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中国传统商人诚信文化研究的历史意义
第一章 中国传统商人诚信文化研究的意义 第一节 中国传统商人诚信文化研究的历史意义
“诚信”作为一种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行为规范和文化现象，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诚信”作为市场经济的运营规则，是社会经济制度安排，是“硬实力”；“诚信”作为社会道德规范，作为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属于道德意识形态，是“软实力”。
“诚信”作为一种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行为规范和文化现象，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诚信”作为市场经济的运营规则，是社会经济制度安排，是“硬实力”；“诚信”作为社会道德规范，作为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属于道德意识形态，是“软实力”。它们都包含在“文化”的物质和精神的层面，可以统称为“诚信文化”。
“中国传统商人”是指自春秋战国直到近代西风东渐所导致的按近代经营理念从事商业活动的新式商人产生以前，中国的私人或私营商人。
在中国传统商人数千年的商业经营实践中，始终贯穿着一条“诚信经商”、“以义求财”的红线，使之成为中国传统商业的显著特点和中国优秀商业文化的核心价值。研究这一中国传统商业的主流文化现象，有重要意义。
中国自春秋时期，私人自由商人摆脱“工商食官”的管理体制，作为独立的社会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后，就存在两条根本不同的经营路线和经营理念。一条是“利益诚信观”，另一条是“伦理诚信观”。
最早提出“利益诚信观”的是管子。他认为趋利避害是人之本能，“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不远者，利在前也”，所以要“因势利导”，而“民自美安”。①而后，荀子更将“趋利”与人欲相联系，“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从而得出“人生而有欲”的结论②。而“利益论”的集大成者是韩非。韩非从“人生而自私”的目的论出发，认为人间的一切都是一种自为自利的交换关系。在韩非看来，君臣关系是“君卖官爵，臣卖智力”的关系；父子关系是“计之长利”的关系；医生所以“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利所以加也”。就是卖车的人也愿意将车子卖给有钱人，而卖棺材的人总盼望别人夭亡，这并不是“舆者仁而棺人贱”，而是“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卖”。就连雇佣关系在韩非眼里也是一种利益交换关系，“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求易钱币，非爱佣客也”，而是使佣客更好地劳作；反之，“佣客致力而疾耕，尽巧而正田畴者，非爱主人也”，而是为了“羹且美，钱币且易也”。③他把人间的一切都沉浸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到后来司马迁干脆将其概括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④
人们趋利的自私本性，在商业操作层面上怎么执行?从白圭、范蠡以来提出了一套凭智慧、技巧取利的行为设计。范蠡提出“无敢居贵”的积蓄之术，白圭提出“乐观时变”的待乏之理，管子更有“币重物轻”的轻重理论，到荀子更将其提升到“商以察尽财”的理性高度。这种按商业规律凭合理机巧取财赢利的行为，在当时人看来就是“正贾”，就是讲求诚信，否则就是“奸商”、就是“贪贾”，这就形成了“利益诚信观”。
但是，在利益诚信观刺激下“商劳少而利多”的比较效益差异，“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的社会现实，使人们看到了利益刺激所导致苦乐不均的社会正义缺失和由此而可能产生社会成员“弃农经商”的发展趋势。为了维护社会正义，维持协调的生产比例，便产生了对商人的趋利行为进行伦理限制的呼声，由此而开始形成“伦理诚信观”。最早提出“伦理诚信观”的是齐国的晏婴，他提出“义以生利，利以丰民”，⑤这里的“义”即是社会正义，在获取自身利益的同时“不侵犯他人的利益”。他还举例说：“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也，为之制度，使无迁焉”，⑥主张从制度层面对商人们的趋利行为进行限制。将晏婴“伦理诚信观”加以扩充和深化的是孔子。他将晏子的“义”更提升到“礼”的高度，认为追寻“利”要合乎“礼”、遵乎“道”，“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缚之，不去也”。⑦提出“义”先“利”后的次序安排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职业目标分层。由于儒家思想后来被统治阶级尊崇为主流价值观，所以孔子的“伦理诚信观”对后世影响极大。继孔子而后的孟子也坚持伦理诚信观，但他与孔子不同之处在于，当个人层面的利益诚信观与伦理诚信观发生冲突时，他主张不应像孔子“不义且富贵，于我如浮云”那样清高，而要进行效益比较，设法使之统一，“轸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轸则不得食，则将轸之乎；逾东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⑧
进入秦汉以后，这两种诚信观依然并行纠结在一起，形成二元商业文化并存的市井画卷。一方面，一部分诚商良贾继续坚持“伦理诚信观”，依靠勤奋劳动致富，诚实经营发家，“今世农夫所以蚤出暮归，强乎耕稼树艺，多聚菽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今世妇人之所以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纴，多治麻素葛绪，捆布掺丝，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必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暖，不强必寒，故不敢怠倦”。⑨司马迁写《史记·货殖列传》专门记录了在汉代“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的条件下，出现了像卓氏、孔宛氏、刁间、任氏这样一大批有名的商人，被司马迁称为“贤人”，为他们树碑立传。这是因为在司马迁看来，这些著名商人就是坚持了伦理诚信观，他们发家致富“皆非有爵邑奉弄法犯奸而富”，而是因为掌握了商品流通规律，形成一套“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的经营经验，才得以“千金之家比一郡之邑，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⑩。另一方面，一部分奸商贪贾在“利益诚信观”刺激下，“不轨逐利之民，操纵物价，兼并豪党之徒，垄断乡曲”，他们开始走上靠“攻剽椎埋，却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11)的非诚信手段发财道路，“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肆列贩，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买必倍”，严重搅乱了社会正常的经济秩序，损害了社会公正，“男不耕耘，女不蚕绩。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因其富贵，交接王侯……千里邀游，冠盖相望，乘坚策肥，缁丝曳缟”，造成“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也”(12)的局面，搞得汉武政府极为愤慨，经济上实行“告缗”，没收商人的财产；政治上思想上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伦理诚信观”成为社会主流诚信观，并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占据着主导的地位。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上因战乱而退回到自然经济，返璞归真；可商品经济顽强地发展，又形成钱神卓地的局面，鲁褒的《钱神论》“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13)反映了“利益诚信观”的顽强存在和对商人们的影响。
到唐代，唐王朝的励精图治，使商品经济恢复和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出现了像王元宝、邹凤织、王酒胡这样一大批靠诚信经营发财、富可敌国的大商贾，尤其是出现了像窦某和宋清各自代表“利益诚信观”和“伦理诚信观”的典型。
窦某，长安著名商人。他在长安西市买油靛数石，雇人执爨，佣人剉破麻鞋，制为法烛，鬻之，获无穷利。先是西市称行之南，有十余亩坳下潜污之地，目曰小海池，为旗亭之内众秽所聚。窦某遂求买之，其主不测，窦某酬钱三万。既获之，于其中立标悬幡标，绕池设六七铺，制造煎饼及团子召两街小儿掷瓦砾击幡标，中者以煎饼团子昭。不逾月两街小儿竞往，计万万，所掷瓦砾已满地矣。遂经度造屋二十间，当其要害，日收利数千，甚获其大要。店今存焉，号为窦家店。又见五月初，长安盛飞榆荚，他扫聚得斛余，遂往诣伯所，借庙院习业。伯父从之。昼则往庙中，以二揷开隙地，汲水渍之，布榆荚于其中。寻遇下雨，尽皆滋长。比及秋，森然已及尺余，千万余株矣。及明年，榆栽已长三尺余，窦某遂持斧伐其并者，相去各三寸。又选其枝条稠直者悉留之。所间下者，二尺作捆束之，得百余束。遇秋阴霖，每束鬻值十余钱。又明年，汲水于旧榆沟中，至秋，榆已有大者如鸡卵。更选其稠直者，以斧去之，又得二百余束，此时鬻利数倍矣。后五年，遂取其大者作屋椽，仅千余茎，鬻之，得三四万余钱。其端大之材，在庙院者，不啻千余皆堪作车乘之用。此时生涯已有百余，自此币帛布裘白结，日歉食而已。有胡人米亮，因饥寒，见辄与钱帛，凡七年，不之问。异日，又见亮，哀其饥寒，又与钱五千文，亮因感激而谓人曰：“亮终有所报大郎。”窦某闲居，物何亮且至，谓窦曰：“崇贤里有小宅出卖，直二百千文，大郎速买之。”又西市柜坊，锁钱盈余，即依直出钱市之。书契日，亮语窦曰：“亮攻于览玉，常见宅内有异石，人罕知之，是捣衣砧，真于阗玉，大郎且立致富矣。”窦未信之，亮曰：“延寿坊召玉工观之。”玉工大惊曰：“此奇货也!”攻之当得腰带銙二十副，每副百钱，三千贯文遂令琢之，果得数百千价。又得合子执带头尾诸色杂类，鬻之，又计获钱数十万贯。其宅并元契，窦遂与米亮，使居之以酬焉。(14)这完全是按照“利益诚信观”靠机巧致富的典范。
而另一位长安著名药商宋清，则遵循“伦理诚信观”，“有自山泽来者，必归宋清氏，长安医工侍冀遵已。轻皆乐然相应……虽不持钱，皆与善约。积券为山，未尝谐券，终不复言”(15)。《唐国史补》也记载他“清药铺其方，辄易售，咸誉清。疾病叩痛亦皆乐就清求药取值。或不是逢与券，清不为此。岁终，度不能报，辄焚券”、“贫士请药，常多折腾，人有急难，倾财救之”，被长安人誉为“人有义声，卖药宋清”，成为“伦理诚信观”的著名代表。与之同时又还存在大量像诗人元稹在《估客乐》中描写的靠投机取巧、假冒伪劣欺诈发财的不良商人。“估客无住著，有利身则行。出门求火伴，火伴相勒缚，卖假莫卖诚。交关但交假，本生得失轻。鍮石打臂钏，糯米吹项璎。归来村中卖，敲作金石声。所费百钱本，已得十倍赢。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经游天下遍，却到长安城。城中东西市，闻客次第迎。先问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与主第，点缀无不精。归来始安坐，富与王者勍。”(16)
进入宋元明清后，由于市场经济因素的萌生，中国商业开始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局面。
凡此均说明，诚信文化是贯穿于中国商业史几千年发展过程中的主流价值观和基本的商业经营原则。研究传统商人的诚信文化，对于了解中国商业的发展历史、了解中国传统商人的经营理念和经营风格、了解中国传统商人的心灵变迁、了解中国传统商人的优秀品格，都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① 《管子·禁藏》。
② 《荀子·非相》。
③ 《韩非子·备内》。
④ 《史记·货殖列传》。
⑤ 《国语·郑语一》。
⑥ 《晏子春秋·问上》。
⑦ 《论语·里仁二》。
⑧ 《孟子·告子下》。
⑨ 《墨子·非命》。
⑩ 《史记·货殖列传》卷一百二十九。
(11)《史记·太史公自序》。
(12)《汉书·艺文志》。
(13)《全晋文》138卷。
(14) 《乾撰子》，引自武伯伦：《传播友谊的丝绸之路》，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页。
(15) 柳宗元：《柳河东集·宋清传》。
(16) 《唐诗选》，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7页。
“诚信”作为一种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行为规范和文化现象，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诚信”作为市场经济的运营规则，是社会经济制度安排，是“硬实力”；“诚信”作为社会道德规范，作为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属于道德意识形态，是“软实力”。
“诚信”作为一种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行为规范和文化现象，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诚信”作为市场经济的运营规则，是社会经济制度安排，是“硬实力”；“诚信”作为社会道德规范，作为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属于道德意识形态，是“软实力”。它们都包含在“文化”的物质和精神的层面，可以统称为“诚信文化”。
“中国传统商人”是指自春秋战国直到近代西风东渐所导致的按近代经营理念从事商业活动的新式商人产生以前，中国的私人或私营商人。
在中国传统商人数千年的商业经营实践中，始终贯穿着一条“诚信经商”、“以义求财”的红线，使之成为中国传统商业的显著特点和中国优秀商业文化的核心价值。研究这一中国传统商业的主流文化现象，有重要意义。
中国自春秋时期，私人自由商人摆脱“工商食官”的管理体制，作为独立的社会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后，就存在两条根本不同的经营路线和经营理念。一条是“利益诚信观”，另一条是“伦理诚信观”。
最早提出“利益诚信观”的是管子。他认为趋利避害是人之本能，“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不远者，利在前也”，所以要“因势利导”，而“民自美安”。①而后，荀子更将“趋利”与人欲相联系，“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从而得出“人生而有欲”的结论②。而“利益论”的集大成者是韩非。韩非从“人生而自私”的目的论出发，认为人间的一切都是一种自为自利的交换关系。在韩非看来，君臣关系是“君卖官爵，臣卖智力”的关系；父子关系是“计之长利”的关系；医生所以“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利所以加也”。就是卖车的人也愿意将车子卖给有钱人，而卖棺材的人总盼望别人夭亡，这并不是“舆者仁而棺人贱”，而是“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卖”。就连雇佣关系在韩非眼里也是一种利益交换关系，“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求易钱币，非爱佣客也”，而是使佣客更好地劳作；反之，“佣客致力而疾耕，尽巧而正田畴者，非爱主人也”，而是为了“羹且美，钱币且易也”。③他把人间的一切都沉浸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到后来司马迁干脆将其概括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④
人们趋利的自私本性，在商业操作层面上怎么执行?从白圭、范蠡以来提出了一套凭智慧、技巧取利的行为设计。范蠡提出“无敢居贵”的积蓄之术，白圭提出“乐观时变”的待乏之理，管子更有“币重物轻”的轻重理论，到荀子更将其提升到“商以察尽财”的理性高度。这种按商业规律凭合理机巧取财赢利的行为，在当时人看来就是“正贾”，就是讲求诚信，否则就是“奸商”、就是“贪贾”，这就形成了“利益诚信观”。
但是，在利益诚信观刺激下“商劳少而利多”的比较效益差异，“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的社会现实，使人们看到了利益刺激所导致苦乐不均的社会正义缺失和由此而可能产生社会成员“弃农经商”的发展趋势。为了维护社会正义，维持协调的生产比例，便产生了对商人的趋利行为进行伦理限制的呼声，由此而开始形成“伦理诚信观”。最早提出“伦理诚信观”的是齐国的晏婴，他提出“义以生利，利以丰民”，⑤这里的“义”即是社会正义，在获取自身利益的同时“不侵犯他人的利益”。他还举例说：“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也，为之制度，使无迁焉”，⑥主张从制度层面对商人们的趋利行为进行限制。将晏婴“伦理诚信观”加以扩充和深化的是孔子。他将晏子的“义”更提升到“礼”的高度，认为追寻“利”要合乎“礼”、遵乎“道”，“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缚之，不去也”。⑦提出“义”先“利”后的次序安排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职业目标分层。由于儒家思想后来被统治阶级尊崇为主流价值观，所以孔子的“伦理诚信观”对后世影响极大。继孔子而后的孟子也坚持伦理诚信观，但他与孔子不同之处在于，当个人层面的利益诚信观与伦理诚信观发生冲突时，他主张不应像孔子“不义且富贵，于我如浮云”那样清高，而要进行效益比较，设法使之统一，“轸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轸则不得食，则将轸之乎；逾东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⑧
进入秦汉以后，这两种诚信观依然并行纠结在一起，形成二元商业文化并存的市井画卷。一方面，一部分诚商良贾继续坚持“伦理诚信观”，依靠勤奋劳动致富，诚实经营发家，“今世农夫所以蚤出暮归，强乎耕稼树艺，多聚菽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今世妇人之所以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纴，多治麻素葛绪，捆布掺丝，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必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暖，不强必寒，故不敢怠倦”。⑨司马迁写《史记·货殖列传》专门记录了在汉代“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的条件下，出现了像卓氏、孔宛氏、刁间、任氏这样一大批有名的商人，被司马迁称为“贤人”，为他们树碑立传。这是因为在司马迁看来，这些著名商人就是坚持了伦理诚信观，他们发家致富“皆非有爵邑奉弄法犯奸而富”，而是因为掌握了商品流通规律，形成一套“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的经营经验，才得以“千金之家比一郡之邑，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⑩。另一方面，一部分奸商贪贾在“利益诚信观”刺激下，“不轨逐利之民，操纵物价，兼并豪党之徒，垄断乡曲”，他们开始走上靠“攻剽椎埋，却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11)的非诚信手段发财道路，“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肆列贩，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买必倍”，严重搅乱了社会正常的经济秩序，损害了社会公正，“男不耕耘，女不蚕绩。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因其富贵，交接王侯……千里邀游，冠盖相望，乘坚策肥，缁丝曳缟”，造成“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也”(12)的局面，搞得汉武政府极为愤慨，经济上实行“告缗”，没收商人的财产；政治上思想上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伦理诚信观”成为社会主流诚信观，并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占据着主导的地位。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上因战乱而退回到自然经济，返璞归真；可商品经济顽强地发展，又形成钱神卓地的局面，鲁褒的《钱神论》“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13)反映了“利益诚信观”的顽强存在和对商人们的影响。
到唐代，唐王朝的励精图治，使商品经济恢复和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出现了像王元宝、邹凤织、王酒胡这样一大批靠诚信经营发财、富可敌国的大商贾，尤其是出现了像窦某和宋清各自代表“利益诚信观”和“伦理诚信观”的典型。
窦某，长安著名商人。他在长安西市买油靛数石，雇人执爨，佣人剉破麻鞋，制为法烛，鬻之，获无穷利。先是西市称行之南，有十余亩坳下潜污之地，目曰小海池，为旗亭之内众秽所聚。窦某遂求买之，其主不测，窦某酬钱三万。既获之，于其中立标悬幡标，绕池设六七铺，制造煎饼及团子召两街小儿掷瓦砾击幡标，中者以煎饼团子昭。不逾月两街小儿竞往，计万万，所掷瓦砾已满地矣。遂经度造屋二十间，当其要害，日收利数千，甚获其大要。店今存焉，号为窦家店。又见五月初，长安盛飞榆荚，他扫聚得斛余，遂往诣伯所，借庙院习业。伯父从之。昼则往庙中，以二揷开隙地，汲水渍之，布榆荚于其中。寻遇下雨，尽皆滋长。比及秋，森然已及尺余，千万余株矣。及明年，榆栽已长三尺余，窦某遂持斧伐其并者，相去各三寸。又选其枝条稠直者悉留之。所间下者，二尺作捆束之，得百余束。遇秋阴霖，每束鬻值十余钱。又明年，汲水于旧榆沟中，至秋，榆已有大者如鸡卵。更选其稠直者，以斧去之，又得二百余束，此时鬻利数倍矣。后五年，遂取其大者作屋椽，仅千余茎，鬻之，得三四万余钱。其端大之材，在庙院者，不啻千余皆堪作车乘之用。此时生涯已有百余，自此币帛布裘白结，日歉食而已。有胡人米亮，因饥寒，见辄与钱帛，凡七年，不之问。异日，又见亮，哀其饥寒，又与钱五千文，亮因感激而谓人曰：“亮终有所报大郎。”窦某闲居，物何亮且至，谓窦曰：“崇贤里有小宅出卖，直二百千文，大郎速买之。”又西市柜坊，锁钱盈余，即依直出钱市之。书契日，亮语窦曰：“亮攻于览玉，常见宅内有异石，人罕知之，是捣衣砧，真于阗玉，大郎且立致富矣。”窦未信之，亮曰：“延寿坊召玉工观之。”玉工大惊曰：“此奇货也!”攻之当得腰带銙二十副，每副百钱，三千贯文遂令琢之，果得数百千价。又得合子执带头尾诸色杂类，鬻之，又计获钱数十万贯。其宅并元契，窦遂与米亮，使居之以酬焉。(14)这完全是按照“利益诚信观”靠机巧致富的典范。
而另一位长安著名药商宋清，则遵循“伦理诚信观”，“有自山泽来者，必归宋清氏，长安医工侍冀遵已。轻皆乐然相应……虽不持钱，皆与善约。积券为山，未尝谐券，终不复言”(15)。《唐国史补》也记载他“清药铺其方，辄易售，咸誉清。疾病叩痛亦皆乐就清求药取值。或不是逢与券，清不为此。岁终，度不能报，辄焚券”、“贫士请药，常多折腾，人有急难，倾财救之”，被长安人誉为“人有义声，卖药宋清”，成为“伦理诚信观”的著名代表。与之同时又还存在大量像诗人元稹在《估客乐》中描写的靠投机取巧、假冒伪劣欺诈发财的不良商人。“估客无住著，有利身则行。出门求火伴，火伴相勒缚，卖假莫卖诚。交关但交假，本生得失轻。鍮石打臂钏，糯米吹项璎。归来村中卖，敲作金石声。所费百钱本，已得十倍赢。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经游天下遍，却到长安城。城中东西市，闻客次第迎。先问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与主第，点缀无不精。归来始安坐，富与王者勍。”(16)
进入宋元明清后，由于市场经济因素的萌生，中国商业开始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局面。
凡此均说明，诚信文化是贯穿于中国商业史几千年发展过程中的主流价值观和基本的商业经营原则。研究传统商人的诚信文化，对于了解中国商业的发展历史、了解中国传统商人的经营理念和经营风格、了解中国传统商人的心灵变迁、了解中国传统商人的优秀品格，都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① 《管子·禁藏》。
② 《荀子·非相》。
③ 《韩非子·备内》。
④ 《史记·货殖列传》。
⑤ 《国语·郑语一》。
⑥ 《晏子春秋·问上》。
⑦ 《论语·里仁二》。
⑧ 《孟子·告子下》。
⑨ 《墨子·非命》。
⑩ 《史记·货殖列传》卷一百二十九。
(11)《史记·太史公自序》。
(12)《汉书·艺文志》。
(13)《全晋文》138卷。
(14) 《乾撰子》，引自武伯伦：《传播友谊的丝绸之路》，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页。
(15) 柳宗元：《柳河东集·宋清传》。
(16) 《唐诗选》，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