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衰哀怨黄土地
明清时期在政府特殊政策感召下，进城经商的陕西农民，为抱团自保，发展贸易，自然把农村村社制度搬到商业经营领域，形成以本土亲缘关系为纽带的商帮，在明清中国的商界纵横捭阖长达五百年之久。但是，正因为他们是农民在政府政策刺激下进城经商的，而不是自身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便注定了他们不可能斩断与封建农业的联系，完成自身的近代化过程。他们是从农业中游离出来，最终又回归到农业中去，终于没能走出厚重的黄土地。这是陕西商人无法摆脱的历史命运，也是内陆商帮背向海洋的百年迷茫。
陕西商人在明清时期被称为“西商”或“山贾”，被定格在西部农耕经济的框架之内，与东南沿海的苏、浙、闽、粤商帮的“海商”或“南商”形成明显对照。作为农耕经济派生的商人，他们身上流淌着自然经济的血液，无法割舍与黄土地的亲情联系，最终注定了他们还是个农民，充其量是一个发了财的农民，而无法完成自身近代化的蜕变。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陕西商人是农民进城经商，因此，他们并没有割断与农业的联系，他们不是弃农经商，而是经商却不弃农，经商只不过是他们脱贫致富的过程，并不是人生目的。他们的人生目的是在重构家乡自然经济的田园风光中安度他们的晚年。陕西商人经商之初，就是把农业上的优势转化为商业投资，这使他们倍感农业经营的重要性，采取农商结合的多元化资源配置方式，大致就是“力农致富，经商发家”，“从末尽财，以本守之”，体现了陕西农民农商兼营、农与贾交相支撑互相转化的人生策划。这是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农业耕作辛苦，又因靠天吃饭而丰收难料，加之官府的横征暴敛，“任是山深更深处，亦应无计逃征徭”，单纯靠农业很难富起来。经商虽然赚钱较易，但背井离乡，风餐露宿，又因商海风险不测，贫富不定，富贵无常，加之官府的勒索暴征，单靠商业也很难富得长久。这便使得他们只能把农业和商业捆绑在一起，实行农商兼营的多元化经营模式，以赚取“农商兼利”的双赢利润。他们既力农又经商，力农为经商提供物质保证，经商为力农提供资金支持。农民进城经商转化为商人，商人携资归乡又转化为农人，依靠地租商利的双重利润，谋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托畎亩鱼盐海市……儒与贾胤能带耕而神运也”。①在明清时期，大多数陕西商人都走的是这条农商兼营的发展道路。潼关商人刘逊若，“日与诸兄弟经营度日，兄弟三人，或生理，或耕作，狼狈相顾”。户县商人张鉴堂：
世居邑北大王镇，家道中落时，一椽风雨，数亩先畴，君常作小贾，珠积层累，稍有盈余，即恢畎亩。迨后转白圭，计然数，由小贾为中贾，而家渐饶裕，居近于廛，出则为商，入则耕课。②
典型地反映了陕西商人的一般形态。潼关师世卿“督耕之余，兼事服贾”，申玉林“出外贸易，留氏在家，申早逝，年仅三十八岁，遂令长子务农，以糊一家之口；次子贸易，以继申公之业；三子赶脚，以供一日之用，日积月累，家景乃称之小康焉”③。
这种农业兼营的多元化经营模式，虽然增强了农民对市场风险和官府暴敛的抵御能力，但却最终无法完成农业与商业的剥离，使商业无法彻底分离农业中的自然经济，造成双方都最终无法完成市场化的历史悲剧，形成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历史结局。
第二，陕西商人是农民进城经商，一方面他们无法割断与黄土地之间的亲情联系；另一方面经商既要面对市场风云变幻的风险，又要面对官府需索暴征的骚扰，还有盗贼悍匪之忧，抛妻别子之愁。有人写《劝人行乐》诉说商人的苦况是：
“逸而常少，劳者常多，安舆出门，东听行情，西看市面，至日哺尤不得闲在”。为伙计者“为人作伙，朝背牌门，暮盘弄钱，至深夜犹不成寐。”④说明商人是“金多而事烦”，伙计是“业卑而自劝”，都不是好营生。清代诗人张应昌《估客苦行》，更从各个方面描绘了经商的艰难，其诗曰：
昨日泊舟枫林下，左右舳舻尽商贾。
见彼哽咽当风餐，为言作客江湖难。
江湖近年多盗贼，布衣夜脱安可得。
微贱鬻贵虽不贫，风波万里真辛苦。
更逢当天多暴吏，欲浚锱铢加重罪。
可怜熏黑不开关，苦守巨浪危樯间。⑤
在这种情况下，经商业贾远不如购地出租，坐收地租之利来得安然而保险。因为赁地出租既无盗贼之忧，又无水火之愁，而且常新不旧，剥削无量。因此，大多数陕西商人经商赚钱后，将大量商业利润转化为土地投资，携资归乡，求田问舍。因此，购买土地，置办田亩是陕西商人资本的一般出路。在我们掌握的陕商个案材料中，几乎没有见到商人不购地的记录。择其要者，如大荔八女井李家经营盐井、布店发家后，在八女井购买土地近万亩，使八女井镇周边的土地几乎都是他家的，仅他们家的墓地就占地20余亩，现已被发掘为文化景点。⑥朝邑富商温纪泰，有地万亩以上，他家的耕畜七八百头，邻村的张家堡一村人为温家做牛笼头，成为专业村。每年春耕，他家牛耕地时，比过会都热闹，远近的人们都赶来观看。⑦渭南阳郭镇贺士英家，业钱成富，买下了阳郭镇到县城沿途的土地，使他家人进城都不踩别人家的地。阳郭镇的另一富商姜绪望，买下了邻县蓝田县的大片土地，为此还专门在阳郭镇搞了一个雇募人工的“人市”，专门耕他家的地⑧。渭南板桥常家不仅在本村有地，还在四川金堂县购置了9000余亩地，几乎占到金堂县耕地面积的一半以上。⑨陕西商人把大量商业利润在购买土地中耗散殆尽，而没能转化为再投资，成为阻挠他们把生意做强做大的最主要障碍性因素。而且商业利润向土地投资的转化，无端扣除了农业生产技术的投资总量，使陕商向近代化工业投资乏力，成为陕西商人无法走向近代化的根本原因。陕西商人的原始投资，通过力农致富从农村中来，又通过购买土地回归到农村中去，是陕西商人五百年没能够走出的怪圈和历史宿命。这是陕西商人在手工劳动农业生产技术条件下眼光狭隘、观念保守农民心态的天然流露，也是内陆商帮无法跨越的心理底线。因为他们背向海洋，只见山不见水，无法触摸近代化的曙光，谁让他们是进城经商的农民呢!
第三，陕西商人是农民进城经商，他们身上流淌着几千年自然经济的血液，不可能一朝转换。百年的商海奔腾，使他们对货币的神奇作用有更进一步深刻的认识，而商海贫富不定、富贵无常的风险又进一步增加他们的不安全意识，加之他们活动的时代尚不具备进行大规模工业投资的条件(1867年陕西商帮解体后，中国人向工业投资尚处于洋人在华企业中附股搭伴的萌芽时期)。因此，陕西商人从他们早年窖藏粮食以备歉年的习惯出发，将大量商业利润转化为窖藏银两，使其从流通手段转化为贮藏货币，退出了运动和流通，这是促成陕西商人衰落的又一重要原因。
陕西商人活动的时代正是世界贸易领域白银东来，大量外国白银潮水般涌向中国的时候。有人统计从1540—1644年的一百多年间，从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达7500吨，1570—1644年从美洲流入中国的白银12620吨。⑩而陕商一手创办的西北地区市场网络体系，每年的“走镖”之期，从西北各地流入陕西泾阳、三原的白银就有2000万—3000万两之巨，(11)占到清朝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这些银两主要落到了陕商手中。陕西渭南孝义镇赵家，一次从四川运回的银子，挑银的担子足足排了八里路长，后来银子太多了，搬不完，干脆埋到连襟乔家的地里。所以当地有一句民谣叫做“孝义的银子，赤水的蚊子”。同时，臣额金属货币的流通，冲击着人们自然经济的观念，使人们产生货币拜物教及其拜物教观念。明清小说《常言道》中有一首《咏钱》诗将这种拜物教观念描述得淋漓尽致：
一家过活富贵如何，有钱时骨肉团圆，没钱时东西散伙；有钱时醉膏粱，没钱时担饥饿；有钱时曳轻裘，没钱时茅檐下卧；这壁厢妖童季女拥笙歌，那壁厢凄风苦雨两人一个，要我来不要我。(12)
而商人在封建社会是最有钱又最爱钱的阶级。商人对金钱的体验比一般社会阶层更为真切，尤其是从农民转化为商人的陕西商人更是嗜钱如命，明清小说《蜂申报》中描写商人段老陕“放银子，顺便做兑换生意”只讲钱财，平生一文无舍。后被人诬陷，拘禁下狱，狱卒索钱，段老陕以财为命，宁死受刑，百般私刑俱已受过，也只肯出十两银子。(13)在这种心理状况下，陕西商人将大量商业利润窖藏起来，许多陕西商人家中都有藏银的银窖。大荔八女井李家，是陕西巨富，他们家一门五房均有银窖，陕甘回民起义期间，清将多隆多一次从他家银窖中搬出的银子就有上千两之多。大荔富商温纪泰，有良田万顷，其母心中不悦，认为光有土地没有银两，不算富翁。温纪泰将其母引到他家藏银的地窖前，让他妈看里边藏着的千两白银，并说这样的银窖家中还有好几个。其母听说后，心中大悦，当场笑死在银窖前。(14)陕甘回民起义期间，起义军围攻孝义镇，赵家当家人命将窖藏的银子朝外砸，回民义军赶着拾银子，才保住了孝义镇。户县秦渡镇亦是如此，也是将大块的银锭朝外抛，才缓解了义军的进攻，足见陕商藏银之巨。
陕西商人将大量白银窖藏起来，而没有转化为继续投资，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利润增值的速度，成为陕西商人的一个致命弱点。资本家与守财奴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资本家懂得货币在运动中增值的道理，而守财奴则一味地窖藏货币。因此，陕西商人终究是个守财奴。从农民蜕变为近代商人是一个多么艰难的灵魂再造过程阿!不换脑筋的陕西商人，终究还不过是一个农民。
第四，陕西商人是农民进城经商，他们虽然创造了“合伙制”新型的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并依靠这个模式保证了他们事业五百年的辉煌。但是“合伙制”下“两权分离”的经营模式，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财东(即出资人)乡居，从体制上阻挠了陕西商人向近代化的转变。在“合伙制”体制下，财东(也是股东)只投资不经营，而由他所聘任的掌柜，只经营不投资。财东投资无限而经营有限，掌柜经营无限而责任有限。因而，财东只坐享盈利而不事经营，“只有满天飞的掌柜，没有满天飞的东家”，这便使得财东大多居住在农村，因为财东们最初是力农致富起家的，他们发家后求田问舍、盖房建院又多在农村，“长安居大不易”的千年古训，使他们在比较成本最优的经济规律下，选择了农村居住地。对此，清代文人张英《归田琐记》中的一段话，道出了陕西商人的心声：
人家富贵……有二三千金之产，方能居城，蓋薪炭蔬菜鸡彘鱼虾醋醢之属，亲戚人情应酬宴会之事，种种皆取之于钱……乡居则可以课耕数亩，其租倍人，可以供八口，鸡彘畜之于栅，蔬菜畜之于圃，鱼虾畜之于泽，薪炭取之于山。可以经旬累月不用数钱……且山水间优游俯仰，复有自得之乐而无窘迫之忧。(15)
自此陕西商人在普遍采取“东西制”经营体制下，财东多乡居。如渭南孝义镇的严、赵、柳、詹，渭南阳郭镇的姜、贺、李、刘，朝邑八女井的李、赵以及泾阳的刘、孟、姚、于这些富室巨户，其店铺字号遍布陕、甘、川、鄂、豫、楚各地，但其东家均为乡居，不离本土，《清实录》中说，“其籍隶山西、陕西、安徽等省之商人，所有营运等事系交商伙代办，本商多在原籍居住”。(16)这种财东乡居，经商于外地的经营形态，正是“力农致富，以末尽财，以农守之”致富模式的典型反映。充分表现了陕西商人经商不离乡、经商不离土的浓厚乡土观念和关中人对黄土地的亲和依恋之情。
商人乡居，一方面为商人将商业利润转化为土地投资提供了便利条件。因为财东乡居必然以在原籍广置田产为生存基础，形成了堡寨为核心的土围子，并为商人喜藏银两提供了自然基础。另一方面，财东乡居，必然使大量商业利润流回农村，并在奢侈性消费中耗散殆尽，斩断了它们流向工商投资的道路。同时，财东乡居，对外面的世界信息不通，又阻隔了商人与市场的联系，使他们更多、更容易向农民阶层流动，更多转化为富农，而不可能转化为“市民”，失去了与近代化接轨的历史机遇。
由此可见，陕西商人所依托的八百里秦川这块厚重的黄土地，既成就了陕西商人五百年贸易经商的宏图大业，又种下了陕西商人过早解体衰亡的悲剧性种子，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成败哀怨黄土地。
① 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11。
② 光绪《潼关县志》卷2。
③ 光绪《潼关县志》卷2。
④ 《申报》，1972年12月7日。
⑤ 张应昌：《清诗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卷25。
⑥ 《大荔李氏家族陵墓》，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212页。
⑦ 马长寿：《陕甘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页。
⑧ 贺志云：《清末民初关中的几家富户》，《西安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151—152页。
⑨ 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4页。
⑩ 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新视角》，《新华文摘》2004年第18期。
(11) 刘迈：《西安围城诗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页。
(12) 落魄道人：《常言道》，光绪元年得成堂刻本，卷25。
(13) 邱绍雄：《中国商贾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
(14) 马长寿：《陕甘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216页。
(15) 张英：《归田琐记》卷2。
(16) 《清高宗实录》卷1419。
陕西商人在明清时期被称为“西商”或“山贾”，被定格在西部农耕经济的框架之内，与东南沿海的苏、浙、闽、粤商帮的“海商”或“南商”形成明显对照。作为农耕经济派生的商人，他们身上流淌着自然经济的血液，无法割舍与黄土地的亲情联系，最终注定了他们还是个农民，充其量是一个发了财的农民，而无法完成自身近代化的蜕变。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陕西商人是农民进城经商，因此，他们并没有割断与农业的联系，他们不是弃农经商，而是经商却不弃农，经商只不过是他们脱贫致富的过程，并不是人生目的。他们的人生目的是在重构家乡自然经济的田园风光中安度他们的晚年。陕西商人经商之初，就是把农业上的优势转化为商业投资，这使他们倍感农业经营的重要性，采取农商结合的多元化资源配置方式，大致就是“力农致富，经商发家”，“从末尽财，以本守之”，体现了陕西农民农商兼营、农与贾交相支撑互相转化的人生策划。这是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农业耕作辛苦，又因靠天吃饭而丰收难料，加之官府的横征暴敛，“任是山深更深处，亦应无计逃征徭”，单纯靠农业很难富起来。经商虽然赚钱较易，但背井离乡，风餐露宿，又因商海风险不测，贫富不定，富贵无常，加之官府的勒索暴征，单靠商业也很难富得长久。这便使得他们只能把农业和商业捆绑在一起，实行农商兼营的多元化经营模式，以赚取“农商兼利”的双赢利润。他们既力农又经商，力农为经商提供物质保证，经商为力农提供资金支持。农民进城经商转化为商人，商人携资归乡又转化为农人，依靠地租商利的双重利润，谋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托畎亩鱼盐海市……儒与贾胤能带耕而神运也”。①在明清时期，大多数陕西商人都走的是这条农商兼营的发展道路。潼关商人刘逊若，“日与诸兄弟经营度日，兄弟三人，或生理，或耕作，狼狈相顾”。户县商人张鉴堂：
世居邑北大王镇，家道中落时，一椽风雨，数亩先畴，君常作小贾，珠积层累，稍有盈余，即恢畎亩。迨后转白圭，计然数，由小贾为中贾，而家渐饶裕，居近于廛，出则为商，入则耕课。②
典型地反映了陕西商人的一般形态。潼关师世卿“督耕之余，兼事服贾”，申玉林“出外贸易，留氏在家，申早逝，年仅三十八岁，遂令长子务农，以糊一家之口；次子贸易，以继申公之业；三子赶脚，以供一日之用，日积月累，家景乃称之小康焉”③。
这种农业兼营的多元化经营模式，虽然增强了农民对市场风险和官府暴敛的抵御能力，但却最终无法完成农业与商业的剥离，使商业无法彻底分离农业中的自然经济，造成双方都最终无法完成市场化的历史悲剧，形成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历史结局。
第二，陕西商人是农民进城经商，一方面他们无法割断与黄土地之间的亲情联系；另一方面经商既要面对市场风云变幻的风险，又要面对官府需索暴征的骚扰，还有盗贼悍匪之忧，抛妻别子之愁。有人写《劝人行乐》诉说商人的苦况是：
“逸而常少，劳者常多，安舆出门，东听行情，西看市面，至日哺尤不得闲在”。为伙计者“为人作伙，朝背牌门，暮盘弄钱，至深夜犹不成寐。”④说明商人是“金多而事烦”，伙计是“业卑而自劝”，都不是好营生。清代诗人张应昌《估客苦行》，更从各个方面描绘了经商的艰难，其诗曰：
昨日泊舟枫林下，左右舳舻尽商贾。
见彼哽咽当风餐，为言作客江湖难。
江湖近年多盗贼，布衣夜脱安可得。
微贱鬻贵虽不贫，风波万里真辛苦。
更逢当天多暴吏，欲浚锱铢加重罪。
可怜熏黑不开关，苦守巨浪危樯间。⑤
在这种情况下，经商业贾远不如购地出租，坐收地租之利来得安然而保险。因为赁地出租既无盗贼之忧，又无水火之愁，而且常新不旧，剥削无量。因此，大多数陕西商人经商赚钱后，将大量商业利润转化为土地投资，携资归乡，求田问舍。因此，购买土地，置办田亩是陕西商人资本的一般出路。在我们掌握的陕商个案材料中，几乎没有见到商人不购地的记录。择其要者，如大荔八女井李家经营盐井、布店发家后，在八女井购买土地近万亩，使八女井镇周边的土地几乎都是他家的，仅他们家的墓地就占地20余亩，现已被发掘为文化景点。⑥朝邑富商温纪泰，有地万亩以上，他家的耕畜七八百头，邻村的张家堡一村人为温家做牛笼头，成为专业村。每年春耕，他家牛耕地时，比过会都热闹，远近的人们都赶来观看。⑦渭南阳郭镇贺士英家，业钱成富，买下了阳郭镇到县城沿途的土地，使他家人进城都不踩别人家的地。阳郭镇的另一富商姜绪望，买下了邻县蓝田县的大片土地，为此还专门在阳郭镇搞了一个雇募人工的“人市”，专门耕他家的地⑧。渭南板桥常家不仅在本村有地，还在四川金堂县购置了9000余亩地，几乎占到金堂县耕地面积的一半以上。⑨陕西商人把大量商业利润在购买土地中耗散殆尽，而没能转化为再投资，成为阻挠他们把生意做强做大的最主要障碍性因素。而且商业利润向土地投资的转化，无端扣除了农业生产技术的投资总量，使陕商向近代化工业投资乏力，成为陕西商人无法走向近代化的根本原因。陕西商人的原始投资，通过力农致富从农村中来，又通过购买土地回归到农村中去，是陕西商人五百年没能够走出的怪圈和历史宿命。这是陕西商人在手工劳动农业生产技术条件下眼光狭隘、观念保守农民心态的天然流露，也是内陆商帮无法跨越的心理底线。因为他们背向海洋，只见山不见水，无法触摸近代化的曙光，谁让他们是进城经商的农民呢!
第三，陕西商人是农民进城经商，他们身上流淌着几千年自然经济的血液，不可能一朝转换。百年的商海奔腾，使他们对货币的神奇作用有更进一步深刻的认识，而商海贫富不定、富贵无常的风险又进一步增加他们的不安全意识，加之他们活动的时代尚不具备进行大规模工业投资的条件(1867年陕西商帮解体后，中国人向工业投资尚处于洋人在华企业中附股搭伴的萌芽时期)。因此，陕西商人从他们早年窖藏粮食以备歉年的习惯出发，将大量商业利润转化为窖藏银两，使其从流通手段转化为贮藏货币，退出了运动和流通，这是促成陕西商人衰落的又一重要原因。
陕西商人活动的时代正是世界贸易领域白银东来，大量外国白银潮水般涌向中国的时候。有人统计从1540—1644年的一百多年间，从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达7500吨，1570—1644年从美洲流入中国的白银12620吨。⑩而陕商一手创办的西北地区市场网络体系，每年的“走镖”之期，从西北各地流入陕西泾阳、三原的白银就有2000万—3000万两之巨，(11)占到清朝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这些银两主要落到了陕商手中。陕西渭南孝义镇赵家，一次从四川运回的银子，挑银的担子足足排了八里路长，后来银子太多了，搬不完，干脆埋到连襟乔家的地里。所以当地有一句民谣叫做“孝义的银子，赤水的蚊子”。同时，臣额金属货币的流通，冲击着人们自然经济的观念，使人们产生货币拜物教及其拜物教观念。明清小说《常言道》中有一首《咏钱》诗将这种拜物教观念描述得淋漓尽致：
一家过活富贵如何，有钱时骨肉团圆，没钱时东西散伙；有钱时醉膏粱，没钱时担饥饿；有钱时曳轻裘，没钱时茅檐下卧；这壁厢妖童季女拥笙歌，那壁厢凄风苦雨两人一个，要我来不要我。(12)
而商人在封建社会是最有钱又最爱钱的阶级。商人对金钱的体验比一般社会阶层更为真切，尤其是从农民转化为商人的陕西商人更是嗜钱如命，明清小说《蜂申报》中描写商人段老陕“放银子，顺便做兑换生意”只讲钱财，平生一文无舍。后被人诬陷，拘禁下狱，狱卒索钱，段老陕以财为命，宁死受刑，百般私刑俱已受过，也只肯出十两银子。(13)在这种心理状况下，陕西商人将大量商业利润窖藏起来，许多陕西商人家中都有藏银的银窖。大荔八女井李家，是陕西巨富，他们家一门五房均有银窖，陕甘回民起义期间，清将多隆多一次从他家银窖中搬出的银子就有上千两之多。大荔富商温纪泰，有良田万顷，其母心中不悦，认为光有土地没有银两，不算富翁。温纪泰将其母引到他家藏银的地窖前，让他妈看里边藏着的千两白银，并说这样的银窖家中还有好几个。其母听说后，心中大悦，当场笑死在银窖前。(14)陕甘回民起义期间，起义军围攻孝义镇，赵家当家人命将窖藏的银子朝外砸，回民义军赶着拾银子，才保住了孝义镇。户县秦渡镇亦是如此，也是将大块的银锭朝外抛，才缓解了义军的进攻，足见陕商藏银之巨。
陕西商人将大量白银窖藏起来，而没有转化为继续投资，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利润增值的速度，成为陕西商人的一个致命弱点。资本家与守财奴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资本家懂得货币在运动中增值的道理，而守财奴则一味地窖藏货币。因此，陕西商人终究是个守财奴。从农民蜕变为近代商人是一个多么艰难的灵魂再造过程阿!不换脑筋的陕西商人，终究还不过是一个农民。
第四，陕西商人是农民进城经商，他们虽然创造了“合伙制”新型的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并依靠这个模式保证了他们事业五百年的辉煌。但是“合伙制”下“两权分离”的经营模式，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财东(即出资人)乡居，从体制上阻挠了陕西商人向近代化的转变。在“合伙制”体制下，财东(也是股东)只投资不经营，而由他所聘任的掌柜，只经营不投资。财东投资无限而经营有限，掌柜经营无限而责任有限。因而，财东只坐享盈利而不事经营，“只有满天飞的掌柜，没有满天飞的东家”，这便使得财东大多居住在农村，因为财东们最初是力农致富起家的，他们发家后求田问舍、盖房建院又多在农村，“长安居大不易”的千年古训，使他们在比较成本最优的经济规律下，选择了农村居住地。对此，清代文人张英《归田琐记》中的一段话，道出了陕西商人的心声：
人家富贵……有二三千金之产，方能居城，蓋薪炭蔬菜鸡彘鱼虾醋醢之属，亲戚人情应酬宴会之事，种种皆取之于钱……乡居则可以课耕数亩，其租倍人，可以供八口，鸡彘畜之于栅，蔬菜畜之于圃，鱼虾畜之于泽，薪炭取之于山。可以经旬累月不用数钱……且山水间优游俯仰，复有自得之乐而无窘迫之忧。(15)
自此陕西商人在普遍采取“东西制”经营体制下，财东多乡居。如渭南孝义镇的严、赵、柳、詹，渭南阳郭镇的姜、贺、李、刘，朝邑八女井的李、赵以及泾阳的刘、孟、姚、于这些富室巨户，其店铺字号遍布陕、甘、川、鄂、豫、楚各地，但其东家均为乡居，不离本土，《清实录》中说，“其籍隶山西、陕西、安徽等省之商人，所有营运等事系交商伙代办，本商多在原籍居住”。(16)这种财东乡居，经商于外地的经营形态，正是“力农致富，以末尽财，以农守之”致富模式的典型反映。充分表现了陕西商人经商不离乡、经商不离土的浓厚乡土观念和关中人对黄土地的亲和依恋之情。
商人乡居，一方面为商人将商业利润转化为土地投资提供了便利条件。因为财东乡居必然以在原籍广置田产为生存基础，形成了堡寨为核心的土围子，并为商人喜藏银两提供了自然基础。另一方面，财东乡居，必然使大量商业利润流回农村，并在奢侈性消费中耗散殆尽，斩断了它们流向工商投资的道路。同时，财东乡居，对外面的世界信息不通，又阻隔了商人与市场的联系，使他们更多、更容易向农民阶层流动，更多转化为富农，而不可能转化为“市民”，失去了与近代化接轨的历史机遇。
由此可见，陕西商人所依托的八百里秦川这块厚重的黄土地，既成就了陕西商人五百年贸易经商的宏图大业，又种下了陕西商人过早解体衰亡的悲剧性种子，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成败哀怨黄土地。
① 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11。
② 光绪《潼关县志》卷2。
③ 光绪《潼关县志》卷2。
④ 《申报》，1972年12月7日。
⑤ 张应昌：《清诗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卷25。
⑥ 《大荔李氏家族陵墓》，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212页。
⑦ 马长寿：《陕甘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页。
⑧ 贺志云：《清末民初关中的几家富户》，《西安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151—152页。
⑨ 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4页。
⑩ 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新视角》，《新华文摘》2004年第18期。
(11) 刘迈：《西安围城诗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页。
(12) 落魄道人：《常言道》，光绪元年得成堂刻本，卷25。
(13) 邱绍雄：《中国商贾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
(14) 马长寿：《陕甘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216页。
(15) 张英：《归田琐记》卷2。
(16) 《清高宗实录》卷1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