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陕商在庙堂
会馆作为商帮的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组织体系，体现了陕西商人和山西商人卓越的组织能力和创新意识。陕西会馆的基础是陕商大会。而陕商大会就是会馆的最高权力机关，会馆的基本制度安排和具体运作都是在陕商大会的统筹下进行的。如四川自贡的陕西商人，在清代乾雍年间就形成集团化经营的商帮“西秦大会”，由在自贡经营钱业的一百多家陕商组成，并于雍正十年(1732)以西秦大会的名义购买自贡房龙山房主李光华的房基，作为西秦会馆的基础。该会馆《地契基约》上载明“立约卖座房龙峰山文约人李光华……今甘愿请中卖于西秦大会建修庙宇，永远管业”。①汉口的山陕会馆也是由当时驻汉镇的太原帮、汾州帮、红茶帮、盒茶帮、掩茶帮、西烟帮、闻喜帮、雅帮、花布帮、土果帮、西油帮、陆陈帮、疋头帮、皮货帮、众帐帮、核桃帮、京卫帮、均烟帮、红花帮、当帮、皮纸帮、汇票帮“萃数十帮之众”于康熙年间组成山陕大会，购买循礼坊地基，建造山陕会馆作为“山陕两省士商办公之所”。②陕西丹凤县的船帮会馆，也是因为有一年六月六庙会，船帮因风雨阻隔，逾期未到遭到其他帮会的羞辱。一气之下由500多名船主和船工组成的船帮大会决定，从搬运的每件货物中提取三个铜钱，醵资建造船帮会馆。③
在陕商大会的统筹下，会馆有严密的组织机构，按《汉口山陕会馆志》的记载，会馆内部组织分工细密：
“有次输助、有劝捐抽、有约经理、有法修废、有时登临、有赋浏览、有唫乐生……有神昭布、有像祈祝、有祀仪物、有制宴会、有期缘起、有主分行、有业法守、有规整齐、有禁岁息、有产出入、有经支销、有总增置、有录其亩券址。”④而徽商的《新建歙县会馆记》更详细记述了会馆的制度化进程，徽、晋、陕三帮有历史相通之处，证之以陕西商人并不为过。其志曰：
吾徽俗素敦乡谊，唯有事来京……萃萃以会。既会矣，惧其易睽也，故联之以馆。既馆也，惧其易乱也，故申之以约。既约矣，惧其易驰也，故永之以录……首余之置馆，志创始之艰也；次主会长，举止付，敬长推贤，示有统记也；次处会费，严出入，言财用不可缺，亦不可耗也……⑤
当然，明清时期会馆的建设和制度完善往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流淌了数代陕西商人的心血。
陕西商人在京师设立会馆最早的是明代天启年间由陕商后裔京官温纯倡议捐修的“关中会馆”。温纯，字景文，陕西三原人，其父温朝凤为著名陕商，在四川经营盐业致富，成为陕西著名商业大族，子温纯科举致仕，官拜工部尚书，左都御史等职。温纯成名时，陕西商人在京师经商业贾已历有年所，乾隆年间关中会馆《重修会馆碑记》中说，“自有明以来……陕西(商人)……由来久矣”。他们为了存货物、敬神庥、议商事而在温纯倡导下创修“关中会馆”，其规模比温纯万历年间倡修的“三原会馆”更加宏大。《三原县志·佚事》卷中记载，该会馆“宏敞壮丽甲天下，环以居民，主人京职，法备资饶”。⑥说明该会馆已规范成型，所以“法备”，同时以商人为主体，所以“资饶”。后因年久失修，不见记闻。到清代乾隆年间，陕西韩城出了个状元王杰，“列三鼎甲之首，消息传出，在京陕职官员纷纷祝贺，庆贺之际，新状元提出集资筹建陕籍会馆一事。第二年，保安寺关中会馆落成”。该会馆主祀关公，故称“关帝庙”，以保佑商事安康，《重修会馆碑记》中记载“秦晋富商大贾，无不祭祀关壮缪者，亦谋利而不忘”。并说关帝庙“自有明以来……由来久矣”。⑦关中会馆是山陕商人最早在京师以省馆名目出现的会馆，因为“关中”乃陕西的代名词。
至于山陕两省商人以合省形式修筑的“山陕会馆”，最早出现的是河南上蔡和伊川的“山陕会馆”。河南是古中州，与山西和陕西毗连，在丹江水运没有开通之前，河南是陕西商人赴江南贸易的必经之路，河南汴梁孙家楼是大运河连接通往陕甘东大路的水旱码头。加之河南是人口大省，其“民不谙货殖”，“令其营商做官，则群视为畏途，盖有视离乡为莫大之苦，视宦商如登天之难”。⑧山陕商人乘势而入，成为明清时代河南行商的主要力量，“商贾多山陕河北之民”，“坐地贸易如花、布、煤、粮各行户……全系西商”。⑨使中州大地到处游动着山陕商人的身影。他们为了联络乡谊，推广贸易在河南所到之处，创修会馆，上蔡的山陕会馆是目前可知山陕商人在外地商埠修建的最早的联省会馆。“上蔡山陕会馆位于上蔡县城西南部，据1951年土地房产证第1352号‘登记单’载，该会馆共有面积七亩七分八厘五毫。据考证，该会馆建于明朝嘉靖年间，因该会馆拜殿室内东间，悬挂铁钟一口，重约三百余斤，系明嘉靖丁亥六年(1527)铸造，距今已有五百年历史。建会馆的目的是，维护上蔡的山陕商人的财富和利益，防止外人欺凌，使死有所葬，生有所聚。他们并沿用其家乡习俗，在馆内庆大典，搞祭祀，逢年过节，熙熙攘攘。祭典时，均大开中门，悬灯结彩，各殿房蜡烛辉煌，香烟缭绕，山陕两省的人携带眷属，络绎不绝，爆竹声声，人人欢快，至除夕夜，爆竹声更是通宵达旦。每年从正月初一起，在馆里戏楼上，演戏三天，热闹非凡”。⑩河南伊川山陕会馆也是山陕商人建造较早的联省会馆。“伊川在洛阳南，明万历年间，山陕商人就聚集此地，在白元镇修建了山陕会馆(俗称山陕庙)并在馆内兴建了戏楼”(11)。这说明，从明代中叶起，山陕商人就开始在他们经商驻地集资修建会馆，使山陕会馆随着山陕商人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从西北新疆的边塞小城玛纳斯到南疆贵阳，从东北的吉林到江南的嘉定，到处都有山陕会馆的历史遗存。一部山陕会馆建设的历史就是一部山陕商人在全国经营奋斗的创业史和真实记录。据我们调查的资料显示，他们在全国各地共建了山陕会馆约274所。从明清山陕会馆的创建过程看，一般都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并随着会馆功能的日臻完备，会馆建筑群也日益壮丽恢弘。
山陕会馆最初的创建目的主要是为了供流寓异地的山陕商人借寓住宿，存放货物，类似于“同乡商人招待所”。对此，山东聊城山陕会馆《旧米市街太汾公所碑》有生动说明：
聊援为营运通街，南来客舶，络绎不绝，以故吾乡之商贩者云集，而太汾两府尤伙，自国朝初康熙年间来者踵相接，侨寓旅舍几不能容，有老成解事者，议立公所，谋之于众，佥曰：“善”，捐厘醵金，购旧家宅一区，因其址而肯修之，号曰“太汾公所”。(12)
显然是旅聊的山陕商人为了解决“侨寓旅舍几不能容”的困难，才动议修筑了山陕会馆。安徽毫州山陕会馆《重修大关帝庙碑记》也记载说，修会馆的目的是“首事王壁，朱孔颖，皆籍系西陲，西行于亳，求财谋利，联袂偕来，丞谋设会馆，以为簪盖之地”。(13)苏州陕西会馆设立的目的也是为了“士商之游处四方者，道路无燥湿之虞，行李有聚处之乐”。(14)明人沈德符说“京师五方所聚，其乡各有会馆，为初之居停，相沿甚便”。(15)而苏州《永禁官占钱江会馆碑》更把会馆初设是为了安故旅，存货物的目的说得更清楚，该会馆碑文中指出：
查商贾捐资，建社会馆，所以便往还而通贸易。或存货于斯，或客栖于斯，诚为经营交易时不可缺之所……若借作公馆，使客货反无依归，势必另为觅地安顿，良多未便，甚非恤商之道。(16)
这些说明工商会馆最初设立的目的比较简单明了，就是招待同乡商人食宿和存放货物的“客栈”，以为同乡商人解决初来乍到，人货无所依归的现实困难，体现“同乡相恤”的人文关怀。只是到了后来，客商在流寓地落地生根，繁衍生息，人数日益增多，贸易日益展开，矛盾日益尖锐，为整合这些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才使会馆逐渐增加了管理、协调、仲裁、联谊、保障的功能，会馆作为对流寓异地的同乡商人的管理社会组织的性质，才日臻完备。对这一过程，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和山东聊城山陕会馆的碑刻资料有很好的记述。社旗山陕会馆石碑刻记载“赊旗店四方客商兴贩之墟，原初码头买卖行户原有数家，年来人烟稠多开张买卖载者二十余家”，“商贾辐集，而山陕之人为多，醵金构会馆，中祀关帝君，以君亦浦东产，故专庙貌而祀加虔，其余金则缮廊芜，岁时伏腊，同人展廊，评讲公事咸在乎”。(17)聊城山陕会馆《重修关帝庙大殿序》中也说，所以在原“太汾公所”的基础上扩建会馆，就是因为“东昌为山左名区，地临运漕，四方商贾云集者，不可胜数，而吾山陕为居多，自乾隆八年创建会馆以祀神明而联桑梓……陕商诸友辐辏而聚此地其势至涣也”。(18)
从山陕会馆最初的创立方式看，主要有三种途径。
一是舍宅为馆。即同乡中的达官巨贾将自己的私寓捐献给同乡，辟为会馆。其中又分为官捐和商捐两种形式。官捐如北京的韩城会馆就是清乾隆年间兵部尚书韩城人王杰将自己的府邸捐为会馆，由三套院子组成，由于王杰的声望甚高，曾为乾隆皇帝的代笔人，使韩城会馆地位显赫，为京师名人出入荟萃之地。商捐如北京的“大荔会馆”，就是由陕西富商“路超吉捐购在宣武门外铁老鹤庙共基三院”(19)而建成的。河南阜阳的山陕会馆也是在山西商人吴某捐赠房宅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吴某为山西高羊人，在阜阳做生意很大，年老还乡时，将房子无偿交给会馆使用。山东邹县的山西会馆亦是由山西商人柴贯一损宅所建。柴乾隆年间来邹县做生意，颇会理财，积蓄了很多钱财，因晚年无后，遂看破红尘，一心弃俗出家，将全部家产施舍给会馆，扩建了关帝庙。《续修邹县志稿》人物志中有载：“柴贯一，晋人，乾隆末来邹，年逾四旬，弃家垒，掷商业……住持山西会馆”。(20)此外还有陕西西安的“渭南会馆”亦是渭南西塬贺家洼陕西巨商贺士英捐资所修。贺士英“创修省城渭南会馆，计屋百四五十间，置备器具共费三万五千金”。(21)
二是借庙为馆。会馆作为对同籍士商管理的社会组织，有一重要功能就是通过对乡土神的祭祀作为凝聚同籍士商的精神纽带。而商海潮起潮落的万种风险，也使商人们面对难以预料的命运“成败由天，造化由命，觅利长短，原非一定”，而祈求神灵的保佑，这便使得会馆一开始就与祭祀神灵的庙堂结合，成现出“庙馆合一”的特点。因而，许多山陕会馆便是在租借或购买庙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湖北郧西山陕会馆，原先为“‘关岳庙’，为康熙四十八年知县秦国龙建，雍正九年知县岑映奎重建，自二十五年知县王必昌改移梓潼庙为武庙，山陕客民遂以此为会馆”。(22)四川会理的山陕会馆也是在该州“三公祠”的旧址上修建起来的。该会馆《建修三公祠碑志》载：
武帝三公祠者……乾隆辛亥州刺史曾公韧建于殿西，制度未备，旋就倾，道光辛已北省士商集汉，存积租息，买郑姓一区，迨在正殿后庇材鸠匠兴工，己丑庚寅落成，计费千九百五十五缗……余惟会无北省寓公非若西商大贾之聚于财，亦非若通都大邑之惊乎其名所以攘抉而与争出已赀以成。(23)
河南泌阳的山陕会馆，也是在八府庄的基础上改建而成，《泌阳县志》载“八府导，在西关祭祀关公，今改为山陕会馆并祀关公”。(24)而甘肃康县的陕甘会馆亦依附于关帝庙内：
县南六十里之岸门口，下街有寺一院，院宇宽广，正殿有关圣帝君全像，右厢房为娘娘殿，左厢房为陕甘会馆，前有戏楼，楼宇辉煌，为岸镇名胜之地。(25)
芜湖的秦晋会馆亦是借护国庵为馆，“山陕会馆在下一五铺严家山下，初秦晋会馆，原在花罗山右护国庵……光绪三十一复在严家山下定慧庵旧址建筑会馆”。陕西永寿监军镇的山陕会馆亦在龙王庙内“龙王庙，财神庙，俱在县南四十里监军镇，乾隆三十二年山陕商民建会馆，遂次第经营诸神庙”。(26)
借庙为馆是山陕商人经营智慧的集中表现。封建社会，等级森严，身筑屋宇均有严格等级规定，不得僭越。明初对官民房屋建造规格有严法限定：
明初禁官民房屋，不许雕刻右帝后圣贤人物，及明龙凤貌猊麒麟犀象之形……洪武二十六年定制，官员营造房屋，不许歇山倾转角，重檐重棋，及绘藻井。(27)
而商人身居四民之末，为社会之最低层，借庙为馆便机智地逾越了馆舍建筑的身份性限制，利用统治阶级“敬天保民”思想的政策空隙，为会馆建设争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使会馆建设一开始就立足在庙堂建筑的平台之上，而突破了一般民居的限制。《清会典》关于关庙定制有明确规定：
南向，庙门一间，左右门各一，正门一间，前殿三间，殿外御碑亭二东西庑三间，东庑南燎炉一，庑北斋室三间，后殿五间，东西庑及炉与前殿同，东为祭品库，西为治牲间，各三间，正殿复黄琉璃瓦，余为筒瓦。(28)
山陕会馆一般按关庙规格进行建设，每每歇山重檐，雕龙饰凤，殿宇重峻，金碧辉煌，呈宫殿式模样，成为当地的人文名胜。这是山陕会馆所以历数百年风雨沧桑而能保留至今的重要原因，充分表现了山陕商人娴熟的政治智慧和高屋建瓴的经营风格。
三是购宅为馆。山陕商人流离异乡，借地生财，醵金购宅为会馆以落地生根，成为会馆建设的一般途径。而所购宅院一般均为当地名宅亦表现了山陕商人高眼光、大手笔的气势与胸怀。如开封的山陕甘会馆就是在购买明代开国元勋中山王徐达裔孙奉欶修建的徐府基础上建设起来的。徐达，字天德，为明代开国元勋，封魏国公，卒后追封为中山王。其孙徐茂光，居开封，为周王朱棣的宜宾(郡王之女婿)故奉欶兴建徐府，其大门金钉朱户，匾曰“大功坊”门联书“春王正厥颁千载，开国元勋第一家”，为汴梁有名府邸。嘉庆年间旅汴的山陕商人醵资购得徐府旧址，修建山陕会馆“接檐香亭五间，旁购两庑，前起歌楼，外设山门，庙貌赫奕，规模宏敞，每逢圣诞，山陕商民奉祭惟谨”。(29)使会馆一建成便叨名宅之光而成为开封名胜，至今仍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京的“泾阳会馆”也是购买雍正年间任太仆寺卿、顺天府尹、太常寺卿等职的名宦陈兆仓私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北京的“大荔会馆”亦是由陕西富商路超吉购得宣武门外铁老鹤庙捐赠为会馆，该庙虽小，却在北京非常有名。庙内供奉关帝据说极为灵验，求签者甚多。加之古槐、古香炉等历代文物，香火甚旺，更有主殿顶端设有随风旋转的铁鹤一对，在空中嗡嗡作响，成为很好的声响广告。(30)
从山陕会馆的建设过程看，因其工程浩大，常常历有年所，经数代山陕商人的不懈努力，才最终落成。充分表现了山陕商人前赴后继、坚毅不拔的精神。河南社旗山陕会馆，乾隆二十年(1755)初建春秋楼，嘉庆六年(1801)设修主体建筑悬鉴楼，道光六年(1826)竣工，规模初成，历时60余年。咸丰七年(1857)毁于战火，同治元年(1862)重建，光绪十八年(1892)始成，历时18年，会馆建设可以说基本陪伴了清王朝的大部分历史时期。汉口的山陕会馆创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咸丰四年被毁，同治九年重修，光绪二十一年(1895)方成，历史36年之久。开封山陕会馆初建神庙于康熙年间，道光四年扩建卷棚，道光五年添修牌坊，光绪八年增修东西两庑、钟鼓楼，同治三年修后道院，光绪二十八年又在大殿后增建春秋楼，历时几乎半个世纪。四川自贡的西秦会馆于乾隆元年“爰卜井街东北，新构圣祠”，历时18年始成。河南周口山陕会馆康熙三十二年初建关帝庙，到咸丰二年大修方告完成，历时160余年。这期间不知凝结多少山陕商人的心血，记录着几代山陕商人的艰辛。(31)
从山陕会馆创立资金的来源看，因建筑宏大，所费不赀。社旗山陕会馆耗资87788两白银；聊城山陕会馆耗资60465两白银；四川自贡西秦会馆耗银40000两；汉口山陕会馆仅春秋楼一项耗银249066两。醵集如此巨量资金，无非富商捐资和同乡摊派两种途径。会馆的创设一般是由官绅富户倡其先，同乡商人助其后，众人划桨开大船。因此富户捐资对会馆创设资金的聚集往往起着表率和带头的作用。如安徽亳州山陕会馆，就是由首事富商王壁、朱孔颖捐资带头，其他同乡商人云集响应集资而成。湖北随州历山镇山陕会馆亦是由“蒋中和、谭财盛、宋三发等新兴布行积资建成”。(32)而陕西关中著名商人家族的捐资往往成为会馆创立资金的重要来源。如四川金堂县陕西会馆就是由陕西渭南巨商板桥常家捐资所建；四川双流、绵竹的山陕会馆，陕西岐山巨商马家的捐资占很大比重；渭南西塬贺家洼巨商贺士英“补葺京城会馆捐金若干”。而陕西韩城王庄党家村巨商党家，在社旗镇办有字号“合兴发”，占有社旗镇太平街的全部街房，党家给社旗山陕会馆多次捐银10000两、8000两、5000两不等，社旗山陕会馆馆首之一的党燕堂就是党家族人。但会馆毕竟是同乡商人的共同事业，会馆创立资金的主要来源则是同乡商人的摊派捐银。河南社旗山陕会馆乾隆四十七年(1782)修建春秋楼耗银7916.03两，共有408家商号参加了捐资活动。开封山陕甘会馆议修东西两庑时“与东行同约：铺中每进钱一千，抽取二文，银钱亦然。自嘉庆四年五月初二日起，洎十三年正月二日止，□□共抽银三百八十三千一百七十文”，作为修建费用。汉口山陕会馆费用亦是由“大众复会议定：凡两省字号在汉做贸易者及过往之货物，平允抽资，共哀善兴”(33)而成。四川自贡的西秦会馆，初建耗银5万两，系由自贡的137家陕西盐商捐资而成，其中有一家捐银千两以上。广东佛山的山陕会馆嘉庆年间第一次续修时，南191家商号捐抽厘头银汇聚而成，道光年间第二次续修时增至208家。其中“复生义”号第一次捐银271两，第二次捐银277两；“西永泰”号第一次捐银73两，第二次为228两；“兴隆泰”号第一次为48两，第二次猛增为351两。(34)陕西龙驹寨的船帮会馆是由过载的布匹中每匹抽银二钱修缮而成。湖北荆州沙洋镇的山陕会馆规模很大，可驻军两个团，该馆的筹建资金来自每匹布抽两个制钱的“厘头金”(35)。这种集腋成裘的只积寸累的集资方式，把会馆与同乡商人的利益挂起钩来，使同乡商人人人对会馆有份，突出表现了会馆商人集团所有制的性质。
① 郭广岚：《西秦会馆》，重庆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140页。
②④ 《汉口山陕会馆志》，光绪二十二年景庆义堂刻本，第11、1页。
③ 屈大宝：《水旱码头龙驹寨》，三秦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157页。
⑤ 段炳仁：《会馆》，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183页。
⑥ 乾隆《三原县志》卷19。
⑦ 胡春唤：《北京的会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
⑧ 民国《灵宝县志》卷2。
⑨ 道光《舞阳县志》卷6。
⑩ 李清晶：《山陕会馆构造》，《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63页。
(11) 刘文峰：《山陕商人与梆子戏》，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246页。
(12) 竟放，《山陕会馆》，南京金陵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13) 侯香亭：《花戏楼》，《亳州文史资料》第5辑，第117页。
(14) 江苏省博物馆：《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75页。
(15)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4。
(16) 《苏州工商会馆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3页。
(17) 河南古建筑研究所：《社旗山陕会馆》，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270页。
(18) 竟放：《山陕会馆》，南京金陵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19) 胡春唤：《北京的会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
(20) 周世忠：《山陕会馆及其他》，《颍州古今》第3辑。
(21) 《续修渭南县志》卷18。
(22) 民国《郧西县志》卷2。
(23) 同治《会理州志》卷7。
(24) 道光《沁阳县志》卷10。
(25) 民国《康县志》卷9。
(26) 民国《芜湖县志》卷2。
(27) 张廷玉：《明史·舆服志》。
(28) 《清史稿》卷83《礼三》。
(29) 程民生：《市井拾遗》，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30) 胡春唤：《北京的会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115页。
(31) 许檀：《清代山东周村镇的商业》，《史学月刊》，2007年第8期。
(32) 曾亚东：《厉山镇山陕会馆小考》，《随州文史资料》，第4辑，第142页。
(33) 《汉口山陕会馆志》，光绪二十二年景庆义堂刻本，第1页。
(34) 谭栎华：《从“佛山沙街略”看明清时期商业的发展》，《清史研究通讯》，1987年第1期。
(35) 《荆门文史资料》，第6辑，第196页。
在陕商大会的统筹下，会馆有严密的组织机构，按《汉口山陕会馆志》的记载，会馆内部组织分工细密：
“有次输助、有劝捐抽、有约经理、有法修废、有时登临、有赋浏览、有唫乐生……有神昭布、有像祈祝、有祀仪物、有制宴会、有期缘起、有主分行、有业法守、有规整齐、有禁岁息、有产出入、有经支销、有总增置、有录其亩券址。”④而徽商的《新建歙县会馆记》更详细记述了会馆的制度化进程，徽、晋、陕三帮有历史相通之处，证之以陕西商人并不为过。其志曰：
吾徽俗素敦乡谊，唯有事来京……萃萃以会。既会矣，惧其易睽也，故联之以馆。既馆也，惧其易乱也，故申之以约。既约矣，惧其易驰也，故永之以录……首余之置馆，志创始之艰也；次主会长，举止付，敬长推贤，示有统记也；次处会费，严出入，言财用不可缺，亦不可耗也……⑤
当然，明清时期会馆的建设和制度完善往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流淌了数代陕西商人的心血。
陕西商人在京师设立会馆最早的是明代天启年间由陕商后裔京官温纯倡议捐修的“关中会馆”。温纯，字景文，陕西三原人，其父温朝凤为著名陕商，在四川经营盐业致富，成为陕西著名商业大族，子温纯科举致仕，官拜工部尚书，左都御史等职。温纯成名时，陕西商人在京师经商业贾已历有年所，乾隆年间关中会馆《重修会馆碑记》中说，“自有明以来……陕西(商人)……由来久矣”。他们为了存货物、敬神庥、议商事而在温纯倡导下创修“关中会馆”，其规模比温纯万历年间倡修的“三原会馆”更加宏大。《三原县志·佚事》卷中记载，该会馆“宏敞壮丽甲天下，环以居民，主人京职，法备资饶”。⑥说明该会馆已规范成型，所以“法备”，同时以商人为主体，所以“资饶”。后因年久失修，不见记闻。到清代乾隆年间，陕西韩城出了个状元王杰，“列三鼎甲之首，消息传出，在京陕职官员纷纷祝贺，庆贺之际，新状元提出集资筹建陕籍会馆一事。第二年，保安寺关中会馆落成”。该会馆主祀关公，故称“关帝庙”，以保佑商事安康，《重修会馆碑记》中记载“秦晋富商大贾，无不祭祀关壮缪者，亦谋利而不忘”。并说关帝庙“自有明以来……由来久矣”。⑦关中会馆是山陕商人最早在京师以省馆名目出现的会馆，因为“关中”乃陕西的代名词。
至于山陕两省商人以合省形式修筑的“山陕会馆”，最早出现的是河南上蔡和伊川的“山陕会馆”。河南是古中州，与山西和陕西毗连，在丹江水运没有开通之前，河南是陕西商人赴江南贸易的必经之路，河南汴梁孙家楼是大运河连接通往陕甘东大路的水旱码头。加之河南是人口大省，其“民不谙货殖”，“令其营商做官，则群视为畏途，盖有视离乡为莫大之苦，视宦商如登天之难”。⑧山陕商人乘势而入，成为明清时代河南行商的主要力量，“商贾多山陕河北之民”，“坐地贸易如花、布、煤、粮各行户……全系西商”。⑨使中州大地到处游动着山陕商人的身影。他们为了联络乡谊，推广贸易在河南所到之处，创修会馆，上蔡的山陕会馆是目前可知山陕商人在外地商埠修建的最早的联省会馆。“上蔡山陕会馆位于上蔡县城西南部，据1951年土地房产证第1352号‘登记单’载，该会馆共有面积七亩七分八厘五毫。据考证，该会馆建于明朝嘉靖年间，因该会馆拜殿室内东间，悬挂铁钟一口，重约三百余斤，系明嘉靖丁亥六年(1527)铸造，距今已有五百年历史。建会馆的目的是，维护上蔡的山陕商人的财富和利益，防止外人欺凌，使死有所葬，生有所聚。他们并沿用其家乡习俗，在馆内庆大典，搞祭祀，逢年过节，熙熙攘攘。祭典时，均大开中门，悬灯结彩，各殿房蜡烛辉煌，香烟缭绕，山陕两省的人携带眷属，络绎不绝，爆竹声声，人人欢快，至除夕夜，爆竹声更是通宵达旦。每年从正月初一起，在馆里戏楼上，演戏三天，热闹非凡”。⑩河南伊川山陕会馆也是山陕商人建造较早的联省会馆。“伊川在洛阳南，明万历年间，山陕商人就聚集此地，在白元镇修建了山陕会馆(俗称山陕庙)并在馆内兴建了戏楼”(11)。这说明，从明代中叶起，山陕商人就开始在他们经商驻地集资修建会馆，使山陕会馆随着山陕商人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从西北新疆的边塞小城玛纳斯到南疆贵阳，从东北的吉林到江南的嘉定，到处都有山陕会馆的历史遗存。一部山陕会馆建设的历史就是一部山陕商人在全国经营奋斗的创业史和真实记录。据我们调查的资料显示，他们在全国各地共建了山陕会馆约274所。从明清山陕会馆的创建过程看，一般都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并随着会馆功能的日臻完备，会馆建筑群也日益壮丽恢弘。
山陕会馆最初的创建目的主要是为了供流寓异地的山陕商人借寓住宿，存放货物，类似于“同乡商人招待所”。对此，山东聊城山陕会馆《旧米市街太汾公所碑》有生动说明：
聊援为营运通街，南来客舶，络绎不绝，以故吾乡之商贩者云集，而太汾两府尤伙，自国朝初康熙年间来者踵相接，侨寓旅舍几不能容，有老成解事者，议立公所，谋之于众，佥曰：“善”，捐厘醵金，购旧家宅一区，因其址而肯修之，号曰“太汾公所”。(12)
显然是旅聊的山陕商人为了解决“侨寓旅舍几不能容”的困难，才动议修筑了山陕会馆。安徽毫州山陕会馆《重修大关帝庙碑记》也记载说，修会馆的目的是“首事王壁，朱孔颖，皆籍系西陲，西行于亳，求财谋利，联袂偕来，丞谋设会馆，以为簪盖之地”。(13)苏州陕西会馆设立的目的也是为了“士商之游处四方者，道路无燥湿之虞，行李有聚处之乐”。(14)明人沈德符说“京师五方所聚，其乡各有会馆，为初之居停，相沿甚便”。(15)而苏州《永禁官占钱江会馆碑》更把会馆初设是为了安故旅，存货物的目的说得更清楚，该会馆碑文中指出：
查商贾捐资，建社会馆，所以便往还而通贸易。或存货于斯，或客栖于斯，诚为经营交易时不可缺之所……若借作公馆，使客货反无依归，势必另为觅地安顿，良多未便，甚非恤商之道。(16)
这些说明工商会馆最初设立的目的比较简单明了，就是招待同乡商人食宿和存放货物的“客栈”，以为同乡商人解决初来乍到，人货无所依归的现实困难，体现“同乡相恤”的人文关怀。只是到了后来，客商在流寓地落地生根，繁衍生息，人数日益增多，贸易日益展开，矛盾日益尖锐，为整合这些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才使会馆逐渐增加了管理、协调、仲裁、联谊、保障的功能，会馆作为对流寓异地的同乡商人的管理社会组织的性质，才日臻完备。对这一过程，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和山东聊城山陕会馆的碑刻资料有很好的记述。社旗山陕会馆石碑刻记载“赊旗店四方客商兴贩之墟，原初码头买卖行户原有数家，年来人烟稠多开张买卖载者二十余家”，“商贾辐集，而山陕之人为多，醵金构会馆，中祀关帝君，以君亦浦东产，故专庙貌而祀加虔，其余金则缮廊芜，岁时伏腊，同人展廊，评讲公事咸在乎”。(17)聊城山陕会馆《重修关帝庙大殿序》中也说，所以在原“太汾公所”的基础上扩建会馆，就是因为“东昌为山左名区，地临运漕，四方商贾云集者，不可胜数，而吾山陕为居多，自乾隆八年创建会馆以祀神明而联桑梓……陕商诸友辐辏而聚此地其势至涣也”。(18)
从山陕会馆最初的创立方式看，主要有三种途径。
一是舍宅为馆。即同乡中的达官巨贾将自己的私寓捐献给同乡，辟为会馆。其中又分为官捐和商捐两种形式。官捐如北京的韩城会馆就是清乾隆年间兵部尚书韩城人王杰将自己的府邸捐为会馆，由三套院子组成，由于王杰的声望甚高，曾为乾隆皇帝的代笔人，使韩城会馆地位显赫，为京师名人出入荟萃之地。商捐如北京的“大荔会馆”，就是由陕西富商“路超吉捐购在宣武门外铁老鹤庙共基三院”(19)而建成的。河南阜阳的山陕会馆也是在山西商人吴某捐赠房宅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吴某为山西高羊人，在阜阳做生意很大，年老还乡时，将房子无偿交给会馆使用。山东邹县的山西会馆亦是由山西商人柴贯一损宅所建。柴乾隆年间来邹县做生意，颇会理财，积蓄了很多钱财，因晚年无后，遂看破红尘，一心弃俗出家，将全部家产施舍给会馆，扩建了关帝庙。《续修邹县志稿》人物志中有载：“柴贯一，晋人，乾隆末来邹，年逾四旬，弃家垒，掷商业……住持山西会馆”。(20)此外还有陕西西安的“渭南会馆”亦是渭南西塬贺家洼陕西巨商贺士英捐资所修。贺士英“创修省城渭南会馆，计屋百四五十间，置备器具共费三万五千金”。(21)
二是借庙为馆。会馆作为对同籍士商管理的社会组织，有一重要功能就是通过对乡土神的祭祀作为凝聚同籍士商的精神纽带。而商海潮起潮落的万种风险，也使商人们面对难以预料的命运“成败由天，造化由命，觅利长短，原非一定”，而祈求神灵的保佑，这便使得会馆一开始就与祭祀神灵的庙堂结合，成现出“庙馆合一”的特点。因而，许多山陕会馆便是在租借或购买庙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湖北郧西山陕会馆，原先为“‘关岳庙’，为康熙四十八年知县秦国龙建，雍正九年知县岑映奎重建，自二十五年知县王必昌改移梓潼庙为武庙，山陕客民遂以此为会馆”。(22)四川会理的山陕会馆也是在该州“三公祠”的旧址上修建起来的。该会馆《建修三公祠碑志》载：
武帝三公祠者……乾隆辛亥州刺史曾公韧建于殿西，制度未备，旋就倾，道光辛已北省士商集汉，存积租息，买郑姓一区，迨在正殿后庇材鸠匠兴工，己丑庚寅落成，计费千九百五十五缗……余惟会无北省寓公非若西商大贾之聚于财，亦非若通都大邑之惊乎其名所以攘抉而与争出已赀以成。(23)
河南泌阳的山陕会馆，也是在八府庄的基础上改建而成，《泌阳县志》载“八府导，在西关祭祀关公，今改为山陕会馆并祀关公”。(24)而甘肃康县的陕甘会馆亦依附于关帝庙内：
县南六十里之岸门口，下街有寺一院，院宇宽广，正殿有关圣帝君全像，右厢房为娘娘殿，左厢房为陕甘会馆，前有戏楼，楼宇辉煌，为岸镇名胜之地。(25)
芜湖的秦晋会馆亦是借护国庵为馆，“山陕会馆在下一五铺严家山下，初秦晋会馆，原在花罗山右护国庵……光绪三十一复在严家山下定慧庵旧址建筑会馆”。陕西永寿监军镇的山陕会馆亦在龙王庙内“龙王庙，财神庙，俱在县南四十里监军镇，乾隆三十二年山陕商民建会馆，遂次第经营诸神庙”。(26)
借庙为馆是山陕商人经营智慧的集中表现。封建社会，等级森严，身筑屋宇均有严格等级规定，不得僭越。明初对官民房屋建造规格有严法限定：
明初禁官民房屋，不许雕刻右帝后圣贤人物，及明龙凤貌猊麒麟犀象之形……洪武二十六年定制，官员营造房屋，不许歇山倾转角，重檐重棋，及绘藻井。(27)
而商人身居四民之末，为社会之最低层，借庙为馆便机智地逾越了馆舍建筑的身份性限制，利用统治阶级“敬天保民”思想的政策空隙，为会馆建设争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使会馆建设一开始就立足在庙堂建筑的平台之上，而突破了一般民居的限制。《清会典》关于关庙定制有明确规定：
南向，庙门一间，左右门各一，正门一间，前殿三间，殿外御碑亭二东西庑三间，东庑南燎炉一，庑北斋室三间，后殿五间，东西庑及炉与前殿同，东为祭品库，西为治牲间，各三间，正殿复黄琉璃瓦，余为筒瓦。(28)
山陕会馆一般按关庙规格进行建设，每每歇山重檐，雕龙饰凤，殿宇重峻，金碧辉煌，呈宫殿式模样，成为当地的人文名胜。这是山陕会馆所以历数百年风雨沧桑而能保留至今的重要原因，充分表现了山陕商人娴熟的政治智慧和高屋建瓴的经营风格。
三是购宅为馆。山陕商人流离异乡，借地生财，醵金购宅为会馆以落地生根，成为会馆建设的一般途径。而所购宅院一般均为当地名宅亦表现了山陕商人高眼光、大手笔的气势与胸怀。如开封的山陕甘会馆就是在购买明代开国元勋中山王徐达裔孙奉欶修建的徐府基础上建设起来的。徐达，字天德，为明代开国元勋，封魏国公，卒后追封为中山王。其孙徐茂光，居开封，为周王朱棣的宜宾(郡王之女婿)故奉欶兴建徐府，其大门金钉朱户，匾曰“大功坊”门联书“春王正厥颁千载，开国元勋第一家”，为汴梁有名府邸。嘉庆年间旅汴的山陕商人醵资购得徐府旧址，修建山陕会馆“接檐香亭五间，旁购两庑，前起歌楼，外设山门，庙貌赫奕，规模宏敞，每逢圣诞，山陕商民奉祭惟谨”。(29)使会馆一建成便叨名宅之光而成为开封名胜，至今仍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京的“泾阳会馆”也是购买雍正年间任太仆寺卿、顺天府尹、太常寺卿等职的名宦陈兆仓私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北京的“大荔会馆”亦是由陕西富商路超吉购得宣武门外铁老鹤庙捐赠为会馆，该庙虽小，却在北京非常有名。庙内供奉关帝据说极为灵验，求签者甚多。加之古槐、古香炉等历代文物，香火甚旺，更有主殿顶端设有随风旋转的铁鹤一对，在空中嗡嗡作响，成为很好的声响广告。(30)
从山陕会馆的建设过程看，因其工程浩大，常常历有年所，经数代山陕商人的不懈努力，才最终落成。充分表现了山陕商人前赴后继、坚毅不拔的精神。河南社旗山陕会馆，乾隆二十年(1755)初建春秋楼，嘉庆六年(1801)设修主体建筑悬鉴楼，道光六年(1826)竣工，规模初成，历时60余年。咸丰七年(1857)毁于战火，同治元年(1862)重建，光绪十八年(1892)始成，历时18年，会馆建设可以说基本陪伴了清王朝的大部分历史时期。汉口的山陕会馆创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咸丰四年被毁，同治九年重修，光绪二十一年(1895)方成，历史36年之久。开封山陕会馆初建神庙于康熙年间，道光四年扩建卷棚，道光五年添修牌坊，光绪八年增修东西两庑、钟鼓楼，同治三年修后道院，光绪二十八年又在大殿后增建春秋楼，历时几乎半个世纪。四川自贡的西秦会馆于乾隆元年“爰卜井街东北，新构圣祠”，历时18年始成。河南周口山陕会馆康熙三十二年初建关帝庙，到咸丰二年大修方告完成，历时160余年。这期间不知凝结多少山陕商人的心血，记录着几代山陕商人的艰辛。(31)
从山陕会馆创立资金的来源看，因建筑宏大，所费不赀。社旗山陕会馆耗资87788两白银；聊城山陕会馆耗资60465两白银；四川自贡西秦会馆耗银40000两；汉口山陕会馆仅春秋楼一项耗银249066两。醵集如此巨量资金，无非富商捐资和同乡摊派两种途径。会馆的创设一般是由官绅富户倡其先，同乡商人助其后，众人划桨开大船。因此富户捐资对会馆创设资金的聚集往往起着表率和带头的作用。如安徽亳州山陕会馆，就是由首事富商王壁、朱孔颖捐资带头，其他同乡商人云集响应集资而成。湖北随州历山镇山陕会馆亦是由“蒋中和、谭财盛、宋三发等新兴布行积资建成”。(32)而陕西关中著名商人家族的捐资往往成为会馆创立资金的重要来源。如四川金堂县陕西会馆就是由陕西渭南巨商板桥常家捐资所建；四川双流、绵竹的山陕会馆，陕西岐山巨商马家的捐资占很大比重；渭南西塬贺家洼巨商贺士英“补葺京城会馆捐金若干”。而陕西韩城王庄党家村巨商党家，在社旗镇办有字号“合兴发”，占有社旗镇太平街的全部街房，党家给社旗山陕会馆多次捐银10000两、8000两、5000两不等，社旗山陕会馆馆首之一的党燕堂就是党家族人。但会馆毕竟是同乡商人的共同事业，会馆创立资金的主要来源则是同乡商人的摊派捐银。河南社旗山陕会馆乾隆四十七年(1782)修建春秋楼耗银7916.03两，共有408家商号参加了捐资活动。开封山陕甘会馆议修东西两庑时“与东行同约：铺中每进钱一千，抽取二文，银钱亦然。自嘉庆四年五月初二日起，洎十三年正月二日止，□□共抽银三百八十三千一百七十文”，作为修建费用。汉口山陕会馆费用亦是由“大众复会议定：凡两省字号在汉做贸易者及过往之货物，平允抽资，共哀善兴”(33)而成。四川自贡的西秦会馆，初建耗银5万两，系由自贡的137家陕西盐商捐资而成，其中有一家捐银千两以上。广东佛山的山陕会馆嘉庆年间第一次续修时，南191家商号捐抽厘头银汇聚而成，道光年间第二次续修时增至208家。其中“复生义”号第一次捐银271两，第二次捐银277两；“西永泰”号第一次捐银73两，第二次为228两；“兴隆泰”号第一次为48两，第二次猛增为351两。(34)陕西龙驹寨的船帮会馆是由过载的布匹中每匹抽银二钱修缮而成。湖北荆州沙洋镇的山陕会馆规模很大，可驻军两个团，该馆的筹建资金来自每匹布抽两个制钱的“厘头金”(35)。这种集腋成裘的只积寸累的集资方式，把会馆与同乡商人的利益挂起钩来，使同乡商人人人对会馆有份，突出表现了会馆商人集团所有制的性质。
① 郭广岚：《西秦会馆》，重庆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140页。
②④ 《汉口山陕会馆志》，光绪二十二年景庆义堂刻本，第11、1页。
③ 屈大宝：《水旱码头龙驹寨》，三秦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157页。
⑤ 段炳仁：《会馆》，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183页。
⑥ 乾隆《三原县志》卷19。
⑦ 胡春唤：《北京的会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
⑧ 民国《灵宝县志》卷2。
⑨ 道光《舞阳县志》卷6。
⑩ 李清晶：《山陕会馆构造》，《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63页。
(11) 刘文峰：《山陕商人与梆子戏》，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246页。
(12) 竟放，《山陕会馆》，南京金陵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13) 侯香亭：《花戏楼》，《亳州文史资料》第5辑，第117页。
(14) 江苏省博物馆：《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75页。
(15)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4。
(16) 《苏州工商会馆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3页。
(17) 河南古建筑研究所：《社旗山陕会馆》，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270页。
(18) 竟放：《山陕会馆》，南京金陵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19) 胡春唤：《北京的会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
(20) 周世忠：《山陕会馆及其他》，《颍州古今》第3辑。
(21) 《续修渭南县志》卷18。
(22) 民国《郧西县志》卷2。
(23) 同治《会理州志》卷7。
(24) 道光《沁阳县志》卷10。
(25) 民国《康县志》卷9。
(26) 民国《芜湖县志》卷2。
(27) 张廷玉：《明史·舆服志》。
(28) 《清史稿》卷83《礼三》。
(29) 程民生：《市井拾遗》，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30) 胡春唤：《北京的会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115页。
(31) 许檀：《清代山东周村镇的商业》，《史学月刊》，2007年第8期。
(32) 曾亚东：《厉山镇山陕会馆小考》，《随州文史资料》，第4辑，第142页。
(33) 《汉口山陕会馆志》，光绪二十二年景庆义堂刻本，第1页。
(34) 谭栎华：《从“佛山沙街略”看明清时期商业的发展》，《清史研究通讯》，1987年第1期。
(35) 《荆门文史资料》，第6辑，第1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