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朱元璋领导农民起义军推翻了蒙古族的统治，建立了明王朝，但蒙古势力并没有被彻底消灭，残余的元军势力退守漠北，扩廓帖木儿部，拥有“骑兵十万，步兵倍之”，屡犯兰州等地，与元顺帝妥帖木儿，元太尉纳哈遥相呼应，分三路钳制明军，甚至兵临通州，直逼北平。为了有效防止蒙古南下，明政府在辽东至嘉峪关沿长城一线，相继设立了辽东、宣府、蓟州、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九个军事重镇，史称“九边镇”，合计驻兵数40万之众。这就在长城沿线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军事消费地带，为了解决驻军的军需供应，明政府采纳了户部尚书郁新的建议，实行“食盐开中”的新经济政策，鼓励商人把粮食、草料、衣物、油棉等物资送往边镇，以盐引作为酬劳。商人领到盐引后可以到指定盐场换盐，拿到政府指定的引地进行销售，这就改变了食盐专卖政策，把边防建设与盐政管理结合起来。洪武三年(1370)“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商人鬻毕，即以所给引自赴所在官司交之，如此，则运费省而边储充，帝从之，如此，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洪武二十年，召商输盐政策转变为纳粟中盐，即由商人自购米粮送往各仓，用粮价、运费交换盐引，并于洪武二十八年形成定制。这样就使食盐开中有了独立的经济意义，在边镇形成了巨大的粮食市场。山陕商人近水楼台，把大量粮草、铁器、茶叶运往边镇以换盐引，或在边地雇人垦荒种地，把收获的粮食就地纳仓以换取盐引，迅速获取厚利，共同走上了“输粟中盐”移家淮扬的业盐道路。在食盐开中初期，盐引不得转卖，山陕商人参与输粮换引、用引支盐、贩盐有盈的全过程。两淮盐区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盐区，额产最多，品质最好，盐价最高，行盐地最广，人口最密集，且交通方便，商人获利最厚，故明代商人只于“两淮报中”，山陕盐商在两淮的经济力量迅速增强。在明代中前期，“淮盐以西商为大宗”①。明代成化三年(1467)，“叶琪变法”后，以银买引使得输粮换引失去了经济意义。山陕盐商出现分化，山西盐商在长芦和河东取得了控制权，陕西盐商则在四川地区取得了井盐的控制权，与徽商形成了三足鼎立的竞争态势。
　　散居在陕西边外的西北少数民族，对明政权疑虑观望，明王朝担心他们与元朝残余势力联合起来对抗明军，因之对其采取了笼络控制的策略。而当时西北少数民族对中原在经济上的依赖主要是茶。他们以游牧为生，吃牛羊肉喝奶酪，绝菜蔬，主要从茶叶中摄取维持生命所需要的绿色物质，因此“不得茶，则困以病”②。为了安抚少数民族，同时也为了从其手中获得优良的战马，明政府继承并进一步完善唐宋以来的“茶马交易”，在陕西西部边境设立了河州、洮州、西宁、甘肃四个茶马司，在徽州(今甘肃徽县)设立茶引批验所，负责陕西的茶马交易事宜。从洪武初年(1368)到弘治三年(1490)明政府实行官办边茶和供赐纳差制度，到弘治三年实行政策转变，转向官督商办的边茶开中政策。弘治三年“令陕西巡抚并布政司出榜招商中茶，给茶引巡茶御史中挂号，于产茶地收买茶斤，每引不过百斤，每商不过三十引，运赴原定茶马司，以十为率，六分听其货卖，四分验收入官”，并规定“每引仍给附茶700到420斤”③的物质刺激。这一政策极大地刺激了商人贩运边茶的积极性，促使陕西商人大规模地走上了边茶贸易的经营道路，并在西北边茶贸易中开始就居于“通行领袖”的主导地位。这也影响了山西商人，使他们逾河贩茶也走上了贸易茶叶的道路。边茶开中政策也扩展到了山西边镇，弘治十四年(1501)“大同、宣府、延绥三镇又开中茶叶九百万斤”。借助边茶开中的政策东风，山陕商人在西北地区长足发展；出略阳入秦州(天水)是茶马古道入甘肃主要通道，这条商道上遍布山陕商人的足迹，天水“甘省东西衢地……商人以秦晋两帮为多”④。清代改变了茶叶官营的“茶马交易”政策，实行“兰州道理”的商茶体制，使得山陕商人在西北地区势力大增，陇右的商贸长期掌握在山陕商人手中，陇人彭英甲在《陇右纪实录》中指出，“(甘人)家园株守，无百里可负贩之人，所以省会及各属，凡商业稍有可观者，山陕人居多”；⑤近人刘向东指出“自上世纪以来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在兰州经商的商人多非兰州本地人或是甘肃人，相反多山、陕、平、津商贾”；⑥出兰州的陇西三大都市甘、肃、凉是山陕商人纵横捭阖的广阔天地。凉州(武威)“商人以陕籍为多，晋人次之”；⑦甘州(张掖)光绪年间筑有陕西会馆和山西会馆；⑧肃州(酒泉)“输入品由东大道来者，以陕西之大布及纸张为大宗……商人以晋人为多，秦人次之”。⑨
　　推动两省商人联合走向联合的另一个直接原因是与徽商竞争的压力。明代初年，称雄中国商界的是秦商与晋商，他们是在中国兴起最早的地域性商帮。当山陕商人携银动辄上千万两赴江南贩布时，徽商才携银五六百两到江南购布，使山陕商人有效地占领着江南棉布市场的份额。明中叶叶淇变法后徽商依赖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在淮扬盐场迅速崛起，压倒了陕晋商人。万历《歙志》中沾沾自喜地说：“《传》之所谓大贾者……皆齐燕秦晋之人。而今之所谓大贾者，其有甚于吾邑。虽秦晋间有来贾维扬者，亦苦朋比而无多”。⑩“苦朋比而无多”正反映了那时山陕商人的实际。因为山陕商人走上经商道路时，多是农民进城经商，他们资本积累不足，多以中小商人为主。加之，各自为政，力量分散，自然难以抵挡徽商的优势竞争。到了清代，在全国各大商埠与山陕商竞争的还是徽商，如在汉口，山西帮经营的有茶叶、布匹、药材、皮货、典当、纸张、果品等行业，陕西帮经营的主要是牛皮、羊皮、羊毛、生漆、水烟、药材、茶叶。而徽商经营的不少与山陕商帮的货物相同，有的是买方和卖方的关系，有的是经营同一个行业，因此竞争十分激烈。为了克服“苦朋比而无多”的现实困难，在残酷的商业竞争中胜出，两省商人不得不联起手来，合帮与徽商抗争。
　　这些都使两帮商人从明初起就结合在一起，携手互补，在明清时期五百年的商业史上演绎了联合发展的管鲍佳话。
　　① 刘光贲：《烟霞草堂文集》卷6。
　　② 张廷玉：《明史》卷80《茶法》。
　　③ 张廷玉：《明史》卷80《茶法》。
　　④ 嘉靖《秦州志》卷2。
　　⑤ 彭英甲：《陇右纪实录》卷16。
　　⑥ 刘向东：《兰州服务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6页。
　　⑦⑧⑨ 林竟：《西北丛编》，神州国光社民国二十二年版，第161、176、187页。
　　⑩ 万历《歙志》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