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历史
3(上).1清代陕西商帮兴盛的原因
第三章 清代陕西商帮的鼎盛发展(上) 第一节 清代陕西商帮兴盛的原因
1644年顺治皇帝率领满族贵族入主中原，建立清朝。清初为了维持统治，恢复经济，清朝统治者实行了一系列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的政策。康熙五十一年实行“兹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减轻了丁多地少农民的负担，雍正元年又实行“摊丁入亩”，还将匠价、盐课等“随地粮带征”，这不仅使无地农民税赋负担缓解，也有利于非农业经营的发展，使“逐末之民独乐”①。在工商政策方面“首除烦苛，设关处所，多仍明制”②，银钱并行，盐茶专卖，康熙三年又废除匠籍制度“班匠价银，改入条编内征收”，使政府对手工业的管束开始松驰，这都有利于民营手工业的恢复，为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经过顺治、康熙两朝的发展，到乾嘉时代，社会经济再度繁荣，继此陕西商帮也因社会经济复苏而走出低谷，迎来了鼎盛发展的黄金时代。
有清一代，陕西商帮无论经营范围，经济实力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他们在盐、茶、布、烟、木、药、皮、杂、金融等诸多行业都较之明代有了篷勃的发展，其涉运行贾的足迹遍及从北国边塞的乌鲁木齐、伊犁到南疆濒海的佛山、上海等广大区域，并且摆脱了明代从属政府需要的被动局面，第一次把自身的发展安放在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之上。尽管由于诸多原因，在全国商帮的排行榜上其实力稍逊于徽商和晋商，却仍是在全国很有影响的地方商业资本集团，并以“老陕”的独立形象继续在中西部贸易通商领域占据着优势的地位。清代陕西商帮的鼎盛发展，除了得惠于清政府在全国实行的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一般政策外，更有其特殊的原因。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改朝换代，疆域拓展，陕商活动的市场范围进一步扩大。
明代陕西为边疆重地，长城为边防前线，在明朝“列镇长城，格守边墙”的边疆策略下，“西出阳关无故人”，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政权保持着比较松散的隶属关系。初入中原的满族贵族封建统治者却不能容忍这种边疆状况，面对边外少数民族上层统治者的叛乱、分裂活动，他们以游牧民族特有的尚武精神，坚持民族统一的正确主场，多次发兵陕西，征剿西域，为维护国家版图统一做出了贡献。
在军事上，清统治者不停息地用兵西域，平息西北地区的各种叛乱。1688年盘居伊犁的噶尔丹部在俄国策反下叛乱，康熙皇帝三次提兵亲征，把外蒙三十旗内蒙四十旗牢固的置于清朝中央的统制之下，结束了阿尔泰山以东、恰克图以南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1777年噶尔丹叛乱再起，清廷派付尔丹，岳钟琪为大将军，出兵征剿，使其重新称臣入觐。1745年准噶尔的达瓦齐，阿睦尔撒纳又叛，乾隆皇帝两次亲征西域，大获全胜，从根本上结束了康、雍、乾三朝准噶尔部长达78年的战争，巩固了西北边疆，并为背井离乡的土尔扈特部返回家园创造了条件。
平定准喝尔部后，南疆的“回部”又发动叛乱，乾隆皇帝挥师南疆，平定了维吾尔族的叛乱，实行了南北疆的统一，巩固了清朝中央政权对新疆全境的统治。
在征剿准噶尔部的过程中，雍正皇帝还平叛了青海“回部”的叛乱。1723年青海厄鲁特部的罗卜藏丹津叛乱，雍正皇帝派岳钟琪率兵五千，马队一万直捣罗卜藏丹津的大本营，歼灭了庄浪卫的叛军，平定青海。同时又派陕兵二千入藏，镇压了拉藏汗的旧臣叛乱，使中央对西域的管辖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在政治上，基于军事镇叛的胜利，为了强化统治，清廷又进一步调整统治格局，在西域设府州县厅，派官驻守治理，将西域纳入中央集权的统一体制。康熙五年，为了加强中央对西北地区的统治，克服明代陕西辖区过大，鞭长莫及的缺陷，实行陕甘分省，设甘肃布政使司，升皋兰县为兰州府，领8府6直隶49县，又移民屯垦甘肃诸州，使嘉峪关外的荒僻之地日滋繁盛。康、雍后又主力经营哈密，使之成为由陕甘通向西域的主要通道。到乾隆年间随着准噶尔部的最后平定，将天山南北合称新疆，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派官任守治理，使西北边疆由陕西延展到新疆。并改西宁卫为西宁府，设办事大臣，设兵驻扎，对藏人改土归流，设土司，令地方官管辖。西藏方面设驻藏大臣，对西藏实行进一步监督与统治。这些措置使祖国西部边疆达到了空前的广大与统一。
西北边疆的军事、政治统一最终是以经济的统一为基础。入清后，清朝统治者加强了内地与西部的贸易联系，促使西部经济与中原经济接轨，实行往来互补。这种贸易联系在清前期主要采取官办贸易的形式，即由官方特许的商人领资与准噶尔、哈萨克东来的队商实行茶马、丝棉等大宗商品的交易。而当时承担与西部官方贸易的主要是陕西商人。据乾隆九年十月《为准夷贸易事峻商人携货回陕敬陈事宜仰祈睿鉴事》的档案资料来看，当时是由户部“派委商伙承办”对新疆的贸易。如乾隆九年官商李永柞的活动主要是在陕西办货贩鬻西域发售，是由陕西提供一切可资利用的便利条件。如“嗣因该商伙李永祚所带银两恐不敷用……于西安藩库三次借领银二万五千两”③，从新疆贩回的生皮自肃运送西安泾阳县地方又因“搬运货物尚须领西安司库银二千两”④。而对新疆交易的“积年陈货”亦须在陕西的酌情减价“交商领变”，如“据兰州藩司称，积年所存羚羊角、硵砂，应照依陕省减定之数一例减价，其葡萄每斤亦减定银三钱，俱交商领变”⑤。甚至商人贩运货物的骡马车辆亦由陕西提供。如同年该商奏“该商以西安至肃共计七十二站……不得不籍用所车，以图快便，仍请照给按站护送”⑥。
在发展与新疆官办贸易的同时，随着新疆全境反叛势力的肃清，内地对新疆的民间贸易出迅速发展起来。这一方面是因为清廷对新疆的民间贸易采取了移商实边的鼓励开放政策。如乾隆二十七年就曾发布命令”晓示商民有愿往者即给以印照”⑦，为了方便行旅还派兵在六百多里戈壁滩“酌建店房以便商贾往来栖宿……行旅称便”⑧；令嘉峪关“每日晨开酉闭……出关者听其前往，不得阻遏”⑨。另一方面还在清军屡征西域时许多陕西、山西商人就随军出关“馈粮千里，转谷百万，师行所至，则有随营商人奔走其后，军中牛酒之犒，筐篚之颁，声色百伎之娱乐，一切供取于商”⑩谓之“赶大营”。大军退后，他们留守当地，成立市廛，使民间贸易成为不可遏阻地客观现实，清廷只好顺水推舟，任其自然，到乾嘉年间内地与新疆的贸易开始达到全盛时期。乾隆三十七年陕甘总督文绶曾就新疆贸易形势有一个对朝廷的实地考察报告，说他乾隆八年八月奉命出关，由哈密达巴里坤见“城关内外，烟户铺面，比栉而居，商贾毕集”；又西行至奇台“商贾执业民人，俱前往趁食，聚集不少，而该地屯田民人生齿繁衍，扶老携幼，景象恬熙”，比巴也里坤更为“繁庶”；又西行至乌鲁木齐“天气和暖，地土肥美，营屯地亩，日以开辟，兵民众多，商贾幅辏”，拟比里坤更为“殷繁”；又西行至昌吉“地肥水饶，商贾众多，计与乌鲁木齐相似”(11)。而且逐渐形成以奇台为中心通向南北疆联接内地的全疆商贸网络系统。如《新疆志稿·商务志》所言“古域商务于新疆为中枢，南北商货悉自转输，集市之盛为边塞第一”，“其东自嘉峪关趋哈密为一路，秦陇湘鄂豫蜀商人多出焉，其东北自归绥趋蒙古为一路，燕晋商人多出焉”(12)。
随着清政府经略西域，拓展新疆，陕西商人活动的市场范围进一步扩大。如果说明代陕西商人的脚步尚未逾出嘉峪关，那么到清代，陕西商人则以哈密为中心，形成对新疆北路贸易垄断经营三百年之久的繁盛局面。其活动以“南路”和“北路”为干线，“自甘肃省来之孔道于哈密而右左分岐，左沿天山之南麓西经吐鲁番、喀剌沙尔、库东、阿克苏折而南到叶儿羌为南路；右越天山到巴里坤，沿北麓而西过省城乌鲁木齐，自精河越塔尔奇山到伊犁为北路”(13)，使陕西商人的足迹遍布天山南北的各个主要城镇，与新疆各族人民结成良好的贸易联系，如：
哈密，系由陕赴新疆贸易的门户和入关喉吭，康熙以来，用兵西域，大军云屯，金融流畅，“汉民贩缯帛悄悄随大军出关，久之，辟畴殖谷，流亡还集……汉回来自秦陇者亦百有余家”(14)。到清末“汉民自兵燹后流离散尽”。左宗棠征新疆，在河东筑大营，由是“街道大兴，商随营集……平碛芦构，舍店栉比，市镇喧填，百货街尾幅辏”(15)。由于“土著缠民不知行商业贾，市面铺户皆关内山陕甘凉等处随营来此贸易”(16)，其中仅陕西的回民方就“一百七十四户”。到光绪末年哈密还有“汉商大小百余家，多陕甘人，皆自畜骆驼以资周转，多于甘陇设总号以资联络”(17)。所以《新疆图志·商务志》卷二中说“自嘉峪关趋哈密为一路，秦陇……商人多出焉”。
巴里坤，为镇西府治所“道当冲衢，人民咸集”，“山陕甘肃之商辐辏已极”，并设有“大会馆，系八大商总聚议之所”(18)。在巴里坤经商的陕西人很多。如《陕西艺文志》载，泾阳泾村“里有晏贞女者，幼许字里人某某，客巴里坤久不归，女家贫，戚族将有夺而嫁之，女不可，矢志守贞，泾村(牛振声)知女之无以自赡也，终恐不免于夺，爰置田若干亩为女衣食资，乃详述颠末书数十纸，托里人贾之巴里坤者，遍贴通衢间，某见之感泣而归”(19)。这说明泾阳一个村子就有不少人在巴里坤经商，才有可能托同里贾该地之人捎书，遍贴通衢，而且他们在巴里坤居聚集中，否则“数十纸”便不够贴。而且，有的陕西商人在巴里坤还很有名，如“郭风贤，系陕西富平县人，贸易至坤，因家焉，由军功历保四品花翎，前署奇台县知县”(20)。
乌鲁木齐，俗称“红庙子”，因乾隆三十一年筑迪化城于红山之侧而名之。其全盛时“屯戎相望，华戎商贾，良细挟资斧，往往聚族列阓而错居，以万数百，伪玩好皓侈骈阗，酒肆茶寮倡优杂技充牣乎其中……而秦陇人亦无虑数千户”(21)。由于该城“汉人中直隶人最多，甘肃、陕西、山西、湖南人次之”(22)争斗不绝。故名曰乌鲁木齐(即争斗之意)。
昌吉，“年来商贾贸易，佣工艺业民人日多一日”(23)，其中“陕甘回民尚有百余户，多经商者”(24)。
绥来，建于乾隆四十二年“陕西甘肃之回尚在百十余家，为商者较多”(25)。
精河，清中叶已是“郑商秦贾，奇工异匠总集，利于重赀地”(26)。清后期更是“本境回民，先后自内地出关，居于本城南关，耕种者十之一二，贸易者十之八九……陕西籍居其半”(27)。
伊犁，自乾隆三十一年移西安八旗官兵驻扎以来“置廨库，主廨舍，筑城万堵，列市百重，……人物嬉恬，商贾辐辏，四郊之外，烟火相望”，“所集民人，半集雍凉秦晋，其以贸易来者，各安其业，以技艺至者，亦自食其力，嗜好无殊，狡诈者少”(28)。
塔尔巴哈台，位于新疆之最北处，是与乌里雅苏台蒙地交换之贸易通道，汉人称曰绥靖城，又曰嗒城，其地多“直录、川陕、甘肃商人以杂货来塔贸易者”(29)，商民“自建铺房一百一十一间”(30)。
阿克苏，因处南北疆交通枢纽，“内地商民，外番贸易鳞集星萃，街市纷纭，每逢八栅尔会期，摩肩雨汗，货如雾拥”(31)，其中有不少是陕西商人。
叶儿羌，为南疆商务汇集之所，“比栉而居，几无隙地，中国商贾，山陕江浙之人，不辞险远，货贩其地”(32)，街市名八栅儿，“有铺面，柜台只高尺许，栏其门出入必踰其上”(33)，街长十里，“每当会期，货若云屯，人如蜂聚”(34)。
这些说明，清代西北疆域扩展，民族市场扩大，为陕西商人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活动空间，成为促使清代陕西商帮鼎盛发展的重要原因。
二、秦巴老林的全面开发进一步增强了陕西商帮的经济实力。
清代，陕西生产力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秦巴老林的全面开发。
所谓秦巴老林系陕、川、楚三省边界之秦岭巴山的广大山区，绵亘千里，土地辽阔，产“铁、磺、竹、箭、木耳、石菌”，被称为奥区陆海。但自东汉末年以来废而不耕，明代采取“禁革山场，民不许入”的禁垦政策，使山区长期处于“民少地荒，禽兽逼人”的原始洪荒状态。明初陕西按察司佥事虞以言说汉中是“民多居深山，少处平地……余皆灌莽弥望，虎豹潜伏，暮夜辄出伤人”(35)。《太平广记》就曾记载有虎啄商人的具体事例，“秦民有王行言以商贾为业，常贩盐于巴、渠之境，路由兴元之南，曰大巴路，曰小巴路，危峰峻壑，猿径乌道，路眠野宿，杜绝人烟。鸷鸟成群，食啖行旅。行言结十余辈少壮同行，人持一挂仗，长丈余钢铁以刃之，即其短枪也。才登细径，为猛虎逐之，乃露宿于道左，虎忽自人众中攫行言以去”(36)，这种状况，在清初山内各州县皆然。安康“本州县人户萧条，路岐荒僻”(37)；虎熊豕兽食人”(38)；商州“民少地荒，禽兽逼人”(39)。只是到清代才结束了终南山内这种“千里望苍茫”的荒僻状态，使终南山进入全面开发的垦殖时期。这是因为：
第一，清政府的“迁海”政策使沿海人民内徙。清初为了隔绝台湾郑成功的抗清势力，清廷在东南沿海实行严厉的“迁海”政策，强迫沿海居民内缩五十里“睿以深沟，以绳直之，稍逾跬步，死即随之”。而沿海居民内徙，空旷人稀的秦巴山区便成为移居垦殖的最近选择，这便形成陕西历史上“湖广填陕西”的移民运动。
第二，清政府的“滋生人丁”政策使山外人口激增，地不够种，移垦秦巴成为势之必然。清朝统治者对中国历史最大的贡献就是他们鼓励中国养殖了历史上最广大的人口，特别是康熙五十六年“兹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后，人口迅速增殖到2亿乃至4亿。而山外地不加增，人地比例失调，全社会存在着庞大的失业人口，为谋求生存，人们大量涌入地广人稀的秦巴山区，故“川楚粤黔安徽无业之民，侨寓其中，数百万计，依亲傍友，垦荒种地，架数椽栖身，地薄不收则徙去，统谓之棚民”(40)，使秦巴山区第一次获得了数量广大的生产力，“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约有五分，安徽河南江西各省约有三四分，五方杂处”(41)。
第三，清政府的“放垦招徕”政策也使秦巴山区的资源存量得到第一次巨大的释放。入清后为了安抚流亡，维护统治，清政府改变了明廷“禁革山场”的规定，对陕川实行招来移民放垦秦巴的新经济政策。乾隆六年先是放垦商州，到嘉庆四年后推广及全部三省山区，该年上谕准将终南山内老林“量加砍伐，其地亩既可拨给流民自行垦种”(42)。并采取了多种招来流民的措施，如在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广济寺设移民司，多次往各地迁徙移民”(43)；在陕川楚各地设招徕馆“招募客民于各边邑开荒种山”，又在“南山大巴山……等外，募商开厂”(44)。所有这些措置促成清代秦巴山区空前绝后地全面开发浪潮，使秦巴山区在有清一代形成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经济跳跃式增长的历史过程。
首先，老林新辟，耕地面积增加，使粮食产量增长很快。老林开垦之初，由于地广人稀土著人少，所种不过一二，余皆租于外来客民“以手指脚踏为界，往往有数两契买地数里十数里者”(45)，有的客民甚至采取打赌的方式获得租种土地，如丹凤花瓶乡赵姓由山西迁入“其第一代祖先臂力过人，绰名‘赵蛮子’，到花瓶乡后与戴姓打赌，一口气将八里坡一石碑背了二十里，戴姓因之让给赵姓二十里地，并用朱砂在石岩上写上‘戴赵分界”(46)。这些外省棚民客户从土著手中获得土地后便毁林开荒，“开山之法数十人通力合作，树颠缚长絙下*(左钅右追)千钧巨石，就根斧锯并施树既放到，本干听其霉坏，砍旁干作薪，叶枝晒干，纵火焚之成灰，故其地肥美，不须加粪，往往种一收百”(47)。加之广种包谷、红薯等高产耐旱作物“近日遍山漫谷皆种包谷”(48)，使粮食总产增加，“闾阎饘粥，尚为易谋”，并且还有剩余，故“山内粮食绝贱，大米每石值不到白银一两，包谷杂粮每石只青蚨三四百”(49)，又因“财轻国赋少，垦荒佃租微”，使山内各地经济都呈现出活泼生动的局面。如汉中，清初粮食尚不够吃“农一岁两获，无余粟”，康熙以来休养生息百余年，尉为繁富之区，“农多饱暖，商裕货财，县境世家望族闾里之民，户口繁滋，极称盛焉”(50)；安康明末尚是“人户萧条，路岐荒僻”，到清中叶已是“田亩膏腴，棉桑遍野，男耕女织，富加全境”(51)，每年仅粮食就剩余“三百万石之多”(52)，郡城富商大贾贩粮到襄汉“其利数倍”；商州在明末还是“千里望苍茫”，到乾隆后已是“穷山深谷，皆闻鸡犬，老岩绝壑，亦长菽麦，高高下下，人尽务农……在上百度之有余，在下供应之不苦”(53)，一派繁荣的景象，有人称这种情况是“本省视为荒山，外省转为乐土”(54)。
其次，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多种经营空前发展。秦巴山区气候适宜，物产丰盈，蕴含着丰富的资源存量。“老林多良材，产铁矿，竹可纸，木生耳蕈，宜包谷荞豆燕麦”(55)，又有“药材竹笋木耳蘑菇香蕈核桃栗子梭树构榱漆葛根之类……但可食用，即可卖钱”(56)。山民近山食山，充分开发和利用当地丰富的物产资源从事多种经营，“山内营生之计开荒外，有铁厂木厂纸厂耳厂各项，一厂恒数百人，少者亦数十人”(57)，使秦巴山区的多种经营在从嘉庆到光绪的百余年间呈现出高度发展的态势，其中尤以铁冶、木厢、纸厂、耳扒各业为盛。
山内“产铁矿之地则甚多。听外间客民就地炉冶，雇募工作”(58)，故各缘山州县铁冶一时异常繁盛火爆，规模不小。如凤县黑河之铁炉川“矿多红山，处处有之……稍大厂分，常川二三千人，小厂分三四炉，亦必有数千人数百人，利之所在，小民趋之若鹜”(59)；留坝之光化山，有“商犹六、七家，皆熔矿为铁，铸铁为锅，远售西凤及甘肃各郡县……所需工匠夫役及小负贩往来期间者常一二万人”(60)，其他如略阳之锅厂，定运之明洞子，宁羌之二留坝，镇安之洞沟，旬阳之骆家河，“均往时产铁地”(61)也，“每厂雇工数十人至数百人不等，其帮工搬运来往无定之人更多”(62)道光时经查“山内客民15万有奇”(63)。
终南山夙称陆海，林深箐密，林业资源丰饶，故林业采伐解板割枋是山内最大的经营项目。山内木材业兴起于乾隆年间，盛于嘉庆道光朝，整整兴盛了200余年。“有力之家，捐重赀聚徒众人入山数百里砍伐木植”(64)，谓木厂，“借水运飘流泛出”，谓之做厢，“供厢之人甚伙”，每厂“匠作水陆挽运之人不下三五千人”(65)。如周至黑水峪，清代中叶“每年经常有五六千至一万余名采伐大木的人”(66)，“每年所出木植，近至西同远及晋豫皆赖之，每年木植出山之日，黄巢谷地方，木商山客互相交易，不下数万人，其为利亦不下数万两”(67)。岐山“林木出于斜谷，远近取给，利赖溥焉”(68)。留坝“商务上操重赀者一曰厢，在褒沔二水上游，商凡四五家，皆伐木取材陆运秦川，水运梁洋者”(69)；佛坪“四方商贾来山中采买大木，就地立厂，号曰木厢，境内共有数十厂，每厂辄用数百人，由水路运出黑水峪口，用人尤多，地方赖以富庶”(70)，除了这些商品性很强的大木厢、板厢外，眉县、凤县、宝鸡、岚皋，山内“资本俱不甚大，工作人等亦属无多”(71)的小柴厢为数也还不少。
秦巴山区“丛竹生山中，遍岭漫谷，最为茂密，取以为纸，工本无多，获利颇易，故处处皆有纸厂”(72)。土纸仍是山内的重要出产之一，各县纸厂的规模也很可观。如户县“火纸(厂设涝浴内之八里坪七亩坪，发卖以捆计)由陆运至省城咸阳礼泉乾凤眉武等外，每年约销六七百捆”(73)；西乡有纸厂20余座，“厂大者，匠作佣工，必得百数十人，小者亦得四五十人”(74)；汉中“有纸厂四十五处……其工作人数甚多”(75)；洋县是蔡伦的封邑，故洋县自古有造纸的传统，“洋州古龙亭，利赖蔡侯纸……驮负秦陇道，船运郧襄市，华阳大小巴，厂屋簇蜂垒，匠作食其力，一厂百手指”(76)；镇巴山中也产纸，“丛竹生山中，领谷茂密可作纸，工本无多，获利颇易，故定远多有纸厂”(77)；安康山区多产纸和做纸的原料构穰。紫阳县“六道河有造火纸者数家”(78)；白河“多纸厂，故树构者众”(79)；旬阳则盛产做纸的原料构穰，构树“兴安州镇安、山阳诸县各有之，唯旬阳最盛，其用流通晋、豫、吴、楚，用以做纸”。山民种构树三年后，伐树、留根、取树皮，浸渍石灰水，加压成纸浆，称为穰，“赀穰者，俱系三晋安同人，列廛而居”(80)。
木耳、菌蕈乃山中又一大出产。“山内有耳扒者，将青冈木砍伐作架，至次年渐生耳，其利可三年，尽而新蓄之青冈木又可做扒，再作覃扒者”(81)，因耳扒、蕈扒利可三年，故山内耳扒、蕈扒各地均有。汉中“木耳生花梨木者为贵，南山客民多作耳扒”(82)；宁羌“木耳为出产一大宗，每年由陆运至府城不过二千包，由水运四川省不过千余包”(83)；西乡有“专务而取利者，漆厂匠工不下数十人”(84)；石泉“专务而取利者，漆为最，木耳次之”(85)，商南“土人伐木生耳，俗称砍扒，近日收买成色，水陆发运……乡民获利万金”(86)。
有清一代秦巴山区的全面开发和以多种经营为特色的山区经济的高速发展，既为陕西清代木商、杂货商的兴起奠定了物质基础，“吾陕出境之货，大约皆山货也”(87)，又进一步壮大了陕西商帮的经济实力，使他们以本地区富饶的农业经济和山内雄厚的资源存量为依托，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货品交流，贸迁有无，调剂余缺，迅速迎来了自身发展的黄金时代。
三、清代西部经济的进一步开发，使西部市场容量加深，为陕西商帮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活动余地。
清代随着清廷经营西域，拓展新疆达到全盛时期，西部各省因民族融合，兵革平息而使经济获得进一步开发，这不仅表现为旧有农牧经济的继续扩充，还表现为新生产业的不断培植，遂使西部各省销购畅旺，金融活跃，市场容量进一步加深，这便为以西部为“势力范围”的陕西商帮扩大经营项目提供了市场机遇。
清代西部各省旧有经济的继续扩充，首先表现在移民实边，屯垦河陇、新疆，使农业生产力在空间上得到延展，在总量上不断增加。河湟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开发是清代西北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在明代河西诸州还是一片荒僻硗薄之地，故有“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之谚。入清后陕甘由边地变为内省，清廷大量移民垦殖河西，进行有组织的开发，如武威“山陕客此者恒家焉”(88)，故生齿日繁；安西州“贸易商贾由内地而来者，所在云集…搬聚家室者复已十之八九”(89)。玉门敦煌“物产繁茂境内大堡村二所，皆陕甘各州县迁出之民，分邑聚居呼堡，各以原籍名守望联络”(90)。到雍正初年河西诸州垦荒成效大著，以后频年丰收，所种小麦、青稞、粟、谷、糜子等一斗籽种可收一石三四斗不等，使河西粮商趋之若鹜，呈现出“春融沙境千禽集，膏沃郊原百谷饶”(91)的繁富景象。
清代西部农业经济发展的另一成果是河套地区的复耕。河套地区史称后套，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素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称。虽明代俺答汗诸部归附后进行过大规模开垦，但明后期由于屯垦败坏“户口凋亡，生齿日耗”，屯地大量抛荒。清初，陕北贫民进入河套进行垦殖，“山陕北部贫民由土默特而西，私向蒙人租地垦种，而甘省边氓亦复辟殖，于是伊蒙七旗境内凡近黄河、长城外，所在多有汉人足迹”(92)。由于私自垦辟，分散零星，清初这里农业经济发展缓慢。康雍年间，清延开始对河套地区进行大规模有组织的招民垦殖，由“官借建房牛具籽种之资，凡陕西各属无业农户愿往者，计程途远近．给予路费，每户按百亩，以为世业”(93)，而在此期间，许多陕西商人曾起过莫大的作用，他们投资农垦，雇民垦种，为河套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如陕商袁祖荣“顾国家隐祸，深忧实在北河套……仿前明法，招淮商如君等数十人，大兴屯粟”(94)，以固关陕门户。陕商郑万福在前套南部经营碱湖与农垦“为前套之冠，以采办碱湖著名……凡前套所有经营殆遍，最著者有二三十处，岁入极富”(95)。在陕西商民与各地入套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河套地区的耕地基本被开发出来，农业经济得到复苏和发展，康熙朝后期已是“向日口外蒙古穷困，人不聊生……今已家给人足，乐业安生”(96)。到雍正朝更是“连岁口外收成颇好”(97)，“归化城土默特地方，年来五谷丰登”(98)，有些盟旗还修健仓储，以备荒年。
清代西部农业经济发展最主要的成就是新疆的垦殖和开发。清代各朝对新疆的屯垦一直是中央和西北各地方当局着意推行的政策。清初先是屯垦哈密和巴里坤，康熙六十一年“兴屯吐鲁番，遣哈密回民维吾尔民助役”(99)，雍正七年又“复屯巴里坤，议垦哈密及塔勒纳沁地”(100)，乾隆二十五年后始行屯垦伊犁。特命参赞大臣阿桂专理屯田，“秉时兴屯，开渠灌溉计”，此后“北山推之晶河，库尔喀乌苏，塔尔巴哈台诸境，山南推之乌什，阿克苏诸城”(101)，使天山南北各地先后屯种，大见成效，巴里坤“粟麦山积，牛马用谷量”(102)；奇台“闾阎相望，比户可封，阡陌纵横，余粮栖亩”(103)；伊犁“村落连属，烟火相望，阡陌间羊马成群”(104)。由于地系新辟，田土肥沃，常常是一年所获屯三年之粮，使新疆各地粮价比之内地贱得多。纪钧谪新疆时记述说“天下粮价之贱，无逾乌鲁木齐，每车载市斛二石，每石抵京斛二石五斗，价止一金，而一金又止折钱七百文，故载麦盈车，不能得钱三贯，其昌吉、特纳格尔等处，市斛一石仅索银七钱，尚往往不售”(105)，清代西部农业经济的发展，既进一步壮大了陕西商帮在西部从事商贸活动的物质基础，又为陕西商帮提供了有支付能力的市场需求源泉。
清代西部各省旧有经济的继续扩充，还表现在畜牧业经济的发展上。河湟、西域的广大地区地阔草茂，河流纵横，历来是我国畜牧产品的主要产地，并构成陕西“自昔多贾”的物质基础。入清后，在清政府民族融合，休养生息的政策指导下，西部的畜牧业经济成为发展最快的支柱产业。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河陇地区的半农半牧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陇坂以远的河陇地区历来是农牧兼营地区，如兰州府“耕之外唯资于牧，而牧以羊为盛，贵贱之被饰服食，男女之织作贸迁皆资特焉”(106)；隆德“生业所给唯资农牧”(107)。静宁“农业颇勤，广于孪牧”(108)，平凉府“地多牛马，易于畜牧”(109)，清代随着这些地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畜牧业山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另一方面，青海、蒙古、新疆这些以畜牧业为主的地区，经济山恢复和发展的很快。青海在策旺阿拉布及其子噶尔丹策零统治时期，社会经济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人口和牲畜都不断坤加，有记载说是时“控弦近百万，马驼牛羊遍满山谷”(110)，而王煜同志主编的《青海简史》则较精确计算说“据各时期畜产品贸易数量推算，乾隆年间，青海牧区马、牛、羊总数约350万头左右，经过一百数十年的发展，到清末时期仍有500万头左右”(111)。清代也是蒙古牧区经济获得较快发展的时期，清政府的休养生息政策使蒙古牧区经济在康熙后期已基本复苏，“阿霸垓、苏尼特等旗骆驼皆健，马匹较少，牛羊饶裕，察哈尔八旗御牧地方较前颇觉殷富”(112)，乾隆以后的百年间，蒙古牧业经济发展到高峰时期，“富者驼马以千计，牛羊以万计，即赤贫之家亦有数十只，以为糊口之资”(113)。而清代新疆牧区的并入更增强了西北地区畜牧经济的实力，仅伊犁“每岁布鲁特人驱牛羊十万……入城互市”(114)。清代西部地区畜牧经济发展对陕西商帮发展的经济意义在于，一方面它涵养了陕西商帮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市场购买能力；另一方面，又为以贩鬻“西口皮货”为特色的陕西皮货商走向全国奠定了物质基础。
清代西部经济的发展更表现在新生产业的不断培植。进入清代后，由于版图空前统一，西部兵革逐渐平息，社会环境相对安定，使西部蕴藏的资源存量得到进一步开发和利用，许多新生产业不断从西部涌现出来。其主要有：
(1)水烟 水烟是兰州久负盛名的土特产之一，在清康熙、乾隆年间已屡见史乘，如《金壶六墨全记》上说：“乾隆中，兰州特产烟种，铝铜为管，贮水而吸之，谓之水烟”(115)。余正燮在《癸已稿·吃烟事述》上也提到兰州有水烟，这说明水烟是清代才在甘陇新出现的物产，由于生长在白山黑水间的满族历来喜嗜烟，在他们的推动下，到清中后期吸食水烟者比比皆是，满汉文武官员，富商大贾莫不“嗜好水烟成癖”(116)，他们对水烟袋、香楣等烟具，视为珍宝，人们群起仿效，使水烟产销作为兰州新兴产业初盛于康乾时代，极盛于光绪。兰州附近的土壤适宜烟叶生长，因此水烟叶主要种植于兰州、皋兰、永盛、榆中、靖远、临洮、永靖等七县市，到清末兰州附近烟田约有四万亩左右，所产烟叶七百万斤以上。烟叶种植的繁茂又带来泾阳、兰州等地水烟丝加工业的勃兴，到清中后期仅兰州一地就有各类烟坊80余家，年产水烟2万多担，约合92万斤(117)。兰州水烟业的兴盛，使以经营兰州水烟丝著名著全国的陕西同朝“丝子客”成为陕西商帮中的一枝新秀。
(2)药材 有清一代又是陇山、祈连山和天山植被初步开发利用时期，加之西部地区土气高寒，人烟罕至，适宜于各种药材的生长。因此，清代西口药材急剧兴起，其中尤以岷州所产枸杞、大黄，青海所产冬虫夏草为名贵大路细货，并以药品纯正，产量巨大而在全国药材市场占重要地位。岷州年产大黄360万斤，当归500万斤，武威年产甘草600万斤，到清末每年由陕甘输向全国的各类粗细药材就高达153万斤，价值常在数千元之谱(118)。成为占据着全国药材市场半壁河山的新兴产业，并使陕西药材商在这一经营领域始终占据着垄断的地位。
(3)玉石 新疆于阗、甘肃之肃州素以产玉名闻天下。和阗之玉“历史所称，贡献之物。若圭、枕、珂、佩、带、胯、簪、钏、盘、几、奁、杖、刀把、鞍辔、玉佛、玉马类，皆极穷巧智，为世所羡”(119)；肃州更以所产“夜光杯”而绝唱全国玉作业。乾隆《肃州志》载“玉石，一名噶巴石，出红水坝河内，乃石之似玉者有菜色、白色、深碧浅缘，俱可琢器，治之者以山丹回回砂磨之”(120)。嘉庆四年驰玉石之禁后，玉石制作及其贩运在西部迅速兴起，阿克苏“回子一大城山，人二万余户……尤多技艺之人，攻玉制器”(121)；喀什噶尔“回城与城镇相连，极繁盛，习技作，攻玉、镂金，色色精巧”(122)；肃州玉作“清末有十余家，规模大者雇佣工人十人左右，仅夜光杯一项年产千余付，价值四五千元”(123)。这些玉器或被陕西汉商贩回内地，或被陕西回商贩至西藏、川边乃至东亚诸国，使陕西“玉石客”成为西部贸易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
(4)木材 清代又是陇山、祈连山森林资源被大规模开发利用时期。陕西西北的陇坂亦曰蟠冢，明清以来有很好的植被，林深树茂，“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124)；岷州“货殖之利，唯木材为最”(125)；祈连山的林木山很茂盛，尤产松杉，仅狄道的湖滩就有“松杉万株…白杨林在滩南”(126)。入清后，陕甘分治，各州府县营造官衙房屋对木材需求激增，使陇山林木资源得以广泛利用，“远近商贾，有入山购买，自洮岷临洮直达宝鸡咸阳者”(127)，遂使陕西木商成为清代陕西商帮中新的分支。总之，清代西部地区农业经济的继续扩充和新兴产业的不断培植，使陕西商帮的经营范围进一步扩大，活动余地更为广阔，成为清代陕西商帮获得鼎盛发展的重要物质条件。
四、明末李自成农民义军从京师挖掘的巨额银两流入陕西，进一步增强了陕西商人的资本原始积累。
在明末清初，陕西商帮的发展获得了一个意外的因素，这就是李自成农民义军从京师挖掘的巨额银两通过各种渠道流到陕西商人手中，为陕西商人资本的原始积累注入了新的血液。明末李自成农民义军攻克北京后，设“比饷镇抚司”由刘宗敏、李过主其事，向豪强富室，达官显贵“追赃助饷，”获银七千万两，又从“旧库地坎中发掘黄白大锭无算，每锭重三四百金”(128)，后吴三桂合兵三十万人，将收复京师，消息传来，农民义军将“敛内库银及拷掠所得并诸器物，尽熔之，千两为一饼，凡数万饼，以伺西奔”(129)，到甲申年四月决定放弃京师“还都关中”后，“尽敛都中金帛千万，捆载西安”(130)，“自京门达潼关千余里，日夜不绝道路”(131)。这些得自京师的脏银库锭流入陕西后，又通过各种渠道最终流入陕西商人手中，转化为商业投资。其形式有三：一是直接流入陕商手中，如大荔八女井的李姓商人资本家族，自明代以来就是远近闻名的富户，“相传他们的财宝是得自李自成的。李自成兵败退经八女井的王店，因有追兵，把元宝埋在地下，此元宝为李家所得”(132)，成为八女井李家在清代继续兴盛的重要原因。二是通过反满组织间接流入陕商手中。1994年笔者赴四川自贡市做陕商资料跟踪调查时，曾访问了自贡市政协对自流井陕商素有研究的何元文先生，他告诉笔者：明末清初，顾亭林等反清志士和明王公贵族搞“反清”事业，从李自成携带到山西五台山的银两中筹措资金，等待多年，这些资金后来有一部分流入四川反清组织“袍哥”手中，在康熙年间被拿出来投资川盐运销，成为川省陕商资本的一个重要来源(133)。相应的佐证材料是入清后直到民国，四川“袍哥”组织的龙头老大基本上是由陕西商人担任的。如清末自贡哥老会的龙头大爷就是陕商会首常让侯。三是这些得自京师的货币财富作为流通手段，也会有一部分最终沉淀在陕西商人手里，增加了陕西商人货币财富的原始积累。
凡此均说明，清代西部疆域的拓展，社会经济的培育，市场的扩大与加深以及意外巨量货币财富的流入，无不从资源、资金和市场方面为陕西商帮的发展准备了条件。清代的陕西商人充分利用这些条件，便很快形成鼎盛发展的黄金时代。
①康熙《户县志》卷四。
②《清史稿》卷三，第121页。
③林永匡：《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第121页。
④林永匡：《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第121页。
⑤林永匡：《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第121页。
⑥林永匡：《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第121—122页。
⑦《平定准噶尔部方略》卷十五。
⑧《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一，第1992页。
⑨《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一，第1992页。
⑩《新疆志稿》卷二，《商务》。
(11)《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一，第1990—1991页。
(12)《新疆志稿》卷二十九，第130页。
(13)《新疆地理志》卷三，第127页。
(14)鲁芝田：《新疆建置志》卷二，第22页。
(15)箫常漠：《西疆杂述诗》第271页。
(16)《新疆乡土志稿》第271页。
(17)汪亮：《西北地理》第495页。
(18)《镇西府乡土志》第206页。
(19)《陕西艺文志》卷二，第18页。
(20)《新疆乡土志稿》第205页。
(21)鲁之田：《新疆建置志》卷一，第21页。
(22)《新疆地理志》卷五，第165页。
(23)《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一，第1991页。
(24)鲁芝田：《新疆建置志》卷一，第28页。
(25)《绥来乡土志》，《新疆乡土稿》第136页。
(26)《小方壶舆地丛钞》第六轶，第132页。
(27)《新疆乡土志稿》第425页。
(28)格奉额：《伊江汇览》第18页。
(29)《新疆地理志》卷五，第129页。
(30)嘉庆《塔尔巴哈台事宜》卷一，第63页。
(31)《小方壶舆地丛钞》第二轶，第70页。
(32)萧常漠：《西域杂述诗》第271页。
(33)萧常漠：《西域杂述诗》第271页。
(34)椿园：《新疆记略》。
(35)《洪武实录》卷三十。
(36)《太平广记·四百八十八·王行言》。
(37)雍正《兴安府志》卷十一。
(38)《紫阳县志·风俗志》。
(39)《商南县志》卷二，第2页。
(40)严如煜：《规划南巴棚民论》，《清经世文编》卷八十一，第2020页。
(41)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30页。
(42)《清仁宗实录》卷五十三。
(43)《丹凤县志》，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页。
(44)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35页。
(45)《宁陕乡土志》第4页。
(46)《丹凤县志》，三秦出版社1994年，第108页。
(47)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28页。
(48)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23页。
(49)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28页。
(50)《城固乡土志》第17页。
(51)《安康乡土志》第32页。
(52)《安康县志》卷十。
(53)《续修商志》卷四。
(54)《宁陕乡土志》第4页。
(55)《清经世文编》卷八十一，第2020页。
(56)《清经世文编》卷二十八，第12页。
(57)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29页。
(58)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29页。
(59)严如煜：《三省山内边防备览》卷九。
(60)《留坝厅乡土志》第3页。
(61)严如煜：《三省山内边防备览》卷九。
(62)卢坤：《秦疆治略》第55页。
(63)卢坤：《秦疆治略》第11页。
(64)《周至县志》第3页。
(65)《清经世文编》卷八十一，第2020页。
(66)《周至县志》第442页。
(67)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册，第309页。
(68)《留坝乡土志》第57页。
(69)乾隆《岐山县志·物产》。
(70)《佛坪乡土志》第1页。
(71)卢坤：《秦疆治略》第43页。
(72)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29页。
(73)《户县乡土志》第13页。
(74)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
(75)卢坤：《秦疆治略》第49页。
(76)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选辑》第1册，第262页。
(77)光绪《定远厅志》卷五，第8页。
(78)卢坤：《秦疆治略》第64页。
(79)嘉庆《白河县志·物产》。
(80)乾隆《旬阳县志·物产》。
(81)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41页。
(82)《汉南续修府志·物产志》。
(83)《宁羌乡土志》第25页。
(84)卢坤：《秦疆治略》第54页。
(85)《石泉县志》卷二，第32页。
(86)乾隆《商南县志》。
(87)仇继恒：《汉江贸易册》第61页。
(88)《武威县志·建置志》。
(89)《皇朝奏议》卷四十九。
(90)萧皋漠：《西疆杂述诗》卷一，第5页。
(91)王致中：《明清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第81页。
(92)马汝衍：《清代边疆开发研究》第175页。
(93)王致中：《明清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第89页。
(94)刘光蒉：《烟霞草堂文集》卷四，第22页。
(95)汪亮：《西北地理》第289页。
(96)《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九十五。
(97)《清世宗实录》卷三十四。
(98)《清世宗实录》卷三十四。
(99)道光《哈密志·舆地志》。
(100)道光《哈密志·舆地志》。
(101)《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三十二。
(102)《新疆图志》卷二十九。
(103)《奇台乡土志》第57页。
(104)赵翼：《皇朝武功记盛》卷二。
(105)《小方壶舆地丛钞》第二轶。
(106)《兰州府志》卷五，第20页。
(107)康熙《隆德县志》上卷，第8页。
(108)《静宁州志》卷三。
(109)《平凉府志》卷二十一。
(110)椿园：《西域总志》卷一。
(111)王煜：《青海简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2页。
(112)《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四。
(113)《乌里鸦苏台志略·风裕》。
(114)《新疆志稿》卷二，第60页。
(115)黄钧辛：《黄壶七墨全记》卷一。
(116)严树裳：《解放前的兰州水烟业》，《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
(117)杨重琦；《兰州经济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1页。
(118)《陕行汇刊》第7卷第一期。
(119)《新疆图志·实业志》。
(120)《肃州志·物产》。
(121)《皇朝文献通考》卷四十六。
(122)《皇朝文献通考》卷四十六。
(123)魏永理：《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页。
(124)乾隆《清水县志》卷四，第1页。
(125)乾隆《直隶秦州新志·风俗》。
(126)《狄道州志》卷四，第11页。
(127)乾隆《直隶秦州新志·风俗》。
(128)宋起凤：《裨说》卷四，第112页。
(129)《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八。
(130)《孤臣纪哭》。
(131)宋起凤：《裨说》卷四，第112页。
(132)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第200页。
(133)笔者：《1994年自贡政协何元文先生访问记录》。
1644年顺治皇帝率领满族贵族入主中原，建立清朝。清初为了维持统治，恢复经济，清朝统治者实行了一系列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的政策。康熙五十一年实行“兹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减轻了丁多地少农民的负担，雍正元年又实行“摊丁入亩”，还将匠价、盐课等“随地粮带征”，这不仅使无地农民税赋负担缓解，也有利于非农业经营的发展，使“逐末之民独乐”①。在工商政策方面“首除烦苛，设关处所，多仍明制”②，银钱并行，盐茶专卖，康熙三年又废除匠籍制度“班匠价银，改入条编内征收”，使政府对手工业的管束开始松驰，这都有利于民营手工业的恢复，为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经过顺治、康熙两朝的发展，到乾嘉时代，社会经济再度繁荣，继此陕西商帮也因社会经济复苏而走出低谷，迎来了鼎盛发展的黄金时代。
有清一代，陕西商帮无论经营范围，经济实力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他们在盐、茶、布、烟、木、药、皮、杂、金融等诸多行业都较之明代有了篷勃的发展，其涉运行贾的足迹遍及从北国边塞的乌鲁木齐、伊犁到南疆濒海的佛山、上海等广大区域，并且摆脱了明代从属政府需要的被动局面，第一次把自身的发展安放在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之上。尽管由于诸多原因，在全国商帮的排行榜上其实力稍逊于徽商和晋商，却仍是在全国很有影响的地方商业资本集团，并以“老陕”的独立形象继续在中西部贸易通商领域占据着优势的地位。清代陕西商帮的鼎盛发展，除了得惠于清政府在全国实行的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一般政策外，更有其特殊的原因。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改朝换代，疆域拓展，陕商活动的市场范围进一步扩大。
明代陕西为边疆重地，长城为边防前线，在明朝“列镇长城，格守边墙”的边疆策略下，“西出阳关无故人”，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政权保持着比较松散的隶属关系。初入中原的满族贵族封建统治者却不能容忍这种边疆状况，面对边外少数民族上层统治者的叛乱、分裂活动，他们以游牧民族特有的尚武精神，坚持民族统一的正确主场，多次发兵陕西，征剿西域，为维护国家版图统一做出了贡献。
在军事上，清统治者不停息地用兵西域，平息西北地区的各种叛乱。1688年盘居伊犁的噶尔丹部在俄国策反下叛乱，康熙皇帝三次提兵亲征，把外蒙三十旗内蒙四十旗牢固的置于清朝中央的统制之下，结束了阿尔泰山以东、恰克图以南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1777年噶尔丹叛乱再起，清廷派付尔丹，岳钟琪为大将军，出兵征剿，使其重新称臣入觐。1745年准噶尔的达瓦齐，阿睦尔撒纳又叛，乾隆皇帝两次亲征西域，大获全胜，从根本上结束了康、雍、乾三朝准噶尔部长达78年的战争，巩固了西北边疆，并为背井离乡的土尔扈特部返回家园创造了条件。
平定准喝尔部后，南疆的“回部”又发动叛乱，乾隆皇帝挥师南疆，平定了维吾尔族的叛乱，实行了南北疆的统一，巩固了清朝中央政权对新疆全境的统治。
在征剿准噶尔部的过程中，雍正皇帝还平叛了青海“回部”的叛乱。1723年青海厄鲁特部的罗卜藏丹津叛乱，雍正皇帝派岳钟琪率兵五千，马队一万直捣罗卜藏丹津的大本营，歼灭了庄浪卫的叛军，平定青海。同时又派陕兵二千入藏，镇压了拉藏汗的旧臣叛乱，使中央对西域的管辖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在政治上，基于军事镇叛的胜利，为了强化统治，清廷又进一步调整统治格局，在西域设府州县厅，派官驻守治理，将西域纳入中央集权的统一体制。康熙五年，为了加强中央对西北地区的统治，克服明代陕西辖区过大，鞭长莫及的缺陷，实行陕甘分省，设甘肃布政使司，升皋兰县为兰州府，领8府6直隶49县，又移民屯垦甘肃诸州，使嘉峪关外的荒僻之地日滋繁盛。康、雍后又主力经营哈密，使之成为由陕甘通向西域的主要通道。到乾隆年间随着准噶尔部的最后平定，将天山南北合称新疆，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派官任守治理，使西北边疆由陕西延展到新疆。并改西宁卫为西宁府，设办事大臣，设兵驻扎，对藏人改土归流，设土司，令地方官管辖。西藏方面设驻藏大臣，对西藏实行进一步监督与统治。这些措置使祖国西部边疆达到了空前的广大与统一。
西北边疆的军事、政治统一最终是以经济的统一为基础。入清后，清朝统治者加强了内地与西部的贸易联系，促使西部经济与中原经济接轨，实行往来互补。这种贸易联系在清前期主要采取官办贸易的形式，即由官方特许的商人领资与准噶尔、哈萨克东来的队商实行茶马、丝棉等大宗商品的交易。而当时承担与西部官方贸易的主要是陕西商人。据乾隆九年十月《为准夷贸易事峻商人携货回陕敬陈事宜仰祈睿鉴事》的档案资料来看，当时是由户部“派委商伙承办”对新疆的贸易。如乾隆九年官商李永柞的活动主要是在陕西办货贩鬻西域发售，是由陕西提供一切可资利用的便利条件。如“嗣因该商伙李永祚所带银两恐不敷用……于西安藩库三次借领银二万五千两”③，从新疆贩回的生皮自肃运送西安泾阳县地方又因“搬运货物尚须领西安司库银二千两”④。而对新疆交易的“积年陈货”亦须在陕西的酌情减价“交商领变”，如“据兰州藩司称，积年所存羚羊角、硵砂，应照依陕省减定之数一例减价，其葡萄每斤亦减定银三钱，俱交商领变”⑤。甚至商人贩运货物的骡马车辆亦由陕西提供。如同年该商奏“该商以西安至肃共计七十二站……不得不籍用所车，以图快便，仍请照给按站护送”⑥。
在发展与新疆官办贸易的同时，随着新疆全境反叛势力的肃清，内地对新疆的民间贸易出迅速发展起来。这一方面是因为清廷对新疆的民间贸易采取了移商实边的鼓励开放政策。如乾隆二十七年就曾发布命令”晓示商民有愿往者即给以印照”⑦，为了方便行旅还派兵在六百多里戈壁滩“酌建店房以便商贾往来栖宿……行旅称便”⑧；令嘉峪关“每日晨开酉闭……出关者听其前往，不得阻遏”⑨。另一方面还在清军屡征西域时许多陕西、山西商人就随军出关“馈粮千里，转谷百万，师行所至，则有随营商人奔走其后，军中牛酒之犒，筐篚之颁，声色百伎之娱乐，一切供取于商”⑩谓之“赶大营”。大军退后，他们留守当地，成立市廛，使民间贸易成为不可遏阻地客观现实，清廷只好顺水推舟，任其自然，到乾嘉年间内地与新疆的贸易开始达到全盛时期。乾隆三十七年陕甘总督文绶曾就新疆贸易形势有一个对朝廷的实地考察报告，说他乾隆八年八月奉命出关，由哈密达巴里坤见“城关内外，烟户铺面，比栉而居，商贾毕集”；又西行至奇台“商贾执业民人，俱前往趁食，聚集不少，而该地屯田民人生齿繁衍，扶老携幼，景象恬熙”，比巴也里坤更为“繁庶”；又西行至乌鲁木齐“天气和暖，地土肥美，营屯地亩，日以开辟，兵民众多，商贾幅辏”，拟比里坤更为“殷繁”；又西行至昌吉“地肥水饶，商贾众多，计与乌鲁木齐相似”(11)。而且逐渐形成以奇台为中心通向南北疆联接内地的全疆商贸网络系统。如《新疆志稿·商务志》所言“古域商务于新疆为中枢，南北商货悉自转输，集市之盛为边塞第一”，“其东自嘉峪关趋哈密为一路，秦陇湘鄂豫蜀商人多出焉，其东北自归绥趋蒙古为一路，燕晋商人多出焉”(12)。
随着清政府经略西域，拓展新疆，陕西商人活动的市场范围进一步扩大。如果说明代陕西商人的脚步尚未逾出嘉峪关，那么到清代，陕西商人则以哈密为中心，形成对新疆北路贸易垄断经营三百年之久的繁盛局面。其活动以“南路”和“北路”为干线，“自甘肃省来之孔道于哈密而右左分岐，左沿天山之南麓西经吐鲁番、喀剌沙尔、库东、阿克苏折而南到叶儿羌为南路；右越天山到巴里坤，沿北麓而西过省城乌鲁木齐，自精河越塔尔奇山到伊犁为北路”(13)，使陕西商人的足迹遍布天山南北的各个主要城镇，与新疆各族人民结成良好的贸易联系，如：
哈密，系由陕赴新疆贸易的门户和入关喉吭，康熙以来，用兵西域，大军云屯，金融流畅，“汉民贩缯帛悄悄随大军出关，久之，辟畴殖谷，流亡还集……汉回来自秦陇者亦百有余家”(14)。到清末“汉民自兵燹后流离散尽”。左宗棠征新疆，在河东筑大营，由是“街道大兴，商随营集……平碛芦构，舍店栉比，市镇喧填，百货街尾幅辏”(15)。由于“土著缠民不知行商业贾，市面铺户皆关内山陕甘凉等处随营来此贸易”(16)，其中仅陕西的回民方就“一百七十四户”。到光绪末年哈密还有“汉商大小百余家，多陕甘人，皆自畜骆驼以资周转，多于甘陇设总号以资联络”(17)。所以《新疆图志·商务志》卷二中说“自嘉峪关趋哈密为一路，秦陇……商人多出焉”。
巴里坤，为镇西府治所“道当冲衢，人民咸集”，“山陕甘肃之商辐辏已极”，并设有“大会馆，系八大商总聚议之所”(18)。在巴里坤经商的陕西人很多。如《陕西艺文志》载，泾阳泾村“里有晏贞女者，幼许字里人某某，客巴里坤久不归，女家贫，戚族将有夺而嫁之，女不可，矢志守贞，泾村(牛振声)知女之无以自赡也，终恐不免于夺，爰置田若干亩为女衣食资，乃详述颠末书数十纸，托里人贾之巴里坤者，遍贴通衢间，某见之感泣而归”(19)。这说明泾阳一个村子就有不少人在巴里坤经商，才有可能托同里贾该地之人捎书，遍贴通衢，而且他们在巴里坤居聚集中，否则“数十纸”便不够贴。而且，有的陕西商人在巴里坤还很有名，如“郭风贤，系陕西富平县人，贸易至坤，因家焉，由军功历保四品花翎，前署奇台县知县”(20)。
乌鲁木齐，俗称“红庙子”，因乾隆三十一年筑迪化城于红山之侧而名之。其全盛时“屯戎相望，华戎商贾，良细挟资斧，往往聚族列阓而错居，以万数百，伪玩好皓侈骈阗，酒肆茶寮倡优杂技充牣乎其中……而秦陇人亦无虑数千户”(21)。由于该城“汉人中直隶人最多，甘肃、陕西、山西、湖南人次之”(22)争斗不绝。故名曰乌鲁木齐(即争斗之意)。
昌吉，“年来商贾贸易，佣工艺业民人日多一日”(23)，其中“陕甘回民尚有百余户，多经商者”(24)。
绥来，建于乾隆四十二年“陕西甘肃之回尚在百十余家，为商者较多”(25)。
精河，清中叶已是“郑商秦贾，奇工异匠总集，利于重赀地”(26)。清后期更是“本境回民，先后自内地出关，居于本城南关，耕种者十之一二，贸易者十之八九……陕西籍居其半”(27)。
伊犁，自乾隆三十一年移西安八旗官兵驻扎以来“置廨库，主廨舍，筑城万堵，列市百重，……人物嬉恬，商贾辐辏，四郊之外，烟火相望”，“所集民人，半集雍凉秦晋，其以贸易来者，各安其业，以技艺至者，亦自食其力，嗜好无殊，狡诈者少”(28)。
塔尔巴哈台，位于新疆之最北处，是与乌里雅苏台蒙地交换之贸易通道，汉人称曰绥靖城，又曰嗒城，其地多“直录、川陕、甘肃商人以杂货来塔贸易者”(29)，商民“自建铺房一百一十一间”(30)。
阿克苏，因处南北疆交通枢纽，“内地商民，外番贸易鳞集星萃，街市纷纭，每逢八栅尔会期，摩肩雨汗，货如雾拥”(31)，其中有不少是陕西商人。
叶儿羌，为南疆商务汇集之所，“比栉而居，几无隙地，中国商贾，山陕江浙之人，不辞险远，货贩其地”(32)，街市名八栅儿，“有铺面，柜台只高尺许，栏其门出入必踰其上”(33)，街长十里，“每当会期，货若云屯，人如蜂聚”(34)。
这些说明，清代西北疆域扩展，民族市场扩大，为陕西商人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活动空间，成为促使清代陕西商帮鼎盛发展的重要原因。
二、秦巴老林的全面开发进一步增强了陕西商帮的经济实力。
清代，陕西生产力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秦巴老林的全面开发。
所谓秦巴老林系陕、川、楚三省边界之秦岭巴山的广大山区，绵亘千里，土地辽阔，产“铁、磺、竹、箭、木耳、石菌”，被称为奥区陆海。但自东汉末年以来废而不耕，明代采取“禁革山场，民不许入”的禁垦政策，使山区长期处于“民少地荒，禽兽逼人”的原始洪荒状态。明初陕西按察司佥事虞以言说汉中是“民多居深山，少处平地……余皆灌莽弥望，虎豹潜伏，暮夜辄出伤人”(35)。《太平广记》就曾记载有虎啄商人的具体事例，“秦民有王行言以商贾为业，常贩盐于巴、渠之境，路由兴元之南，曰大巴路，曰小巴路，危峰峻壑，猿径乌道，路眠野宿，杜绝人烟。鸷鸟成群，食啖行旅。行言结十余辈少壮同行，人持一挂仗，长丈余钢铁以刃之，即其短枪也。才登细径，为猛虎逐之，乃露宿于道左，虎忽自人众中攫行言以去”(36)，这种状况，在清初山内各州县皆然。安康“本州县人户萧条，路岐荒僻”(37)；虎熊豕兽食人”(38)；商州“民少地荒，禽兽逼人”(39)。只是到清代才结束了终南山内这种“千里望苍茫”的荒僻状态，使终南山进入全面开发的垦殖时期。这是因为：
第一，清政府的“迁海”政策使沿海人民内徙。清初为了隔绝台湾郑成功的抗清势力，清廷在东南沿海实行严厉的“迁海”政策，强迫沿海居民内缩五十里“睿以深沟，以绳直之，稍逾跬步，死即随之”。而沿海居民内徙，空旷人稀的秦巴山区便成为移居垦殖的最近选择，这便形成陕西历史上“湖广填陕西”的移民运动。
第二，清政府的“滋生人丁”政策使山外人口激增，地不够种，移垦秦巴成为势之必然。清朝统治者对中国历史最大的贡献就是他们鼓励中国养殖了历史上最广大的人口，特别是康熙五十六年“兹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后，人口迅速增殖到2亿乃至4亿。而山外地不加增，人地比例失调，全社会存在着庞大的失业人口，为谋求生存，人们大量涌入地广人稀的秦巴山区，故“川楚粤黔安徽无业之民，侨寓其中，数百万计，依亲傍友，垦荒种地，架数椽栖身，地薄不收则徙去，统谓之棚民”(40)，使秦巴山区第一次获得了数量广大的生产力，“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约有五分，安徽河南江西各省约有三四分，五方杂处”(41)。
第三，清政府的“放垦招徕”政策也使秦巴山区的资源存量得到第一次巨大的释放。入清后为了安抚流亡，维护统治，清政府改变了明廷“禁革山场”的规定，对陕川实行招来移民放垦秦巴的新经济政策。乾隆六年先是放垦商州，到嘉庆四年后推广及全部三省山区，该年上谕准将终南山内老林“量加砍伐，其地亩既可拨给流民自行垦种”(42)。并采取了多种招来流民的措施，如在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广济寺设移民司，多次往各地迁徙移民”(43)；在陕川楚各地设招徕馆“招募客民于各边邑开荒种山”，又在“南山大巴山……等外，募商开厂”(44)。所有这些措置促成清代秦巴山区空前绝后地全面开发浪潮，使秦巴山区在有清一代形成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经济跳跃式增长的历史过程。
首先，老林新辟，耕地面积增加，使粮食产量增长很快。老林开垦之初，由于地广人稀土著人少，所种不过一二，余皆租于外来客民“以手指脚踏为界，往往有数两契买地数里十数里者”(45)，有的客民甚至采取打赌的方式获得租种土地，如丹凤花瓶乡赵姓由山西迁入“其第一代祖先臂力过人，绰名‘赵蛮子’，到花瓶乡后与戴姓打赌，一口气将八里坡一石碑背了二十里，戴姓因之让给赵姓二十里地，并用朱砂在石岩上写上‘戴赵分界”(46)。这些外省棚民客户从土著手中获得土地后便毁林开荒，“开山之法数十人通力合作，树颠缚长絙下*(左钅右追)千钧巨石，就根斧锯并施树既放到，本干听其霉坏，砍旁干作薪，叶枝晒干，纵火焚之成灰，故其地肥美，不须加粪，往往种一收百”(47)。加之广种包谷、红薯等高产耐旱作物“近日遍山漫谷皆种包谷”(48)，使粮食总产增加，“闾阎饘粥，尚为易谋”，并且还有剩余，故“山内粮食绝贱，大米每石值不到白银一两，包谷杂粮每石只青蚨三四百”(49)，又因“财轻国赋少，垦荒佃租微”，使山内各地经济都呈现出活泼生动的局面。如汉中，清初粮食尚不够吃“农一岁两获，无余粟”，康熙以来休养生息百余年，尉为繁富之区，“农多饱暖，商裕货财，县境世家望族闾里之民，户口繁滋，极称盛焉”(50)；安康明末尚是“人户萧条，路岐荒僻”，到清中叶已是“田亩膏腴，棉桑遍野，男耕女织，富加全境”(51)，每年仅粮食就剩余“三百万石之多”(52)，郡城富商大贾贩粮到襄汉“其利数倍”；商州在明末还是“千里望苍茫”，到乾隆后已是“穷山深谷，皆闻鸡犬，老岩绝壑，亦长菽麦，高高下下，人尽务农……在上百度之有余，在下供应之不苦”(53)，一派繁荣的景象，有人称这种情况是“本省视为荒山，外省转为乐土”(54)。
其次，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多种经营空前发展。秦巴山区气候适宜，物产丰盈，蕴含着丰富的资源存量。“老林多良材，产铁矿，竹可纸，木生耳蕈，宜包谷荞豆燕麦”(55)，又有“药材竹笋木耳蘑菇香蕈核桃栗子梭树构榱漆葛根之类……但可食用，即可卖钱”(56)。山民近山食山，充分开发和利用当地丰富的物产资源从事多种经营，“山内营生之计开荒外，有铁厂木厂纸厂耳厂各项，一厂恒数百人，少者亦数十人”(57)，使秦巴山区的多种经营在从嘉庆到光绪的百余年间呈现出高度发展的态势，其中尤以铁冶、木厢、纸厂、耳扒各业为盛。
山内“产铁矿之地则甚多。听外间客民就地炉冶，雇募工作”(58)，故各缘山州县铁冶一时异常繁盛火爆，规模不小。如凤县黑河之铁炉川“矿多红山，处处有之……稍大厂分，常川二三千人，小厂分三四炉，亦必有数千人数百人，利之所在，小民趋之若鹜”(59)；留坝之光化山，有“商犹六、七家，皆熔矿为铁，铸铁为锅，远售西凤及甘肃各郡县……所需工匠夫役及小负贩往来期间者常一二万人”(60)，其他如略阳之锅厂，定运之明洞子，宁羌之二留坝，镇安之洞沟，旬阳之骆家河，“均往时产铁地”(61)也，“每厂雇工数十人至数百人不等，其帮工搬运来往无定之人更多”(62)道光时经查“山内客民15万有奇”(63)。
终南山夙称陆海，林深箐密，林业资源丰饶，故林业采伐解板割枋是山内最大的经营项目。山内木材业兴起于乾隆年间，盛于嘉庆道光朝，整整兴盛了200余年。“有力之家，捐重赀聚徒众人入山数百里砍伐木植”(64)，谓木厂，“借水运飘流泛出”，谓之做厢，“供厢之人甚伙”，每厂“匠作水陆挽运之人不下三五千人”(65)。如周至黑水峪，清代中叶“每年经常有五六千至一万余名采伐大木的人”(66)，“每年所出木植，近至西同远及晋豫皆赖之，每年木植出山之日，黄巢谷地方，木商山客互相交易，不下数万人，其为利亦不下数万两”(67)。岐山“林木出于斜谷，远近取给，利赖溥焉”(68)。留坝“商务上操重赀者一曰厢，在褒沔二水上游，商凡四五家，皆伐木取材陆运秦川，水运梁洋者”(69)；佛坪“四方商贾来山中采买大木，就地立厂，号曰木厢，境内共有数十厂，每厂辄用数百人，由水路运出黑水峪口，用人尤多，地方赖以富庶”(70)，除了这些商品性很强的大木厢、板厢外，眉县、凤县、宝鸡、岚皋，山内“资本俱不甚大，工作人等亦属无多”(71)的小柴厢为数也还不少。
秦巴山区“丛竹生山中，遍岭漫谷，最为茂密，取以为纸，工本无多，获利颇易，故处处皆有纸厂”(72)。土纸仍是山内的重要出产之一，各县纸厂的规模也很可观。如户县“火纸(厂设涝浴内之八里坪七亩坪，发卖以捆计)由陆运至省城咸阳礼泉乾凤眉武等外，每年约销六七百捆”(73)；西乡有纸厂20余座，“厂大者，匠作佣工，必得百数十人，小者亦得四五十人”(74)；汉中“有纸厂四十五处……其工作人数甚多”(75)；洋县是蔡伦的封邑，故洋县自古有造纸的传统，“洋州古龙亭，利赖蔡侯纸……驮负秦陇道，船运郧襄市，华阳大小巴，厂屋簇蜂垒，匠作食其力，一厂百手指”(76)；镇巴山中也产纸，“丛竹生山中，领谷茂密可作纸，工本无多，获利颇易，故定远多有纸厂”(77)；安康山区多产纸和做纸的原料构穰。紫阳县“六道河有造火纸者数家”(78)；白河“多纸厂，故树构者众”(79)；旬阳则盛产做纸的原料构穰，构树“兴安州镇安、山阳诸县各有之，唯旬阳最盛，其用流通晋、豫、吴、楚，用以做纸”。山民种构树三年后，伐树、留根、取树皮，浸渍石灰水，加压成纸浆，称为穰，“赀穰者，俱系三晋安同人，列廛而居”(80)。
木耳、菌蕈乃山中又一大出产。“山内有耳扒者，将青冈木砍伐作架，至次年渐生耳，其利可三年，尽而新蓄之青冈木又可做扒，再作覃扒者”(81)，因耳扒、蕈扒利可三年，故山内耳扒、蕈扒各地均有。汉中“木耳生花梨木者为贵，南山客民多作耳扒”(82)；宁羌“木耳为出产一大宗，每年由陆运至府城不过二千包，由水运四川省不过千余包”(83)；西乡有“专务而取利者，漆厂匠工不下数十人”(84)；石泉“专务而取利者，漆为最，木耳次之”(85)，商南“土人伐木生耳，俗称砍扒，近日收买成色，水陆发运……乡民获利万金”(86)。
有清一代秦巴山区的全面开发和以多种经营为特色的山区经济的高速发展，既为陕西清代木商、杂货商的兴起奠定了物质基础，“吾陕出境之货，大约皆山货也”(87)，又进一步壮大了陕西商帮的经济实力，使他们以本地区富饶的农业经济和山内雄厚的资源存量为依托，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货品交流，贸迁有无，调剂余缺，迅速迎来了自身发展的黄金时代。
三、清代西部经济的进一步开发，使西部市场容量加深，为陕西商帮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活动余地。
清代随着清廷经营西域，拓展新疆达到全盛时期，西部各省因民族融合，兵革平息而使经济获得进一步开发，这不仅表现为旧有农牧经济的继续扩充，还表现为新生产业的不断培植，遂使西部各省销购畅旺，金融活跃，市场容量进一步加深，这便为以西部为“势力范围”的陕西商帮扩大经营项目提供了市场机遇。
清代西部各省旧有经济的继续扩充，首先表现在移民实边，屯垦河陇、新疆，使农业生产力在空间上得到延展，在总量上不断增加。河湟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开发是清代西北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在明代河西诸州还是一片荒僻硗薄之地，故有“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之谚。入清后陕甘由边地变为内省，清廷大量移民垦殖河西，进行有组织的开发，如武威“山陕客此者恒家焉”(88)，故生齿日繁；安西州“贸易商贾由内地而来者，所在云集…搬聚家室者复已十之八九”(89)。玉门敦煌“物产繁茂境内大堡村二所，皆陕甘各州县迁出之民，分邑聚居呼堡，各以原籍名守望联络”(90)。到雍正初年河西诸州垦荒成效大著，以后频年丰收，所种小麦、青稞、粟、谷、糜子等一斗籽种可收一石三四斗不等，使河西粮商趋之若鹜，呈现出“春融沙境千禽集，膏沃郊原百谷饶”(91)的繁富景象。
清代西部农业经济发展的另一成果是河套地区的复耕。河套地区史称后套，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素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称。虽明代俺答汗诸部归附后进行过大规模开垦，但明后期由于屯垦败坏“户口凋亡，生齿日耗”，屯地大量抛荒。清初，陕北贫民进入河套进行垦殖，“山陕北部贫民由土默特而西，私向蒙人租地垦种，而甘省边氓亦复辟殖，于是伊蒙七旗境内凡近黄河、长城外，所在多有汉人足迹”(92)。由于私自垦辟，分散零星，清初这里农业经济发展缓慢。康雍年间，清延开始对河套地区进行大规模有组织的招民垦殖，由“官借建房牛具籽种之资，凡陕西各属无业农户愿往者，计程途远近．给予路费，每户按百亩，以为世业”(93)，而在此期间，许多陕西商人曾起过莫大的作用，他们投资农垦，雇民垦种，为河套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如陕商袁祖荣“顾国家隐祸，深忧实在北河套……仿前明法，招淮商如君等数十人，大兴屯粟”(94)，以固关陕门户。陕商郑万福在前套南部经营碱湖与农垦“为前套之冠，以采办碱湖著名……凡前套所有经营殆遍，最著者有二三十处，岁入极富”(95)。在陕西商民与各地入套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河套地区的耕地基本被开发出来，农业经济得到复苏和发展，康熙朝后期已是“向日口外蒙古穷困，人不聊生……今已家给人足，乐业安生”(96)。到雍正朝更是“连岁口外收成颇好”(97)，“归化城土默特地方，年来五谷丰登”(98)，有些盟旗还修健仓储，以备荒年。
清代西部农业经济发展最主要的成就是新疆的垦殖和开发。清代各朝对新疆的屯垦一直是中央和西北各地方当局着意推行的政策。清初先是屯垦哈密和巴里坤，康熙六十一年“兴屯吐鲁番，遣哈密回民维吾尔民助役”(99)，雍正七年又“复屯巴里坤，议垦哈密及塔勒纳沁地”(100)，乾隆二十五年后始行屯垦伊犁。特命参赞大臣阿桂专理屯田，“秉时兴屯，开渠灌溉计”，此后“北山推之晶河，库尔喀乌苏，塔尔巴哈台诸境，山南推之乌什，阿克苏诸城”(101)，使天山南北各地先后屯种，大见成效，巴里坤“粟麦山积，牛马用谷量”(102)；奇台“闾阎相望，比户可封，阡陌纵横，余粮栖亩”(103)；伊犁“村落连属，烟火相望，阡陌间羊马成群”(104)。由于地系新辟，田土肥沃，常常是一年所获屯三年之粮，使新疆各地粮价比之内地贱得多。纪钧谪新疆时记述说“天下粮价之贱，无逾乌鲁木齐，每车载市斛二石，每石抵京斛二石五斗，价止一金，而一金又止折钱七百文，故载麦盈车，不能得钱三贯，其昌吉、特纳格尔等处，市斛一石仅索银七钱，尚往往不售”(105)，清代西部农业经济的发展，既进一步壮大了陕西商帮在西部从事商贸活动的物质基础，又为陕西商帮提供了有支付能力的市场需求源泉。
清代西部各省旧有经济的继续扩充，还表现在畜牧业经济的发展上。河湟、西域的广大地区地阔草茂，河流纵横，历来是我国畜牧产品的主要产地，并构成陕西“自昔多贾”的物质基础。入清后，在清政府民族融合，休养生息的政策指导下，西部的畜牧业经济成为发展最快的支柱产业。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河陇地区的半农半牧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陇坂以远的河陇地区历来是农牧兼营地区，如兰州府“耕之外唯资于牧，而牧以羊为盛，贵贱之被饰服食，男女之织作贸迁皆资特焉”(106)；隆德“生业所给唯资农牧”(107)。静宁“农业颇勤，广于孪牧”(108)，平凉府“地多牛马，易于畜牧”(109)，清代随着这些地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畜牧业山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另一方面，青海、蒙古、新疆这些以畜牧业为主的地区，经济山恢复和发展的很快。青海在策旺阿拉布及其子噶尔丹策零统治时期，社会经济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人口和牲畜都不断坤加，有记载说是时“控弦近百万，马驼牛羊遍满山谷”(110)，而王煜同志主编的《青海简史》则较精确计算说“据各时期畜产品贸易数量推算，乾隆年间，青海牧区马、牛、羊总数约350万头左右，经过一百数十年的发展，到清末时期仍有500万头左右”(111)。清代也是蒙古牧区经济获得较快发展的时期，清政府的休养生息政策使蒙古牧区经济在康熙后期已基本复苏，“阿霸垓、苏尼特等旗骆驼皆健，马匹较少，牛羊饶裕，察哈尔八旗御牧地方较前颇觉殷富”(112)，乾隆以后的百年间，蒙古牧业经济发展到高峰时期，“富者驼马以千计，牛羊以万计，即赤贫之家亦有数十只，以为糊口之资”(113)。而清代新疆牧区的并入更增强了西北地区畜牧经济的实力，仅伊犁“每岁布鲁特人驱牛羊十万……入城互市”(114)。清代西部地区畜牧经济发展对陕西商帮发展的经济意义在于，一方面它涵养了陕西商帮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市场购买能力；另一方面，又为以贩鬻“西口皮货”为特色的陕西皮货商走向全国奠定了物质基础。
清代西部经济的发展更表现在新生产业的不断培植。进入清代后，由于版图空前统一，西部兵革逐渐平息，社会环境相对安定，使西部蕴藏的资源存量得到进一步开发和利用，许多新生产业不断从西部涌现出来。其主要有：
(1)水烟 水烟是兰州久负盛名的土特产之一，在清康熙、乾隆年间已屡见史乘，如《金壶六墨全记》上说：“乾隆中，兰州特产烟种，铝铜为管，贮水而吸之，谓之水烟”(115)。余正燮在《癸已稿·吃烟事述》上也提到兰州有水烟，这说明水烟是清代才在甘陇新出现的物产，由于生长在白山黑水间的满族历来喜嗜烟，在他们的推动下，到清中后期吸食水烟者比比皆是，满汉文武官员，富商大贾莫不“嗜好水烟成癖”(116)，他们对水烟袋、香楣等烟具，视为珍宝，人们群起仿效，使水烟产销作为兰州新兴产业初盛于康乾时代，极盛于光绪。兰州附近的土壤适宜烟叶生长，因此水烟叶主要种植于兰州、皋兰、永盛、榆中、靖远、临洮、永靖等七县市，到清末兰州附近烟田约有四万亩左右，所产烟叶七百万斤以上。烟叶种植的繁茂又带来泾阳、兰州等地水烟丝加工业的勃兴，到清中后期仅兰州一地就有各类烟坊80余家，年产水烟2万多担，约合92万斤(117)。兰州水烟业的兴盛，使以经营兰州水烟丝著名著全国的陕西同朝“丝子客”成为陕西商帮中的一枝新秀。
(2)药材 有清一代又是陇山、祈连山和天山植被初步开发利用时期，加之西部地区土气高寒，人烟罕至，适宜于各种药材的生长。因此，清代西口药材急剧兴起，其中尤以岷州所产枸杞、大黄，青海所产冬虫夏草为名贵大路细货，并以药品纯正，产量巨大而在全国药材市场占重要地位。岷州年产大黄360万斤，当归500万斤，武威年产甘草600万斤，到清末每年由陕甘输向全国的各类粗细药材就高达153万斤，价值常在数千元之谱(118)。成为占据着全国药材市场半壁河山的新兴产业，并使陕西药材商在这一经营领域始终占据着垄断的地位。
(3)玉石 新疆于阗、甘肃之肃州素以产玉名闻天下。和阗之玉“历史所称，贡献之物。若圭、枕、珂、佩、带、胯、簪、钏、盘、几、奁、杖、刀把、鞍辔、玉佛、玉马类，皆极穷巧智，为世所羡”(119)；肃州更以所产“夜光杯”而绝唱全国玉作业。乾隆《肃州志》载“玉石，一名噶巴石，出红水坝河内，乃石之似玉者有菜色、白色、深碧浅缘，俱可琢器，治之者以山丹回回砂磨之”(120)。嘉庆四年驰玉石之禁后，玉石制作及其贩运在西部迅速兴起，阿克苏“回子一大城山，人二万余户……尤多技艺之人，攻玉制器”(121)；喀什噶尔“回城与城镇相连，极繁盛，习技作，攻玉、镂金，色色精巧”(122)；肃州玉作“清末有十余家，规模大者雇佣工人十人左右，仅夜光杯一项年产千余付，价值四五千元”(123)。这些玉器或被陕西汉商贩回内地，或被陕西回商贩至西藏、川边乃至东亚诸国，使陕西“玉石客”成为西部贸易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
(4)木材 清代又是陇山、祈连山森林资源被大规模开发利用时期。陕西西北的陇坂亦曰蟠冢，明清以来有很好的植被，林深树茂，“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124)；岷州“货殖之利，唯木材为最”(125)；祈连山的林木山很茂盛，尤产松杉，仅狄道的湖滩就有“松杉万株…白杨林在滩南”(126)。入清后，陕甘分治，各州府县营造官衙房屋对木材需求激增，使陇山林木资源得以广泛利用，“远近商贾，有入山购买，自洮岷临洮直达宝鸡咸阳者”(127)，遂使陕西木商成为清代陕西商帮中新的分支。总之，清代西部地区农业经济的继续扩充和新兴产业的不断培植，使陕西商帮的经营范围进一步扩大，活动余地更为广阔，成为清代陕西商帮获得鼎盛发展的重要物质条件。
四、明末李自成农民义军从京师挖掘的巨额银两流入陕西，进一步增强了陕西商人的资本原始积累。
在明末清初，陕西商帮的发展获得了一个意外的因素，这就是李自成农民义军从京师挖掘的巨额银两通过各种渠道流到陕西商人手中，为陕西商人资本的原始积累注入了新的血液。明末李自成农民义军攻克北京后，设“比饷镇抚司”由刘宗敏、李过主其事，向豪强富室，达官显贵“追赃助饷，”获银七千万两，又从“旧库地坎中发掘黄白大锭无算，每锭重三四百金”(128)，后吴三桂合兵三十万人，将收复京师，消息传来，农民义军将“敛内库银及拷掠所得并诸器物，尽熔之，千两为一饼，凡数万饼，以伺西奔”(129)，到甲申年四月决定放弃京师“还都关中”后，“尽敛都中金帛千万，捆载西安”(130)，“自京门达潼关千余里，日夜不绝道路”(131)。这些得自京师的脏银库锭流入陕西后，又通过各种渠道最终流入陕西商人手中，转化为商业投资。其形式有三：一是直接流入陕商手中，如大荔八女井的李姓商人资本家族，自明代以来就是远近闻名的富户，“相传他们的财宝是得自李自成的。李自成兵败退经八女井的王店，因有追兵，把元宝埋在地下，此元宝为李家所得”(132)，成为八女井李家在清代继续兴盛的重要原因。二是通过反满组织间接流入陕商手中。1994年笔者赴四川自贡市做陕商资料跟踪调查时，曾访问了自贡市政协对自流井陕商素有研究的何元文先生，他告诉笔者：明末清初，顾亭林等反清志士和明王公贵族搞“反清”事业，从李自成携带到山西五台山的银两中筹措资金，等待多年，这些资金后来有一部分流入四川反清组织“袍哥”手中，在康熙年间被拿出来投资川盐运销，成为川省陕商资本的一个重要来源(133)。相应的佐证材料是入清后直到民国，四川“袍哥”组织的龙头老大基本上是由陕西商人担任的。如清末自贡哥老会的龙头大爷就是陕商会首常让侯。三是这些得自京师的货币财富作为流通手段，也会有一部分最终沉淀在陕西商人手里，增加了陕西商人货币财富的原始积累。
凡此均说明，清代西部疆域的拓展，社会经济的培育，市场的扩大与加深以及意外巨量货币财富的流入，无不从资源、资金和市场方面为陕西商帮的发展准备了条件。清代的陕西商人充分利用这些条件，便很快形成鼎盛发展的黄金时代。
①康熙《户县志》卷四。
②《清史稿》卷三，第121页。
③林永匡：《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第121页。
④林永匡：《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第121页。
⑤林永匡：《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第121页。
⑥林永匡：《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第121—122页。
⑦《平定准噶尔部方略》卷十五。
⑧《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一，第1992页。
⑨《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一，第1992页。
⑩《新疆志稿》卷二，《商务》。
(11)《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一，第1990—1991页。
(12)《新疆志稿》卷二十九，第130页。
(13)《新疆地理志》卷三，第127页。
(14)鲁芝田：《新疆建置志》卷二，第22页。
(15)箫常漠：《西疆杂述诗》第271页。
(16)《新疆乡土志稿》第271页。
(17)汪亮：《西北地理》第495页。
(18)《镇西府乡土志》第206页。
(19)《陕西艺文志》卷二，第18页。
(20)《新疆乡土志稿》第205页。
(21)鲁之田：《新疆建置志》卷一，第21页。
(22)《新疆地理志》卷五，第165页。
(23)《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一，第1991页。
(24)鲁芝田：《新疆建置志》卷一，第28页。
(25)《绥来乡土志》，《新疆乡土稿》第136页。
(26)《小方壶舆地丛钞》第六轶，第132页。
(27)《新疆乡土志稿》第425页。
(28)格奉额：《伊江汇览》第18页。
(29)《新疆地理志》卷五，第129页。
(30)嘉庆《塔尔巴哈台事宜》卷一，第63页。
(31)《小方壶舆地丛钞》第二轶，第70页。
(32)萧常漠：《西域杂述诗》第271页。
(33)萧常漠：《西域杂述诗》第271页。
(34)椿园：《新疆记略》。
(35)《洪武实录》卷三十。
(36)《太平广记·四百八十八·王行言》。
(37)雍正《兴安府志》卷十一。
(38)《紫阳县志·风俗志》。
(39)《商南县志》卷二，第2页。
(40)严如煜：《规划南巴棚民论》，《清经世文编》卷八十一，第2020页。
(41)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30页。
(42)《清仁宗实录》卷五十三。
(43)《丹凤县志》，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页。
(44)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35页。
(45)《宁陕乡土志》第4页。
(46)《丹凤县志》，三秦出版社1994年，第108页。
(47)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28页。
(48)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23页。
(49)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28页。
(50)《城固乡土志》第17页。
(51)《安康乡土志》第32页。
(52)《安康县志》卷十。
(53)《续修商志》卷四。
(54)《宁陕乡土志》第4页。
(55)《清经世文编》卷八十一，第2020页。
(56)《清经世文编》卷二十八，第12页。
(57)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29页。
(58)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29页。
(59)严如煜：《三省山内边防备览》卷九。
(60)《留坝厅乡土志》第3页。
(61)严如煜：《三省山内边防备览》卷九。
(62)卢坤：《秦疆治略》第55页。
(63)卢坤：《秦疆治略》第11页。
(64)《周至县志》第3页。
(65)《清经世文编》卷八十一，第2020页。
(66)《周至县志》第442页。
(67)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册，第309页。
(68)《留坝乡土志》第57页。
(69)乾隆《岐山县志·物产》。
(70)《佛坪乡土志》第1页。
(71)卢坤：《秦疆治略》第43页。
(72)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29页。
(73)《户县乡土志》第13页。
(74)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
(75)卢坤：《秦疆治略》第49页。
(76)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选辑》第1册，第262页。
(77)光绪《定远厅志》卷五，第8页。
(78)卢坤：《秦疆治略》第64页。
(79)嘉庆《白河县志·物产》。
(80)乾隆《旬阳县志·物产》。
(81)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41页。
(82)《汉南续修府志·物产志》。
(83)《宁羌乡土志》第25页。
(84)卢坤：《秦疆治略》第54页。
(85)《石泉县志》卷二，第32页。
(86)乾隆《商南县志》。
(87)仇继恒：《汉江贸易册》第61页。
(88)《武威县志·建置志》。
(89)《皇朝奏议》卷四十九。
(90)萧皋漠：《西疆杂述诗》卷一，第5页。
(91)王致中：《明清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第81页。
(92)马汝衍：《清代边疆开发研究》第175页。
(93)王致中：《明清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第89页。
(94)刘光蒉：《烟霞草堂文集》卷四，第22页。
(95)汪亮：《西北地理》第289页。
(96)《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九十五。
(97)《清世宗实录》卷三十四。
(98)《清世宗实录》卷三十四。
(99)道光《哈密志·舆地志》。
(100)道光《哈密志·舆地志》。
(101)《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三十二。
(102)《新疆图志》卷二十九。
(103)《奇台乡土志》第57页。
(104)赵翼：《皇朝武功记盛》卷二。
(105)《小方壶舆地丛钞》第二轶。
(106)《兰州府志》卷五，第20页。
(107)康熙《隆德县志》上卷，第8页。
(108)《静宁州志》卷三。
(109)《平凉府志》卷二十一。
(110)椿园：《西域总志》卷一。
(111)王煜：《青海简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2页。
(112)《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四。
(113)《乌里鸦苏台志略·风裕》。
(114)《新疆志稿》卷二，第60页。
(115)黄钧辛：《黄壶七墨全记》卷一。
(116)严树裳：《解放前的兰州水烟业》，《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
(117)杨重琦；《兰州经济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1页。
(118)《陕行汇刊》第7卷第一期。
(119)《新疆图志·实业志》。
(120)《肃州志·物产》。
(121)《皇朝文献通考》卷四十六。
(122)《皇朝文献通考》卷四十六。
(123)魏永理：《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页。
(124)乾隆《清水县志》卷四，第1页。
(125)乾隆《直隶秦州新志·风俗》。
(126)《狄道州志》卷四，第11页。
(127)乾隆《直隶秦州新志·风俗》。
(128)宋起凤：《裨说》卷四，第112页。
(129)《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八。
(130)《孤臣纪哭》。
(131)宋起凤：《裨说》卷四，第112页。
(132)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第200页。
(133)笔者：《1994年自贡政协何元文先生访问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