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情爽畅爱恨明
陕西商人为“陕棒槌”又涵盖了陕西商人性情爽畅、爱恨分明的经商风格。陕西西临祁连山，背靠梁山，南依秦巴山的三面环山和一水(渭水)东通关东的地理构造，使陕西四塞雄封，群峦耸峙，山高水长，人生其间，羽化山川气象，骨鲠成性，博大劲直。加之，陕西高原横亘，土脉纵横，天苍野茫，一望无艮，生长于其间，使陕西人天籁自然，心怀广阔，荡气回肠，形成爽快硬朗、爱恨分明的人生性格。清代苏州《新立陕西会馆牌》对陕西商人的率直特点有十分贴切的分析：
吾乡土厚水深，风清俗厚，人多质直慷爽，词无旁枝，不侵为然诺，意所不可，不难面折人诽，而胸中朗朗，几无微芥蒂，以故四方之士，乐其易与而谅其心。①
陕西为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几千年以周文化为核心的儒家文化的精神化育，使陕西商人以诚商正贾的社会正义力量自居，做生意讲求公正合理，不搞邪门歪道。三原梁选橡业贾淮扬时，守支盐场历来有制，“按资次支给”，有险狡之徒规利往外别创一法名曰“超擎”，即通过贿赂上下而超越原定顺序率先支盐，因其获利寻常以倍，“一时乡人争先为超，咸来邀公，公不可，曰‘善贾者不获近利，善保者不身尝法’，以若所为利即厚孰于资斧，吾何必舍吾自然而图必然。且盐与它贾异名，虽两交而实关三尺，吾谨守之，视若曹之败也。末几，首事险狡以乱制服法，公乃始大”，②很是表现了陕西商人作风正派、操业自重的正直人格。三原王勣与梁选橡同。他治盐淮扬时，治盐使者行疏通法，商随倚以营私，名曰超，或拉君，君谢不往，诸君大有获，乃诮君不听吾而失厚利，君笑应曰“吾不得鱼，幸有吾荃，若视吾荃在否，不悉不得鱼也”，③有识者以君言为是。也很能反映陕西盐商不违法图近利，而是遵循法度，正当求财的经营作风。又如蒲城雷太初，成化后，边疆屡屡告急，商屯亦坏，为转输军粮由官府先“贷金给商，购耀宽限。以召商人。人争趋之，公独不领金。众曰，值高限远，奇货可居也，奈何不敢，公不答。逾年征以年之也，倍其数且输之边，死徒者殆百家，后部粮甘肃，众以官职易布冀，规厚利，公独斋本色，同行者笑其拙，抵肃而兵殷用急，部使者比仗日且二三四，边不时不能贸易，有司督并妻子捶楚无肤，至破家以偿”，④亦同样反映了陕西盐商不图追利，不操机巧，而是诚实经商的经营风格。
明清时期，称陕西商人“陕棒槌”也涵盖了陕西商人不善变通的商业性格。明清时期，陕西商人主要是利用政府“开中制”政策机遇，农民进城经商转化而来，他们身上更多保持着农民淳朴无华的本色，持业自尊，不善言辩，爱认死理，常做出令灵活的南方人大为不解的举动，才戏称他们为“棒槌”。
明代时，陕西商人郑韶经华山遇皇尚书女，遂婿之。新婚不久，韶要负货远行，对妻子说：“韶予一商耳，多游南北，为利是求……常暂出以缉理南北之财。”其妻曰：“新婚燕尔，未闻经月有别也。”过了几日，郑韶再也待不住了，对妻子说：“我一介商人也，泛江湖，涉道路，乃是常份，虽深诚见挽，若不远行，亦心有不乐。”⑤其妻无奈，只好送新婚丈夫携货就路，外出行商。这一段新婚夫妻的对话，表现了陕西商人很好的职业操守和职业自重的“棒槌”精神。在重农抑商的社会氛围里，只有厚重大气的陕西商人才敢说这样的话。三原商人孙豹人在扬州经商，三年之间，三致千金，后闭门读书成为诗人，清康熙年间举为博学鸿儒科，官授内阁中书。豹人辟官不就，说：“吾侨居广陵数十年饕待我，使我官京师，不令举家饿死乎。”⑥从另一个角度表现了陕西商人“宁吏也贾”的“棒槌”精神。
陕西富平商人李尽心，发财不忘国家，万历年间陕西布政使司让李家“输金助边”，有司询其捐纳数，李尽心率直地说“唯命”，初望其输五十两，李摇头说“太少”，后长至千金，司大夫疑其有“狂疾”，后李家竟交纳两万金于国库，就是陕西商人的棒槌精神。⑦
清乾隆年间，旅蜀的陕西商人欲在成都盖陕西会馆，当地人眼红陕西人发财，设法阻挠，指令陕西人在一水潭凹地盖会馆，并不许动当地一抔土。陕西商人不为所惧，决定凡回陕西探亲或经商路过家乡的陕西商人，必须背一口袋黄土到成都。这样陕西商人硬是背了一口袋一口袋陕西的黄土，经千里巴蜀古道，到成都填平了水潭，建成了美轮美奂的陕西会馆。⑧四川人被折服了，对陕西商人的强毅作风十分困惑，才称他们为“棒槌”。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多为农民进城经商，他们能够保持陕西人淳朴简约的生活作风，即便是家财万贯，出入仅一布袍耳，与生活奢华的都市格格不入。陕西商人贠维新在扬州业盐致富，家资万千，扬俗奢靡，饮酒狭奸，而负却淡薄自守，珠泪寸积，众嗤所然，被称为“棒槌”；⑨陕商石象在扬州贩盐致富，家资万余却“折节为俭，居常衣蔬食，不一屡人”，⑩被称为“棒槌”。在湖北贩布的陕西布商一次贩布上千万匹，白银用板柜装，出门仍然是穿黑棉袄戴瓜皮帽，被湖北称为“一大二土”是个“棒槌”。自贡经营盐井的陕西掌柜更可爱，出外应酬穿戴的衣服，帽子由号上提供，所以“全新又极漂亮”，而鞋子是自备的，所以“补了又补，疤上重疤”，鲜衣旧鞋，不伦不类，(11)被四川人戏称为“棒槌”。
① 江苏省博物馆：《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74—275页。
② 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11。
③④ 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13。
⑤ 冯梦龙：《燕居笔记》卷4。
⑥ 《清朝野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集，第234页。
⑦ 李因笃：《自喻堂集》卷1。
⑧ 《成都通览》，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274页。
⑨ 李维桢：《大泌房山文集》卷2。
⑩ 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11。
(11) 黄植青：《李友四堂从发轫到衰亡》，《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155页。
吾乡土厚水深，风清俗厚，人多质直慷爽，词无旁枝，不侵为然诺，意所不可，不难面折人诽，而胸中朗朗，几无微芥蒂，以故四方之士，乐其易与而谅其心。①
陕西为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几千年以周文化为核心的儒家文化的精神化育，使陕西商人以诚商正贾的社会正义力量自居，做生意讲求公正合理，不搞邪门歪道。三原梁选橡业贾淮扬时，守支盐场历来有制，“按资次支给”，有险狡之徒规利往外别创一法名曰“超擎”，即通过贿赂上下而超越原定顺序率先支盐，因其获利寻常以倍，“一时乡人争先为超，咸来邀公，公不可，曰‘善贾者不获近利，善保者不身尝法’，以若所为利即厚孰于资斧，吾何必舍吾自然而图必然。且盐与它贾异名，虽两交而实关三尺，吾谨守之，视若曹之败也。末几，首事险狡以乱制服法，公乃始大”，②很是表现了陕西商人作风正派、操业自重的正直人格。三原王勣与梁选橡同。他治盐淮扬时，治盐使者行疏通法，商随倚以营私，名曰超，或拉君，君谢不往，诸君大有获，乃诮君不听吾而失厚利，君笑应曰“吾不得鱼，幸有吾荃，若视吾荃在否，不悉不得鱼也”，③有识者以君言为是。也很能反映陕西盐商不违法图近利，而是遵循法度，正当求财的经营作风。又如蒲城雷太初，成化后，边疆屡屡告急，商屯亦坏，为转输军粮由官府先“贷金给商，购耀宽限。以召商人。人争趋之，公独不领金。众曰，值高限远，奇货可居也，奈何不敢，公不答。逾年征以年之也，倍其数且输之边，死徒者殆百家，后部粮甘肃，众以官职易布冀，规厚利，公独斋本色，同行者笑其拙，抵肃而兵殷用急，部使者比仗日且二三四，边不时不能贸易，有司督并妻子捶楚无肤，至破家以偿”，④亦同样反映了陕西盐商不图追利，不操机巧，而是诚实经商的经营风格。
明清时期，称陕西商人“陕棒槌”也涵盖了陕西商人不善变通的商业性格。明清时期，陕西商人主要是利用政府“开中制”政策机遇，农民进城经商转化而来，他们身上更多保持着农民淳朴无华的本色，持业自尊，不善言辩，爱认死理，常做出令灵活的南方人大为不解的举动，才戏称他们为“棒槌”。
明代时，陕西商人郑韶经华山遇皇尚书女，遂婿之。新婚不久，韶要负货远行，对妻子说：“韶予一商耳，多游南北，为利是求……常暂出以缉理南北之财。”其妻曰：“新婚燕尔，未闻经月有别也。”过了几日，郑韶再也待不住了，对妻子说：“我一介商人也，泛江湖，涉道路，乃是常份，虽深诚见挽，若不远行，亦心有不乐。”⑤其妻无奈，只好送新婚丈夫携货就路，外出行商。这一段新婚夫妻的对话，表现了陕西商人很好的职业操守和职业自重的“棒槌”精神。在重农抑商的社会氛围里，只有厚重大气的陕西商人才敢说这样的话。三原商人孙豹人在扬州经商，三年之间，三致千金，后闭门读书成为诗人，清康熙年间举为博学鸿儒科，官授内阁中书。豹人辟官不就，说：“吾侨居广陵数十年饕待我，使我官京师，不令举家饿死乎。”⑥从另一个角度表现了陕西商人“宁吏也贾”的“棒槌”精神。
陕西富平商人李尽心，发财不忘国家，万历年间陕西布政使司让李家“输金助边”，有司询其捐纳数，李尽心率直地说“唯命”，初望其输五十两，李摇头说“太少”，后长至千金，司大夫疑其有“狂疾”，后李家竟交纳两万金于国库，就是陕西商人的棒槌精神。⑦
清乾隆年间，旅蜀的陕西商人欲在成都盖陕西会馆，当地人眼红陕西人发财，设法阻挠，指令陕西人在一水潭凹地盖会馆，并不许动当地一抔土。陕西商人不为所惧，决定凡回陕西探亲或经商路过家乡的陕西商人，必须背一口袋黄土到成都。这样陕西商人硬是背了一口袋一口袋陕西的黄土，经千里巴蜀古道，到成都填平了水潭，建成了美轮美奂的陕西会馆。⑧四川人被折服了，对陕西商人的强毅作风十分困惑，才称他们为“棒槌”。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多为农民进城经商，他们能够保持陕西人淳朴简约的生活作风，即便是家财万贯，出入仅一布袍耳，与生活奢华的都市格格不入。陕西商人贠维新在扬州业盐致富，家资万千，扬俗奢靡，饮酒狭奸，而负却淡薄自守，珠泪寸积，众嗤所然，被称为“棒槌”；⑨陕商石象在扬州贩盐致富，家资万余却“折节为俭，居常衣蔬食，不一屡人”，⑩被称为“棒槌”。在湖北贩布的陕西布商一次贩布上千万匹，白银用板柜装，出门仍然是穿黑棉袄戴瓜皮帽，被湖北称为“一大二土”是个“棒槌”。自贡经营盐井的陕西掌柜更可爱，出外应酬穿戴的衣服，帽子由号上提供，所以“全新又极漂亮”，而鞋子是自备的，所以“补了又补，疤上重疤”，鲜衣旧鞋，不伦不类，(11)被四川人戏称为“棒槌”。
① 江苏省博物馆：《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74—275页。
② 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11。
③④ 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13。
⑤ 冯梦龙：《燕居笔记》卷4。
⑥ 《清朝野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集，第234页。
⑦ 李因笃：《自喻堂集》卷1。
⑧ 《成都通览》，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274页。
⑨ 李维桢：《大泌房山文集》卷2。
⑩ 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11。
(11) 黄植青：《李友四堂从发轫到衰亡》，《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