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人质直且自重
走进陕西旬邑县著名富商唐家大院主人的卧室，抬头铭上的“质本天成”四个字会赫然入目。这四个字是陕西商人厚重质直本色性格的集中写照。
陕西黄土横亘，沟壑纵横，地僻泉庞，天苍野茫的自然风貌，造化了秦人质本天成的淳厚民风，说话办事忠厚为本，诚实不欺，形成不尚空言，求真务实的人生品格。在豳风秦俗中成长起来的陕西商人继承了秦人的历史传统，做生意丁是丁，卯是卯，不投机取巧，不拐骗坑人，而是以稳健持重著称商界。明人薛福成在《庸庵海外文摘》中总结山陕商人的特点是：
中国地博物阜，迥异诸国，前此善通有无者，有徽商，有晋商，有秦商，皆以忠实为体，勤俭为用，此颇能创树规模，相嬗不变者数世。①
明清时期西风欧雨渐来，中国传统商业处于历史转型时期，陕西商人这种厚重质直、质本天成的本色意识，又必然表现为强烈的国家意识，使他们能够将区区不屑的商业活动与国家兴亡相联系，表现出秦人以汉族正统自居，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
自贡西秦会馆大拜殿前的一副藏头对联：
钦祭历有唐有宋有元有明其心实惟知有汉
徽号或为王为侯为帝为君当日之不愧为臣
反映了陕西商人反清扶汉的爱国情绪。而《汉口山陕会馆志》中又把山陕商人祭拜关公，崇扬仁、义、礼、智、信的国家意识表述得很明白：
夫人读麟经深明大义。故身虽陷敌，志百折而不回，以刘豫州分固群臣而恩，则如手足，千古群臣相得无有逾君……今秦晋商人体夫子之心，以事君则忠君也，以事孝则孝子也，以敬先则悌弟也，以交友则良朋也，忠心忠行，行心笃敬。②
山东聊城山陕会馆的献殿上方悬“富国裕民”的牌匾，反映了陕西商人以国事为重的精神诉求，而陕西潼关商人师世卿将商业行为的社会意义则表达为“士在上则立功于国家，士在下则致行于闾里”③。这种以商事国，家国一体的精神浸透在陕商发展的各个时期。从明初的输粟边关千里运粮，驮茶换马，支援边疆；到清初的弃淮入川，反清匡汉；再到清末八国联军侵华，清室西狩，秦人素秉忠义，闻风俱起，富室商贾莫不慷慨解囊，以国事为重。富平商人李尽心，发家后不忘国家，主动到陕西布政使司处，请求输金助边险，有司大夫询其数，他回答说“唯命耳”，官府初以五十金为数，李公认为太少，后增至上千金方罢，官府大人疑其有狂疾，后李尽心以二万金缴纳司库，④充分表达了陕西商人的爱国情愫。清末庚子国变，清室西狩，陕西商人纷纷捐资国难，渭南焦家捐银5万两，常家捐银10万两、捐粮5000石，曹家捐银3万两，西塬贺家捐银10万两，泾阳安吴吴家捐银5万两。马合盛捐银10万两，一时“资政大夫”牌匾挂遍渭北各县，表达了朝廷对陕西商人的以商事国精神的肯定。
明清时期亦是中国传统观念发生急剧嬗变的时期。传统重农抑末，士农工商的社会排序受到冲击，农商皆本，商不为贱，工商皆富的思潮逐渐萌生。加之陕西土厚水深，高原横亘的自然风貌又羽化了秦人厚重自负的性格特征。他们恪业自重，淡泊自守，表现出很高的敬业精神和职业自觉，对自己的职业名节看得比什么都重。明代时，陕西商人郑韶经华山遇皇尚书女，遂婿之。新婚不久，韶要负货远行，对妻子说：“绍予一商耳，多游南北，为利是求……常暂出以缉理南北之财。”其妻曰：“新婚燕尔，未闻经月有别也。”过了几日，郑韶再也待不住了，对妻子说：“我一介商人也，泛江湖，涉道路，乃是常份，虽深诚见挽，若不远行，亦心有不乐。”⑤其妻无奈，只好送新婚丈夫携货就路，外出行商。这一段新婚夫妻的对话，表现了陕西商人很好的职业操守和职业自重。在重农抑末的社会氛围里，只有厚重大气的陕西商人才敢于说这样的话。三原商人孙豹人在扬州经商，三年之间三致千金，后闭门读书成为诗人，清康熙年间举为博学鸿儒科，官授内阁中书。豹人辟官不就，说：“吾侨居广陵数十年饕餮待我，使我官京师，不令举家饿死乎。”⑥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陕西商人的职业自豪和陕西人特有的不交官府的职业习惯，在“世人都说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的“官本位”的社会风气下，敢讲这样的话，没有很高水平的职业自觉是不可想象的。三原商人梁选橡业盐扬州，当时盐法规定商人按序守支，有险狡之徒通过贿赂官府，改变原定序次，提前支取盐斤“获厚利寻常一倍”，名曰“超挚”，“一时乡人争先超挚，咸来邀梁”。梁选橡以为不可，他说：
善贾者不获近利，善保者不身偿法。盐与他贾异名虽两交，而实关三尺，吾谨守之。⑦
说明陕西商人把自己的名节看得比利润要重，为利毁誉，乃陕商所不取。他们遵守商人操守，不为利违法，投机取巧，伤害商人名誉，这正是对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无奸不商”社会存在的反叛，表现出陕西商人的自重名节、不毁商誉的时代精神。三原商人贠维新经商扬州，“扬俗侈他贾日高会醵饮声妓间，伯子独淡泊自守，即众嗤听焉”，贠不为所动，“不久财万起”⑧，则从个人修养方面表现了商人自重自尊的职业诉求，是商人看重自身名节的又一种表现方式。
在传统“君子不言利”的思想氛围下，赚钱取利常为人所不齿，“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追求财富强烈冲动和求财免灾的个人价值取向，是造成中国几千年商品经济不发展的思想阻力。而明清时期，陕西商人从商业自觉出发，无视传统，公然以追求财富为鹄的，怀有追求财富发家致富的强烈愿望。他们所到之处，莫不把这一强烈愿望通过各种形式，表达得淋漓尽致。如各地山陕会馆门前都有铁铸的丈余旗杆，作为会馆商业文化的标志，旗杆上有用四枚钱形铸就的云斗，这在不言利的封建社会是大胆的举动，反映了商人们追求赚钱发财的价值取向和会馆拜金主义的现实追求，成为会馆招摇市场的广告商标。而会馆内部的雕饰所到之处，又无不张扬着商业文化的渴求。社旗山陕会馆主楼“悬鉴楼”上镶嵌着巨匾“既和且平”，寄托了商人们和气生财、平安营利的商业企盼；西厢房额枋左侧雕一钱串，右侧雕一算盘；而正殿前第一根望柱石狮前爪下踏绣球，却按着一串铜钱，立于中央瞩目之位，会馆装饰之崇商色彩可见一斑。开封山陕甘会馆拜殿两山的“悬匾”上破例写着“公平交易”“义中取财”的商业用语，大门前照壁上砖雕“二龙戏珠”的珠，既非夜明珠，也非火焰珠，而是一只有眼有嘴之蜘蛛，意寓蜘蛛吐丝结网，联通八方的商业需要。聊城山陕会馆的献殿——会馆聚会议事处，上方悬的是“富国裕民”的匾。所有这一切都使会馆充满了重商色彩，烘托着会馆的市场气氛。从山陕会馆的神灵崇拜看，山陕商人在视关公为国家正神的条件下，又常以财神赵公明为祭拜对象，以谋求经营遂意，财源不涸。山东聊城山陕会馆财神殿前的一副对联，真切表达了山陕商人的这种愿望：
位津要而掌财源，万里腰缠毕至。
感钱神以成砥柱，千秋宝载无虞。
而关公更是山陕商人供奉的行业神。关公除了具有讲信义的商人最应具备的性格外，还有算术头脑，发明了“记账法”。相传关公挂印封金辞曹时，留下一封账单，设有“原、收、出、存”四个题目，把曹操赐送的各种财务详细登记，其项目格式设计十分科学，开商业记账之先河。因此，晋以来，关公“被人视为武神、财神及保护商贾之神，人遇有争执时，求彼之明断决见”⑨。山陕商人多以关公为行业保护神，极力供奉，以保佑他们实现赚钱发财的愿望，对此北京的关中会馆《重修会馆碑记》中有很好的说明，“秦晋富商大贾，无不祭祀关壮缪者，亦谋利而不忘”。⑩
这种崇拜财神，企盼“掌财源万里腰缠，感钱神以成砥柱”的崇商精神，表达了陕西商人强烈的致富追求和发财冲动。陕西秦腔名剧《张良卖布》借布商张良之口，更将陕西商人的这种追求描写得具体生动：
先把那渭南县当铺坐下，西安府开盐店咱的东家。
兰州城京货铺招牌悬挂，西口外金刚钻发上几车。
穿皮袄套褐衫骑骡压马，烧黄酒猪羊肉美味有加。
娶妻小赛过那南京俏画，买丫头和小子装烟倒茶。
清晨起人参汤先把口下，到午间把燕窝拌成疙瘩。
张口兽琉璃瓦高楼大厦，置几顷水浇地百不值下。
银子多使不了这该怎咋？寻几名好伙计四路访查。
幸喜得四路里粮食涨价，百十名走粟行银赚万八。
捐功名只要那官高势大，访巡抚坐总督布政按察。
无独有偶，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也写过一篇作为识字启蒙的《俗谚杂字》，该作者以质朴的语言描绘了山西商人的实际生活和人生向往，并声言：“我这书本留给后人，虽是浅薄句句实情。”亦不妨节选如下：
生意买卖要领财东，赚钱赔本自古常情。
省吃俭用熬成富翁，置房买地福至心灵。
安下生意写下合同，俸股伙计掌柜相公。
原入利出足用耗存，局子当铺估衣客人。
茶商木客兑会银票，粮店铺面百家所用。
镜雨元宝水光纹银，几年光景十万有零。
没有顶戴体面不成，六品职衔顶子水晶。
房屋低小不得威风，修房盖屋地基要平。
东西厢房左右两分，书馆花院前后窖庭。
要做衣裳去唤裁缝，绸缎绫绢锦缎裁绒。
水獭领袖海骝拔针，大呢小呢羽毛哦噔。
人生衣食各有天定，想要吃喝又有厨工。
烧肉酥肉踢则清蒸，糊烙鲤鱼火锅十景。
香片色黄武夷茶清，吃袋香烟玉蓝蒲城。
太极奇品双毛各针，社塘清烟凤翔有名。
丫鬟斟茶小斯满樽，铺床叠被美女侍奉。
大妻小妾生养儿童，终身大事只此三宗。(11)
这两则戏文俗语真切反映了山陕商人当年在全国商贸领域纵横捭阖的风光景象，也表现了他们发家致富的强烈渴望。
① 薛福成：《庸庵海外文摘》卷4。
② 《汉口山陕会馆志》，光绪景庆义堂刻本。第4页。
③ 嘉庆《潼关县志》卷4。
④ 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11。
⑤ 王世贞：《艳异编》卷37，第17页。
⑥ 《清朝野史》第4卷，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21页。
⑦ 来俨然：《自喻堂集》卷4。
⑧ 《两淮盐法志》卷7。
⑨ 张志江：《关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⑩ 李华：《北京明清工商会馆碑刻资料选辑》，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274页。
(11) 史若民等：《平、祁、太经济史料与研究》，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31—640页。
陕西黄土横亘，沟壑纵横，地僻泉庞，天苍野茫的自然风貌，造化了秦人质本天成的淳厚民风，说话办事忠厚为本，诚实不欺，形成不尚空言，求真务实的人生品格。在豳风秦俗中成长起来的陕西商人继承了秦人的历史传统，做生意丁是丁，卯是卯，不投机取巧，不拐骗坑人，而是以稳健持重著称商界。明人薛福成在《庸庵海外文摘》中总结山陕商人的特点是：
中国地博物阜，迥异诸国，前此善通有无者，有徽商，有晋商，有秦商，皆以忠实为体，勤俭为用，此颇能创树规模，相嬗不变者数世。①
明清时期西风欧雨渐来，中国传统商业处于历史转型时期，陕西商人这种厚重质直、质本天成的本色意识，又必然表现为强烈的国家意识，使他们能够将区区不屑的商业活动与国家兴亡相联系，表现出秦人以汉族正统自居，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
自贡西秦会馆大拜殿前的一副藏头对联：
钦祭历有唐有宋有元有明其心实惟知有汉
徽号或为王为侯为帝为君当日之不愧为臣
反映了陕西商人反清扶汉的爱国情绪。而《汉口山陕会馆志》中又把山陕商人祭拜关公，崇扬仁、义、礼、智、信的国家意识表述得很明白：
夫人读麟经深明大义。故身虽陷敌，志百折而不回，以刘豫州分固群臣而恩，则如手足，千古群臣相得无有逾君……今秦晋商人体夫子之心，以事君则忠君也，以事孝则孝子也，以敬先则悌弟也，以交友则良朋也，忠心忠行，行心笃敬。②
山东聊城山陕会馆的献殿上方悬“富国裕民”的牌匾，反映了陕西商人以国事为重的精神诉求，而陕西潼关商人师世卿将商业行为的社会意义则表达为“士在上则立功于国家，士在下则致行于闾里”③。这种以商事国，家国一体的精神浸透在陕商发展的各个时期。从明初的输粟边关千里运粮，驮茶换马，支援边疆；到清初的弃淮入川，反清匡汉；再到清末八国联军侵华，清室西狩，秦人素秉忠义，闻风俱起，富室商贾莫不慷慨解囊，以国事为重。富平商人李尽心，发家后不忘国家，主动到陕西布政使司处，请求输金助边险，有司大夫询其数，他回答说“唯命耳”，官府初以五十金为数，李公认为太少，后增至上千金方罢，官府大人疑其有狂疾，后李尽心以二万金缴纳司库，④充分表达了陕西商人的爱国情愫。清末庚子国变，清室西狩，陕西商人纷纷捐资国难，渭南焦家捐银5万两，常家捐银10万两、捐粮5000石，曹家捐银3万两，西塬贺家捐银10万两，泾阳安吴吴家捐银5万两。马合盛捐银10万两，一时“资政大夫”牌匾挂遍渭北各县，表达了朝廷对陕西商人的以商事国精神的肯定。
明清时期亦是中国传统观念发生急剧嬗变的时期。传统重农抑末，士农工商的社会排序受到冲击，农商皆本，商不为贱，工商皆富的思潮逐渐萌生。加之陕西土厚水深，高原横亘的自然风貌又羽化了秦人厚重自负的性格特征。他们恪业自重，淡泊自守，表现出很高的敬业精神和职业自觉，对自己的职业名节看得比什么都重。明代时，陕西商人郑韶经华山遇皇尚书女，遂婿之。新婚不久，韶要负货远行，对妻子说：“绍予一商耳，多游南北，为利是求……常暂出以缉理南北之财。”其妻曰：“新婚燕尔，未闻经月有别也。”过了几日，郑韶再也待不住了，对妻子说：“我一介商人也，泛江湖，涉道路，乃是常份，虽深诚见挽，若不远行，亦心有不乐。”⑤其妻无奈，只好送新婚丈夫携货就路，外出行商。这一段新婚夫妻的对话，表现了陕西商人很好的职业操守和职业自重。在重农抑末的社会氛围里，只有厚重大气的陕西商人才敢于说这样的话。三原商人孙豹人在扬州经商，三年之间三致千金，后闭门读书成为诗人，清康熙年间举为博学鸿儒科，官授内阁中书。豹人辟官不就，说：“吾侨居广陵数十年饕餮待我，使我官京师，不令举家饿死乎。”⑥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陕西商人的职业自豪和陕西人特有的不交官府的职业习惯，在“世人都说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的“官本位”的社会风气下，敢讲这样的话，没有很高水平的职业自觉是不可想象的。三原商人梁选橡业盐扬州，当时盐法规定商人按序守支，有险狡之徒通过贿赂官府，改变原定序次，提前支取盐斤“获厚利寻常一倍”，名曰“超挚”，“一时乡人争先超挚，咸来邀梁”。梁选橡以为不可，他说：
善贾者不获近利，善保者不身偿法。盐与他贾异名虽两交，而实关三尺，吾谨守之。⑦
说明陕西商人把自己的名节看得比利润要重，为利毁誉，乃陕商所不取。他们遵守商人操守，不为利违法，投机取巧，伤害商人名誉，这正是对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无奸不商”社会存在的反叛，表现出陕西商人的自重名节、不毁商誉的时代精神。三原商人贠维新经商扬州，“扬俗侈他贾日高会醵饮声妓间，伯子独淡泊自守，即众嗤听焉”，贠不为所动，“不久财万起”⑧，则从个人修养方面表现了商人自重自尊的职业诉求，是商人看重自身名节的又一种表现方式。
在传统“君子不言利”的思想氛围下，赚钱取利常为人所不齿，“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追求财富强烈冲动和求财免灾的个人价值取向，是造成中国几千年商品经济不发展的思想阻力。而明清时期，陕西商人从商业自觉出发，无视传统，公然以追求财富为鹄的，怀有追求财富发家致富的强烈愿望。他们所到之处，莫不把这一强烈愿望通过各种形式，表达得淋漓尽致。如各地山陕会馆门前都有铁铸的丈余旗杆，作为会馆商业文化的标志，旗杆上有用四枚钱形铸就的云斗，这在不言利的封建社会是大胆的举动，反映了商人们追求赚钱发财的价值取向和会馆拜金主义的现实追求，成为会馆招摇市场的广告商标。而会馆内部的雕饰所到之处，又无不张扬着商业文化的渴求。社旗山陕会馆主楼“悬鉴楼”上镶嵌着巨匾“既和且平”，寄托了商人们和气生财、平安营利的商业企盼；西厢房额枋左侧雕一钱串，右侧雕一算盘；而正殿前第一根望柱石狮前爪下踏绣球，却按着一串铜钱，立于中央瞩目之位，会馆装饰之崇商色彩可见一斑。开封山陕甘会馆拜殿两山的“悬匾”上破例写着“公平交易”“义中取财”的商业用语，大门前照壁上砖雕“二龙戏珠”的珠，既非夜明珠，也非火焰珠，而是一只有眼有嘴之蜘蛛，意寓蜘蛛吐丝结网，联通八方的商业需要。聊城山陕会馆的献殿——会馆聚会议事处，上方悬的是“富国裕民”的匾。所有这一切都使会馆充满了重商色彩，烘托着会馆的市场气氛。从山陕会馆的神灵崇拜看，山陕商人在视关公为国家正神的条件下，又常以财神赵公明为祭拜对象，以谋求经营遂意，财源不涸。山东聊城山陕会馆财神殿前的一副对联，真切表达了山陕商人的这种愿望：
位津要而掌财源，万里腰缠毕至。
感钱神以成砥柱，千秋宝载无虞。
而关公更是山陕商人供奉的行业神。关公除了具有讲信义的商人最应具备的性格外，还有算术头脑，发明了“记账法”。相传关公挂印封金辞曹时，留下一封账单，设有“原、收、出、存”四个题目，把曹操赐送的各种财务详细登记，其项目格式设计十分科学，开商业记账之先河。因此，晋以来，关公“被人视为武神、财神及保护商贾之神，人遇有争执时，求彼之明断决见”⑨。山陕商人多以关公为行业保护神，极力供奉，以保佑他们实现赚钱发财的愿望，对此北京的关中会馆《重修会馆碑记》中有很好的说明，“秦晋富商大贾，无不祭祀关壮缪者，亦谋利而不忘”。⑩
这种崇拜财神，企盼“掌财源万里腰缠，感钱神以成砥柱”的崇商精神，表达了陕西商人强烈的致富追求和发财冲动。陕西秦腔名剧《张良卖布》借布商张良之口，更将陕西商人的这种追求描写得具体生动：
先把那渭南县当铺坐下，西安府开盐店咱的东家。
兰州城京货铺招牌悬挂，西口外金刚钻发上几车。
穿皮袄套褐衫骑骡压马，烧黄酒猪羊肉美味有加。
娶妻小赛过那南京俏画，买丫头和小子装烟倒茶。
清晨起人参汤先把口下，到午间把燕窝拌成疙瘩。
张口兽琉璃瓦高楼大厦，置几顷水浇地百不值下。
银子多使不了这该怎咋？寻几名好伙计四路访查。
幸喜得四路里粮食涨价，百十名走粟行银赚万八。
捐功名只要那官高势大，访巡抚坐总督布政按察。
无独有偶，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也写过一篇作为识字启蒙的《俗谚杂字》，该作者以质朴的语言描绘了山西商人的实际生活和人生向往，并声言：“我这书本留给后人，虽是浅薄句句实情。”亦不妨节选如下：
生意买卖要领财东，赚钱赔本自古常情。
省吃俭用熬成富翁，置房买地福至心灵。
安下生意写下合同，俸股伙计掌柜相公。
原入利出足用耗存，局子当铺估衣客人。
茶商木客兑会银票，粮店铺面百家所用。
镜雨元宝水光纹银，几年光景十万有零。
没有顶戴体面不成，六品职衔顶子水晶。
房屋低小不得威风，修房盖屋地基要平。
东西厢房左右两分，书馆花院前后窖庭。
要做衣裳去唤裁缝，绸缎绫绢锦缎裁绒。
水獭领袖海骝拔针，大呢小呢羽毛哦噔。
人生衣食各有天定，想要吃喝又有厨工。
烧肉酥肉踢则清蒸，糊烙鲤鱼火锅十景。
香片色黄武夷茶清，吃袋香烟玉蓝蒲城。
太极奇品双毛各针，社塘清烟凤翔有名。
丫鬟斟茶小斯满樽，铺床叠被美女侍奉。
大妻小妾生养儿童，终身大事只此三宗。(11)
这两则戏文俗语真切反映了山陕商人当年在全国商贸领域纵横捭阖的风光景象，也表现了他们发家致富的强烈渴望。
① 薛福成：《庸庵海外文摘》卷4。
② 《汉口山陕会馆志》，光绪景庆义堂刻本。第4页。
③ 嘉庆《潼关县志》卷4。
④ 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11。
⑤ 王世贞：《艳异编》卷37，第17页。
⑥ 《清朝野史》第4卷，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21页。
⑦ 来俨然：《自喻堂集》卷4。
⑧ 《两淮盐法志》卷7。
⑨ 张志江：《关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⑩ 李华：《北京明清工商会馆碑刻资料选辑》，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274页。
(11) 史若民等：《平、祁、太经济史料与研究》，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31—6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