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传统商人职业自觉和职业自尊的觉醒
第二章 中国传统商人诚信文化形成的基础 第五节 传统商人职业自觉和职业自尊的觉醒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家庭、团体和社会的诚信教育无论多么努力、多么完备，也只是商人诚信精神确立的条件，天天在关帝像面前磕头，也未必是“龙的传人”。商人诚信精神的确立和践行，说到底是商人内心自省和精神修致的结果。明清以来社会重商风气的形成，多层次诚信教化的呼唤，商人职业自觉和职业自尊的唤醒，才是商贾诚信文化得以普世的根本原因。
在中国传统社会重农抑末的经济体制和士农工商的政治结构下，历代政府的“贱商”政策及其导致的“贱商”观念的长期流传，使商人始终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秦将商人与赘婿、囚徒同列；汉代商人不许衣丝乘车，魏晋南北朝更规定商人一脚穿白鞋，一脚穿黑鞋，近似魑魅魍魉。宋代街市买卖人，各有服色头巾，可辨是何名目。这种贱商的社会歧视，是传统商人挥之不去的心灵悲怆。宋人李昉《太平广记》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唐仆射柳仲谦镇郪城，有婢失意，于成都卖之。通告有谓绫绢者，召之就宅。柳婢失声而仆，似中风，命扶归之去。翌日而瘳，诘其诉苦，婢曰：“某虽贱人，曾为仆射婢，死则死矣，安能事卖绫绢牙郎乎!”①连奴婢服侍商人都像中风一样，商人社会地位的低下，可见一斑。难怪欧阳修在《家训》中谆谆告诫家人：“商贩之家，慎莫为婚；市道接利，莫与为邻。”②陆游在《放翁家训》中告诫子女：“切不可迫于衣食，为市井小人事耳”，并公开声称父辈爱其子孙则“欲使之为士，而不欲使之流为工商”，③始终保持着对商人的轻视态度。
就是到明代初年，朱元璋还是“加意重本折末，令农民之家，许穿细纱绢布；商贾之家，只许穿布；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细纱”④。所以，万历时诗人薛论道就在散曲《嘲客商》中设计了一个商贾夫妻父子相见不相识的讥讽性场面：“东沽西卖，天涯云外。一身万里不辞，两脚经年偏快，走遍了江湖，家乡何在?朱颜非旧，须发斑白，妻惊慌而忙回避，儿问客从何处来?”明代中叶后，商品经济发展加速，许多文人“弃儒经商”，加入商贾的行列，其内心世界的痛苦和挣扎依然纠结不去，对沦为竖贾的处境依然充满了无奈和嘲弄。明初文人张羽曾写《贾客乐》对商贾进行赞美：“长年何曾在乡国，心性由来好为客。只将生事寄江湖，利市何愁远行役……浮家泛宅无牵挂，姓名不系官籍中……人间何如贾客乐。”同时代的徐贲也有《贾客行》一诗，表达了几乎相同的意思：“贾客船中货如积，朝在江南暮江北。平生产业寄风波，姓名不入州司籍……相期尽说莫种田，种田岁岁多徭役。”可几乎与之同时，明初有一个叫张昱的文人，就写了一首题为《估客》的诗，进行反驳和讽刺：“不用夸雄盖世勋，不须考证六经文。孰为诗史杜王部?谁是玄经扬子云?马上牛头高一尺，酒边豪气压三军。盐钱买得娼楼宿，鸦鹊鸳鸯醉莫分。”⑤意思是说，商贾再有钱，但却没有文化，之乎者也不懂不说，连宿娼“鸦鹊鸳鸯”都分不清。所以，明代小说《李素兰风月玉壶春》中就演绎了这样的一段故事：书生李文武爱妓女李素兰，有山西客商甚黑子(连名字都有贬义)装三十车羊绒潞绸来嘉兴贩卖，以货换取李素兰。客商盛气凌人，说秀才：“怎比我有三十车羊绒潞绸，可知现世生苗哩!”李秀才说：“你虽有万贯财，怎如俺七步才。两件儿哪一件声名大。你那财常踏着虎口红尘里走，我这才但跳过龙门白金殿上排。”⑥表明了对商人的不屑和讥讽。因而，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赠芝麻识破假行”中描写：蒋生治好马云蓉小姐的病，马少卿要招蒋生为婿，蒋生战战兢兢地说出了一段话：“小生原籍浙江，远隔异地，又是经商之人，不习儒业，只恐有玷门风。”⑦就是商人对自己地位低下的哀叹和自嘲。就连《金瓶梅》中“挣了泼天家私”的西门庆也对儿子说：“儿，你长大来，还挣过文官，不要学你家老子，做过西班出身，虽有兴头，却没十分尊重。”⑧“没十分尊重”真切道出了商人的地位卑微和心灵灰暗。
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明清以来商品经济的加速发展，商人们跨州越县，周流天下给人们生活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以及商品流转给商人们所带来的巨额利润，使士、农、工的职业收入在其面前都显得黯然失色。《二刻拍案惊奇》“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中的程宰只做了三笔生意，竟赚得四千多两银子。第一笔是用十两银子购进黄*(上辟下大)、大黄各千来斤，卖得五百多两银子，他赚取5000％的利润；第二笔是用五百两银子买进遭雨淋生斑点的彩缎，不到一个月，将一两银子一匹购进的彩缎三两一匹卖出，连本带利获取一千五百两银子，利润率也有200％；第三笔是以一千两银子批进六千匹白布，成交后不久全部卖出，而且每匹“卖得七八钱银子”，利润率高达500％。⑨这虽然是文学描写，但也不是十分不靠谱。在不受平均利润率制约的封建社会，城乡隔绝，工商比较效益差别巨大，高额利润是常有的事。清人遽园所著《负曝闲谈》中主人翁李小溪说：“这银子还好零使，只金子不敢这里卖，不是临清，就上东京去。这三百两金子，少也要七八换，值二三千银子。”利润率也是100％。⑩《金瓶梅》中描写西门庆的缎铺开张那天，摆了15桌酒席招待来客，同时柜台上发卖货物，结果当日“伙计攒账，就卖了500余两银子，西门庆满心欢喜”。(11)这种商业与社会其他职业收入的巨大落差，使人们又一次重复了“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的社会现实，开始正视商业的社会作用和改变“贱商”的传统观念，逐渐形成重商的社会风气，《二刻拍案惊奇》中“叠居奇程客得助”写徽州的习俗是：“凡是商人归来，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看你所得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犹如读书求名的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样。”(12)把商与士并列，将商人获利的多少与博取功名等同，反映了世情人心的变化。明清时期的山西也形成俊俏弟子“一等者经商，二等者务农，三等者读书”的重商风气，(13)以至于清初陕西商人孙枝蔚到仪真访友时写下一诗：“满路尊商贾，愁穷独缙绅。古今风俗异，难只怪仪真。”仪真是当时苏北靠长江的一个商业小镇，“尊商”之风尚且如此。因此，清代文人沈垚有一席非常著名的话，反映了他对士商关系变化的感知与总结：“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则纤啬之风日益甚。然而睦姻任恤之风往往难见于士大夫，而转见于商贾，何也?则以天下之势偏重在商，凡豪杰有智略之人多出于焉。其业则商贾也，其人则豪杰也。为豪杰则洞悉天下物情，故能为人所不为，不忍人所忍。是故为士者转益纤啬，为商者转敦古谊。此又世道风俗之大较也。”(14)所以，《二刻拍案惊奇》借主人翁马少卿之口说出了一句时代变迁的话：“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15)这是明代之前不可能产生的价值评判。
这种商业的社会功能被认知，商人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升的风气，激发了商人的职业自觉和职业自尊，呼唤了他们诚信良知的回归。诚信经商，诚实做人，成为大多数商人的立身格言。《喻世明言》中“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里，描写蒋兴哥意图重操经商旧业，对其妻说道：“常言‘坐吃山空’，我夫妻两口也要成家立业，终不然要抛了这衣食道路。”(16)同样，在“杨八老越国奇逢”里，陕西商人杨八老出门经商时也与妻子说：“我年近三旬，读书不就，家事日渐消乏。族上原在闽、广为商，我欲凑些资本，买办货物，往漳州商贩，图几分利息，以为赡家之资，不知娘子意下如何?”结果其妻不假思索地回答：“妾闻治家以勤俭为本，守株待兔，岂是良图?乘此壮年，正堪跋涉，速整行李，不必迟疑也。”(17)凌濛初编撰的《初刻拍案惊奇》“郑月娥将错就错”中屯溪潘甲娶滴珠为妻，成亲两月，潘父就发作儿子道：“如此你贪我爱，夫妻相对，白白过世不成。如何不想去做生意?”潘甲无奈与妻滴珠说了，两人哭个不住，说了一夜话，次日潘父就逼儿子出外做生意去了。(18)《初刻拍案惊奇》卷八“乌将军一饭必酬”中杨氏在侄儿王生长大后力劝其“到江湖上做些买卖，也是正经”，王生听罢欣然道：“这个正是我们本等。”当侄儿经商受挫，犹豫迟疑时，杨氏“又凑起银两，又催他出去”，要其坚定经商的决心，“不可因此而堕了家传行业”。(19)
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也不少。安徽祁门商人程神保，“莆卯从其父贾济南、下邳间，蒙霜露，沐风雨，绝甘分少，与佣保杂作习惯如自然者，至握算，驵侩莫能难也”。后失资，其妻李氏“蚕织簪饵助之，得三十金，贾峡江、贾闽、贾楚”皆不利，“而走南海，市海错往来清源、维扬间，复如楚，资用复饶”。(20)真正是一个百折不挠的“徽骆驼”。
明代时，陕西商人郑绍经华山遇皇尚书女，遂婿之。新婚不久，绍要负货远行，对妻子说：“绍予一商耳，多游南北，惟利是求……常暂出以辑理南北之财。”其妻曰：“新婚燕尔，未闻经月有别也。”过了几日，郑绍再也待不住了，对妻子说：“我一介商人也，泛江湖，涉道路，乃是常份，虽深诚见挽，若不远行，亦心有不乐。”其妻无奈，只好送新婚丈夫携货就路，外出经商。(21)这一段新婚夫妻的对话，表现了传统商人很好的职业操守和职业自重。
三原商人孙豹人在扬州经商，三年之间三致千金，后闭门读书成为诗人。清康熙年间举为博学鸿儒科，官授内阁中书。豹人辞官不就，说：“吾侨居广陵数十年，嗷嗷待我，使我官京师，不令举家饿死乎。”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传统商人的职业自豪。(22)
明代陕西盐商梁选橡总结自己经商的体会时说：“善贾者不获近利，善保者不身偿法，盐与他贾异名虽两交，而实关三尺，吾谨守之。”(23)这里“盐与他贾异名虽两交，而实关三尺”就是传统商人的职业自觉，使他们把商业信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将诚信不欺作为三尺男儿立于天地之间的基本信条。
这些都说明，诚信文化是“多种历史因素综合”的结果，才使得诚信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川流不息，成为中国传统商业经营思想一条闪光的红线。
① 邱绍雄：《中国商贾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页。
② 陈良谟：《见闻纪训》，第6页。
③ 《东阳陈君义庄记》，载陆游《渭南文集》卷三。
④ 《明会典》，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⑤ 党诚恩：《中国历代商贾诗词选》，中国商业出版社1990年版，第13、47页。
⑥ 谢桃坊：《中国市民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160页。
⑦ 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九，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⑧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第五十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⑨ 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七，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⑩ 遽园：《负曝闲谈》，上海文化出版社1957年版，第58页。
(11)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第六十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12) 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28页。
(13) 张正明：《明清晋商与民风》，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9页。
(14) 沈垚：《落帆楼文集》卷二十四。
(15) 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七，中华书局2009年版。
(16) 冯梦龙：《喻世明言》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17) 同上书，卷十八。
(18) 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卷二，中华书局2009年版。
(19) 同上书，卷八。
(20) 李维桢：《大泌山房文集》卷七十三《程神保转》。
(21) 冯梦龙：《燕居笔记》卷二。
(22) 《清朝野史》第三编：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127页。
(23) 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二。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家庭、团体和社会的诚信教育无论多么努力、多么完备，也只是商人诚信精神确立的条件，天天在关帝像面前磕头，也未必是“龙的传人”。商人诚信精神的确立和践行，说到底是商人内心自省和精神修致的结果。明清以来社会重商风气的形成，多层次诚信教化的呼唤，商人职业自觉和职业自尊的唤醒，才是商贾诚信文化得以普世的根本原因。
在中国传统社会重农抑末的经济体制和士农工商的政治结构下，历代政府的“贱商”政策及其导致的“贱商”观念的长期流传，使商人始终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秦将商人与赘婿、囚徒同列；汉代商人不许衣丝乘车，魏晋南北朝更规定商人一脚穿白鞋，一脚穿黑鞋，近似魑魅魍魉。宋代街市买卖人，各有服色头巾，可辨是何名目。这种贱商的社会歧视，是传统商人挥之不去的心灵悲怆。宋人李昉《太平广记》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唐仆射柳仲谦镇郪城，有婢失意，于成都卖之。通告有谓绫绢者，召之就宅。柳婢失声而仆，似中风，命扶归之去。翌日而瘳，诘其诉苦，婢曰：“某虽贱人，曾为仆射婢，死则死矣，安能事卖绫绢牙郎乎!”①连奴婢服侍商人都像中风一样，商人社会地位的低下，可见一斑。难怪欧阳修在《家训》中谆谆告诫家人：“商贩之家，慎莫为婚；市道接利，莫与为邻。”②陆游在《放翁家训》中告诫子女：“切不可迫于衣食，为市井小人事耳”，并公开声称父辈爱其子孙则“欲使之为士，而不欲使之流为工商”，③始终保持着对商人的轻视态度。
就是到明代初年，朱元璋还是“加意重本折末，令农民之家，许穿细纱绢布；商贾之家，只许穿布；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细纱”④。所以，万历时诗人薛论道就在散曲《嘲客商》中设计了一个商贾夫妻父子相见不相识的讥讽性场面：“东沽西卖，天涯云外。一身万里不辞，两脚经年偏快，走遍了江湖，家乡何在?朱颜非旧，须发斑白，妻惊慌而忙回避，儿问客从何处来?”明代中叶后，商品经济发展加速，许多文人“弃儒经商”，加入商贾的行列，其内心世界的痛苦和挣扎依然纠结不去，对沦为竖贾的处境依然充满了无奈和嘲弄。明初文人张羽曾写《贾客乐》对商贾进行赞美：“长年何曾在乡国，心性由来好为客。只将生事寄江湖，利市何愁远行役……浮家泛宅无牵挂，姓名不系官籍中……人间何如贾客乐。”同时代的徐贲也有《贾客行》一诗，表达了几乎相同的意思：“贾客船中货如积，朝在江南暮江北。平生产业寄风波，姓名不入州司籍……相期尽说莫种田，种田岁岁多徭役。”可几乎与之同时，明初有一个叫张昱的文人，就写了一首题为《估客》的诗，进行反驳和讽刺：“不用夸雄盖世勋，不须考证六经文。孰为诗史杜王部?谁是玄经扬子云?马上牛头高一尺，酒边豪气压三军。盐钱买得娼楼宿，鸦鹊鸳鸯醉莫分。”⑤意思是说，商贾再有钱，但却没有文化，之乎者也不懂不说，连宿娼“鸦鹊鸳鸯”都分不清。所以，明代小说《李素兰风月玉壶春》中就演绎了这样的一段故事：书生李文武爱妓女李素兰，有山西客商甚黑子(连名字都有贬义)装三十车羊绒潞绸来嘉兴贩卖，以货换取李素兰。客商盛气凌人，说秀才：“怎比我有三十车羊绒潞绸，可知现世生苗哩!”李秀才说：“你虽有万贯财，怎如俺七步才。两件儿哪一件声名大。你那财常踏着虎口红尘里走，我这才但跳过龙门白金殿上排。”⑥表明了对商人的不屑和讥讽。因而，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赠芝麻识破假行”中描写：蒋生治好马云蓉小姐的病，马少卿要招蒋生为婿，蒋生战战兢兢地说出了一段话：“小生原籍浙江，远隔异地，又是经商之人，不习儒业，只恐有玷门风。”⑦就是商人对自己地位低下的哀叹和自嘲。就连《金瓶梅》中“挣了泼天家私”的西门庆也对儿子说：“儿，你长大来，还挣过文官，不要学你家老子，做过西班出身，虽有兴头，却没十分尊重。”⑧“没十分尊重”真切道出了商人的地位卑微和心灵灰暗。
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明清以来商品经济的加速发展，商人们跨州越县，周流天下给人们生活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以及商品流转给商人们所带来的巨额利润，使士、农、工的职业收入在其面前都显得黯然失色。《二刻拍案惊奇》“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中的程宰只做了三笔生意，竟赚得四千多两银子。第一笔是用十两银子购进黄*(上辟下大)、大黄各千来斤，卖得五百多两银子，他赚取5000％的利润；第二笔是用五百两银子买进遭雨淋生斑点的彩缎，不到一个月，将一两银子一匹购进的彩缎三两一匹卖出，连本带利获取一千五百两银子，利润率也有200％；第三笔是以一千两银子批进六千匹白布，成交后不久全部卖出，而且每匹“卖得七八钱银子”，利润率高达500％。⑨这虽然是文学描写，但也不是十分不靠谱。在不受平均利润率制约的封建社会，城乡隔绝，工商比较效益差别巨大，高额利润是常有的事。清人遽园所著《负曝闲谈》中主人翁李小溪说：“这银子还好零使，只金子不敢这里卖，不是临清，就上东京去。这三百两金子，少也要七八换，值二三千银子。”利润率也是100％。⑩《金瓶梅》中描写西门庆的缎铺开张那天，摆了15桌酒席招待来客，同时柜台上发卖货物，结果当日“伙计攒账，就卖了500余两银子，西门庆满心欢喜”。(11)这种商业与社会其他职业收入的巨大落差，使人们又一次重复了“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的社会现实，开始正视商业的社会作用和改变“贱商”的传统观念，逐渐形成重商的社会风气，《二刻拍案惊奇》中“叠居奇程客得助”写徽州的习俗是：“凡是商人归来，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看你所得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犹如读书求名的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样。”(12)把商与士并列，将商人获利的多少与博取功名等同，反映了世情人心的变化。明清时期的山西也形成俊俏弟子“一等者经商，二等者务农，三等者读书”的重商风气，(13)以至于清初陕西商人孙枝蔚到仪真访友时写下一诗：“满路尊商贾，愁穷独缙绅。古今风俗异，难只怪仪真。”仪真是当时苏北靠长江的一个商业小镇，“尊商”之风尚且如此。因此，清代文人沈垚有一席非常著名的话，反映了他对士商关系变化的感知与总结：“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则纤啬之风日益甚。然而睦姻任恤之风往往难见于士大夫，而转见于商贾，何也?则以天下之势偏重在商，凡豪杰有智略之人多出于焉。其业则商贾也，其人则豪杰也。为豪杰则洞悉天下物情，故能为人所不为，不忍人所忍。是故为士者转益纤啬，为商者转敦古谊。此又世道风俗之大较也。”(14)所以，《二刻拍案惊奇》借主人翁马少卿之口说出了一句时代变迁的话：“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15)这是明代之前不可能产生的价值评判。
这种商业的社会功能被认知，商人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升的风气，激发了商人的职业自觉和职业自尊，呼唤了他们诚信良知的回归。诚信经商，诚实做人，成为大多数商人的立身格言。《喻世明言》中“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里，描写蒋兴哥意图重操经商旧业，对其妻说道：“常言‘坐吃山空’，我夫妻两口也要成家立业，终不然要抛了这衣食道路。”(16)同样，在“杨八老越国奇逢”里，陕西商人杨八老出门经商时也与妻子说：“我年近三旬，读书不就，家事日渐消乏。族上原在闽、广为商，我欲凑些资本，买办货物，往漳州商贩，图几分利息，以为赡家之资，不知娘子意下如何?”结果其妻不假思索地回答：“妾闻治家以勤俭为本，守株待兔，岂是良图?乘此壮年，正堪跋涉，速整行李，不必迟疑也。”(17)凌濛初编撰的《初刻拍案惊奇》“郑月娥将错就错”中屯溪潘甲娶滴珠为妻，成亲两月，潘父就发作儿子道：“如此你贪我爱，夫妻相对，白白过世不成。如何不想去做生意?”潘甲无奈与妻滴珠说了，两人哭个不住，说了一夜话，次日潘父就逼儿子出外做生意去了。(18)《初刻拍案惊奇》卷八“乌将军一饭必酬”中杨氏在侄儿王生长大后力劝其“到江湖上做些买卖，也是正经”，王生听罢欣然道：“这个正是我们本等。”当侄儿经商受挫，犹豫迟疑时，杨氏“又凑起银两，又催他出去”，要其坚定经商的决心，“不可因此而堕了家传行业”。(19)
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也不少。安徽祁门商人程神保，“莆卯从其父贾济南、下邳间，蒙霜露，沐风雨，绝甘分少，与佣保杂作习惯如自然者，至握算，驵侩莫能难也”。后失资，其妻李氏“蚕织簪饵助之，得三十金，贾峡江、贾闽、贾楚”皆不利，“而走南海，市海错往来清源、维扬间，复如楚，资用复饶”。(20)真正是一个百折不挠的“徽骆驼”。
明代时，陕西商人郑绍经华山遇皇尚书女，遂婿之。新婚不久，绍要负货远行，对妻子说：“绍予一商耳，多游南北，惟利是求……常暂出以辑理南北之财。”其妻曰：“新婚燕尔，未闻经月有别也。”过了几日，郑绍再也待不住了，对妻子说：“我一介商人也，泛江湖，涉道路，乃是常份，虽深诚见挽，若不远行，亦心有不乐。”其妻无奈，只好送新婚丈夫携货就路，外出经商。(21)这一段新婚夫妻的对话，表现了传统商人很好的职业操守和职业自重。
三原商人孙豹人在扬州经商，三年之间三致千金，后闭门读书成为诗人。清康熙年间举为博学鸿儒科，官授内阁中书。豹人辞官不就，说：“吾侨居广陵数十年，嗷嗷待我，使我官京师，不令举家饿死乎。”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传统商人的职业自豪。(22)
明代陕西盐商梁选橡总结自己经商的体会时说：“善贾者不获近利，善保者不身偿法，盐与他贾异名虽两交，而实关三尺，吾谨守之。”(23)这里“盐与他贾异名虽两交，而实关三尺”就是传统商人的职业自觉，使他们把商业信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将诚信不欺作为三尺男儿立于天地之间的基本信条。
这些都说明，诚信文化是“多种历史因素综合”的结果，才使得诚信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川流不息，成为中国传统商业经营思想一条闪光的红线。
① 邱绍雄：《中国商贾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页。
② 陈良谟：《见闻纪训》，第6页。
③ 《东阳陈君义庄记》，载陆游《渭南文集》卷三。
④ 《明会典》，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⑤ 党诚恩：《中国历代商贾诗词选》，中国商业出版社1990年版，第13、47页。
⑥ 谢桃坊：《中国市民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160页。
⑦ 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九，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⑧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第五十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⑨ 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七，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⑩ 遽园：《负曝闲谈》，上海文化出版社1957年版，第58页。
(11)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第六十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12) 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28页。
(13) 张正明：《明清晋商与民风》，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9页。
(14) 沈垚：《落帆楼文集》卷二十四。
(15) 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七，中华书局2009年版。
(16) 冯梦龙：《喻世明言》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17) 同上书，卷十八。
(18) 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卷二，中华书局2009年版。
(19) 同上书，卷八。
(20) 李维桢：《大泌山房文集》卷七十三《程神保转》。
(21) 冯梦龙：《燕居笔记》卷二。
(22) 《清朝野史》第三编：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127页。
(23) 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