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陕西商人活动的领域主要是祖国西部地区。这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加之社会不靖，土匪没道，持资辇重的商人常成为他们千里追杀的对象。在这种严酷的贸易环境中行商坐贾，非要有不畏艰险，强毅果敢的“棒槌”精神不可。而陕西沃野千里、地僻泉庞的生态环境，抚育了秦人厚重质朴、刚毅果敢、轻生重死的性格。加上陕西水深土厚、生存艰难的求生环境，也形成秦人轻生重死、亡命天涯的强悍性格。这些使得陕西商人可以坦然面对西部严酷的贸易环境，携资江湖，万里投荒，取得中西部贸易通商的胜利。这种不畏艰险，锐意贸迁正是陕西商人的基本特点。清代乾隆年间，御史赵熈出使西域。行走千里戈壁，到茫茫瀚海一个叫“一道泉”的地方，见有一瓦屋炊烟袅袅，招待行旅，进店问询，方知店主的陕西三原人，年轻时随大军贸易，留住此处，开一小店，招待行旅。①无独有偶，百年后的光绪年间，又有一御史刘文海出使西域，在戈壁滩一个叫“一棵树”的地方见到一陕西人开的店，四野无靠，独家经营。这位御史十分惊诧地问：“为什么只有陕西人敢在戈壁滩开店?”②
　　明清时代的西部，不仅自然条件恶劣，而且社会条件也很不安定。这里天高皇帝远，地处边关洪荒，民族杂居，风俗不纯，人少牲畜多，社会不靖，“荒郡村烟少，频年寇骑多，土匪没道，千沟万壑。加上山高水深，征缴不易，管束鞭长莫及，使这里强盗蜂起，土匪横行，一语不慎，死即随之，持货负银的商人常常成为他们劫掠追杀的主要对象。
　　但这些并没能阻挡陕西商人经营的步伐。他们以大半个中国为经营范围，奔走万里之途。
　　明清时期从事典当银钱业的陕西商人为了便于金融汇划，还形成稳定的货币流通网络，这就是西部各商号熟知的“镖期”。
　　所谓“镖期”，就是西部各商号统一汇划银两的日期。明清时期，陕西商人在西部各府州县经商的商店、字号，统一规定每月阴历二十八、二十九两日为汇解银钱之日。这两日内各家字号将本月收入的银两，统一装在特制的银箱内，由商店专门雇佣的“驮夫”押运到兰州、西宁、迪化(即乌鲁木齐)等中心城市，再由这些中心城市的总号将各号银钱归齐，由驮银的驼队押送到西部金融总汇的泾阳、三原。由于道路不靖，盗贼蜂起，持财辇重的商人常常是土匪追杀的对象。为确保安全，商家雇佣武艺高强的武士沿途押运，这便产生了专门押解护送银两的“镖客”，后来形成专门的行业就是“镖局”。这些被押解护送的银两就被称为“镖银”，运银之期便被称为“镖期”。
　　有许多镖客在陕商发展史上留下了英武的形象，第五讲已经讲过，这里不再详细述说。
　　陕西商人不畏强敌，敢打敢拼的尚武精神还表现在敢于冒险，一次次挑战官府划定的“红线”“雷区”政策底线，冒着杀头的危险，冲破“禁区”，勇于开拓，才取得了西部贸易通商的胜利。
　　在明代，边茶贸易实质上是由官府操纵控制的非自由贸易，为了确保军马供应并以茶羁制番族，明政府曾制定了极为严厉的“禁私”制度，私贩边茶往往要受到茶园茶叶“籍入官”人枷号甚至杀头的制裁。朱元璋驸马欧阳伦因私贩茶斤都被砍了脑袋。面对这种严厉的制裁政策，如果没有一点冒险精神，不敢跨越政策限制的雷池，明代的边茶贸易便不可能发展到那么波澜壮阔的程度。事实上整个明代，陕西茶商都在同明政府的非自由贸易政策进行顽强抗争，他们以陕西人素有的重死轻声、强悍不驯的“二杆子”“楞娃”精神，冒死犯禁，一次次向政府划定的政策红线发动冲击，迫使政府做出让步，进行政策调整，不断推行着边茶贸易商品化的历史进程。这在封建社会重农抑末，商人地位低下的条件下是十分大胆的举动。
　　在西北边茶贸易中，陕西茶商首先对不准在陕西境内贩茶、“茶户私鬻者籍其园入官”③的“禁茶”制度发起冲击，蓄茶自贩，私茶横行，迫使明廷只得在成化五年(1469)允其合法，“民间采茶除税官外，余皆许给文凭于陕西腹里货卖”。④同时他们还不顾明廷不许私贩边茶的严厉规定，大量走私边茶到西部各地，其数量甚至是官茶的一倍以上，形成私贩盛行，虽有抚谕之官，率莫能禁，坐失茶马之利，垂60年的局面，遂使明政府不得不于弘治三年实行边茶开中“出榜召商，报中给引”，⑤使私贩茶叶成为合法贸易。边茶开中后，由于西北各地对茶叶需求量增加，陕西茶产不敷供应，他们再次冲破明廷关于越境下湖南者禁止的政策限制，大量贩鬻湖南安化茶叶到边地销售，推动明廷在此调整政策，允许湖茶加入边茶行列“各商中引，先给汉川毕，乃给湖南……报可”。⑥在西北边地虽然明廷规定有私越黄河及边境通番易马者，究问如律，但这并不能阻止陕西茶商经商贸易的步伐，他们往往雇请土人，传译道行，群附党援，深入番境，潜往不出，搞得明廷虽三令五申仍不能查明禁止，“久而奸弊日生……茶法、马政、边防于是俱坏矣”。⑦这说明，明代西北边茶的繁盛完全是陕西茶商同政府限制贸易政策斗争得来的结果。
　　在西南边茶贸易领域。陕西商人也表现出敢于冒险的进取精神，当明廷规定西南边茶只能以碉门、雅州为互市地点，不许通番贩鬻对陕西茶商不为所限，他们不走“天全六番故道”而是“私开小路经通嗒葛，而松、藩、黎、雅私商尤多”，⑧致使明廷只得“茶禁日弛”，⑨“商贾满于关隘，而茶船遍于江河”。⑩明中叶后，陕商又突破“明例茶不入番地”的规定，为了远售求价，他们领引边茶后，直入藏区“皆于炉城设店销售”，推动汉藏贸易中心“自雅令嘉岩，渐至打箭炉焉”。(11)由于“惟茶商聚于西炉，番众往来贸易”使打箭炉从一个荒僻的小山村变成了“汉番互市之所”。(12)入清后，陕商又突破“不入夷地”的禁令，到炉霍贩茶“使炉霍的商情顿行活跃”。(13)然后他们又应麻书土司之请“汉商赴甘孜设市”，使该地“市场因之勃兴”。(14)这说明敢于冒险的开拓精神是陕商取得西南边茶贸易胜利的重要保证。
　　清代陕西盐业掌柜，冒着财失人亡的风险，打开了自贡井盐的生产局面。在清政府“引岸专商”制度下，官府严格控制川盐，“边商均在川黔接壤设店发卖”，(15)不许越境贩卖。陕西掌柜负气尚勇，锐意进取，冒死犯禁，携带盐船深入腹地，“由黔侵灌而湘而粤而滇”，硬是一路凯歌。到雍正年间，把川盐的销区扩大到贵阳、安顺、遵义等十府，约占贵州全省7/10，确定了陕西掌柜在川黔滇盐业市场上的优势地位。
　　① 赵煦：《西行日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② 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六年版，第375页。
　　③④⑤ 张廷玉：《明史》卷80《茶法》。
　　⑥ 《甘肃通志》卷19《茶马》。
　　⑦ 张廷玉：《明史》卷80《茶法》。
　　⑧⑨ 《世宗嘉靖实录》卷24。
　　⑩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65，第3页。
　　(11) 《打箭炉志略》，第6页。
　　(12) 《小方壶舆地丛钞》第3辑，第22页。
　　(13) 《边政公论》卷2，第11—12分刊。
　　(14) 《四川月报》卷9，第2期。
　　(15) 《四川盐法志》卷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