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中国传统商人诚信文化遗产的局限性 第一节 传统商人诚信文化发育不良的历史前提
　　诚实经营、以仁求财是中国传统商人留给我们的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它对于构建以诚信为主要内容的市场规则提供了历史文化基础。但是，传统商人的诚信文化是建立在自然经济为主体，市场经济因素不够发达基础上的市场行为规范，反映了传统社会对商业经营行为和道德的诉求，本身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在我们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和规则时，对传统商人的诚信文化遗产不能不加批判地全盘继承，而应当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有所为有所不为。因此，剖析传统商人诚信文化的局限性，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规则有理论和实际意义。
　　诚信作为社会经济制度和社会道德规范，是以发达的社会信用和公德范式为存在和发展的前提。而中国传统社会是以自然经济为主，有限利用商品经济的社会经济结构。在这种经济结构下，自然经济顽强限制和抵抗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商品经济发展留下的缺口和余地极为有限。社会生产方式是家家三十亩地一头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经济交往和产品交换都极为有限。尽管由于人口众多，交换总量并不低，甚至可以名列当时世界的前茅，但归结到每一个经济主体，依然停留在“养生送死之具已足，仅家无盐井耳”的低层次水平，这种情况从春秋战国到解放初期都没有太大的改变。商品经济的低水平发展，从根本上制约着社会经济交往和社会信用的发育。因为，没有卖就没有买，社会需求总量从根本上制约着社会的供应总量。就是供应总量，也还是停留在“留下一亩种豆子，换回豆腐换回油”，“打得柴来街前卖，换得油盐换得茶”满足生活所需的谋生层次，还不可能产生大规模通过交换追求价值增值以谋利的经济冲动。这种经济交往和商品交换的低水平和低层次发展，是制约中国传统商人诚信文化正常发育的经济原因。
　　在自然经济占主体的传统社会里，经济交往的内在驱动乏力。社会经济实体对内是“一村为两姓，世世通婚姻”，对外是“家家守村业，白头不出门”，经济交往的有限性从根本上制约着社会流动的频度，形成社会交往的停滞，使中国传统社会只能是乡土社会。人们的交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其外延从亲缘的姻戚姑舅充其量扩展至乡缘的乡亲里党，“亲不亲，故乡人”，交往方式被限制在“走亲访友”、“乡里乡亲”的层面，从而形成“熟人社会”的特征。在熟人社会里，人们的交往无非“方圆十里，早出晚归”，低头不见抬头见，交往和信用只能是以个人交往和个人信用为主，并且“安土重迁”的村社制度又为这种个人交往和个人信用提供了财产安全的保障。这便决定了传统商人的诚信带有极强的亲缘性和地域性，诚信在很大程度上是熟人之间提供的相互信用，无非亲朋好友。就是在赊欠交易的方式下，也是熟人之间的赊欠，而不可能产生全国乃至于世界范围内的赊欠。清代末年，陕西长安县引镇的“益善德”药铺，以诚信而远近闻名，掌柜在店内挂一小黑板，上书赊欠者的姓名和钱数，欠者清账，自己擦掉，掌柜绝不追缴。①就是这样，也是以该镇方圆十里为限。否则，追缴拖欠的成本太大，商人的诚信就失去了经济支撑。因此，经济和信用以个人为基础，没有产生大规模的以社会契约为前提的社会交往和社会信用，是造成传统商人诚信停留在熟人和地域层面的社会原因。
　　到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市场经济因素萌芽，各地的地域性商帮纷纷崛起，承担着全国不同经济区域之间的商品流转，商人们涉道路，跨州县，辑理南北之财，挟资江湖，奔走天涯，开始冲出熟人社会，向一个陌生社会进军，表现了中国社会历史的进步。但刚刚走出熟人社会的商人们对陌生社会是充满了恐惧的，面对完全不熟悉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地域方言以及生疏面孔充满了不安全感，致使他们不得不转过头去向熟人社会寻求心理保护和灵魂慰藉，通过乡情亲缘关系的脐带来吸取在陌生社会生存的勇气和心灵安慰。河南沁阳山陕会馆《重修关帝庙碑记》对客商在异地求财的不安全心态有真实的描写：“秦晋人商贾于中州甚多，凡通都大邑巨镇皆曾建关帝庙……抑去父母之邦，营利千里之外，身与家相睽，财与命相关，祈灾患之消除，惟仰赖神灵之福佑，故竭力崇奉。”②在这种情况下，商人们通过建造会馆，在异地他乡重构一个熟人社会，连会馆的建筑样式都是故乡生态的复制和摹写。这样，会馆成为商人们在陌生社会的“异乡家园”，商人们离开熟人社会又走向一个新的熟人社会，始终没有剪断与熟人社会的根系关联。清代苏州《新修陕西会馆碑记》对这种熟人社会的重构溢于言表：“吾乡幅员之广，几半天下。微论秦陇以西，判若两省，河渭之间，村墟鳞栉，平时有不相洽者，一旦相遇于旅邸，乡音方语，一时荡然而入于耳，嗜好性情，不约而同于心。加以岁时伏腊，临之以神明，重之以香火，樽酒蓝脯，欢呼把臂，故乡骨肉，所极不忘耳。”③所以，明清以后，工商会馆的大量出现，一方面说明中国传统商业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深刻揭示了中国传统商人人格和心理发育的不成熟性，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商品经济在总体上发展水平低下的必然产物。所以，中国社会直到明清并没有走出熟人社会的窠臼，中国传统商人像一个背着壳的蜗牛，在自己熟悉的土地里缓慢地爬行，而没有像资本主义的“飞鸟”那样振翅高飞于无际的蓝天。这就从根本上制约了社会信用的发育和社会诚信的生长。
　　在自然经济为主体的传统社会里，为了维护经济和社会的正常持续，官府将“劝课农桑”作为为政之本，采取重农抑末的管理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商品经济被限制在不妨害自然经济安全的范围内，为防止“弃农经商”，官府对商人采取打压政策，士农工商的社会职业分层，将商人安排在社会最底层的不利地位，而历代连绵不断的“贱商”歧视，更使商人的社会存在雪上加霜。前文讲过，秦将商人与赘婿、囚徒同列。汉代商人不许衣丝乘车，魏晋南北朝更规定商人一脚穿白鞋，一脚穿黑鞋，近似于魑魅魍魉。宋代街市买卖人，各有服色头巾，各可辨认是何名目人。这种贱商的社会歧视，是传统商人挥之不去的心灵悲怆。
　　而前文所讲柳婢因事商人而如中风仆地，更可见商人社会地位之低下。在这种不公正的社会待遇下，必然导致商人产生心理逆反，出现自我作践式的人格断裂，一部分商人依机巧取利，靠欺诈求财，被社会鄙视为“奸商”。清人沈起凤所著《谐铎》记载一位新安商人的“致富秘诀”，即先治外贼，后治内贼：“外贼有五：眼、耳、鼻、舌、身是也。眼好视美色，娇妻艳妾，非金屋不能贮；我出数贯钱买丑妇，亦可以延宗嗣。耳喜听好音，笙歌乐部，非金钱不能给；我登乐游原听秧歌，亦可以当丝竹。若置宝鼎，购龙涎，无非受鼻之累；我闭而不闻其香，终日卧马粪堆，亦且快意。致山珍，罗海错，无非受舌之欺；我食而不辨其味，终日啖酸齑粥，未尝不饱。至块然一身，为祸更烈：夏则细葛，冬则重裘，不过他人美观，破却自家血钞；我上遵皇古之制，剪叶为衣，结草为冠，自顶至踵，不值一钱。此五者，皆治外贼之诀也。”“内贼亦有五：仁、义、礼、智、信是也。仁为首恶，博施济众，尧舜犹病；我神前立誓，永不妄行一善，省却几多挥霍。匹夫仗义，破产倾家，亦复自苦；我见利则忘，落得一生享用。至礼尚往来，献缟赠贮，古人太不惮烦；我来而不往，先占人便宜一着。智慧为造物所忌，必至空乏；终身只须一味混沌，便可长保庸福。若千金一诺，更属无益；不妨口作慷慨，心存机械，俾天下知我失信，永无造门之请。此五者，皆除内贼之诀也。持此以往，百万之富，直反掌间耳。”④这一篇“致富奇文”，将一部分传统商人人格缺失、心灵扭曲描绘得淋漓尽致。它是阻止传统诚信文化在全社会普及的文化心理因素，并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一方面存在诚信经营、仁义经商，另一方面又存在坑蒙拐骗、缺斤短两二元化商业文化结构的原因。
　　① 《民国时期长安引镇的商业》，载《长安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1982年版，第121页。
　　② 《沁阳县志》卷十《艺文志》，道光四年(1824)刻本。
　　③ 苏州历史博物馆：《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1—332页。
　　④ 沈起凤：《谐铎》卷七，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