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回民起了义
如果说农民意识、黄土心态、四合院情结是导致陕西商帮过早衰落解体的内在原因的话，那么1867年的陕甘回民起义和随之而来的清军搜刮掠抢是造成陕西商帮衰落的外在原因。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导致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进一步尖锐化，使近代的陕西成为阶级斗争激烈化地区之一，太平天国革命后期，陈得才、蓝大顺领导的太平军余部与清军周旋割据于陕西，为陕西的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点燃了火种；张宗禹、宋景诗领导的捻军与清军转战于陕北，为陕西农民革命播种了新的希望，使陕西的阶级斗争浪潮一浪高着一浪。而以满族贵族为首的地主阶级民族压迫民族剥削政策，终于导致了同治初年的陕甘回民大起义。在陕甘回民起义的战争中，回民义军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地主阶级及其商人集团，以摧枯拉朽之势对关中各地的富室大户进行了彻底的扫荡，而多隆阿、左宗棠率领百万清兵入陕征剿，数十年来，征粮派饷、捐资助剿及其烧杀抢掠，使陕西数百年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被搜罗殆尽，陕西的元气被剥夺无余，明代以来陕西经济的发展态势到此戛然而止。从此以后，陕西便陷入了长期的经济破坏，战乱不已，灾害频仍，饿殍相属的悲惨境地，直到1949年都基本上没有改变。
同治初年，陕甘回民起义发动于陕西商人最为集中的渭北各县，因此，在回民起义中首先重创的是渭北各县的富商大贾。渭南的孝义镇“士商千家”，“巨室富户甲于天下，严赵两姓家资数百万”。回民起义不久即攻破孝义镇，“家室悉为回所戮”，“藏镪遗资悉为贼有”，兵燹之后“尸横遍野，骨积如山”，“戕焚伤掠不堪矣”①。朝邑八女井李家财东富埒关中，回民围攻李家城垣，“家人初以砖头回击众。砖头完了，在箱里找出元宝抛出”②，八女井被攻破后该镇被夷为平地。华渭起事后，回民义军鼓而西行，横扫关中，“攻城陷邑，变延数年烧杀之惨，秦川八百几无完邑”。而“著名殷实户族罹祸尤为残酷”。如长安的六村堡“著名富足，居民万余”，回民攻六村堡时，“堡民力守数日，火药已尽，仅以沸汤米粥向外浇洒”，后来又“以元宝下掷”，均不能阻止义军的进攻，“堡破，屠战死尽”。③再如三原义军攻陷北关后，“房舍多半焚毁，即绅士男妇……列难者不可枚举”，所幸民军死守“虽孤城无虞，而县旧隶五百余术俱遭残破”，富室大户，俱已破家。④如从明代以来经商四川发家的三原温氏家族，“无论三原本支、丹棱、扶风分支，每家无百金之储，恒产少百金之值”⑤。在泾阳，回众先焚掠南关“戕杀店主广林，次日劫城内富户郭氏”，而后攻克县城，“枕尸籍骸，垒叠如山”，“满镇生灵，一朝骈死，血流成渠，尸堆如邸”，使泾阳百年积累起来的富足，毁于一旦。在礼泉桥北的朱家堡“朱家在礼泉占很多房产，与大地主贺家不差上下，回民烧了朱家的全部住房，朱家从此破产”。在户县炉客集中的牛东村“十室九空，村堡几虚无人”，“村舍寺庙，焚毁一空。至今四十年，萧条尤昔”。⑥在回民起义打击下，朝邑“家道中落者极多”⑦。在合阳，回民起义以来“服贾者穷于兵燹，力农者，于岁荒”⑧。这说明陕甘回民起义首先沉重打击了陕西各县的富商巨贾，使他们数百年贸易通商积累起来的财富被“焚掠殆尽”，“资产尽付兵燹”，处于“家产荡然”⑨的破败境地。
而清军入陕征剿十余年来的征粮派饷，捐资助剿以及陕西商人的重整家园，使陕西商人数百年积累的货币财富被搜罗净尽，资本存量一扫而光，失去了任何捕捉生聚教训机会的能力。陕甘回民起义后，清廷先后派多隆阿、左宗棠率百万大军入陕征剿，用兵十余年，时值多事之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以及西方资本主义趁火打劫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搞得清政府财政困顿，库款空虚，根本无力支付陕甘清军每年900余万两的军费开支。入陕清军的开支主要靠地方协款和就地征调，致使清军为筹措经费而烧杀抢掠掘地以尽，关中的富商大户又首当其冲。如同治初年清军从回民义军手中夺回羌白镇后“尸山积，流血成川……获藏镪数万，尽以犒军”⑩，致使李家从此再难复业。清将黄鼎率“兵勇三百人自三原至泾阳……突入北街抢掠，杀伤数人，登城聚啸……掳金币万余而去”。(11)同时清军“饷难筹办，饬召局委员不时筹借商款”，实行“劝富分输”政策，勒逼各地富商“捐资助剿”。各地富民为保平安只得挖肉取疮，将大量营业资本转化为军费开支，使资本存量耗散无余。如回民义军围攻三原时“各商店捐了八千多两银子，成立‘同德局’……先后曾捐了30多万两”，其中城东刘可奄兄弟“劝本邑富家商铺各输捐，顷刻万两”，一次就捐银90万两，刘映著捐“三万两”，刘权棠捐“二万五千八百两”，刘质慧捐“数万两”，胡历峰出资五万金，才确保了三原东城不被攻破。(12)从此三原富户捐资助剿成为定例，同治初年六月“局款千磬……富绅各出城店资本，共捐钱十一万两”，完全是以运作资本充作军费，其挖肉补疮之态即可窥见。而后为支持清军的转粟运械，又在三原成立“永运局”，“陕商悉趋三原，其取之行商者曰套儿钱，坐贾者曰串底钱，岁入巨万，兵撤后不改其取，而钱无存故”(13)。这种捐资助饷不独三原，各地皆然。回民困凤翔，各商捐输，仅郑素范“家素丰……凤郡围包，独捐银万三千两城守始备”(14)。渭南各富户亦多有输捐，阳郭镇姜家“军饷二万七千两”(15)，西方曲里的焦家“多忠勇公西征，倡议助饷五千金，以八千金筑村堡”(16)。就连远在甘肃庄浪业粮肆的渭南人权允清“以所积粟二千石如数助饷……又捐金五百金以备犒军”(17)。这种以“城店资本”或“所积粮粟”捐资助饷，使陕西商人“新畴已废，旧藏旋空，掠搜既颇，避移无所”(18)，数百年积蓄倾囊而空，再也无力重整家业。
在陕甘回民起义中，陕西兵荒马乱二十余载，“无论富贵贫贱，半死刀兵，半死疫疠，通省既然”(19)，致使贸易东南的陕西商人在“本籍被灾”“家产荡然”的情况下，为解救家乡亲属父老，只得把大量资金抽回故乡，重建家园，成为陕西商人在外省经营迅速萎缩的直接原因。对此《三原新志》有总结说明，其志云“原邑士勤学问，民多商贾……数年不归……乡间自遭兵燹，人不聊生，救死不暇”(20)。一个“救死不暇”，很形象地说明当时旅居外省数年不归的陕西商人的一般动态。如三原温文俊“经营于蜀，同治元年花门之变……全家遇难十余口，庐舍荡然，时公在蜀闻讯，乃返里”(21)。又如大荔李文科“贾于蜀，回叛时，桑梓糜烂，乡人之商子川者，稔知文科忠信，公议集赀举文科携归分给赡家……文科偕数十人携数百金旋里”(22)。这些从外省抽回来的资金又主要用于修造房屋，建构堡寨，在非生产性消费中消耗净尽。如渭南孝义镇就是同治六年(1867)在一片废墟上重建的，“严家、赵家、乔家、柳家……积巨资为本镇经济……卓有贡献”(23)；阳郭镇的姜绪望同治十一年(1872)“捐城工银三千两”(24)；西方曲的堡寨就是该村富商焦荣栋出八千金修筑的，富平庄里镇的城墙为该镇张臻家所捐钱修建。可见同治元年以来，关中战火纷飞，官民互相格杀，临渭泾原韩朝各县“膏脂殷富者早已毁家”，由明代贩运起家的关中富室巨户，莫不因外资耗折，内藏旋磬而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
陕甘回民起义平复后。陕西农村历经十余年浩劫，萧条残破，恢复乏力，一如左宗棠在朝廷报告中所言：“民人空亡大半，牲畜掠食鲜存，种艺既乏壮丁，耕垦亦少牛马，生谷无资，利源遂塞”(25)。在明代边境贸易刺激下发展起来的陕西商品经济停滞败落，“承平之日东来皖豫各贩，以绸缎南杂各货为大宗，川甘东去之商，以水烟药材等物为巨贾”的中西部贸易通商，因乱后陕西“地既残破，富者挚资远去，贫者无力经营，内鲜聚积之人，外少往来之贩”，而陷入“既不能招徕外商，更无人贩运”(26)的困顿境地。在从事中西部贸易通商中兴盛数百载的陕西商帮，因家财毁败，内囊耗尽而富室飘零，相率歇业，“著名如泾阳三原等县，向号商薮……从前各处财富之户，多贸易于东南，自东南用兵，陕省物力既已潜消默耗，又加本籍被灾，资本悉付兵燹”(27)，只落下“家产荡然”“资本荡然”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结局。
① 白寿彝：《回民起义》，神州国光社1956年版，第4册，第61、217页。
②③⑥ 马长寿：《陕甘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1、6、263页。
④ 光绪《三原县志》卷8。
⑤ 《关中温氏丛书存稿》卷5，第16页。
⑦ 《朝邑乡土志》，第16页。
⑧ 《合阳乡土志》，第16页。
⑨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资料选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册，第601页。
⑩ 白寿彝：《回民起义》，神州国光社1956年版，第3册，第68页。
(11) 光绪《泾阳县志》卷7。
(12) 马长寿：《陕甘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8页。
(13) 刘光贲：《烟霞草堂文集》卷4，第8页。
(14)(16)(17) 马长寿：《陕甘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5、45、45页。
(15) 《续修渭南县志》卷8，第7页。
(18)(19) 白寿彝：《回民起义》，神州国光社1956年版第4册，第196、244页。
(20) 《三原新志》卷4。
(21) 《温氏族谱附录》，第5页。
(22) 宣统《大荔县志稿》卷1。
(23) 李天受：《辉煌孝义镇》，《渭南文史资料》第6辑，第175页。
(24) 《续修渭南县志》卷7。
(25) 白寿彝：《回民起义》，神州国光社1956年版第4册，第106页。
(26)(27)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资料选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册，第600、601页。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导致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进一步尖锐化，使近代的陕西成为阶级斗争激烈化地区之一，太平天国革命后期，陈得才、蓝大顺领导的太平军余部与清军周旋割据于陕西，为陕西的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点燃了火种；张宗禹、宋景诗领导的捻军与清军转战于陕北，为陕西农民革命播种了新的希望，使陕西的阶级斗争浪潮一浪高着一浪。而以满族贵族为首的地主阶级民族压迫民族剥削政策，终于导致了同治初年的陕甘回民大起义。在陕甘回民起义的战争中，回民义军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地主阶级及其商人集团，以摧枯拉朽之势对关中各地的富室大户进行了彻底的扫荡，而多隆阿、左宗棠率领百万清兵入陕征剿，数十年来，征粮派饷、捐资助剿及其烧杀抢掠，使陕西数百年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被搜罗殆尽，陕西的元气被剥夺无余，明代以来陕西经济的发展态势到此戛然而止。从此以后，陕西便陷入了长期的经济破坏，战乱不已，灾害频仍，饿殍相属的悲惨境地，直到1949年都基本上没有改变。
同治初年，陕甘回民起义发动于陕西商人最为集中的渭北各县，因此，在回民起义中首先重创的是渭北各县的富商大贾。渭南的孝义镇“士商千家”，“巨室富户甲于天下，严赵两姓家资数百万”。回民起义不久即攻破孝义镇，“家室悉为回所戮”，“藏镪遗资悉为贼有”，兵燹之后“尸横遍野，骨积如山”，“戕焚伤掠不堪矣”①。朝邑八女井李家财东富埒关中，回民围攻李家城垣，“家人初以砖头回击众。砖头完了，在箱里找出元宝抛出”②，八女井被攻破后该镇被夷为平地。华渭起事后，回民义军鼓而西行，横扫关中，“攻城陷邑，变延数年烧杀之惨，秦川八百几无完邑”。而“著名殷实户族罹祸尤为残酷”。如长安的六村堡“著名富足，居民万余”，回民攻六村堡时，“堡民力守数日，火药已尽，仅以沸汤米粥向外浇洒”，后来又“以元宝下掷”，均不能阻止义军的进攻，“堡破，屠战死尽”。③再如三原义军攻陷北关后，“房舍多半焚毁，即绅士男妇……列难者不可枚举”，所幸民军死守“虽孤城无虞，而县旧隶五百余术俱遭残破”，富室大户，俱已破家。④如从明代以来经商四川发家的三原温氏家族，“无论三原本支、丹棱、扶风分支，每家无百金之储，恒产少百金之值”⑤。在泾阳，回众先焚掠南关“戕杀店主广林，次日劫城内富户郭氏”，而后攻克县城，“枕尸籍骸，垒叠如山”，“满镇生灵，一朝骈死，血流成渠，尸堆如邸”，使泾阳百年积累起来的富足，毁于一旦。在礼泉桥北的朱家堡“朱家在礼泉占很多房产，与大地主贺家不差上下，回民烧了朱家的全部住房，朱家从此破产”。在户县炉客集中的牛东村“十室九空，村堡几虚无人”，“村舍寺庙，焚毁一空。至今四十年，萧条尤昔”。⑥在回民起义打击下，朝邑“家道中落者极多”⑦。在合阳，回民起义以来“服贾者穷于兵燹，力农者，于岁荒”⑧。这说明陕甘回民起义首先沉重打击了陕西各县的富商巨贾，使他们数百年贸易通商积累起来的财富被“焚掠殆尽”，“资产尽付兵燹”，处于“家产荡然”⑨的破败境地。
而清军入陕征剿十余年来的征粮派饷，捐资助剿以及陕西商人的重整家园，使陕西商人数百年积累的货币财富被搜罗净尽，资本存量一扫而光，失去了任何捕捉生聚教训机会的能力。陕甘回民起义后，清廷先后派多隆阿、左宗棠率百万大军入陕征剿，用兵十余年，时值多事之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以及西方资本主义趁火打劫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搞得清政府财政困顿，库款空虚，根本无力支付陕甘清军每年900余万两的军费开支。入陕清军的开支主要靠地方协款和就地征调，致使清军为筹措经费而烧杀抢掠掘地以尽，关中的富商大户又首当其冲。如同治初年清军从回民义军手中夺回羌白镇后“尸山积，流血成川……获藏镪数万，尽以犒军”⑩，致使李家从此再难复业。清将黄鼎率“兵勇三百人自三原至泾阳……突入北街抢掠，杀伤数人，登城聚啸……掳金币万余而去”。(11)同时清军“饷难筹办，饬召局委员不时筹借商款”，实行“劝富分输”政策，勒逼各地富商“捐资助剿”。各地富民为保平安只得挖肉取疮，将大量营业资本转化为军费开支，使资本存量耗散无余。如回民义军围攻三原时“各商店捐了八千多两银子，成立‘同德局’……先后曾捐了30多万两”，其中城东刘可奄兄弟“劝本邑富家商铺各输捐，顷刻万两”，一次就捐银90万两，刘映著捐“三万两”，刘权棠捐“二万五千八百两”，刘质慧捐“数万两”，胡历峰出资五万金，才确保了三原东城不被攻破。(12)从此三原富户捐资助剿成为定例，同治初年六月“局款千磬……富绅各出城店资本，共捐钱十一万两”，完全是以运作资本充作军费，其挖肉补疮之态即可窥见。而后为支持清军的转粟运械，又在三原成立“永运局”，“陕商悉趋三原，其取之行商者曰套儿钱，坐贾者曰串底钱，岁入巨万，兵撤后不改其取，而钱无存故”(13)。这种捐资助饷不独三原，各地皆然。回民困凤翔，各商捐输，仅郑素范“家素丰……凤郡围包，独捐银万三千两城守始备”(14)。渭南各富户亦多有输捐，阳郭镇姜家“军饷二万七千两”(15)，西方曲里的焦家“多忠勇公西征，倡议助饷五千金，以八千金筑村堡”(16)。就连远在甘肃庄浪业粮肆的渭南人权允清“以所积粟二千石如数助饷……又捐金五百金以备犒军”(17)。这种以“城店资本”或“所积粮粟”捐资助饷，使陕西商人“新畴已废，旧藏旋空，掠搜既颇，避移无所”(18)，数百年积蓄倾囊而空，再也无力重整家业。
在陕甘回民起义中，陕西兵荒马乱二十余载，“无论富贵贫贱，半死刀兵，半死疫疠，通省既然”(19)，致使贸易东南的陕西商人在“本籍被灾”“家产荡然”的情况下，为解救家乡亲属父老，只得把大量资金抽回故乡，重建家园，成为陕西商人在外省经营迅速萎缩的直接原因。对此《三原新志》有总结说明，其志云“原邑士勤学问，民多商贾……数年不归……乡间自遭兵燹，人不聊生，救死不暇”(20)。一个“救死不暇”，很形象地说明当时旅居外省数年不归的陕西商人的一般动态。如三原温文俊“经营于蜀，同治元年花门之变……全家遇难十余口，庐舍荡然，时公在蜀闻讯，乃返里”(21)。又如大荔李文科“贾于蜀，回叛时，桑梓糜烂，乡人之商子川者，稔知文科忠信，公议集赀举文科携归分给赡家……文科偕数十人携数百金旋里”(22)。这些从外省抽回来的资金又主要用于修造房屋，建构堡寨，在非生产性消费中消耗净尽。如渭南孝义镇就是同治六年(1867)在一片废墟上重建的，“严家、赵家、乔家、柳家……积巨资为本镇经济……卓有贡献”(23)；阳郭镇的姜绪望同治十一年(1872)“捐城工银三千两”(24)；西方曲的堡寨就是该村富商焦荣栋出八千金修筑的，富平庄里镇的城墙为该镇张臻家所捐钱修建。可见同治元年以来，关中战火纷飞，官民互相格杀，临渭泾原韩朝各县“膏脂殷富者早已毁家”，由明代贩运起家的关中富室巨户，莫不因外资耗折，内藏旋磬而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
陕甘回民起义平复后。陕西农村历经十余年浩劫，萧条残破，恢复乏力，一如左宗棠在朝廷报告中所言：“民人空亡大半，牲畜掠食鲜存，种艺既乏壮丁，耕垦亦少牛马，生谷无资，利源遂塞”(25)。在明代边境贸易刺激下发展起来的陕西商品经济停滞败落，“承平之日东来皖豫各贩，以绸缎南杂各货为大宗，川甘东去之商，以水烟药材等物为巨贾”的中西部贸易通商，因乱后陕西“地既残破，富者挚资远去，贫者无力经营，内鲜聚积之人，外少往来之贩”，而陷入“既不能招徕外商，更无人贩运”(26)的困顿境地。在从事中西部贸易通商中兴盛数百载的陕西商帮，因家财毁败，内囊耗尽而富室飘零，相率歇业，“著名如泾阳三原等县，向号商薮……从前各处财富之户，多贸易于东南，自东南用兵，陕省物力既已潜消默耗，又加本籍被灾，资本悉付兵燹”(27)，只落下“家产荡然”“资本荡然”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结局。
① 白寿彝：《回民起义》，神州国光社1956年版，第4册，第61、217页。
②③⑥ 马长寿：《陕甘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1、6、263页。
④ 光绪《三原县志》卷8。
⑤ 《关中温氏丛书存稿》卷5，第16页。
⑦ 《朝邑乡土志》，第16页。
⑧ 《合阳乡土志》，第16页。
⑨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资料选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册，第601页。
⑩ 白寿彝：《回民起义》，神州国光社1956年版，第3册，第68页。
(11) 光绪《泾阳县志》卷7。
(12) 马长寿：《陕甘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8页。
(13) 刘光贲：《烟霞草堂文集》卷4，第8页。
(14)(16)(17) 马长寿：《陕甘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5、45、45页。
(15) 《续修渭南县志》卷8，第7页。
(18)(19) 白寿彝：《回民起义》，神州国光社1956年版第4册，第196、244页。
(20) 《三原新志》卷4。
(21) 《温氏族谱附录》，第5页。
(22) 宣统《大荔县志稿》卷1。
(23) 李天受：《辉煌孝义镇》，《渭南文史资料》第6辑，第175页。
(24) 《续修渭南县志》卷7。
(25) 白寿彝：《回民起义》，神州国光社1956年版第4册，第106页。
(26)(27)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资料选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册，第600、6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