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佑乡党情谊长
在陕商大会的统筹下，山陕会馆的功能也日臻完备，从最初的联乡谊、敬神庥、安故旅逐渐发展到议商事、厘行规、结人脉、保安康的商人自律自治的社会团体，成为流寓客商在异地经商业贾的落脚点和出发点。
首先，联乡谊、安故旅是山陕会馆的基本职能。河南社旗山陕会馆《重修山陕会馆碑记》中指出，会馆的职能就是“叙乡谊、通商情、安故旅”。流寓客商无论是中途周转，还是设市成廛，在异域的文化氛围中，会馆成为首选投靠的落脚点，是他们在异地他乡中的“故乡家园”。一位耆老之年的山西商人为我们讲述了他早年在西安山西会馆的生活经历，使我们可以再现当年会馆对商人们的重要作用：
六十年前我由山西来西安，先到东关山西会馆找了个落脚地。山西会馆在长乐坊街北，先在厢房登了同乡会录，然后去后堂关老爷像下敬香、磕头，有人领着读“尊敬同乡长辈，不坑人骗人，不吸鸦片，如违纪，同乡会也要开除”，过了三天，一位姓楚的管事，介绍我到东关南街万盛行药堂当临时工……①
因此，会馆首先为流寓商民提供了一个落地容身之所。明人沈得符就曾说：“京师五方所聚，其乡各有会馆，为初至居停，相冶甚便。”②而乡亲里党关系在宗法制社会里，又必然表现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饭食相招，资表比服的亲情关系，使会馆通过亲情联引而转化为安排同乡就业的市场中介组织。据兰州市民建会副主席雷志乾先生的回忆：
解放前山陕商人赴兰州做生意，先找同乡会馆，由会馆接待其吃住，然后由会馆牵线为他在同乡商号中安排就业，若当学徒则由会馆出面找一个本籍商人做保证，荐官有人身担保作用。③
相关文字资料也可证明。如郭灿东所写《晋商西渡》一文中就指出，酒泉“有了山西会馆，自然来酒泉的山西人就更多了，那时候通常在山西会馆内都住着几十号人……他们最初靠会馆接济，年轻力壮者每天去发放什字等雇主，卖苦力，待一找到合适的谋生之处，就离去了。”④苏州咈布染坊公所亦是，“自立之后，若有失业诸司报明姓名，竞相公所内几寄寓……俾生者有容身之地。”⑤而且，在封建社会合族同亲的观念下，同乡商号也宜于接纳同乡人在其间谋生，“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同乡人”，这便是会馆能够充当职业介绍所这一市场中介组织的内在根据。
工商会馆不仅为同乡提供就业机会，同时也为同乡提供创业资金。明清时期工商会馆的“会底银两”转化为同乡创业资金，是会馆为同乡创造就业机会的重要措施。工商会馆通过收取会费和经营生利产业，积累了大量剩余资金，即“会底银两”。光绪时甘肃布政使恩麟向皇帝报告说，“陕西富商巨贾，在川贸易各属地方，公建陕西会馆，历年积有会底银两，盈千累万，为数甚巨”⑥，而“会底银两”的一个重要去向就是向同乡提供创业资金。这有两种形式：一是“会底银两”作为公共资金，向会员提供资金帮助。当时工商会馆的一般惯例是：
“会馆的剩余款项，会员只要有相当的保证，便可以借用，定利每月6厘，按期纳付，返还之时以五年为限。”⑦这里“会底银两”显然是作为同乡互助金为同乡创业提供资金帮助。再一种形式是“会底银两”作为独立投资，经营商贸事业，转化为工商业资本。清末包括晋陕会馆、陕西会馆在内的乌鲁木齐“六大会馆”就有规定：
“同乡人中愿意从事商业者，可以从会馆‘领东’，或与会馆合资，个人与会馆立有字据，部分盈余由会馆提取。”⑧乌鲁木齐著名的老药铺“凝德堂”就是由陕西华县李姓商人受领的陕西会馆的生意。这里“会底银两”无论作为“同乡互助金”或是作为独立投资，为同乡提供创业资金，都在客观上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工商会馆作为劳动力市场的因素表现得十分明显。
工商会馆把“联乡谊，叙乡情”、开发同乡人际资源与经商谋利相联系，反映了明清时代的商人在市场经济时代行将到来之际观念的变化，以及对会馆功能所进行的相应整合。工商会馆作为商人的同乡组织，以“敦乡情，联桑梓”为基本功能，这同当时的“公车试馆”“移民会馆”的功能并无二致。但问题在于，明清时代的工商会馆已开始把同乡联谊活动与开发人际资源，促进工商活动联系起来，使同乡联谊活动更多地带有商业运作的色彩和满足商务活动需要的新时代变化的特征，使工商会馆越来越具有“商人俱乐部”的市场化因素。清代北京山西商人兴办的《仙城会馆碑记》中已显露出商人对同乡联谊活动的经济思考：
厥馆所由，李子曰：由利。乡人同为利，而利不相间，利不相谋，则何为利?故会之。则一其利，以谋利也。⑨
说明商人已把设立会馆、呼朋唤友同谋求商业利润相联系，对设立会馆的目的赋予了新的谋求利益的市场化功利色彩，深刻反映了明清商人对市场经济时代行将到来时敏锐的市场目光。而苏州《嘉应会馆碑记》则对此有进一步的认识：
唯思泉贝之流通，每与人情之萃涣相表里。人情聚则财聚，此不易之理也，矢旁引桑梓之情在家尚不觉其可贵，出外则愈见其相亲，无论旧识新知，莫不休戚与共，痛痒相关。⑩
这里已经十分清晰地道出了同乡联谊活动与开发同乡人际资源求财谋利之间的内在联系。“人情即商情，商情即人情”，说明明清时代的商人已给工商会馆的同乡联谊活动深深打上了商业运作的社会变迁烙印，显示出商人们开始把工商会馆的单纯同乡联谊活动，向适应市场需要的商务联谊活动整合的发展趋向。
其次，会馆渐次成为商人们议论商事、交流情报的商务之所。工商会馆作为工商行帮常设的办事机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同帮商人在此集会，交流市场信息，计有无，权损益，制定各行价格，以指导市场的正常运作，从而使工商会馆成为市场运营不可或缺的场所。北京《颜料行会碑记》中指出，“诸行之有会馆也，所以为评论市价”(11)。佛山《参药会馆重修碑记》中更明确说明，修建会馆是为了“明其约，释其疑，主客交孚，民物充赖”，(12)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营。湖北应山县陕西会馆《会议布帮条规》中规定的更详细，该条规“公议庄码价目”条规定，“开庄之后，就逐月朔望两日，齐集公所，斟酌起跌，不准私行开价”(13)。而湖北沙市的十三帮公所对这种会馆挂牌开市的市场运作制度有更具体的规定，包括山陕商人在内的十三帮商人，共同推举总会首一人，办公的地方在旃檀庵十三帮公所，“当时各行各业的物价也由十三帮掌握和控制——各行业的货物涨价要写一个议单，到旃檀庵张贴并演半本或一本戏，戏一唱就算通过了”(14)。这些充分说明，工商会馆成为市场营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市场化倾向已十分明显。
工商会馆作为固定的办公场所，在会馆召集众商评议市价，沟通商情，制定行规业律，制裁不正当竞争行为，以保证本帮商人业务在客地的正常发展，这是工商会馆作为商帮常设机构获得巩固和发展的主要原因。如陕西丹凤(龙驹寨)的船帮会馆和驮帮会馆，就是为了摆脱牙行的阻挠和制裁不正当竞争行为而创建和发展起来的。明代龙驹寨：
水走襄汉，陆入关铺，千户成廛，万蹄通货，臣镇也。古维任民投主，往来熙攘，后……百姓收容为牙，稍征逐未以备行户，嗣又以争利构讼，希令图赖。(15)
严重干扰了市场的正常秩序，迫使船户、脚夫以会馆为依托，告议官府，“申元任客投牙，每小船抽银一千，头区三分，刻石为令”。又据该会馆现存的《铝铜脚价古例碑》载，由于奸商张善“万恶横恣，飞派影散，给钱而不给银”，使脚夫骡客“狼狈含冤”，后朝邑、咸阳等六县骡客，通过会馆集议，联合行动，制裁张善，迫使其交出侵吞钱财，并勒石为记，保证了过载业务的正常开展。(16)河南社旗山陕会馆也是因为，“赊旗店四方客商集货兴贩之墟，原初码头买卖行数有数家，年来人烟稠密，开张买卖者二十余家，期间即有改换戥称大小不一者，独往其利”。为了维护公平买卖的市场秩序，“合行商贾会同集头等会集关帝庙公议，制定规矩，称足十两，戥以天平为例……公议之后，不得暗私称戥，有更换犯此者，罚戏三台，如不遵者举称禀官究治”(17)。充分表现了会馆在整顿市场秩序、维护正当竞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其三，会馆通过厘定行规会律而成为市场的管理者。在明清时期政府对经济活动采取自由放任政策，没有相应的商法保证商人们的正当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会馆承担起管束同籍商人的任务，会馆通过陕商大会、制定行规业律，将同籍商人的活动纳入规范化运作的轨道。使会馆成为市场商务活动的仲裁所。因此，会馆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邀集行户，聚会议事，厘定帮规行律，这是会馆所以为会馆的本意。对此各地资料记载很多。顾禄说苏州“他省商贾各建官祠于城西，为主客公议条规之所”。(18)天津“延邵纸商会馆”的碑文中说，创立会馆就是为了“须集众思，兼办公事”。(19)宁夏固原秦晋会馆有乾隆年间建馆的铁碑，其碑文曰“盖此馆当商议事处”。《申报》说汉口众商设立会馆也是为了“议规整条”。甘肃临夏山陕会馆规定，“对外市务也，由两省商人在会馆内开会决定”。(20)重庆包括陕西会馆在内的八省会馆规定，确立和修改帮规须“邀集行户并山客等于府庙公议”，(21)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同行商贾公议戥称定规矩碑》规定，行规由“各行商会同集头等齐集关帝庙公议”。(22)所以，制定行规业律成为会馆的大量日常工作，几乎每个山陕会馆都由行规业律的勒石碑刻，不妨摘要如下：
自贡《西秦会馆关帝庙碑记》中刻有行规包括：
加强本帮团结，抵制外帮捣乱；对内不挖墙角，遇事开会商量；严以律己，不说别人坏话；会员业务上有困难，同行要予以协助；一家吃不了的业务，可多户联营承接，盈亏共同负责。(23)
甘肃武山汲滩镇山陕会馆，有道光七年的石碑一通，记录会馆整顿盐业市场的规定：
不准私买卖食盐，派乡保查询。有违反通报各盐行同仁并送官府惩处。如有开新店，须交公银12两，每升盐出钱一文，施为会馆焚修香火之用。如停业不开，所为余盐以行价照买同行，不准任意买于他人。(24)
河南社旗山陕会馆有《公议戥称定规矩碑》规定：称足十六两，等以天平为则，庶乎较准均匀者，公平无私，俱各遵依。河南舞阳山陕会馆有行规并立碑记载：
买卖不得论堆，必须邀亲过秤，违者罚银五十两；不得在门外拦路会客，任客投至，违者罚银五两……每年正月十五日演戏，各家具有齐备，违者不得开行；有新开行者，必先打出官银五十两，到店吃饭。(25)
这些行规业律是“俗例，而非官例，私禁而非官禁”，体现了陕西商人对市场交易规律性的认识，表现了陕西商人的职业自觉和自律敬业精神，反映了陕西商人对诚信市场规则的诉求。
另一会馆碑文认为，设立会馆的功能就是“淬毅力以结合，订约言以互遵……始能相维系，不敞不渝，以收敬业乐群之效。”(26)会馆议商情、涉商务的管理功能，还表现在评议市价，均平度量，调节纠纷，沟通信息，保障商贸活动的正常进行。会馆既为“经营交易不可缺之所”，这便使得通市情、议商事成为会馆管理的基本职能。《鄞县通志》作者就正确指出，各省商人资力雄厚者建立会馆，就是为了“公举董事主首掌理评议经济之诸务”。(27)这些“经济之诸务”举凡要者，一是评议市价。北京《颜料行会碑记》就明确指出，“诸行之有会馆也，所以为评论市价”，(28)因而齐价保商成为会馆的主要职能。上海《江西会馆兴建碑》中说他们所以建造会馆，就是因为：
窍生等籍隶江西，在治为商为贾，每逢运货到上，价格参差不一，以致各业难以获利。缘无集议之所，是以同乡共业不能划一。生等虽市廛，谊属同乡，故作首举义倡，邀集同都妥议，劝捐购基，以便起造会馆，将后条规有赖凡在同乡贸易，不致价格参差。(29)
湖北沙市包括山陕帮在内的“十三帮”，在旃檀庵设立公所，“当时各行各业的物价也由十三帮掌握和控制……各行业的货物涨价，要写一个议单，到旃檀庵张贴，并演半本或一本戏，戏一唱就通过了”。(30)二是统一度量。由于公馆“事从公论，众有同心”，因此会馆颁发的度量标准具有公平性和权威性。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就专门厘定有《公议戥称规矩》，便“同行有和戾之情”。(31)湖北利川县山陕会馆的“斗市”，成为全县统一标准，“县并无牙行，唯关庙设有斗市”。(32)苏州的枣商做生意以会馆的官斛为准，“凡零客载货到苏，许有零贴官牙领用会馆烙印官斛，公平出入，毋许妄用私秤，欺骗病商”。(33)
会馆的议商事，涉商务的管理功能，更表现在会馆代表同籍商人的整体利益，与官府牙行曲折斡旋，保护了同籍商人的合法利益，维护了陕西商人的正当权益。中国传统社会重农抑末，官商不相交接，商人社会地位低下，惧怕官府，避见衙吏，常常在遇见官府的横征暴敛、敲诈勒索时因势薄力单而忍气吞声。一首清代人写的《估客苦行》将商人遇见暴吏的无奈和悲愤心态描绘得活灵活现：
昨日泊舟枫林下，左右舳舻尽商贾。
见彼哽咽当风餐，为言作客江湖难。
江湖近来多盗贼，布衣夜脱安可得。
微贱鬻贵虽不贫，风波万里真辛苦。
更逢当关多暴吏，欲浚锱铢加重罪。
可怜曛黑不开关，苦守巨浪危樯间。
恨不载金长安买都尉，
等闲见汝一官何足贵。(34)
在这种情况下，会馆代表同籍商人的整体利益，与官府斡旋谈判，“捭消衅隙，保全实多”这可从陕西丹凤船帮会馆所存的《铅铜脚价古例碑记》得到说明。该碑记载说：“龙驹寨距省417里，实系秦楚咽喉……铅铜之运，……朝廷旧例，凡铅一运，计数35万斤，每50斤为一块，三块一驮，一驮百里，给纹银二钱，417里共给银8钱3分4厘……其于民也不谓不厚也”，后因个别奸牙为利润所驱使，“讵意奸行……鲸吞归己”，其中尤以张善文“万恶横恣，飞派影撤……而且给钱而不给银”，以致众脚夫“狼狈含冤”，为整饬市场秩序，朝邑、咸阳、蓝田等众驮客集聚会馆，呼吁对张进行制裁，并由会馆代表众骡客“蔓延诉讼”迫使张善文将侵吞的银两吐出来“照依从前以银钱各半，由张善交行内给发”，并立碑二石，“俟后之豪杰英俊，匡我不逮者兴甚”。(35)再如嘉庆十九年，洛阳官府提高对潞泽梭布的税收，引起山陕商人的不满，山西潞泽会馆以会馆名义告至河南布政使处之，责令河南知府评查，历时一年，最后胜诉，“照准奏册完税，制止苛征”，并在潞泽会馆勒石志记。(36)明清时期，青海的山陕商人与外国洋行商人在羊毛市场上竞争激烈，山陕商帮大德隆商号以山陕会馆为靠山，到甘肃督军处打官司并取得胜诉，保证了利益不外溢。(37)
会馆的这些评市价、通商情、厘行规、权度量、增强商务管理活动，有力降低了同籍商人的交易成本，推动了异地商帮商贸活动的顺利进展，成为异地经商不可或缺的社会条件。这种会馆活动降低商人在信息搜寻、商务谈判和交易费用方面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以会馆为中心同乡商人聚族而居，形成省籍文化社区，有利于信息的汇聚与传递。会馆是流寓商人张扬本土文化的旗帜。在会馆的感召下，同乡商人围绕会馆扎堆聚族而居，形成不同于土著的特定文化社区，扩大了信息来源，方便信息传递。如安徽芜湖“老西门外平安里南有一条奋子巷，早在光绪年间，该巷两边深宅大院的居户都是客籍人，开始是山面和陕西人居多，后来又增加了山东人，他们共有一个秦晋会馆”。(38)苏州陕西会馆旁有柏家弄，因陕西富商柏小坡在此经商致富而成名，“柏氏为巨富，已历三世”，因而关中商人、骚客多会聚柏家弄。(39)四川自贡“西秦会馆”所在地的“八店街”，因八家陕商字号汇聚而成为该地有名的商业街。(40)康定“山陕会馆”所在地的“陕西街”亦因八十余家陕西茶庄汇聚而闻名远近。(41)扬州“陕西会馆”所在地的丁家湾，因山陕商人多居住于此，因而《扬州竹枝词》尚有“丁家湾里暮朝烟，中有西商住一边”的词句。(42)这种流寓商人傍会馆聚族而居的传统，有利于商务信息的汇聚与送播是显而易见的。
会馆提高了流寓商人的声誉，加大了他们的信息占有量。商誉是获取信息的前提，最有商誉的商人具有信息优先占有权。而工商会馆又是异籍客商宣扬其经济实力和张扬本土文化的物象反映，通过会馆表现了流寓商人的实力，提升了流寓客商的知名度。如各地山陕会馆建筑莫不恢宏、金碧辉煌，山门前均竖有五百斤重，十丈高的“铁旗杆”，成为当地著名文化景观和游乐中心。四川各地的陕西会馆就是因为门前的铁旗杆而闻名，《成都竹枝词》中记载“秦人会馆铁旗杆，福建山西少这般”。(43)安徽亳州山陕会馆，别名“花戏楼”，“内极雕镂薄绘之工，游市廛者，每瞻玩不能去”。青海民和县川口镇山陕会馆，是“川口唯一公共娱乐场所”，川口重要官民活动均在会馆举行(44)。工商会馆的设立，提升了流寓客商在当地的商誉和知名度，使他们获得占有信息的便利条件。对此苏州《新修陕西会馆记》有很好的说明：“吾乡土厚水深，风醇俗朴，人多质直康爽……故四方之士，乐其易而谅其心。”(45)
会馆定期举办庙会，为商人提供了获取商机的便捷渠道。山陕会馆多祭祀关公，因之每年五月十三日关公诞辰，会馆均举办大型庙会，唱戏酬神，交流货物，为商人们提供了有利商机。河南周口山陕会馆“在庙内许多地方，原来都开有商业店铺……借庙会之机，推销商品，乃商家最好之机遇”。(46)四川金堂县陕西会馆“十三日为‘关帝会’……乡镇士女骈集喧阗，市为之哄”。(47)河北东胜山西会馆“阴历三月二十日为开会之期，凡伊、鸟两盟暨绥、山陕等之商货云集于此……故东胜县贸易最重之机会，亦即在此会期，平时甚少见有大批之商货交易也”。(48)这些都为客帮商人降低信息搜寻成本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是会馆通过横向联合，整合各大商帮之间的市场关系，简化交易行为，节省各帮之间的谈判费用。在明清各商埠“各省会馆亦多，商有商总，客有客长，皆能经理各行各省之事”，(49)各大会馆之间开门办馆，横向联合，减少了商务摩擦。四川灌县有“七省会馆”，“旧以客长轮总之”；四川犍为有“五省客长”之目，“顾各省籍虽异，而无种界上之分歧，用能各安于无事，以生以息，相助相劝”；(50)山东济宁有三省会馆(山西、陕西、河南)；湖南湘潭有“五省会馆”(晋、冀、鲁、豫、陕)；四川重庆有“八省会馆”，它们在整顿市场秩序，协调各帮利益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道光二十六年巴县丝业机房主与工匠为工资折算发生的争执，就是在“八省客长妥议”下得到了解决。
会馆通过订立行规业律，规范市场行为，统一商务操作，也节省了谈判费用。对此民国《鄞县通志·商务法》有很好说明；
我国民众之有团体，盖滥饬于商贾。商贾以竞利为鹄的，垄断饮羊自周亦然。而同行嫉妒一语亦为方俗口头禅，于是其中有翘楚者，知己相倾轧必致两败俱伤也!乃邀集同业，订立行规，相约遵守，稗有资则均沾，有害则共御，此商业团体之成立所以最古也。(51)
因此“爰集同人，公议条规”成为工商会馆的一项重要职能，各地现存山陕会馆保留着大量关于行规业律的碑石就是明证。社旗山陕会馆保存有《公议集货行规碑》；汉口山陕会馆有《酌定条规碑》；河南舞阳山陕会馆有《交易行规碑》；湖北应山陕会馆有《公议布帮条规碑》等。这些行规业律虽然有限制竞争，保护封建的落后性，但它在规范市场行为，健全商业运营方式，防止伪劣品牌，提高服务质量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体现了中国商人的行业自觉和敬业精神。会馆通过制定行规业律，使无序的市场变得有序，为商人们提供了可规范操作的市场程序，防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发生，减少了商务摩擦，成为降低谈判费用的有力措施。
第三，会馆有力节省了交易过程中的各项流通费用。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会馆沟通商情，平衡价格，降低了交易成本。沟通商情是会馆的基本职能。河南社旗山陕会馆《重兴山陕会馆碑记》中说，商人们设立会馆就是为了“通商情”，(52)汉口山陕会馆《重建西会馆碑记》也指出会馆是“山陕士商贸迁荟萃之所”，(53)苏州陕西会馆“建关帝祠于城西，为同乡公议之所”，(54)甘肃河州山陕会馆“对外事务由两省商人在会馆内开会决定”。(55)而会馆沟通商情的重要职能就是平衡价格。《北京颜科会馆碑记》载“诸行之有会馆也，所以评论市价”。(56)湖北应山山陕会馆《公议布帮条规》规定“公议庄码价目，开庄之后，就于逐月塑望两日，齐集公所斟酌起跌，不准私行开价”。(57)而上海江西会馆对会馆平衡市价的原因更有透彻说明，该会馆《兴建江西会馆碑》载：
窍生等籍隶江西，在治为商为贾，每逢运货到上，价值参差不一，以致各业难以获利。缘无集议之所，是以同乡共业不能划一。生等虽市廛，谊属同乡，故作首举之倡，邀集同都集议，劝捐购基，以便起造会馆，将后条规有赖。凡在同乡贸易，不致涨价参差。(58)
其次，会馆统一度量，规范经营过程，也有利于降低市场交易费用。湖北利川山陕会馆规定：“县并无牙行，惟关庙设有斗市”，(59)商业交易统以会馆斗市为准。苏州贩枣商贾“凡枣客载货到苏，许有枣帖官牙领用会馆烙印官斛，公平出入，毋许妄用私称，欺骗病商”。(60)
其三，会馆招待商旅，居停货物，对市场交易费用的降低也起了一定作用。流寓客商在异地设立会馆最初的动机就是为了“收发客装”，“或存货于斯，或客栖于斯”。山东聊城山陕会馆就是因为旧米市太汾公所“侨寓旅舍几不能容”(61)才葺修了新的会馆。而会馆为同籍商人提供住宿、存货服务，完全是非营利性质，一般只是在同乡商人的会费或喜金中扣除房租，这为商人们节省了不少仓储费用的开支。所以乾隆年间当新上任的苏州粮道携眷占据钱江会馆时，就引起了商人们的不满，该会馆向官府提出抗议，其中理由之一，就是官占会馆，“使客货反无依归，势必另为觅地安顿，良多不便”(62)增加了商人们的仓储成本，后取得胜诉，由官府勒令禁止官占。
正因为会馆在降低交易成本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吴县永禁官占钱江会馆碑》中才说：
“商贸捐资建设会馆，所以便往还而通贸易，或存货于斯，或客栖与斯，诚为集商经营交易时，不可缺之所”。(63)一个“经营交易时不可缺之所”，准确说明了会馆在降低市场交易费用方面的作用。
最后，所有这些终于促成了会馆朝着市场化的方向发展，完成了“馆庙合一”向“馆市合一”的转变。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会馆即是市场工商会馆作为商货停积之所，本身会发展成为日常交易市场。其著名如寄居北京的山西商人所创立的临襄会馆。该会馆《油市成立始末缘由专事记载碑记》载：
油市之设，创自前明，后于清康熙年间，移至临襄会馆，迄今已数百年。该馆极宏敞，可容数百人，最宜建为商市。然实因管理得人，苦心筹划，力为布置，用多数之金钱，成宽阔之地基，使同行无不称便，实为吾油市之幸。油市成立，距今数百余年，履蹈信义，弊端毫无，足证当初定法良善。(64)
河南泌阳山陕会馆在修筑会馆时已充分考虑到贸易的需要“祠内宽敞,两厢均有回廊，以为买卖摆物置棚之所。”(65)河南周口山陕会馆，庙前是一个牲畜市场，占地约十五亩，在周口地区很有名，该会馆在庙内许多地方，原先都开有商业店铺，人们在瞻拜关帝之余，顺便可以逛逛市场，买点东西。(66)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当时建造时，虽用地吃紧，但仍自街面后退数米，临街建店铺，招商开店营业，使会馆成为当地的商业中心，时至今日依然保持着这种市场格局。这些说明工商会馆本身就是为商市而设立的。
第二，工商会馆的资金运作使会馆直接进入市场营运。工商会馆的资金分为常年经费和临时经费两种。常年经费来自本籍商人、学徒所缴纳的会员费；临时经费来自各商号的捐纳银两或对过往商品所抽取的厘分。这些集腋成裘的资金，数量很可观，常常在维持会馆日常开销后，有大量结余。清代同治年间，甘肃布政使恩麟在给朝廷的奏章中就指出：“陕甘富商巨贾，在川贸易各属地方，公建陕西会馆，历年积有会底银两，核拨一半，借供兵饷。”(67)这说的基本是实情，如汉口山陕会馆，结余的会底银两数量就十分巨大，该会馆仅春秋楼开光一项各商号捐银就共计249066.8两，而常年支出才每岁“银110两，钱2023600文。”(68)这些会底银两常常被会馆经营者运作起来，投资生利，使会馆与市场直接联系。其方式有三：
一是投资本帮商号，分取利润。会馆将会底银两作为投资，与本帮商号合资经营，使接受投资的本帮商号成为会馆的“领东掌柜”，由会馆按时提取盈余。其著名者如新彊乌鲁木齐最大的国药店“宁德堂”就是由乌鲁木齐的陕西会馆会底银两投资支持的，它每年带给会馆的收入，亦属可观。(69)
二是存号取息。如青海西宁的山陕会馆规定，加入会馆的商号“每家要交会馆银24两，并规定本银不交会，仍存在本号营生，但每月按本银之数，每两交纳二分半的利息。”(70)三是购置街房，出赁收租。如汉口山陕会馆《纪产续置》条便记载“会馆重建，较前壮观，以房租之收入，供会馆之所出，终岁沛然而有余……仅将续买浮屋六所略录姓名，价值基地五段，改置市屋，照契详录”。该会馆每年仅房地产收入就高达“银964.3两，钱828900文”。这里“改置市屋，照契详录”是会馆直接经营市场的有力例证。(71)佛山《山陕会馆碑记》也记载有“与众房客修补……应杂项支银”的记录。(72)凡此均说明，工商会馆在明清之际，本身作为市场主体，进入市场营运，其市场化因素清晰可鉴。
第三，会馆成为定期的集市市场。由于山陕会馆多祭祀关羽，成为当地的著名庙宇。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关羽诞辰或其他祭祀日，会馆与当地民众举办大型庙会活动，使会馆转化成为定期庙会集市，成为当地农村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其著名如：河南泌阳山陕会馆“每年九月有大会，百货灿陈，商贾鳞集”，其县令倪进明写诗记叙当时的交易盛况是：
千年广厦群回廊，百货宣陈大会场；
自惜祠基传水府，于今庙貌壮西商；
摊钱估客居成肆，入市游入浆列行；
最是城西逢九月，开棚九日醉梨殇。(73)
山西浮山县山陕会馆，因“浮邑此处僻壤，商贾不通，购置货物甚艰……十月初六日，南门外关帝庙……逢会，召集远近商贾，鬻诸般货物，邑人称便焉”(74)。河北阳原县山陕会馆“庙会……六月中旬举行，均以售百货为主……所演之腔，乃山西北路帮子，与蒲陕大调大同小异，偶演秦腔，声悲音锐”(75)。湖北随州“王恕园关帝庙有庙场香会，积陈百货，互相贸易”(76)。乌鲁木齐陕西会馆“过会像庙会一样……卖小吃的卖零星物品的商贩，在会馆前摆得水泄不通。”(77)而最有代表性的则是河南许昌八里桥山陕会馆。该会馆在八里桥关帝庙，据该会馆清代碑刻《移集呈稿》记载：
“阖保只有一集，旧址在半坡铺，向属西路差役摧管，因买卖不成，同治初年议请迁于七里店……数年以来，生意日渐淡薄，近则生意全无……重修关帝庙宇，鸟革翼飞，金壁焕然，而河中客商之船以接踵而来，于是阖保居咸欲将集移于八里桥上。”(78)使八里桥成为许昌著名的集市。
第四，会馆直接转化为市场。典型的如河南正阳的山陕会馆，1935年后转化为粮食贩运市场。山东方城拐河镇的山西会馆后来也转化为粮食市场。湖北当阳山陕会馆“市井中货迁服贾者大多来自远方，侨居既久，各建祠宇以为恭桑敬梓之地，耸翠流丹，足令山川增色矣。旧志止山陕、江西会馆，兹推而广之，附于古祠之后，亦见商贾辐辏，为民物滋丰之一助也。”(79)可见会馆的一部分亦转化为市场。汉口山陕会馆的附产马王庙市，“先由庙僧及骡市骡店经营……后由汉阳县断归西会馆”，(80)成为当地著名的骡马市场。
① 穆雯瑛：《晋商史料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0页。
②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4。
③ 李刚：《陕西商帮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1页。
④ 穆雯瑛：《晋商史料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0页。
⑤ 江苏省博物馆：《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82页。
⑥ 《清穆宗实录》卷13，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2页。
⑦ 全汉升：《中国行会制度史》，上海新生命书局1934年版，第132页。
⑧ 昝玉林：《会馆漫记》，《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8辑，第82页。
⑨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5—16页。
⑩ 苏州历史博物馆：《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0页。
(11) 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1页。
(12) 《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选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1页。
(13)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选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册，第242页。
(14) 毛鸣峰：《沙市的工商业与十三帮》，《沙市文史资料》，第2辑，第6页。
(15) 康熙《续修商志注》卷2。
(16) 陕西丹凤县船帮会馆所存碑刻实录。
(17) 河南古建筑研究所：《社旗山陕会馆》，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270页。
(18) 黎笃：《中华庙会事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2页。
(19) 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732页。
(20) 刘莆田，《山陕商人在河州经营土布始末》，《临夏文史资料》，第2辑，第37页。
(21) 王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9页。
(22) 河南古建筑研究所：《社旗山陕会馆》，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
(23) 郭广岚：《西秦会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
(24) 百度网——会馆条。
(25) 许檀：《清代河南的北舞渡镇》，《清史研究》，2004年第2期。
(26) 唐力行：《商人与近世中国社会》，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5页。
(27) 《鄞县通志》卷1。
(28) 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2页。
(29) 上海博物馆：《上海碑刻资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5页。
(30) 毛鸣峰：《沙市的工商业与十三帮》，《沙市文史资料》第2辑，第6页。
(31) 河南古建筑研究所：《社旗山陕会馆》，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223页。
(32) 同治《利川县志》卷2。
(33) 嘉庆十八年《苏城枣帖牙户行会领用会馆斗斛碑记》。
(34) 王遂：《青城山人集》卷8。
(35) 陕西丹凤县船帮会馆所存碑刻实录。
(36) 刘建生：《明清时期的晋商会馆》，《山西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37) 廖霭庭：《解放前西宁一代商业和金融概况》，《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16页。
(38) 《芜湖今昔》，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1页。
(39) 乾隆《庸市志》上卷。
(40) 钟长咏：《中国自贡》，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页。
(41) 李亦人：《西康纵览》，中正书局民国二十九年版，第342页。
(42) 雷梦水：《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册，第1345页。
(43) 雷梦水：《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册，第3210页。
(44) 《川口山陕会馆》，《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23页。
(45) 苏州历史博物馆：《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4页。
(46) 朱耀庭：《古代坛庙》，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页。
(47) 丁世良：《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
(48) 《绥远志略》卷7。
(49) 民国《灌县志》卷16《礼俗》。
(50) 民国《犍为县志》卷7。
(51) 民国《鄞县通志》卷12。
(52) 河南古建筑研究所：《社旗山陕会馆》，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359页。
(53) 《汉口山陕会馆志》，光绪二十二年景庆义堂刻本，第26页。
(54) 丁世良：《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1年版，第380页。
(55) 刘莆田：《山陕商人在河州经营土布始末》，《临夏文史资料》，第2辑，第37页。
(56)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选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册，第242页。
(57) 毛鸣峰：《沙市的工商业与十三帮》，《沙市文史资料》，第2辑，第4页。
(58) 上海博物馆：《上海碑刻资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5页。
(59) 同治《利川县志》卷4。
(60)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1页。
(61) 穆雯瑛：《晋商史料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24页。
(62) 苏州历史博物馆；《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页。
(63) 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2页。
(64)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
(65) 道光《沁阳县志》卷10。
(66) 周大海：《周口会馆记略》，《周口文史资料》，第5辑，第96页。
(67) 《清穆宗实录》卷113。
(68) 《汉口山陕会馆志》，光绪二十二年景庆义堂刻本，第45页。
(69) 昝玉林：《会馆漫记》，《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8辑，第82页。
(70) 青海省图书馆：《清末民初——1929年建省前的西宁商业概况》(油印本)。
(71) 《汉口山陕会馆志》，光绪二十二年景庆义堂刻本，第35页。
(72) 《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选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1页。
(73) 道光《沁阳县志》卷10。
(74) 民国《浮山县志》卷42。
(75) 民国《阳原县志》卷18。
(76) 光绪《随州志》卷10。
(77) 昝玉林：《会馆漫记》，《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8辑，第82页。
(78) 赵坡：《关公文化大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0页。
(79) 民国《当阳县志》卷9。
(80) 《汉口山陕会馆志》，光绪二十二年景庆义堂刻本，第67页。
首先，联乡谊、安故旅是山陕会馆的基本职能。河南社旗山陕会馆《重修山陕会馆碑记》中指出，会馆的职能就是“叙乡谊、通商情、安故旅”。流寓客商无论是中途周转，还是设市成廛，在异域的文化氛围中，会馆成为首选投靠的落脚点，是他们在异地他乡中的“故乡家园”。一位耆老之年的山西商人为我们讲述了他早年在西安山西会馆的生活经历，使我们可以再现当年会馆对商人们的重要作用：
六十年前我由山西来西安，先到东关山西会馆找了个落脚地。山西会馆在长乐坊街北，先在厢房登了同乡会录，然后去后堂关老爷像下敬香、磕头，有人领着读“尊敬同乡长辈，不坑人骗人，不吸鸦片，如违纪，同乡会也要开除”，过了三天，一位姓楚的管事，介绍我到东关南街万盛行药堂当临时工……①
因此，会馆首先为流寓商民提供了一个落地容身之所。明人沈得符就曾说：“京师五方所聚，其乡各有会馆，为初至居停，相冶甚便。”②而乡亲里党关系在宗法制社会里，又必然表现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饭食相招，资表比服的亲情关系，使会馆通过亲情联引而转化为安排同乡就业的市场中介组织。据兰州市民建会副主席雷志乾先生的回忆：
解放前山陕商人赴兰州做生意，先找同乡会馆，由会馆接待其吃住，然后由会馆牵线为他在同乡商号中安排就业，若当学徒则由会馆出面找一个本籍商人做保证，荐官有人身担保作用。③
相关文字资料也可证明。如郭灿东所写《晋商西渡》一文中就指出，酒泉“有了山西会馆，自然来酒泉的山西人就更多了，那时候通常在山西会馆内都住着几十号人……他们最初靠会馆接济，年轻力壮者每天去发放什字等雇主，卖苦力，待一找到合适的谋生之处，就离去了。”④苏州咈布染坊公所亦是，“自立之后，若有失业诸司报明姓名，竞相公所内几寄寓……俾生者有容身之地。”⑤而且，在封建社会合族同亲的观念下，同乡商号也宜于接纳同乡人在其间谋生，“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同乡人”，这便是会馆能够充当职业介绍所这一市场中介组织的内在根据。
工商会馆不仅为同乡提供就业机会，同时也为同乡提供创业资金。明清时期工商会馆的“会底银两”转化为同乡创业资金，是会馆为同乡创造就业机会的重要措施。工商会馆通过收取会费和经营生利产业，积累了大量剩余资金，即“会底银两”。光绪时甘肃布政使恩麟向皇帝报告说，“陕西富商巨贾，在川贸易各属地方，公建陕西会馆，历年积有会底银两，盈千累万，为数甚巨”⑥，而“会底银两”的一个重要去向就是向同乡提供创业资金。这有两种形式：一是“会底银两”作为公共资金，向会员提供资金帮助。当时工商会馆的一般惯例是：
“会馆的剩余款项，会员只要有相当的保证，便可以借用，定利每月6厘，按期纳付，返还之时以五年为限。”⑦这里“会底银两”显然是作为同乡互助金为同乡创业提供资金帮助。再一种形式是“会底银两”作为独立投资，经营商贸事业，转化为工商业资本。清末包括晋陕会馆、陕西会馆在内的乌鲁木齐“六大会馆”就有规定：
“同乡人中愿意从事商业者，可以从会馆‘领东’，或与会馆合资，个人与会馆立有字据，部分盈余由会馆提取。”⑧乌鲁木齐著名的老药铺“凝德堂”就是由陕西华县李姓商人受领的陕西会馆的生意。这里“会底银两”无论作为“同乡互助金”或是作为独立投资，为同乡提供创业资金，都在客观上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工商会馆作为劳动力市场的因素表现得十分明显。
工商会馆把“联乡谊，叙乡情”、开发同乡人际资源与经商谋利相联系，反映了明清时代的商人在市场经济时代行将到来之际观念的变化，以及对会馆功能所进行的相应整合。工商会馆作为商人的同乡组织，以“敦乡情，联桑梓”为基本功能，这同当时的“公车试馆”“移民会馆”的功能并无二致。但问题在于，明清时代的工商会馆已开始把同乡联谊活动与开发人际资源，促进工商活动联系起来，使同乡联谊活动更多地带有商业运作的色彩和满足商务活动需要的新时代变化的特征，使工商会馆越来越具有“商人俱乐部”的市场化因素。清代北京山西商人兴办的《仙城会馆碑记》中已显露出商人对同乡联谊活动的经济思考：
厥馆所由，李子曰：由利。乡人同为利，而利不相间，利不相谋，则何为利?故会之。则一其利，以谋利也。⑨
说明商人已把设立会馆、呼朋唤友同谋求商业利润相联系，对设立会馆的目的赋予了新的谋求利益的市场化功利色彩，深刻反映了明清商人对市场经济时代行将到来时敏锐的市场目光。而苏州《嘉应会馆碑记》则对此有进一步的认识：
唯思泉贝之流通，每与人情之萃涣相表里。人情聚则财聚，此不易之理也，矢旁引桑梓之情在家尚不觉其可贵，出外则愈见其相亲，无论旧识新知，莫不休戚与共，痛痒相关。⑩
这里已经十分清晰地道出了同乡联谊活动与开发同乡人际资源求财谋利之间的内在联系。“人情即商情，商情即人情”，说明明清时代的商人已给工商会馆的同乡联谊活动深深打上了商业运作的社会变迁烙印，显示出商人们开始把工商会馆的单纯同乡联谊活动，向适应市场需要的商务联谊活动整合的发展趋向。
其次，会馆渐次成为商人们议论商事、交流情报的商务之所。工商会馆作为工商行帮常设的办事机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同帮商人在此集会，交流市场信息，计有无，权损益，制定各行价格，以指导市场的正常运作，从而使工商会馆成为市场运营不可或缺的场所。北京《颜料行会碑记》中指出，“诸行之有会馆也，所以为评论市价”(11)。佛山《参药会馆重修碑记》中更明确说明，修建会馆是为了“明其约，释其疑，主客交孚，民物充赖”，(12)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营。湖北应山县陕西会馆《会议布帮条规》中规定的更详细，该条规“公议庄码价目”条规定，“开庄之后，就逐月朔望两日，齐集公所，斟酌起跌，不准私行开价”(13)。而湖北沙市的十三帮公所对这种会馆挂牌开市的市场运作制度有更具体的规定，包括山陕商人在内的十三帮商人，共同推举总会首一人，办公的地方在旃檀庵十三帮公所，“当时各行各业的物价也由十三帮掌握和控制——各行业的货物涨价要写一个议单，到旃檀庵张贴并演半本或一本戏，戏一唱就算通过了”(14)。这些充分说明，工商会馆成为市场营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市场化倾向已十分明显。
工商会馆作为固定的办公场所，在会馆召集众商评议市价，沟通商情，制定行规业律，制裁不正当竞争行为，以保证本帮商人业务在客地的正常发展，这是工商会馆作为商帮常设机构获得巩固和发展的主要原因。如陕西丹凤(龙驹寨)的船帮会馆和驮帮会馆，就是为了摆脱牙行的阻挠和制裁不正当竞争行为而创建和发展起来的。明代龙驹寨：
水走襄汉，陆入关铺，千户成廛，万蹄通货，臣镇也。古维任民投主，往来熙攘，后……百姓收容为牙，稍征逐未以备行户，嗣又以争利构讼，希令图赖。(15)
严重干扰了市场的正常秩序，迫使船户、脚夫以会馆为依托，告议官府，“申元任客投牙，每小船抽银一千，头区三分，刻石为令”。又据该会馆现存的《铝铜脚价古例碑》载，由于奸商张善“万恶横恣，飞派影散，给钱而不给银”，使脚夫骡客“狼狈含冤”，后朝邑、咸阳等六县骡客，通过会馆集议，联合行动，制裁张善，迫使其交出侵吞钱财，并勒石为记，保证了过载业务的正常开展。(16)河南社旗山陕会馆也是因为，“赊旗店四方客商集货兴贩之墟，原初码头买卖行数有数家，年来人烟稠密，开张买卖者二十余家，期间即有改换戥称大小不一者，独往其利”。为了维护公平买卖的市场秩序，“合行商贾会同集头等会集关帝庙公议，制定规矩，称足十两，戥以天平为例……公议之后，不得暗私称戥，有更换犯此者，罚戏三台，如不遵者举称禀官究治”(17)。充分表现了会馆在整顿市场秩序、维护正当竞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其三，会馆通过厘定行规会律而成为市场的管理者。在明清时期政府对经济活动采取自由放任政策，没有相应的商法保证商人们的正当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会馆承担起管束同籍商人的任务，会馆通过陕商大会、制定行规业律，将同籍商人的活动纳入规范化运作的轨道。使会馆成为市场商务活动的仲裁所。因此，会馆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邀集行户，聚会议事，厘定帮规行律，这是会馆所以为会馆的本意。对此各地资料记载很多。顾禄说苏州“他省商贾各建官祠于城西，为主客公议条规之所”。(18)天津“延邵纸商会馆”的碑文中说，创立会馆就是为了“须集众思，兼办公事”。(19)宁夏固原秦晋会馆有乾隆年间建馆的铁碑，其碑文曰“盖此馆当商议事处”。《申报》说汉口众商设立会馆也是为了“议规整条”。甘肃临夏山陕会馆规定，“对外市务也，由两省商人在会馆内开会决定”。(20)重庆包括陕西会馆在内的八省会馆规定，确立和修改帮规须“邀集行户并山客等于府庙公议”，(21)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同行商贾公议戥称定规矩碑》规定，行规由“各行商会同集头等齐集关帝庙公议”。(22)所以，制定行规业律成为会馆的大量日常工作，几乎每个山陕会馆都由行规业律的勒石碑刻，不妨摘要如下：
自贡《西秦会馆关帝庙碑记》中刻有行规包括：
加强本帮团结，抵制外帮捣乱；对内不挖墙角，遇事开会商量；严以律己，不说别人坏话；会员业务上有困难，同行要予以协助；一家吃不了的业务，可多户联营承接，盈亏共同负责。(23)
甘肃武山汲滩镇山陕会馆，有道光七年的石碑一通，记录会馆整顿盐业市场的规定：
不准私买卖食盐，派乡保查询。有违反通报各盐行同仁并送官府惩处。如有开新店，须交公银12两，每升盐出钱一文，施为会馆焚修香火之用。如停业不开，所为余盐以行价照买同行，不准任意买于他人。(24)
河南社旗山陕会馆有《公议戥称定规矩碑》规定：称足十六两，等以天平为则，庶乎较准均匀者，公平无私，俱各遵依。河南舞阳山陕会馆有行规并立碑记载：
买卖不得论堆，必须邀亲过秤，违者罚银五十两；不得在门外拦路会客，任客投至，违者罚银五两……每年正月十五日演戏，各家具有齐备，违者不得开行；有新开行者，必先打出官银五十两，到店吃饭。(25)
这些行规业律是“俗例，而非官例，私禁而非官禁”，体现了陕西商人对市场交易规律性的认识，表现了陕西商人的职业自觉和自律敬业精神，反映了陕西商人对诚信市场规则的诉求。
另一会馆碑文认为，设立会馆的功能就是“淬毅力以结合，订约言以互遵……始能相维系，不敞不渝，以收敬业乐群之效。”(26)会馆议商情、涉商务的管理功能，还表现在评议市价，均平度量，调节纠纷，沟通信息，保障商贸活动的正常进行。会馆既为“经营交易不可缺之所”，这便使得通市情、议商事成为会馆管理的基本职能。《鄞县通志》作者就正确指出，各省商人资力雄厚者建立会馆，就是为了“公举董事主首掌理评议经济之诸务”。(27)这些“经济之诸务”举凡要者，一是评议市价。北京《颜料行会碑记》就明确指出，“诸行之有会馆也，所以为评论市价”，(28)因而齐价保商成为会馆的主要职能。上海《江西会馆兴建碑》中说他们所以建造会馆，就是因为：
窍生等籍隶江西，在治为商为贾，每逢运货到上，价格参差不一，以致各业难以获利。缘无集议之所，是以同乡共业不能划一。生等虽市廛，谊属同乡，故作首举义倡，邀集同都妥议，劝捐购基，以便起造会馆，将后条规有赖凡在同乡贸易，不致价格参差。(29)
湖北沙市包括山陕帮在内的“十三帮”，在旃檀庵设立公所，“当时各行各业的物价也由十三帮掌握和控制……各行业的货物涨价，要写一个议单，到旃檀庵张贴，并演半本或一本戏，戏一唱就通过了”。(30)二是统一度量。由于公馆“事从公论，众有同心”，因此会馆颁发的度量标准具有公平性和权威性。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就专门厘定有《公议戥称规矩》，便“同行有和戾之情”。(31)湖北利川县山陕会馆的“斗市”，成为全县统一标准，“县并无牙行，唯关庙设有斗市”。(32)苏州的枣商做生意以会馆的官斛为准，“凡零客载货到苏，许有零贴官牙领用会馆烙印官斛，公平出入，毋许妄用私秤，欺骗病商”。(33)
会馆的议商事，涉商务的管理功能，更表现在会馆代表同籍商人的整体利益，与官府牙行曲折斡旋，保护了同籍商人的合法利益，维护了陕西商人的正当权益。中国传统社会重农抑末，官商不相交接，商人社会地位低下，惧怕官府，避见衙吏，常常在遇见官府的横征暴敛、敲诈勒索时因势薄力单而忍气吞声。一首清代人写的《估客苦行》将商人遇见暴吏的无奈和悲愤心态描绘得活灵活现：
昨日泊舟枫林下，左右舳舻尽商贾。
见彼哽咽当风餐，为言作客江湖难。
江湖近来多盗贼，布衣夜脱安可得。
微贱鬻贵虽不贫，风波万里真辛苦。
更逢当关多暴吏，欲浚锱铢加重罪。
可怜曛黑不开关，苦守巨浪危樯间。
恨不载金长安买都尉，
等闲见汝一官何足贵。(34)
在这种情况下，会馆代表同籍商人的整体利益，与官府斡旋谈判，“捭消衅隙，保全实多”这可从陕西丹凤船帮会馆所存的《铅铜脚价古例碑记》得到说明。该碑记载说：“龙驹寨距省417里，实系秦楚咽喉……铅铜之运，……朝廷旧例，凡铅一运，计数35万斤，每50斤为一块，三块一驮，一驮百里，给纹银二钱，417里共给银8钱3分4厘……其于民也不谓不厚也”，后因个别奸牙为利润所驱使，“讵意奸行……鲸吞归己”，其中尤以张善文“万恶横恣，飞派影撤……而且给钱而不给银”，以致众脚夫“狼狈含冤”，为整饬市场秩序，朝邑、咸阳、蓝田等众驮客集聚会馆，呼吁对张进行制裁，并由会馆代表众骡客“蔓延诉讼”迫使张善文将侵吞的银两吐出来“照依从前以银钱各半，由张善交行内给发”，并立碑二石，“俟后之豪杰英俊，匡我不逮者兴甚”。(35)再如嘉庆十九年，洛阳官府提高对潞泽梭布的税收，引起山陕商人的不满，山西潞泽会馆以会馆名义告至河南布政使处之，责令河南知府评查，历时一年，最后胜诉，“照准奏册完税，制止苛征”，并在潞泽会馆勒石志记。(36)明清时期，青海的山陕商人与外国洋行商人在羊毛市场上竞争激烈，山陕商帮大德隆商号以山陕会馆为靠山，到甘肃督军处打官司并取得胜诉，保证了利益不外溢。(37)
会馆的这些评市价、通商情、厘行规、权度量、增强商务管理活动，有力降低了同籍商人的交易成本，推动了异地商帮商贸活动的顺利进展，成为异地经商不可或缺的社会条件。这种会馆活动降低商人在信息搜寻、商务谈判和交易费用方面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以会馆为中心同乡商人聚族而居，形成省籍文化社区，有利于信息的汇聚与传递。会馆是流寓商人张扬本土文化的旗帜。在会馆的感召下，同乡商人围绕会馆扎堆聚族而居，形成不同于土著的特定文化社区，扩大了信息来源，方便信息传递。如安徽芜湖“老西门外平安里南有一条奋子巷，早在光绪年间，该巷两边深宅大院的居户都是客籍人，开始是山面和陕西人居多，后来又增加了山东人，他们共有一个秦晋会馆”。(38)苏州陕西会馆旁有柏家弄，因陕西富商柏小坡在此经商致富而成名，“柏氏为巨富，已历三世”，因而关中商人、骚客多会聚柏家弄。(39)四川自贡“西秦会馆”所在地的“八店街”，因八家陕商字号汇聚而成为该地有名的商业街。(40)康定“山陕会馆”所在地的“陕西街”亦因八十余家陕西茶庄汇聚而闻名远近。(41)扬州“陕西会馆”所在地的丁家湾，因山陕商人多居住于此，因而《扬州竹枝词》尚有“丁家湾里暮朝烟，中有西商住一边”的词句。(42)这种流寓商人傍会馆聚族而居的传统，有利于商务信息的汇聚与送播是显而易见的。
会馆提高了流寓商人的声誉，加大了他们的信息占有量。商誉是获取信息的前提，最有商誉的商人具有信息优先占有权。而工商会馆又是异籍客商宣扬其经济实力和张扬本土文化的物象反映，通过会馆表现了流寓商人的实力，提升了流寓客商的知名度。如各地山陕会馆建筑莫不恢宏、金碧辉煌，山门前均竖有五百斤重，十丈高的“铁旗杆”，成为当地著名文化景观和游乐中心。四川各地的陕西会馆就是因为门前的铁旗杆而闻名，《成都竹枝词》中记载“秦人会馆铁旗杆，福建山西少这般”。(43)安徽亳州山陕会馆，别名“花戏楼”，“内极雕镂薄绘之工，游市廛者，每瞻玩不能去”。青海民和县川口镇山陕会馆，是“川口唯一公共娱乐场所”，川口重要官民活动均在会馆举行(44)。工商会馆的设立，提升了流寓客商在当地的商誉和知名度，使他们获得占有信息的便利条件。对此苏州《新修陕西会馆记》有很好的说明：“吾乡土厚水深，风醇俗朴，人多质直康爽……故四方之士，乐其易而谅其心。”(45)
会馆定期举办庙会，为商人提供了获取商机的便捷渠道。山陕会馆多祭祀关公，因之每年五月十三日关公诞辰，会馆均举办大型庙会，唱戏酬神，交流货物，为商人们提供了有利商机。河南周口山陕会馆“在庙内许多地方，原来都开有商业店铺……借庙会之机，推销商品，乃商家最好之机遇”。(46)四川金堂县陕西会馆“十三日为‘关帝会’……乡镇士女骈集喧阗，市为之哄”。(47)河北东胜山西会馆“阴历三月二十日为开会之期，凡伊、鸟两盟暨绥、山陕等之商货云集于此……故东胜县贸易最重之机会，亦即在此会期，平时甚少见有大批之商货交易也”。(48)这些都为客帮商人降低信息搜寻成本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是会馆通过横向联合，整合各大商帮之间的市场关系，简化交易行为，节省各帮之间的谈判费用。在明清各商埠“各省会馆亦多，商有商总，客有客长，皆能经理各行各省之事”，(49)各大会馆之间开门办馆，横向联合，减少了商务摩擦。四川灌县有“七省会馆”，“旧以客长轮总之”；四川犍为有“五省客长”之目，“顾各省籍虽异，而无种界上之分歧，用能各安于无事，以生以息，相助相劝”；(50)山东济宁有三省会馆(山西、陕西、河南)；湖南湘潭有“五省会馆”(晋、冀、鲁、豫、陕)；四川重庆有“八省会馆”，它们在整顿市场秩序，协调各帮利益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道光二十六年巴县丝业机房主与工匠为工资折算发生的争执，就是在“八省客长妥议”下得到了解决。
会馆通过订立行规业律，规范市场行为，统一商务操作，也节省了谈判费用。对此民国《鄞县通志·商务法》有很好说明；
我国民众之有团体，盖滥饬于商贾。商贾以竞利为鹄的，垄断饮羊自周亦然。而同行嫉妒一语亦为方俗口头禅，于是其中有翘楚者，知己相倾轧必致两败俱伤也!乃邀集同业，订立行规，相约遵守，稗有资则均沾，有害则共御，此商业团体之成立所以最古也。(51)
因此“爰集同人，公议条规”成为工商会馆的一项重要职能，各地现存山陕会馆保留着大量关于行规业律的碑石就是明证。社旗山陕会馆保存有《公议集货行规碑》；汉口山陕会馆有《酌定条规碑》；河南舞阳山陕会馆有《交易行规碑》；湖北应山陕会馆有《公议布帮条规碑》等。这些行规业律虽然有限制竞争，保护封建的落后性，但它在规范市场行为，健全商业运营方式，防止伪劣品牌，提高服务质量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体现了中国商人的行业自觉和敬业精神。会馆通过制定行规业律，使无序的市场变得有序，为商人们提供了可规范操作的市场程序，防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发生，减少了商务摩擦，成为降低谈判费用的有力措施。
第三，会馆有力节省了交易过程中的各项流通费用。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会馆沟通商情，平衡价格，降低了交易成本。沟通商情是会馆的基本职能。河南社旗山陕会馆《重兴山陕会馆碑记》中说，商人们设立会馆就是为了“通商情”，(52)汉口山陕会馆《重建西会馆碑记》也指出会馆是“山陕士商贸迁荟萃之所”，(53)苏州陕西会馆“建关帝祠于城西，为同乡公议之所”，(54)甘肃河州山陕会馆“对外事务由两省商人在会馆内开会决定”。(55)而会馆沟通商情的重要职能就是平衡价格。《北京颜科会馆碑记》载“诸行之有会馆也，所以评论市价”。(56)湖北应山山陕会馆《公议布帮条规》规定“公议庄码价目，开庄之后，就于逐月塑望两日，齐集公所斟酌起跌，不准私行开价”。(57)而上海江西会馆对会馆平衡市价的原因更有透彻说明，该会馆《兴建江西会馆碑》载：
窍生等籍隶江西，在治为商为贾，每逢运货到上，价值参差不一，以致各业难以获利。缘无集议之所，是以同乡共业不能划一。生等虽市廛，谊属同乡，故作首举之倡，邀集同都集议，劝捐购基，以便起造会馆，将后条规有赖。凡在同乡贸易，不致涨价参差。(58)
其次，会馆统一度量，规范经营过程，也有利于降低市场交易费用。湖北利川山陕会馆规定：“县并无牙行，惟关庙设有斗市”，(59)商业交易统以会馆斗市为准。苏州贩枣商贾“凡枣客载货到苏，许有枣帖官牙领用会馆烙印官斛，公平出入，毋许妄用私称，欺骗病商”。(60)
其三，会馆招待商旅，居停货物，对市场交易费用的降低也起了一定作用。流寓客商在异地设立会馆最初的动机就是为了“收发客装”，“或存货于斯，或客栖于斯”。山东聊城山陕会馆就是因为旧米市太汾公所“侨寓旅舍几不能容”(61)才葺修了新的会馆。而会馆为同籍商人提供住宿、存货服务，完全是非营利性质，一般只是在同乡商人的会费或喜金中扣除房租，这为商人们节省了不少仓储费用的开支。所以乾隆年间当新上任的苏州粮道携眷占据钱江会馆时，就引起了商人们的不满，该会馆向官府提出抗议，其中理由之一，就是官占会馆，“使客货反无依归，势必另为觅地安顿，良多不便”(62)增加了商人们的仓储成本，后取得胜诉，由官府勒令禁止官占。
正因为会馆在降低交易成本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吴县永禁官占钱江会馆碑》中才说：
“商贸捐资建设会馆，所以便往还而通贸易，或存货于斯，或客栖与斯，诚为集商经营交易时，不可缺之所”。(63)一个“经营交易时不可缺之所”，准确说明了会馆在降低市场交易费用方面的作用。
最后，所有这些终于促成了会馆朝着市场化的方向发展，完成了“馆庙合一”向“馆市合一”的转变。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会馆即是市场工商会馆作为商货停积之所，本身会发展成为日常交易市场。其著名如寄居北京的山西商人所创立的临襄会馆。该会馆《油市成立始末缘由专事记载碑记》载：
油市之设，创自前明，后于清康熙年间，移至临襄会馆，迄今已数百年。该馆极宏敞，可容数百人，最宜建为商市。然实因管理得人，苦心筹划，力为布置，用多数之金钱，成宽阔之地基，使同行无不称便，实为吾油市之幸。油市成立，距今数百余年，履蹈信义，弊端毫无，足证当初定法良善。(64)
河南泌阳山陕会馆在修筑会馆时已充分考虑到贸易的需要“祠内宽敞,两厢均有回廊，以为买卖摆物置棚之所。”(65)河南周口山陕会馆，庙前是一个牲畜市场，占地约十五亩，在周口地区很有名，该会馆在庙内许多地方，原先都开有商业店铺，人们在瞻拜关帝之余，顺便可以逛逛市场，买点东西。(66)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当时建造时，虽用地吃紧，但仍自街面后退数米，临街建店铺，招商开店营业，使会馆成为当地的商业中心，时至今日依然保持着这种市场格局。这些说明工商会馆本身就是为商市而设立的。
第二，工商会馆的资金运作使会馆直接进入市场营运。工商会馆的资金分为常年经费和临时经费两种。常年经费来自本籍商人、学徒所缴纳的会员费；临时经费来自各商号的捐纳银两或对过往商品所抽取的厘分。这些集腋成裘的资金，数量很可观，常常在维持会馆日常开销后，有大量结余。清代同治年间，甘肃布政使恩麟在给朝廷的奏章中就指出：“陕甘富商巨贾，在川贸易各属地方，公建陕西会馆，历年积有会底银两，核拨一半，借供兵饷。”(67)这说的基本是实情，如汉口山陕会馆，结余的会底银两数量就十分巨大，该会馆仅春秋楼开光一项各商号捐银就共计249066.8两，而常年支出才每岁“银110两，钱2023600文。”(68)这些会底银两常常被会馆经营者运作起来，投资生利，使会馆与市场直接联系。其方式有三：
一是投资本帮商号，分取利润。会馆将会底银两作为投资，与本帮商号合资经营，使接受投资的本帮商号成为会馆的“领东掌柜”，由会馆按时提取盈余。其著名者如新彊乌鲁木齐最大的国药店“宁德堂”就是由乌鲁木齐的陕西会馆会底银两投资支持的，它每年带给会馆的收入，亦属可观。(69)
二是存号取息。如青海西宁的山陕会馆规定，加入会馆的商号“每家要交会馆银24两，并规定本银不交会，仍存在本号营生，但每月按本银之数，每两交纳二分半的利息。”(70)三是购置街房，出赁收租。如汉口山陕会馆《纪产续置》条便记载“会馆重建，较前壮观，以房租之收入，供会馆之所出，终岁沛然而有余……仅将续买浮屋六所略录姓名，价值基地五段，改置市屋，照契详录”。该会馆每年仅房地产收入就高达“银964.3两，钱828900文”。这里“改置市屋，照契详录”是会馆直接经营市场的有力例证。(71)佛山《山陕会馆碑记》也记载有“与众房客修补……应杂项支银”的记录。(72)凡此均说明，工商会馆在明清之际，本身作为市场主体，进入市场营运，其市场化因素清晰可鉴。
第三，会馆成为定期的集市市场。由于山陕会馆多祭祀关羽，成为当地的著名庙宇。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关羽诞辰或其他祭祀日，会馆与当地民众举办大型庙会活动，使会馆转化成为定期庙会集市，成为当地农村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其著名如：河南泌阳山陕会馆“每年九月有大会，百货灿陈，商贾鳞集”，其县令倪进明写诗记叙当时的交易盛况是：
千年广厦群回廊，百货宣陈大会场；
自惜祠基传水府，于今庙貌壮西商；
摊钱估客居成肆，入市游入浆列行；
最是城西逢九月，开棚九日醉梨殇。(73)
山西浮山县山陕会馆，因“浮邑此处僻壤，商贾不通，购置货物甚艰……十月初六日，南门外关帝庙……逢会，召集远近商贾，鬻诸般货物，邑人称便焉”(74)。河北阳原县山陕会馆“庙会……六月中旬举行，均以售百货为主……所演之腔，乃山西北路帮子，与蒲陕大调大同小异，偶演秦腔，声悲音锐”(75)。湖北随州“王恕园关帝庙有庙场香会，积陈百货，互相贸易”(76)。乌鲁木齐陕西会馆“过会像庙会一样……卖小吃的卖零星物品的商贩，在会馆前摆得水泄不通。”(77)而最有代表性的则是河南许昌八里桥山陕会馆。该会馆在八里桥关帝庙，据该会馆清代碑刻《移集呈稿》记载：
“阖保只有一集，旧址在半坡铺，向属西路差役摧管，因买卖不成，同治初年议请迁于七里店……数年以来，生意日渐淡薄，近则生意全无……重修关帝庙宇，鸟革翼飞，金壁焕然，而河中客商之船以接踵而来，于是阖保居咸欲将集移于八里桥上。”(78)使八里桥成为许昌著名的集市。
第四，会馆直接转化为市场。典型的如河南正阳的山陕会馆，1935年后转化为粮食贩运市场。山东方城拐河镇的山西会馆后来也转化为粮食市场。湖北当阳山陕会馆“市井中货迁服贾者大多来自远方，侨居既久，各建祠宇以为恭桑敬梓之地，耸翠流丹，足令山川增色矣。旧志止山陕、江西会馆，兹推而广之，附于古祠之后，亦见商贾辐辏，为民物滋丰之一助也。”(79)可见会馆的一部分亦转化为市场。汉口山陕会馆的附产马王庙市，“先由庙僧及骡市骡店经营……后由汉阳县断归西会馆”，(80)成为当地著名的骡马市场。
① 穆雯瑛：《晋商史料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0页。
②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4。
③ 李刚：《陕西商帮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1页。
④ 穆雯瑛：《晋商史料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0页。
⑤ 江苏省博物馆：《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82页。
⑥ 《清穆宗实录》卷13，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2页。
⑦ 全汉升：《中国行会制度史》，上海新生命书局1934年版，第132页。
⑧ 昝玉林：《会馆漫记》，《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8辑，第82页。
⑨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5—16页。
⑩ 苏州历史博物馆：《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0页。
(11) 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1页。
(12) 《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选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1页。
(13)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选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册，第242页。
(14) 毛鸣峰：《沙市的工商业与十三帮》，《沙市文史资料》，第2辑，第6页。
(15) 康熙《续修商志注》卷2。
(16) 陕西丹凤县船帮会馆所存碑刻实录。
(17) 河南古建筑研究所：《社旗山陕会馆》，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270页。
(18) 黎笃：《中华庙会事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2页。
(19) 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732页。
(20) 刘莆田，《山陕商人在河州经营土布始末》，《临夏文史资料》，第2辑，第37页。
(21) 王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9页。
(22) 河南古建筑研究所：《社旗山陕会馆》，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
(23) 郭广岚：《西秦会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
(24) 百度网——会馆条。
(25) 许檀：《清代河南的北舞渡镇》，《清史研究》，2004年第2期。
(26) 唐力行：《商人与近世中国社会》，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5页。
(27) 《鄞县通志》卷1。
(28) 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2页。
(29) 上海博物馆：《上海碑刻资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5页。
(30) 毛鸣峰：《沙市的工商业与十三帮》，《沙市文史资料》第2辑，第6页。
(31) 河南古建筑研究所：《社旗山陕会馆》，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223页。
(32) 同治《利川县志》卷2。
(33) 嘉庆十八年《苏城枣帖牙户行会领用会馆斗斛碑记》。
(34) 王遂：《青城山人集》卷8。
(35) 陕西丹凤县船帮会馆所存碑刻实录。
(36) 刘建生：《明清时期的晋商会馆》，《山西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37) 廖霭庭：《解放前西宁一代商业和金融概况》，《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16页。
(38) 《芜湖今昔》，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1页。
(39) 乾隆《庸市志》上卷。
(40) 钟长咏：《中国自贡》，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页。
(41) 李亦人：《西康纵览》，中正书局民国二十九年版，第342页。
(42) 雷梦水：《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册，第1345页。
(43) 雷梦水：《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册，第3210页。
(44) 《川口山陕会馆》，《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23页。
(45) 苏州历史博物馆：《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4页。
(46) 朱耀庭：《古代坛庙》，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页。
(47) 丁世良：《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
(48) 《绥远志略》卷7。
(49) 民国《灌县志》卷16《礼俗》。
(50) 民国《犍为县志》卷7。
(51) 民国《鄞县通志》卷12。
(52) 河南古建筑研究所：《社旗山陕会馆》，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359页。
(53) 《汉口山陕会馆志》，光绪二十二年景庆义堂刻本，第26页。
(54) 丁世良：《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1年版，第380页。
(55) 刘莆田：《山陕商人在河州经营土布始末》，《临夏文史资料》，第2辑，第37页。
(56)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选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册，第242页。
(57) 毛鸣峰：《沙市的工商业与十三帮》，《沙市文史资料》，第2辑，第4页。
(58) 上海博物馆：《上海碑刻资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5页。
(59) 同治《利川县志》卷4。
(60)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1页。
(61) 穆雯瑛：《晋商史料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24页。
(62) 苏州历史博物馆；《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页。
(63) 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2页。
(64)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
(65) 道光《沁阳县志》卷10。
(66) 周大海：《周口会馆记略》，《周口文史资料》，第5辑，第96页。
(67) 《清穆宗实录》卷113。
(68) 《汉口山陕会馆志》，光绪二十二年景庆义堂刻本，第45页。
(69) 昝玉林：《会馆漫记》，《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8辑，第82页。
(70) 青海省图书馆：《清末民初——1929年建省前的西宁商业概况》(油印本)。
(71) 《汉口山陕会馆志》，光绪二十二年景庆义堂刻本，第35页。
(72) 《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选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1页。
(73) 道光《沁阳县志》卷10。
(74) 民国《浮山县志》卷42。
(75) 民国《阳原县志》卷18。
(76) 光绪《随州志》卷10。
(77) 昝玉林：《会馆漫记》，《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8辑，第82页。
(78) 赵坡：《关公文化大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0页。
(79) 民国《当阳县志》卷9。
(80) 《汉口山陕会馆志》，光绪二十二年景庆义堂刻本，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