不绝，严重阻碍了商品的正常流通。如松江华法镇“镇有脚行……其间强而黠者为脚头，凡运商货，脚头争昂其值，而腹其余”(14)。南翔镇更是拳勇之患，脚夫为甚，“客无远近，不过资其力，肩挑背负任彼定价横索，唯恐不得其欢心，以致货物壅塞河于市口”(15)。江湾镇的情况更严重，“脚夫之莫甚于南翔、江湾两镇。若辈十百为群，投托势官，结纳豪奴，私自分疆划界。凡商民货物横索脚价，稍不如意，则货抛河下，无人承挑，商贾裹足”(16)。南汇县的脚夫独占性更强，甚至不许别人插足，其镇志曰“各镇游手强悍之徒，聚党约盟，自占为脚夫名色，分立脚界……市肆货物迁运，毋论远近必索重价，能自运者，群禁喧哗，强架不许。必得其欲而后已，商民为之丧气”(17)。明人吕坤写的《齐价》诗描绘了其中的艰难：
开启原来为赚钱，
赁房雇脚委艰难。
但掺低假将他哄，
是个朴实被你瞒。
独自增值虽利垢，
齐行招价更奸贪。
在销地，虽然陕西商人是在自己的地盘上做生意，但在委托经营的体制下，陕西商人一般是将商品批发给当地的零售商，由他们再销售给消费者。这种“赊销”方式，一方面零售商不能按期将货款送还，致使批发商资金积压流通迟缓，降低资本运作效益；另一方面购货待款，无由支付，降低了购地的商业信用，阻碍了正常的商业流转，形成销地“货品积压”，购地“进货乏资”的困难局面。加之汇款之日货款如何交割，银两如何押解，总庄如何计银，分庄如何得赀，怎样形成流通舒畅的资本运作机制都是陕西商人必须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有一首山陕流传很广的《俗言杂字》将明清商人经营的状态和苦辛描写得生动而具体：
盐店银号珠宝人参，收买出换贩卖客人。
茶商木客兑汇票银，粮店面铺百家所用。
油盐酱醋酒食饭铺，花店布行杂货绸缎。
走水放帐出外登程，褡裢驼子大家送行。
行李现金惕防小人，水路写船旱路步行。
出外走水披星戴月，起标发货各省驰名。(18)
这些说明，当陕西农民进城经商，以全新姿态登上商业舞台时，正面临中国商业发生重大变革时期，无论经营对象、经营内容、经营方式、经营理念均发生着不同于前代的变化。有人曾将此概括为“商业革命”也许并不为过。能否适应这种传统商业的巨大变革，通过自主创新性制度安排，为自己的商业事业铺就发展的制度大道，是历史对陕西商人的巨大考验。陕西商人能否拉开这制度创新的序幕，刮一场“商业革命”的西北风，将决定他们未来的发展。
① 李刚：《渭南板桥常家商业家族历史资料调查记录》未刊稿。
② 冯梦龙：《二刻拍案惊奇》第18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③ 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4—217页。
④ 杨益三：《户县炉客在康定》，《户县文史资料》第3辑，第57页。
⑤ 嘉庆《安亭志》卷2《风俗》。
⑥ 崇祯《太仓州志》卷2《风俗》。
⑦ 雍正《南汇县志》卷19《风俗》。
⑧ 乾隆《宝山县志》卷12《杂志》。
⑨⑩ 嘉庆《南翔镇志》卷12《杂志》。
(11) 韩大成：《明代牙行浅论》，《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
(12) 乾隆《嘉庆县志》卷4《风俗》。
(13) 嘉庆《安亭志》卷5。
(14) 《华法镇志》卷2《风俗》。
(15) 《南翔镇志》卷2《营建》。
(16) 民国《江湾里志》卷3。
(17) 雍正《分建南汇县志》卷15《风俗》。
(18) 史若民等：《平、祁、太经济史料与研究》，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31—640页。
一是经营路远山遥，鞭长莫及。明清之际陕西商人主要从事的是涉远性大宗商品批发交易业务，在当时人肩马驮的交通条件下，这种困难非今日所能想象。那时的商业经营主要靠服牛格马，肩挑车载。从西安到兰州，沿陕甘间18马站，晓行露宿、鸡声茅店，走18天方可到达。从西安到康定，沿川陕间的38马站，步行40余日，跋涉三千余里，沿途危关隘路，羊肠小道，古柏参天，树荫蔽日，备尝艰辛才可到达康定。所以当时陕商有句商谚是“小伙小伙你甭笑，北山还比南山刁”。从西安到江南贩布，步行数日到龙驹寨，换船入襄阳进长江，到苏州、嘉庆、上海，千里迢迢，数月方能到达。渭南著名富商板桥常家的后人回忆当时入川的艰辛是：“那时去四川叫‘下川’，全靠步行，川路难走，‘蜀道难’，到陕南进入大巴山向导骑骡或马，人们拉住马尾巴，马走得快，他们赶不上就摔一跤，尾巴还不敢丢，一丢就掉到沟底去了。走悬崖上的栈道，更不敢朝下看，一看就不敢走了。当时有句话是‘进了终南山，眼泪擦不干’，从四川回来走到汉中才喘一口气，‘望见汉中坝，噗哧笑一下’。”①那时外出的商人不敢回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路途遥远，盘缠有限。这种古老的交通技术条件，使长途贩运费日耗时，备受艰辛，一般人常视为畏途，宁可在家老婆孩子热炕头过苦日子，亦不愿奔走道路，亡命天涯。有一首《估客词》道出了个中的甘苦：
天下最苦为行商，
抛妻别子离家乡。
餐风宿水多劳役，
披星戴月时奔忙。②
二是东伙分离，音讯不通。在明清时期，陕西商人为经营上的方便大多数采取了“东伙分离”的管理体制。在这种体制下，财东一般居住在乡下，聘任掌柜主持遥在千里之外的店务。可以这样讲，一个生意在天南海北的陕西财东，可以在渭北一个绿荫覆盖的小山村里安然度过他的一生。如泾阳安吴堡吴家，财东住在泾阳嵯峨山下的安吴堡村，而生意却在千里之外的川甘各地。他家在山西永济开有秦晋铁木货栈，在山西运城开有盐店，在甘肃天水开有陇西棉布行，在湖北武汉开有珠宝店，在四川重庆开有川货土产杂品店，在潼关、蒲城开有典当行，在西安开有盐店、百货行等。渭南孝义镇的赵家，家住渭河南岸的孝义镇，生意却遍布全国各地，在四川自贡有元记盐井，在康定有“德厚堂”茶庄，在三原有“赵记布行”，在泾阳有“一林坊”烟坊，在甘肃兰州有布店，在上海五码头有“四大仓场”。渭南贫瘠的西塬上阳郭镇贺家在“西同凤乾五郡四十余州县质库凡八百余”，并在西北各地设有36家当铺72家钱庄。这种东伙分离的体制，财东以无限责任的身家性命担保着千里之外的生意风险，坐收经营红利。而千里之外的掌柜却以有限责任负责着企业的无限经营。如何及时掌握企业的经营状态，了解企业的经营信息，决策企业的人事变动，便成为财东日夜悬心、家资兴旺的关键所在③。在这种情况下，路远水长，交通不便的信息传递技术条件常使财东音讯不通，一头黑雾，对企业多有鞭长莫及之慨。并且由于信息不通，责任无限，常是造成财东倾家荡产的悲惨结局。如户县宋村南姓与宋姓两家，在康定办“德泰合”茶庄，并聘任贺姓为经理，南宋年老回陕，不久贺姓掌柜年事已高又提升牛东一刘姓为掌柜，刘提出要更改分配比例，南、宋、贺三个老东家闻讯后步行三月赶到康定“一进号先将刘的铺盖抛出号外”，后又聘杨益山为经理，老掌柜南甘卿亲笔写“委托书”，内容是“只要你把祖先留下的这个德泰合招牌顶住，外面一切由你主持，无论怎样做，我们就放心回陕”④。体现了东家惆怅无奈的心态。
三是购销两地，搬运艰难。在明清南北物质交流的流通体制下，陕西商人一般是在南方的茶、布产地设庄收购，在北方的陕甘宁新蒙设庄销货。南北奔腾，千里贩粜，装船换舟，服牛格马，下船起旱，落舟扬帆，这期间不知要倒几番手，不知有多少人参与了商品交换，每一环节都会碰到数不清的困难。在购货产地，“外来客商独脚伙，本地家雀帮手多”，“强龙压不住地头蛇”，多蒙受当地牙行脚帮的欺诈。如明代陕西布商到江南购布时，明代江南标布市场多为牙行把持垄断，“市中贸易，必经牙行，非是，市不得鬻，人不得售”⑤。这些把持行市的牙行、牙人，割断了买卖双方的经济联系，剥夺了交易双方的经营自主权，“不许自交易，横主价值”⑥，并对棉布买卖双方进行剥夺。对卖布的乡人，他们压价收购或恃强放抢，如上海周浦镇的牙行，“其人并不开张店铺，纠集游民，伺客船至，拉其货物，或散居民，或散店口，十分货价偿其二三，公行侵蚀，曰‘白拉’”⑦。而宝山县的牙人更是“结连光棍，邀人货物，卖布夺布，贸花得花，乡人不得自由，名曰‘行霸’”⑧。南翔镇的牙人甚至“聚集恶党，潜伏道侧，候民入市，邀夺货物”⑨。对外地购货客商百计诱致，高抬物价，肆意勒索。如南翔镇牙人“客商经过，百计诱致，不罄其资不止”⑩。有的牙行“以招商为主，初至，牙人丰其款待，割鹅开宴，招妓演戏以为常”(11)，在估银于布时“则高低物价，擅取佣钱，买者卖者各有除勒，名曰内用、外用”(12)。有的牙人甚至“其所用秤斗不与常同，故秤名亦异，其曰桥秤、桥斗”(13)。在牙人牙行的从中阻隔下，买卖双方均受其“抑勒”，使棉布购买难以顺畅进行。
同时，异地经商碰到的第二个问题是，脚行私分地界，把持勒索。明代陕西商人到江南购布由于贸易数量很大，动辄数十百万匹，又路途遥远，跋山涉水，需解决运输问题。起先，他们依靠当地脚行、脚夫作为主要运输力量，但却受到脚行脚夫的欺诈勒索。因为这些脚行、脚夫往往蛇居本土，把持地界，欺侮旅客，昂取运价。他们在江南市镇所在多有，官府屡禁不绝，严重阻碍了商品的正常流通。如松江华法镇“镇有脚行……其间强而黠者为脚头，凡运商货，脚头争昂其值，而腹其余”(14)。南翔镇更是拳勇之患，脚夫为甚，“客无远近，不过资其力，肩挑背负任彼定价横索，唯恐不得其欢心，以致货物壅塞河于市口”(15)。江湾镇的情况更严重，“脚夫之莫甚于南翔、江湾两镇。若辈十百为群，投托势官，结纳豪奴，私自分疆划界。凡商民货物横索脚价，稍不如意，则货抛河下，无人承挑，商贾裹足”(16)。南汇县的脚夫独占性更强，甚至不许别人插足，其镇志曰“各镇游手强悍之徒，聚党约盟，自占为脚夫名色，分立脚界……市肆货物迁运，毋论远近必索重价，能自运者，群禁喧哗，强架不许。必得其欲而后已，商民为之丧气”(17)。明人吕坤写的《齐价》诗描绘了其中的艰难：
开启原来为赚钱，
赁房雇脚委艰难。
但掺低假将他哄，
是个朴实被你瞒。
独自增值虽利垢，
齐行招价更奸贪。
在销地，虽然陕西商人是在自己的地盘上做生意，但在委托经营的体制下，陕西商人一般是将商品批发给当地的零售商，由他们再销售给消费者。这种“赊销”方式，一方面零售商不能按期将货款送还，致使批发商资金积压流通迟缓，降低资本运作效益；另一方面购货待款，无由支付，降低了购地的商业信用，阻碍了正常的商业流转，形成销地“货品积压”，购地“进货乏资”的困难局面。加之汇款之日货款如何交割，银两如何押解，总庄如何计银，分庄如何得赀，怎样形成流通舒畅的资本运作机制都是陕西商人必须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有一首山陕流传很广的《俗言杂字》将明清商人经营的状态和苦辛描写得生动而具体：
盐店银号珠宝人参，收买出换贩卖客人。
茶商木客兑汇票银，粮店面铺百家所用。
油盐酱醋酒食饭铺，花店布行杂货绸缎。
走水放帐出外登程，褡裢驼子大家送行。
行李现金惕防小人，水路写船旱路步行。
出外走水披星戴月，起标发货各省驰名。(18)
这些说明，当陕西农民进城经商，以全新姿态登上商业舞台时，正面临中国商业发生重大变革时期，无论经营对象、经营内容、经营方式、经营理念均发生着不同于前代的变化。有人曾将此概括为“商业革命”也许并不为过。能否适应这种传统商业的巨大变革，通过自主创新性制度安排，为自己的商业事业铺就发展的制度大道，是历史对陕西商人的巨大考验。陕西商人能否拉开这制度创新的序幕，刮一场“商业革命”的西北风，将决定他们未来的发展。
① 李刚：《渭南板桥常家商业家族历史资料调查记录》未刊稿。
② 冯梦龙：《二刻拍案惊奇》第18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③ 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4—217页。
④ 杨益三：《户县炉客在康定》，《户县文史资料》第3辑，第57页。
⑤ 嘉庆《安亭志》卷2《风俗》。
⑥ 崇祯《太仓州志》卷2《风俗》。
⑦ 雍正《南汇县志》卷19《风俗》。
⑧ 乾隆《宝山县志》卷12《杂志》。
⑨⑩ 嘉庆《南翔镇志》卷12《杂志》。
(11) 韩大成：《明代牙行浅论》，《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
(12) 乾隆《嘉庆县志》卷4《风俗》。
(13) 嘉庆《安亭志》卷5。
(14) 《华法镇志》卷2《风俗》。
(15) 《南翔镇志》卷2《营建》。
(16) 民国《江湾里志》卷3。
(17) 雍正《分建南汇县志》卷15《风俗》。
(18) 史若民等：《平、祁、太经济史料与研究》，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31—6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