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中国传统商人诚信文化互动性的制度表达
第四章 中国传统商人诚信文化的特点 第二节 中国传统商人诚信文化互动性的制度表达
在中国传统社会，商人之间的诚信互动不仅表现为商人相互之间的“心灵契约”，身体力行，而且在明清之际已经产生市场经济因素的时代条件下，这种诚信互动的行为规则已经开始上升到制度安排的层面，成为一种制度约束。
清代，山西商人王现归乡，在市集上看到乡亲们做生意多在秤杆上做手脚，缺斤短两。他认为是败坏了正常的经商风气，是自毁形象。第二天早上起来，王现吃过早饭就直接去找弟弟王瑶，他要跟王瑶好好商量怎么才能杜绝缺斤短两的事。王现提出“咱们可以把福、禄、寿刻成三颗星，钉在秤杆后面，谁缺斤短两，那不就是缺福缺禄缺寿了嘛。要是换成这种秤杆，看看谁还给人家客人缺斤短两!”
几天后，在村里的关帝庙，王现和王瑶邀请附近的名门望族和官府代表，带领族中子弟举行了盛大的祭祀仪式。在祭祀仪式上，王现和王瑶兄弟向族中子弟展示了他们研制的新的秤杆。王现当场昭告族人：“今天，在关帝爷的神像面前，我们重新核准秤杆刻度，我们在秤杆的最后面钉了三颗铜星，它们分别代表福、禄、寿的意思。从今以后，王家族人，做生意的都必须用这种新的秤杆。以后，谁再缺斤短两，就是缺德，破财，从而折寿。”①这里已经清晰表现了诚信规则从个人行为向公众制度的转变。
难能可贵的是，中国传统商人在明清时期已经将这种诚信互动运作到制度安排的层面，并将制度的刚性约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制约结合起来，表现了传统商人的历史创造性。
明清以来的陕西商人在不断推进市场诚信制度化过程中，得知制度的刚性原则与商人追求私利的目的之间存在矛盾，条理化的制度还不可能从思想和灵魂层面对商人的行为起威慑作用。于是他们对刚性制度的强硬条款进行文化包装，使强硬的制度包含有更多文化的理性和人性化成分，更有利于从制度和文化两个层面对商人们的趋利行为实行(硬的)制度和(软的)文化双向约束或规制，这不能不说是陕西商人的机智之举。如河南社旗的山陕商人，除了制定《会议戥称定规矩》的制度和实行“罚戏三台”、“禀官究办”的惩罚原则外，又对这一戥称制度进行了富有创意的文化诠释，他们指出“商人用秤，一斤16两，秤杆上一两一星，满16个星为一斤，即北斗七星，南有六星，加上福、寿、禄三星就是16星。秤星谐音就是‘诚信’。经商不能缺斤短两，缺一两折福，缺二两折寿，缺三两折福寿禄，超过三两，连南北都没有了”。②这便从人性的高度对制度进行了文化包装，使刚性的制度带有福、寿、禄温情脉脉的文化面纱。缺斤短两，不仅要支付经济成本(罚戏三台)，还要支付社会成本(禀官究办)，更要支付文化成本(福、寿、禄的人生追求丢失)，三本齐罚，从器物、制度、文化三个层面对市场违规行为进行惩治，有力地维护了市场的正常秩序。
明清以来，山陕商人在管理过程中将制度“硬制约”与文化“软约束”相捆绑的创新性思维，浸淫在他们商贸活动的各个方面。
契约化是明清山陕商人推进市场活动制度化的重要内容。为了明确商业经营中的权责利关系，防止“空口无凭”的商业欺诈，他们在购、运、销的各个环节都以契约作为权责文书和法律担保，“立此为据”成为保证商业运营有序进行的制度措置。但在契约文本的书写上却包含有浓厚的诚信文化“软约束”内容。录山陕商人的一则契约如下：
合资合约
立约人×××、×××等，窃见财从伴生，事在人为，是两人商议，和本求财，当凭中见(××)各出本银(×两)作本，同心揭胆，营谋生意。所获利息，每年面算明白，量分家用，仍留资本以为渊源不歇之计。至于私己用度。各人自备，不许扯动此银并混乱账目。故特歃血定盟，务宜意一团和气，苦乐均受，慎无执扯争岔不得积私肥己。犯此议者，神人共愤。令恐无凭，立此合约，一样二纸，为后炤用。③
这里既有“不许扯动此银并混乱账目……慎无执扯争岔不得积私肥己”的硬制度，又有“犯此议者，神人共愤”的软约束，还有“同心揭胆”、“一团和气，苦乐均受”的诚信精神诉求。尤其是“神人共愤”告诫商人违反制度规定不仅要受人间道德的谴责，还要得到冥冥之中神灵的惩罚，使违规者处于精神恐慌的战栗状态，这种“软约束”其实是调动了天、地、人的全部力量，来营造秩序良好的营业氛围。
除了制度方面的硬性规定外，在具体的商业经营中，也是以各种规范措置来保证诚信及共赢原则的贯彻落实。“河南社旗镇，明清之际因水运发达而成为南北十三省重要商品集散地，当时瓷器街各大瓷器行集中了全国南北六大窑系的各色观赏与日用瓷器。据镇内老人回忆，当时各瓷器行遵守诚信为本的经商理念，对于运输过程中造成的残破瓷器及次品瓷器均集中销毁，其残片及次品均集中倾倒于位于瓷器街北端山陕会馆前西南侧一个大坑之内。后大坑被瓷器片填满，人们在其上盖上了房屋，此瓷器坑已掩入地下近百年。2006年初，为拆迁后期建于其上的现代建筑，改善山陕会馆环境风貌，该瓷器坑得以显现。县文物部门报请南阳市文物研究所对该瓷器坑进行试探，出土各类次瓷及瓷片10余吨，初步考证其年代自明代中期至清代末期，包括当时全国各大窑系的瓷片。这些次瓷及瓷片既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和文化价值，同时也是赊店诚信经商传统的历史见证。为此，社旗县政府决定筹建瓷器博物馆，集中展示出土的各类瓷片，既加强出土瓷片的保护与研究，又是一个很好的诚信教育场所。”④
① 王先明：《晋中大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6页。
② 孔祥毅：《晋商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
③ 冯梦龙：《燕居笔记》卷五(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④ 刘中强：《明清瓷器坑——赊店商业诚信之见证》，2007年12月25日，社旗网。
在中国传统社会，商人之间的诚信互动不仅表现为商人相互之间的“心灵契约”，身体力行，而且在明清之际已经产生市场经济因素的时代条件下，这种诚信互动的行为规则已经开始上升到制度安排的层面，成为一种制度约束。
清代，山西商人王现归乡，在市集上看到乡亲们做生意多在秤杆上做手脚，缺斤短两。他认为是败坏了正常的经商风气，是自毁形象。第二天早上起来，王现吃过早饭就直接去找弟弟王瑶，他要跟王瑶好好商量怎么才能杜绝缺斤短两的事。王现提出“咱们可以把福、禄、寿刻成三颗星，钉在秤杆后面，谁缺斤短两，那不就是缺福缺禄缺寿了嘛。要是换成这种秤杆，看看谁还给人家客人缺斤短两!”
几天后，在村里的关帝庙，王现和王瑶邀请附近的名门望族和官府代表，带领族中子弟举行了盛大的祭祀仪式。在祭祀仪式上，王现和王瑶兄弟向族中子弟展示了他们研制的新的秤杆。王现当场昭告族人：“今天，在关帝爷的神像面前，我们重新核准秤杆刻度，我们在秤杆的最后面钉了三颗铜星，它们分别代表福、禄、寿的意思。从今以后，王家族人，做生意的都必须用这种新的秤杆。以后，谁再缺斤短两，就是缺德，破财，从而折寿。”①这里已经清晰表现了诚信规则从个人行为向公众制度的转变。
难能可贵的是，中国传统商人在明清时期已经将这种诚信互动运作到制度安排的层面，并将制度的刚性约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制约结合起来，表现了传统商人的历史创造性。
明清以来的陕西商人在不断推进市场诚信制度化过程中，得知制度的刚性原则与商人追求私利的目的之间存在矛盾，条理化的制度还不可能从思想和灵魂层面对商人的行为起威慑作用。于是他们对刚性制度的强硬条款进行文化包装，使强硬的制度包含有更多文化的理性和人性化成分，更有利于从制度和文化两个层面对商人们的趋利行为实行(硬的)制度和(软的)文化双向约束或规制，这不能不说是陕西商人的机智之举。如河南社旗的山陕商人，除了制定《会议戥称定规矩》的制度和实行“罚戏三台”、“禀官究办”的惩罚原则外，又对这一戥称制度进行了富有创意的文化诠释，他们指出“商人用秤，一斤16两，秤杆上一两一星，满16个星为一斤，即北斗七星，南有六星，加上福、寿、禄三星就是16星。秤星谐音就是‘诚信’。经商不能缺斤短两，缺一两折福，缺二两折寿，缺三两折福寿禄，超过三两，连南北都没有了”。②这便从人性的高度对制度进行了文化包装，使刚性的制度带有福、寿、禄温情脉脉的文化面纱。缺斤短两，不仅要支付经济成本(罚戏三台)，还要支付社会成本(禀官究办)，更要支付文化成本(福、寿、禄的人生追求丢失)，三本齐罚，从器物、制度、文化三个层面对市场违规行为进行惩治，有力地维护了市场的正常秩序。
明清以来，山陕商人在管理过程中将制度“硬制约”与文化“软约束”相捆绑的创新性思维，浸淫在他们商贸活动的各个方面。
契约化是明清山陕商人推进市场活动制度化的重要内容。为了明确商业经营中的权责利关系，防止“空口无凭”的商业欺诈，他们在购、运、销的各个环节都以契约作为权责文书和法律担保，“立此为据”成为保证商业运营有序进行的制度措置。但在契约文本的书写上却包含有浓厚的诚信文化“软约束”内容。录山陕商人的一则契约如下：
合资合约
立约人×××、×××等，窃见财从伴生，事在人为，是两人商议，和本求财，当凭中见(××)各出本银(×两)作本，同心揭胆，营谋生意。所获利息，每年面算明白，量分家用，仍留资本以为渊源不歇之计。至于私己用度。各人自备，不许扯动此银并混乱账目。故特歃血定盟，务宜意一团和气，苦乐均受，慎无执扯争岔不得积私肥己。犯此议者，神人共愤。令恐无凭，立此合约，一样二纸，为后炤用。③
这里既有“不许扯动此银并混乱账目……慎无执扯争岔不得积私肥己”的硬制度，又有“犯此议者，神人共愤”的软约束，还有“同心揭胆”、“一团和气，苦乐均受”的诚信精神诉求。尤其是“神人共愤”告诫商人违反制度规定不仅要受人间道德的谴责，还要得到冥冥之中神灵的惩罚，使违规者处于精神恐慌的战栗状态，这种“软约束”其实是调动了天、地、人的全部力量，来营造秩序良好的营业氛围。
除了制度方面的硬性规定外，在具体的商业经营中，也是以各种规范措置来保证诚信及共赢原则的贯彻落实。“河南社旗镇，明清之际因水运发达而成为南北十三省重要商品集散地，当时瓷器街各大瓷器行集中了全国南北六大窑系的各色观赏与日用瓷器。据镇内老人回忆，当时各瓷器行遵守诚信为本的经商理念，对于运输过程中造成的残破瓷器及次品瓷器均集中销毁，其残片及次品均集中倾倒于位于瓷器街北端山陕会馆前西南侧一个大坑之内。后大坑被瓷器片填满，人们在其上盖上了房屋，此瓷器坑已掩入地下近百年。2006年初，为拆迁后期建于其上的现代建筑，改善山陕会馆环境风貌，该瓷器坑得以显现。县文物部门报请南阳市文物研究所对该瓷器坑进行试探，出土各类次瓷及瓷片10余吨，初步考证其年代自明代中期至清代末期，包括当时全国各大窑系的瓷片。这些次瓷及瓷片既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和文化价值，同时也是赊店诚信经商传统的历史见证。为此，社旗县政府决定筹建瓷器博物馆，集中展示出土的各类瓷片，既加强出土瓷片的保护与研究，又是一个很好的诚信教育场所。”④
① 王先明：《晋中大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6页。
② 孔祥毅：《晋商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
③ 冯梦龙：《燕居笔记》卷五(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④ 刘中强：《明清瓷器坑——赊店商业诚信之见证》，2007年12月25日，社旗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