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中国传统商人诚信文化的互动性
第四章 中国传统商人诚信文化的特点 第一节 中国传统商人诚信文化的互动性
传统商人的诚信，还表现在忠厚为本，立信立德，将商业经营行为与做人的道德节操相联系，逐渐上升到对生命本体的认识，将冷酷的商业交易变成了有情有义的生命情感互动流程，表现了东方商人很高的生命意识。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诚信的指向性是不同的。“诚”主要指向个人的内省，即个人道德的修养和生命质量的提升。“信”则指向与他人暨外部环境的关系，是“诚”的外在表现形式。因此，诚信本身就有一个互动性的问题，本身就是大家互相遵守的行为规则和道德操守。即是说，诚信绝不是商人单方面提供的信用，不是商人单方面承诺的某种预期，而是商人与社会人群相互之间提供的信用和预期，这不仅包括商人与商人之间的信用，也包括商人与顾客、顾客与商人以及商人与其他社会人群之间的信用。只有这种社会成员之间诚信的互动性，才形成了诚信的普世性原则，使它像一条红线得以贯穿于中国商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所讲的“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来而不往非礼也”、“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就是对这种诚信互动性最好的表达。
传统商人的诚信，还表现在忠厚为本，立信立德，将商业经营行为与做人的道德节操相联系，逐渐上升到对生命本体的认识，将冷酷的商业交易变成了有情有义的生命情感互动流程，表现了东方商人很高的生命意识。
传统商人助人为乐的仁厚之举，还表现为商人之间知恩图报，遇助感恩的知性情怀，反映了传统商人良好的诚信互动。浙江姜益大棉布店创建于清同治六年(1867)，是龙游一家著名的百年老店。当家人以诚信来奠定自己的商业人格，在这方面有一个故事，在龙游流传甚广。有一次，“姜益大”从宁波一个布庄购进三百筒“石门布”，价值达六万。当这批布从杭州水运至龙游官驿前码头时，被抢劫一空。由于这批货尚未验收，“姜益大”不必承担任何责任。想不到姜益大棉布店的店主却谢绝赔偿，还取出六万元的银票交给对方派来的商谈赔偿事宜的伙计，表示再购买石门布三百筒。伙计把这消息带回海宁，布庄主人感激之余，表示今后必将全力扶持“姜益大”，以报其恩。不多日，海宁布庄的三百筒石门布及其他一批新产品由伙计押送运抵龙游。石门布和那些新产品都是当时的抢手货，十分好卖，而对方认准这类货在龙游之由“姜益大”独家经营，有心回报“姜益大”，使之获取最大的收益。①
山西著名的榆次常家天亨玉商号掌柜王盛林，在东家发生破产还债，需要抽回天亨玉商号资本时，他向其相与大盛魁商号借银三四万两，让东家将资本全部抽走。天亨玉在毫无资本的情况下，全赖借款支撑，未倒闭，改组为天亨永(有永久坚持之意)，照常营业，这全凭王盛林的个人信用。1929年，大盛魁发生危机时，王掌柜得知后，便派人送去2万银元。大盛魁相与认为此款无法归还，坚决拒收。王正色道：“假如20年前，没有大盛魁相与的维持，天亨玉早完了，哪里还有今天的天亨永呢!”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到晋商相与之间信义之交、患难与共的真情。②
著名的票号经营家李宏龄，经营票号业40余年，先后担任过蔚丰厚票号驻北京、上海、汉口等分号经理。此人业务上精明干练，多才善贾，曾对蔚丰厚票号的保全及发展立功甚大。而当他事业发达后，仍不忘旧恩，为人仗义。李宏龄入介休侯家蔚丰厚票号时，是乡人曹惠林推荐的。就这件事，李宏龄一生感恩图报，不忘引荐之恩。当曹惠林病故后，曹家生活贫寒，子女尚幼，不能独立生活。李宏龄知道后，便主动负责赡养其妻及子女生活十余年，直至其子女长大成人，能自谋生计方止。③这些都说明诚信互动并不是商人的个别行为，而是商人们普遍遵循的行为规则。
中国传统商人形成的诚信互动，已成习惯。在近代更表现为与红军之间的互动，使诚信互动的性质得到了空前的提升。当年陕西商人与红军之间的互动为典型的例证。1935年9月，毛主席率中央红军走出人烟稀少的川西地区，突破腊子口天险，来到岷山脚下。为了摆脱前此“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的盲目性，为红军指定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毛主席要求红一军团去哈达铺侦察敌情，筹集粮食并“找到点精神食粮”。左权参谋长遂派梁兴初等于9月17日先期到达哈达铺，在国民党守军鲁大昌部的镇公所和邮局旁旅馆的客商手中搜集到一些报纸，有《山西日报》、《西京日报》等，上面刊有陕北红军的消息。林彪看了以后高兴地说：“我的妈呀!革命要成功了”，让聂荣臻速将报纸给毛主席送去。④
这应是毛主席看到陕北红军消息的最早版本。1935年9月20日，毛主席率中央纵队进驻哈达铺。据毛主席警卫员陈奉昌将军重返哈达铺时回忆：“毛主席一到哈达铺，没进宿舍，就到他住的‘义和昌’药铺斜对门邮电代办所去找报纸，发现一堆报纸，马上让伙计颜新民将报纸递上来，拿到柜台上，将有用的选出来，其中最有价值的就是1935年9月12日天津《大公报》，那上面从反面登载了陕北刘志丹红军和根据地比较详细的消息。然后让警卫员付了钱，带回他的住所。”⑤此间，张闻天也找到了登载陕北红军消息的天津《大公报》；谢觉哉上茅房时发现有陕北红军消息的《山西日报》，让彭德怀交毛主席；周恩来的卫生员陈诗林也从伪公所找来《大公报》交给毛主席。应当说，从9月20日至22日两天时间内，有登载陕北红军消息的不同报纸密集传递到毛主席手中，使毛主席可以缜密判断陕北红军的具体情况和制订红军下一步行动方案。而在这些报纸中，对陕北红军及根据地报道最为详细最有价值的信息是天津的《大公报》，从部队的番号到活动区域，再到大致人数都有详细登载。张闻天在哈达铺利用报纸消息写了一篇《读报笔记》，题目是《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时间是1935年9月22日，刊登在1935年9月28日《前进报》第3期上，文章开首写道：“天津《大公报》曾经这样的讲到陕西苏维埃革命运动”，然后引用《大公报》1935年7月23日、29日、31日和8月1日的消息，分析陕北红军的活动和中央红军去陕北的决策，这是当事人1976年前所述，应当是真实、准确和有权威的说法。
在此期间，红军参谋长叶剑英看到《大公报》的消息后，去找当时随军长征的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长神木人贾拓夫，详细询问陕北及陕北红军的具体情况，又找彭德怀，找毛泽东，为红军落脚陕北起了很好的参谋作用。⑥
1935年9月22日上午，毛主席在他住的陕西“义和昌”药铺召开中央领导人会议，会上毛主席手持《大公报》，指出陕北23个县，全有红军和游击队活动，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主力部队有3个师，万多支枪，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有强兵三千，已转移到陕甘边界。从而改变1935年9月12日在川西俄界会议上做出“打到苏联边界去……打通国际联系”甚至“被打散去白区工作的想法”，做出了“到陕北去，找刘志丹去”的重大决策，为红军落脚陕北作出了至关紧要的决定。⑦1935年9月22日下午，毛主席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团级以上干部会议，在会上毛主席发表讲话：“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陕北红军比较详细的消息，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亦决定将中央红军整编为“抗日陕北支队”，先期奔赴陕北。在会上毛主席充满激情地说：“同志们前进吧，到陕北只有七百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抗日前进阵地。”从而奠定了中国革命后来的历史走向，为红军“落脚陕甘宁，走向全中国”迈出了最坚实的步伐。⑧1935年9月23日，红军离开了哈达铺，走上了通向陕北的发展道路。
哈达铺的陕西商人为红军走向陕北提供了极其有价值的消息，而红军对陕西商人的回馈也是极为丰厚的。一方面军到达哈达铺有8000人，由于哈达铺是红军翻雪山后碰到的“第一个有人烟的地方”，又语言相通，因此“全军上下，不论官兵民工，一人发大洋一元”，红军政治部还专门发文件“让大家吃得好”。⑨这8000银元大部分花费在哈达铺。因为1935年10月22日在陕北会宁会师时，红军只剩下2000银元，连前来迎接的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都很吃惊。可见，至少有6000银元是在哈达铺花费掉的。而当时哈达铺1银元可买5只鸡或100只鸡蛋，2银元可买1只羊，5银元可以买1头肥猪。6000银元如果换算成鸡，可以买30万只鸡，或600万个鸡蛋，或3000只羊，或600只猪。一个小小的哈达铺，一下子拥塞了8000人，而且手里握有8000银元，那是多么巨大的市场购买力量，所以“哈达铺的商人可走运了，生意兴隆，有什么都卖完了，利市三倍”。⑩时任叶帅作战参谋的范希贤将军就回忆说，他曾去镇上的药铺抓过中药。(11)
贺龙警卫员周龙将军说：“我用所发的一块大洋买了四个大白面饼子抱回来。”(12)当时哈达铺有红军说：“我18岁了，除了我姐姐出嫁那年吃过鸡，当了红军才有鸡吃。”(13)哈达铺不仅是红军长征的定向点，又是红军长征的加油站，还是陕西商人的发财地、幸福源。因为，红军给陕西商人最大的回馈，就是14年后，献给他们一个红彤彤的人民共和国。
传统商人的诚信互动之所以成为商人遵循的普遍规则，在于这种规则得到了商人们的普遍认同，大家都努力践行，否则就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狭路逢》中湖广商人李天造到芜湖贩桐油，出资救助了身无分文的同乡商人傅星，后来又充分信任他，请他去苏州代自己收取货款。在千金货款面前，傅星心理失衡了。他顾不得李天造的恩情和信任，拐了李天造的千金货款逃回家乡，把女儿从债主家中救了出来。谁知女儿成亲的时候，傅星发现自己的亲家竟然是自己最不想见的李天造，羞愧得无地自容。(14)
明清小说《醉醒石》“穆琼姐错认有情郎，董文甫枉做负恩鬼”中记载了，商人董文甫与青楼女子穆琼琼有约，答应用三百金把她赎出妓院。穆琼琼怕董文甫出不起这笔钱，就把自己积攒的二百金全部给了董文甫，嘱咐董文甫“到家设处百金，可以赎我。但你不可负心”。而董文甫把穆琼琼的钱拿到手之后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穆琼琼因此抑郁而亡，负心商人董文甫受到穆琼琼鬼魂的追索，最后为自己的不诚信行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5)
刘基《郁离子》“灵丘丈人”中记载了一位商人背信弃义遭到惩罚的故事。一济阴商人，做生意遇到风浪，小舟沉没，“捿于浮苴之上”竭加呼号，一渔夫前来救援，商人许诺说：“我济上巨贾也，能救我，予以百金。”后只给了十金，渔夫问其缘由，商人勃然变色：“若渔夫也，一日之获几何，而骤得十金，犹为不足乎!”后来又遇翻船事故，恰值渔夫在场，有人问为何不救，渔夫答曰：“是许金而不酬者也。”于是商人一命呜呼。(16)
凡此说明，在传统社会诚信已经成为市场交易和市场行为规则，商人们互动践行，才保证了商业的相应秩序和促使市场经济因素的正常发育。
① 周伟：《寻找浙商》，光明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63—64页。
② 高春平：《晋商诚信赢天下》，《人民论坛》2006年第6期。
③ 张辉：《晋商谋略》，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5页。
④ 李魁影：《毛泽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12页。
⑤ 赵新平：《红军到达哈达铺概况》，2010年5月6日，宕昌党建网。
⑥ 赵新平：《红军到达哈达铺概况》，2010年5月6日，宕昌党建网。
⑦ 《人民日报》1996年10月28日。
⑧ 胡兆才：《红军长征纪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10页。
⑨ 李魁影：《毛泽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17页。
⑩ 赵新平：《红军到达哈达铺概况》，2010年5月6日，宕昌党建网。
(11) 《今日哈达铺》，《长治时报》2005年12月21日。
(12) 周龙：《红军来到哈达铺》，2007年1月8日，公丕才博客。
(13) 侯树琼：《中国革命战争纪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1页。
(14) 邱绍雄：《中国商贾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页。
(15) 东鲁古狂生：《醉醒石》第十一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16) 刘基：《郁离子》，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72页。
传统商人的诚信，还表现在忠厚为本，立信立德，将商业经营行为与做人的道德节操相联系，逐渐上升到对生命本体的认识，将冷酷的商业交易变成了有情有义的生命情感互动流程，表现了东方商人很高的生命意识。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诚信的指向性是不同的。“诚”主要指向个人的内省，即个人道德的修养和生命质量的提升。“信”则指向与他人暨外部环境的关系，是“诚”的外在表现形式。因此，诚信本身就有一个互动性的问题，本身就是大家互相遵守的行为规则和道德操守。即是说，诚信绝不是商人单方面提供的信用，不是商人单方面承诺的某种预期，而是商人与社会人群相互之间提供的信用和预期，这不仅包括商人与商人之间的信用，也包括商人与顾客、顾客与商人以及商人与其他社会人群之间的信用。只有这种社会成员之间诚信的互动性，才形成了诚信的普世性原则，使它像一条红线得以贯穿于中国商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所讲的“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来而不往非礼也”、“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就是对这种诚信互动性最好的表达。
传统商人的诚信，还表现在忠厚为本，立信立德，将商业经营行为与做人的道德节操相联系，逐渐上升到对生命本体的认识，将冷酷的商业交易变成了有情有义的生命情感互动流程，表现了东方商人很高的生命意识。
传统商人助人为乐的仁厚之举，还表现为商人之间知恩图报，遇助感恩的知性情怀，反映了传统商人良好的诚信互动。浙江姜益大棉布店创建于清同治六年(1867)，是龙游一家著名的百年老店。当家人以诚信来奠定自己的商业人格，在这方面有一个故事，在龙游流传甚广。有一次，“姜益大”从宁波一个布庄购进三百筒“石门布”，价值达六万。当这批布从杭州水运至龙游官驿前码头时，被抢劫一空。由于这批货尚未验收，“姜益大”不必承担任何责任。想不到姜益大棉布店的店主却谢绝赔偿，还取出六万元的银票交给对方派来的商谈赔偿事宜的伙计，表示再购买石门布三百筒。伙计把这消息带回海宁，布庄主人感激之余，表示今后必将全力扶持“姜益大”，以报其恩。不多日，海宁布庄的三百筒石门布及其他一批新产品由伙计押送运抵龙游。石门布和那些新产品都是当时的抢手货，十分好卖，而对方认准这类货在龙游之由“姜益大”独家经营，有心回报“姜益大”，使之获取最大的收益。①
山西著名的榆次常家天亨玉商号掌柜王盛林，在东家发生破产还债，需要抽回天亨玉商号资本时，他向其相与大盛魁商号借银三四万两，让东家将资本全部抽走。天亨玉在毫无资本的情况下，全赖借款支撑，未倒闭，改组为天亨永(有永久坚持之意)，照常营业，这全凭王盛林的个人信用。1929年，大盛魁发生危机时，王掌柜得知后，便派人送去2万银元。大盛魁相与认为此款无法归还，坚决拒收。王正色道：“假如20年前，没有大盛魁相与的维持，天亨玉早完了，哪里还有今天的天亨永呢!”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到晋商相与之间信义之交、患难与共的真情。②
著名的票号经营家李宏龄，经营票号业40余年，先后担任过蔚丰厚票号驻北京、上海、汉口等分号经理。此人业务上精明干练，多才善贾，曾对蔚丰厚票号的保全及发展立功甚大。而当他事业发达后，仍不忘旧恩，为人仗义。李宏龄入介休侯家蔚丰厚票号时，是乡人曹惠林推荐的。就这件事，李宏龄一生感恩图报，不忘引荐之恩。当曹惠林病故后，曹家生活贫寒，子女尚幼，不能独立生活。李宏龄知道后，便主动负责赡养其妻及子女生活十余年，直至其子女长大成人，能自谋生计方止。③这些都说明诚信互动并不是商人的个别行为，而是商人们普遍遵循的行为规则。
中国传统商人形成的诚信互动，已成习惯。在近代更表现为与红军之间的互动，使诚信互动的性质得到了空前的提升。当年陕西商人与红军之间的互动为典型的例证。1935年9月，毛主席率中央红军走出人烟稀少的川西地区，突破腊子口天险，来到岷山脚下。为了摆脱前此“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的盲目性，为红军指定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毛主席要求红一军团去哈达铺侦察敌情，筹集粮食并“找到点精神食粮”。左权参谋长遂派梁兴初等于9月17日先期到达哈达铺，在国民党守军鲁大昌部的镇公所和邮局旁旅馆的客商手中搜集到一些报纸，有《山西日报》、《西京日报》等，上面刊有陕北红军的消息。林彪看了以后高兴地说：“我的妈呀!革命要成功了”，让聂荣臻速将报纸给毛主席送去。④
这应是毛主席看到陕北红军消息的最早版本。1935年9月20日，毛主席率中央纵队进驻哈达铺。据毛主席警卫员陈奉昌将军重返哈达铺时回忆：“毛主席一到哈达铺，没进宿舍，就到他住的‘义和昌’药铺斜对门邮电代办所去找报纸，发现一堆报纸，马上让伙计颜新民将报纸递上来，拿到柜台上，将有用的选出来，其中最有价值的就是1935年9月12日天津《大公报》，那上面从反面登载了陕北刘志丹红军和根据地比较详细的消息。然后让警卫员付了钱，带回他的住所。”⑤此间，张闻天也找到了登载陕北红军消息的天津《大公报》；谢觉哉上茅房时发现有陕北红军消息的《山西日报》，让彭德怀交毛主席；周恩来的卫生员陈诗林也从伪公所找来《大公报》交给毛主席。应当说，从9月20日至22日两天时间内，有登载陕北红军消息的不同报纸密集传递到毛主席手中，使毛主席可以缜密判断陕北红军的具体情况和制订红军下一步行动方案。而在这些报纸中，对陕北红军及根据地报道最为详细最有价值的信息是天津的《大公报》，从部队的番号到活动区域，再到大致人数都有详细登载。张闻天在哈达铺利用报纸消息写了一篇《读报笔记》，题目是《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时间是1935年9月22日，刊登在1935年9月28日《前进报》第3期上，文章开首写道：“天津《大公报》曾经这样的讲到陕西苏维埃革命运动”，然后引用《大公报》1935年7月23日、29日、31日和8月1日的消息，分析陕北红军的活动和中央红军去陕北的决策，这是当事人1976年前所述，应当是真实、准确和有权威的说法。
在此期间，红军参谋长叶剑英看到《大公报》的消息后，去找当时随军长征的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长神木人贾拓夫，详细询问陕北及陕北红军的具体情况，又找彭德怀，找毛泽东，为红军落脚陕北起了很好的参谋作用。⑥
1935年9月22日上午，毛主席在他住的陕西“义和昌”药铺召开中央领导人会议，会上毛主席手持《大公报》，指出陕北23个县，全有红军和游击队活动，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主力部队有3个师，万多支枪，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有强兵三千，已转移到陕甘边界。从而改变1935年9月12日在川西俄界会议上做出“打到苏联边界去……打通国际联系”甚至“被打散去白区工作的想法”，做出了“到陕北去，找刘志丹去”的重大决策，为红军落脚陕北作出了至关紧要的决定。⑦1935年9月22日下午，毛主席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团级以上干部会议，在会上毛主席发表讲话：“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陕北红军比较详细的消息，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亦决定将中央红军整编为“抗日陕北支队”，先期奔赴陕北。在会上毛主席充满激情地说：“同志们前进吧，到陕北只有七百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抗日前进阵地。”从而奠定了中国革命后来的历史走向，为红军“落脚陕甘宁，走向全中国”迈出了最坚实的步伐。⑧1935年9月23日，红军离开了哈达铺，走上了通向陕北的发展道路。
哈达铺的陕西商人为红军走向陕北提供了极其有价值的消息，而红军对陕西商人的回馈也是极为丰厚的。一方面军到达哈达铺有8000人，由于哈达铺是红军翻雪山后碰到的“第一个有人烟的地方”，又语言相通，因此“全军上下，不论官兵民工，一人发大洋一元”，红军政治部还专门发文件“让大家吃得好”。⑨这8000银元大部分花费在哈达铺。因为1935年10月22日在陕北会宁会师时，红军只剩下2000银元，连前来迎接的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都很吃惊。可见，至少有6000银元是在哈达铺花费掉的。而当时哈达铺1银元可买5只鸡或100只鸡蛋，2银元可买1只羊，5银元可以买1头肥猪。6000银元如果换算成鸡，可以买30万只鸡，或600万个鸡蛋，或3000只羊，或600只猪。一个小小的哈达铺，一下子拥塞了8000人，而且手里握有8000银元，那是多么巨大的市场购买力量，所以“哈达铺的商人可走运了，生意兴隆，有什么都卖完了，利市三倍”。⑩时任叶帅作战参谋的范希贤将军就回忆说，他曾去镇上的药铺抓过中药。(11)
贺龙警卫员周龙将军说：“我用所发的一块大洋买了四个大白面饼子抱回来。”(12)当时哈达铺有红军说：“我18岁了，除了我姐姐出嫁那年吃过鸡，当了红军才有鸡吃。”(13)哈达铺不仅是红军长征的定向点，又是红军长征的加油站，还是陕西商人的发财地、幸福源。因为，红军给陕西商人最大的回馈，就是14年后，献给他们一个红彤彤的人民共和国。
传统商人的诚信互动之所以成为商人遵循的普遍规则，在于这种规则得到了商人们的普遍认同，大家都努力践行，否则就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狭路逢》中湖广商人李天造到芜湖贩桐油，出资救助了身无分文的同乡商人傅星，后来又充分信任他，请他去苏州代自己收取货款。在千金货款面前，傅星心理失衡了。他顾不得李天造的恩情和信任，拐了李天造的千金货款逃回家乡，把女儿从债主家中救了出来。谁知女儿成亲的时候，傅星发现自己的亲家竟然是自己最不想见的李天造，羞愧得无地自容。(14)
明清小说《醉醒石》“穆琼姐错认有情郎，董文甫枉做负恩鬼”中记载了，商人董文甫与青楼女子穆琼琼有约，答应用三百金把她赎出妓院。穆琼琼怕董文甫出不起这笔钱，就把自己积攒的二百金全部给了董文甫，嘱咐董文甫“到家设处百金，可以赎我。但你不可负心”。而董文甫把穆琼琼的钱拿到手之后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穆琼琼因此抑郁而亡，负心商人董文甫受到穆琼琼鬼魂的追索，最后为自己的不诚信行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5)
刘基《郁离子》“灵丘丈人”中记载了一位商人背信弃义遭到惩罚的故事。一济阴商人，做生意遇到风浪，小舟沉没，“捿于浮苴之上”竭加呼号，一渔夫前来救援，商人许诺说：“我济上巨贾也，能救我，予以百金。”后只给了十金，渔夫问其缘由，商人勃然变色：“若渔夫也，一日之获几何，而骤得十金，犹为不足乎!”后来又遇翻船事故，恰值渔夫在场，有人问为何不救，渔夫答曰：“是许金而不酬者也。”于是商人一命呜呼。(16)
凡此说明，在传统社会诚信已经成为市场交易和市场行为规则，商人们互动践行，才保证了商业的相应秩序和促使市场经济因素的正常发育。
① 周伟：《寻找浙商》，光明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63—64页。
② 高春平：《晋商诚信赢天下》，《人民论坛》2006年第6期。
③ 张辉：《晋商谋略》，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5页。
④ 李魁影：《毛泽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12页。
⑤ 赵新平：《红军到达哈达铺概况》，2010年5月6日，宕昌党建网。
⑥ 赵新平：《红军到达哈达铺概况》，2010年5月6日，宕昌党建网。
⑦ 《人民日报》1996年10月28日。
⑧ 胡兆才：《红军长征纪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10页。
⑨ 李魁影：《毛泽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17页。
⑩ 赵新平：《红军到达哈达铺概况》，2010年5月6日，宕昌党建网。
(11) 《今日哈达铺》，《长治时报》2005年12月21日。
(12) 周龙：《红军来到哈达铺》，2007年1月8日，公丕才博客。
(13) 侯树琼：《中国革命战争纪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1页。
(14) 邱绍雄：《中国商贾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页。
(15) 东鲁古狂生：《醉醒石》第十一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16) 刘基：《郁离子》，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