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皆因泥塑成
陕西沃土千里，厥土黄壤，土脉纵横，高原兀立的自然风貌，羽化了秦人质本天成，厚重不阿的“泥性子人”本色性格。这种“泥性子人”本色性格，一方面使陕西人博大劲直，诚信阳刚，富有高原兀立的坚强性格。但又造成了陕西人性朴心实、不善变通、木讷缺智的性格缺憾。这种性格缺憾表现在商业经营中，就是生、楞、蹭、倔。
生，是说陕西人做事博劲刚直，不计成本，不计后果。清代陕西商人在四川自贡投资井盐，有一陕商王姓老五，在做下节时携带银两耗尽尚未打出盐卤，便将盐井托付给自贡有名的富商大户王郎云，自己回陕聚集资本。当年自贡流传着的一句民谣就是“你不姓王，你不姓李，老子不怕你”。这个“王”就是自流井一霸王郎云。王姓陕商归陕后，王郎云将废井转租他人，不久便打出盐卤。待陕商王老五携银归来，盐井已转手易主。王姓陕商见状，二话没说，背起银子就朝四川总督处跑，指名道姓专买富顺县令(自流井当时归富顺县管辖)，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王郎云拘捕下狱。过堂时，王姓陕商问王郎云：“你服不服。别人怕你，我老陕不怕你。”王郎云无奈，只好将原井退还。这件事可见陕西商人做事“生整”的刚劲性格。①
生，还表现在陕西商人做事的好大喜功，财大气粗。陕西为十三朝皇都的首善之区，长期的区位优势，形成了陕西人豪迈不羁的狂放性格，做事以我为主，豪气冲天，说话冷语伤人，不查自省。清代乾隆年间，在苏州做草帽辫生意的陕西商人，就是因为生意火暴而财大气盛，豪言大语，引起了苏州商人的反感，他们便串通散布谣言，说陕西商人靠发放草帽串通结党，图谋造反，诱使官府将在苏州的陕商全部逮捕下狱，后因搬动乾隆心腹李锦告知乾隆帝真相，在乾隆帝的直接过问下，才平了冤狱。②以致后来修苏州陕西会馆时，会馆碑记中专门就此事进行了检讨。其碑记曰：
吾乡土厚水深，风淳俗厚，人多质直慷爽，词无旁枝，意所不可，不难面折人诽……然局于闻见，斤斤自好，不可振拔者亦所时有。③
明末清初，陕西商人以汉族正统自居，反清复明，从扬州撤资入川，积蓄力量，在自贡建“西秦会馆”，专门竖一反清的藏头匾额，并在会馆门前设茶馆，只要说声“反清”，即举杯取饮，分文不取。这在清初的政治高压下，是很不明智的举动。④同时，在会馆修造上，陕西商人更是大手笔，一抛千金，在所不辞，动辄耗银成千上万，由于四川“会馆最多数陕西”，四川人对陕西商人挥金如土的做派不理解，便写《竹枝词》讽刺陕西商人是：
争修会馆斗奢华，
不惜金银亿万花。
新样翻来嫌旧样，
落成时节付僧家。⑤
而汉口的土著人对陕商修建会馆花钱若流水的现象亦不理解，他们写《竹枝词》讽刺得更为直白：
赀财千万作灰扬，
富客豪商气不狂。
九九归原谁受累，
大道东主是西帮。⑥
生，更是说陕西人大手大脚，简单粗犷，不拘细节。陕西土脉纵横，沃野千里，高山耸立，天宽地阔的自然风貌，造成秦人做事大手大脚、粗枝大叶的人生性格，缺乏从事商品经济应有的细致周全、缜密思维。如陕西耀县陈炉镇，出产“耀瓷”从宋代起已是闻名全国的四大名瓷之一。但进入明清之后，由于烧制的瓷件技术粗劣，着釉不全，所产“耀瓷老碗”半釉半陶，质量粗劣不精，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陕西商人孙豹人，早年因家穷，赴扬州为盐商，三年之中，三致千金。一日过扬州城门，忽发奇想，“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如不摘取官印如斗大，何不闭门读书”，遂将金银散尽。在扬州董相祠租屋读书，成为著名诗人。但因失去生活来源，最后活活饿死在三原县城内。⑦武功商人康海扬州致富后，酷爱秦音，弹一手好琵琶，被称为“琵琶圣手”。一次在扬州焦山演奏，倾倒众人，后人将焦山改为“康山”。但因沉溺戏曲，惮于经营，生意失败，死后家徒四壁，仅留乐器300余件。⑧
楞，陕西苍山峙立，高原纵横，雄关环抱，水土妖夷的自然风貌，造就了秦人质本天成，骨耿成性的性格特点，使陕西人说话直来直去，做事简单明快，脾性倔强坚毅，长期以来被国人称为“陕西楞娃”。清代即有谚曰：“南方出相，北方出将，陕西楞娃排两行。”
楞，表现在商业经营上就是语言简略，干脆硬正，不拖泥带水。由于陕西人是喝烧酒、吃泡馍、吼秦腔长大的，因此说起话来粗喉咙大嗓门，像吵架一样。如陕西人请人吃饭，主人端着碗往客人怀里一塞，“吃”，如客人客气地说“我吃过了”，主人就会把眼珠子一瞪：“你这人，嫌啥?”这就是陕西人的语气。再譬如做生意，如果客人在店铺挑挑拣拣而不购买，陕西商人会不耐烦地说“你买不买，不买就出去，不要耽误我做生意”，这就是陕西人的经营方式。乾隆年间，御史赵钧彤出使西安城，路过西安，最大的感觉是陕西商人“语言粗陋，不识文断字”，⑨而这正是违背了“和气生财”的从商规律。清代有一首《劝作买卖》的“醒世词”将和气生财的生意经描写得细腻周全，陕西人极值一读。其词曰：
买卖发财是什么?见人时一团和气，就是王八也让坐呀。迎面笑呵呵，张口叫哥哥，装烟倒茶要热和；若逢购顾买货，急忙躬身拿过。贴实讲价莫诓多，见得方可出脱，休要钻到牛角。纵在童婆，也罔欺瞒暗张罗；无嫌利而薄，只要卖得多，卖得多来把财发，切莫学盐当看天不答，金主也看不上他眼窝。诡作无实靠不着，一心常想欺瞒客，歹货顶好货，见利渴过十分还嫌薄。虽然赚利大得多，怎知顾主不来何，终日寂寞。却省得迎人啰嗦。愁只愁停货无利，将本钱日日消磨。东家问他把本夺，伙计与你不合伙，只落得忍饥挨饿。⑩
楞，在商业经营上还表现为心沉自负，不喜交往，独往独来，不抱团合作。陕西数千年个体农业的生产方式，“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造成陕西人独立自负、互不服气的脾性。他们虽然表面上纯朴木讷、寡言少语而心中却活泛多计，老练狡黠。正如“陕西八大怪”中所说的那样“陕西人心中沉得太”。这种心沉自负的心理积淀，使陕西人做生意很难长久合作，只能创业于前，而不能守成于后，多少陕西商人做生意皆因“窝里斗”而拆阅赔本。陕西渭南信义富商大户焦家，其创始人焦荣栋、焦耀栋兄弟二人早年均在陕西岐山马家在四川办的“金盏号”谋生，荣栋为金盏号总管，耀栋为分号经理。有一年荣栋让耀栋故意超假不归，按号规将其开除，众伙计劝阻无计，只好凑本钱让耀栋出柜，另立商号。这正中两兄弟下怀，后荣栋利用总管职权，将马家资本不断转向自家商号，迅速发达起来。(11)三原商人李忠业与同乡王进才、李四喜合伙在龙驹寨开设“盛新”布行，创业之初业务蒸蒸日上，仅存布的榻房就占了丹凤县城半条街，人称大掌柜李忠业为“李半街”，几年后第一次“开股”三家各分红利2500余两。但日后生僚，另二位股东怀疑李忠业多吃多占，要求拆股，官司打到陕西藩台处，在官府干预下资金三三分账，分手散伙，多年艰辛开创的大好经营局面付之东流。(12)这种心存不爽、内讧拆股的事情，在陕西商人的经营史上所在多有，成为制约陕商发展的重要因素。
楞，在商业经营上更多表现为大胆任性，不计后果，常有惊人之举。陕西土厚风刚的自然条件，使秦人生存不易，“其生也艰”，这种艰难世事消磨了秦人的生活勇气，使秦人形成“轻生重死”的生命价值取向，做事任性自我，常常不惜性命，做惊人之举。长安商人杜子春，世代在扬州做盐商，曾积累了“万万贯家私，千千顷田地”，后来便大肆挥霍，在扬州建造楼台庭院，置买歌儿舞女，结果落得个“金银散尽，囤盐卖光，衣服凋敝，来粮大缺”的下场。(13)大荔许多商人，经商发家后，生活奢华“街巷车马粼粼，往来如织，一剧场幕车辄数十辆，市商一饭动费七八千钱，流而不返”。(14)更有甚者，三原富商李永皋从扬州归故里，大宴宾客，结果“胃益弱，竟不食而死”(15)，活活撑死了，这就是陕西商人的“楞娃”形象。
蹭，陕西临悠崖，荡河赡，风刚土厚，水深泉庞的生态环境，造成秦人刚正不阿、耿直暴烈、率直天然的性格特点。这种性格特点在商业经营上的表现就是思维线性，简单平面，不留余地，令别人难以合作。
蹭，首先表现在陕西人做事简单爽快，害怕麻烦，说话斩钉截铁，不留余地。陕西人做生意常常是“人硬、货硬、脾气硬”，前两者尚符合经商规律，而“脾气硬”却是陕商的弱点。苏州《新修陕西会馆碑记》就有批评陕西商人是“词无旁枝，不侵为然诺，意所不可，不难面折人非”，意即陕西人说话心直口快，容易伤人，遇有不爽，即刻指正，不给人留有情面，使人很难合作。商业谈判，成则一拍即合，不成即抬脚走人，不会圆润斡旋，多方磨合，无端丢失了许多商业机会。
蹭，还表现在陕西人自重自我，不修边幅，不注重自身形象和商业宣传。陕西土厚风刚的自然条件，造成秦人厚重质直、不事张扬的性格特点，做生意抱定一个“货硬”“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蜘蛛商法”，等客上门，而不善商业宣传，多方传达市场信息。加之秦人生活简约，不修边幅，不注重个人形象。客商湖北的陕西商人穿皮袄，吃葱蒜，被当地人称为“老西”或“侉子”，有湖北《竹枝词》形容陕西商人的形象是：
高底馕鞋踩烂泥，
羊头袍子脚跟齐。
冲人一阵葱椒气，
不待闻声知老西。(16)
在四川经商的陕西商人是戴瓜皮帽，背钱搭子，眼光狡黠，一副“奸商”形象，被当地蔑称为“老陕”，四川有一首民谣叫“豆腐老陕狗，走尽天下有”。有一首《四川竹枝词》形容陕西人是：
核桃柿饼与花椒，
文县人来赶岁朝。
叫喊闻声知老陕，
几回争价不相饶。(17)
倔，陕西自秦代以来五方杂处，风俗不纯，千余年来与西北游牧少数民族杂处，陕西人身上流着西北游牧民族的血液。加之陕西高原横亘，天宽地宽，一望无垠，这些人文自然风貌造成陕西人粗犷豪爽、坚毅果敢、激昂不羁的性格，做事常常一根筋，一条道跑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而且认死理，一旦上火犯犟，七八头牛都拉不回来。
倔，表现在商业经营上就是认死理，不灵活，不会随行就市，灵巧多变。在市场经济下，“言不二价”是对的，但言不二价并不等于不随行就市，“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体现了商业的灵活性。而陕西人做生意常常不会讨价还价，价格一定即死。而且认死道理，呆板不变，善于抬死杠，常常容易丢掉许多上门的商机。陕西布商师从政，在苏州做棉布生意，有一天几个陕西布商扎堆在一起抬杠，有知情人告诉他们有一客户需要大批棉布，但此人不善交际，谁也很难挣到这笔钱，几个布商在一起为此事争得面红耳赤，莫衷一是。这就是陕商坐而论道的脾性。唯独师从政，因口吃“在稠人中终日不吐一词”不善抬杠，只在一旁静听，然后携布前往，众人皆抚掌大笑，言其笨也。不久师从政持金归来，众人皆愕然。(18)
倔，在商业经营上还表现为自以为是，一条道走到黑，见了黄河都不落泪。陕西三原商人王洵，少时为诸生，习知盐法掌故，于赀繁殖不屑顾也。长期不得志，有官府中人劝其纳粟中盐，经商致富。王洵曰：“我为孝廉子，岂能沦为赀郎邪”，终生穷困潦倒。(19)三原商人秦四器，祖业盐扬州，万历四十六年(1618)考中举人，授山东郯县知县，赴任途中，斧资皆尽，乃归扬州，至其家见积盐处变为累塚，人劝四器复其祖业，四器曰“君子当拼骼埋胔，而怎能靠业盐发家”，置之不问。(20)长安杜陵商人张迈，少家道中衰，乃秉父命经商，不数年足迹遍天下，“关中言贾者皆出公下矣”，但张迈却不惮厚利，而仅取其足，曰“苟可以给日用，则生道所关，夫何以厚为哉”；泾阳商人刘君，“贾之久，乃叹曰：‘夫当羡非有份页，人生不住与寒饿已矣，独奈何役之不休’遂罢归辞田园”，眼睁睁放弃商业发展的大好时机。(21)
综上所述，可见陕西农耕经济所产生的本土文化，包含许多阻碍陕西商人将生意做强做大的限制性因素，用《新修陕西会馆碑记》的话说就是“仅仅自好，不可振拔者亦所时有”。这些思想文化层面上的惰性因素是造成陕西商帮过早解体的内在原因。
① 樵斧：《自流井》，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集，第75页。
② 石锦：《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研究》，台湾李敖出版社1990年版，第166页。
③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1页。
④ 赵逵：《川盐古道》，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5页。
⑤ 雷梦水：《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五册，第3129页。
⑥ 雷梦水：《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四册，第2641页。
⑦ 李刚：《李刚话陕商》，三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页。
⑧ 康海：《康对山文集》卷5。
⑨ 赵钧彤：《西行日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7页。
⑩ 李刚：《陕西商帮十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84页。
(11) 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4页。
(12) 《秦中官报》光绪十四年。
(13) 冯梦龙：《醒世恒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回。
(14) 光绪《大荔县志》卷4“风俗”。
(15) 张原：《黄花集》卷5。
(16)(17) 雷梦水：《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五册，第3255、3202页。
(18) 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11。
(19) 《两淮盐法志》卷24。
(20) 乾隆《三原新志》卷2。
(21) 李刚：《陕西商帮十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3页。
生，是说陕西人做事博劲刚直，不计成本，不计后果。清代陕西商人在四川自贡投资井盐，有一陕商王姓老五，在做下节时携带银两耗尽尚未打出盐卤，便将盐井托付给自贡有名的富商大户王郎云，自己回陕聚集资本。当年自贡流传着的一句民谣就是“你不姓王，你不姓李，老子不怕你”。这个“王”就是自流井一霸王郎云。王姓陕商归陕后，王郎云将废井转租他人，不久便打出盐卤。待陕商王老五携银归来，盐井已转手易主。王姓陕商见状，二话没说，背起银子就朝四川总督处跑，指名道姓专买富顺县令(自流井当时归富顺县管辖)，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王郎云拘捕下狱。过堂时，王姓陕商问王郎云：“你服不服。别人怕你，我老陕不怕你。”王郎云无奈，只好将原井退还。这件事可见陕西商人做事“生整”的刚劲性格。①
生，还表现在陕西商人做事的好大喜功，财大气粗。陕西为十三朝皇都的首善之区，长期的区位优势，形成了陕西人豪迈不羁的狂放性格，做事以我为主，豪气冲天，说话冷语伤人，不查自省。清代乾隆年间，在苏州做草帽辫生意的陕西商人，就是因为生意火暴而财大气盛，豪言大语，引起了苏州商人的反感，他们便串通散布谣言，说陕西商人靠发放草帽串通结党，图谋造反，诱使官府将在苏州的陕商全部逮捕下狱，后因搬动乾隆心腹李锦告知乾隆帝真相，在乾隆帝的直接过问下，才平了冤狱。②以致后来修苏州陕西会馆时，会馆碑记中专门就此事进行了检讨。其碑记曰：
吾乡土厚水深，风淳俗厚，人多质直慷爽，词无旁枝，意所不可，不难面折人诽……然局于闻见，斤斤自好，不可振拔者亦所时有。③
明末清初，陕西商人以汉族正统自居，反清复明，从扬州撤资入川，积蓄力量，在自贡建“西秦会馆”，专门竖一反清的藏头匾额，并在会馆门前设茶馆，只要说声“反清”，即举杯取饮，分文不取。这在清初的政治高压下，是很不明智的举动。④同时，在会馆修造上，陕西商人更是大手笔，一抛千金，在所不辞，动辄耗银成千上万，由于四川“会馆最多数陕西”，四川人对陕西商人挥金如土的做派不理解，便写《竹枝词》讽刺陕西商人是：
争修会馆斗奢华，
不惜金银亿万花。
新样翻来嫌旧样，
落成时节付僧家。⑤
而汉口的土著人对陕商修建会馆花钱若流水的现象亦不理解，他们写《竹枝词》讽刺得更为直白：
赀财千万作灰扬，
富客豪商气不狂。
九九归原谁受累，
大道东主是西帮。⑥
生，更是说陕西人大手大脚，简单粗犷，不拘细节。陕西土脉纵横，沃野千里，高山耸立，天宽地阔的自然风貌，造成秦人做事大手大脚、粗枝大叶的人生性格，缺乏从事商品经济应有的细致周全、缜密思维。如陕西耀县陈炉镇，出产“耀瓷”从宋代起已是闻名全国的四大名瓷之一。但进入明清之后，由于烧制的瓷件技术粗劣，着釉不全，所产“耀瓷老碗”半釉半陶，质量粗劣不精，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陕西商人孙豹人，早年因家穷，赴扬州为盐商，三年之中，三致千金。一日过扬州城门，忽发奇想，“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如不摘取官印如斗大，何不闭门读书”，遂将金银散尽。在扬州董相祠租屋读书，成为著名诗人。但因失去生活来源，最后活活饿死在三原县城内。⑦武功商人康海扬州致富后，酷爱秦音，弹一手好琵琶，被称为“琵琶圣手”。一次在扬州焦山演奏，倾倒众人，后人将焦山改为“康山”。但因沉溺戏曲，惮于经营，生意失败，死后家徒四壁，仅留乐器300余件。⑧
楞，陕西苍山峙立，高原纵横，雄关环抱，水土妖夷的自然风貌，造就了秦人质本天成，骨耿成性的性格特点，使陕西人说话直来直去，做事简单明快，脾性倔强坚毅，长期以来被国人称为“陕西楞娃”。清代即有谚曰：“南方出相，北方出将，陕西楞娃排两行。”
楞，表现在商业经营上就是语言简略，干脆硬正，不拖泥带水。由于陕西人是喝烧酒、吃泡馍、吼秦腔长大的，因此说起话来粗喉咙大嗓门，像吵架一样。如陕西人请人吃饭，主人端着碗往客人怀里一塞，“吃”，如客人客气地说“我吃过了”，主人就会把眼珠子一瞪：“你这人，嫌啥?”这就是陕西人的语气。再譬如做生意，如果客人在店铺挑挑拣拣而不购买，陕西商人会不耐烦地说“你买不买，不买就出去，不要耽误我做生意”，这就是陕西人的经营方式。乾隆年间，御史赵钧彤出使西安城，路过西安，最大的感觉是陕西商人“语言粗陋，不识文断字”，⑨而这正是违背了“和气生财”的从商规律。清代有一首《劝作买卖》的“醒世词”将和气生财的生意经描写得细腻周全，陕西人极值一读。其词曰：
买卖发财是什么?见人时一团和气，就是王八也让坐呀。迎面笑呵呵，张口叫哥哥，装烟倒茶要热和；若逢购顾买货，急忙躬身拿过。贴实讲价莫诓多，见得方可出脱，休要钻到牛角。纵在童婆，也罔欺瞒暗张罗；无嫌利而薄，只要卖得多，卖得多来把财发，切莫学盐当看天不答，金主也看不上他眼窝。诡作无实靠不着，一心常想欺瞒客，歹货顶好货，见利渴过十分还嫌薄。虽然赚利大得多，怎知顾主不来何，终日寂寞。却省得迎人啰嗦。愁只愁停货无利，将本钱日日消磨。东家问他把本夺，伙计与你不合伙，只落得忍饥挨饿。⑩
楞，在商业经营上还表现为心沉自负，不喜交往，独往独来，不抱团合作。陕西数千年个体农业的生产方式，“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造成陕西人独立自负、互不服气的脾性。他们虽然表面上纯朴木讷、寡言少语而心中却活泛多计，老练狡黠。正如“陕西八大怪”中所说的那样“陕西人心中沉得太”。这种心沉自负的心理积淀，使陕西人做生意很难长久合作，只能创业于前，而不能守成于后，多少陕西商人做生意皆因“窝里斗”而拆阅赔本。陕西渭南信义富商大户焦家，其创始人焦荣栋、焦耀栋兄弟二人早年均在陕西岐山马家在四川办的“金盏号”谋生，荣栋为金盏号总管，耀栋为分号经理。有一年荣栋让耀栋故意超假不归，按号规将其开除，众伙计劝阻无计，只好凑本钱让耀栋出柜，另立商号。这正中两兄弟下怀，后荣栋利用总管职权，将马家资本不断转向自家商号，迅速发达起来。(11)三原商人李忠业与同乡王进才、李四喜合伙在龙驹寨开设“盛新”布行，创业之初业务蒸蒸日上，仅存布的榻房就占了丹凤县城半条街，人称大掌柜李忠业为“李半街”，几年后第一次“开股”三家各分红利2500余两。但日后生僚，另二位股东怀疑李忠业多吃多占，要求拆股，官司打到陕西藩台处，在官府干预下资金三三分账，分手散伙，多年艰辛开创的大好经营局面付之东流。(12)这种心存不爽、内讧拆股的事情，在陕西商人的经营史上所在多有，成为制约陕商发展的重要因素。
楞，在商业经营上更多表现为大胆任性，不计后果，常有惊人之举。陕西土厚风刚的自然条件，使秦人生存不易，“其生也艰”，这种艰难世事消磨了秦人的生活勇气，使秦人形成“轻生重死”的生命价值取向，做事任性自我，常常不惜性命，做惊人之举。长安商人杜子春，世代在扬州做盐商，曾积累了“万万贯家私，千千顷田地”，后来便大肆挥霍，在扬州建造楼台庭院，置买歌儿舞女，结果落得个“金银散尽，囤盐卖光，衣服凋敝，来粮大缺”的下场。(13)大荔许多商人，经商发家后，生活奢华“街巷车马粼粼，往来如织，一剧场幕车辄数十辆，市商一饭动费七八千钱，流而不返”。(14)更有甚者，三原富商李永皋从扬州归故里，大宴宾客，结果“胃益弱，竟不食而死”(15)，活活撑死了，这就是陕西商人的“楞娃”形象。
蹭，陕西临悠崖，荡河赡，风刚土厚，水深泉庞的生态环境，造成秦人刚正不阿、耿直暴烈、率直天然的性格特点。这种性格特点在商业经营上的表现就是思维线性，简单平面，不留余地，令别人难以合作。
蹭，首先表现在陕西人做事简单爽快，害怕麻烦，说话斩钉截铁，不留余地。陕西人做生意常常是“人硬、货硬、脾气硬”，前两者尚符合经商规律，而“脾气硬”却是陕商的弱点。苏州《新修陕西会馆碑记》就有批评陕西商人是“词无旁枝，不侵为然诺，意所不可，不难面折人非”，意即陕西人说话心直口快，容易伤人，遇有不爽，即刻指正，不给人留有情面，使人很难合作。商业谈判，成则一拍即合，不成即抬脚走人，不会圆润斡旋，多方磨合，无端丢失了许多商业机会。
蹭，还表现在陕西人自重自我，不修边幅，不注重自身形象和商业宣传。陕西土厚风刚的自然条件，造成秦人厚重质直、不事张扬的性格特点，做生意抱定一个“货硬”“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蜘蛛商法”，等客上门，而不善商业宣传，多方传达市场信息。加之秦人生活简约，不修边幅，不注重个人形象。客商湖北的陕西商人穿皮袄，吃葱蒜，被当地人称为“老西”或“侉子”，有湖北《竹枝词》形容陕西商人的形象是：
高底馕鞋踩烂泥，
羊头袍子脚跟齐。
冲人一阵葱椒气，
不待闻声知老西。(16)
在四川经商的陕西商人是戴瓜皮帽，背钱搭子，眼光狡黠，一副“奸商”形象，被当地蔑称为“老陕”，四川有一首民谣叫“豆腐老陕狗，走尽天下有”。有一首《四川竹枝词》形容陕西人是：
核桃柿饼与花椒，
文县人来赶岁朝。
叫喊闻声知老陕，
几回争价不相饶。(17)
倔，陕西自秦代以来五方杂处，风俗不纯，千余年来与西北游牧少数民族杂处，陕西人身上流着西北游牧民族的血液。加之陕西高原横亘，天宽地宽，一望无垠，这些人文自然风貌造成陕西人粗犷豪爽、坚毅果敢、激昂不羁的性格，做事常常一根筋，一条道跑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而且认死理，一旦上火犯犟，七八头牛都拉不回来。
倔，表现在商业经营上就是认死理，不灵活，不会随行就市，灵巧多变。在市场经济下，“言不二价”是对的，但言不二价并不等于不随行就市，“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体现了商业的灵活性。而陕西人做生意常常不会讨价还价，价格一定即死。而且认死道理，呆板不变，善于抬死杠，常常容易丢掉许多上门的商机。陕西布商师从政，在苏州做棉布生意，有一天几个陕西布商扎堆在一起抬杠，有知情人告诉他们有一客户需要大批棉布，但此人不善交际，谁也很难挣到这笔钱，几个布商在一起为此事争得面红耳赤，莫衷一是。这就是陕商坐而论道的脾性。唯独师从政，因口吃“在稠人中终日不吐一词”不善抬杠，只在一旁静听，然后携布前往，众人皆抚掌大笑，言其笨也。不久师从政持金归来，众人皆愕然。(18)
倔，在商业经营上还表现为自以为是，一条道走到黑，见了黄河都不落泪。陕西三原商人王洵，少时为诸生，习知盐法掌故，于赀繁殖不屑顾也。长期不得志，有官府中人劝其纳粟中盐，经商致富。王洵曰：“我为孝廉子，岂能沦为赀郎邪”，终生穷困潦倒。(19)三原商人秦四器，祖业盐扬州，万历四十六年(1618)考中举人，授山东郯县知县，赴任途中，斧资皆尽，乃归扬州，至其家见积盐处变为累塚，人劝四器复其祖业，四器曰“君子当拼骼埋胔，而怎能靠业盐发家”，置之不问。(20)长安杜陵商人张迈，少家道中衰，乃秉父命经商，不数年足迹遍天下，“关中言贾者皆出公下矣”，但张迈却不惮厚利，而仅取其足，曰“苟可以给日用，则生道所关，夫何以厚为哉”；泾阳商人刘君，“贾之久，乃叹曰：‘夫当羡非有份页，人生不住与寒饿已矣，独奈何役之不休’遂罢归辞田园”，眼睁睁放弃商业发展的大好时机。(21)
综上所述，可见陕西农耕经济所产生的本土文化，包含许多阻碍陕西商人将生意做强做大的限制性因素，用《新修陕西会馆碑记》的话说就是“仅仅自好，不可振拔者亦所时有”。这些思想文化层面上的惰性因素是造成陕西商帮过早解体的内在原因。
① 樵斧：《自流井》，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集，第75页。
② 石锦：《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研究》，台湾李敖出版社1990年版，第166页。
③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1页。
④ 赵逵：《川盐古道》，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5页。
⑤ 雷梦水：《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五册，第3129页。
⑥ 雷梦水：《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四册，第2641页。
⑦ 李刚：《李刚话陕商》，三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页。
⑧ 康海：《康对山文集》卷5。
⑨ 赵钧彤：《西行日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7页。
⑩ 李刚：《陕西商帮十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84页。
(11) 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4页。
(12) 《秦中官报》光绪十四年。
(13) 冯梦龙：《醒世恒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回。
(14) 光绪《大荔县志》卷4“风俗”。
(15) 张原：《黄花集》卷5。
(16)(17) 雷梦水：《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五册，第3255、3202页。
(18) 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11。
(19) 《两淮盐法志》卷24。
(20) 乾隆《三原新志》卷2。
(21) 李刚：《陕西商帮十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