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创“贾道”儒生功
明清陕西商帮经商行贾与重视文化相结合，许多陕西商人是以儒经商，也有不少商人由商而儒，使陕西商人往往表现为儒商结合，具有鲜明的儒商特征。而陕西商人多向非特权儒士转化，反映了其民间资本的性质。
陕西商人的“儒”“商”结合，可区分为三种情况：
一是以儒经商，增加商业经营的文化含量，表现出很高的经营自觉性。在宋代以前，陕西曾是全国的文化中心，使陕西积淀了非常丰厚的文化存量，重视文化和教育，讲究耕读传家是陕人特有的历史传统。因此，明清以来有不少陕西商人是儒士出身，他们利用所学知识指导商业经营，常常获得稳定厚利。如三原秦后渠：
贾而好儒术，自恚少不意志，投身为贾，家居及往来市廛辄手一编不倦……为商也善节缩，视时高下，利归公最厚”。朝邑西河子以儒经商“不数年家起数千金，人莫窥其可自也。①
三原王经济“世多贾儒……自贾而遗弟儒，其贾也得子钱既多”②。高陵张忠轩“身寄贾服，心潜儒林，即沐风栉雨，诗书末缀”，成为高陵巨富。③
二是由商而儒，由商业发家，以雄厚资财为后盾，延师训子，发展教育。在封建社会，四民分业，商人多隶“商籍”，社会地位低下。汉人杨挥说他“幸有余粟，方粜贵贩贱，逐什一之利，此贾坚之事也，污辱之处，挥亲行之，下流之人，众毁所归，不寒而栗”④。因此，许多陕西商人发财致富后往往注重教育，延师课子，科举为士。如三原张凤“不惜金帛，求师教子”；石象“督子从儒”。蒲城雷太初“课子读书，赡为进士”⑤。凤翔周恕“获利万金，延师以课子孙，其后科甲相继，为邑望族”⑥。渭南八女井李家以八千金修会城考院；贺士英“里中子弟因贫废读，为立义学，延师教之……补举京师会馆捐银若干，以惠士子”⑦。这些说明注重文化，捐资教育成为陕西商人一个很好的历史传统。
三是弃商为儒。许多陕西商人经商发家后立志读书，著书立说，成为文化名人，为发展陕西的文化事业做出贡献。三原为陕西人文荟萃之地，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为依托，文风日盛，出的文化名人亦最多。温氏家族以温纯之父习贾发家，其子温纯科举进士官拜尚书，成为陕西明代的大儒，其子温自如，后人温良儒都是陕西的名儒，著述甚丰。其在成都的温氏分支，亦因其祖温敬斋“由商籍入华杨县学授徒”，而支派繁盛⑧。胡汝宽“独喜儒，暇则阅古图书吟咏诗章，对客谈古今事类，儒者当岁时诸兄弟亲政相与称饬尽欢道故旧，有百乐天风”⑨。城东胡历廉家素封，经商发家后，专习古籍，“家有碧云阁，上藏书数万卷”⑩。郭生彬“少习商，继鬻古书籍”(11)，成为专业书商。最著名如孙豹人，“从贾人游，累致千金，散之，既而闭户读经史，肆力诗古文”，著有《溉堂集》，成为清初著名诗人，名噪海内(12)。就连国民党三朝元老官居立法院长著名书法家诗人的于右任亦是从三原学徒出身。泾阳的著名文人亦不少，其著名者如张恂“诗古人又善画，居江都最久，与之游者多喜其乐，易而泼墨缣素淋漓”，成为清初著名画家(13)。凤翔毛雄“且贾且学，三四年积千金，书数十百卷”(14)。武功康氏家族，多有人经商，如康年、康峦等，故其后人康海成为清代陕西大儒。户县王氏家族，因其祖王儒在四川教席经商，其后人王九思亦为陕西知名文人，著有《波羹集》。咸阳县天阁村人刘光贲“少家贫……昼则售饼于市，晚为人转磨麦粉以给譠粥，然读书亦不少”，成为清代陕西著名学者，“算术为关中绝学”(15)。渭南孝义严家，财富关中，其后人严雁峰由商而儒，在家中设有“贲图书库”，藏书115232卷，并著有《贲图诗钞》，成为国内著名藏书家和诗人。(16)陕西商人这种儒商结合的特点三原文人温渊如曾有过总结，他在《明处士信轩列公暨配陈儒人合葬墓志铭》中说，陕西多“世代儒而贾，贾而儒成者也……迄今儒与贾，辄能带耕而神运也。”(17)
由于许多陕西商人是弃儒为商，也有不少陕西商人商而向儒，常于“市廛辄于一编不倦”，不断学习和完善自己，因而能够对经商经验进行理性思考，按照台湾学者余英时先生的说法，陕西商人是在明清商界最先提出“贾道”即商业经营之道的商人。
明代陕西商人樊现就较早提出“经商之道”的观念。他说：
谁言天道难信哉。吾南至江淮，北进边塞，冠弱之患独不一者，天监吾不欺尔!贸易之际，人以欺为计，予以不欺为计。故吾日益而彼日损。谁谓天道难信哉。(18)
这里樊现已察觉到经商业贾存在着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市场规律，把他作为取得“吾日益彼日损”经营成败的基础，并将诚实不欺作为贾道的内容之一。
而明代陕商康銮则较早提出“贾道”的经营理念，他批评一个待价而沽的商人时说：
彼不知贾道也。俟直而后贾，此庸贾求不失也，可终岁不成一贾也。凡吾所为，岁可数十贾，息固可数十倍矣!(19)
康銮将樊现的“天道”更具体概括为“贾道”并把薄利多销，转快利多作为“贾道”的内含之一，这在中国商业思想史上是一个创新，它第一次提出了经营商业存在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问题，并号召人们要靠商业规律办事，不能黑灯瞎火，盲目盲干，反映了陕西商人很高的经营才干。
事实上相当多的陕西商人在自身的经营实际中已自觉按“贾道”办事，践行着经营之道。如陕西商人贾云山“性慷慨磊落，未尝屑屑刀椎取膏润，然贸迁有道，财乃大归，积岁且起，至巨万”，这里“积财巨万”就是贾云山“贸迁有道”(20)按商业规律办事带来的经营效果。三原商人秦后渠“贾而将儒”，历市廛却手一编不倦，还劝说乡人按“贾道”办事，“为商也善节缩，视时高下”，即按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决策自己的投资大小、经营方向，结果“利归公最厚”(21)。三原商人马仲迪，力农经商，在四川做生意讲求“务完物，无饰价，无敢居贵”，即讲究商品质量，不高抬市价，不垄断居奇，按这些“贾道”办事，取得成功，凡入四川贸易者“知不知无不从交懽公”(22)。三原商人师从政经营盐业，淮扬三年，垒数万金，喜曰：
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也……君口吃，在稠人终日不一伺，独市利所至幅辏。(23)
这个师从政简直是个“生意通”，他无论市布、放账皆赚不赔。掌握了经商规律，“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也”，虽然口吃却能市利所至辐辏，很能反映明代陕西商人精于商贾的一般面貌。
三原孙豹人，为明末清初陕西商人在扬州的佼佼者。明崇祯末，豹人为脱贫而流寓广陵，其曾作诗描绘经商的原因是“丈夫不学贾，作妇徒可怜，别妇来广陵，乱余稀人烟，荆楚涂开方，盐商握重权，特偶学其术，亦得三倍钱”。这里“偶学其术”是谦逊之辞，其实豹人先生智商慧性很高，很会做生意，“学小贾，则已倾广陵诸中贾，稍学中贾，又倾广陵诸大贾。孙子学中贾之三年，三致千金”(24)，已使广陵诸商为之惊服，也反映了豹人做生意掌握的经营之术，艺高人胆大的经营作风。豹人的一首《游焦山》很能反映陕西商人博大豪爽的经营心态：
风起中流浪打弦，
秦人失色海云边。
也知赋命原穷薄，
尚欲而归太华眠。(25)
① 来俨然：《自喻堂集》卷1。
② 来俨然：《自喻堂集》卷2。
③ 吴钢：《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6页。
④ 班固：《汉书·扬挥传》。
⑤ 韩邦奇：《苑洛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卷7。
⑥ 嘉庆《凤翔县志》卷6。
⑦ 《续修陕西通志稿》卷7。
⑧ 温自知：《关中温氏征献集》卷1。
⑨ 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10。
⑩(11) 《三原县志》卷10。
(12) 《三原县志》卷19。
(13) 《两淮盐法志》卷46。
(14) 《凤翔县志》卷4。
(15) 刘光贲：《烟霞草堂文集》卷1。
(16) 马长寿：《陕甘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7页。
(17) 温渊如：《温氏著述辑要》，第5页。
(18) 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页。
(19) 康海：《康对山文集》卷9。
(20)(21) 来俨然：《自喻堂集》卷1。
(22) 乾隆《三原县志》卷4。
(23) 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11。
(24) 《三原县志》卷19。
(25) 孙枝蔚：《溉堂集》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
陕西商人的“儒”“商”结合，可区分为三种情况：
一是以儒经商，增加商业经营的文化含量，表现出很高的经营自觉性。在宋代以前，陕西曾是全国的文化中心，使陕西积淀了非常丰厚的文化存量，重视文化和教育，讲究耕读传家是陕人特有的历史传统。因此，明清以来有不少陕西商人是儒士出身，他们利用所学知识指导商业经营，常常获得稳定厚利。如三原秦后渠：
贾而好儒术，自恚少不意志，投身为贾，家居及往来市廛辄手一编不倦……为商也善节缩，视时高下，利归公最厚”。朝邑西河子以儒经商“不数年家起数千金，人莫窥其可自也。①
三原王经济“世多贾儒……自贾而遗弟儒，其贾也得子钱既多”②。高陵张忠轩“身寄贾服，心潜儒林，即沐风栉雨，诗书末缀”，成为高陵巨富。③
二是由商而儒，由商业发家，以雄厚资财为后盾，延师训子，发展教育。在封建社会，四民分业，商人多隶“商籍”，社会地位低下。汉人杨挥说他“幸有余粟，方粜贵贩贱，逐什一之利，此贾坚之事也，污辱之处，挥亲行之，下流之人，众毁所归，不寒而栗”④。因此，许多陕西商人发财致富后往往注重教育，延师课子，科举为士。如三原张凤“不惜金帛，求师教子”；石象“督子从儒”。蒲城雷太初“课子读书，赡为进士”⑤。凤翔周恕“获利万金，延师以课子孙，其后科甲相继，为邑望族”⑥。渭南八女井李家以八千金修会城考院；贺士英“里中子弟因贫废读，为立义学，延师教之……补举京师会馆捐银若干，以惠士子”⑦。这些说明注重文化，捐资教育成为陕西商人一个很好的历史传统。
三是弃商为儒。许多陕西商人经商发家后立志读书，著书立说，成为文化名人，为发展陕西的文化事业做出贡献。三原为陕西人文荟萃之地，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为依托，文风日盛，出的文化名人亦最多。温氏家族以温纯之父习贾发家，其子温纯科举进士官拜尚书，成为陕西明代的大儒，其子温自如，后人温良儒都是陕西的名儒，著述甚丰。其在成都的温氏分支，亦因其祖温敬斋“由商籍入华杨县学授徒”，而支派繁盛⑧。胡汝宽“独喜儒，暇则阅古图书吟咏诗章，对客谈古今事类，儒者当岁时诸兄弟亲政相与称饬尽欢道故旧，有百乐天风”⑨。城东胡历廉家素封，经商发家后，专习古籍，“家有碧云阁，上藏书数万卷”⑩。郭生彬“少习商，继鬻古书籍”(11)，成为专业书商。最著名如孙豹人，“从贾人游，累致千金，散之，既而闭户读经史，肆力诗古文”，著有《溉堂集》，成为清初著名诗人，名噪海内(12)。就连国民党三朝元老官居立法院长著名书法家诗人的于右任亦是从三原学徒出身。泾阳的著名文人亦不少，其著名者如张恂“诗古人又善画，居江都最久，与之游者多喜其乐，易而泼墨缣素淋漓”，成为清初著名画家(13)。凤翔毛雄“且贾且学，三四年积千金，书数十百卷”(14)。武功康氏家族，多有人经商，如康年、康峦等，故其后人康海成为清代陕西大儒。户县王氏家族，因其祖王儒在四川教席经商，其后人王九思亦为陕西知名文人，著有《波羹集》。咸阳县天阁村人刘光贲“少家贫……昼则售饼于市，晚为人转磨麦粉以给譠粥，然读书亦不少”，成为清代陕西著名学者，“算术为关中绝学”(15)。渭南孝义严家，财富关中，其后人严雁峰由商而儒，在家中设有“贲图书库”，藏书115232卷，并著有《贲图诗钞》，成为国内著名藏书家和诗人。(16)陕西商人这种儒商结合的特点三原文人温渊如曾有过总结，他在《明处士信轩列公暨配陈儒人合葬墓志铭》中说，陕西多“世代儒而贾，贾而儒成者也……迄今儒与贾，辄能带耕而神运也。”(17)
由于许多陕西商人是弃儒为商，也有不少陕西商人商而向儒，常于“市廛辄于一编不倦”，不断学习和完善自己，因而能够对经商经验进行理性思考，按照台湾学者余英时先生的说法，陕西商人是在明清商界最先提出“贾道”即商业经营之道的商人。
明代陕西商人樊现就较早提出“经商之道”的观念。他说：
谁言天道难信哉。吾南至江淮，北进边塞，冠弱之患独不一者，天监吾不欺尔!贸易之际，人以欺为计，予以不欺为计。故吾日益而彼日损。谁谓天道难信哉。(18)
这里樊现已察觉到经商业贾存在着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市场规律，把他作为取得“吾日益彼日损”经营成败的基础，并将诚实不欺作为贾道的内容之一。
而明代陕商康銮则较早提出“贾道”的经营理念，他批评一个待价而沽的商人时说：
彼不知贾道也。俟直而后贾，此庸贾求不失也，可终岁不成一贾也。凡吾所为，岁可数十贾，息固可数十倍矣!(19)
康銮将樊现的“天道”更具体概括为“贾道”并把薄利多销，转快利多作为“贾道”的内含之一，这在中国商业思想史上是一个创新，它第一次提出了经营商业存在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问题，并号召人们要靠商业规律办事，不能黑灯瞎火，盲目盲干，反映了陕西商人很高的经营才干。
事实上相当多的陕西商人在自身的经营实际中已自觉按“贾道”办事，践行着经营之道。如陕西商人贾云山“性慷慨磊落，未尝屑屑刀椎取膏润，然贸迁有道，财乃大归，积岁且起，至巨万”，这里“积财巨万”就是贾云山“贸迁有道”(20)按商业规律办事带来的经营效果。三原商人秦后渠“贾而将儒”，历市廛却手一编不倦，还劝说乡人按“贾道”办事，“为商也善节缩，视时高下”，即按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决策自己的投资大小、经营方向，结果“利归公最厚”(21)。三原商人马仲迪，力农经商，在四川做生意讲求“务完物，无饰价，无敢居贵”，即讲究商品质量，不高抬市价，不垄断居奇，按这些“贾道”办事，取得成功，凡入四川贸易者“知不知无不从交懽公”(22)。三原商人师从政经营盐业，淮扬三年，垒数万金，喜曰：
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也……君口吃，在稠人终日不一伺，独市利所至幅辏。(23)
这个师从政简直是个“生意通”，他无论市布、放账皆赚不赔。掌握了经商规律，“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也”，虽然口吃却能市利所至辐辏，很能反映明代陕西商人精于商贾的一般面貌。
三原孙豹人，为明末清初陕西商人在扬州的佼佼者。明崇祯末，豹人为脱贫而流寓广陵，其曾作诗描绘经商的原因是“丈夫不学贾，作妇徒可怜，别妇来广陵，乱余稀人烟，荆楚涂开方，盐商握重权，特偶学其术，亦得三倍钱”。这里“偶学其术”是谦逊之辞，其实豹人先生智商慧性很高，很会做生意，“学小贾，则已倾广陵诸中贾，稍学中贾，又倾广陵诸大贾。孙子学中贾之三年，三致千金”(24)，已使广陵诸商为之惊服，也反映了豹人做生意掌握的经营之术，艺高人胆大的经营作风。豹人的一首《游焦山》很能反映陕西商人博大豪爽的经营心态：
风起中流浪打弦，
秦人失色海云边。
也知赋命原穷薄，
尚欲而归太华眠。(25)
① 来俨然：《自喻堂集》卷1。
② 来俨然：《自喻堂集》卷2。
③ 吴钢：《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6页。
④ 班固：《汉书·扬挥传》。
⑤ 韩邦奇：《苑洛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卷7。
⑥ 嘉庆《凤翔县志》卷6。
⑦ 《续修陕西通志稿》卷7。
⑧ 温自知：《关中温氏征献集》卷1。
⑨ 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10。
⑩(11) 《三原县志》卷10。
(12) 《三原县志》卷19。
(13) 《两淮盐法志》卷46。
(14) 《凤翔县志》卷4。
(15) 刘光贲：《烟霞草堂文集》卷1。
(16) 马长寿：《陕甘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7页。
(17) 温渊如：《温氏著述辑要》，第5页。
(18) 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页。
(19) 康海：《康对山文集》卷9。
(20)(21) 来俨然：《自喻堂集》卷1。
(22) 乾隆《三原县志》卷4。
(23) 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11。
(24) 《三原县志》卷19。
(25) 孙枝蔚：《溉堂集》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