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中国传统商人诚信文化的草根性
第四章 中国传统商人诚信文化的特点 第三节 中国传统商人诚信文化的草根性
在中国传统社会等级制度下，官商不相交接，各行其道。官府高高在上，视商人的市场运作用乾隆皇帝的话说：“市井小儿之习，官法不宜与之区处”，①以免降低官威；而商人视官府为“青天大老爷”，每每“战栗而不敢前”，这便使得中国传统商人的诚信文化带有极强的草根性和民间性，是商人之间自发提供的承诺和信用，具有民俗和行规的约束力，而非法律的强制性。它既体现了传统商人的行为自觉和行为自律，展示了东方文化的温情和魅力，又与西方的诚信形成极大的不同。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之初，就主要是依靠“王权”的力量推进的，因此，西方的诚信一开始就带有法律的效力和普世的强制性，主要是依靠法律的力量进行保护和推广，而非马克斯·韦伯所过于强调的“神的力量”。这是中国传统商人诚信文化与西方诚信文化最根本的区别之一。
中国传统商人诚信文化的草根性，首先是传统商人行为自觉和行为自律的体现，是商人自我意识的唤醒，而非法律外在强制的结果。在中国传统社会，官府与商人之间由于相互隔膜而处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状态。
一是官商不相沟通。在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城市与经济农村的二元化社会结构，使官府远离市场，对市场操作采取自由放任的管理政策，不进行直接干预，在“命夫命妇，不鬻于市”的传统观念下，官员视商务为“俗务”，以言利为羞，以谈市为耻，对市场茫然无知。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统治思想下，官员催粮派款、微服私访多趋农村而远避市场，以避“与民争利”之嫌，使官府对市场摆了一副高高在上的臭架子。当年汉代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攻击桑弘羊的罪名之一，就是以堂堂大司农之职为“竖贾”代言；唐代宰相刘宴早朝在其坊口买蒸饼吃，被朝议为“与竖贾交接”；就是到晚清，同治皇帝出故宫后门，在景山前的地摊吃凉粉，吃完扬长而去，当摊主向其讨钱时，皇帝惊讶地说：“吃凉粉怎么还要钱!”②说明这种官府不言市利、不通市场的状态到清代都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清代乾隆年间，当苏州的钱江会馆设立行规报钱塘县衙备案时，钱塘知县在给上级的禀文中，强调说：“今各处贸易，皆有定规……此皆俗例，而非官例，私禁而非官禁，地方官要在俯顺舆情，若欲稍事更张，则讼争蜂起，窃恐日坐堂皇，亦有应接不暇之势。”③一个“俗例”而非“官例”的区别，典型说明了官府与市场的隔膜状态。反之，在士农工商的社会职业分层安排下，商人亦远离官府，官商不直接交接。商人有事请示官府，不能直接面见官员，要通过行会或会馆的“行头”、“会首”、“市头”禀报，官员的批文不能直接交给商人或其代表，要由官员“抛给”，由商人或其代表跪地拾起，体现了严格的等级身份和官府对商人的鄙视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官商信息极端的不对称，商人始终处于信息末端的封闭状态。
二是官府盘剥商人，造成商人对官府在心理上的恐惧。在中国传统社会，官府虽然远离市场，但官员深知“商不出，则三宝绝”，市场依然是利益的源头，他们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手段盘剥商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争利于市”，造成商人“辇资而来，亏损而归”，财富和心灵均受到巨大的损伤。这些手段包括重税、和买和报效等。中国自汉代以来就对商人实行“重税困辱之”的政策。利用税收限制商人的生长。各地关卡林立，胥吏肆意需索，只鸡尺布，均得纳税，商人过关如同赴汤蹈火。明代的商税已经是“或征市舶，或征店税，或专领税务……水陆行数十里，即竖旗建厂，视商贾懦者肆为攘夺，没其全资，负载行李亦被搜索。又立土商名目，穷乡僻坞，米盐鸡豚，皆令输税”④。致使商人纷纷破产，北方河西务关“税使征敛，以致商少，先年布店计一百六十余名，今止三十余家矣。在临清关则称往年夥商三十八人，皆为沿途税使抽罚折本，今存二人矣”⑤。“和买”、“宫市”亦是官府利用不等价交换盘剥商人的手段。从唐代白居易的《卖炭翁》“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到宋代更演变成为经常性的“抽解”制度，“有官需者，十取其一，谓之抽税”，⑥更有没完没了的“报效”，天灾人祸、宫廷丧嫁，官员丁忧、胥吏产子商人均得无偿报效。这些使得商人始终处于被盘剥和被欺诈的末端，财富和心灵受到巨大的伤害，每“见官竣然而不敢前”。商人普遍存在敬官、畏官的现象。《士商要览·买卖机关》有一重要训诫：“是官当敬，凡长宜尊。”并进一步解释：“官无大小，皆受朝廷一命，权可制人，不可因其秩卑，放肆慢侮，苟或触犯，虽不能荣人，亦足以辱人；倘受其叱挞，又将何以洗耻哉。凡见官长，须起立引避，盖尝为卑为降，实吾民之职分也。不论贫富，或属我尊长，或年纪老大，遇我于座于途，必须谦让恭敬，不可狂妄僭越。设若尔长于人，人不逊尔，尔心独无憾忿乎。”⑦
就是这样商人也依然逃脱不了被官府盘剥的命运。明清小说《石点头》记载一则官府盘剥商人，致使商人血本无归的故事，说的是徽州姓汪的富商，在苏杭收买了几千金绫罗绸缎前往川中去发卖，来到荆州，如例纳税。那班民壮，见货物盛多，要汪商发单银十两……(汪商)听说要发单银十两，分明是要他性命，如何肯出，说道：“莫说我做客老了，便是近日从北新、浒墅各税司经过也从无此例。”这话一发激恼了士兵，劈脸就打，骂道：“贼蛮，发单钱又不兑出来，放什么冷屁。”汪商是个大本钱的富翁，从不曾受这般羞辱，一时怒起，也骂道：“砍头的奴才，我正项税银已完，如何又勒住照单，索诈银财，反又打人，有这样无理的事，罢罢，我拼这几两本钱与你做一场。”回身便起，欲待奔回船去。那士兵揪转来，又是两拳，骂道：“蛮囚，你骂那个，且见我们爷去。”汪商叫喊地方救命，众人见是士兵行凶谁敢近前，被这班人拖入衙门。吾爱陶 (时任荆湖路条例司监税提举)方出堂放关，众人跪倒禀说：“汪商船中货物甚多，所报尚有隐匿，且又指称老爷新例苛刻，百般詈骂。”吾爱陶闻言，拍案大怒道：“有这等事，快发他货物起来查验。”汪商再三禀说勒索打骂情由，谁来听你。须臾之间，货物尽都抬到堂上，逐一看验，不道果然少报了两箱。吾爱陶喝道：“拿下打了五十毛板，连原报铺家也打二十毛板罢。”吾爱陶又道：“漏税，例该一半入官，教左右取出剪子来分取。”从来入官货物每十件官取五件，这叫做“一半入官”。吾爱陶新例，不论绫罗绸缎布匹绒褐，每匹平分，半匹入官，半匹归商。可惜几千金货物尽都剪破，纵然织锦回文也只当做半片残霞。汪商扶痛而出。⑧
这种官府与商人极端的信息不对称状态，使商人不可能依靠官府的强制力量来确立和推进诚信市场规则和道德约束，他们只好凭借自己的力量“聚众公议条规”，整饬市场秩序，维护社会正义。20世纪30年代工商部《工商同业公会法》站在社会进化的角度对此有精当的总结，“自舟车交通，商贾往来中，贸易远方，异地聚处，本其民族精神，渐次结合成立团体，是为公所会馆之滥觞。其始也仅为乡谊上之观念，醵资建筑馆舍，以供祭祀及同乡会集之所，或举办公益善举事业，如停寄枢棺，施给医药，开办义塾等。继则基于营业上之共同利害关系，会集讨论，或公订规约，以资相互维系，盖由公益团体性质进而及于商业关系。故吾国工商团体，本于会馆公所制度之精神。⑨说明传统商人的诚信是商人自发形成的自我约束和职业自觉，体现了传统商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上例钱塘县令所说的“俗例”、“私禁”均表明了这种诚信的民间性和草根性。而非像西方那样是政府法令强制的结果。
其次，中国传统商人诚信文化的草根性，还表现在传统商人诚信文化是与官府欺诈文化对立交织的产物上。在封建社会，官府文化从本质上是权术和欺诈文化。“不说假话，办不了大事”是典型官府文化的总结。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曾总结明代的官府政治是流氓政治：“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⑩朱元璋早在坐上大明帝国第一把交椅之前，就曾拿儒生的帽子撒尿，颇有些比汉高祖刘邦实在是更胜一筹的模样。而不讲信义，心狠手辣，屠杀迫害生死与共、赴汤蹈火的功臣宿将，更是这种流氓本性的大暴露。刘邦杀功臣，主要杀了韩信、彭越，而朱元璋则先后制造胡惟庸、蓝玉大狱，胡狱族诛至3万余人，蓝狱诛至15000余人，功臣几乎一网打尽。这种史无前例的滥杀屠戮的行径，正如赵翼所指出的那样，“……明祖，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11)上行下效。朱元璋的子孙也就是藩王，也是一副流氓嘴脸。早在洪武初年，封在山西不久的晋王朱棡，即威逼民间女子入宫，不中意者打死，烧成灰，送出宫外；对宫女滥施酷刑，有的被割掉舌头，有的被五花大绑，埋于雪中，活活冻死；将7—10岁的幼男阉割150多名，伤痕尚未痊愈，就令人运到府内，致使多名幼童死亡。崇祯末年，南昌宁藩的恶少，更“辄结凶党数十人，各为群，白昼捉人子弟于市，或剥取人衣，或相牵讦讼破人产，行人不敢过其门巷，百姓相命曰鏖神”。(12)明代政治流氓化，导致了严重后果。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即为流氓政治化。如臭名昭著的宦官魏忠贤，年轻时本来就是肃宁县吃喝嫖赌样样来、成天与一帮无赖鬼混的流氓，后来赌输了大钱，还不起，走投无路，才自行阉割，进宫当了太监。但正是这样的流氓无赖，却在天启年间掌握了国家大权，专权乱政，称九千九百岁，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加速了明王朝的崩溃。
清朝入关后，更将前期的奴隶制低层次文化输入关内，导致宫廷宗室成员的无赖化。道光皇帝就在上谕中说：“朕因宗室近来积习，往往以不干己事具控，借端讹诈。”(13)而八旗人员的流氓化并不比宗室差，本来八旗中就“盗贼光棍匪人甚多”，入关后就更加流氓化，康熙年间已经是“土棍勾旗放债，准折子女，贴累亲邻，不能安生”。(14)在宫廷宗室以及旗人的庇护下，官吏衙役上行下效，形成流氓风气，许多衙役沦为“讼棍”、“衙蠹”欺害百姓。有人写诗咏叹当时的世风是“考课不明诠选杂，前后做令皆驽诒。钱谷讼狱懵无知，上下其手听出入。哆口嚼民如雠仇，官取其十吏取百。满堂知县人哄传，宗之相公阁老权。片言能合宰公意，只字可发官帑钱。”(15)在这种充满流氓气息的官府统治下，不可能催生诚信的社会文化。因此，中国传统商人的诚信文化完全是善良的商人在不绝如缕的传统文化潜移默化感召下，自发形成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要求，它充分体现了中国下层民众从善如流的生命本性和渴求公平正义的社会呼声，反映了中国无法阻挡的社会进步。这与西方诚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之初，当大批海盗转化为资本家时，他们曾经有三百年“杀人放火卖鸦片”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当“资本积累”取代“资本原始积累”后，市场的正常发育使他们开始懂得了“资产阶级不能靠欺骗自己发财致富”(16)，才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规定了社会诚信的各种法规，靠法律的强制将诚信推广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他们的诚信，是自上而下推进的，我们的诚信是自下而上延伸的；他们的诚信是靠王权的力量强制的，我们的诚信是靠民众自发的形成和播散的。这是中国传统商人诚信与西方商人诚信的一个区别。
① 《皇朝经世文编》卷一二二一。
② 《清朝野史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第213页。
③ 汤肇熙：《出山草谱》卷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④ 《明史》卷八十一《食货》。
⑤ 《明万历实录》卷三七六。
⑥ 《宋史·食货志》。
⑦ 鞠清远：《校正江湖必读》，《食货半月刊》第五卷第九期。
⑧ 天然痴叟：《石点头》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⑨ 朱英：《中国近代同业公会与行业协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⑩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六。
(11) 同上书“胡蓝之狱”。
(12) 朱升：《朱枫林集》卷十。
(13) 张寿镛：《清朝掌故汇编内编》卷五十五。
(14) 《清高宗实录》卷十二，康熙元年(1662)二月。
(15) 徐珂：《清稗类钞·胥役》，商务印书馆民国六年(1917)版。
(16)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7页。
在中国传统社会等级制度下，官商不相交接，各行其道。官府高高在上，视商人的市场运作用乾隆皇帝的话说：“市井小儿之习，官法不宜与之区处”，①以免降低官威；而商人视官府为“青天大老爷”，每每“战栗而不敢前”，这便使得中国传统商人的诚信文化带有极强的草根性和民间性，是商人之间自发提供的承诺和信用，具有民俗和行规的约束力，而非法律的强制性。它既体现了传统商人的行为自觉和行为自律，展示了东方文化的温情和魅力，又与西方的诚信形成极大的不同。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之初，就主要是依靠“王权”的力量推进的，因此，西方的诚信一开始就带有法律的效力和普世的强制性，主要是依靠法律的力量进行保护和推广，而非马克斯·韦伯所过于强调的“神的力量”。这是中国传统商人诚信文化与西方诚信文化最根本的区别之一。
中国传统商人诚信文化的草根性，首先是传统商人行为自觉和行为自律的体现，是商人自我意识的唤醒，而非法律外在强制的结果。在中国传统社会，官府与商人之间由于相互隔膜而处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状态。
一是官商不相沟通。在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城市与经济农村的二元化社会结构，使官府远离市场，对市场操作采取自由放任的管理政策，不进行直接干预，在“命夫命妇，不鬻于市”的传统观念下，官员视商务为“俗务”，以言利为羞，以谈市为耻，对市场茫然无知。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统治思想下，官员催粮派款、微服私访多趋农村而远避市场，以避“与民争利”之嫌，使官府对市场摆了一副高高在上的臭架子。当年汉代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攻击桑弘羊的罪名之一，就是以堂堂大司农之职为“竖贾”代言；唐代宰相刘宴早朝在其坊口买蒸饼吃，被朝议为“与竖贾交接”；就是到晚清，同治皇帝出故宫后门，在景山前的地摊吃凉粉，吃完扬长而去，当摊主向其讨钱时，皇帝惊讶地说：“吃凉粉怎么还要钱!”②说明这种官府不言市利、不通市场的状态到清代都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清代乾隆年间，当苏州的钱江会馆设立行规报钱塘县衙备案时，钱塘知县在给上级的禀文中，强调说：“今各处贸易，皆有定规……此皆俗例，而非官例，私禁而非官禁，地方官要在俯顺舆情，若欲稍事更张，则讼争蜂起，窃恐日坐堂皇，亦有应接不暇之势。”③一个“俗例”而非“官例”的区别，典型说明了官府与市场的隔膜状态。反之，在士农工商的社会职业分层安排下，商人亦远离官府，官商不直接交接。商人有事请示官府，不能直接面见官员，要通过行会或会馆的“行头”、“会首”、“市头”禀报，官员的批文不能直接交给商人或其代表，要由官员“抛给”，由商人或其代表跪地拾起，体现了严格的等级身份和官府对商人的鄙视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官商信息极端的不对称，商人始终处于信息末端的封闭状态。
二是官府盘剥商人，造成商人对官府在心理上的恐惧。在中国传统社会，官府虽然远离市场，但官员深知“商不出，则三宝绝”，市场依然是利益的源头，他们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手段盘剥商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争利于市”，造成商人“辇资而来，亏损而归”，财富和心灵均受到巨大的损伤。这些手段包括重税、和买和报效等。中国自汉代以来就对商人实行“重税困辱之”的政策。利用税收限制商人的生长。各地关卡林立，胥吏肆意需索，只鸡尺布，均得纳税，商人过关如同赴汤蹈火。明代的商税已经是“或征市舶，或征店税，或专领税务……水陆行数十里，即竖旗建厂，视商贾懦者肆为攘夺，没其全资，负载行李亦被搜索。又立土商名目，穷乡僻坞，米盐鸡豚，皆令输税”④。致使商人纷纷破产，北方河西务关“税使征敛，以致商少，先年布店计一百六十余名，今止三十余家矣。在临清关则称往年夥商三十八人，皆为沿途税使抽罚折本，今存二人矣”⑤。“和买”、“宫市”亦是官府利用不等价交换盘剥商人的手段。从唐代白居易的《卖炭翁》“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到宋代更演变成为经常性的“抽解”制度，“有官需者，十取其一，谓之抽税”，⑥更有没完没了的“报效”，天灾人祸、宫廷丧嫁，官员丁忧、胥吏产子商人均得无偿报效。这些使得商人始终处于被盘剥和被欺诈的末端，财富和心灵受到巨大的伤害，每“见官竣然而不敢前”。商人普遍存在敬官、畏官的现象。《士商要览·买卖机关》有一重要训诫：“是官当敬，凡长宜尊。”并进一步解释：“官无大小，皆受朝廷一命，权可制人，不可因其秩卑，放肆慢侮，苟或触犯，虽不能荣人，亦足以辱人；倘受其叱挞，又将何以洗耻哉。凡见官长，须起立引避，盖尝为卑为降，实吾民之职分也。不论贫富，或属我尊长，或年纪老大，遇我于座于途，必须谦让恭敬，不可狂妄僭越。设若尔长于人，人不逊尔，尔心独无憾忿乎。”⑦
就是这样商人也依然逃脱不了被官府盘剥的命运。明清小说《石点头》记载一则官府盘剥商人，致使商人血本无归的故事，说的是徽州姓汪的富商，在苏杭收买了几千金绫罗绸缎前往川中去发卖，来到荆州，如例纳税。那班民壮，见货物盛多，要汪商发单银十两……(汪商)听说要发单银十两，分明是要他性命，如何肯出，说道：“莫说我做客老了，便是近日从北新、浒墅各税司经过也从无此例。”这话一发激恼了士兵，劈脸就打，骂道：“贼蛮，发单钱又不兑出来，放什么冷屁。”汪商是个大本钱的富翁，从不曾受这般羞辱，一时怒起，也骂道：“砍头的奴才，我正项税银已完，如何又勒住照单，索诈银财，反又打人，有这样无理的事，罢罢，我拼这几两本钱与你做一场。”回身便起，欲待奔回船去。那士兵揪转来，又是两拳，骂道：“蛮囚，你骂那个，且见我们爷去。”汪商叫喊地方救命，众人见是士兵行凶谁敢近前，被这班人拖入衙门。吾爱陶 (时任荆湖路条例司监税提举)方出堂放关，众人跪倒禀说：“汪商船中货物甚多，所报尚有隐匿，且又指称老爷新例苛刻，百般詈骂。”吾爱陶闻言，拍案大怒道：“有这等事，快发他货物起来查验。”汪商再三禀说勒索打骂情由，谁来听你。须臾之间，货物尽都抬到堂上，逐一看验，不道果然少报了两箱。吾爱陶喝道：“拿下打了五十毛板，连原报铺家也打二十毛板罢。”吾爱陶又道：“漏税，例该一半入官，教左右取出剪子来分取。”从来入官货物每十件官取五件，这叫做“一半入官”。吾爱陶新例，不论绫罗绸缎布匹绒褐，每匹平分，半匹入官，半匹归商。可惜几千金货物尽都剪破，纵然织锦回文也只当做半片残霞。汪商扶痛而出。⑧
这种官府与商人极端的信息不对称状态，使商人不可能依靠官府的强制力量来确立和推进诚信市场规则和道德约束，他们只好凭借自己的力量“聚众公议条规”，整饬市场秩序，维护社会正义。20世纪30年代工商部《工商同业公会法》站在社会进化的角度对此有精当的总结，“自舟车交通，商贾往来中，贸易远方，异地聚处，本其民族精神，渐次结合成立团体，是为公所会馆之滥觞。其始也仅为乡谊上之观念，醵资建筑馆舍，以供祭祀及同乡会集之所，或举办公益善举事业，如停寄枢棺，施给医药，开办义塾等。继则基于营业上之共同利害关系，会集讨论，或公订规约，以资相互维系，盖由公益团体性质进而及于商业关系。故吾国工商团体，本于会馆公所制度之精神。⑨说明传统商人的诚信是商人自发形成的自我约束和职业自觉，体现了传统商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上例钱塘县令所说的“俗例”、“私禁”均表明了这种诚信的民间性和草根性。而非像西方那样是政府法令强制的结果。
其次，中国传统商人诚信文化的草根性，还表现在传统商人诚信文化是与官府欺诈文化对立交织的产物上。在封建社会，官府文化从本质上是权术和欺诈文化。“不说假话，办不了大事”是典型官府文化的总结。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曾总结明代的官府政治是流氓政治：“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⑩朱元璋早在坐上大明帝国第一把交椅之前，就曾拿儒生的帽子撒尿，颇有些比汉高祖刘邦实在是更胜一筹的模样。而不讲信义，心狠手辣，屠杀迫害生死与共、赴汤蹈火的功臣宿将，更是这种流氓本性的大暴露。刘邦杀功臣，主要杀了韩信、彭越，而朱元璋则先后制造胡惟庸、蓝玉大狱，胡狱族诛至3万余人，蓝狱诛至15000余人，功臣几乎一网打尽。这种史无前例的滥杀屠戮的行径，正如赵翼所指出的那样，“……明祖，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11)上行下效。朱元璋的子孙也就是藩王，也是一副流氓嘴脸。早在洪武初年，封在山西不久的晋王朱棡，即威逼民间女子入宫，不中意者打死，烧成灰，送出宫外；对宫女滥施酷刑，有的被割掉舌头，有的被五花大绑，埋于雪中，活活冻死；将7—10岁的幼男阉割150多名，伤痕尚未痊愈，就令人运到府内，致使多名幼童死亡。崇祯末年，南昌宁藩的恶少，更“辄结凶党数十人，各为群，白昼捉人子弟于市，或剥取人衣，或相牵讦讼破人产，行人不敢过其门巷，百姓相命曰鏖神”。(12)明代政治流氓化，导致了严重后果。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即为流氓政治化。如臭名昭著的宦官魏忠贤，年轻时本来就是肃宁县吃喝嫖赌样样来、成天与一帮无赖鬼混的流氓，后来赌输了大钱，还不起，走投无路，才自行阉割，进宫当了太监。但正是这样的流氓无赖，却在天启年间掌握了国家大权，专权乱政，称九千九百岁，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加速了明王朝的崩溃。
清朝入关后，更将前期的奴隶制低层次文化输入关内，导致宫廷宗室成员的无赖化。道光皇帝就在上谕中说：“朕因宗室近来积习，往往以不干己事具控，借端讹诈。”(13)而八旗人员的流氓化并不比宗室差，本来八旗中就“盗贼光棍匪人甚多”，入关后就更加流氓化，康熙年间已经是“土棍勾旗放债，准折子女，贴累亲邻，不能安生”。(14)在宫廷宗室以及旗人的庇护下，官吏衙役上行下效，形成流氓风气，许多衙役沦为“讼棍”、“衙蠹”欺害百姓。有人写诗咏叹当时的世风是“考课不明诠选杂，前后做令皆驽诒。钱谷讼狱懵无知，上下其手听出入。哆口嚼民如雠仇，官取其十吏取百。满堂知县人哄传，宗之相公阁老权。片言能合宰公意，只字可发官帑钱。”(15)在这种充满流氓气息的官府统治下，不可能催生诚信的社会文化。因此，中国传统商人的诚信文化完全是善良的商人在不绝如缕的传统文化潜移默化感召下，自发形成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要求，它充分体现了中国下层民众从善如流的生命本性和渴求公平正义的社会呼声，反映了中国无法阻挡的社会进步。这与西方诚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之初，当大批海盗转化为资本家时，他们曾经有三百年“杀人放火卖鸦片”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当“资本积累”取代“资本原始积累”后，市场的正常发育使他们开始懂得了“资产阶级不能靠欺骗自己发财致富”(16)，才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规定了社会诚信的各种法规，靠法律的强制将诚信推广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他们的诚信，是自上而下推进的，我们的诚信是自下而上延伸的；他们的诚信是靠王权的力量强制的，我们的诚信是靠民众自发的形成和播散的。这是中国传统商人诚信与西方商人诚信的一个区别。
① 《皇朝经世文编》卷一二二一。
② 《清朝野史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第213页。
③ 汤肇熙：《出山草谱》卷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④ 《明史》卷八十一《食货》。
⑤ 《明万历实录》卷三七六。
⑥ 《宋史·食货志》。
⑦ 鞠清远：《校正江湖必读》，《食货半月刊》第五卷第九期。
⑧ 天然痴叟：《石点头》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⑨ 朱英：《中国近代同业公会与行业协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⑩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六。
(11) 同上书“胡蓝之狱”。
(12) 朱升：《朱枫林集》卷十。
(13) 张寿镛：《清朝掌故汇编内编》卷五十五。
(14) 《清高宗实录》卷十二，康熙元年(1662)二月。
(15) 徐珂：《清稗类钞·胥役》，商务印书馆民国六年(1917)版。
(16)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