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商人诚信经营的“棒槌”精神还表现在做生意一诺千金，不欺不瞒，以良好的商业信誉为自己占领和开拓市场。三原商人张居士在苏州做生意，贾也不二价，不欺人，有误增其值以易而去者，立追还之，是故“张居士名满邑里及如苏”，大家都愿意与他做生意，取得了经营成功。渭南商人曹昆璋，辛兴里人，其父在四川做生意，多年教导家人“日后至蜀，即以忠信著闻”，昆璋谨记父命，因家中食指日繁，弃学就商，在川中诚信待人，取得了很好的市场信誉，被同行们成为“少年长者”，“同乡宦蜀者咸倚重，争以囊金寄他，贾益大起”。①三原商人胡汝宽，仪态丰美，做生意豪放不羁，笑口常开。开典当一般利息是息本相，宽减息之半，低息招徕，树立良贾形象，使求贷者多仰给他。他又宽其期限，有以土地和牲畜为抵押，汝宽固辟不取，认为不能断人生路，收获之时，有以粟抵息者来，无粟者亦来，告知一声即可，在陕西和山西商人中赢得了商信，人们“多倚公”，久之家业大起，被称为“以济人饶积蓄”的典范。②泾阳商人张香享，在渭南雨金镇做典当生意。其质直朴讷而宅心仁厚，做生意待人以诚，立矫欺习，久而久之，一镇都信服他，得他一言，借贷无争，向他借贷银钱，从他的当铺出来，连检校都不需要。这样好的商信，当然使他的生意“贾日赢”很红火。③
　　陕西商人诚信经营的“棒槌”精神更表现为陕西商人做生意待人以诚，不欺不瞒，急人所需。三原商人周双柏，先祖在河北东光县做生意，由于运转不佳，亏本负债以数百计，双柏子承父业，去东光县顶生意，为人诚恳，生意公平，很快发达起来，不仅偿还了旧债，还将家中旧屋拓新改观。致富后更是好行其德，一言之诺，损数十金无悔。乡党们都愿意随他学做生意，他尽力相助，有不少致富和他相当，对他感激不尽。④渭南板桥常家在四川金堂县做生意，有出租土地九千亩，承租人如遇年馑歉收，只要向掌柜磕头说明情况，便租银全免，决不追缴，在当地留下很好的口碑。后来土匪作乱，众人趁机抢掠店铺，唯独不抢常家。入近代后，四川军阀混战，伙计们纷纷携银逃难归陕。不久齐聚财东门首，交银了账。财东说：“战乱无依，你们拿去度日。”伙计们齐声回答说：“你家的银子，我们要它干什么。”⑤这就是陕西人的诚信精神。陕西商人冯翊眭，永乐年间在临清做生意，又一次在汴洛间拾客银百金，客人寻金欲死，翊眭问的实情，全数返还。⑥渭南商人白凤舞在羌镇开当铺，有一商人从他的当铺借银归，遣银百两在路上，凤舞自后拾之，即慨送其人，遣者感激不尽。⑦清顺治三年，陕西商人崔维荞经商山东，行至河南在旅店拾得白银三百两，维荞守之累日，遗金人之，原来是山西商人朱应孚买布之资，验实还之。朱以五十两为报，维荞笑曰：“分你五十两银子，我何苦在这里等你数日呢!”⑧陕商王宗鹤，在甘肃静宁做布匹生意，不小心将驮布的驴丢失，很后悔。有一日，一匹驮布的驴误入其家，家人欲执之。王宗鹤上前查看，见不是自家丢的驴，认为非己之物，不得为己，如是则无法取信于人，“为布商累也”⑨，遂牵驴访主，送还失主。这种一言九鼎、不失信于人的诚商精神，更有极端的例子。一是渭南人刘相坤在凭信镇做生意亏本失败，又逢灾害，产殆尽，妻子饿死，孩子送人，自己亦奄奄一息，自己将妻子尸体挪于坟墓且仰卧待毙，还在坟墓外放有纺车、厨刀各一车，上书“人不欠我，我不欠人，有埋我者，以此相酬”。⑩这就是陕西商人质直厚重的诚信风貌。再一是合阳商人安尚起，在河南做生意，不幸身死亡故，其妻闻讯，变卖家产，赴河南为夫还债。(11)
　　①③ 乾隆《渭南县志》卷2。
　　② 光绪《续修三原县志》卷4
　　④ 光绪《东光县志》卷4。
　　⑤ 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3页。
　　⑥ 来俨然：《来紫堂集》卷7。
　　⑦ 乾隆《渭南县志》卷2。
　　⑧ 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11。
　　⑨ 嘉庆《静宁县志》卷2。
　　⑩ 乾隆《渭南县志》卷2。
　　(11) 光绪《合阳县志》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