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国传统商人诚信文化的作用 第四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每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中都会形成一些恒久的理念和价值观念，这是一个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一个民族基本的价值判断和民族心理形成的重要依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和灵魂，是维系中华民族繁衍生息不断强盛的精神家园。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既体现了我们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又展示了我们民族的性格、秉承和价值理念。
　　作为东方产生最早的文明之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疑具有博大精深的品质。概而括之，它包括：“和谐文化”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核心，内涵有“亲睦九族、平章百姓、协和万邦”。“人本精神”、“民本思想”是中华文化的主流。西周政治家周公提出“敬德保民”的思想，开启了中国民本思想的先河，《六韬》中提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的命题，孟子提出“民贵君轻”、“得民心者得天下”，董仲舒提出“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以及“大一统”思想，是世代维护民族生存发展、抵制民族分裂、促进民族繁荣的精神动力。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又将中华文化概括为两个主题：“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一个说的是奋斗精神，一个说的是兼容精神。而中华文化的奋斗和兼容精神又集中体现在诚(实)、善(良)、和(为贵)、(包)容等优点上。
　　由此出发，中国传统商人的诚信文化无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中国传统商人的诚信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的诚实、善良的人性品格。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田园生活，平淡无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观星象识天文，观河川知地理，察万物懂阴阳，农业生产的四季循环，春种秋播，夏收冬藏，人与地之间的能量平等转换，“人待地一分，地待人一季”，“一分辛劳，一分收获”的特点，形成了中华民族诚实的基本品格。而农业以种植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使中华民族食物以植物为主，无非谷粟瓜豆，绿色食品，很少杀生，“七十而闻有肉味矣”。植物所含的热量大卡稀少于动物，形成中华民族善良、好静的行为特性，从而使中华民族以勤劳善良著称于世。而传统商人诚信文化所要求的言不二价、诚实不欺、以诚待人、知恩图报正是中华民族诚实善良优秀品质的体现，反映了中国传统商人与农业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无法割断的故土情怀。西方的诚信所以以法律和神学为保障，是因为西方文化本质上是海洋文明，西方商人最初出身于海盗，没有法律的强制无法约束他们的行为，没有神学的召唤无法安息他们出身盗匪狂勃的心灵。中国传统商人从春秋战国以来，大多数是从“弃农经商”转化而来的，就是明清的儒士业贾，也是从农村转向城市，基本上保持着半农半商的经营结构。无论是“弃农经商”，还是“儒士学贾”最终都走着“以商求富，以农守之”的发展老路，他们是从农村出来，又复归农村，千百年来没有割断与农村的联系，这便使得农业生产形成的诚实、善良的文化血脉，在他们身上没有断裂，而是在商业领域得到了自然的传承。这是中国传统商人诚信文化产生的深层次文化原因(当然也是传统商人诚信文化发育不良的文化羁绊，这将在后文进行论述)，也是传统商人诚信文化成为中华优秀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根脉所系。
　　其次，中国传统商人的诚信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和谐的精神诉求。在农耕文明的国度里，讲求日月交替，四季运行，阴阳和谐，风调雨顺，植物才能茁壮生长，一年的辛劳才能丰收在望。而土生万物，田长稼禾，宅植以桑，雨润风清，如果没有太大的天灾人祸，一般都会颗粒归仓，一年便衣食无虑矣。土地的这种中和性质决定了中国人追求和谐的精神诉求。和谐是一种最高境界，和谐生万物，和谐产生真善美，和谐可以使人善良，和谐可以教人仁慈。在追求和谐文化的大背景下，可以产生一连串的柔和、礼让、谦卑，以理服人、以柔克刚。中国人对待刚猛一般是柔中带刚、刚柔相济化解矛盾，追求和谐为第一目标。先礼后兵，后发制人，中国人善于静，喜静而少动，善观察思索，所以中国人在几千年的发展中，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都有着独特、独到的哲理、文化，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是在以和谐理念为基础上的产物。中国古代春秋战国其思想、文化、文明达到顶峰，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诸子百家都是在那个时代产生的。中华东方文化把儒家文化定为国文化，是与中华悠久历史中长期存在的安详和睦，追求自然和谐是密不可分的。中国人长期的生活环境决定了他的文化信仰、文明发展，奠定了以和为贵的主基调。而中国传统商人诚信文化所要求的忠厚为本，宅心仁厚；见利思义，以义求财；名以清修，利缘义取；以义主利，以利佐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追求和谐的精神诉求，强调人与人、义与利、贫与富之间的平衡协调，强调财富猎取与分配的相对均衡。任何见利忘义，以假乱真，以次充好，坑蒙拐骗，为富不仁所以被人们唾弃，就在于它从根本上破坏了这种协调和平衡。道教所以是中国最古老的宗教，就在于它崇尚自然，更崇尚和谐，一切阴阳和合、自然界的生克循环、五行八卦、日月星辰的二十八宿、天罡地煞、天人合一，只有达到天、地、人的和谐才能实现“道法自然”，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相处。道是保护华夏不被邪恶所制，不受列强所并的护法大教，护国大法，也是护商大法。中国传统商人诚信文化所要求的经商业贾要顺天时、顺自然、顺国运、顺天道，正是“大隐隐于市”的道教精神的集中体现，当然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次，中国传统商人诚信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在农耕为主的国度，土地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而土地广袤无垠，山川起伏，江河横流，海浪拍岸；加之民族杂居，风俗不同，南甜北辣，北车南船，这种自然构造，形成了中华民族有容乃大，海纳百川的广阔胸怀。使中华民族可以坦然面对千年发展历程中的风风雨雨，分分合合，即使有割据战乱，汉胡纷争，最终还是千流归海，四海归心，保持着大一统的国家形态和民族风貌。中国传统商人的诚信文化所要求的吃亏是福，和气生财；临财不苟，不索回报；内不欺己，外不欺人；财自道生，利缘义取；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宽厚存心，趋义避财都是中华民族宽厚仁义、包容和合精神在商业领域的具体表现，表现了中国传统商人长线远鹤，贵在久远的经营智慧和博大胸怀。四季的循环往复，稼禾的生生不息，生命的短暂绵延，厚德载物，大行德广，给了中国传统商人穿透历史笑看人生的睿智眼光，使他们以知足常乐，驽而不贪的平和心态看待商业经营中的聚散阀阅，盈利亏折，从而保持着连绵悠长，不绝如缕的发展态势和恢弘博大、起落奋发的人脉气场。这与西方诚信起源于海洋狩猎，海上风云变幻，陆上人兽搏斗，生命得不到保障，受达尔文弱肉强食、物竞天择进化论影响极大，趋于竞争，富于攻击性，“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的自私心态有本质的区别。当然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将传统商人诚信文化纳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组成部分，是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梳理、深入挖掘的必然产物。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自夏商周形成雏形以来，就以农耕文化为主脉全面展开。而农业生产的小农经济耕作模式，“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从根本上制约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空间和余地。小农经济的耕织结合、纺织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坚实基础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劳动时间的巨大节省”，又对商品经济产生顽强的反抗，加之历代官府的“重农抑末”和“贱商”政策，使商品经济像“伊壁鸠鲁的神存在于世界的夹缝里一样”，不占社会生活的主导地位，商人及其商业文化被压制在社会的最底层，上不了台面。春秋战国时期，虽然百花齐放，有过白圭、计然之术，范蠡、子贡之富，汉代有“盐铁之争”显露了一丝商业的活泼气象；但也很快昙花一现，被淹没在重农、贵粟的主流文化之中。魏晋隋唐虽然有了不少咏叹商业的诗句，也终不过是文人骚客的即兴之作，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也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和重视。真正使中国商人及其商业文化撩起面纱，从幕后逐渐走向前台，是明清商品经济发展，市场经济因素产生以后，社会逐步形成重商的风气，大量儒生“弃儒从贾”，将儒家理论运用于商业经营，开始对商人经营的经验进行理性总结，中国才有了比较成型的商业理论和制度伦理范式，就这也还因为商人逐利求富的特点，而没有走出“奸商”、“蠹虫”的社会传统定位。进入近代后，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和商品侵略，才使中国人被暴力惊醒，提出“商战竟胜于世界”的口号，使商业及其商业文化被提升到关系国家兴亡的高度，商人们幻想通过发展商业“外御列强，内建民国”，把中国引向光明，结果都因为政府腐败，社会黑暗而归于失败。新中国成立以后，照搬苏联，计划经济同样压制了商业的发展，将商人列入资产阶级被改造之列，小商小贩也作为资本主义尾巴被割得一干二净。
　　真正使中国商人及其商业文化扬眉吐气、呼风唤雨、自强求富的是改革开放的春天。改革开放三十年，商品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使全社会第一次清醒地认识了商业在以贫求富过程中巨大的历史能动作用，看到了商业不仅连接产销，而且增殖价值，创造财富的现实创造功能，商人也因其财大气粗而成为引导社会进步的基本力量之一，受到社会的尊崇；中国经济以其世界第二经济实体的骄人成绩而和平崛起，备受世界瞩目；中国商业以其占中国GDP总量的70％的强势而招摇世界。一个被海洋文化压制了数百年的中华文明经过休养生息而蓄势待发，即将成为引领世界的主流文化。而在中华文化中，中华商业文化备受社会关注，尤其是传统商人的诚信文化更是放射出耀眼夺目的光芒，在中华商业文化中占据着显要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科学耙梳、深入挖掘中国传统商人的诚信文化，整理中国传统商人的诚信文化遗产，用中华民族特有的诚信精神，呼唤社会良知的回归，整饬社会不良行为，净化人们的灵魂，就成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成为复兴中华民族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