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异乡为异客
在明清时代，商帮的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就是会馆。商帮和会馆互为表里。商帮是会馆的组织形式(一般称为陕商大会)，会馆是商帮的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有人回忆当年陕西商人在山东做生意的情形是：
遥想当年，东昌运河上，桅杆如林，货积如山。风餐露宿的山陕商人在船只靠岸后，掸一掸身上的泥土归家一样地走进会馆。焚香沐浴，拜过关帝，呼朋唤友，坐在楼台之上，摇扇品茗，津津有味地欣赏戏楼上的秦腔慢板……次日，一身轻松地登舟远行。①这就是商人与会馆的关系。
会馆是与商帮一同产生的社会组织形式。会馆是商人在异地经商的招待所、存货栈、交际所、议事厅、游乐场、夜总会、疗养院，会馆综合维护着客帮商人在异地的各种利益。所以明代文人刘桐说：“尚考会馆之设于都中，古未有也，始嘉隆间。”②《闽中会馆志》亦云：“京师之有会馆，肇自有明。其始专为便于公车而设，为士子会试之用，故称会馆。”③而京师最早的工商会馆则是明永乐年间由安徽人俞瑛捐修的“芜湖会馆”。
工商会馆的产生缘于省(县)籍乡缘关系为纽带的商帮。会馆就是地缘商帮的办事机构，用《汉口山陕会馆碑记》的话说就是“西会馆者为山陕两省士商办公之所”④会馆的产生有内因和外因两方面因素。
从内因方面讲，会馆是商帮企业组织形式运行的必然结果。陕西商帮的企业组织形式一般采取了“联引制”与“联号制”两种方式。
“联引制”就是为解决经营大宗商品转运家庭人力不足的矛盾，举办商号的商人不得不动员个体血缘家庭以外的亲戚乡党参加商业营运。因为在传统的宗法社会，聚族而居，守望相助，农业生产的小生产方式自然形成的互助合作关系，必然会使人们形成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饭食相招的亲情联系。当个体家庭或家族因为成员有限而无力承担巨量商品运输任务时，自然会将血缘关系扩大为乡土亲情关系。这是因为，乡土亲情是家族亲情的外延。家族成员是有限的，而同乡关系可以是无限放大，这便解决了经商初期人力资源匮乏的矛盾。而且，陕西商人这样做，还有更深层次的历史和经济原因。从历史上讲，“亲不亲，故乡人”，亲戚里党互相联引，体现了“一家发财，惠及乡党”的出入相友、资表比服传统宗法联系，是涉外经营的商人在家乡维持良好人际关系的实际需要。从经济上讲，同乡情谊使雇员对企业有一种特殊的亲情，将企业看成是自家人的企业，表现出格外的忠诚，这种亲情纽带所形成的亲和力，对于提升企业的稳定性与竞争力有重要作用，是商业经营中一种巨大的无形资产。因此，陕西商人的一般企业大都采取了这种互相联引的用人方式。如渭南信义镇富商焦家主要在四川做生意，他们村的62户人家都有人在焦家的字号里谋生，可谓“一家经商，全村致富”。渭南的阳郭镇贺士英家，主要在西北各地办典当，渭南和邻县蓝田的贺姓家人都在各地字号里领有生意，贺家洼村的九条街不同人家都在贺家开的典当字号中做把势或伙计。泾阳安吴堡吴家在各地有生意，安吴堡村的上百户人家都随吴家在各地做生意。这种一家一族经商发家后的互相联引，会带动四邻，波及乡邑，形成一邑一县的经商风气，并由于相互联引而形成富于传统的经商方向。如明清时期泾阳、三原人多在陇青做生意，故该地便多“西客”；渭南地区的人多在川省贸易，故该地多“川客”；户县牛东家的人多在打箭炉经商，故户县多“炉客”。
“联号制”是一家商号在各地办购货和销货的“分号”也叫“分庄”。而在“东西制”经营体制下，用人权主要操之于掌柜，掌柜出于亲情上的需要，亦会将自己的亲戚乡友介绍入企业，形成“一人发财，全族沾光”的局面。如明清时期在兰州天福公钱庄因掌柜吴大鹏是韩城人，并由其邀请的两个投资人也是韩城人，遂使这个钱庄的掌柜、二柜、学徒一概是韩城人，人称韩城帮。兰州水烟业自从大荔、渭南人办了“兴记”“源记”两号后，陕西大荔、朝邑、合阳各县有资力者如蚁附膻，多趋向烟叶一道，兰州大小烟坊都是同朝各县人的企业。资方既是同朝人，后来遂以亲朋关系互相援引，烟坊内的管理人员也成了同朝的清一色，故被称为同朝帮。西宁从事国药业经营的华阴县人为多，故整个国药业几乎被华阴人垄断，故被称为华阴帮。自从户县牛东孙姓在康定办了恒盛合茶庄后，每年有老炉客引带牛东附近的40—50人到打箭炉经商，使户县炉客占陕西炉客十之八九，被称为牛东帮。在河州经营土布的以长安、蓝田人为多，故多称“长安帮”。
无论是乡党联引，或是同店联号，最终产生一个结局就是同一省县籍商人多集中在同一地区经商业贾，他们出于利益和感情上的需要，会自发联手抱团，组成以乡土亲缘关系为纽带的商人互助自治团体，这就是商帮。商帮的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就是会馆。因此，会馆产生的内在原因就是陕西商人企业组织形式在异地延伸的必然产物。对此，我国会馆研究的老一代专家邓鸿笙先生有中肯分析：
中国地域之大，南北温度不同，各地产物亦随之不同，加以交通阻滞，语言不一，地方观念深入脑筋。且政府纪纲废弛，法律保护未备……中国社会经济能有今日之相当发达者，不得谓非会馆、公所等所谓帮的组合制度之适应我国旧时经济组织也。⑤
会馆产生的外部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会馆是同籍商人乡情的归宿。在明清之际从事涉远经营的商人，他们背井离乡，身居客地，举目无亲，风俗不同，语言不通，以“客”的身份侨居各地，多有“同在异乡为异客”的感慨。白日里，他们启门售货，送往迎来，心苦脸笑，还得面对商场的尔虞我诈，强势逼凌。到夜晚，思念远在天边的父母妻子、家乡父老，“各人湿各人的枕头”，一种“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乡愁会萦绕心间，产生“断肠人在天涯”的乡土感情失落心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抚慰异地商人的失落乡愁，使商人们在感情上保持与家乡文化的联系，以张扬乡土文化为内容的会馆便应运而生。明清时期产生的会馆基本职能就是“联乡谊”。苏州《新修陕西会馆碑记》对陕西商人集资修会馆的目的说得很直接明白：
吾乡幅员之广，几半天下。微论秦陇以西，判若两省，河渭之间，村墟鳞栉，平时有不相洽者，一旦相遇于旅邸，乡音方语，一时荡然而入于耳，嗜好性情，不约而同于心。加以岁时伏腊，临之以神明，重之以香火，樽酒蓝脯，欢呼把臂，故乡骨肉，所极不忘耳。⑥
这一段文字将陕西商人修建会馆，为同籍商人提供一个叙乡情，话桑麻，寄托对故乡幽思“乡音方语，蔼然入耳”“欢呼把臂，故乡骨肉”的场所，描绘得淋漓酣畅。而四川自贡《西秦会馆关圣帝庙碑记》亦说，修建西秦会馆得目的是：
客子天涯，表稀里散，情联桑梓，地据名胜。剪棘刊茅，邃壮丹台，则又怀睦亲以敦本，于礼协，于情安……此西秦会馆关帝庙所由建与。⑦
这更说明了陕西商人修建会馆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陕西商人怀睦亲以不忘故土，联桑梓以去游子之愁。所以北京宣武门外的关中会馆门前，一副对联就写着：
义皇故里 河溯根源
充分表现了陕西商人与故土文化的联系和强烈的寻根意识。由于明清之际陕西商人与山西商人多联手做生意，所以他们也多联手共建会馆。汉口《山陕会馆志》将山陕商人联手共建会馆以加强两省商人的感情联系，同样表达得细致入微：
山陕古秦晋姻好之国也。地近而人亲，客远而国亲，适百里见乡人而喜，适千里者，见国人而喜，适异域者见之国人而亦喜。⑧
这些都说明，明清陕西商人建造会馆的直接目的，就是为经商异地的陕西商人提供一个化解乡愁的地方，使流寓商人“他乡遇故知”不致有孤零之叹。用一首清代《汉口竹枝词》咏叹“各会馆”的词来说就是：
远别家山趁估船，
家乡终觉异风烟。
年年报赛春秋社，
醉话桑榆共促筵。⑨
其二，会馆是同籍商人利益的护佑。
明清时期的工商会馆是产生在中国已经出现“市场经济因素”的历史条件下，而商帮本身就是“市场经济因素”的体现。这便使得明清时期产生的工商会馆必然会超越“叙乡情”的浅表层次，而朝着利益共同体的功利主义方向发展。这种会馆的功利主义趋向，是由明清时期中国商界的“三大矛盾”所推动的。这三大矛盾就是：
第一，土客矛盾。明清时期周流天下的商帮是借地求财，他们在客地做生意，无论是流转批发，还是设廛门市，都会挤占本地商人的市场份额，分润本地商人的利润。而且商帮是以客帮商人的身份与本帮商人对立，他们在客地人生地疏，势单力薄，是外来户，本身缺乏社会资源的护佑支持，“外来燕雀独脚伙，本地麻雀帮手多”，遂使客帮商人与本帮商人的矛盾不断尖锐。强龙压不住地头蛇。本帮商人常常会凭借地缘优势，侮辱欺凌客帮商人。如清代初年，陕西经营草帽辫的商人，因心高气傲得罪了苏州的本地商人，本地商人便以陕西商人散发草帽辫是意欲结党造反为由，将陕西商人告上官府，致使官府将在苏的陕西商人全部逮捕下狱，后经陕商多方奔走，惊动了乾隆皇帝，在皇帝的亲自干预下，才平了这一场冤狱。⑩清代在河南社旗镇做生意的陕西商人，由于生意兴隆，使本地商人很眼红，他们便煽动不满情绪，说陕西商人将“河南的银子搬走了，将土地买光了”，鼓动本地商人用铁锅装上砂石，堵塞了社旗唐河上游的水源，使陕西商人因社旗下游不能行船而业务一落千丈(11)。清代在四川经营典当字号的陕西商人由于组织严密，办事认真，赚了不少钱，本地商人很不服气，当陕西商人欲在成都盖会馆时，他们多方阻挠，说陕商坏了当地的风水，不准陕商动当地一抔土，致使陕商不得不返回故乡将家乡的黄土一袋袋背到成都，才盖起了成都的陕西会馆。清代洛阳的陕西布商，由于业务顺利，得罪了当地商人，他们买通官府，唆使官府向陕商每匹布多收12钱的税。这种日益深刻的土客矛盾，使客帮商人不得不将自己的头聚在一起，合力抱团，组成会馆的利益共同体，作为捍卫自身利益的坚固堡垒，以利于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对此山西商人在北京设立的临汾会馆《重修碑记》中有充分说明：
会馆“匪仅为祀神宴会之所，实以敦睦谊，联感情，本互相而谋福利，法良意美，至是多矣。”(12)
上海《杂货业公议》碑中也说，设会馆是为捍卫客帮商人的利益，防止本帮商人的侵害。其志曰：
每思向无公所，素缺规模，致遇轇轕事情，纷纷争执，言无主宰，理鲜公平，故有受他帮之屈，不遑悉数。(13)
第二，客客矛盾。在明清之际的中国商界各地商人群雄并起，逐鹿商场，他们相互之间的竞争也十分激烈。尤其是明代以来，陕西商帮、山西商帮与后起的徽商之间的竞争就十分激烈。明初，山陕商人利用“食盐开中制”政策上的优势，称雄淮扬，在淮扬盐场有压倒的优势。但明中叶以后，徽商渐入淮扬，欲从山陕商人手中挤夺市场份额。他们鼓动安徽籍宰相叶琪，实行盐法改制，“输银于运司”花钱买引，使徽商得以迅速挤入淮扬贩运，并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压倒了山陕商人。而山陕商人“苦于朋比天多”，没有将自身的力量整合起来对徽商进行反击，而逐渐失去了在淮扬盐场上的优势。进入清代，在全国各大商埠与山陕商人竞争的主要对手还是徽商。如在汉口，山陕商人的劲敌仍然是徽商。从经营行业上看，山西帮在汉口经营的有茶叶、布匹、药材、皮货、典当、纸张、果品等行业；陕西商帮经营的主要是牛皮、羊皮、羊毛、生漆、水烟、药材、茶叶。而徽商经营的不少与山陕商帮的货物相同，有的是买方和卖方的关系，有的是经营同一个行业，因此竞争性就很大。清人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形容三帮的竞争形势是：
徽客爱缠红白钱，
镇商喜捻旱烟筒。
西人不说楚人话，
三处从来习土风。(14)
在四川，主要是陕西商帮与楚帮、江右帮之间的竞争，由于川陕毗邻，陕西商人博大劲直，无忸怩之态，故川人喜陕帮之人，而湖北江西商人，多“鼠牙雀舌”之事，每每斤斤计较，故川人不喜江西人。在湖北两河口，有秦晋徽浙等八省商人的竞争，史称“八帮之争”。由于山陕商人的力量强盛，故当地的《竹枝词》形容三帮的特点是：
上会馆(山西)赛如金銮殿，
下会馆(陕西)铁旗杆，
江西馆似瓷器店。
这种客帮之间的激烈竞争，有时会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如明代初年，山陕商人在扬州的势力很盛，他们的子侄有学儒者，随父、兄在两淮，不能回籍考试。为了奖励山陕商人，朝廷特别恩准山陕商人在扬州特立商籍，并附入扬州府学，在扬州参加考试，不必赶回原籍。而徽州为南直隶所辖，不能享受这一优惠政策，徽商对此恚忿不平。到明末崇祯年间，徽商买通巡亲使，准其子弟亦在扬州附籍，入府学考试。山陕商人得知这一消息后，认为不符合政府当初制定这一政策的“柔远之初意”，纷纷到运司去说理，掀起过一场不小的请愿风潮，对政府施加压力，又凭借山西人扬州知府张公的支持，“力主其政，斯事遂寝”，山陕商人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到了清代中叶，徽商又一次向朝廷申诉，要求子女能进入府学学习，终于被朝廷批准，并在原府学附籍的7名童生中将名额增加到14名。三帮围绕“府学之争”几乎竞争了近300年。这些说明客帮之间的矛盾亦推动同籍商人走向联合，设立会馆来捍卫自己的共同利益。对此《湖惠会馆两次迁建记碑》对会馆设立的紧迫性有中肯的分析：
会馆之设，非第春秋伏腊为旅人联樽酒之欢，叙敬梓恭桑之谊，相于乐其乐也。非以贸迁货居，爰廛列肆，云合星聚，群卒一方，詎免睚眦，致生报复，非赖事旧由排解碍重以时势交迫，津梁多故，横征私敛，吹毛索瘢，隐倚神丛，动成疮痏。虽与全局无预，而偶遇株累皇皇若有大害，踵乎厥后，既同开邑，宜援陷阱，凡此者当忧其所忧者也。纵他族好行其德，亦能代为捍卫，而终不若出于会馆，事从公论，众有同心，昔以神明，监以息埌，俾誵衅隙，同济艰难，保全实多，关系殊重，推之函乏给贫，散财发粟，寻常善举，均可余力及之，无烦类数，此会馆之建，所刻不容缓也。(15)
第三，客内矛盾。明清之际同籍商人赴异地经商，由于利益的驱动，亦存在见利忘义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搅乱市场秩序，伤害了客帮商人在当地的形象。如清代在河南社旗做生意的山陕商人内部就存在“改换戥称，大小不一，独网其利，内弊难除”的不规范市场行为。陕西旬阳《蜀河镇船帮会馆扬泗庙行航公议章程》中也说，设会馆就是因为该行业存在不规范市场行为，如“人船混闹，阻拦客货，不准远行，只图借机作索”。(16)这些不正当竞争行为严重干扰了商业营运的正常秩序，侵害了诚商良贾的正当利益，个体商人碍于情面，无由发作，他们也需要有一个同乡组织，共同厘定斗斛铨衡，行规业律，以维系市场运作的正常秩序。因此会馆是同籍商人维护权利，行业自律自治的社会组织形式。
其三，会馆是同籍商人的精神家园。
明清时期的工商会馆源起于利润分享，维护权利，共担风险的功利、物质诱因。但它同时又超越功利之上，派生出宗教伦理与艺术支脉融合，本土文化与异地文化交相辉映，财富表征与精神隐喻合壁的文化精品。
会馆是客帮商人张扬本土文化的最佳场所。客帮商人流寓异地，远离家乡，故乡的父老亲情是他们心中永久的牵挂，有一首明人诗句道出了陕商对家乡的无限思念：
阳关万里道，
不见一人归。
唯有河边雁，
秋来朝南飞。(17)
加之客帮商人身居异地，流寓客乡，异域的文化构架使他们因习俗不同、语言不通而始终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常有“身在异乡为异客”的唏嘘和“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飘零感。又因客地生疏、举目无靠而受本地商民的侵害欺侮。这些被压抑的心怀，常使他们愤恨不平，从而产生心理反弹。他们以手中的金钱作为反抗世俗的批判武器，在建造会馆时极力张扬铺陈本土文化，为自己在客地营造一个故乡文化的氛围，使之成为“客乡家园”，以寄托自己对故乡的情怀和寻求灵魂慰藉。同时又通过极力铺陈故乡文化的优越，来释放异乡飘零的失落心态，为自己在异乡树立起竞争求胜的精神支撑。因此，山陕会馆的营造无不极力张扬本土文化，突出故乡文化在异地文化中的个性特色。如陕西商人在四川营建陕西会馆就是将家乡的四合院移植到蜀地。会馆建筑采取北方建筑风格，布局严谨对称，正殿为重檐歇山顶，以黛色筒瓦覆盖。正脊两端，饰以龙形兽物，房屋构架为梁柱式，木窗雕镂精细，斗拱累叠，表现了与蜀地不同的文化特色。四川自贡西秦会馆的建筑风格与秦地阿房宫有相似之处。北京关中会馆极力张扬自身“义皇故里，河溯之源”的优越本土文化的价值取向。河南社旗山陕会馆《重兴山陕会馆碑记》中说，建造会馆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之“毅然蔚起，数十里外犹望见之城，赊镇之巨观也”。(18)汉口山陕会馆《重修西会馆关圣帝君正殿记》中讲，建造会馆就是为了让人们“弥生西北之辉煌乎，有亲重尽东南之美如是”。(19)开封山陕甘会馆《晋蒲双厘头碑记》强调，山陕商人之所以将会馆修得“金壁交辉，俎豆森列”就是为了让“四方君子轩车过之，亦莫不羡山陕人士奉圣为格也”。(20)而河南舞阳北舞渡镇山陕会馆创建牌坊的过程更有趣。该会馆《创建牌坊碑记》中记载说，镇南筑山陕会馆，宫殿墙崾已臻尽美，就是少牌坊一座，“当事者为之四顾踌躇焉，而未能满志也”，遂捐资又修了美轮美奂的牌坊，以“彭其美”使之成为“舞渡之雄关也”。(21)
会馆是客帮商人祈福求财，佑神免灾的心灵寄托。商海潮起潮落，贫富无常，富贵不定的风险万种，使商人常常心怀恐惧，祸福不测，逆顺难料，不得不祈求于神灵的祝佑。因此，会馆的“神灵崇拜”便成为商人们安放不稳心灵的归宿。由于关公不仅是山陕商人的乡土神，山西运城是关公的故乡，陕西潼关是关公的改姓之地，而且关公又是武财神。因此山陕商人莫不祀拜关公，山陕会馆亦多称为“关帝庙”。社旗山陕会馆《铁旗杆记》中说，山陕商人之所以祀拜关公，就是因为关公是他们的乡土神“帝君亦浦东产，故专庙貌而祀加虔”。(22)开封山陕甘会馆《增制宝幔銮仪碑记》中讲，他们之所以祀祠关公就是因为关公保佑他们发财致富，“太平之民贸易于兹土者，人既多，生理日臻茂盛，莫不仰沐神庥，咸被默祐也”。(23)而河南泌阳山陕会馆《重修关帝庙碑记》更将祀祈关公消灾免祸的企盼表述得很直接：
秦晋人商贾于中州甚多，凡通都大邑巨镇皆曾建关帝庙……抑去父母之邦，营利千里之外，身与家相聧，财与命相关，祈灾患之消除，惟仰赖神灵之福祐故竭力崇奉。(24)
会馆还是同籍商人施行教化再造人格的圣坛。在物欲横流、钱神卓地的现实世界，对财富追求的商人们常常会为追逐金钱而迷失本性，“无奸不商”便成为人们蔑视商人的基本理由，而诚商良贾并非天之造化，而是后天教育的结果。这便使商人们不得不加强自身职业道德的教育，进行完善人格的再造。而关公身上所体现的“忠义”“仗义”精神正是与诚信的市场规则相吻合的，所以山陕会馆祀祈关公，正是对商人们进行诚信精神的培育，感化他们仁中取利、义先利后的良知，惩戒不仁不义、见利忘义的不良行为。山西平遥《重修市楼碑记》将这种良苦用心结合得天衣无缝，其志曰：
夫帝君之心所谓天中午者，而日中为市，市之时，而有以见帝君之心，忠义所激，庶有感而兴者乎？(25)
而洛阳山陕会馆《关帝君仪仗记》更将祀祈关公对商人们的激励作用作了清晰的表述。其志说，山陕商人祀祈关羽不仅是“祈福云尔哉”，更是因为：
亦以帝君之忠尽仁义，武实是以震浮起靡，为万事则故。既载诸祀兴祭其德而极其功，而又推其磊落光明之慨以风示商贾，使熙熙攘攘竞刀锥子母者，日夕承于帝君之旁，庶其触目惊心，不至见利忘义，角祷张而相俎诈也。(26)
凡此均说明，明清时期产生的工商会馆，实质上是以省(县)籍乡缘关系为纽带，以利润分享为杠杆，以维护利权为目的的商帮自治性组织形式。它既承载了传统，又反映了社会的变化，是中国商人进入明清后，根据社会转型初期的需要而进行的制度安排。对此，20世纪30年代工商部《工商同业公会法》站在社会进化的角度对此有精当的总结，不妨赘录：
自舟车交通，商贾往来中，贸易远方，异地聚处，本其民族精神，渐次结合成立团体，是为公所会馆之滥觞。其始也仅为乡谊上之观念，醵资建筑馆舍，以供祭祀及同乡会集之所，或举办公益善举事业，如停寄柩棺，施给医药开办义塾等。继则基于营业上之共同利害关系，会集讨论，或公订规约，以资相互维系，盖由公益团体性质进而及于商业关系。故吾国工商团体，本于会馆公所制度之精神。(27)
这里将会馆、公所提到“制度安排”的高度，应视之为国家主流评价。
① 《聊城》，山东友谊出版社1995年版，第71页。
② 刘桐：《帝京景物略·嵇山会馆唐大士像》，北京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③ 李景铭：《闽中会馆志》卷1。
④ 《汉口山陕会馆志》，光绪二十二年景庆义堂刻本，第3页。
⑤ 郑鸿笙：《中国工商业公会及会馆》，《国民周报》，1925年第2卷第19期。
⑥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1—332页。
⑦ 郭广岚：《西秦会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页。
⑧ 《汉口山陕会馆志》，光绪二十二年景庆义堂刻本，第5页。
⑨ 雷梦水：《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四册，第2665页。
⑩ 石锦：《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研究》，台湾李敖出版社1990年版，第161页。
(11) 《唐县县志》卷2。
(12) 李华：《明清北京工商会馆碑刻资料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09页。
(13) 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7页。
(14) 雷梦水：《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四册，第2620页。
(15) 《上海碑刻资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1页。
(16) 蔡云辉：《会馆与陕南城镇社会》，《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17) 宗鸣安：《陕西近代歌谣辑注》，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3页。
(18) 河南古建筑研究所：《社旗山陕会馆》，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页。
(19) 《汉口山陕会馆志》，光绪二十二年景庆义堂刻本，第5页。
(20) 王瑞安：《山陕甘会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5页。
(21) 许檀：《明代河南的北舞渡镇》，《清史研究》，2004年第1期。
(22) 河南古建筑研究所：《社旗山陕会馆》，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270页。
(23) 王瑞安：《山陕甘会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5页。
(24) 道光《沁阳县志》卷10《艺文》。
(25) 许檀：《清代中叶的洛阳商业》，《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26) 周建波：《成败晋商》，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257页。
(27) 朱英：《中国近代同业公会与当代行业协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遥想当年，东昌运河上，桅杆如林，货积如山。风餐露宿的山陕商人在船只靠岸后，掸一掸身上的泥土归家一样地走进会馆。焚香沐浴，拜过关帝，呼朋唤友，坐在楼台之上，摇扇品茗，津津有味地欣赏戏楼上的秦腔慢板……次日，一身轻松地登舟远行。①这就是商人与会馆的关系。
会馆是与商帮一同产生的社会组织形式。会馆是商人在异地经商的招待所、存货栈、交际所、议事厅、游乐场、夜总会、疗养院，会馆综合维护着客帮商人在异地的各种利益。所以明代文人刘桐说：“尚考会馆之设于都中，古未有也，始嘉隆间。”②《闽中会馆志》亦云：“京师之有会馆，肇自有明。其始专为便于公车而设，为士子会试之用，故称会馆。”③而京师最早的工商会馆则是明永乐年间由安徽人俞瑛捐修的“芜湖会馆”。
工商会馆的产生缘于省(县)籍乡缘关系为纽带的商帮。会馆就是地缘商帮的办事机构，用《汉口山陕会馆碑记》的话说就是“西会馆者为山陕两省士商办公之所”④会馆的产生有内因和外因两方面因素。
从内因方面讲，会馆是商帮企业组织形式运行的必然结果。陕西商帮的企业组织形式一般采取了“联引制”与“联号制”两种方式。
“联引制”就是为解决经营大宗商品转运家庭人力不足的矛盾，举办商号的商人不得不动员个体血缘家庭以外的亲戚乡党参加商业营运。因为在传统的宗法社会，聚族而居，守望相助，农业生产的小生产方式自然形成的互助合作关系，必然会使人们形成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饭食相招的亲情联系。当个体家庭或家族因为成员有限而无力承担巨量商品运输任务时，自然会将血缘关系扩大为乡土亲情关系。这是因为，乡土亲情是家族亲情的外延。家族成员是有限的，而同乡关系可以是无限放大，这便解决了经商初期人力资源匮乏的矛盾。而且，陕西商人这样做，还有更深层次的历史和经济原因。从历史上讲，“亲不亲，故乡人”，亲戚里党互相联引，体现了“一家发财，惠及乡党”的出入相友、资表比服传统宗法联系，是涉外经营的商人在家乡维持良好人际关系的实际需要。从经济上讲，同乡情谊使雇员对企业有一种特殊的亲情，将企业看成是自家人的企业，表现出格外的忠诚，这种亲情纽带所形成的亲和力，对于提升企业的稳定性与竞争力有重要作用，是商业经营中一种巨大的无形资产。因此，陕西商人的一般企业大都采取了这种互相联引的用人方式。如渭南信义镇富商焦家主要在四川做生意，他们村的62户人家都有人在焦家的字号里谋生，可谓“一家经商，全村致富”。渭南的阳郭镇贺士英家，主要在西北各地办典当，渭南和邻县蓝田的贺姓家人都在各地字号里领有生意，贺家洼村的九条街不同人家都在贺家开的典当字号中做把势或伙计。泾阳安吴堡吴家在各地有生意，安吴堡村的上百户人家都随吴家在各地做生意。这种一家一族经商发家后的互相联引，会带动四邻，波及乡邑，形成一邑一县的经商风气，并由于相互联引而形成富于传统的经商方向。如明清时期泾阳、三原人多在陇青做生意，故该地便多“西客”；渭南地区的人多在川省贸易，故该地多“川客”；户县牛东家的人多在打箭炉经商，故户县多“炉客”。
“联号制”是一家商号在各地办购货和销货的“分号”也叫“分庄”。而在“东西制”经营体制下，用人权主要操之于掌柜，掌柜出于亲情上的需要，亦会将自己的亲戚乡友介绍入企业，形成“一人发财，全族沾光”的局面。如明清时期在兰州天福公钱庄因掌柜吴大鹏是韩城人，并由其邀请的两个投资人也是韩城人，遂使这个钱庄的掌柜、二柜、学徒一概是韩城人，人称韩城帮。兰州水烟业自从大荔、渭南人办了“兴记”“源记”两号后，陕西大荔、朝邑、合阳各县有资力者如蚁附膻，多趋向烟叶一道，兰州大小烟坊都是同朝各县人的企业。资方既是同朝人，后来遂以亲朋关系互相援引，烟坊内的管理人员也成了同朝的清一色，故被称为同朝帮。西宁从事国药业经营的华阴县人为多，故整个国药业几乎被华阴人垄断，故被称为华阴帮。自从户县牛东孙姓在康定办了恒盛合茶庄后，每年有老炉客引带牛东附近的40—50人到打箭炉经商，使户县炉客占陕西炉客十之八九，被称为牛东帮。在河州经营土布的以长安、蓝田人为多，故多称“长安帮”。
无论是乡党联引，或是同店联号，最终产生一个结局就是同一省县籍商人多集中在同一地区经商业贾，他们出于利益和感情上的需要，会自发联手抱团，组成以乡土亲缘关系为纽带的商人互助自治团体，这就是商帮。商帮的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就是会馆。因此，会馆产生的内在原因就是陕西商人企业组织形式在异地延伸的必然产物。对此，我国会馆研究的老一代专家邓鸿笙先生有中肯分析：
中国地域之大，南北温度不同，各地产物亦随之不同，加以交通阻滞，语言不一，地方观念深入脑筋。且政府纪纲废弛，法律保护未备……中国社会经济能有今日之相当发达者，不得谓非会馆、公所等所谓帮的组合制度之适应我国旧时经济组织也。⑤
会馆产生的外部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会馆是同籍商人乡情的归宿。在明清之际从事涉远经营的商人，他们背井离乡，身居客地，举目无亲，风俗不同，语言不通，以“客”的身份侨居各地，多有“同在异乡为异客”的感慨。白日里，他们启门售货，送往迎来，心苦脸笑，还得面对商场的尔虞我诈，强势逼凌。到夜晚，思念远在天边的父母妻子、家乡父老，“各人湿各人的枕头”，一种“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乡愁会萦绕心间，产生“断肠人在天涯”的乡土感情失落心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抚慰异地商人的失落乡愁，使商人们在感情上保持与家乡文化的联系，以张扬乡土文化为内容的会馆便应运而生。明清时期产生的会馆基本职能就是“联乡谊”。苏州《新修陕西会馆碑记》对陕西商人集资修会馆的目的说得很直接明白：
吾乡幅员之广，几半天下。微论秦陇以西，判若两省，河渭之间，村墟鳞栉，平时有不相洽者，一旦相遇于旅邸，乡音方语，一时荡然而入于耳，嗜好性情，不约而同于心。加以岁时伏腊，临之以神明，重之以香火，樽酒蓝脯，欢呼把臂，故乡骨肉，所极不忘耳。⑥
这一段文字将陕西商人修建会馆，为同籍商人提供一个叙乡情，话桑麻，寄托对故乡幽思“乡音方语，蔼然入耳”“欢呼把臂，故乡骨肉”的场所，描绘得淋漓酣畅。而四川自贡《西秦会馆关圣帝庙碑记》亦说，修建西秦会馆得目的是：
客子天涯，表稀里散，情联桑梓，地据名胜。剪棘刊茅，邃壮丹台，则又怀睦亲以敦本，于礼协，于情安……此西秦会馆关帝庙所由建与。⑦
这更说明了陕西商人修建会馆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陕西商人怀睦亲以不忘故土，联桑梓以去游子之愁。所以北京宣武门外的关中会馆门前，一副对联就写着：
义皇故里 河溯根源
充分表现了陕西商人与故土文化的联系和强烈的寻根意识。由于明清之际陕西商人与山西商人多联手做生意，所以他们也多联手共建会馆。汉口《山陕会馆志》将山陕商人联手共建会馆以加强两省商人的感情联系，同样表达得细致入微：
山陕古秦晋姻好之国也。地近而人亲，客远而国亲，适百里见乡人而喜，适千里者，见国人而喜，适异域者见之国人而亦喜。⑧
这些都说明，明清陕西商人建造会馆的直接目的，就是为经商异地的陕西商人提供一个化解乡愁的地方，使流寓商人“他乡遇故知”不致有孤零之叹。用一首清代《汉口竹枝词》咏叹“各会馆”的词来说就是：
远别家山趁估船，
家乡终觉异风烟。
年年报赛春秋社，
醉话桑榆共促筵。⑨
其二，会馆是同籍商人利益的护佑。
明清时期的工商会馆是产生在中国已经出现“市场经济因素”的历史条件下，而商帮本身就是“市场经济因素”的体现。这便使得明清时期产生的工商会馆必然会超越“叙乡情”的浅表层次，而朝着利益共同体的功利主义方向发展。这种会馆的功利主义趋向，是由明清时期中国商界的“三大矛盾”所推动的。这三大矛盾就是：
第一，土客矛盾。明清时期周流天下的商帮是借地求财，他们在客地做生意，无论是流转批发，还是设廛门市，都会挤占本地商人的市场份额，分润本地商人的利润。而且商帮是以客帮商人的身份与本帮商人对立，他们在客地人生地疏，势单力薄，是外来户，本身缺乏社会资源的护佑支持，“外来燕雀独脚伙，本地麻雀帮手多”，遂使客帮商人与本帮商人的矛盾不断尖锐。强龙压不住地头蛇。本帮商人常常会凭借地缘优势，侮辱欺凌客帮商人。如清代初年，陕西经营草帽辫的商人，因心高气傲得罪了苏州的本地商人，本地商人便以陕西商人散发草帽辫是意欲结党造反为由，将陕西商人告上官府，致使官府将在苏的陕西商人全部逮捕下狱，后经陕商多方奔走，惊动了乾隆皇帝，在皇帝的亲自干预下，才平了这一场冤狱。⑩清代在河南社旗镇做生意的陕西商人，由于生意兴隆，使本地商人很眼红，他们便煽动不满情绪，说陕西商人将“河南的银子搬走了，将土地买光了”，鼓动本地商人用铁锅装上砂石，堵塞了社旗唐河上游的水源，使陕西商人因社旗下游不能行船而业务一落千丈(11)。清代在四川经营典当字号的陕西商人由于组织严密，办事认真，赚了不少钱，本地商人很不服气，当陕西商人欲在成都盖会馆时，他们多方阻挠，说陕商坏了当地的风水，不准陕商动当地一抔土，致使陕商不得不返回故乡将家乡的黄土一袋袋背到成都，才盖起了成都的陕西会馆。清代洛阳的陕西布商，由于业务顺利，得罪了当地商人，他们买通官府，唆使官府向陕商每匹布多收12钱的税。这种日益深刻的土客矛盾，使客帮商人不得不将自己的头聚在一起，合力抱团，组成会馆的利益共同体，作为捍卫自身利益的坚固堡垒，以利于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对此山西商人在北京设立的临汾会馆《重修碑记》中有充分说明：
会馆“匪仅为祀神宴会之所，实以敦睦谊，联感情，本互相而谋福利，法良意美，至是多矣。”(12)
上海《杂货业公议》碑中也说，设会馆是为捍卫客帮商人的利益，防止本帮商人的侵害。其志曰：
每思向无公所，素缺规模，致遇轇轕事情，纷纷争执，言无主宰，理鲜公平，故有受他帮之屈，不遑悉数。(13)
第二，客客矛盾。在明清之际的中国商界各地商人群雄并起，逐鹿商场，他们相互之间的竞争也十分激烈。尤其是明代以来，陕西商帮、山西商帮与后起的徽商之间的竞争就十分激烈。明初，山陕商人利用“食盐开中制”政策上的优势，称雄淮扬，在淮扬盐场有压倒的优势。但明中叶以后，徽商渐入淮扬，欲从山陕商人手中挤夺市场份额。他们鼓动安徽籍宰相叶琪，实行盐法改制，“输银于运司”花钱买引，使徽商得以迅速挤入淮扬贩运，并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压倒了山陕商人。而山陕商人“苦于朋比天多”，没有将自身的力量整合起来对徽商进行反击，而逐渐失去了在淮扬盐场上的优势。进入清代，在全国各大商埠与山陕商人竞争的主要对手还是徽商。如在汉口，山陕商人的劲敌仍然是徽商。从经营行业上看，山西帮在汉口经营的有茶叶、布匹、药材、皮货、典当、纸张、果品等行业；陕西商帮经营的主要是牛皮、羊皮、羊毛、生漆、水烟、药材、茶叶。而徽商经营的不少与山陕商帮的货物相同，有的是买方和卖方的关系，有的是经营同一个行业，因此竞争性就很大。清人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形容三帮的竞争形势是：
徽客爱缠红白钱，
镇商喜捻旱烟筒。
西人不说楚人话，
三处从来习土风。(14)
在四川，主要是陕西商帮与楚帮、江右帮之间的竞争，由于川陕毗邻，陕西商人博大劲直，无忸怩之态，故川人喜陕帮之人，而湖北江西商人，多“鼠牙雀舌”之事，每每斤斤计较，故川人不喜江西人。在湖北两河口，有秦晋徽浙等八省商人的竞争，史称“八帮之争”。由于山陕商人的力量强盛，故当地的《竹枝词》形容三帮的特点是：
上会馆(山西)赛如金銮殿，
下会馆(陕西)铁旗杆，
江西馆似瓷器店。
这种客帮之间的激烈竞争，有时会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如明代初年，山陕商人在扬州的势力很盛，他们的子侄有学儒者，随父、兄在两淮，不能回籍考试。为了奖励山陕商人，朝廷特别恩准山陕商人在扬州特立商籍，并附入扬州府学，在扬州参加考试，不必赶回原籍。而徽州为南直隶所辖，不能享受这一优惠政策，徽商对此恚忿不平。到明末崇祯年间，徽商买通巡亲使，准其子弟亦在扬州附籍，入府学考试。山陕商人得知这一消息后，认为不符合政府当初制定这一政策的“柔远之初意”，纷纷到运司去说理，掀起过一场不小的请愿风潮，对政府施加压力，又凭借山西人扬州知府张公的支持，“力主其政，斯事遂寝”，山陕商人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到了清代中叶，徽商又一次向朝廷申诉，要求子女能进入府学学习，终于被朝廷批准，并在原府学附籍的7名童生中将名额增加到14名。三帮围绕“府学之争”几乎竞争了近300年。这些说明客帮之间的矛盾亦推动同籍商人走向联合，设立会馆来捍卫自己的共同利益。对此《湖惠会馆两次迁建记碑》对会馆设立的紧迫性有中肯的分析：
会馆之设，非第春秋伏腊为旅人联樽酒之欢，叙敬梓恭桑之谊，相于乐其乐也。非以贸迁货居，爰廛列肆，云合星聚，群卒一方，詎免睚眦，致生报复，非赖事旧由排解碍重以时势交迫，津梁多故，横征私敛，吹毛索瘢，隐倚神丛，动成疮痏。虽与全局无预，而偶遇株累皇皇若有大害，踵乎厥后，既同开邑，宜援陷阱，凡此者当忧其所忧者也。纵他族好行其德，亦能代为捍卫，而终不若出于会馆，事从公论，众有同心，昔以神明，监以息埌，俾誵衅隙，同济艰难，保全实多，关系殊重，推之函乏给贫，散财发粟，寻常善举，均可余力及之，无烦类数，此会馆之建，所刻不容缓也。(15)
第三，客内矛盾。明清之际同籍商人赴异地经商，由于利益的驱动，亦存在见利忘义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搅乱市场秩序，伤害了客帮商人在当地的形象。如清代在河南社旗做生意的山陕商人内部就存在“改换戥称，大小不一，独网其利，内弊难除”的不规范市场行为。陕西旬阳《蜀河镇船帮会馆扬泗庙行航公议章程》中也说，设会馆就是因为该行业存在不规范市场行为，如“人船混闹，阻拦客货，不准远行，只图借机作索”。(16)这些不正当竞争行为严重干扰了商业营运的正常秩序，侵害了诚商良贾的正当利益，个体商人碍于情面，无由发作，他们也需要有一个同乡组织，共同厘定斗斛铨衡，行规业律，以维系市场运作的正常秩序。因此会馆是同籍商人维护权利，行业自律自治的社会组织形式。
其三，会馆是同籍商人的精神家园。
明清时期的工商会馆源起于利润分享，维护权利，共担风险的功利、物质诱因。但它同时又超越功利之上，派生出宗教伦理与艺术支脉融合，本土文化与异地文化交相辉映，财富表征与精神隐喻合壁的文化精品。
会馆是客帮商人张扬本土文化的最佳场所。客帮商人流寓异地，远离家乡，故乡的父老亲情是他们心中永久的牵挂，有一首明人诗句道出了陕商对家乡的无限思念：
阳关万里道，
不见一人归。
唯有河边雁，
秋来朝南飞。(17)
加之客帮商人身居异地，流寓客乡，异域的文化构架使他们因习俗不同、语言不通而始终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常有“身在异乡为异客”的唏嘘和“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飘零感。又因客地生疏、举目无靠而受本地商民的侵害欺侮。这些被压抑的心怀，常使他们愤恨不平，从而产生心理反弹。他们以手中的金钱作为反抗世俗的批判武器，在建造会馆时极力张扬铺陈本土文化，为自己在客地营造一个故乡文化的氛围，使之成为“客乡家园”，以寄托自己对故乡的情怀和寻求灵魂慰藉。同时又通过极力铺陈故乡文化的优越，来释放异乡飘零的失落心态，为自己在异乡树立起竞争求胜的精神支撑。因此，山陕会馆的营造无不极力张扬本土文化，突出故乡文化在异地文化中的个性特色。如陕西商人在四川营建陕西会馆就是将家乡的四合院移植到蜀地。会馆建筑采取北方建筑风格，布局严谨对称，正殿为重檐歇山顶，以黛色筒瓦覆盖。正脊两端，饰以龙形兽物，房屋构架为梁柱式，木窗雕镂精细，斗拱累叠，表现了与蜀地不同的文化特色。四川自贡西秦会馆的建筑风格与秦地阿房宫有相似之处。北京关中会馆极力张扬自身“义皇故里，河溯之源”的优越本土文化的价值取向。河南社旗山陕会馆《重兴山陕会馆碑记》中说，建造会馆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之“毅然蔚起，数十里外犹望见之城，赊镇之巨观也”。(18)汉口山陕会馆《重修西会馆关圣帝君正殿记》中讲，建造会馆就是为了让人们“弥生西北之辉煌乎，有亲重尽东南之美如是”。(19)开封山陕甘会馆《晋蒲双厘头碑记》强调，山陕商人之所以将会馆修得“金壁交辉，俎豆森列”就是为了让“四方君子轩车过之，亦莫不羡山陕人士奉圣为格也”。(20)而河南舞阳北舞渡镇山陕会馆创建牌坊的过程更有趣。该会馆《创建牌坊碑记》中记载说，镇南筑山陕会馆，宫殿墙崾已臻尽美，就是少牌坊一座，“当事者为之四顾踌躇焉，而未能满志也”，遂捐资又修了美轮美奂的牌坊，以“彭其美”使之成为“舞渡之雄关也”。(21)
会馆是客帮商人祈福求财，佑神免灾的心灵寄托。商海潮起潮落，贫富无常，富贵不定的风险万种，使商人常常心怀恐惧，祸福不测，逆顺难料，不得不祈求于神灵的祝佑。因此，会馆的“神灵崇拜”便成为商人们安放不稳心灵的归宿。由于关公不仅是山陕商人的乡土神，山西运城是关公的故乡，陕西潼关是关公的改姓之地，而且关公又是武财神。因此山陕商人莫不祀拜关公，山陕会馆亦多称为“关帝庙”。社旗山陕会馆《铁旗杆记》中说，山陕商人之所以祀拜关公，就是因为关公是他们的乡土神“帝君亦浦东产，故专庙貌而祀加虔”。(22)开封山陕甘会馆《增制宝幔銮仪碑记》中讲，他们之所以祀祠关公就是因为关公保佑他们发财致富，“太平之民贸易于兹土者，人既多，生理日臻茂盛，莫不仰沐神庥，咸被默祐也”。(23)而河南泌阳山陕会馆《重修关帝庙碑记》更将祀祈关公消灾免祸的企盼表述得很直接：
秦晋人商贾于中州甚多，凡通都大邑巨镇皆曾建关帝庙……抑去父母之邦，营利千里之外，身与家相聧，财与命相关，祈灾患之消除，惟仰赖神灵之福祐故竭力崇奉。(24)
会馆还是同籍商人施行教化再造人格的圣坛。在物欲横流、钱神卓地的现实世界，对财富追求的商人们常常会为追逐金钱而迷失本性，“无奸不商”便成为人们蔑视商人的基本理由，而诚商良贾并非天之造化，而是后天教育的结果。这便使商人们不得不加强自身职业道德的教育，进行完善人格的再造。而关公身上所体现的“忠义”“仗义”精神正是与诚信的市场规则相吻合的，所以山陕会馆祀祈关公，正是对商人们进行诚信精神的培育，感化他们仁中取利、义先利后的良知，惩戒不仁不义、见利忘义的不良行为。山西平遥《重修市楼碑记》将这种良苦用心结合得天衣无缝，其志曰：
夫帝君之心所谓天中午者，而日中为市，市之时，而有以见帝君之心，忠义所激，庶有感而兴者乎？(25)
而洛阳山陕会馆《关帝君仪仗记》更将祀祈关公对商人们的激励作用作了清晰的表述。其志说，山陕商人祀祈关羽不仅是“祈福云尔哉”，更是因为：
亦以帝君之忠尽仁义，武实是以震浮起靡，为万事则故。既载诸祀兴祭其德而极其功，而又推其磊落光明之慨以风示商贾，使熙熙攘攘竞刀锥子母者，日夕承于帝君之旁，庶其触目惊心，不至见利忘义，角祷张而相俎诈也。(26)
凡此均说明，明清时期产生的工商会馆，实质上是以省(县)籍乡缘关系为纽带，以利润分享为杠杆，以维护利权为目的的商帮自治性组织形式。它既承载了传统，又反映了社会的变化，是中国商人进入明清后，根据社会转型初期的需要而进行的制度安排。对此，20世纪30年代工商部《工商同业公会法》站在社会进化的角度对此有精当的总结，不妨赘录：
自舟车交通，商贾往来中，贸易远方，异地聚处，本其民族精神，渐次结合成立团体，是为公所会馆之滥觞。其始也仅为乡谊上之观念，醵资建筑馆舍，以供祭祀及同乡会集之所，或举办公益善举事业，如停寄柩棺，施给医药开办义塾等。继则基于营业上之共同利害关系，会集讨论，或公订规约，以资相互维系，盖由公益团体性质进而及于商业关系。故吾国工商团体，本于会馆公所制度之精神。(27)
这里将会馆、公所提到“制度安排”的高度，应视之为国家主流评价。
① 《聊城》，山东友谊出版社1995年版，第71页。
② 刘桐：《帝京景物略·嵇山会馆唐大士像》，北京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③ 李景铭：《闽中会馆志》卷1。
④ 《汉口山陕会馆志》，光绪二十二年景庆义堂刻本，第3页。
⑤ 郑鸿笙：《中国工商业公会及会馆》，《国民周报》，1925年第2卷第19期。
⑥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1—332页。
⑦ 郭广岚：《西秦会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页。
⑧ 《汉口山陕会馆志》，光绪二十二年景庆义堂刻本，第5页。
⑨ 雷梦水：《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四册，第2665页。
⑩ 石锦：《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研究》，台湾李敖出版社1990年版，第161页。
(11) 《唐县县志》卷2。
(12) 李华：《明清北京工商会馆碑刻资料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09页。
(13) 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7页。
(14) 雷梦水：《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四册，第2620页。
(15) 《上海碑刻资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1页。
(16) 蔡云辉：《会馆与陕南城镇社会》，《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17) 宗鸣安：《陕西近代歌谣辑注》，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3页。
(18) 河南古建筑研究所：《社旗山陕会馆》，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页。
(19) 《汉口山陕会馆志》，光绪二十二年景庆义堂刻本，第5页。
(20) 王瑞安：《山陕甘会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5页。
(21) 许檀：《明代河南的北舞渡镇》，《清史研究》，2004年第1期。
(22) 河南古建筑研究所：《社旗山陕会馆》，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270页。
(23) 王瑞安：《山陕甘会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5页。
(24) 道光《沁阳县志》卷10《艺文》。
(25) 许檀：《清代中叶的洛阳商业》，《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26) 周建波：《成败晋商》，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257页。
(27) 朱英：《中国近代同业公会与当代行业协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