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达铺中陕西帮
如果陕西商人没有经营药材的传统和收集信息的经营作风；如果1935年没有一位王姓陕西商人在甘肃宕昌县哈达铺兴办药材铺并兼营邮政代办所；如果不是毛泽东在这片药材铺买到一张《大公报》得知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确切消息，那么中央红军还会在漫无目标的黑暗中摸索，甚至会西向新疆，可能导致“西路军”的悲剧。而有了陕西商人开的药材铺和邮政代办所，有了毛泽东的战略慧眼，就一下整个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走向和历史进程，为党中央“落脚陕甘宁，走向全中国”奠定了决策基础。
甘肃省宕昌县哈达铺是位于岷山脚下的著名城镇。由于坐落在“哈达川”，原名为“哈塔川”①。哈达川的命名应与陕西人有关。宋元以来，陕西人大量移居宕昌，哈塔川又以陕西人为多，陕西人将事物不顺逆、不如意，称为“哈塔”②，又由于宕昌是古宕昌羌国的故城，羌藏语将“哈”读为“kā”，将“塔”读为“dá”，故哈塔川又称“哈达川”。明代在哈达川设铺，以固守边防，故称“哈达铺”。1938年，由于哈达铺夏秋季常发大水，疑为白龙江所患，又改名为“白龙镇”。1964年国务院为突出红军长征纪念地，遂又改为“哈达铺”至今。
哈达铺位于西秦岭的延伸带，这里气候凉爽，土质松软，盛产560种野生药材，素有“药乡”之称。尤其是该地所产当归、大黄、党参、红芪，质优品高，闻名古今，曾是供奉皇室的“贡品”，亦是当地主要的经济产业。
哈达铺的居民，除当地土羌人外，大量是陕西移民。宋元以降，陕西人不断移居哈达川，其中不少是商人。南宋绍兴三年(1133)设“茶马互市”于宕昌，使哈达川成为茶马交易的重要场所，嘉泰三年(1203)，“置互市于宕昌，故多得奇骏”，③陕西紫阳、汉中所产之“汉茶”，经汉中、略阳、徽县、成县、西和运至宕昌，今宕昌县有明代留下的养马城遗址，分内城、外城，就是当年茶马交易时蓄马的地方。马市繁荣，驮运茶斤，支应官差，致使不少陕西商人来到哈达川。金灭北宋，宕昌人口锐减，南宋政府选蕃兵驻守边地，以陕西人为主，“选陕西蕃兵丁壮户，九丁以上取五”④入陇为正式兵种。又实行“屯田”召民垦种，其中不少是陕西人，乾道四年(1168)“罢关外(阶、成、西、凤)四川营田官兵，募民耕佃”⑤，使陕西人成为当地的主要居民之一。宕昌四大姓之一的陕西扶风人马堃家族，就是宋代定居宕昌的主要代表。而明清以后长期管辖哈达铺的土司之祖马纪，原是陕西的一个货郎，元末从扶风移居宕昌陂头村，后被命名为土司。乾隆《皇朝职贡图》载“元至正时，有马纪者为都指挥使，防守哈达川，遂家焉”⑥。今宕昌县政府的所在地就是马土司府第的遗址。由于陕西人大量移居哈达铺，使哈达铺带有浓郁的陕西文化元素。如哈达铺人善于烙“陕西锅盔”，当地人现在还叫“红军锅盔”，据说“毛主席吃了赞不绝口”⑦。又如“陕西凉粉”，现在哈达铺临街有一家“红军凉粉”小吃摊，主人叫周成才，我们调查时，他对我们讲，他大伯周尚仁说过，“当年红军来到镇上，乡亲们端上凉粉给红军吃”。现今哈达铺红色旅游纪念品商店还出售陕西的土特产“虎头鞋”“白纸折扇”等。同时，哈达铺人讲话，亦有大量的陕西土语，如“我们时赶(一起)走”“立了着(立住了)”“狗娃儿”“找一个妇人家”等，《宕昌诗选》中有人咏叹宕昌的文化娱乐是：
满目春光收不尽，
杏林深处荡秦腔。⑧
进入明代后，陕西商帮利用明政府对陕西实行的“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政策机遇在西部崛起。而“西口药材”是陕西商帮长期垄断经营的传统项目。西北山川峻，秦地无闲草。陕原以西的广大西北地区，长河深涧，天苍野茫，水冽泉甘，尤以秦岭、巴山、鸟鼠、祁连首尾相连，浓荫覆盖，碧草滴翠，是各种中药材生长的天然环境，形成了陕西以秦岭为中心、甘肃以岷山为中心的两个药材集中产区。其中岷山产区以所产大黄、当归、甘草、枸杞最为著名。据《陇右记实录》记载，“当年岷州大黄产360万斤、当归500万斤、甘草600万斤……每年由碧口出者一万石”。⑨这些使得陕西商人纷纷西上甘陇，在西北各地设分庄采购药材。
由于岷州是“西口药材”的主要产地之一，所以许多陕西三原药号在岷州设分号，坐庄收药。如三原“聚盛东”药号，在岷州开设的分号叫“纪兴源”；三原段玉华在岷州经营的药号叫“百汇通”；德泰药店在岷州亦设有药号。这些三原驻坐庄“一般规模都不小，资金五六千元为多”⑩。他们贩运内地布瓜、茶叶到陇、甘换取药材，然后由过载行驮运三原炮制。
而哈达铺是“前山当归”的主产地，“当归年产500万斤，以岷乡为主要产地”(11)，所以，岷州城里的陕西药号纷纷在哈达铺设“驻坐分庄”。据当地人何英(61岁，陇西人)回忆：“哈达铺商家以陕、晋、川人为主，其中陕西人占一半以上，占资本20%～80%。山西人开的铺子只有一家，四川人是夫妻店，河南人是后来的，主要是经营铁匠铺。这个铁匠铺现在还在哈达铺下街。”何英先生还说：“陕西人生意做得很大，有‘万庆福’商号，三原人办的，收购药材，主要是当归、党参、大黄、黄芪；还有‘丁盛’号生意也很大。这些药铺收购的当归，在当地叫‘岷归’，发送陕西三原炮制整理后，叫‘秦归’，然后发卖全国”。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原馆长韩尔明也说，“毛主席当年住的‘义和昌’，是陕西人的店铺，由两间北房和十一间西南临街的旧铺面组成，均为平瓦房，当年为药铺”，“义和昌”斜对面就是由王姓陕商开的药铺“两间门面，米黄色门板，漆黑檐柱，灰瓦屋顶”。(12)由于以陕西商人为主的客商云集哈达铺，就逐渐形成了一条由380家店铺临街毗连，长约980米的药材商业街。街上“大的字号就有10余家，每年经销当归70万斤”。(13)
这些在陇甘经营药材的陕西药商，一般采取“驻中间，拴两头”集购、产、运、销于一身的“一条龙”经营模式。即在三原设总号，在药材产地设“购货分庄”，在销地设“销货分号”。坐庄收购的药材，由过载行运回三原总号整理炮制成“西口药材”，再发运各地销货分号批发或零售。各号为了及时掌握行情动态，均设有“走街”专门负责收集市场信息，如三原德泰药店在岷州设的分号“柜房有大柜、二柜、书记、走街等人员”(14)，走街将收集的信息，由书记整理成“号信”经邮差或派专人传送给三原总号，总号靠“号信”收集的信息分析全国乃至国际市场的行情动态，进行经营决策和调度。这就形成了陕西商人特有的“号信”制度。在这一制度运作下，陕西商人积累起善于捕捉信息的经营经验。这就是原红一方面军侦察连连长梁兴初带领侦察员先期去哈达铺，在邮政代办所门外碰到一个邮差，“邮差一边解释‘这些都是做生意的老板向外发的信’”的缘由。(15)由于“号信”制度和长期形成的善于捕捉信息的经营传统，哈达铺又有那么多陕西药商需要传递“号信”和了解行情，办邮递业务应当是能够生利的项目。故当时哈达铺的王姓商人在自己办的药材铺中兼营“邮政代办所”，邮递各类报纸，并雇佣了一个伙计叫颜新民(81岁，尚健在)，是由颜新民“亲手将报纸递给(毛主席)警卫员的(应为陈奉昌)”(16)。
陕西商人收集信息的另一个渠道，就是陕西会馆。陕西商人崇敬关羽的“忠义”精神，各地陕西(包括山西)会馆都祈祀关公，故各地陕西会馆均称作“关帝庙”。哈达铺为汉、藏、回民族杂居地区，有娘娘庙，红军在哈达铺街上也刷有“红军不冲击清真寺”的标语，可见清真寺在当地是存在的，再就是设在哈达铺下街的“关帝庙”。由于哈达铺陕商云集，为了发展他们的贸易事业，“叙乡情，敬神庥，议商事，办公益”，他们共同投资修筑了哈达铺的“关帝庙”。这就是为什么哈达铺仅有关帝庙而没有别的商帮会馆的原因。据哈达铺关帝庙管理人员何寿考(60岁，其母亲是陕西富平人)老人介绍：“哈达铺关帝庙是明代崇祯年间修的，中间翻修过几次，最后一次是2002年，由宕昌县政府主修，连庙里的彩绘都是请陕西宝鸡的工匠承做的。”哈达铺关帝庙由山门、戏楼、庭院、拜殿、左右厢房和大殿一组建筑构成，这与陕西商人在各地所设会馆并无二致。尤其是戏楼下的庭院，宽敞开阔，是当时陕西商人每年阴历五月十三日关公诞辰过会看戏的地方，应该也是后来毛主席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的地方。关帝庙是陕西商人聚会议事之地，庙会期间，陕西商人集聚一堂“岁以伏腊，临之以神明，重之以香火，樽酒簋脯，欢呼把臂，异乡骨肉，所极不忘耳”②，又是彼此传递信息的极好机会和场所。
历史是无数偶然性构成的必然性过程。1935年，哈达铺所在的西秦岭，作为中华民族的龙脊，昂首龙盘，为迎接红军“龙种”做了历史精神的准备；而陕西王姓商人所办的药材铺和兼营的“邮政代办所”则在微观上静静地等待着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的到来。
① 宕昌县志编纂委员会：《宕昌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页。
② 伍永尚：《原生态的西安话》，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8页。
③④⑤⑥ 陈启生：《宕昌历史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页。
⑦ 江南：《大会师》，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第218页。
⑧ 宕昌县志编纂委员会：《宕昌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2页。
⑨(11) 彭甲英：《陇右记实录》，台中成文出版社1974年版，卷8。
⑩ 郭敬仪：《旧社会西安东关商业掠影》，《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第189页。
(12)(13) 尹韵公：《“大公报”与红军长征落脚点研究》，中国新闻传媒网，2007年8月21日。
(14) 郭敬仪：《旧社会西安东关商业掠影》，《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第171页。
(15) 李魁影：《毛泽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67页。
(16) 赵新平：《红军到达哈达铺概况》，宕昌党建网，2010年5月6日。
(17)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1页。
甘肃省宕昌县哈达铺是位于岷山脚下的著名城镇。由于坐落在“哈达川”，原名为“哈塔川”①。哈达川的命名应与陕西人有关。宋元以来，陕西人大量移居宕昌，哈塔川又以陕西人为多，陕西人将事物不顺逆、不如意，称为“哈塔”②，又由于宕昌是古宕昌羌国的故城，羌藏语将“哈”读为“kā”，将“塔”读为“dá”，故哈塔川又称“哈达川”。明代在哈达川设铺，以固守边防，故称“哈达铺”。1938年，由于哈达铺夏秋季常发大水，疑为白龙江所患，又改名为“白龙镇”。1964年国务院为突出红军长征纪念地，遂又改为“哈达铺”至今。
哈达铺位于西秦岭的延伸带，这里气候凉爽，土质松软，盛产560种野生药材，素有“药乡”之称。尤其是该地所产当归、大黄、党参、红芪，质优品高，闻名古今，曾是供奉皇室的“贡品”，亦是当地主要的经济产业。
哈达铺的居民，除当地土羌人外，大量是陕西移民。宋元以降，陕西人不断移居哈达川，其中不少是商人。南宋绍兴三年(1133)设“茶马互市”于宕昌，使哈达川成为茶马交易的重要场所，嘉泰三年(1203)，“置互市于宕昌，故多得奇骏”，③陕西紫阳、汉中所产之“汉茶”，经汉中、略阳、徽县、成县、西和运至宕昌，今宕昌县有明代留下的养马城遗址，分内城、外城，就是当年茶马交易时蓄马的地方。马市繁荣，驮运茶斤，支应官差，致使不少陕西商人来到哈达川。金灭北宋，宕昌人口锐减，南宋政府选蕃兵驻守边地，以陕西人为主，“选陕西蕃兵丁壮户，九丁以上取五”④入陇为正式兵种。又实行“屯田”召民垦种，其中不少是陕西人，乾道四年(1168)“罢关外(阶、成、西、凤)四川营田官兵，募民耕佃”⑤，使陕西人成为当地的主要居民之一。宕昌四大姓之一的陕西扶风人马堃家族，就是宋代定居宕昌的主要代表。而明清以后长期管辖哈达铺的土司之祖马纪，原是陕西的一个货郎，元末从扶风移居宕昌陂头村，后被命名为土司。乾隆《皇朝职贡图》载“元至正时，有马纪者为都指挥使，防守哈达川，遂家焉”⑥。今宕昌县政府的所在地就是马土司府第的遗址。由于陕西人大量移居哈达铺，使哈达铺带有浓郁的陕西文化元素。如哈达铺人善于烙“陕西锅盔”，当地人现在还叫“红军锅盔”，据说“毛主席吃了赞不绝口”⑦。又如“陕西凉粉”，现在哈达铺临街有一家“红军凉粉”小吃摊，主人叫周成才，我们调查时，他对我们讲，他大伯周尚仁说过，“当年红军来到镇上，乡亲们端上凉粉给红军吃”。现今哈达铺红色旅游纪念品商店还出售陕西的土特产“虎头鞋”“白纸折扇”等。同时，哈达铺人讲话，亦有大量的陕西土语，如“我们时赶(一起)走”“立了着(立住了)”“狗娃儿”“找一个妇人家”等，《宕昌诗选》中有人咏叹宕昌的文化娱乐是：
满目春光收不尽，
杏林深处荡秦腔。⑧
进入明代后，陕西商帮利用明政府对陕西实行的“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政策机遇在西部崛起。而“西口药材”是陕西商帮长期垄断经营的传统项目。西北山川峻，秦地无闲草。陕原以西的广大西北地区，长河深涧，天苍野茫，水冽泉甘，尤以秦岭、巴山、鸟鼠、祁连首尾相连，浓荫覆盖，碧草滴翠，是各种中药材生长的天然环境，形成了陕西以秦岭为中心、甘肃以岷山为中心的两个药材集中产区。其中岷山产区以所产大黄、当归、甘草、枸杞最为著名。据《陇右记实录》记载，“当年岷州大黄产360万斤、当归500万斤、甘草600万斤……每年由碧口出者一万石”。⑨这些使得陕西商人纷纷西上甘陇，在西北各地设分庄采购药材。
由于岷州是“西口药材”的主要产地之一，所以许多陕西三原药号在岷州设分号，坐庄收药。如三原“聚盛东”药号，在岷州开设的分号叫“纪兴源”；三原段玉华在岷州经营的药号叫“百汇通”；德泰药店在岷州亦设有药号。这些三原驻坐庄“一般规模都不小，资金五六千元为多”⑩。他们贩运内地布瓜、茶叶到陇、甘换取药材，然后由过载行驮运三原炮制。
而哈达铺是“前山当归”的主产地，“当归年产500万斤，以岷乡为主要产地”(11)，所以，岷州城里的陕西药号纷纷在哈达铺设“驻坐分庄”。据当地人何英(61岁，陇西人)回忆：“哈达铺商家以陕、晋、川人为主，其中陕西人占一半以上，占资本20%～80%。山西人开的铺子只有一家，四川人是夫妻店，河南人是后来的，主要是经营铁匠铺。这个铁匠铺现在还在哈达铺下街。”何英先生还说：“陕西人生意做得很大，有‘万庆福’商号，三原人办的，收购药材，主要是当归、党参、大黄、黄芪；还有‘丁盛’号生意也很大。这些药铺收购的当归，在当地叫‘岷归’，发送陕西三原炮制整理后，叫‘秦归’，然后发卖全国”。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原馆长韩尔明也说，“毛主席当年住的‘义和昌’，是陕西人的店铺，由两间北房和十一间西南临街的旧铺面组成，均为平瓦房，当年为药铺”，“义和昌”斜对面就是由王姓陕商开的药铺“两间门面，米黄色门板，漆黑檐柱，灰瓦屋顶”。(12)由于以陕西商人为主的客商云集哈达铺，就逐渐形成了一条由380家店铺临街毗连，长约980米的药材商业街。街上“大的字号就有10余家，每年经销当归70万斤”。(13)
这些在陇甘经营药材的陕西药商，一般采取“驻中间，拴两头”集购、产、运、销于一身的“一条龙”经营模式。即在三原设总号，在药材产地设“购货分庄”，在销地设“销货分号”。坐庄收购的药材，由过载行运回三原总号整理炮制成“西口药材”，再发运各地销货分号批发或零售。各号为了及时掌握行情动态，均设有“走街”专门负责收集市场信息，如三原德泰药店在岷州设的分号“柜房有大柜、二柜、书记、走街等人员”(14)，走街将收集的信息，由书记整理成“号信”经邮差或派专人传送给三原总号，总号靠“号信”收集的信息分析全国乃至国际市场的行情动态，进行经营决策和调度。这就形成了陕西商人特有的“号信”制度。在这一制度运作下，陕西商人积累起善于捕捉信息的经营经验。这就是原红一方面军侦察连连长梁兴初带领侦察员先期去哈达铺，在邮政代办所门外碰到一个邮差，“邮差一边解释‘这些都是做生意的老板向外发的信’”的缘由。(15)由于“号信”制度和长期形成的善于捕捉信息的经营传统，哈达铺又有那么多陕西药商需要传递“号信”和了解行情，办邮递业务应当是能够生利的项目。故当时哈达铺的王姓商人在自己办的药材铺中兼营“邮政代办所”，邮递各类报纸，并雇佣了一个伙计叫颜新民(81岁，尚健在)，是由颜新民“亲手将报纸递给(毛主席)警卫员的(应为陈奉昌)”(16)。
陕西商人收集信息的另一个渠道，就是陕西会馆。陕西商人崇敬关羽的“忠义”精神，各地陕西(包括山西)会馆都祈祀关公，故各地陕西会馆均称作“关帝庙”。哈达铺为汉、藏、回民族杂居地区，有娘娘庙，红军在哈达铺街上也刷有“红军不冲击清真寺”的标语，可见清真寺在当地是存在的，再就是设在哈达铺下街的“关帝庙”。由于哈达铺陕商云集，为了发展他们的贸易事业，“叙乡情，敬神庥，议商事，办公益”，他们共同投资修筑了哈达铺的“关帝庙”。这就是为什么哈达铺仅有关帝庙而没有别的商帮会馆的原因。据哈达铺关帝庙管理人员何寿考(60岁，其母亲是陕西富平人)老人介绍：“哈达铺关帝庙是明代崇祯年间修的，中间翻修过几次，最后一次是2002年，由宕昌县政府主修，连庙里的彩绘都是请陕西宝鸡的工匠承做的。”哈达铺关帝庙由山门、戏楼、庭院、拜殿、左右厢房和大殿一组建筑构成，这与陕西商人在各地所设会馆并无二致。尤其是戏楼下的庭院，宽敞开阔，是当时陕西商人每年阴历五月十三日关公诞辰过会看戏的地方，应该也是后来毛主席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的地方。关帝庙是陕西商人聚会议事之地，庙会期间，陕西商人集聚一堂“岁以伏腊，临之以神明，重之以香火，樽酒簋脯，欢呼把臂，异乡骨肉，所极不忘耳”②，又是彼此传递信息的极好机会和场所。
历史是无数偶然性构成的必然性过程。1935年，哈达铺所在的西秦岭，作为中华民族的龙脊，昂首龙盘，为迎接红军“龙种”做了历史精神的准备；而陕西王姓商人所办的药材铺和兼营的“邮政代办所”则在微观上静静地等待着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的到来。
① 宕昌县志编纂委员会：《宕昌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页。
② 伍永尚：《原生态的西安话》，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8页。
③④⑤⑥ 陈启生：《宕昌历史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页。
⑦ 江南：《大会师》，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第218页。
⑧ 宕昌县志编纂委员会：《宕昌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2页。
⑨(11) 彭甲英：《陇右记实录》，台中成文出版社1974年版，卷8。
⑩ 郭敬仪：《旧社会西安东关商业掠影》，《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第189页。
(12)(13) 尹韵公：《“大公报”与红军长征落脚点研究》，中国新闻传媒网，2007年8月21日。
(14) 郭敬仪：《旧社会西安东关商业掠影》，《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第171页。
(15) 李魁影：《毛泽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67页。
(16) 赵新平：《红军到达哈达铺概况》，宕昌党建网，2010年5月6日。
(17)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