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历史
3(上).2清代的陕西盐商
第三章 清代陕西商帮的鼎盛发展(上) 第二节 清代的陕西盐商
在清代，陕西商人在两淮盐场的实力虽然有所削弱，但在四川井盐的生产和销售领域却为自己开辟了发展的新天地。旅蜀的陕西商人以其雄厚的资金和开放性经营思想促成了四川井盐业在清代初中期数百年的繁荣，为祖国盐业生产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一、清代陕西盐商在全国各大盐场的经营概况
明代，淮扬盐场曾是陕西商人活动的主要领域和经营致富的摇篮。当日才海内商界巨擎江南首推新安。江北则非山陕莫属。而且，山陕盐商的实力还在徽商之上，“山右，或盐，或窑粟，其富甚于新安”(134)。入清后，随着淮扬盐业的恢复，陕西盐商在扬州仍有一定实力，并在清初两淮盐业的恢复中起过莫大的作用。如张于逵“陕西蒲城人，父自清业盐，于逵年十六……弃儒而贾……国初以淮南北商盐充饷，众商欲散去，于逵捷身出答却御史李元发疏，请以扬坦六万引还商办课，自是盐务复振”(135)；康邦候“陕西泾阳人，业盐……康熙二十八年偕徽商黄家*(左日右旬)等蠲免串场河之役，商众赖之”(136)；王旬“陕西三原人……习知盐法掌故”(137)，众商常垂询。在清代，有不少旅居扬州的陕商子弟以盐笑占籍科举入仕。据同治《两淮盐法志》卷47统计，从顺治三年到乾隆十七年，陕西商籍在扬州考中进士的有10人，考中举人有20人，其中有不少人成为朝廷重臣或地方官吏，使江都陕商“一时人文极盛”，如申甫“陕西三原人，祖元会业盐，父承德商籍诸生，……乾隆六年举顺天乡试，由中书入军机”(138)；梁浩之“陕西人，康熙五年于弟湘之同举于乡，知金乡县，濬河，民享其利，至今呼为‘梁公河’”(139)；刘祈谷“陕西人，有神童之目，年十五以商籍补扬州府学”(140)。在清代还有不少陕西商人继续前往扬州经营盐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泾阳的安吴寡妇，其堂号叫“安式仪堂”，以“经营盐业为主，商号多设江淮流域”(141)，成为同治光绪年间的陕西巨富。迤至清代乾嘉两淮盐务全盛时，象王泰来那样家藏千万两白银的陕西商人在扬州还有十数户，他们“萃集邗上，蓄集以七八千万计”(142)。
但这些却不能掩饰陕西商人进入清代后在淮扬盐场总体实力的衰微。与明代弘治后陕西商人输粟塞上，贩引淮扬，蜂拥江都“视广陵犹别业”，“田宅奴婢南北居半数，往来者视为常……似鸿雁而翔鹜南北”(143)的繁荣比较起来，清代的陕西淮扬盐商已不能同日而语。据《清盐法志》卷153《捐输记》载：在清前期康熙至嘉庆期间，国家“凡有大工大役(扬州盐商)縻不输将巨款，以得邀赏”，在历次捐输名单中，大部分是徽商，而“西商”却出现很少。为什么曾经雄据淮扬盐场近二百余年，其经济实力远在晋商和徽商之上的扬州陕西盐商，进入清代后却在广陵突然失去了往日的光辉呢?这里面包含着极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首先，徽商经济实力在淮扬盐场的急剧增长和后来居上压抑了陕西盐商在广陵的发展。在明代中前期“淮盐以西商为大宗”(144)。徽商在两淮盐场的实力远在陕西、山西商人之下，当秦晋边商输粟贩钞奔走于塞北江南之际，徽商尚在江南鱼盐为市，积蓄资本。但到明中叶徽商参与盐业贸易后，却具有一系列秦晋商人无法比拟的优越条件。其一，徽商兴起之初便与当时最有利的沿海贸易相联系。明代中叶以来，地理大发现使西力东渐，西方羽毛未丰的资本主义各国大量需要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磁器，却拿不出象样的东西同中国交换，中国长期处于外贸出超的优势地位，使外国白银如同潮水般涌向中国，巨大刺激了中国沿海贸易的发展。而徽商因其地利之便抓住这一机会，参与沿海贸易，如歙商程氏创业之初“尝设齐鲁燕赵之郊，其后逾欧越至闽海，历漳泉与番船交易而返”(145)，“归船自银钱外，无他携带”(146)。这便使徽商利用流入中国东南各省的巨额外国白银，迅速积累起大量货币财富(147)。其二，成化三年的“叶淇变法”为徽商大规模挤入淮盐贩运提供了历史机遇。成化以前引地专卖和食盐开中使远离边塞的徽商无法大规模参与边盐贩鬻，成化三年后叶淇实行“输银于运司”，有银即可买引贩盐，不必受纳粟的限制，为徽商把从事沿海贸易赚取的利润大规模转化为盐业投资提供了条件，徽商在淮扬盐场的势力大增。“歙之程、汪、方、吴诸大姓，累世居扬而终贯本籍者尤不可胜数”(148)，到万历年间其势力已压倒陕商，淮扬盐场的最富商人变为“新都(徽商)最，关以西山右次之”(149)。万历四十五年后，两淮盐法道袁世振创“纲法”，由总商掌其纲，徽商的势力进一步膨胀，“邑中商业以盐、典、茶、木最著，在昔盐业尤兴盛焉，两淮八总商，邑人占其四，各姓代兴”(150)，扬州诸多盐商中，徽人居多且富于他商，“全国金融几乎操纵，致富较易，故多以此起家，席丰履厚”，扬州几乎成为“徽商殖民地也”(151)。徽商在淮扬盐场实力的勃兴和后来居上极大地压抑了陕西商人在江南盐业的发展，迫使他们不得不去寻找新的发展空间。
其次，晋商经济实力在淮扬盐场因与清廷的特殊关系而顺畅增长，也抑制了陕西盐商在两淮盐场的发展。明代，晋商在两淮盐场的经济实力在陕商之下，而且秦晋商人为了对抗徽商往往携手联合，互相挹柱，故统称为“西商”。进入清代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主要是晋商有一个陕商所不具备的特点，这就是自古以来山西商人就与历代王朝关系很密切，特别是明朝末年山西商人到满州、蒙古经商与关外满族贵族王室交往甚密，关系深厚。满族封建贵族入主北京后，便把早先与他们关系密切的山西商人招入内务府，使之成为内务府的第一批皇商。据《宣化府志》记载，宣化“八家商人者，皆山右也，明末以贸易来张家口，曰王登库、勒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家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其子孙自言，本朝隆兴辽左，遣人来口贸易，皆此八家主之。迨定鼎燕京，曾蒙召入都，赐服馔，自是隶属内府”(152)，又如介休县范家等世代是管理宫廷事务的内务府官商，在各业中经营活动非常活跃。由于这一特殊关系，入清后晋商在淮扬盐场的活动多受到皇室的呵护，资金从内务府和诸官厅借贷，利息就成为内务府和诸官厅的经营投资，官商合一，相互依赖，使晋商在江都的经营十分顺利，很快超过了陕商，到明末清初天下至富者只是“新都”、“山右”，全国银藏50万两的17家巨富中有山西三姓，徽州两姓，无一与陕商有缘，所以“山陕商人”称谓的出现反映人们对明代以来“秦晋大贾”位次排列顺序变化的新观念。而陕商恰恰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与山西商人明显的历史分野。陕西地处边僻，陕人刚正不阿，历来与官府的关系不如徽商或晋商那么密切，特别是满族贵族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曾以汉室之都君临天下的陕西人却以汉唐正统自居，使陕西商人怀有强烈地反清情绪，他们崇尚关羽、苏武的匡扶汉室精神，决心倒满扶汉，自贡西秦会馆戏台的一付藏头联很能反映陕西商人这种反清意识，其联曰：钦崇历有唐有宋有元有明其心实唯知有汉；徽号或为侯为王为帝为君当日只不愧为臣。在这种反清意识支配下，陕西商人在清初与清王朝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入清后山西商人受皇室支持在淮扬盐场的顺利发展，同样压抑了陕西商人经营两淮盐业的积极性，使他们决心放弃江南，寻找新的有利投资场所。而陕西商人所怀有的反清情绪山使他们不得不与曾在两淮盐场联合一起的山西商人分道扬镳，准备寻找新的有利投资地区通过经商以积蓄力量，倒清复明。这就是清代以后曾经显赫一时的陕西盐商为什么突然在淮扬盐场改变投资方向的主要原因。陕西盐商这种弃淮入川的经营决策，却产生了一个也许他们当年不曾预料到的幸运的历史结果，即避免了嘉道年间淮扬盐商急剧衰落的历史命运。因为嘉道朝清廷在两淮盐场的苛意捐输报效，盐课加税，官府的敲诈勒索以及陶澍的“废纲改票”都沉重地打击了富极一时的淮扬盐商，造成了扬淮盐商的急剧衰落，到道光年间“扬州各商已资实不过五、六百万，其余皆出利会借”(153)，总商几乎纷纷破产“本小累深者，即时有倒歇之”(154)，与之形成显明对比的则是此时陕西盐商在川盐产销领域的迅猛发展，这不能不说是陕西盐商一种非常机智的历史决择。
当陕西盐商放弃两淮盐场，准备寻找更为有利的投资市场时，四川井盐业的恢复和发展则为陕西盐商弃淮入川提供了极其有利的历史机遇。
第一，清初川省经济大破坏，清廷招民入川垦殖政策为陕西商人携资入川提供了社会条件。明末清初，四川遭受了长达数十年的战乱破坏，人丁稀少，田园荒废，遂使千里沃野“烟火寂灭，实同无人之境”(155)，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四川的地方经济，清廷在四川实行了一系列招民入川垦殖的奖励招徕政策。如顺治年间就规定四川“无沦本省外省文武各官，有能招三十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县者，量于记录一次，有六十家，量与纪录二次，或至百家者，不论俸满，即准升迁”(156)。同时又规定“各地贫民携带妻子入蜀垦殖者，准其入籍”，“准四川荒地官给牛种，听兵民开垦，酌量补还价值”(157)，还特别规定了“其开垦地亩，准令五年起科”(158)的优惠政策。这些奖励招徕政策，刺激了陕楚各地。人民向四川移民的积极性。特别是陕西，南接巴蜀，与川省地界相连，每当蜀中人口减少，移民入川，秦民首当其冲，从明代以来就有“秦楚填蜀”的移民运动，明代时有不少秦民入川垦殖经商，如四川梓潼县明代以来就移居着大量的陕西人，其中文兴乡有陕人田姓170余家，其祖田自明，陕西蒲城洪庙人“洪武四年卫千户，奉命镇剑，于永乐间遂家于此”(159)，马迎乡的李姓陕人“鼻祖乃秦境西安府富平县枣渠沟人氏”，洪武七年因军屯而移居川省(160)；演武乡一村梁姓，其祖系军务因陕西富平入蜀；思公村杨姓，其祖先“万历三年自秦入蜀”(161)。此外户县名儒王儒成化年间任巴县教谕“移宗族可来者三十人于巴”(162)；入清后在招徕政策刺激下，又掀起新的“秦人填蜀”浪潮，陕西商民纷纷“挈其妻子，随带驴骡，数十成群”(163)入川垦殖，使陕西客民的足迹遍及川北各地。如阆中“以其毗连陕西，故陕人为多”(164)；达县“土著绝少，而占籍者率多陕西”(165)，三台”隶版籍者为秦为楚为粤(166)，就连省府成都，陕西人的此例也很大，康熙初“茅舍寥寥，询其居民，大都秦人”(167)，他们“各自耕种，安分营生”与当地川人关系处的很融治，被蜀人称呼为“老陕”，这便为陕西商人弃淮入川培植了社会基础。
第二，清政府对四川盐业实行的“务从民便”和“计口授食”政策为陕西商人弃淮入川提供了历史机遇。四川井盐自秦代开发以来就成为中国食盐主要产地之一，并构成川省财政的重要基础，“盐法，蜀利之大者”(168)。但入清后，川省因战乱频仍，川盐生产大破坏，“盐场政务荒废已极”(169)，“井圮灶废，军少田荒，万不存一”(170)。由于“四川之货殖最巨者为盐”，为了恢复四川经济，培植财税基础，清初对四川井盐业实行了一系列“务从民便”的特殊政策，这主要包括：开放产权，“任民自由开凿，遂为人民私产”(171)；放松管制“盐户自煎自卖”(172)，“不拘大商小贩，通行无滞”(173)；“官素不甚禁，从轻课税，井灶而征以课，盐引而征以税”(174)，对从事井盐生产者“照开荒事例，三年起课，以广招来”(175)。这些放松管束，轻徭薄赋的灵活政策为各地商人投资川盐生产开放了绿灯，有力促进了四川井盐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清初顺治六年产盐仅保宁、潼川等少数州县，全川开凿盐井才239眼；康熙二十四年全川产盐遍及26个州县，共有盐井1182眼，年销盐7188票；雍正九年，全川有盐井6116眼，产盐达9227万斤；乾隆十八年，全川有盐井7704眼，行引215185张；嘉庆十七年全川有盐井9626眼，行引165250张，产盐16万吨，达到历史的最高纪录(176)。这些数字展示出令人置信的清代前期四川井盐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状况。
川省井盐生产恢复后，盐斤增加，清廷必须着手解决川盐运销问题，于是他们又实行了一套“计口授食”新的盐务政策，以便促进川盐运销。清初因川省大乱甫定，户口凋零，川省产盐有限，川盐运销主要实行“盐票法”，即额定盐票4940张，由布政司刊刷发商，销盐有限，征课甚微。其时“各就附近场地购盐济食，大都单夫双妇，升斗之资，并无富商大贾营运盐业”(177)，到康雍年间盐业生产恢复，“内地烟户渐密，滇黔道路渐通”，雍正七年四川巡抚宪德和川陕总督黄廷桂奏行“计口授食”之法，“不论有无产盐州县，均计户口之多寡，以每人日食五钱匀配引，凡不产盐州县，则招商依照招定场地转运行销于本地方官处，领引及销引。关于产盐州县，则将该县所派之引分配井灶，照商例完纳引税，人民即赴灶购食，此即分厂分岸之嗃矢”(178)。当时额定摊行水引11160张，每张配盐50包，陆引61029张，每张配盐4包，“责成地方官就地招商领引，运回本境行销”(179)，即为“专商制度”。当时还规定“一县至少一商，且有数商者”(180)。雍正以后，生齿日繁，销盐日张，川盐的行销领域日益扩大到贵州、云南和湖北八州县，即为“川盐人滇入黔”，遂又有“引岸制度”，即为“以滇黔两省为边岸，行水引10685张，陆引25293张，谓之边引。以本地各属及湖北拨销川盐之八州县为计岸，行水引19493张，陆引112390张，谓之计引。统计额行计水引30178张，陆引138269张”(181)。在“引岸制度”下“商有定名，销有定岸，民无淡食”，“盐务为之一兴，历数十年而不败”(182)，成为清廷对川盐运销管理最成熟的时期。
计口授食和引岸制度的实施为陕西盐商弃淮赴蜀，挤入川盐运销提供了难逢的历史机遇。因为，一方面陕西商人在明代淮扬盐场经营盐业百余年积累了雄厚的资金和经营经验，进入清代后，因徽晋盐商的夹击在两淮盐场发展受阻，意欲寻找新的投资领域，以避实击虚，再展雄风。另一方面，当对川盐实行计口授食专商制度时，四川当地人民由于战乱和灾荒，生活贫困，“本地之商殷实者少”(183)，无力承担投资巨大的盐业运销，“川中民贫，鲜资所移”(184)，加之川省长期封闭，风气未开“富民多不解贸易”(185)，“蜀人不谙行盐”(186)，“辄招他贾承引配盐”(187)。在这种情况下，陕西盐商以老练成熟地商业目光；紧紧抓拄这一难得的市场机会，弃吴入川，创造性的运用“租引代销”法挤入川盐运销，“陕西大贾习盐业者，入蜀转运行销”(188)，使雍乾直到道咸年间川盐运销大都由陕西商人包揽，一手促使成了川盐运销数百年的繁荣。
第三，川盐产销的丰富利润是促陕西盐商入川经营的直接动力。在封建社会盐是最能获利的大宗商品，进入清代后川省人口增加很快，从顺治十年的80480人．到乾隆元年增加为3267150人，增长了3959.6％，嘉庆二十四年人口增长为25665000人，居全国第二(189)。人口增长，对盐斤的需求进一步增加，使川盐本轻利重，营销川盐每每获大盈利。乾隆年间严如煜曾对全国盐场的比较成本有过一个比较全面的分析，他说：“海滨煎盐，取薪草荡；蜀井开近山林，有煤有火出自井其煎熬视海盐为易。潞盐风过而扫，蒙盐水中自捞，其成盐易，而西北陆运以肩挑以骡驼行数百里千余里贵不赀，川盐则处处运以舟，淮盐亦以舟运，而溯流而上，不如川盐顺流而下便当”(190)，他得出的结论是，川盐“工本过脚既省于海盐，故其价常贱而销售甚易”(191)。大利所在，人争趋之，成为刺激陕商入川业盐的内在动力。加之川盐入-黔入滇量大价贵，更是获大利的俏路货。贵州素不产盐，历来靠外省盐斤接济，清初贵州对食盐的需求迅速增加，使川盐入黔有独特的优势。康熙年间，在价格方面，“川盐价贱，每斤不及三分而滇盐价重溢于四分三厘之外”(192)；税额方面，“每盐百斤，滇课一两六钱，税银六分三厘五毫”(193)，而滇盐“课税较诸川盐课税，相去20余倍”(194)；在运输条件方面，淮盐“由汉到黔程途遥远，盘费浩繁”(195)，川盐则具顺流而下之便，加之川盐较之滇盐更能适应贵州人民的消费偏好“令食川盐则交相称庆，令食滇盐则环庭泣诉”(196)。这些因素使得川盐在贵州比本省更能获利，运销川盐入滇入黔大利所在，巨大刺激了陕西商人入川经营盐业的积极性。清康雍后，大批陕商涌向四川，关中人把去四川经商的称为“川客”，这样的“川客”各县均有。渭南县“东北乡孝义一带，多贸易川省”(197)；礼泉人到外省经商不是到四川就是走甘肃(198)；泾阳“其乡之娴戚子弟从而之蜀……十居六七”(199)，三原“商贾大利则盐茶，小亦负贩，数年不归”(200)，使陕西商人的足迹遍布川、滇、黔各地，其中最集中的是成都。清代此地建有陕西会馆两个：“陕西会馆，治南陕西街与三官堂同，建嘉庆二年……一在县北六甲二十五里三河场，乾隆五十二年建修”(201)，还建立了与商业有密切关系的陕甘公所和义地、公墓，“迥龙山义地二区，各五亩，甘露亭，露泽寺，陕民公墓”(202)。雍乾时代陕商大规模投入川盐运销后，关中各县都出现了在川经营盐业的大商人家族，同光时期陕西著名的大盐商泾阳是安吴堡的吴家，三原县东里堡的各盐商，渭南故市板桥的常家、孝义镇的赵家、严家、乔家；大荔沙苑的温家，富平庄里镇的张家，据计他们的资产都在百万两以上，都是在四川经营盐业发的财。
第四，明代陕西商人入川贸易和清代陕西商人的反清意识是陕西商人弃吴入川的历史和政治基础。清代陕西商人所以选中四川作为新的投资区域还由于从明代以来就有大批商人入川贸易，使陕西商人明代以来在这一地区就很有实力。《全蜀经略志》卷一中说，明代万历时川省“为盐商者，多系山陕人民”；户县人王儒成化时在巴县为官，凡“里人来巴者，亦捐赀使贾为食”(203)，万历时咸宁人王之鼎为夔州知府，经他救护在夔州的陕西商人就有几万人(204)；并且明代贾蜀的陕西商人多与关中陕商有亲缘关系，如三原温纯之父温朝凤，万历时“挟资甚微，顾独饶心计，下数年息十倍……尝贾蜀”(205)，后温氏家族一支因“曾大父廷秀贸易入川”(206)，而在成都繁衍下来，这些为清代陕商大规模入川准备了历史人文基础。加之清初陕商的反清复明意识，也使他们选中四川这个天下乱先治后的封闭地区做为积蓄力量的休整生息之地。所有这些历史因素的综合，最终促成了清代陕西商人在川盐运销领域的胜利进军，形成清代陕西盐商在四川“柳暗花明又一村”新的历史格局。
清代陕西商人在川盐运销领域的胜利进军，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清初许多陕西商人入川先经营钱庄、字号和典当业以积蓄资本，从而使“四川省之典当业，在前清时颇称发达，当时董斯业者，大都系陕西帮”(207)，由于陕商经营的钱庄、字号“组织严密，办事认真，加之当时人民俭朴，十当九赎，不愿当死，故每年皆有盈余”(208)，到雍乾时他们已发展成为拥有雄厚资金的商业高利贷资本集团，掌握着四川社会金融大权，所谓“川省正经字号多属陕客”(209)，并且“此种字号各县均有”(210)。如：
三原第五君“贾于四川之富顺县为典商……执估衣铺领袖”(211)；
遂宁县“前清当商以定一，珍益、谦益三号资本为最雄厚，然皆陕西人也”(212)；
三台县的当铺“一名利川，一名泰昌，皆秦人于康熙三十六年开张……两当获利最厚，每年运回陕西之数莫可限量”(213)；
涪陵的当铺“乾隆时多为陕西人挟资而来，放债剥利，布满樊家巷，其中以公质、和兴两当店最大”(214)
成都仅三原泾阳二县人开的当铺就有48家(215)。
自流井“有典当业大概开始于1800年间，那时陕帮商人在自流井牛氏卷(今安全卷)开设了第一家当铺，获利很大，本地及荣县、威远的富商大贾及地主老财，看到眼红”(216)，到雍乾时从1家发展到8家，自贡市的“八店街”便由此而得名；后来又在贡井设分号“在天池寺山下灰包山一带，当时陕西人所经营的八大号都设有子号，街市的繁盛区是老街子，逐渐发展到新街”(217)，成为自流井盐业资本调剂的实际操纵者。
陕西商人从事钱号和典当业获得高额利润后，康雍时开始投资于川盐运销。康熙二十五年开始有零星陕商来自贡运销井盐，在自流井卖“菠盖盐”(218)，但当时尚未有富商大贾从事盐业贩运的。到雍正三年实行“计口授食”新的盐业政策后，才为陕商大规模挤入川盐销售铺平了道路。因为，实行“计口授食”政策后，按人口日均食盐数分配引张，并由“地方官就地招商领引，运回本境行销”(219)，这便形成运销川盐的“引岸专商”制度。而当时川省本土商人，资金短缺，无力承担耗费巨大的盐业运销，在清代盐业运销是资本占用数量极大的经营项目，“从前商运行盐于各岸设号售盐，必于各厂设号购盐，又复沿江设号雇船拨运，前盐末销即须赶运后盐，后盐未到又须赶购后盐，随销随将所售银两寄厂，辘轳周转以资接济，在厂在途在岸各占一副资本，有三万之金始能行一万金之盐。各商资本虽厚薄不同，大要必由数万至十数万金方足开放一号，此商运大概情形也”(220)。这对“向因地方瘠苦，民鲜殷寔”(221)的川省商人来说，自然无力承担；二则川省长期闭塞，经商行贾未形成风气，人们对盐业贸易不甚熟悉，“川人不谙行盐”也使川省商人不便承担这一风险巨大的经营业务，他们只得将所领引张就地出租“招商承引”，“鲜有自行配运者”(222)。这对于在川省经营钱庄、典当拥有雄厚资本并从明代以来就长期从事盐业贩运积累了丰富业盐经验的陕西商人来说无疑提供了求之不得的商业机会。他们以陕西商人特有的善抓商机的敏锐目光，牢牢抓住这一机遇，乘机而入地挤进川盐运销，向当地富商“租引代销”，即“运商行盐必先向座商租引……每引一张约十余两二十余两不等，由商总租收，作为课税羡截领缴行费及地方官吏提课规费商局公费，下余之数不过二两，由商总分交各座商谓之引底”(223)，然后赴井场配盐运销。通过这种创造性的“租引代销”法使陕西商人开始把川盐运销掌握在自己手中，本地“座商徒拥虚名”(224)，由此进入陕西商人大规模投资并垄断川盐运销的历史时期。
乾隆九年改拨川盐接济滇黔两省民食后，川盐济黔济滇，使陕西商人更把川盐运销业务扩展到四川以外的更广大领域。就川盐行黔而言“由永宁县前进者为涪岸，由綦江县前进者为綦岸”(225)，“四岸行商各十余家，悉是陕西大贾”(226)。同光年间，太平天国革命使江南糜烂，淮盐入楚受阻，清廷即调川盐济楚，陕西盐商又携带盐船沿川江而下，运销湖北。由是陕西盐商在川、滇、黔、楚四省的广大区域内，携带盐斤，水陆并进，纵横驰骋，莫不得其所欲。他们在各厂设号购盐，在沿江设号雇船，在各岸设号售盐，水运则“三秦客友，运榷黔滇，连墙万船，出没于穹渍窳桑之间”(227)，陆运则肩挑背负“行商自岸入黔，节节开设子店，每店动需一二万金，沿途以盐盘盐，到店则散发小贩，趁乡零售，按关收账”(228)，仅陕商刘绍棠，人称刘五老陕，田荆荣二人与川商李友四堂合伙在贵州仁怀所设的盐号“协兴隆”就拥有子号70余家，分布在仁怀到贵阳间的各州县”(229)，渭南孝义镇的严家在四川犍为五通桥有乾记盐号，赵家有元记盐号，二号规模很大，既经营盐坊又办运销(230)。赵家在自贡和涪州还有盐号，叫“恒盛源”，前清云南、贵州的食盐严赵两家都参与包销(231)。此外贵州江口一地就有陕西泾阳商人四百名(232)，他们不少人是盐业的经营者。八店街的陕商苏家在仁怀厅有二十多家字号(233)。到乾隆年间象“协兴隆”、“恒盛源”这样的陕商盐号盐店在川中就有152家，其中仅自流井一地就119家，他们于1736年在自贡集资兴建了富丽堂皇的“西泰会馆”。初修时耗费5万两白银，均由各家盐号捐资，捐银最多者达3000余两(234)，作为陕西盐商的活动中心。而且依照地形还别具匠心地将会馆建筑设计为船形，寓意欲将四川银子运完之意，充分显示了陕西盐商在川盐运销领域的雄厚实力。
川盐入黔入滇，销畅扩大，加之井盐产地亦发生变化，雍正时规定的“商有定名，销有定岸”制度便难以为继，必须实行“改配”。如清初川盐生产以射洪为最旺，配引亦最多，射洪属于潼川，当时有“潼引”之称(235)，乾隆中期“潼商歇业，陕商接充”始配运犍富两场盐斤，“至道咸间，射厂渐衰，犍为继起，潼川遂改配犍为，同光时……富荣大辟井灶……产盐日旺，驾犍盐而上之”(236)，计岸又主配富荣。川盐产场改配，使陕商运销川盐业务更具有灵活性和自主性，他们可以根据食盐市场供求变化进行自由运作，“察地方之光景，改配引张之多寡”(237)，“有利则行，无利则止”(238)。若需求良好，则“所配盐井，不特浮于定额，且有重照两三次”(239)，而本地座商贪得引利“西商之增引于彼无涉”。川盐改配增引进一步扩大了陕商的业务范围，获利更巨，如改配犍盐后俗有“千猪百羊万石米，不及桥滩一早起”(240)之谣，即在犍为盐场桥滩一个早上贩盐所赚利润可与贩千猪百羊万石米的利润等值，所以当时有“金犍为银富顺”之称。到嘉庆中盐务最盛时“总计边额行水陆引168470道”(241)，仅清政府一年所收的“征税羡截银296000两有奇”(242)，“西商各处设立行号运销资本合计不下千万”(243)，在川盐运销领域达到最鼎盛时期。
川盐运销的丰厚利润，使陕商迅速积累起巨额财富，到乾雍年间仅自贡八店街的八家陕商字号就已掌握着自贡盐场流通资本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但陕商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挟资以伺，等待时机准备将运销川盐的流通资本大规模的转化为井盐的生产投资，以实现井、灶、枧、号一体化经营，朝着商人支配生产的革命性方向发展。
陕西商人投资井盐生产是从雍乾时期发韧的。当时陕西商人在主营川盐运销时亦开始向川盐生产领域渗透，如康熙年间，就有陕西商人到自流井投资开凿井盐，当地奸商便将卤水灌入废坏井中，冒充好井卖与陕西客商，岂料陕西客商接手后竞奇迹般地推出了卤水，结果他们都发了(244)，乾隆年间陕西商人在自流井开凿“磨子井”的经历亦可曲折反映他们早期投资的情况。“磨子井真有其事，是秦商开的一口气井，被人们称为‘火井王’关于它的开凿故事引人入胜。乾隆年间，有位陕商在自流井凿办盐井，经历三年而不见功，此时办井者家产已尽，无力继续凿办，于是把井基处的磨子值当百文钱，购来米豆，就用其磨子推了一顿豆花饭，权作散伙的答谢。工匠们吃过饭后，有人提议加凿试试运气。没料到几凿下去，竟能穿脉见功，众皆大喜，办井者更是喜形于色，连呼‘就叫它磨子井’，后来这口井成为能烧300多口盐锅的高产气井”(245)。这说明当时陕商投资凿井还是独资，后来有的陕商又把这种办法推广到别的产盐州县，如乾隆时“陕西商人支千裔来郁(彭永)凿新井，仿自贡盐场收卤方法”(246)。但总的说来．雍乾时代陕西商人在自流井盐场的投资凿井尚属初创，还需要有一个摸索和试验的过程。直到嘉道年间陕西商人大规模投资井盐生产的条件才进一步成熟。
首先，自流井盐场余盐销路的打开刺激了陕商投资井盐生产的积极性。在引岸专商制度下“商有定名，引有定岸”不得潜越违制。而清初川中各产盐场“以射洪为丰旺，配引亦最多……至道咸间，射厂渐衰，犍为继起，潼川遂改配犍为”(247)。自流井所产之盐尚未纳入国家配运纲册，这使自流井从开发之日起就存在一个市场问题。由于没有指定运销盐址，自流井所产之盐除补充富顺县额定课引数外，余盐问题十分突出，有资料说乾隆五年自流井盐场余盐已累计有千多万斤(248)。能否为这些余盐打开销路就成为自流井盐场存亡兴衰的关键。从康熙以来就到自流井从事食盐贩运的陕西商人在运销川盐中发现计口授盐地区广大农村喜吃咸菜，有的地区特产咸菜因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逐渐成为商品，如涪陵榨菜、宜宾芽菜以及古蔺老梭鞭等，腌制这些咸菜的盐按“斤盐称(10斤)菜”计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又是在计口外的原料盐，如此广阔的盐市场，不啻是自流井余盐的出路。于是运商们引导自流井各盐场生产一种适销对路的“火花盐”，这种盐色白粒匀，溶速适中，清洁无杂，是腌制咸菜用的上品，很受用户欢迎，从此为自流井盐开辟了一个计引外的广阔市场。同时在乾隆九年准许川盐入黔前，贵州的广大地区，峰峦叠嶂，交通不便，民众常受缺盐淡食之苦，虽清廷将黔边列为淮引销地，但引商因牟利不丰，路遥逆旅，吃不肥反而累得瘦，以致盐不到岸，贵州“穷夷则概食山菜所酿辛酸之物……竟不食盐”(249)。自流井的盐商们抓住这一缺口，开发出一种适应贵州山民饮食习惯的“锅巴盐”，这种盐成块状，不易溶化，便于运输贮存，深受黔边市场欢迎，为自流井盐开辟了另一个边引外的广大市场。自流井盐商(主要是陕西盐商)这一系列新岸创销活动，终于为自流井盐打开了市场，有力促进了自流井盐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据鲁子健《清代四川盐业史资料考释》载，富顺盐场康熙时仅有盐井34眼，到乾隆的更发展到382眼(250)。自流井盐业市场的开拓和生产的发展，使长期以来主要活动在自流井的陕西盐商们看到了希望，刺激了他们投资井盐生产的积极性，因为“秦商做生意的宗旨是赚钱，他们的主要精力用在商品和市场上”(251)，只要有市场能赚钱他们就敢于投资，这是促使陕商投资川盐生产的内在动力。
其次，自流井盐场资金匮乏是陕商投资井盐生产的物质条件。嘉庆年间自流井盐业生产发展起来后，碰到的另一困难是资金短缺，川人资金存量匮乏。一方面这是因为井盐生产是中国古代盐业生产中技术最发达的产业，凿井、通规、灶煎均需巨额投资，其中“开凿盐井费最无定，其凿至百数十丈出黄水者约需银七八千两至一二万两不等，凿至二百数十丈至三百丈内外出黑水及井火井油者，费银三四万两到七八万两不等，且有因落锉补砸及各困难事，工至数年费本数十万两竟不成者”(252)。而井灶亦所费不赀，“每灶一座需设备本四百金，如地基灶房井火隐火预租交关盐锅铁器等项需运转本二百金，如月租水价锅炉消耗及黄豆篾器等项共需银六百金”(253)。通计“常年用费上井三万金，中井二万金，下井数千金或数万金，大灶每口三百六十金，枧三万六千金，此就普通常例约略而言之”(254)，投资如此高技术产业非腰缠万金音无敢涉足。另一方面，川中清初期百和业凋散，资本存量匮乏。清初“承大乱之后，井灶已废，人民开复，然廖廖无多，在川南者则只富顺、犍为，皆系贫民聚集经营，借谋衣食，所产极微，人烟稀疏，销亦甚少，并无富商大户”(255)。自流井开发初期，当地富人多以土地作为主要投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自贡盐场运作资金的短缺。这说明能否招来外部资金将对自流井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起关键作用。而此时最有希望和能力向自贡盐场投资的莫过于陕西商人。因为“陕人资本厚，精心计”(256)。他们在从事钱庄和川盐运销中积累起雄厚的资金。有人估计雍乾年间自流井市场上流通的资金有八千多万两，其中百分之八十掌握在自流井八店街八家陕商字号手中。并说在八店街“流通现金，立可集数十百万”(257)。因此自贡盐业的发展少不了陕西商人的钱。当自流井盐业发展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时，便为陕西商人进入井盐生产提供了缺口，推动着陕西商人顺时趋势把贩盐利润和钱业利息转化为生产投资，这是嘉道后陕西商人大规模投资井盐生产的重要物质基础。
其三，咸同年间的“川盐济楚”成为促成陕西商人大规模投资井盐生产新的动力。咸丰三年太平天国革命军攻占南京后，淮盐不能运销到楚，两湖人民多受淡食之苦，清廷只得采取“川盐济楚”的政策，调川盐入楚接济，为四川盐业提供了飞速发展的良机，全川各产盐区“广开井灶，凑集丁夫，产盐之所较之向年增多数倍”(258)，仅富荣盐场一处近市凿盐泉之井者，棋布星罗。全省年产销总额八亿斤有奇，销售区亦扩大到本省146县、湖北40县、湖南6县，云南10县、贵州76县，陕西30县(259)。自流井首当其冲盐业生产迅速发展到鼎盛时期，“大开井灶，并办深井，及于火脉，火乃大升，盐产日增月旺”(260)，有力推动了陕西盐商在自贡盐场的投资。
这样，至迟在嘉道年间，陕西商人开始大规模地投资四川井盐生产，而这一时期陕商的投资又主要集中在自流井盐场。因此，他们是自流井盐场早期开发的主力军。
翻开自流井盐场的发展史，到处可以看到陕商拓荒者的足迹。
据自贡市老工商者黄植青先生根据自己一生业盐的经历所撰就的回忆文章得知：自流井在咸丰年间就开始兴旺，井密如毛，主要是陕西客帮经营的，这大都是一些大口浅井，到光绪十几年(1884—1893)因蒋家沟二寸七八到三寸四五十子的黑卤井出现，就遂渐归于消灭。盘蟹沟在同治四年已很兴旺，以前陕西客帮在这里做了几十丈深，口径二寸四、五的井，以后逐渐做到二百多丈，这里有李友四堂的联珠井(与陕商合办——引者注)，日产黑卤几十担，陕帮的咸德井日产百多担，火也比较多。珍珠寺陕西客帮在尚义灏附近锉有一百多眼井，光绪13—14年(1867—1888)极为旺盛，光绪30年左右因井老水柘火熄而逐渐衰败(261)。
贡井盐场的兴起也与陕商有关，据吉润卿先生回忆“贡井场在老早以前，开灶遍布于天池寺山下……一般是井户‘就井设灶’，由井户自己经营，当时叫作‘自办煎烧’……在天寺灰包上一带当时陕西人所经营的八大号都设有子号”(262)。
把自流井盐场与贡井盐场联系在一起的还是陕西商人。同光年间自流井盐场火旺于卤，贡井盐场则卤旺于火，“光绪二年李德山创大生视，把贡井的卤水枧到自井，每天过水三千多担。据说卤水枧创办于老陕，后来资本雄厚的盐商都自办卤枧，当时有十大枧”(263)。可以说是陕西商人一手促成了自贡市盐业的崛起，这种历史评价也许并不过分。同时陕商在建乐盐场的势力也很盛，咸丰年间“犍乐盐场专门生产济楚花盐的有十大灶，陕商就控制了其中的六大灶(264)。
这些口碑资料可以与当地文史资料和今人研究成果得到互相印证。《四川盐法志》卷首·圣渝载“查川省各厂灶，秦人十居七八，蜀人十居二三”，该语系圣谕所载，恐非虚话。自贡市档案馆编撰的《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中大量载有陕西商人租地、接逗的契约材料亦是极宝贵的历史史实。就近人研究成果来说，冉光荣张学君先生在其所著《明清四川井盐史稿》中指出：“乾嘉时期，商人、高利贷者，特别是陕西商人，利用他们的巨额财富，投资于井盐的生产，‘做下节’、佃煎、购买或兼并‘日分’与‘锅口’四种”(265)，“富荣盐场较之其他盐场而言，外商，尤以陕西商人势力强大”(266)。钟明冰主编的《中国自贡》一书“自贡盐场的陕商”条中指出“嘉庆以后，陕商开始逐步投入井灶生产……成为自贡盐场占有井灶的一大集团”(267)。宋良曦在其所撰《自贡地区的钱庄票号与盐业发展》一文中亦指出陕商在自贡投资井灶，与王三畏、李友四堂发家合作开凿海顺、海旺、实洪等灶……在这里经营的盐井多达100多眼”(268)，这些材料都充分证明了“秦人也是自流井的开拓者”的历史地位。
在清代中期，陕西商人在自贡盐场投资开设的井灶，大都是产量极高的高产卤气井，在自贡盐场居于技术领先的地位。如“陕西商人在尚义号凿有上百个的眼井，其中以天然气井磨子井最为有名，日产量达十五万立方米，有‘火井王’之称”(269)。陕帮刘子康的洪源井也每天喷过千多担水，有六百多口火；又如陕帮的洪富、实洪等井都各有二百多口火，而且都是三百丈的深井”(270)，其他如三生井、发源井、三秦井亦都是高产气井。这里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陕帮锉办发源井(亦称广元井)锉到豆渣岩层以下没有再做下节，由井口技术工人宋其江介绍盐商李伯斋租佃复淘推汲，结果发现了盐岩”(271)，为自贡盐场生产发展上一个新台阶准备了物质技术基础。
在清代中期，陕西商人除了自己独立投资开设井灶外，还常采取“合资”的形式与当地富商联合开发盐井或共办井灶。因此在清中期垄断自贡井盐生产的当地富商“李王胡颜”四大家族，或是借助陕商的财力或是得到陕商的扶植才得以发家致富。如李四友堂的发家就是因为其创始人李维基道光七八年间到成都应乡试，结识了陕西典商兼茶商的高某，高投资三千两与李合资租佃联珠井，利润突增至数倍，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李友四堂独资经营和控制的水火井已达百余眼，火圈八百余口，日产卤水数千担，还与陕商联合创办了“大生枧”和“祥兴泰”盐号，成为拥有井、灶、枧、号，资本逾百万的大资本家族(272)。王三畏堂发家亦是因为其创始人王朗云在道光十八年以其家族扇子把的土地作为投资与陕西商人合资开凿新井或加深废井才得以发达起来，到咸同年间成为集井、枧、灶、号于一身资产达数百万“富甲全川”(273)的盐业资本家族。而“颜桂馨堂”其发家虽系独立投资，但到颜晓凡执政(1816—1874)时期，改“年限井”为“子孙井”后，进一步刺激了客商投资的积极性，而在这些“客商”中陕西商人当不在少数”(274)，因此颜家的发展出与陕商有千丝万缕地联系。在井盐生产上陕商与当地富商的联合开发，使陕西商人不仅为富荣盐场带来了资金，更重要的是为富荣盐场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具有开拓性质的经营形式和经营思想，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创造出古代极富于中国特色的“契约股份制”经营模式，开了中国股份制的历史先河，这不能不看作是陕西商人对中国经营管理做出的最出色的贡献。并且在自流井“四大家族”崛起后，陕西商人的经济实力仍在其之上。李四友堂和王三畏堂兴起后，在自贡盐场已是很有势力，人称“河东王，河西李”，并流传着“你不姓王，你不姓李，老子不怕你”的俗语，足见其强霸一方的地位，但唯老陕不怕他们。自流井文人曼因在其所著《自流井》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有一个老陕到自流井来办井，井没办穿，钱已用尽，只得将井佃给本地人，回家再弄钱去，老陕一走，井可办穿咧，老陕再来，佃井的人翻脸不认这笔账，老陕有点无奈，官司便打到王四(王朗云)那里，王说‘不晓得’。老陕一怒之下，抱着带来的银子朝省城跑，买了一个县知事——指名要富顺县，上任以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拿王四，并把堂堂王朝云下狱收监”(275)。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陕商在自流井盐场所占的优势地位。
在清代赴四川自贡、犍乐盐场投资井盐生产的主要是陕西渭南、大荔、泾阳、三原的富商大贾，统称“川客家”。如渭南孝义镇的严家“在清代出了许多财东……除在陕西以外，又向四川发展，如四川自流井、五通桥的盐井和盐号”(276)。赵家在“四川也有盐井和盐号，咸丰时著名一时的赵渭南是陕西头号大绅士”(277)；使孝义镇从明代以来就形成“严、赵、乔、詹”四大商业资本家族，与自贡的“李、王、胡、颜”四大家族遥相呼应，他们之间，彼此经济往来很密切。如咸同年间，自流井富商李享家族与八店街陕商张、李二姓过往甚密，恰值甘陕大旱，自贡捐款赈灾，其当家人李振享明捐银三百两，又暗以件头散碎银两，派人送往陕西，察访门户，酌银投入，被周济者不下千数”(278)。大荔县清代在四川办盐井的商人亦不少。大荔禹家庄的禹得彦在“四川开设盐井，在西安有房地产和商业”(279)；大荔“北王阁新堡子姓张的，他家在四川开盐开，很有钱，新堡子的大王庙，就是他修的”(280)，“王阁村回民禹瑞祥，他在四川有盐井，村人称之为“川客家”(281)；“羌白镇的青池村有个回族大地主名温纪泰，在四川买有盐井，回回西迁时迫温家西行，但最后温家还是到了四川”(282)。此外，泾阳、三原的富商中在四川办盐井的人也不少，三原东关的胡历廉家在四川开当铺放高利贷，也有投资盐井的生意(283)；泾阳富户“刘、孟、姚、于”四大家族的姚家在四川也办有盐产，因此才成为泾阳的首富(284)。
凡此都说明，清代陕西盐商弃淮入蜀的策略是成功的。它使陕西盐商获得更大的回旋余地，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从而赢得了四川经营川盐产销的胜利。
二、清代陕西盐商的经营方式
清代陕西盐商活动的主要领域是川盐产销。因此，我们着重研究陕西商人在川盐产销中的经营方式。
清代陕西商人在川盐产销中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们在四川凿了多少眼盐井，产了多少盐斤，而在于他们以发展型和开拓型的市场观念为四川井盐产运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富于创造性的经营方式和管理组织，这才是他们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历史遗产。
清代陕西商人在四川经营盐业是从流通进入生产的。因此，先分析川盐运销的经营方式。陕西商人大规模进入川盐销售是在雍正三年“计口授食”之后，无论计引边引均“就县富民佥充商人”(285)，由于当地富民既“不尽殷实之户”(286)，又“多不解贸易”，往往将承办之引典于陕西各商，由陕西商人租引代销。“商遂划分为二”(287)，本商为坐商，将引张典于运商后便无所事事，只坐获岸担、引息，“每引张约十余两二十两不等”，世享其利。只是在引销疲滞时“任缉私之事，坐商辑私不力，则行商不肯典引，坐商无力，立致坐困”(288)。典商为行商，亦曰运商、引商，“任行盐之事”，他们“先向座商租引，然后赴井场配盐”(289)。并在各场设号购盐，在沿江设号雇船，在各岸设号售盐，往往集号、运、贩于一身，形成食盐运销一体化经营。他们按引在盐场购得盐斤后，雇“厚板船每只装一百二十包，为陕贾百余年之定规，多亦不能少亦不可，更无所谓夹私”(290)，由于“小河滩险，盐船须八九只为一帮，始能连*(左舟右宗)挽运……一帮约百数十人”(291)，蔚为壮观。乾隆朝自流井文人李芝撰《西秦会馆关圣帝庙碑记》中记述的“三秦客友，运榷滇黔，连墙万般，出没于穷濆窳渘之内”并非夸张之语。盐斤达到各口岸盐店分号后，或由他们“趁市镇赶集之期，零售食户”(292)，或由当地小贩“就邻近州县盐店贩卖转易”(293)，以解决民食之需，获取巨额盈利。
在陕商办的百多家盐店中，尤以陕商刘绍棠、田荆荣与李友四堂联合兴办的“协兴隆”盐号最为典型。而且“友四堂经营盐业的制度受了些陕帮的影响，在边岸行商业务上更是完全采用”(294)，分析该店的运销业务对了解陕商在川盐流通中的经营情况有直接帮助。
协兴隆盐号是光绪年间陕商刘绍棠、田荆荣与李四友堂总办李德山各出二百两银子联合兴办的经营仁怀边岸最大的盐号之一。其总号设在仁怀县城内，它的子号共70多家，分设于从仁怀到贵阳的沿途州县。每家子号不但自置办公房屋，储盐的盐仓和职工住宅，还在子号所在地自购田产，所收租谷足以供给子号全年缴用。
协兴隆内部管理采取的是陕商贯用的“东西制”经营方式，即东家出资，西方经营，掌柜从股东手中领取资本组织经营，称“领东掌柜”，负全部经营责任，而股东并不直接干预店务，实质上是一种承包经营责任制。有的掌柜仅从店内领取工资或薪水，可以自由跳槽或被东家辞退，称为“水牌掌柜”；有的掌柜因经营有方或与东家关系密切放计名开股或以人身为股份投资占有相应股份，叫“开股掌柜”或川语中称之为“带肚子掌柜”。这种“东西制”经营方式有利于把承包人的利益与投资人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实行风险共担，利益均分，从物质利益上调动经营人员的积极性，又有利于实行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的分离，股东只根据资本分享利润而不直接经营，掌柜则根据市场供求变化独立组织经营，决策集中，迅速组织运作实施，使企业经营有较强的灵活性，同时也有利于扩大股东的经营范围和德才兼备地选拔使用经营人才。正像马克思当年在论述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与土地经营权分离时所说的那样“在英格兰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土地所有者，可以在君士坦丁堡渡过他的一生”(295)，一个投资在四川省的陕西财东，可以在渭河边某个浓荫覆盖地村庄里尤然地享受他的人生。这种比之封建商业长期以来所实行的“家仆制”人身依附经营方式有较大历史进步性的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经营方式，早在明代陕西商人在淮扬经营盐业和在四川经营茶业时就已经存在，当陕商人川经营井盐运销时由于“川人不谙行盐”，他们自然驾轻就熟地把这种经营方式运用于川盐。协兴隆经营盐业就完全采用了陕帮的制度。因为“按照陕帮习惯，协兴隆每三年帖请股东到仁怀总号算帐一次，算帐时股东住号内，款以盛情……，算帐完毕提出银子六万两，三股均分，每股二万两，由股东自由支配。三年一帐，分红的制度由总号的掌柜严格执行。平时股东不得在总号或任何子号支配分文，也不得在总号或子号查帐。平时股东不得在号上住宿，既使是暂时的，也不得在号上吃饭”(296)，体现了两权分离，独立经营的精神。
而在协兴隆作掌柜的大多是陕西人，“陕帮掌柜的权限更大，掌握内外大权”(297)，店内业务是掌柜说了算，当时有两句俗语形容掌柜的经营者地位，“一千两银子的东家，八百两银子的掌柜”“只有满天飞的掌柜，没有满天飞的东家”。由于陕西掌柜操经营大权与东家利益休威相关，故“物质待遇处处优厚，分红上掌握占大股子，其他丘二(企业职工)依工资多少分摊。薪水上掌柜月一百两银子”(298)，当时协兴隆的陕帮掌柜，只要忠心耿耿为东家效力“工作三年期满，所得奖红也足够解决一家生活”。更不去说“掌柜的一切应酬费以及他雇佣的抬轿子大班，都由号上开支。掌柜应酬时穿戴的衣服、帽子也由号上提供，但鞋子却自备，因此有些陕帮掌柜的帽子和衣服尽管全新又极漂亮，而鞋子却补了又补，疤上重疤”(299)，很实际地体现了陕西人生活简约俭吝的人生性格。
陕西掌柜在协兴隆的业务运作上是非常成功的。主要体现出宽筹资金，注重信息，灵活经营的特色。由于川盐贩运量大路遥，资本投入和资本占用耗费甚巨“在厂在途在岸各占一副资本……大要必有数万至数十万金方足开设一号”(300)。所以协兴隆的陕西掌柜在企业资金运用上很注重积累，“每三年算帐，股东提出六万两白银外，所剩款项不论多少，全作总号营业资本”(301)。并且不是年年分红，而是三年累积分红一次，“每年从所获巨大利润中提出二成或三成储存总号”，三年后一竿子摊分，在此期间红利便可转化为投资，扩大了协兴隆的资金来源”(302)。贩运川盐“往来辐辏，云合三巴之间，转运轳 ，贯注南黔之半”(303)，山高水远，峰迥浪险，“风雨之驰骤，常觉祸福之无时”(304)，风险极大，因而必有足够储备金以应付突发事件。陕帮掌握对此了如指掌，“协兴隆仁怀总号随时储备银子十万两，非有意外急需，不得动用”(305)，这便保证了协兴隆财丰善贾，在资金凋度上有较大的灵活迥旋余地。
在业务经营方向上，协兴隆的陕西掌柜很重视了解市场行情变化，注重信息的传递和反馈，表现了陕西商人开放性经营的早期市场经济意识。在引岸制度下，虽然商有定名，引有定岸，但各地经年风雨不同，生产丰欠有别，川江潮起潮落，黔贵商情变幻不测，加之井场生产或咸水枯竭，樵薪难购，或人事反覆，旺欠无时，这些因素制约着行商经营盐业贩运每年租贷引数并非固定，而是“察地方之光景，改配引张之多寡”(306)。这便要求经营者必须严密监控市场行情变化，知变而修备，对各地商情了如指掌，才能因市制宜，进行灵活决策，取得经营主动。因此，协兴隆陕帮掌柜很重视信息的作用，“子号随时用信函向总号报告情况，总号也随时用信函指示子号的业务进行”(307)，“协兴隆总号同四友堂彼此之间随时有信函来往”(308)。这种“号信”制度使协兴隆做生意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对市场变化反馈灵活，每每能适时供销，扑捉有利商机。而信息有极强时空性，在时间就是金钱的市场原则下，信息传递速度往往成为信息效益的生命。难能可贵的是陕西掌柜在封建时代已具备了这种市场意识。在中国尚未出现近代邮政事业的条件下“消息的传达，货物的运送和款项的汇兑有所谓大帮担负起这些任务，信用昭然。协兴隆的两家大帮是麻乡约和长兴合”(309)，为了加快信息传递速度，除大帮外，协兴隆还特别重视“快脚”的培养和使用，这些专职信息传递人员，可谓神行太保，“他们体力好，走路快，上成都下重庆不分昼夜的赶路，两三天就把消息送到了”(310)，这种具有近代意识的信息传递反馈制度是保证协兴隆经营成功的重要条件。
协兴隆由于实行独立核算，能否调动从业人员的积极性成为业务兴衰的保证。协兴隆的陕西掌柜很注意从物质利益上驱动职工努力工作。除工资外尚有“奖红制度”，每年从盈利中提取2—3成存总号作为红利，三年累积一年摊分，除掌柜所得非常可观外，“其他大小丘二依工资大小而摊分的奖红为数不少”(311)，一般职工“储了千两银子的就很多”(312)。这种物质刺激调动了大小职工的积极性，运盐的船只从楚岸到川中往返途中失吉事件极少发生。在陕西商人的经营管理下，协兴隆业务兴隆异常，成为仁怀最大的盐号，仅盐仓每年存盐不下300万斤，贩盐利润成倍增长，每年要用自设盐警押送大量银两从总号到自贡，仅一次护送由仁怀到自贡的白银就有20多万两(313)。象“协兴隆”这样的盐店、盐号遍布于仁、纂、涪、永、沿岸各地，基本上都是陕西人经营或者实行的是陕帮的经营制度，“四岸行商务十余家悉是陕西大贾”(314)，便是这种情况的写照。由此可知，正是陕西商人为川盐运贩带来了一整套蜀人尚“不解”或“不黯”的符合川盐运销实际的开放性行盐制度，才带来了川盐行销川、黔、滇、楚各地二百余年的繁荣。
嘉道年间，陕西商人大规模投入井盐生产后，根据盐井生产的实际情况。创造出独资、合伙、合资等多种形式的投资方式。其中尤以与当地商民共同创造的“契约股份制”经营方式，走在了中国古代经营历史的最前沿，开创了中国股份制的历史先河。
陕西商人在井盐生产领域采取丰富多样的投资方式，是受自贡盐场资本、技术和历史诸条件的制约而逼出来的创造性。四川井盐生产是我国古代手工劳动条件所能达到的技术最为密集型产业之一。其生产要经过凿井、汲卤、煮盐三个环节，“夫盐井者。潜穿地穴，倒嗡洪涛，山泽通灵，水火特遭，熬波成石，溶液为膏”(315)。因此，无论凿井、通枧、灶煎均需投入巨量资本，清人李芝在其《盐井赋》中以文学化的语言对井盐生产的比较成本做了说明，他说：“河东盐地，地天所佑，安盐邑城，化工所为，无疏导之艰难，自流行于宇宙，兹则水火之所兼资，智力之所矫揉”(316)，即是说四川井盐生产不仅需要天然的水火兼资，更有待于人们的技术条件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形成技术、知识密集，才能实现“潜穿地穴，倒嗡洪涛”的资源开发目的，这便是“智力矫楺”的含义。这种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必然要求资本密集投入。就开凿盐井普通常例而言，凿至“百数十丈出黄水”的浅口井“需银七八千两至一二万两不等”(317)，凿至“二百数十丈至三百丈内外出黑水及井火井油”的深口井，“费银三四万两至七八万两不等”(318)，设灶一座需银千二百两，加上常年用费“上井三万金，中井二万金，下井数千金或数百金，大灶每口三百六十金，枧三万金”(319)。统而计之，井盐生产从凿井到投产，每井需银至少不低于14万两。如此巨量资本密集投入，当创办浅口井时独立投资或合伙开发尚可勉强为之，而当投资至数百丈的深口井时，技术难度愈大，资本投入量愈大，绝非一人或少数几人能够承受，必须动员社会闲置资金，“众人划浆开大船”，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走众人集资联合开发的道路，“未闻有一人独享一井之权利者”(320)。这种资本密集型投入的生产条件，迫使人们开动脑筋，创造出一种能够动员和征集社会闲置资金的社会形式，自贡盐场的“契约股份制”便是在这种投资背景下被创造出台的。其次，井盐生产因技术条件所决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亦要求人们能够形成一种前赴后继地投资机制。井盐生产是凿穿地脉，汲卤熬盐，其生产既受地质条件的限制又受当时技术水平的限制，本身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和由此而带来的前景变幻末测的风险。要而言之，其不确定因素主要有：凿井时间长短无定，投产后效益高下无定，井推事故发生无定，遂使投资者始终承受巨大的风险。简阳人樵斧在其《自流井》一书中集中概述了井盐生产的风险“有锉一二年或三四年而不见工者，有半途而弃者，有功亏一篑者，有甲办无成而乙接办则见效者，有旧废之井从新下锉又见功者。有水少须数日推一次者，有十余日始推一次者，有昔日盐头轻今又变重者，有盐头日淡而废置者。有将家产费尽而井不穿者，有另投股而始井穿者，有甫加入资本即见功者。本地井商皆言财运悠关，成功不可逆料”(321)。这些不确定因素决定着人们必须形成一种资本接力的投资形式，通过接逗、转顶、做节等方式前赴后继以分担风险，向资源进行韧性索取，这便是自贡盐场“契约股份制”被创造出台的经营背影。其三，自流井盐场开发初期的主客双方历史条件，亦推动人们互相挹注走上联全开发的道路。嘉道年间，自流井盐场因市场开辟，利润丰厚刺激了人们的投资热情，但当时的情况是，本地商民拥有资源产权，却因川中经济尚待恢复“所产极微，人烟稀疏，销亦甚少，并无富商大户”(322)，无力投资开发耗费巨大的井盐生产；而旅蜀经营典当或盐业运销发财致富的陕西商帮和其他客商，拥有雄厚资本存量，却无资源产权，并且主客双方都不可能在较短时间内自我完善各自的缺陷。抓住机遇的市场冲动和压力迫使主客双方发挥能动作用，创造出一个双方“资源优化配置”的方案，即实行主客互补，由主方出井地、房、厂、灶基，叫“一井三基”，由客方出资金、技术，联合开发，自贡盐厂的“年限井”乃至“子孙井”都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被创造出来的。这种联合开发，合资经营的投资形式，其入股各方的权利、义务均由契约形式被确认下来，这便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契约股份制”经营形式。
自贡盐场的契约股份制创造出台与陕西商人的活动息息相关，它也凝结了陕西商人的历史创造性劳动。如自流井较早的“年限井”就是当地富户王三畏堂的王朗云在道光十八年利用他家在扇子坝的土地产权吸引陕商投资开凿新井所形成的契约股份制经营形式。当时“双方订立契约，称为‘出山约’，实系租佃性质，契约规定，出佃之一方为主人，承佃之一方为客人，每井主方取客方押山纹银一般为四百两，主出一井三基(碓房、车房、灶房的地基)，客出资金凿办；井见卤水昼夜能推六十担，或见火能煎四十口时，主方即‘进班’，将全井分为三十班，又名三十天，也就是三十股，主占十二天，客占十八天，主客双方可以合作推煎，也可以各按日份单独推煎，双方推煎届满十八年后，即将客人所建厂房设备除盐锅牛支外，全部无条件交还主人，故有所谓‘客来起高楼，客去主人收’的说法。‘进班’后，除以盈余归还客方所垫讨的修建厂房费用外，按照日份分红。进班分红以后，如井老水枯火微，主客相商，复行下锉，锉费按照日分派逗；如卤不足六十担，或火不足四十口，叫做微水微火，即由客人推煎，以补偿锉井费用，但不得停锉；如果中途停锉，主人即无条件收回井眼及其厂房、设备，而先取之押山银两亦不退还”(323)。而自流井盐场“契约股份制”的另一种形式“子孙井”的出现，也与陕商的活动有关。因为还在康熙年间陕商投资自流井盐场生产时，“当地奸商便将卤水灌入废坏井，冒充好井卖与陕西客商”(324)，这里并非开凿新井而是接力复锉废旧病井，对陕商来说应是“接逗”或“转顶”，不存在“客去主人收”的问题，而是“子孙世享其利”。感谢自贡市档案馆，他们整理出版的《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保存和公布了这方面的原始资料，使我们可以实际窥探陕西商人参与创造这种契约股份制经营方式的活动全貌。在此不做赘录。
畅述这个比西方19世纪末才出现的有限公司股份制还早出一百年的中国特色的股份制经营方式，非本书所难容纳。所喜四川师范大学彭久松教授已有这方面的专著面世，研究者自可拜读(325)。本书作者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有世界意义足以使国人骄傲自豪的发明创造”(326)，主要是陕西商人与当地商民一起共同贡献给世界的一份珍贵遗产。考虑到自流井盐业开发初期“川人不解贸易”，“蜀人不谙行盐”经商风气未开的实际，这种以相当成熟的契约关系所规定的有复杂运作内容的股份制合资经营方式，更多的是由旅蜀的外地客商从外部输入川省并与川省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而在旅蜀的外地客商中陕西商人在自流井所占的比重最大，拥有的资金亦最雄厚，以契约股份形式投资盐井生产亦最早，创造这个有世界意义的发明应有他们的一份功劳。吴承明先生在其所著《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中就十分公允和客观的指出：“承佃地主土地开井并不限于陕西商人，也有本省的商人。同治初年有人说：‘查川省各厂井灶，秦人十居七、八，蜀人十居一、二’。这话可能有些夸张，但可以看出陕西商人在井灶经营中的地位和作用”(327)。治中国经济史者应有这种胸怀全局的开放心怀，省籍优越，地方保护乃是历史科学工作者最忌讳的思想方法。这里特别应提出的是，自贡市政协对自贡历史素有研究的川人何元文(笔名阿波)先生就曾多次撰文公正的指出：“西秦盐商的商品意识是很强的，他们有浓厚的市场观念，又会因地制宜，巧夺天功，创造出发展型和开拓型的商品文化”，“今天应公正地指出，山陕甘籍秦人也是自流井的开拓者”(328)。并且呼吁学术界“西秦钱商包括山西和陕西盐商，是自流井的开发者之一，他们尤其是自流井盐市场早期开拓者的主力……我们今天对待这段历史，不能以狭隘思想排斥山陕同胞，而应当明确他们开拓自流井的重要地位”(329)。这才是历史研究者应当效法的科学工作态度。
契约股份制不仅是一种经营形式，同时又是一种企业组织管理形式。与这种开放型集资形式相伴而生的是规范投资人行为和具体组织资本运作的管理制度，当时称之为“厂规”。尤其是在手工劳动条件下，所谓技术密集型产业主要是相对内部分工、协作和生产专门化发展程度高而言。四川井盐生产就是一种分工、协作和生产专门化比较发达的系统工程。就其生产过程而言，就包括井户、枧户和灶户三大部门。而井、灶、枧内部又有复杂的技术分工，清人温瑞柏在《盐井记》中有生动描绘“其人，有司井、司牛、司篾、司梆、司槽、司涧、司锅、司火、司饭、司草；又有医工、井工、铁匠、木匠。其声，有人声、牛声、车声、郴声、放槽声、流涧声、扬沸声、铲锅声、破篾声、打铁声，锯木声。其气有：人气、牛气、泡沸气、煤烟。气上冒，声四起，于是，非战而群嚣贯耳，不雨而黑云遮天”(330)。盐场“劳动家不下十余万人，牛马亦达数万匹”(331)。配置和协调如此复杂的分工和劳动人手，就需要相应的管理组织。而在自贡盐场是陕西商人与本地业主一起创造出一套分工严密的管理组织和管理制度，有效保证了自流井生产的正常秩序。
今天人们研究自流井盐场的管理历史，多以李友四堂的管理组织为有代表性的例证。而李友四堂的盐场是在陕西商人共同投资共同管理下运作的，李友四堂的盐场在早期是四友堂与高姓陕商的合资企业，因而“四友堂经营盐业的制度受了些陕帮的影响”(332)。在陕西商人的协助和影响下，李友四堂的管理组织分工细密，运作灵活，堪称历史时期的典范。
李友四堂的经营管理机构，最高层为总办，其下分大柜房、井房、大生笕、灶房、字号等下属机构。其中大柜房管田产，井房负责井的凿办与经营，灶房负责制盐生产管理，字号负责销售管理，由此而形成井、笕、灶、号一条龙管理体制。其运作方式是四大房代表于农历正月开会研究经营管理情况。会前，总办分别与井、灶、笕、号掌柜交换意见，提出经营方案并做出宏观决策，向各大号掌柜具体布置工作，以后各掌柜向总办汇报执行情况，听取指示。
各房又有自己管理机构，如灶房其管理的职员就有：掌柜、管帐、帮帐、总灶、坐灶、总签、散签、师爷、学徒、跑街、水外场等，各专其责，忙而不乱。可将其管理体制图示予下：
这套管理组织结构有两大特点。第一，管理责任分工明确，各有专责，分工细密，配合协调。如灶房各类管理人员的职能是：掌柜总管全灶一切事务，管账负责协助掌柜进行日常管理，帮帐是总帐的帮手，兼任出纳。总灶负责盐的生产管理，处理烧盐，捆盐、吊称等项业务，坐灶协助总灶管理生产，统管烧盐工人，看盐仓工人和桶子匠等，总签负责卤水配合，以保证质量，散签协助总签管理挑卤水工人，师爷负责外对接待应付场面，水外场负责采购卤水，跑街负责零物采买。各专其责，在掌柜领导下形成垂直管理体制，事权统一，便于集中决策，政令通达，对各种例外事件反应敏捷，体现了生产专业化发展对管理岗位责任制的要求。第二，由于各房业务方向不同，总办在对各房管理上实行分权原则，由各掌柜独立核算，自主经营，充分体现管理上的灵活性、自主性，以便于调动各房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如“灶上有理事焉，领东家本银，以办井灶及号，其名谓之掌柜”(333)，可见各房掌柜均系领东掌柜，自主经营，独立核算，“本地富商多于大安寨、三多寨两处住家……其场地所设之商号，则授权于管事以经纪之”(334)。这套管组织结构既有横向的垂直集中管理，又有纵向上的分权自主经营，体现了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管理原则。这无疑是陕西商人对川盐生产经营管理的又一历史性贡献。
四、清代陕西盐商的经营经验及其业盐利润
清代陕西盐商在川盐产运销领域能够取得近二百年经营的胜利，同他们以开拓性市场观念形成的符合川省盐业实际的经营经验有内在的联系。这些经验概括起来主要有：
(一)善抓商机，果敢决策，不断开拓新的发展领域。商场即战场，能否抓住商机，果断决策，抢先占领有利的前景看好的市场，往往是经营成败的关键。清代的陕西盐商能够禀承秦商汉贾“经商斗智”“以察尽财”的传统，做生意眼观六路，心怀全局，紧紧跟踪全国盐业市场的行情变化，抓住机遇，果断决策，及时调整自己的经营方向，寻找有潜力的市场，表现出很高的经营艺术。譬如清初因改朝换代，两淮盐场各大商帮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新的变化，徽商因尽占天时地利而得到长足发展，在淮场盐区出尽风头，晋商因与清廷的特殊关系得人和之助，急起直迫，使陕商在淮扬盐商因受徽晋两帮夹击而发展受阻。面对这种市场结构的急剧变化，陕西盐商沉着应变，他们不计较已有市场的得失，而是抓住川盐因战争破坏产销皆滞，资金短缺，蜀人又不谙行盐的有利时机，避实击虚，果断的实行“弃淮入蜀”的经营战略转移，抢先为自己在川盐运销领域占得了一席发展之地。结果化劣为优，不仅逃脱了嘉道年间淮商衰落的悲剧命运，而且为自己在川盐产销领域开辟了广阔的发展余地。
在川盐经营上，他们仍保持着这一经营作风。入川后他们一方面经营典当、钱业积蓄资本，另一方面挟资观望，等待时机。当雍正三年川盐实行“计口授食”的引岸专商制度后，本地富商资力微薄，不解行盐而纷纷典引出租时，他们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创造性的以租引代销方式迅速挤入川盐运销领域，牢牢地把川盐流通掌握在自己手中，携带盐船，由黔浸灌，在川、黔、滇、楚的广大领域内纵横阖捭，贸易莫不得其所欲，形成川盐“四岸行商……悉是陕西大贾”的经营优势，并把这一优势保持了近一二百年。在川盐生产上他们抓住自贡盐场产不敷供条件下井盐生产发展急需资金投入的市场机会，再次创造性的以“租山约”、“接逗”、“转顶”、“做下节”等方式，挤入井盐生产，对自流井盐场生产实行井、枧、灶、号的一体化经营，并以“川省各厂井灶，秦人十居七、八”的优势，在自流井盐厂早期开发中居于领先的地位，这些都充分表现了陕西商人机智果断地市场经营意识。
(二)解放思想，开拓进取，不断为川盐产销注入新的市场活力。明末清初当陕西商人弃淮入川，意欲在川盐领域谋求发展时，川省并不具备良好的投资氛围。川省虽为天府之国，但农耕为重，长江上游相对的封闭地理环境，阻碍了与外省的经济来往，自然经济的特色很浓，人们羞言贸易，不事经商，长期处于“不解贸易”、“不谙行盐”的闭塞状态，加上战争破坏，商业凋零，“蜀产消灭殆尽，货物不行”，“商贾亦稀”(335)，更加剧了人们的封闭心理。在这种不利的投资环境下，陕西商人顶住传统压力，解放思想，以浓厚的市场观念因地制宜，巧夺天功地为川省注入了一种发展型和开拓型的商品文化。他们头戴瓜皮帽，肩背钱搭子，以商人狡黠的目光搜索川省一切可能赚钱的领域，设字号、办典当、贩盐巴、鬻山货，到处投资，到处创业，所到之外无不冲击着自然经济的生活方式和传统等级制度的旧秩序，在三百年前川省的大地上确实括过一场商品经济的“西北风”，为川省商品经济的启动起了开社会风气之先的表率作用。这可从陕西商人在自贡盐场的活动得到证明。
在自贡，人们以盐都自居，当地人自豪地说“自流井的牛屎都是咸的”。因此，人们多留意批量产运，而对像指甲盖般的“菠盖盐”另售散卖不屑一顾。陕西商人到自贡后却敏锐地发现其中所包含的巨大商机，在自流井盐场尚未纳入国家盐运纲册之前，其产盐销路主要是本地和附近州县的民食之需，这是尚未发现的计引市场。他们做生意无论大小，能上能下，抓住这一机会，率先在自流井开盐店贩卖“菠盖盐”，当街零售，沿巷叫卖，为自流井带来了散盐零售的新型经营方式，自贡市牛氏巷的“八店街”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自流井盐场发展起来后，配搭富引，销路有限，余盐难售，当地人坐担叹息。精明的陕西商人则利用他们代配边岸的机会，在四岸沿途发现当地农村多喜吃咸菜，有的土产发展成为自给有余的商品，如涪陵榨菜、宜宾芽菜，古蔺老俊鞭等，腌制这些咸菜用盐量很大，斤菜称盐。而清廷“计口授食”只计人均日食盐，对这一计引外的原料盐尚未规范。抓住这一政策的疏漏，他们引导当地人生产适宜腌制咸菜的“火花盐”，很快为自贡盐打开了新市场。“锅巴盐”的创制也是如此。陕商在往黔滇贩盐途中发现川黔边界山区人民喜食块盐，而且块盐便于运输和储存。抓住这一市场需求，他们又引导盐场生产对黔贵适销的“锅巴盐”，结果为自贡盐场又开创了边引而外的新市场。可以说自贡盐场的“花色盐”基本是在陕商引导下发展起来的。
自贡盐场销路打开之后，川盐入黔入滇，但在清廷“引岸专商”制度下黔滇边岸市场向纵深发展却受到官府的严格限制，当时规定“边商均在川黔接壤设店发卖”(336)，不许越境贩卖。而陕西商人却敢于向这一政策规定发起冲击，他们硬是凭着秦人那一股负气尚勇，重死轻生的豪壮气概，锐意进取，冒死犯禁，携带盐船“直入腹地”，“由黔浸灌，而湘而粤而滇”(337)，一路贸易而去。到雍正年间，川盐的销区已扩大到贵阳、安顺、平顺、平越、思南、遵义等十府，约占贵州全省的十分之七，从而确定了川盐在贵州市场的垄断地位。
在自贡盐场生产投资上陕西商人更表现出敢冒风险，持筹胜算的开拓精神。康熙年间当陕西商人开始向井盐生产投资时，本地奸商见他们是外来客商，对当地情况不甚了了，便提前将一些废旧病井倒入卤水，充当好井卖给或租给陕商，想看看这些“土老肥”有多大能耐。可陕商做生意就是不怕亏本，敢于冒险，他们花大本钱把这些坏井买过来后，雇人复锉，结果大多数井都维持生产下去，有的因倒水引水使水线上涨，有的被重新整理出来，使许多陕商因此而发财致富，在自贡井场站住了脚跟。川盐济楚后，自贡盐场生产获得大发展，当地富商发挥拥有资源产权的优势，以地引资，他们只出一井三基即土地使用权，余皆分文不花，每凿一井先取押山银四百两，井成后占十二天，按股分红，推煎满期将井灶设备全部收回，叫做“客来起高楼，客走主人收”。由于投资风险大，条件苛薄，许多本地或外地有钱人都不愿干，怕投资一去无回，唯陕商敢干，他们与本地富商王三畏堂、李友四堂都是这样合作成功的。
陕西商人这种锐意贸迁开拓经营的市场意识，“川江水暖鸭先知”，为闭塞的川省注入了商品经济的活力，对带动当地商民经商致富起了“领头羊”的作用。在陕西商人业盐发财刺激下，“本地及荣县，威远的富商大贾及地主老财，看到眼红，也仿照陕帮办法”(338)，陆续办起了钱庄和盐号。“川人不善经营……居往日久，羡慕陕商，而以小资本尝试成功者，或川人之为陕商司柜存钞后，自己经营者”(339)亦有不少，这就是陕西商人对四川商品经济发展做出的最有历史意义的贡献。
(三)树立良贾形象，合谐外部关系，是陕商在川省生存、发展的重要保证。清代的陕西商人在川省是客地行商，久羁逆旅，远别家乡，淹留客地，借地觅财，因此很注重合谐与外部公众的关系，他们以皇都商人所具有的宽厚心态通过结缘各方，施财溥义，资助慈善为自己树立诚商良贾的形象，以营造祥和宽松的经营环境，这是陕商在川省能够落地生根，成功经营的重要原因。在川省陕商与当地富民关系甚密，自流井“王李颜鲁”四大家族都是借助陕商的力量才发的财，因此他们之间互有过往，“八店街的陕商每年要从家乡运来甘肃种大尾巴羊，常分送各家数只，冬至吃烫波全羊肉全羊席，动辄二三十味菜”(340)。后来陕西旱荒，自流井各富室纷纷解囊相助，还专门派人携带银两赴陕西挨门按户投送接济，成为古代商业公关史上的一段佳话。对本地一般民众亦注意济危扶贫，淡化主客对立。如三原商人第五君“就贾于四川富县，为典商……有土人雷万顺者夙称忠厚，日捡煤灰渣为聊生，君经与之旧衣资本营息，先后二年，略无负久获利百八十余金。忽无耗，又七年倏来三千四百金献君，泾问所由，曰别来赴井执盐业，此百八十余所获利也，君得其半耳”(341)；又如大荔商人赵弟魁“家贫少贾蜀，财东有冤狱，第魁激于义，为直之，旋即辞归，东主感其酬数十金”(342)。一些在四川经营致富的陕西商人，拿出资金在川省举办各种公益事业和进行赈济灾荒，造福一方，得到川人称善。如大荔商人董修福“游食四川，以白手起家，而修桥补路、建庙、济荒，川陕人莫不以善称。四川江油县雁门场口清水河，施渡船一只，船敝复置浮桥，今犹赖之”(343)。三原李迁佐“适蜀，重庆饥，倾囊数千金赐之。成都三义庙灾，火延数千家，男女裸体奔，又雨浃旬，阴使人每人予之金”(344)；三原马居正，乐善好施，“在成都捐义地数十亩，以葬客在无归者，建屋数十间，以居贫病残疾者，捐钱千余缗修梓潼桥”(345)，被蜀人称颂；渭南商人李忠义“间道赴蜀，直蜀时疫大作，即于锦城门舍药”(346)。这些便是在旅蜀众多商帮中蜀人不恶陕人，使陕商在客地经营平顺，营谋遂意的重要原因。
这些符合商品经济规律的经营经验，保证陕商在川省经营盐业中获取巨大盈利。食盐本是封建社会面广量大获利最丰的商品，在川省无论销盐产盐均可获巨利，由于封建社会利润多为人们讳言隐匿，我们尚未寻查到确切的材料，但从一些零星的资料亦可窥见其丰厚概貌。就川盐入黔来说，雍正时“川盐运至黔省，脚费既多，盐价不贱，每盐一斤，价值三四分不等”(347)，由于盐价贵，“黔边乏盐之地，以绳系巴盐入汤水，揽之略得咸味，仍挚巴起其珍贵如此”(348)。川盐济楚后，盐价奇昂“售价竟高达一斤银子一斤盐之巨”(349)，湖南一省“农民卖谷一石，买盐不到十斤”(350)，再加上从乾隆以来盐斤的不断“加价”，使经营川盐“畅销利厚”，行盐陕商莫不俱获大利，“行号运销资本合计不下千万”(351)，乾隆十五年修“陕西庙”时，一家盐商就捐银3千余两。川盐生产亦是大利所在，人争趋之。林振翰在《川盐纪要》中说富荣盐场“每盐一磅，费本仅一分，而售价四至五六分不等……是故蜀中开盐井，多有致富”(352)；光绪年间《重庆盐火井总论》亦曰自流井盐场“每盐一磅，赚钱一文，其人每年可煮盐三百引，则每年所赚，已得银一千五百两”(353)，清末简阳人樵斧《自流井》中曾对盐井利润有过说明“每日平均计算推水一百担，每担价银四钱五分，每月入水价银1350两”(354)，以每井平均投资不低于14万两计，推煎满18年，总利润应是每月入水银1350两X12月X18年=291600两，获盈利151600两，利润率应为280％，亦属重利投资，这便是陕商在巨大风险下为什么如饮狂泉，前踬后继进行投资的根本奥秘。
这些得自川省的盐业利润，除一部分被陕商用于在当地消费或置买田产，如与李友四堂合办“协兴隆”盐号的陕商刘绍荣，“在仁怀买了一座既大且险的山寨，自为寨主，在寨内大兴土木，建筑规模堂皇的府宅，养家丁自卫，还广置田产，年收租二千余石”(355)，成为赤水有名的富户外，相当部分被运回陕西，巨大增强了陕西的经济实力。清代陕西渭北几县有名的商业资本家族的兴盛莫不同在四川办盐井、盐号有内在的联系。如渭南孝义镇“居家万余人，巨室富户甲于全省”，其中严、赵两家更是全国著名的财东。严家功名大，也很有钱，他家在乐山五通桥办有“乾记盐号”，还办有盐井，成为陕西有名的富户。赵家银钱多，其发家的一个渠道就是在四川办盐号、盐井，垄断黔滇的食盐运销。因此“赵家在四川的生意很多，每年赚的银子都从四川运来，运的办法是人挑或是马驮，成群结队，总的很多，这些银两有保镖随行，所以叫‘出镖银’。一次镖银的先头部分已到家，后一部分仍在渭河岸上”(356)，银担子足足排了八里长。由于“赵家的银子都是大块的，搬运不易，所以埋在乔家的地里”(357)。赵家在孝义镇有建筑华丽的住宅，仅唱戏的“戏台就有七间房屋”(358)。所以同光年间陕西民间有《荒乱歌》，其词曰“孝义镇它本是渭南所管，赵老五也算是有钱富汉”(359)。还有孝义镇的柳家业是在四川发的财，“柳家在成都有当铺，有金货铺，以‘享顺’为号，仅成都柳家开的字号就有48座”(360)之多，渭南县焦氏在四川开设字号，咸丰时大获其利，因此明清以来，渭南有“严、赵、柳、詹”四大家族之说，人称“赤水的蚊子，孝义的银子”。
大荔羌白镇青池村的回民富商温纪泰，在四川自流井买有盐井，家资百万。温纪泰的母亲只看到粮食多，银子少，不开心，温纪泰道：“我家银子比粮食多”，引母亲到地窖里看，里面藏着铸成块形的银子有百万锭，他母亲看到后高兴的笑死了(361)。还有大荔的李文科“贾于蜀”，一次役数十人从四川携带“数百金旋里”(362)。三原、泾阳的富商大贾发财致富都同在四川做生意有联系。清代泾阳的“刘孟姚于”四大富商家族的兴起得利于四川的银子也不少。泾阳石桥东南川流村的刘家，石桥西南赵村的孟家“都在四川开商号”(363)，社树姚家”在四川、上海都有生意……以布店、当铺、茶叶三种为多”(364)王桥于家“在四川开有很多当铺……最有名的是‘恒泰盛’字号，堂名‘务本堂’”(365)，三原城南的富商刘映著、刘树棠、刘质慧、胡历金兄弟也都是当时有名的大盐商，家财不少于百万。还有富平庄里镇的张立基家也是全省有名的盐商家族，“前后累巨万而家乃益起”(366)，庄里镇的城墙就是张家捐钱修筑的，以一家之财力可以修一镇之堡寨城墙，足见其财力之雄实。
这些从四川运回陕西的银子，一部分被盐商们用于“盖房、置地、买小老婆”的奢侈消费，也有相当部分转化为生产性投资和被用于捐资慈善，救危扶贫以博取乐善好施的名声。清代陕西盐商在四川发财后，携资回乡购置土地的现象仍很普遍。这不仅因为“以商致富，以农守之”是陕商的千年古训，更因为生长在黄土地上的陕西商人们亦无法割断与土地的亲情联系，土地在他们眼里不仅是摇钱树，更是保险柜，购买土地既无水火盗贼之忧，又可取得比工商利润更为稳定的地租收入，常新不旧。因此仍有不少陕商把盐业利润转化为土地投资。如孝义镇严、赵两家的土地就不少，乔家的地更多，连赵家的银子都埋在他家地里。泾阳的刘孟“这两家都是大地主(367)。三原冯升麟“负贩粤蜀十余年间，积累巨万，归家以六百金献父，后造大屋，制沃土……食指繁衍，家中男女眷号约百人”(368)。大荔温纪泰更是有名的大地主，“他占有的田地很多，难以数计，家里的耕牛亦很多，相传有卖牛笼头的至(其)村，他全部买下，还不够使用。他家耕地时，牛马成群，如同过会。当地有一附近汉人村在演戏，但群众们不想看戏，而要看温纪泰家耕地”(369)，足见其土地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也有一部分得自川省的盐业利润在陕西转化为生产性投资(此将在后文论述)。
清代陕西盐商资本运动和利润去向有一个十分特殊的情况，这就是同光年间，当陕西盐商正值在川盐产运领域获得大发展时，却受到了两个方面的沉重打击。一是咸丰年间的黔省苗民起义“历二十余年，延蔓阖昔，地方全行糜烂，户口逃亡几尽，其时西商遇害者亦十之八九，遂各歇业不前，黔省盐务势以中绝”(370)。二是同治元年甘陕回民起义，使各大盐商在秦中“家产荡然”(371)，为了挽救故乡危急，旅川陕商不得不把大量盐业投资抽回陕西以重造家园，使大量盐业利润在接济贫困，捐资军饷，构筑堡寨中耗散殆尽。如三原温文俊“经商于蜀，同治元年花门之变，三原北关陷……全家遇难十余口，庐舍荡然，时公蜀闻讯…乃返里”(372)；三原刘元吉“服贾于川，为东里刘氏握算，刘氏以岁歉贫食，函川号索金救荒……吉毅然自冒刃怀金归逆旅”(373)。这些从四川抽回的资金和多年积蓄的盐业利润大部分都用于账济灾荒，因此同光年间是陕西盐商大规模在家乡举办各种捐输、赈济活动最频繁的时期。如渭南焦家同治九年“助饷五千金”，输“八千金筑村堡”，“筑县城输金数千两”，又“赈局输麦千石……输社仓积麦千余石”(374)，渭南李忠义赴蜀经商，回民起义期间“本镇建筑堡寨慷慨输百金并输赈济二百两，两次输义仓百余石”(375)，同治四年，清军破羌白镇又获藏镪数万余两金，泾阳武思澄“从九服贾于蜀……兵荒两次散给村人钱百数十千，皆焚其券”(376)。三原胡厉廉家“因有钱，所以拿出五六万两银子名慕壮丁守城”(377)。“各商店…前后曾经捐银子三十多万两”(378)，另外刘映著，同治元年“县设同德局捐银三千两…本堡防守、开壕、制具捐银三万两，完逋租，修渠堰，捐钱二千两，乱后散给阖县牛种，捐银二万四千两”(379)；刘树棠“同治元年，城防捐银二万五千八百两”(380)；刘质慧“同治六年防城守堡及邑中历次公款约捐数万两”(381)；胡历金兄弟二人，同治元年“城防捐银3万两，守备关城又捐银3.08万两”(382)。富平庄里张立基“捐大量的银子修筑了坚固的城墙，容纳了周围几十里逃来的居民”(383)。这些捐资活动使大量资本和盈利在兵荒马乱中被耗散殆尽，这就是进入光绪年间后陕商在川省大部分撤走，以致不能“重整口岸”的原因。
(134)谢肇淛：《五杂俎》卷五。
(135)《两淮盐法志》卷四十四，第4—5页。
(136)《两淮盐法志》卷四十四，第10页。
(137)《两淮盐法志》卷四十六，第14页。
(138)《两淮盐法志》卷四十六，第18页。
(139)《两淮盐法志》卷四十六，第8页。
(140)《两淮盐法志》卷四十六，第12页。
(141)泾阳县商业局：《泾阳商业志》第44页。
(142)李澄：《淮盐备要》卷七。
(143)王家屏：《复宿山房集》卷二十五。
(144)刘光蒉：《烟霞草堂文集》卷四，第2页。
(145)程嘉燧：《松园偈菴集》卷下。
(146)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
(147)参见拙作《十六纪以来中西方贸易通商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或《经济学文摘》1988年第1期。
(148)《江都县续志》卷十二杂记。
(149)《万历扬州府志·序》。
(150)《歙县志》卷一，《风土》。
(151)陈去病：《五脂石》。
(152)吴奇衍：《简论清前期内务府皇商的兴起》，《清代区域经济史研究》第225页。
(153)《两淮盐法志》卷一百五十七。
(154)《陶文毅公全集》卷十八。
(155)乾隆《富顺县志·序》。
(156)《明清史料》丙编第10本。
(157)嘉庆《四川通志》卷六十四。
(158)《清圣祖实录》卷三十六。
(159)李培林：《陕西移民入川》，《陕西地方志》1993年第2期。
(160)李培林；《陕西移民入川》，《陕西地方志》1993年第2期。
(161)李培林：《陕西移民入川》，《陕西地方志》1993年第2期。
(162)《户县乡土志》第3页。
(163)《康熙朝朱批奏折汇编》第8册，第871页。
(164)《阆中县志》卷三。
(165)《达县志》卷九。
(166)《三台县志》卷四。
(167)王沄：《蜀游记略》卷一。
(168)《四川盐法志》卷七，《转输》。
(169)赵珏玺：《顺治六年整饬盐务课税题本》《历史档案》1984年第2期。
(170)《皇朝经世文编》卷五十。
(171)《四川盐政史》卷一。
(172)王守基：《盐务议略》。
(173)陈然：《清康乾时期的四川井盐业》，《社会科学研究》1991年第2期。
(174)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
(175)《四川通志》卷六十八，《盐法》。
(176)陈然：《清代前期四川的人口与盐业》，《盐业史研究》1990年第4期。
(177)《川盐记要》第1页。
(178)李鉴因：《四川盐务史略》，《四川经济月刊》卷10第1期。
(179)《川盐纪要》第2页。
(180)《四川盐政史》卷五，第4页。
(181)《川盐纪要》第27页。
(182)《四川盐政史》卷五，第3页。
(183)《皇朝经世文编》卷五十，第73页。
(184)《全蜀经略志》卷一。
(185)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册第285页。
(186)徐珂：《清裨内钞·农商类》。
(187)《皇朝会典内纂》卷二十六。
(188)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册第285页。
(189)陈然：《清代前期四川的人口与盐业》，《盐业史研究》1990年第4期。
(190)严如煜：《三省山内边防备览》卷十。
(191)严如煜：《三省山内边防备览》卷九。
(192)《四川盐法志》卷九。
(193)《清盐法志》卷二，第46页。
(194)《清盐法志》卷二，第46页。
(195)《四川盐法志》卷十。
(196)《四川盐法志》卷十。
(197)卢坤：《秦疆治略》第12页。
(198)《续修陕西通志》卷一百五十九，《风俗》。
(199)《续修泾阳县志》卷八。
(200)《三原新志》卷四，第32页。
(201)同治《成都县志》卷二，《寺观》。
(202)同治《成都县志)卷二。
(203)康熙《户县志》卷七。
(204)康熙《咸宁县志》卷五。
(205)《关中温氏笔传集》，《温太公家传》。
(206)《温氏族谱附录》第5页。
(207)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第4章。
(208)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第4章。
(209)牛玉樵：《省斋全集》卷二。
(210)吕登平；《四川农村经济》第448—449页。
(211)《重修鲁桥镇志》卷七。
(212)《遂宁县志》卷七。
(213)《三台县志·食货志》。
(214)《涪陵文史资料》第1辑。
(215)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第54页。
(216)《自贡市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第147页。
(217)《自贡市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第308页。
(218)阿波：《清初自流井盐的市场开拓》，《盐业史研究》1992年第2期。
(219)《四川盐政史》卷五，第4页。
(220)唐炯：《四川官运盐案类编》卷十一，第12页。
(221)《四川盐政史》卷五，第99页。
(222)《四川盐政史》卷五，第99页。
(223)唐炯：《四川官运盐案类编》卷二十六，第6页。
(224)《四川盐政史》卷五，第9页。
(225)《盐法通志》卷六十，第2页。
(226)《盐法通志》卷六十，第2页。
(227)《西秦会馆关帝庙碑记》。
(228)唐炯：《四川官运盐案类编》卷二十六，第12页。
(229)《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79页。
(230)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第54页。
(231)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第54页。
(232)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第4卷。
(233)阿波：《清初自流井盐的市场开拓》，《盐业史研究》1992年第2期。
(234)《西秦会馆关帝庙碑记》。
(235)唐炯：《四川官运盐案类编》卷二十六，第12页。
(236)《川盐概略》卷三。
(237)《四川盐法志》卷十九。
(238)《四川盐法志》卷十九。
(239)《皇朝经世文编》卷五十，第73—74页。
(240)《四川盐政史》卷二，第9页。
(241)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册，第285页。
(242)彭泽益：《另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册，第285页。
(243)唐炯：《四川官运盐案汇编》卷一，第4页。
(244)阿波：《自流井盐业股份方式的历史形式》，《盐业史研究》1993第第3期。
(245)阿波：《自流井盐业股份制方式的历史形成》，《盐业史研究》1992年第2期。
(246)冉光荣：《明清四川井盐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8页。
(247)《川盐概略》第3页。
(248)阿波：《清初自流井盐的市场开拓》，《盐业史研究》1992年第2期。
(249)《四川盐法志》卷十。
(250)《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4期。
(251)阿波：《自流井盐文化记》，《盐业史研究》1992年第4期。
(252)《盐法通志》卷四十一，《物产》第18页。
(253)《盐法通志》卷四十一，第18页。
(254)《盐法通志》卷四十一，第18页。
(255)《四川盐政史》卷一。
(256)唐炯：《成山老人自撰年谱》卷五。
(257)樵斧：《自流井》第一集，第1—2页。
(258)《四川盐政史》卷十一，第6页。
(259)牛玉樵：《省斋全集》卷二。
(260)《四川盐政史》卷一。
(261)黄植青：《自贡盐场发展片断》，《自贡文责资料选辑》第6—10辑，第254页。
(262)吉润卿：《贡井盐场发展一瞥》，《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第189页。
(263)黄植青等：《李友四堂从发韧到衰亡》，《自贡文资料选辑》第8辑，6—10辑，第155页。
(264)《五通桥盐史资料选辑》第2辑。
(265)冉光荣：《四川井盐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0页。
(266)冉光荣：《四川井盐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0页。
(267)钟明冰：《中国自贡》，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113页。
(268)《盐业史研究》1994年第2期。
(269)余明：《自贡盐业资本家经营综论》，《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4期。
(270)余明：《自贡盐业资本家经营综论》，《盐业吏研究》1989年第4期。
(271)黄植青：《自贡盐场发展片断》，《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6—10辑，第200—256页。
(272)黄植青等：《自流井李四友堂发韧到衰亡》，《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6—10合辑，第79页。
(273)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兴起纪要》，《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第167—168页。
(274)颜献琪：《颜桂馨堂与自流井》，《盐业史研究》1990年第2期。
(275)曼因：《自流井》，成印东方画社版第17—18页。
(276)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第27页。
(277)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资料调查》第27页。
(278)李一宜：《李事家族史料》，《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第11页。
(279)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资料调查》第23页。
(280)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第127页。
(281)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第134页。
(282)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第124页。
(283)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第230页。
(284)《泾阳县商业志》第26页。
(285)唐炯：《成山老人自撰年谱》卷五。
(286)《四川盐法志》卷二十二。
(287)《四川盐政史》卷五，第9页。
(288)《四川盐政史》卷五，第9页。
(289)《四川官运盐案类编》卷二十六，第6页。
(290)《四川官运盐案类编》卷八，第23页。
(291)《四川官运盐案类编》卷八，第23页。
(292)《中国盐政录》卷一，第62页。
(293)严如煜：《三省山内边防备览》卷十。
(294)黄植青：《自流井李友四堂由发韧到衰亡》，《四川文中资料选辑》第4辑，第157页。
(295)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卷，第697页。
(296)黄植青等：《李友四堂从发韧到衰亡》，《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58页。
(297)黄植青等：《李友四堂从发韧到衰亡》，《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59页。
(298)黄植青等：《李友四堂从发韧到衰亡》，《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59页。
(299)黄植青等：《李友四堂从发韧到衰亡》，《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58页。
(300)唐炯：《四川官运盐案类编》卷十一，第12页。
(301)黄植青等：《李友四堂从发韧到衰亡》，《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58页。
(302)黄植青等：《李友四堂从发韧到衰亡》，《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59页。
(303)李芝：《盐井赋》。
(304)李芝：《盐井赋》。
(305)黄植青等：《李友四堂从发韧到衰亡》，《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58页。
(306)《四川盐法志》卷十九。
(307)黄植青等：《李友四堂从发韧到衰亡》，《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58页。
(308)黄植青等：《李友四堂从发韧到衰亡》见《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59页。
(309)黄植青等：《李友四堂从发韧到衰亡》，《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61页。
(310)黄植青等：《李友四堂从发韧到衰亡》，《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61页。
(311)黄植青等：《李友四堂从发韧到衰亡》，《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59页。
(312)黄植青等：《李友四堂从发韧到衰亡》，《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60页。
(313)黄植青等：《李友四堂从发韧到衰亡》，《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61页。
(314)唐炯：《四川官运盐案类编》卷一，第2页。
(315)李芝：《盐井赋》。
(316)李芝《盐井赋》。
(317)均见《四川盐法通志》卷四十一，第18页。
(318)均见《四川盐法通志》卷四十一，第18页。
(319)均见《四川盐法通志》卷四十一，第18页。
(320)樵斧：《自流井》第1集，第142页。
(321)樵斧：《自流井》第1集，第142页。
(322)《四川盐政史》卷一。
(323)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第165—166页。
(324)阿波：《自流井盐场股份方式的历史形式》，《盐业史研究》1993年第3期。
(325)彭久松：《中国契约股份制》。
(326)彭久松：《以四川自贡盐业合资经营为代表的中国契约股份制之框架式研究》，《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327)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05页。
(328)阿波：《自流井文化杞记》，《盐业史研究》1992年第4期。
(329)阿波：《清初自流井盐市场的开拓》，《盐业史研究》1992年第2期。
(330)《皇朝经世文编》卷五十。
(331)《川盐纪要》第367页。
(332)黄植青等：《李友四堂从发韧到衰亡》，《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57页。
(333)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选辑》第1册，第290页。
(334)《川盐纪要》第368页。
(335)《四川通志》卷六十七。
(336)《盐法通志》卷六十。
(337)唐炯：《成山老人自撰年谱》卷五。
(338)欧阳越牟：《自贡地方典当业》，《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第147页。
(339)李亦人：《西康纵览》第346页。
(340)李一宣：《李享家族史料》，《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第30页。
(341)《续修鲁桥镇志》卷六，第36页。
(342)《续修大荔县志》卷十一，第13页。
(343)道光《大荔县志》卷十三。
(344)光绪《三原县新志》卷六。
(345)光绪《三原县新志》卷六。
(346)《新续渭南县志》卷八。
(347)转引自陈锋：《清代盐政与盐税》，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7页。
(348)李溶：《自流井记》卷一。
(349)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第167页。
(350)转引自陈锋：《清代盐政与盐税》，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93页。
(351)《四川官运盐案类编》卷一，第4页。
(352)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604页。
(353)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604页。
(354)樵斧：《自流井》第1集，第144页。
(355)黄植青等：《李四友堂从发韧到衰亡》，《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58页。
(356)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第64页。
(357)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第64页。
(358)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第47页。
(359)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第112页。
(360)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第47页。
(361)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第422页。
(362)《大荔县志稿》卷十一，第18页。
(363)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第47页。
(364)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第258页。
(365)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第99页。
(366)刘光贲：《烟霞草堂文集》卷四，第28页。
(367)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第225页。
(368)《续修鲁桥镇志·艺文下》。
(369)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第99页。
(370)《四川官运盐案类编》第7—8页。
(371)《四川盐法志》卷十三。
(372)温良儒：《关中温氏丛书》第16页。
(373)《续修鲁桥镇志》卷二，第40页。
(374)《续修渭南县志》卷八，第9页。
(375)《续修渭南县志》卷十四，第230页。
(376)《续修泾阳县志》卷十四。
(377)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第230页。
(378)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第230页。
(379)光绪《三原县志》卷六。
(380)光绪《三原县志》卷六。
(381)光绪《三原县志》卷六。
(382)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第239页。
(383)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第230页。
在清代，陕西商人在两淮盐场的实力虽然有所削弱，但在四川井盐的生产和销售领域却为自己开辟了发展的新天地。旅蜀的陕西商人以其雄厚的资金和开放性经营思想促成了四川井盐业在清代初中期数百年的繁荣，为祖国盐业生产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一、清代陕西盐商在全国各大盐场的经营概况
明代，淮扬盐场曾是陕西商人活动的主要领域和经营致富的摇篮。当日才海内商界巨擎江南首推新安。江北则非山陕莫属。而且，山陕盐商的实力还在徽商之上，“山右，或盐，或窑粟，其富甚于新安”(134)。入清后，随着淮扬盐业的恢复，陕西盐商在扬州仍有一定实力，并在清初两淮盐业的恢复中起过莫大的作用。如张于逵“陕西蒲城人，父自清业盐，于逵年十六……弃儒而贾……国初以淮南北商盐充饷，众商欲散去，于逵捷身出答却御史李元发疏，请以扬坦六万引还商办课，自是盐务复振”(135)；康邦候“陕西泾阳人，业盐……康熙二十八年偕徽商黄家*(左日右旬)等蠲免串场河之役，商众赖之”(136)；王旬“陕西三原人……习知盐法掌故”(137)，众商常垂询。在清代，有不少旅居扬州的陕商子弟以盐笑占籍科举入仕。据同治《两淮盐法志》卷47统计，从顺治三年到乾隆十七年，陕西商籍在扬州考中进士的有10人，考中举人有20人，其中有不少人成为朝廷重臣或地方官吏，使江都陕商“一时人文极盛”，如申甫“陕西三原人，祖元会业盐，父承德商籍诸生，……乾隆六年举顺天乡试，由中书入军机”(138)；梁浩之“陕西人，康熙五年于弟湘之同举于乡，知金乡县，濬河，民享其利，至今呼为‘梁公河’”(139)；刘祈谷“陕西人，有神童之目，年十五以商籍补扬州府学”(140)。在清代还有不少陕西商人继续前往扬州经营盐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泾阳的安吴寡妇，其堂号叫“安式仪堂”，以“经营盐业为主，商号多设江淮流域”(141)，成为同治光绪年间的陕西巨富。迤至清代乾嘉两淮盐务全盛时，象王泰来那样家藏千万两白银的陕西商人在扬州还有十数户，他们“萃集邗上，蓄集以七八千万计”(142)。
但这些却不能掩饰陕西商人进入清代后在淮扬盐场总体实力的衰微。与明代弘治后陕西商人输粟塞上，贩引淮扬，蜂拥江都“视广陵犹别业”，“田宅奴婢南北居半数，往来者视为常……似鸿雁而翔鹜南北”(143)的繁荣比较起来，清代的陕西淮扬盐商已不能同日而语。据《清盐法志》卷153《捐输记》载：在清前期康熙至嘉庆期间，国家“凡有大工大役(扬州盐商)縻不输将巨款，以得邀赏”，在历次捐输名单中，大部分是徽商，而“西商”却出现很少。为什么曾经雄据淮扬盐场近二百余年，其经济实力远在晋商和徽商之上的扬州陕西盐商，进入清代后却在广陵突然失去了往日的光辉呢?这里面包含着极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首先，徽商经济实力在淮扬盐场的急剧增长和后来居上压抑了陕西盐商在广陵的发展。在明代中前期“淮盐以西商为大宗”(144)。徽商在两淮盐场的实力远在陕西、山西商人之下，当秦晋边商输粟贩钞奔走于塞北江南之际，徽商尚在江南鱼盐为市，积蓄资本。但到明中叶徽商参与盐业贸易后，却具有一系列秦晋商人无法比拟的优越条件。其一，徽商兴起之初便与当时最有利的沿海贸易相联系。明代中叶以来，地理大发现使西力东渐，西方羽毛未丰的资本主义各国大量需要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磁器，却拿不出象样的东西同中国交换，中国长期处于外贸出超的优势地位，使外国白银如同潮水般涌向中国，巨大刺激了中国沿海贸易的发展。而徽商因其地利之便抓住这一机会，参与沿海贸易，如歙商程氏创业之初“尝设齐鲁燕赵之郊，其后逾欧越至闽海，历漳泉与番船交易而返”(145)，“归船自银钱外，无他携带”(146)。这便使徽商利用流入中国东南各省的巨额外国白银，迅速积累起大量货币财富(147)。其二，成化三年的“叶淇变法”为徽商大规模挤入淮盐贩运提供了历史机遇。成化以前引地专卖和食盐开中使远离边塞的徽商无法大规模参与边盐贩鬻，成化三年后叶淇实行“输银于运司”，有银即可买引贩盐，不必受纳粟的限制，为徽商把从事沿海贸易赚取的利润大规模转化为盐业投资提供了条件，徽商在淮扬盐场的势力大增。“歙之程、汪、方、吴诸大姓，累世居扬而终贯本籍者尤不可胜数”(148)，到万历年间其势力已压倒陕商，淮扬盐场的最富商人变为“新都(徽商)最，关以西山右次之”(149)。万历四十五年后，两淮盐法道袁世振创“纲法”，由总商掌其纲，徽商的势力进一步膨胀，“邑中商业以盐、典、茶、木最著，在昔盐业尤兴盛焉，两淮八总商，邑人占其四，各姓代兴”(150)，扬州诸多盐商中，徽人居多且富于他商，“全国金融几乎操纵，致富较易，故多以此起家，席丰履厚”，扬州几乎成为“徽商殖民地也”(151)。徽商在淮扬盐场实力的勃兴和后来居上极大地压抑了陕西商人在江南盐业的发展，迫使他们不得不去寻找新的发展空间。
其次，晋商经济实力在淮扬盐场因与清廷的特殊关系而顺畅增长，也抑制了陕西盐商在两淮盐场的发展。明代，晋商在两淮盐场的经济实力在陕商之下，而且秦晋商人为了对抗徽商往往携手联合，互相挹柱，故统称为“西商”。进入清代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主要是晋商有一个陕商所不具备的特点，这就是自古以来山西商人就与历代王朝关系很密切，特别是明朝末年山西商人到满州、蒙古经商与关外满族贵族王室交往甚密，关系深厚。满族封建贵族入主北京后，便把早先与他们关系密切的山西商人招入内务府，使之成为内务府的第一批皇商。据《宣化府志》记载，宣化“八家商人者，皆山右也，明末以贸易来张家口，曰王登库、勒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家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其子孙自言，本朝隆兴辽左，遣人来口贸易，皆此八家主之。迨定鼎燕京，曾蒙召入都，赐服馔，自是隶属内府”(152)，又如介休县范家等世代是管理宫廷事务的内务府官商，在各业中经营活动非常活跃。由于这一特殊关系，入清后晋商在淮扬盐场的活动多受到皇室的呵护，资金从内务府和诸官厅借贷，利息就成为内务府和诸官厅的经营投资，官商合一，相互依赖，使晋商在江都的经营十分顺利，很快超过了陕商，到明末清初天下至富者只是“新都”、“山右”，全国银藏50万两的17家巨富中有山西三姓，徽州两姓，无一与陕商有缘，所以“山陕商人”称谓的出现反映人们对明代以来“秦晋大贾”位次排列顺序变化的新观念。而陕商恰恰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与山西商人明显的历史分野。陕西地处边僻，陕人刚正不阿，历来与官府的关系不如徽商或晋商那么密切，特别是满族贵族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曾以汉室之都君临天下的陕西人却以汉唐正统自居，使陕西商人怀有强烈地反清情绪，他们崇尚关羽、苏武的匡扶汉室精神，决心倒满扶汉，自贡西秦会馆戏台的一付藏头联很能反映陕西商人这种反清意识，其联曰：钦崇历有唐有宋有元有明其心实唯知有汉；徽号或为侯为王为帝为君当日只不愧为臣。在这种反清意识支配下，陕西商人在清初与清王朝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入清后山西商人受皇室支持在淮扬盐场的顺利发展，同样压抑了陕西商人经营两淮盐业的积极性，使他们决心放弃江南，寻找新的有利投资场所。而陕西商人所怀有的反清情绪山使他们不得不与曾在两淮盐场联合一起的山西商人分道扬镳，准备寻找新的有利投资地区通过经商以积蓄力量，倒清复明。这就是清代以后曾经显赫一时的陕西盐商为什么突然在淮扬盐场改变投资方向的主要原因。陕西盐商这种弃淮入川的经营决策，却产生了一个也许他们当年不曾预料到的幸运的历史结果，即避免了嘉道年间淮扬盐商急剧衰落的历史命运。因为嘉道朝清廷在两淮盐场的苛意捐输报效，盐课加税，官府的敲诈勒索以及陶澍的“废纲改票”都沉重地打击了富极一时的淮扬盐商，造成了扬淮盐商的急剧衰落，到道光年间“扬州各商已资实不过五、六百万，其余皆出利会借”(153)，总商几乎纷纷破产“本小累深者，即时有倒歇之”(154)，与之形成显明对比的则是此时陕西盐商在川盐产销领域的迅猛发展，这不能不说是陕西盐商一种非常机智的历史决择。
当陕西盐商放弃两淮盐场，准备寻找更为有利的投资市场时，四川井盐业的恢复和发展则为陕西盐商弃淮入川提供了极其有利的历史机遇。
第一，清初川省经济大破坏，清廷招民入川垦殖政策为陕西商人携资入川提供了社会条件。明末清初，四川遭受了长达数十年的战乱破坏，人丁稀少，田园荒废，遂使千里沃野“烟火寂灭，实同无人之境”(155)，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四川的地方经济，清廷在四川实行了一系列招民入川垦殖的奖励招徕政策。如顺治年间就规定四川“无沦本省外省文武各官，有能招三十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县者，量于记录一次，有六十家，量与纪录二次，或至百家者，不论俸满，即准升迁”(156)。同时又规定“各地贫民携带妻子入蜀垦殖者，准其入籍”，“准四川荒地官给牛种，听兵民开垦，酌量补还价值”(157)，还特别规定了“其开垦地亩，准令五年起科”(158)的优惠政策。这些奖励招徕政策，刺激了陕楚各地。人民向四川移民的积极性。特别是陕西，南接巴蜀，与川省地界相连，每当蜀中人口减少，移民入川，秦民首当其冲，从明代以来就有“秦楚填蜀”的移民运动，明代时有不少秦民入川垦殖经商，如四川梓潼县明代以来就移居着大量的陕西人，其中文兴乡有陕人田姓170余家，其祖田自明，陕西蒲城洪庙人“洪武四年卫千户，奉命镇剑，于永乐间遂家于此”(159)，马迎乡的李姓陕人“鼻祖乃秦境西安府富平县枣渠沟人氏”，洪武七年因军屯而移居川省(160)；演武乡一村梁姓，其祖系军务因陕西富平入蜀；思公村杨姓，其祖先“万历三年自秦入蜀”(161)。此外户县名儒王儒成化年间任巴县教谕“移宗族可来者三十人于巴”(162)；入清后在招徕政策刺激下，又掀起新的“秦人填蜀”浪潮，陕西商民纷纷“挈其妻子，随带驴骡，数十成群”(163)入川垦殖，使陕西客民的足迹遍及川北各地。如阆中“以其毗连陕西，故陕人为多”(164)；达县“土著绝少，而占籍者率多陕西”(165)，三台”隶版籍者为秦为楚为粤(166)，就连省府成都，陕西人的此例也很大，康熙初“茅舍寥寥，询其居民，大都秦人”(167)，他们“各自耕种，安分营生”与当地川人关系处的很融治，被蜀人称呼为“老陕”，这便为陕西商人弃淮入川培植了社会基础。
第二，清政府对四川盐业实行的“务从民便”和“计口授食”政策为陕西商人弃淮入川提供了历史机遇。四川井盐自秦代开发以来就成为中国食盐主要产地之一，并构成川省财政的重要基础，“盐法，蜀利之大者”(168)。但入清后，川省因战乱频仍，川盐生产大破坏，“盐场政务荒废已极”(169)，“井圮灶废，军少田荒，万不存一”(170)。由于“四川之货殖最巨者为盐”，为了恢复四川经济，培植财税基础，清初对四川井盐业实行了一系列“务从民便”的特殊政策，这主要包括：开放产权，“任民自由开凿，遂为人民私产”(171)；放松管制“盐户自煎自卖”(172)，“不拘大商小贩，通行无滞”(173)；“官素不甚禁，从轻课税，井灶而征以课，盐引而征以税”(174)，对从事井盐生产者“照开荒事例，三年起课，以广招来”(175)。这些放松管束，轻徭薄赋的灵活政策为各地商人投资川盐生产开放了绿灯，有力促进了四川井盐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清初顺治六年产盐仅保宁、潼川等少数州县，全川开凿盐井才239眼；康熙二十四年全川产盐遍及26个州县，共有盐井1182眼，年销盐7188票；雍正九年，全川有盐井6116眼，产盐达9227万斤；乾隆十八年，全川有盐井7704眼，行引215185张；嘉庆十七年全川有盐井9626眼，行引165250张，产盐16万吨，达到历史的最高纪录(176)。这些数字展示出令人置信的清代前期四川井盐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状况。
川省井盐生产恢复后，盐斤增加，清廷必须着手解决川盐运销问题，于是他们又实行了一套“计口授食”新的盐务政策，以便促进川盐运销。清初因川省大乱甫定，户口凋零，川省产盐有限，川盐运销主要实行“盐票法”，即额定盐票4940张，由布政司刊刷发商，销盐有限，征课甚微。其时“各就附近场地购盐济食，大都单夫双妇，升斗之资，并无富商大贾营运盐业”(177)，到康雍年间盐业生产恢复，“内地烟户渐密，滇黔道路渐通”，雍正七年四川巡抚宪德和川陕总督黄廷桂奏行“计口授食”之法，“不论有无产盐州县，均计户口之多寡，以每人日食五钱匀配引，凡不产盐州县，则招商依照招定场地转运行销于本地方官处，领引及销引。关于产盐州县，则将该县所派之引分配井灶，照商例完纳引税，人民即赴灶购食，此即分厂分岸之嗃矢”(178)。当时额定摊行水引11160张，每张配盐50包，陆引61029张，每张配盐4包，“责成地方官就地招商领引，运回本境行销”(179)，即为“专商制度”。当时还规定“一县至少一商，且有数商者”(180)。雍正以后，生齿日繁，销盐日张，川盐的行销领域日益扩大到贵州、云南和湖北八州县，即为“川盐人滇入黔”，遂又有“引岸制度”，即为“以滇黔两省为边岸，行水引10685张，陆引25293张，谓之边引。以本地各属及湖北拨销川盐之八州县为计岸，行水引19493张，陆引112390张，谓之计引。统计额行计水引30178张，陆引138269张”(181)。在“引岸制度”下“商有定名，销有定岸，民无淡食”，“盐务为之一兴，历数十年而不败”(182)，成为清廷对川盐运销管理最成熟的时期。
计口授食和引岸制度的实施为陕西盐商弃淮赴蜀，挤入川盐运销提供了难逢的历史机遇。因为，一方面陕西商人在明代淮扬盐场经营盐业百余年积累了雄厚的资金和经营经验，进入清代后，因徽晋盐商的夹击在两淮盐场发展受阻，意欲寻找新的投资领域，以避实击虚，再展雄风。另一方面，当对川盐实行计口授食专商制度时，四川当地人民由于战乱和灾荒，生活贫困，“本地之商殷实者少”(183)，无力承担投资巨大的盐业运销，“川中民贫，鲜资所移”(184)，加之川省长期封闭，风气未开“富民多不解贸易”(185)，“蜀人不谙行盐”(186)，“辄招他贾承引配盐”(187)。在这种情况下，陕西盐商以老练成熟地商业目光；紧紧抓拄这一难得的市场机会，弃吴入川，创造性的运用“租引代销”法挤入川盐运销，“陕西大贾习盐业者，入蜀转运行销”(188)，使雍乾直到道咸年间川盐运销大都由陕西商人包揽，一手促使成了川盐运销数百年的繁荣。
第三，川盐产销的丰富利润是促陕西盐商入川经营的直接动力。在封建社会盐是最能获利的大宗商品，进入清代后川省人口增加很快，从顺治十年的80480人．到乾隆元年增加为3267150人，增长了3959.6％，嘉庆二十四年人口增长为25665000人，居全国第二(189)。人口增长，对盐斤的需求进一步增加，使川盐本轻利重，营销川盐每每获大盈利。乾隆年间严如煜曾对全国盐场的比较成本有过一个比较全面的分析，他说：“海滨煎盐，取薪草荡；蜀井开近山林，有煤有火出自井其煎熬视海盐为易。潞盐风过而扫，蒙盐水中自捞，其成盐易，而西北陆运以肩挑以骡驼行数百里千余里贵不赀，川盐则处处运以舟，淮盐亦以舟运，而溯流而上，不如川盐顺流而下便当”(190)，他得出的结论是，川盐“工本过脚既省于海盐，故其价常贱而销售甚易”(191)。大利所在，人争趋之，成为刺激陕商入川业盐的内在动力。加之川盐入-黔入滇量大价贵，更是获大利的俏路货。贵州素不产盐，历来靠外省盐斤接济，清初贵州对食盐的需求迅速增加，使川盐入黔有独特的优势。康熙年间，在价格方面，“川盐价贱，每斤不及三分而滇盐价重溢于四分三厘之外”(192)；税额方面，“每盐百斤，滇课一两六钱，税银六分三厘五毫”(193)，而滇盐“课税较诸川盐课税，相去20余倍”(194)；在运输条件方面，淮盐“由汉到黔程途遥远，盘费浩繁”(195)，川盐则具顺流而下之便，加之川盐较之滇盐更能适应贵州人民的消费偏好“令食川盐则交相称庆，令食滇盐则环庭泣诉”(196)。这些因素使得川盐在贵州比本省更能获利，运销川盐入滇入黔大利所在，巨大刺激了陕西商人入川经营盐业的积极性。清康雍后，大批陕商涌向四川，关中人把去四川经商的称为“川客”，这样的“川客”各县均有。渭南县“东北乡孝义一带，多贸易川省”(197)；礼泉人到外省经商不是到四川就是走甘肃(198)；泾阳“其乡之娴戚子弟从而之蜀……十居六七”(199)，三原“商贾大利则盐茶，小亦负贩，数年不归”(200)，使陕西商人的足迹遍布川、滇、黔各地，其中最集中的是成都。清代此地建有陕西会馆两个：“陕西会馆，治南陕西街与三官堂同，建嘉庆二年……一在县北六甲二十五里三河场，乾隆五十二年建修”(201)，还建立了与商业有密切关系的陕甘公所和义地、公墓，“迥龙山义地二区，各五亩，甘露亭，露泽寺，陕民公墓”(202)。雍乾时代陕商大规模投入川盐运销后，关中各县都出现了在川经营盐业的大商人家族，同光时期陕西著名的大盐商泾阳是安吴堡的吴家，三原县东里堡的各盐商，渭南故市板桥的常家、孝义镇的赵家、严家、乔家；大荔沙苑的温家，富平庄里镇的张家，据计他们的资产都在百万两以上，都是在四川经营盐业发的财。
第四，明代陕西商人入川贸易和清代陕西商人的反清意识是陕西商人弃吴入川的历史和政治基础。清代陕西商人所以选中四川作为新的投资区域还由于从明代以来就有大批商人入川贸易，使陕西商人明代以来在这一地区就很有实力。《全蜀经略志》卷一中说，明代万历时川省“为盐商者，多系山陕人民”；户县人王儒成化时在巴县为官，凡“里人来巴者，亦捐赀使贾为食”(203)，万历时咸宁人王之鼎为夔州知府，经他救护在夔州的陕西商人就有几万人(204)；并且明代贾蜀的陕西商人多与关中陕商有亲缘关系，如三原温纯之父温朝凤，万历时“挟资甚微，顾独饶心计，下数年息十倍……尝贾蜀”(205)，后温氏家族一支因“曾大父廷秀贸易入川”(206)，而在成都繁衍下来，这些为清代陕商大规模入川准备了历史人文基础。加之清初陕商的反清复明意识，也使他们选中四川这个天下乱先治后的封闭地区做为积蓄力量的休整生息之地。所有这些历史因素的综合，最终促成了清代陕西商人在川盐运销领域的胜利进军，形成清代陕西盐商在四川“柳暗花明又一村”新的历史格局。
清代陕西商人在川盐运销领域的胜利进军，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清初许多陕西商人入川先经营钱庄、字号和典当业以积蓄资本，从而使“四川省之典当业，在前清时颇称发达，当时董斯业者，大都系陕西帮”(207)，由于陕商经营的钱庄、字号“组织严密，办事认真，加之当时人民俭朴，十当九赎，不愿当死，故每年皆有盈余”(208)，到雍乾时他们已发展成为拥有雄厚资金的商业高利贷资本集团，掌握着四川社会金融大权，所谓“川省正经字号多属陕客”(209)，并且“此种字号各县均有”(210)。如：
三原第五君“贾于四川之富顺县为典商……执估衣铺领袖”(211)；
遂宁县“前清当商以定一，珍益、谦益三号资本为最雄厚，然皆陕西人也”(212)；
三台县的当铺“一名利川，一名泰昌，皆秦人于康熙三十六年开张……两当获利最厚，每年运回陕西之数莫可限量”(213)；
涪陵的当铺“乾隆时多为陕西人挟资而来，放债剥利，布满樊家巷，其中以公质、和兴两当店最大”(214)
成都仅三原泾阳二县人开的当铺就有48家(215)。
自流井“有典当业大概开始于1800年间，那时陕帮商人在自流井牛氏卷(今安全卷)开设了第一家当铺，获利很大，本地及荣县、威远的富商大贾及地主老财，看到眼红”(216)，到雍乾时从1家发展到8家，自贡市的“八店街”便由此而得名；后来又在贡井设分号“在天池寺山下灰包山一带，当时陕西人所经营的八大号都设有子号，街市的繁盛区是老街子，逐渐发展到新街”(217)，成为自流井盐业资本调剂的实际操纵者。
陕西商人从事钱号和典当业获得高额利润后，康雍时开始投资于川盐运销。康熙二十五年开始有零星陕商来自贡运销井盐，在自流井卖“菠盖盐”(218)，但当时尚未有富商大贾从事盐业贩运的。到雍正三年实行“计口授食”新的盐业政策后，才为陕商大规模挤入川盐销售铺平了道路。因为，实行“计口授食”政策后，按人口日均食盐数分配引张，并由“地方官就地招商领引，运回本境行销”(219)，这便形成运销川盐的“引岸专商”制度。而当时川省本土商人，资金短缺，无力承担耗费巨大的盐业运销，在清代盐业运销是资本占用数量极大的经营项目，“从前商运行盐于各岸设号售盐，必于各厂设号购盐，又复沿江设号雇船拨运，前盐末销即须赶运后盐，后盐未到又须赶购后盐，随销随将所售银两寄厂，辘轳周转以资接济，在厂在途在岸各占一副资本，有三万之金始能行一万金之盐。各商资本虽厚薄不同，大要必由数万至十数万金方足开放一号，此商运大概情形也”(220)。这对“向因地方瘠苦，民鲜殷寔”(221)的川省商人来说，自然无力承担；二则川省长期闭塞，经商行贾未形成风气，人们对盐业贸易不甚熟悉，“川人不谙行盐”也使川省商人不便承担这一风险巨大的经营业务，他们只得将所领引张就地出租“招商承引”，“鲜有自行配运者”(222)。这对于在川省经营钱庄、典当拥有雄厚资本并从明代以来就长期从事盐业贩运积累了丰富业盐经验的陕西商人来说无疑提供了求之不得的商业机会。他们以陕西商人特有的善抓商机的敏锐目光，牢牢抓住这一机遇，乘机而入地挤进川盐运销，向当地富商“租引代销”，即“运商行盐必先向座商租引……每引一张约十余两二十余两不等，由商总租收，作为课税羡截领缴行费及地方官吏提课规费商局公费，下余之数不过二两，由商总分交各座商谓之引底”(223)，然后赴井场配盐运销。通过这种创造性的“租引代销”法使陕西商人开始把川盐运销掌握在自己手中，本地“座商徒拥虚名”(224)，由此进入陕西商人大规模投资并垄断川盐运销的历史时期。
乾隆九年改拨川盐接济滇黔两省民食后，川盐济黔济滇，使陕西商人更把川盐运销业务扩展到四川以外的更广大领域。就川盐行黔而言“由永宁县前进者为涪岸，由綦江县前进者为綦岸”(225)，“四岸行商各十余家，悉是陕西大贾”(226)。同光年间，太平天国革命使江南糜烂，淮盐入楚受阻，清廷即调川盐济楚，陕西盐商又携带盐船沿川江而下，运销湖北。由是陕西盐商在川、滇、黔、楚四省的广大区域内，携带盐斤，水陆并进，纵横驰骋，莫不得其所欲。他们在各厂设号购盐，在沿江设号雇船，在各岸设号售盐，水运则“三秦客友，运榷黔滇，连墙万船，出没于穹渍窳桑之间”(227)，陆运则肩挑背负“行商自岸入黔，节节开设子店，每店动需一二万金，沿途以盐盘盐，到店则散发小贩，趁乡零售，按关收账”(228)，仅陕商刘绍棠，人称刘五老陕，田荆荣二人与川商李友四堂合伙在贵州仁怀所设的盐号“协兴隆”就拥有子号70余家，分布在仁怀到贵阳间的各州县”(229)，渭南孝义镇的严家在四川犍为五通桥有乾记盐号，赵家有元记盐号，二号规模很大，既经营盐坊又办运销(230)。赵家在自贡和涪州还有盐号，叫“恒盛源”，前清云南、贵州的食盐严赵两家都参与包销(231)。此外贵州江口一地就有陕西泾阳商人四百名(232)，他们不少人是盐业的经营者。八店街的陕商苏家在仁怀厅有二十多家字号(233)。到乾隆年间象“协兴隆”、“恒盛源”这样的陕商盐号盐店在川中就有152家，其中仅自流井一地就119家，他们于1736年在自贡集资兴建了富丽堂皇的“西泰会馆”。初修时耗费5万两白银，均由各家盐号捐资，捐银最多者达3000余两(234)，作为陕西盐商的活动中心。而且依照地形还别具匠心地将会馆建筑设计为船形，寓意欲将四川银子运完之意，充分显示了陕西盐商在川盐运销领域的雄厚实力。
川盐入黔入滇，销畅扩大，加之井盐产地亦发生变化，雍正时规定的“商有定名，销有定岸”制度便难以为继，必须实行“改配”。如清初川盐生产以射洪为最旺，配引亦最多，射洪属于潼川，当时有“潼引”之称(235)，乾隆中期“潼商歇业，陕商接充”始配运犍富两场盐斤，“至道咸间，射厂渐衰，犍为继起，潼川遂改配犍为，同光时……富荣大辟井灶……产盐日旺，驾犍盐而上之”(236)，计岸又主配富荣。川盐产场改配，使陕商运销川盐业务更具有灵活性和自主性，他们可以根据食盐市场供求变化进行自由运作，“察地方之光景，改配引张之多寡”(237)，“有利则行，无利则止”(238)。若需求良好，则“所配盐井，不特浮于定额，且有重照两三次”(239)，而本地座商贪得引利“西商之增引于彼无涉”。川盐改配增引进一步扩大了陕商的业务范围，获利更巨，如改配犍盐后俗有“千猪百羊万石米，不及桥滩一早起”(240)之谣，即在犍为盐场桥滩一个早上贩盐所赚利润可与贩千猪百羊万石米的利润等值，所以当时有“金犍为银富顺”之称。到嘉庆中盐务最盛时“总计边额行水陆引168470道”(241)，仅清政府一年所收的“征税羡截银296000两有奇”(242)，“西商各处设立行号运销资本合计不下千万”(243)，在川盐运销领域达到最鼎盛时期。
川盐运销的丰厚利润，使陕商迅速积累起巨额财富，到乾雍年间仅自贡八店街的八家陕商字号就已掌握着自贡盐场流通资本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但陕商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挟资以伺，等待时机准备将运销川盐的流通资本大规模的转化为井盐的生产投资，以实现井、灶、枧、号一体化经营，朝着商人支配生产的革命性方向发展。
陕西商人投资井盐生产是从雍乾时期发韧的。当时陕西商人在主营川盐运销时亦开始向川盐生产领域渗透，如康熙年间，就有陕西商人到自流井投资开凿井盐，当地奸商便将卤水灌入废坏井中，冒充好井卖与陕西客商，岂料陕西客商接手后竞奇迹般地推出了卤水，结果他们都发了(244)，乾隆年间陕西商人在自流井开凿“磨子井”的经历亦可曲折反映他们早期投资的情况。“磨子井真有其事，是秦商开的一口气井，被人们称为‘火井王’关于它的开凿故事引人入胜。乾隆年间，有位陕商在自流井凿办盐井，经历三年而不见功，此时办井者家产已尽，无力继续凿办，于是把井基处的磨子值当百文钱，购来米豆，就用其磨子推了一顿豆花饭，权作散伙的答谢。工匠们吃过饭后，有人提议加凿试试运气。没料到几凿下去，竟能穿脉见功，众皆大喜，办井者更是喜形于色，连呼‘就叫它磨子井’，后来这口井成为能烧300多口盐锅的高产气井”(245)。这说明当时陕商投资凿井还是独资，后来有的陕商又把这种办法推广到别的产盐州县，如乾隆时“陕西商人支千裔来郁(彭永)凿新井，仿自贡盐场收卤方法”(246)。但总的说来．雍乾时代陕西商人在自流井盐场的投资凿井尚属初创，还需要有一个摸索和试验的过程。直到嘉道年间陕西商人大规模投资井盐生产的条件才进一步成熟。
首先，自流井盐场余盐销路的打开刺激了陕商投资井盐生产的积极性。在引岸专商制度下“商有定名，引有定岸”不得潜越违制。而清初川中各产盐场“以射洪为丰旺，配引亦最多……至道咸间，射厂渐衰，犍为继起，潼川遂改配犍为”(247)。自流井所产之盐尚未纳入国家配运纲册，这使自流井从开发之日起就存在一个市场问题。由于没有指定运销盐址，自流井所产之盐除补充富顺县额定课引数外，余盐问题十分突出，有资料说乾隆五年自流井盐场余盐已累计有千多万斤(248)。能否为这些余盐打开销路就成为自流井盐场存亡兴衰的关键。从康熙以来就到自流井从事食盐贩运的陕西商人在运销川盐中发现计口授盐地区广大农村喜吃咸菜，有的地区特产咸菜因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逐渐成为商品，如涪陵榨菜、宜宾芽菜以及古蔺老梭鞭等，腌制这些咸菜的盐按“斤盐称(10斤)菜”计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又是在计口外的原料盐，如此广阔的盐市场，不啻是自流井余盐的出路。于是运商们引导自流井各盐场生产一种适销对路的“火花盐”，这种盐色白粒匀，溶速适中，清洁无杂，是腌制咸菜用的上品，很受用户欢迎，从此为自流井盐开辟了一个计引外的广阔市场。同时在乾隆九年准许川盐入黔前，贵州的广大地区，峰峦叠嶂，交通不便，民众常受缺盐淡食之苦，虽清廷将黔边列为淮引销地，但引商因牟利不丰，路遥逆旅，吃不肥反而累得瘦，以致盐不到岸，贵州“穷夷则概食山菜所酿辛酸之物……竟不食盐”(249)。自流井的盐商们抓住这一缺口，开发出一种适应贵州山民饮食习惯的“锅巴盐”，这种盐成块状，不易溶化，便于运输贮存，深受黔边市场欢迎，为自流井盐开辟了另一个边引外的广大市场。自流井盐商(主要是陕西盐商)这一系列新岸创销活动，终于为自流井盐打开了市场，有力促进了自流井盐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据鲁子健《清代四川盐业史资料考释》载，富顺盐场康熙时仅有盐井34眼，到乾隆的更发展到382眼(250)。自流井盐业市场的开拓和生产的发展，使长期以来主要活动在自流井的陕西盐商们看到了希望，刺激了他们投资井盐生产的积极性，因为“秦商做生意的宗旨是赚钱，他们的主要精力用在商品和市场上”(251)，只要有市场能赚钱他们就敢于投资，这是促使陕商投资川盐生产的内在动力。
其次，自流井盐场资金匮乏是陕商投资井盐生产的物质条件。嘉庆年间自流井盐业生产发展起来后，碰到的另一困难是资金短缺，川人资金存量匮乏。一方面这是因为井盐生产是中国古代盐业生产中技术最发达的产业，凿井、通规、灶煎均需巨额投资，其中“开凿盐井费最无定，其凿至百数十丈出黄水者约需银七八千两至一二万两不等，凿至二百数十丈至三百丈内外出黑水及井火井油者，费银三四万两到七八万两不等，且有因落锉补砸及各困难事，工至数年费本数十万两竟不成者”(252)。而井灶亦所费不赀，“每灶一座需设备本四百金，如地基灶房井火隐火预租交关盐锅铁器等项需运转本二百金，如月租水价锅炉消耗及黄豆篾器等项共需银六百金”(253)。通计“常年用费上井三万金，中井二万金，下井数千金或数万金，大灶每口三百六十金，枧三万六千金，此就普通常例约略而言之”(254)，投资如此高技术产业非腰缠万金音无敢涉足。另一方面，川中清初期百和业凋散，资本存量匮乏。清初“承大乱之后，井灶已废，人民开复，然廖廖无多，在川南者则只富顺、犍为，皆系贫民聚集经营，借谋衣食，所产极微，人烟稀疏，销亦甚少，并无富商大户”(255)。自流井开发初期，当地富人多以土地作为主要投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自贡盐场运作资金的短缺。这说明能否招来外部资金将对自流井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起关键作用。而此时最有希望和能力向自贡盐场投资的莫过于陕西商人。因为“陕人资本厚，精心计”(256)。他们在从事钱庄和川盐运销中积累起雄厚的资金。有人估计雍乾年间自流井市场上流通的资金有八千多万两，其中百分之八十掌握在自流井八店街八家陕商字号手中。并说在八店街“流通现金，立可集数十百万”(257)。因此自贡盐业的发展少不了陕西商人的钱。当自流井盐业发展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时，便为陕西商人进入井盐生产提供了缺口，推动着陕西商人顺时趋势把贩盐利润和钱业利息转化为生产投资，这是嘉道后陕西商人大规模投资井盐生产的重要物质基础。
其三，咸同年间的“川盐济楚”成为促成陕西商人大规模投资井盐生产新的动力。咸丰三年太平天国革命军攻占南京后，淮盐不能运销到楚，两湖人民多受淡食之苦，清廷只得采取“川盐济楚”的政策，调川盐入楚接济，为四川盐业提供了飞速发展的良机，全川各产盐区“广开井灶，凑集丁夫，产盐之所较之向年增多数倍”(258)，仅富荣盐场一处近市凿盐泉之井者，棋布星罗。全省年产销总额八亿斤有奇，销售区亦扩大到本省146县、湖北40县、湖南6县，云南10县、贵州76县，陕西30县(259)。自流井首当其冲盐业生产迅速发展到鼎盛时期，“大开井灶，并办深井，及于火脉，火乃大升，盐产日增月旺”(260)，有力推动了陕西盐商在自贡盐场的投资。
这样，至迟在嘉道年间，陕西商人开始大规模地投资四川井盐生产，而这一时期陕商的投资又主要集中在自流井盐场。因此，他们是自流井盐场早期开发的主力军。
翻开自流井盐场的发展史，到处可以看到陕商拓荒者的足迹。
据自贡市老工商者黄植青先生根据自己一生业盐的经历所撰就的回忆文章得知：自流井在咸丰年间就开始兴旺，井密如毛，主要是陕西客帮经营的，这大都是一些大口浅井，到光绪十几年(1884—1893)因蒋家沟二寸七八到三寸四五十子的黑卤井出现，就遂渐归于消灭。盘蟹沟在同治四年已很兴旺，以前陕西客帮在这里做了几十丈深，口径二寸四、五的井，以后逐渐做到二百多丈，这里有李友四堂的联珠井(与陕商合办——引者注)，日产黑卤几十担，陕帮的咸德井日产百多担，火也比较多。珍珠寺陕西客帮在尚义灏附近锉有一百多眼井，光绪13—14年(1867—1888)极为旺盛，光绪30年左右因井老水柘火熄而逐渐衰败(261)。
贡井盐场的兴起也与陕商有关，据吉润卿先生回忆“贡井场在老早以前，开灶遍布于天池寺山下……一般是井户‘就井设灶’，由井户自己经营，当时叫作‘自办煎烧’……在天寺灰包上一带当时陕西人所经营的八大号都设有子号”(262)。
把自流井盐场与贡井盐场联系在一起的还是陕西商人。同光年间自流井盐场火旺于卤，贡井盐场则卤旺于火，“光绪二年李德山创大生视，把贡井的卤水枧到自井，每天过水三千多担。据说卤水枧创办于老陕，后来资本雄厚的盐商都自办卤枧，当时有十大枧”(263)。可以说是陕西商人一手促成了自贡市盐业的崛起，这种历史评价也许并不过分。同时陕商在建乐盐场的势力也很盛，咸丰年间“犍乐盐场专门生产济楚花盐的有十大灶，陕商就控制了其中的六大灶(264)。
这些口碑资料可以与当地文史资料和今人研究成果得到互相印证。《四川盐法志》卷首·圣渝载“查川省各厂灶，秦人十居七八，蜀人十居二三”，该语系圣谕所载，恐非虚话。自贡市档案馆编撰的《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中大量载有陕西商人租地、接逗的契约材料亦是极宝贵的历史史实。就近人研究成果来说，冉光荣张学君先生在其所著《明清四川井盐史稿》中指出：“乾嘉时期，商人、高利贷者，特别是陕西商人，利用他们的巨额财富，投资于井盐的生产，‘做下节’、佃煎、购买或兼并‘日分’与‘锅口’四种”(265)，“富荣盐场较之其他盐场而言，外商，尤以陕西商人势力强大”(266)。钟明冰主编的《中国自贡》一书“自贡盐场的陕商”条中指出“嘉庆以后，陕商开始逐步投入井灶生产……成为自贡盐场占有井灶的一大集团”(267)。宋良曦在其所撰《自贡地区的钱庄票号与盐业发展》一文中亦指出陕商在自贡投资井灶，与王三畏、李友四堂发家合作开凿海顺、海旺、实洪等灶……在这里经营的盐井多达100多眼”(268)，这些材料都充分证明了“秦人也是自流井的开拓者”的历史地位。
在清代中期，陕西商人在自贡盐场投资开设的井灶，大都是产量极高的高产卤气井，在自贡盐场居于技术领先的地位。如“陕西商人在尚义号凿有上百个的眼井，其中以天然气井磨子井最为有名，日产量达十五万立方米，有‘火井王’之称”(269)。陕帮刘子康的洪源井也每天喷过千多担水，有六百多口火；又如陕帮的洪富、实洪等井都各有二百多口火，而且都是三百丈的深井”(270)，其他如三生井、发源井、三秦井亦都是高产气井。这里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陕帮锉办发源井(亦称广元井)锉到豆渣岩层以下没有再做下节，由井口技术工人宋其江介绍盐商李伯斋租佃复淘推汲，结果发现了盐岩”(271)，为自贡盐场生产发展上一个新台阶准备了物质技术基础。
在清代中期，陕西商人除了自己独立投资开设井灶外，还常采取“合资”的形式与当地富商联合开发盐井或共办井灶。因此在清中期垄断自贡井盐生产的当地富商“李王胡颜”四大家族，或是借助陕商的财力或是得到陕商的扶植才得以发家致富。如李四友堂的发家就是因为其创始人李维基道光七八年间到成都应乡试，结识了陕西典商兼茶商的高某，高投资三千两与李合资租佃联珠井，利润突增至数倍，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李友四堂独资经营和控制的水火井已达百余眼，火圈八百余口，日产卤水数千担，还与陕商联合创办了“大生枧”和“祥兴泰”盐号，成为拥有井、灶、枧、号，资本逾百万的大资本家族(272)。王三畏堂发家亦是因为其创始人王朗云在道光十八年以其家族扇子把的土地作为投资与陕西商人合资开凿新井或加深废井才得以发达起来，到咸同年间成为集井、枧、灶、号于一身资产达数百万“富甲全川”(273)的盐业资本家族。而“颜桂馨堂”其发家虽系独立投资，但到颜晓凡执政(1816—1874)时期，改“年限井”为“子孙井”后，进一步刺激了客商投资的积极性，而在这些“客商”中陕西商人当不在少数”(274)，因此颜家的发展出与陕商有千丝万缕地联系。在井盐生产上陕商与当地富商的联合开发，使陕西商人不仅为富荣盐场带来了资金，更重要的是为富荣盐场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具有开拓性质的经营形式和经营思想，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创造出古代极富于中国特色的“契约股份制”经营模式，开了中国股份制的历史先河，这不能不看作是陕西商人对中国经营管理做出的最出色的贡献。并且在自流井“四大家族”崛起后，陕西商人的经济实力仍在其之上。李四友堂和王三畏堂兴起后，在自贡盐场已是很有势力，人称“河东王，河西李”，并流传着“你不姓王，你不姓李，老子不怕你”的俗语，足见其强霸一方的地位，但唯老陕不怕他们。自流井文人曼因在其所著《自流井》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有一个老陕到自流井来办井，井没办穿，钱已用尽，只得将井佃给本地人，回家再弄钱去，老陕一走，井可办穿咧，老陕再来，佃井的人翻脸不认这笔账，老陕有点无奈，官司便打到王四(王朗云)那里，王说‘不晓得’。老陕一怒之下，抱着带来的银子朝省城跑，买了一个县知事——指名要富顺县，上任以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拿王四，并把堂堂王朝云下狱收监”(275)。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陕商在自流井盐场所占的优势地位。
在清代赴四川自贡、犍乐盐场投资井盐生产的主要是陕西渭南、大荔、泾阳、三原的富商大贾，统称“川客家”。如渭南孝义镇的严家“在清代出了许多财东……除在陕西以外，又向四川发展，如四川自流井、五通桥的盐井和盐号”(276)。赵家在“四川也有盐井和盐号，咸丰时著名一时的赵渭南是陕西头号大绅士”(277)；使孝义镇从明代以来就形成“严、赵、乔、詹”四大商业资本家族，与自贡的“李、王、胡、颜”四大家族遥相呼应，他们之间，彼此经济往来很密切。如咸同年间，自流井富商李享家族与八店街陕商张、李二姓过往甚密，恰值甘陕大旱，自贡捐款赈灾，其当家人李振享明捐银三百两，又暗以件头散碎银两，派人送往陕西，察访门户，酌银投入，被周济者不下千数”(278)。大荔县清代在四川办盐井的商人亦不少。大荔禹家庄的禹得彦在“四川开设盐井，在西安有房地产和商业”(279)；大荔“北王阁新堡子姓张的，他家在四川开盐开，很有钱，新堡子的大王庙，就是他修的”(280)，“王阁村回民禹瑞祥，他在四川有盐井，村人称之为“川客家”(281)；“羌白镇的青池村有个回族大地主名温纪泰，在四川买有盐井，回回西迁时迫温家西行，但最后温家还是到了四川”(282)。此外，泾阳、三原的富商中在四川办盐井的人也不少，三原东关的胡历廉家在四川开当铺放高利贷，也有投资盐井的生意(283)；泾阳富户“刘、孟、姚、于”四大家族的姚家在四川也办有盐产，因此才成为泾阳的首富(284)。
凡此都说明，清代陕西盐商弃淮入蜀的策略是成功的。它使陕西盐商获得更大的回旋余地，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从而赢得了四川经营川盐产销的胜利。
二、清代陕西盐商的经营方式
清代陕西盐商活动的主要领域是川盐产销。因此，我们着重研究陕西商人在川盐产销中的经营方式。
清代陕西商人在川盐产销中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们在四川凿了多少眼盐井，产了多少盐斤，而在于他们以发展型和开拓型的市场观念为四川井盐产运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富于创造性的经营方式和管理组织，这才是他们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历史遗产。
清代陕西商人在四川经营盐业是从流通进入生产的。因此，先分析川盐运销的经营方式。陕西商人大规模进入川盐销售是在雍正三年“计口授食”之后，无论计引边引均“就县富民佥充商人”(285)，由于当地富民既“不尽殷实之户”(286)，又“多不解贸易”，往往将承办之引典于陕西各商，由陕西商人租引代销。“商遂划分为二”(287)，本商为坐商，将引张典于运商后便无所事事，只坐获岸担、引息，“每引张约十余两二十两不等”，世享其利。只是在引销疲滞时“任缉私之事，坐商辑私不力，则行商不肯典引，坐商无力，立致坐困”(288)。典商为行商，亦曰运商、引商，“任行盐之事”，他们“先向座商租引，然后赴井场配盐”(289)。并在各场设号购盐，在沿江设号雇船，在各岸设号售盐，往往集号、运、贩于一身，形成食盐运销一体化经营。他们按引在盐场购得盐斤后，雇“厚板船每只装一百二十包，为陕贾百余年之定规，多亦不能少亦不可，更无所谓夹私”(290)，由于“小河滩险，盐船须八九只为一帮，始能连*(左舟右宗)挽运……一帮约百数十人”(291)，蔚为壮观。乾隆朝自流井文人李芝撰《西秦会馆关圣帝庙碑记》中记述的“三秦客友，运榷滇黔，连墙万般，出没于穷濆窳渘之内”并非夸张之语。盐斤达到各口岸盐店分号后，或由他们“趁市镇赶集之期，零售食户”(292)，或由当地小贩“就邻近州县盐店贩卖转易”(293)，以解决民食之需，获取巨额盈利。
在陕商办的百多家盐店中，尤以陕商刘绍棠、田荆荣与李友四堂联合兴办的“协兴隆”盐号最为典型。而且“友四堂经营盐业的制度受了些陕帮的影响，在边岸行商业务上更是完全采用”(294)，分析该店的运销业务对了解陕商在川盐流通中的经营情况有直接帮助。
协兴隆盐号是光绪年间陕商刘绍棠、田荆荣与李四友堂总办李德山各出二百两银子联合兴办的经营仁怀边岸最大的盐号之一。其总号设在仁怀县城内，它的子号共70多家，分设于从仁怀到贵阳的沿途州县。每家子号不但自置办公房屋，储盐的盐仓和职工住宅，还在子号所在地自购田产，所收租谷足以供给子号全年缴用。
协兴隆内部管理采取的是陕商贯用的“东西制”经营方式，即东家出资，西方经营，掌柜从股东手中领取资本组织经营，称“领东掌柜”，负全部经营责任，而股东并不直接干预店务，实质上是一种承包经营责任制。有的掌柜仅从店内领取工资或薪水，可以自由跳槽或被东家辞退，称为“水牌掌柜”；有的掌柜因经营有方或与东家关系密切放计名开股或以人身为股份投资占有相应股份，叫“开股掌柜”或川语中称之为“带肚子掌柜”。这种“东西制”经营方式有利于把承包人的利益与投资人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实行风险共担，利益均分，从物质利益上调动经营人员的积极性，又有利于实行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的分离，股东只根据资本分享利润而不直接经营，掌柜则根据市场供求变化独立组织经营，决策集中，迅速组织运作实施，使企业经营有较强的灵活性，同时也有利于扩大股东的经营范围和德才兼备地选拔使用经营人才。正像马克思当年在论述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与土地经营权分离时所说的那样“在英格兰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土地所有者，可以在君士坦丁堡渡过他的一生”(295)，一个投资在四川省的陕西财东，可以在渭河边某个浓荫覆盖地村庄里尤然地享受他的人生。这种比之封建商业长期以来所实行的“家仆制”人身依附经营方式有较大历史进步性的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经营方式，早在明代陕西商人在淮扬经营盐业和在四川经营茶业时就已经存在，当陕商人川经营井盐运销时由于“川人不谙行盐”，他们自然驾轻就熟地把这种经营方式运用于川盐。协兴隆经营盐业就完全采用了陕帮的制度。因为“按照陕帮习惯，协兴隆每三年帖请股东到仁怀总号算帐一次，算帐时股东住号内，款以盛情……，算帐完毕提出银子六万两，三股均分，每股二万两，由股东自由支配。三年一帐，分红的制度由总号的掌柜严格执行。平时股东不得在总号或任何子号支配分文，也不得在总号或子号查帐。平时股东不得在号上住宿，既使是暂时的，也不得在号上吃饭”(296)，体现了两权分离，独立经营的精神。
而在协兴隆作掌柜的大多是陕西人，“陕帮掌柜的权限更大，掌握内外大权”(297)，店内业务是掌柜说了算，当时有两句俗语形容掌柜的经营者地位，“一千两银子的东家，八百两银子的掌柜”“只有满天飞的掌柜，没有满天飞的东家”。由于陕西掌柜操经营大权与东家利益休威相关，故“物质待遇处处优厚，分红上掌握占大股子，其他丘二(企业职工)依工资多少分摊。薪水上掌柜月一百两银子”(298)，当时协兴隆的陕帮掌柜，只要忠心耿耿为东家效力“工作三年期满，所得奖红也足够解决一家生活”。更不去说“掌柜的一切应酬费以及他雇佣的抬轿子大班，都由号上开支。掌柜应酬时穿戴的衣服、帽子也由号上提供，但鞋子却自备，因此有些陕帮掌柜的帽子和衣服尽管全新又极漂亮，而鞋子却补了又补，疤上重疤”(299)，很实际地体现了陕西人生活简约俭吝的人生性格。
陕西掌柜在协兴隆的业务运作上是非常成功的。主要体现出宽筹资金，注重信息，灵活经营的特色。由于川盐贩运量大路遥，资本投入和资本占用耗费甚巨“在厂在途在岸各占一副资本……大要必有数万至数十万金方足开设一号”(300)。所以协兴隆的陕西掌柜在企业资金运用上很注重积累，“每三年算帐，股东提出六万两白银外，所剩款项不论多少，全作总号营业资本”(301)。并且不是年年分红，而是三年累积分红一次，“每年从所获巨大利润中提出二成或三成储存总号”，三年后一竿子摊分，在此期间红利便可转化为投资，扩大了协兴隆的资金来源”(302)。贩运川盐“往来辐辏，云合三巴之间，转运轳 ，贯注南黔之半”(303)，山高水远，峰迥浪险，“风雨之驰骤，常觉祸福之无时”(304)，风险极大，因而必有足够储备金以应付突发事件。陕帮掌握对此了如指掌，“协兴隆仁怀总号随时储备银子十万两，非有意外急需，不得动用”(305)，这便保证了协兴隆财丰善贾，在资金凋度上有较大的灵活迥旋余地。
在业务经营方向上，协兴隆的陕西掌柜很重视了解市场行情变化，注重信息的传递和反馈，表现了陕西商人开放性经营的早期市场经济意识。在引岸制度下，虽然商有定名，引有定岸，但各地经年风雨不同，生产丰欠有别，川江潮起潮落，黔贵商情变幻不测，加之井场生产或咸水枯竭，樵薪难购，或人事反覆，旺欠无时，这些因素制约着行商经营盐业贩运每年租贷引数并非固定，而是“察地方之光景，改配引张之多寡”(306)。这便要求经营者必须严密监控市场行情变化，知变而修备，对各地商情了如指掌，才能因市制宜，进行灵活决策，取得经营主动。因此，协兴隆陕帮掌柜很重视信息的作用，“子号随时用信函向总号报告情况，总号也随时用信函指示子号的业务进行”(307)，“协兴隆总号同四友堂彼此之间随时有信函来往”(308)。这种“号信”制度使协兴隆做生意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对市场变化反馈灵活，每每能适时供销，扑捉有利商机。而信息有极强时空性，在时间就是金钱的市场原则下，信息传递速度往往成为信息效益的生命。难能可贵的是陕西掌柜在封建时代已具备了这种市场意识。在中国尚未出现近代邮政事业的条件下“消息的传达，货物的运送和款项的汇兑有所谓大帮担负起这些任务，信用昭然。协兴隆的两家大帮是麻乡约和长兴合”(309)，为了加快信息传递速度，除大帮外，协兴隆还特别重视“快脚”的培养和使用，这些专职信息传递人员，可谓神行太保，“他们体力好，走路快，上成都下重庆不分昼夜的赶路，两三天就把消息送到了”(310)，这种具有近代意识的信息传递反馈制度是保证协兴隆经营成功的重要条件。
协兴隆由于实行独立核算，能否调动从业人员的积极性成为业务兴衰的保证。协兴隆的陕西掌柜很注意从物质利益上驱动职工努力工作。除工资外尚有“奖红制度”，每年从盈利中提取2—3成存总号作为红利，三年累积一年摊分，除掌柜所得非常可观外，“其他大小丘二依工资大小而摊分的奖红为数不少”(311)，一般职工“储了千两银子的就很多”(312)。这种物质刺激调动了大小职工的积极性，运盐的船只从楚岸到川中往返途中失吉事件极少发生。在陕西商人的经营管理下，协兴隆业务兴隆异常，成为仁怀最大的盐号，仅盐仓每年存盐不下300万斤，贩盐利润成倍增长，每年要用自设盐警押送大量银两从总号到自贡，仅一次护送由仁怀到自贡的白银就有20多万两(313)。象“协兴隆”这样的盐店、盐号遍布于仁、纂、涪、永、沿岸各地，基本上都是陕西人经营或者实行的是陕帮的经营制度，“四岸行商务十余家悉是陕西大贾”(314)，便是这种情况的写照。由此可知，正是陕西商人为川盐运贩带来了一整套蜀人尚“不解”或“不黯”的符合川盐运销实际的开放性行盐制度，才带来了川盐行销川、黔、滇、楚各地二百余年的繁荣。
嘉道年间，陕西商人大规模投入井盐生产后，根据盐井生产的实际情况。创造出独资、合伙、合资等多种形式的投资方式。其中尤以与当地商民共同创造的“契约股份制”经营方式，走在了中国古代经营历史的最前沿，开创了中国股份制的历史先河。
陕西商人在井盐生产领域采取丰富多样的投资方式，是受自贡盐场资本、技术和历史诸条件的制约而逼出来的创造性。四川井盐生产是我国古代手工劳动条件所能达到的技术最为密集型产业之一。其生产要经过凿井、汲卤、煮盐三个环节，“夫盐井者。潜穿地穴，倒嗡洪涛，山泽通灵，水火特遭，熬波成石，溶液为膏”(315)。因此，无论凿井、通枧、灶煎均需投入巨量资本，清人李芝在其《盐井赋》中以文学化的语言对井盐生产的比较成本做了说明，他说：“河东盐地，地天所佑，安盐邑城，化工所为，无疏导之艰难，自流行于宇宙，兹则水火之所兼资，智力之所矫揉”(316)，即是说四川井盐生产不仅需要天然的水火兼资，更有待于人们的技术条件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形成技术、知识密集，才能实现“潜穿地穴，倒嗡洪涛”的资源开发目的，这便是“智力矫楺”的含义。这种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必然要求资本密集投入。就开凿盐井普通常例而言，凿至“百数十丈出黄水”的浅口井“需银七八千两至一二万两不等”(317)，凿至“二百数十丈至三百丈内外出黑水及井火井油”的深口井，“费银三四万两至七八万两不等”(318)，设灶一座需银千二百两，加上常年用费“上井三万金，中井二万金，下井数千金或数百金，大灶每口三百六十金，枧三万金”(319)。统而计之，井盐生产从凿井到投产，每井需银至少不低于14万两。如此巨量资本密集投入，当创办浅口井时独立投资或合伙开发尚可勉强为之，而当投资至数百丈的深口井时，技术难度愈大，资本投入量愈大，绝非一人或少数几人能够承受，必须动员社会闲置资金，“众人划浆开大船”，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走众人集资联合开发的道路，“未闻有一人独享一井之权利者”(320)。这种资本密集型投入的生产条件，迫使人们开动脑筋，创造出一种能够动员和征集社会闲置资金的社会形式，自贡盐场的“契约股份制”便是在这种投资背景下被创造出台的。其次，井盐生产因技术条件所决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亦要求人们能够形成一种前赴后继地投资机制。井盐生产是凿穿地脉，汲卤熬盐，其生产既受地质条件的限制又受当时技术水平的限制，本身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和由此而带来的前景变幻末测的风险。要而言之，其不确定因素主要有：凿井时间长短无定，投产后效益高下无定，井推事故发生无定，遂使投资者始终承受巨大的风险。简阳人樵斧在其《自流井》一书中集中概述了井盐生产的风险“有锉一二年或三四年而不见工者，有半途而弃者，有功亏一篑者，有甲办无成而乙接办则见效者，有旧废之井从新下锉又见功者。有水少须数日推一次者，有十余日始推一次者，有昔日盐头轻今又变重者，有盐头日淡而废置者。有将家产费尽而井不穿者，有另投股而始井穿者，有甫加入资本即见功者。本地井商皆言财运悠关，成功不可逆料”(321)。这些不确定因素决定着人们必须形成一种资本接力的投资形式，通过接逗、转顶、做节等方式前赴后继以分担风险，向资源进行韧性索取，这便是自贡盐场“契约股份制”被创造出台的经营背影。其三，自流井盐场开发初期的主客双方历史条件，亦推动人们互相挹注走上联全开发的道路。嘉道年间，自流井盐场因市场开辟，利润丰厚刺激了人们的投资热情，但当时的情况是，本地商民拥有资源产权，却因川中经济尚待恢复“所产极微，人烟稀疏，销亦甚少，并无富商大户”(322)，无力投资开发耗费巨大的井盐生产；而旅蜀经营典当或盐业运销发财致富的陕西商帮和其他客商，拥有雄厚资本存量，却无资源产权，并且主客双方都不可能在较短时间内自我完善各自的缺陷。抓住机遇的市场冲动和压力迫使主客双方发挥能动作用，创造出一个双方“资源优化配置”的方案，即实行主客互补，由主方出井地、房、厂、灶基，叫“一井三基”，由客方出资金、技术，联合开发，自贡盐厂的“年限井”乃至“子孙井”都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被创造出来的。这种联合开发，合资经营的投资形式，其入股各方的权利、义务均由契约形式被确认下来，这便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契约股份制”经营形式。
自贡盐场的契约股份制创造出台与陕西商人的活动息息相关，它也凝结了陕西商人的历史创造性劳动。如自流井较早的“年限井”就是当地富户王三畏堂的王朗云在道光十八年利用他家在扇子坝的土地产权吸引陕商投资开凿新井所形成的契约股份制经营形式。当时“双方订立契约，称为‘出山约’，实系租佃性质，契约规定，出佃之一方为主人，承佃之一方为客人，每井主方取客方押山纹银一般为四百两，主出一井三基(碓房、车房、灶房的地基)，客出资金凿办；井见卤水昼夜能推六十担，或见火能煎四十口时，主方即‘进班’，将全井分为三十班，又名三十天，也就是三十股，主占十二天，客占十八天，主客双方可以合作推煎，也可以各按日份单独推煎，双方推煎届满十八年后，即将客人所建厂房设备除盐锅牛支外，全部无条件交还主人，故有所谓‘客来起高楼，客去主人收’的说法。‘进班’后，除以盈余归还客方所垫讨的修建厂房费用外，按照日份分红。进班分红以后，如井老水枯火微，主客相商，复行下锉，锉费按照日分派逗；如卤不足六十担，或火不足四十口，叫做微水微火，即由客人推煎，以补偿锉井费用，但不得停锉；如果中途停锉，主人即无条件收回井眼及其厂房、设备，而先取之押山银两亦不退还”(323)。而自流井盐场“契约股份制”的另一种形式“子孙井”的出现，也与陕商的活动有关。因为还在康熙年间陕商投资自流井盐场生产时，“当地奸商便将卤水灌入废坏井，冒充好井卖与陕西客商”(324)，这里并非开凿新井而是接力复锉废旧病井，对陕商来说应是“接逗”或“转顶”，不存在“客去主人收”的问题，而是“子孙世享其利”。感谢自贡市档案馆，他们整理出版的《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保存和公布了这方面的原始资料，使我们可以实际窥探陕西商人参与创造这种契约股份制经营方式的活动全貌。在此不做赘录。
畅述这个比西方19世纪末才出现的有限公司股份制还早出一百年的中国特色的股份制经营方式，非本书所难容纳。所喜四川师范大学彭久松教授已有这方面的专著面世，研究者自可拜读(325)。本书作者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有世界意义足以使国人骄傲自豪的发明创造”(326)，主要是陕西商人与当地商民一起共同贡献给世界的一份珍贵遗产。考虑到自流井盐业开发初期“川人不解贸易”，“蜀人不谙行盐”经商风气未开的实际，这种以相当成熟的契约关系所规定的有复杂运作内容的股份制合资经营方式，更多的是由旅蜀的外地客商从外部输入川省并与川省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而在旅蜀的外地客商中陕西商人在自流井所占的比重最大，拥有的资金亦最雄厚，以契约股份形式投资盐井生产亦最早，创造这个有世界意义的发明应有他们的一份功劳。吴承明先生在其所著《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中就十分公允和客观的指出：“承佃地主土地开井并不限于陕西商人，也有本省的商人。同治初年有人说：‘查川省各厂井灶，秦人十居七、八，蜀人十居一、二’。这话可能有些夸张，但可以看出陕西商人在井灶经营中的地位和作用”(327)。治中国经济史者应有这种胸怀全局的开放心怀，省籍优越，地方保护乃是历史科学工作者最忌讳的思想方法。这里特别应提出的是，自贡市政协对自贡历史素有研究的川人何元文(笔名阿波)先生就曾多次撰文公正的指出：“西秦盐商的商品意识是很强的，他们有浓厚的市场观念，又会因地制宜，巧夺天功，创造出发展型和开拓型的商品文化”，“今天应公正地指出，山陕甘籍秦人也是自流井的开拓者”(328)。并且呼吁学术界“西秦钱商包括山西和陕西盐商，是自流井的开发者之一，他们尤其是自流井盐市场早期开拓者的主力……我们今天对待这段历史，不能以狭隘思想排斥山陕同胞，而应当明确他们开拓自流井的重要地位”(329)。这才是历史研究者应当效法的科学工作态度。
契约股份制不仅是一种经营形式，同时又是一种企业组织管理形式。与这种开放型集资形式相伴而生的是规范投资人行为和具体组织资本运作的管理制度，当时称之为“厂规”。尤其是在手工劳动条件下，所谓技术密集型产业主要是相对内部分工、协作和生产专门化发展程度高而言。四川井盐生产就是一种分工、协作和生产专门化比较发达的系统工程。就其生产过程而言，就包括井户、枧户和灶户三大部门。而井、灶、枧内部又有复杂的技术分工，清人温瑞柏在《盐井记》中有生动描绘“其人，有司井、司牛、司篾、司梆、司槽、司涧、司锅、司火、司饭、司草；又有医工、井工、铁匠、木匠。其声，有人声、牛声、车声、郴声、放槽声、流涧声、扬沸声、铲锅声、破篾声、打铁声，锯木声。其气有：人气、牛气、泡沸气、煤烟。气上冒，声四起，于是，非战而群嚣贯耳，不雨而黑云遮天”(330)。盐场“劳动家不下十余万人，牛马亦达数万匹”(331)。配置和协调如此复杂的分工和劳动人手，就需要相应的管理组织。而在自贡盐场是陕西商人与本地业主一起创造出一套分工严密的管理组织和管理制度，有效保证了自流井生产的正常秩序。
今天人们研究自流井盐场的管理历史，多以李友四堂的管理组织为有代表性的例证。而李友四堂的盐场是在陕西商人共同投资共同管理下运作的，李友四堂的盐场在早期是四友堂与高姓陕商的合资企业，因而“四友堂经营盐业的制度受了些陕帮的影响”(332)。在陕西商人的协助和影响下，李友四堂的管理组织分工细密，运作灵活，堪称历史时期的典范。
李友四堂的经营管理机构，最高层为总办，其下分大柜房、井房、大生笕、灶房、字号等下属机构。其中大柜房管田产，井房负责井的凿办与经营，灶房负责制盐生产管理，字号负责销售管理，由此而形成井、笕、灶、号一条龙管理体制。其运作方式是四大房代表于农历正月开会研究经营管理情况。会前，总办分别与井、灶、笕、号掌柜交换意见，提出经营方案并做出宏观决策，向各大号掌柜具体布置工作，以后各掌柜向总办汇报执行情况，听取指示。
各房又有自己管理机构，如灶房其管理的职员就有：掌柜、管帐、帮帐、总灶、坐灶、总签、散签、师爷、学徒、跑街、水外场等，各专其责，忙而不乱。可将其管理体制图示予下：
这套管理组织结构有两大特点。第一，管理责任分工明确，各有专责，分工细密，配合协调。如灶房各类管理人员的职能是：掌柜总管全灶一切事务，管账负责协助掌柜进行日常管理，帮帐是总帐的帮手，兼任出纳。总灶负责盐的生产管理，处理烧盐，捆盐、吊称等项业务，坐灶协助总灶管理生产，统管烧盐工人，看盐仓工人和桶子匠等，总签负责卤水配合，以保证质量，散签协助总签管理挑卤水工人，师爷负责外对接待应付场面，水外场负责采购卤水，跑街负责零物采买。各专其责，在掌柜领导下形成垂直管理体制，事权统一，便于集中决策，政令通达，对各种例外事件反应敏捷，体现了生产专业化发展对管理岗位责任制的要求。第二，由于各房业务方向不同，总办在对各房管理上实行分权原则，由各掌柜独立核算，自主经营，充分体现管理上的灵活性、自主性，以便于调动各房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如“灶上有理事焉，领东家本银，以办井灶及号，其名谓之掌柜”(333)，可见各房掌柜均系领东掌柜，自主经营，独立核算，“本地富商多于大安寨、三多寨两处住家……其场地所设之商号，则授权于管事以经纪之”(334)。这套管组织结构既有横向的垂直集中管理，又有纵向上的分权自主经营，体现了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管理原则。这无疑是陕西商人对川盐生产经营管理的又一历史性贡献。
四、清代陕西盐商的经营经验及其业盐利润
清代陕西盐商在川盐产运销领域能够取得近二百年经营的胜利，同他们以开拓性市场观念形成的符合川省盐业实际的经营经验有内在的联系。这些经验概括起来主要有：
(一)善抓商机，果敢决策，不断开拓新的发展领域。商场即战场，能否抓住商机，果断决策，抢先占领有利的前景看好的市场，往往是经营成败的关键。清代的陕西盐商能够禀承秦商汉贾“经商斗智”“以察尽财”的传统，做生意眼观六路，心怀全局，紧紧跟踪全国盐业市场的行情变化，抓住机遇，果断决策，及时调整自己的经营方向，寻找有潜力的市场，表现出很高的经营艺术。譬如清初因改朝换代，两淮盐场各大商帮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新的变化，徽商因尽占天时地利而得到长足发展，在淮场盐区出尽风头，晋商因与清廷的特殊关系得人和之助，急起直迫，使陕商在淮扬盐商因受徽晋两帮夹击而发展受阻。面对这种市场结构的急剧变化，陕西盐商沉着应变，他们不计较已有市场的得失，而是抓住川盐因战争破坏产销皆滞，资金短缺，蜀人又不谙行盐的有利时机，避实击虚，果断的实行“弃淮入蜀”的经营战略转移，抢先为自己在川盐运销领域占得了一席发展之地。结果化劣为优，不仅逃脱了嘉道年间淮商衰落的悲剧命运，而且为自己在川盐产销领域开辟了广阔的发展余地。
在川盐经营上，他们仍保持着这一经营作风。入川后他们一方面经营典当、钱业积蓄资本，另一方面挟资观望，等待时机。当雍正三年川盐实行“计口授食”的引岸专商制度后，本地富商资力微薄，不解行盐而纷纷典引出租时，他们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创造性的以租引代销方式迅速挤入川盐运销领域，牢牢地把川盐流通掌握在自己手中，携带盐船，由黔浸灌，在川、黔、滇、楚的广大领域内纵横阖捭，贸易莫不得其所欲，形成川盐“四岸行商……悉是陕西大贾”的经营优势，并把这一优势保持了近一二百年。在川盐生产上他们抓住自贡盐场产不敷供条件下井盐生产发展急需资金投入的市场机会，再次创造性的以“租山约”、“接逗”、“转顶”、“做下节”等方式，挤入井盐生产，对自流井盐场生产实行井、枧、灶、号的一体化经营，并以“川省各厂井灶，秦人十居七、八”的优势，在自流井盐厂早期开发中居于领先的地位，这些都充分表现了陕西商人机智果断地市场经营意识。
(二)解放思想，开拓进取，不断为川盐产销注入新的市场活力。明末清初当陕西商人弃淮入川，意欲在川盐领域谋求发展时，川省并不具备良好的投资氛围。川省虽为天府之国，但农耕为重，长江上游相对的封闭地理环境，阻碍了与外省的经济来往，自然经济的特色很浓，人们羞言贸易，不事经商，长期处于“不解贸易”、“不谙行盐”的闭塞状态，加上战争破坏，商业凋零，“蜀产消灭殆尽，货物不行”，“商贾亦稀”(335)，更加剧了人们的封闭心理。在这种不利的投资环境下，陕西商人顶住传统压力，解放思想，以浓厚的市场观念因地制宜，巧夺天功地为川省注入了一种发展型和开拓型的商品文化。他们头戴瓜皮帽，肩背钱搭子，以商人狡黠的目光搜索川省一切可能赚钱的领域，设字号、办典当、贩盐巴、鬻山货，到处投资，到处创业，所到之外无不冲击着自然经济的生活方式和传统等级制度的旧秩序，在三百年前川省的大地上确实括过一场商品经济的“西北风”，为川省商品经济的启动起了开社会风气之先的表率作用。这可从陕西商人在自贡盐场的活动得到证明。
在自贡，人们以盐都自居，当地人自豪地说“自流井的牛屎都是咸的”。因此，人们多留意批量产运，而对像指甲盖般的“菠盖盐”另售散卖不屑一顾。陕西商人到自贡后却敏锐地发现其中所包含的巨大商机，在自流井盐场尚未纳入国家盐运纲册之前，其产盐销路主要是本地和附近州县的民食之需，这是尚未发现的计引市场。他们做生意无论大小，能上能下，抓住这一机会，率先在自流井开盐店贩卖“菠盖盐”，当街零售，沿巷叫卖，为自流井带来了散盐零售的新型经营方式，自贡市牛氏巷的“八店街”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自流井盐场发展起来后，配搭富引，销路有限，余盐难售，当地人坐担叹息。精明的陕西商人则利用他们代配边岸的机会，在四岸沿途发现当地农村多喜吃咸菜，有的土产发展成为自给有余的商品，如涪陵榨菜、宜宾芽菜，古蔺老俊鞭等，腌制这些咸菜用盐量很大，斤菜称盐。而清廷“计口授食”只计人均日食盐，对这一计引外的原料盐尚未规范。抓住这一政策的疏漏，他们引导当地人生产适宜腌制咸菜的“火花盐”，很快为自贡盐打开了新市场。“锅巴盐”的创制也是如此。陕商在往黔滇贩盐途中发现川黔边界山区人民喜食块盐，而且块盐便于运输和储存。抓住这一市场需求，他们又引导盐场生产对黔贵适销的“锅巴盐”，结果为自贡盐场又开创了边引而外的新市场。可以说自贡盐场的“花色盐”基本是在陕商引导下发展起来的。
自贡盐场销路打开之后，川盐入黔入滇，但在清廷“引岸专商”制度下黔滇边岸市场向纵深发展却受到官府的严格限制，当时规定“边商均在川黔接壤设店发卖”(336)，不许越境贩卖。而陕西商人却敢于向这一政策规定发起冲击，他们硬是凭着秦人那一股负气尚勇，重死轻生的豪壮气概，锐意进取，冒死犯禁，携带盐船“直入腹地”，“由黔浸灌，而湘而粤而滇”(337)，一路贸易而去。到雍正年间，川盐的销区已扩大到贵阳、安顺、平顺、平越、思南、遵义等十府，约占贵州全省的十分之七，从而确定了川盐在贵州市场的垄断地位。
在自贡盐场生产投资上陕西商人更表现出敢冒风险，持筹胜算的开拓精神。康熙年间当陕西商人开始向井盐生产投资时，本地奸商见他们是外来客商，对当地情况不甚了了，便提前将一些废旧病井倒入卤水，充当好井卖给或租给陕商，想看看这些“土老肥”有多大能耐。可陕商做生意就是不怕亏本，敢于冒险，他们花大本钱把这些坏井买过来后，雇人复锉，结果大多数井都维持生产下去，有的因倒水引水使水线上涨，有的被重新整理出来，使许多陕商因此而发财致富，在自贡井场站住了脚跟。川盐济楚后，自贡盐场生产获得大发展，当地富商发挥拥有资源产权的优势，以地引资，他们只出一井三基即土地使用权，余皆分文不花，每凿一井先取押山银四百两，井成后占十二天，按股分红，推煎满期将井灶设备全部收回，叫做“客来起高楼，客走主人收”。由于投资风险大，条件苛薄，许多本地或外地有钱人都不愿干，怕投资一去无回，唯陕商敢干，他们与本地富商王三畏堂、李友四堂都是这样合作成功的。
陕西商人这种锐意贸迁开拓经营的市场意识，“川江水暖鸭先知”，为闭塞的川省注入了商品经济的活力，对带动当地商民经商致富起了“领头羊”的作用。在陕西商人业盐发财刺激下，“本地及荣县，威远的富商大贾及地主老财，看到眼红，也仿照陕帮办法”(338)，陆续办起了钱庄和盐号。“川人不善经营……居往日久，羡慕陕商，而以小资本尝试成功者，或川人之为陕商司柜存钞后，自己经营者”(339)亦有不少，这就是陕西商人对四川商品经济发展做出的最有历史意义的贡献。
(三)树立良贾形象，合谐外部关系，是陕商在川省生存、发展的重要保证。清代的陕西商人在川省是客地行商，久羁逆旅，远别家乡，淹留客地，借地觅财，因此很注重合谐与外部公众的关系，他们以皇都商人所具有的宽厚心态通过结缘各方，施财溥义，资助慈善为自己树立诚商良贾的形象，以营造祥和宽松的经营环境，这是陕商在川省能够落地生根，成功经营的重要原因。在川省陕商与当地富民关系甚密，自流井“王李颜鲁”四大家族都是借助陕商的力量才发的财，因此他们之间互有过往，“八店街的陕商每年要从家乡运来甘肃种大尾巴羊，常分送各家数只，冬至吃烫波全羊肉全羊席，动辄二三十味菜”(340)。后来陕西旱荒，自流井各富室纷纷解囊相助，还专门派人携带银两赴陕西挨门按户投送接济，成为古代商业公关史上的一段佳话。对本地一般民众亦注意济危扶贫，淡化主客对立。如三原商人第五君“就贾于四川富县，为典商……有土人雷万顺者夙称忠厚，日捡煤灰渣为聊生，君经与之旧衣资本营息，先后二年，略无负久获利百八十余金。忽无耗，又七年倏来三千四百金献君，泾问所由，曰别来赴井执盐业，此百八十余所获利也，君得其半耳”(341)；又如大荔商人赵弟魁“家贫少贾蜀，财东有冤狱，第魁激于义，为直之，旋即辞归，东主感其酬数十金”(342)。一些在四川经营致富的陕西商人，拿出资金在川省举办各种公益事业和进行赈济灾荒，造福一方，得到川人称善。如大荔商人董修福“游食四川，以白手起家，而修桥补路、建庙、济荒，川陕人莫不以善称。四川江油县雁门场口清水河，施渡船一只，船敝复置浮桥，今犹赖之”(343)。三原李迁佐“适蜀，重庆饥，倾囊数千金赐之。成都三义庙灾，火延数千家，男女裸体奔，又雨浃旬，阴使人每人予之金”(344)；三原马居正，乐善好施，“在成都捐义地数十亩，以葬客在无归者，建屋数十间，以居贫病残疾者，捐钱千余缗修梓潼桥”(345)，被蜀人称颂；渭南商人李忠义“间道赴蜀，直蜀时疫大作，即于锦城门舍药”(346)。这些便是在旅蜀众多商帮中蜀人不恶陕人，使陕商在客地经营平顺，营谋遂意的重要原因。
这些符合商品经济规律的经营经验，保证陕商在川省经营盐业中获取巨大盈利。食盐本是封建社会面广量大获利最丰的商品，在川省无论销盐产盐均可获巨利，由于封建社会利润多为人们讳言隐匿，我们尚未寻查到确切的材料，但从一些零星的资料亦可窥见其丰厚概貌。就川盐入黔来说，雍正时“川盐运至黔省，脚费既多，盐价不贱，每盐一斤，价值三四分不等”(347)，由于盐价贵，“黔边乏盐之地，以绳系巴盐入汤水，揽之略得咸味，仍挚巴起其珍贵如此”(348)。川盐济楚后，盐价奇昂“售价竟高达一斤银子一斤盐之巨”(349)，湖南一省“农民卖谷一石，买盐不到十斤”(350)，再加上从乾隆以来盐斤的不断“加价”，使经营川盐“畅销利厚”，行盐陕商莫不俱获大利，“行号运销资本合计不下千万”(351)，乾隆十五年修“陕西庙”时，一家盐商就捐银3千余两。川盐生产亦是大利所在，人争趋之。林振翰在《川盐纪要》中说富荣盐场“每盐一磅，费本仅一分，而售价四至五六分不等……是故蜀中开盐井，多有致富”(352)；光绪年间《重庆盐火井总论》亦曰自流井盐场“每盐一磅，赚钱一文，其人每年可煮盐三百引，则每年所赚，已得银一千五百两”(353)，清末简阳人樵斧《自流井》中曾对盐井利润有过说明“每日平均计算推水一百担，每担价银四钱五分，每月入水价银1350两”(354)，以每井平均投资不低于14万两计，推煎满18年，总利润应是每月入水银1350两X12月X18年=291600两，获盈利151600两，利润率应为280％，亦属重利投资，这便是陕商在巨大风险下为什么如饮狂泉，前踬后继进行投资的根本奥秘。
这些得自川省的盐业利润，除一部分被陕商用于在当地消费或置买田产，如与李友四堂合办“协兴隆”盐号的陕商刘绍荣，“在仁怀买了一座既大且险的山寨，自为寨主，在寨内大兴土木，建筑规模堂皇的府宅，养家丁自卫，还广置田产，年收租二千余石”(355)，成为赤水有名的富户外，相当部分被运回陕西，巨大增强了陕西的经济实力。清代陕西渭北几县有名的商业资本家族的兴盛莫不同在四川办盐井、盐号有内在的联系。如渭南孝义镇“居家万余人，巨室富户甲于全省”，其中严、赵两家更是全国著名的财东。严家功名大，也很有钱，他家在乐山五通桥办有“乾记盐号”，还办有盐井，成为陕西有名的富户。赵家银钱多，其发家的一个渠道就是在四川办盐号、盐井，垄断黔滇的食盐运销。因此“赵家在四川的生意很多，每年赚的银子都从四川运来，运的办法是人挑或是马驮，成群结队，总的很多，这些银两有保镖随行，所以叫‘出镖银’。一次镖银的先头部分已到家，后一部分仍在渭河岸上”(356)，银担子足足排了八里长。由于“赵家的银子都是大块的，搬运不易，所以埋在乔家的地里”(357)。赵家在孝义镇有建筑华丽的住宅，仅唱戏的“戏台就有七间房屋”(358)。所以同光年间陕西民间有《荒乱歌》，其词曰“孝义镇它本是渭南所管，赵老五也算是有钱富汉”(359)。还有孝义镇的柳家业是在四川发的财，“柳家在成都有当铺，有金货铺，以‘享顺’为号，仅成都柳家开的字号就有48座”(360)之多，渭南县焦氏在四川开设字号，咸丰时大获其利，因此明清以来，渭南有“严、赵、柳、詹”四大家族之说，人称“赤水的蚊子，孝义的银子”。
大荔羌白镇青池村的回民富商温纪泰，在四川自流井买有盐井，家资百万。温纪泰的母亲只看到粮食多，银子少，不开心，温纪泰道：“我家银子比粮食多”，引母亲到地窖里看，里面藏着铸成块形的银子有百万锭，他母亲看到后高兴的笑死了(361)。还有大荔的李文科“贾于蜀”，一次役数十人从四川携带“数百金旋里”(362)。三原、泾阳的富商大贾发财致富都同在四川做生意有联系。清代泾阳的“刘孟姚于”四大富商家族的兴起得利于四川的银子也不少。泾阳石桥东南川流村的刘家，石桥西南赵村的孟家“都在四川开商号”(363)，社树姚家”在四川、上海都有生意……以布店、当铺、茶叶三种为多”(364)王桥于家“在四川开有很多当铺……最有名的是‘恒泰盛’字号，堂名‘务本堂’”(365)，三原城南的富商刘映著、刘树棠、刘质慧、胡历金兄弟也都是当时有名的大盐商，家财不少于百万。还有富平庄里镇的张立基家也是全省有名的盐商家族，“前后累巨万而家乃益起”(366)，庄里镇的城墙就是张家捐钱修筑的，以一家之财力可以修一镇之堡寨城墙，足见其财力之雄实。
这些从四川运回陕西的银子，一部分被盐商们用于“盖房、置地、买小老婆”的奢侈消费，也有相当部分转化为生产性投资和被用于捐资慈善，救危扶贫以博取乐善好施的名声。清代陕西盐商在四川发财后，携资回乡购置土地的现象仍很普遍。这不仅因为“以商致富，以农守之”是陕商的千年古训，更因为生长在黄土地上的陕西商人们亦无法割断与土地的亲情联系，土地在他们眼里不仅是摇钱树，更是保险柜，购买土地既无水火盗贼之忧，又可取得比工商利润更为稳定的地租收入，常新不旧。因此仍有不少陕商把盐业利润转化为土地投资。如孝义镇严、赵两家的土地就不少，乔家的地更多，连赵家的银子都埋在他家地里。泾阳的刘孟“这两家都是大地主(367)。三原冯升麟“负贩粤蜀十余年间，积累巨万，归家以六百金献父，后造大屋，制沃土……食指繁衍，家中男女眷号约百人”(368)。大荔温纪泰更是有名的大地主，“他占有的田地很多，难以数计，家里的耕牛亦很多，相传有卖牛笼头的至(其)村，他全部买下，还不够使用。他家耕地时，牛马成群，如同过会。当地有一附近汉人村在演戏，但群众们不想看戏，而要看温纪泰家耕地”(369)，足见其土地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也有一部分得自川省的盐业利润在陕西转化为生产性投资(此将在后文论述)。
清代陕西盐商资本运动和利润去向有一个十分特殊的情况，这就是同光年间，当陕西盐商正值在川盐产运领域获得大发展时，却受到了两个方面的沉重打击。一是咸丰年间的黔省苗民起义“历二十余年，延蔓阖昔，地方全行糜烂，户口逃亡几尽，其时西商遇害者亦十之八九，遂各歇业不前，黔省盐务势以中绝”(370)。二是同治元年甘陕回民起义，使各大盐商在秦中“家产荡然”(371)，为了挽救故乡危急，旅川陕商不得不把大量盐业投资抽回陕西以重造家园，使大量盐业利润在接济贫困，捐资军饷，构筑堡寨中耗散殆尽。如三原温文俊“经商于蜀，同治元年花门之变，三原北关陷……全家遇难十余口，庐舍荡然，时公蜀闻讯…乃返里”(372)；三原刘元吉“服贾于川，为东里刘氏握算，刘氏以岁歉贫食，函川号索金救荒……吉毅然自冒刃怀金归逆旅”(373)。这些从四川抽回的资金和多年积蓄的盐业利润大部分都用于账济灾荒，因此同光年间是陕西盐商大规模在家乡举办各种捐输、赈济活动最频繁的时期。如渭南焦家同治九年“助饷五千金”，输“八千金筑村堡”，“筑县城输金数千两”，又“赈局输麦千石……输社仓积麦千余石”(374)，渭南李忠义赴蜀经商，回民起义期间“本镇建筑堡寨慷慨输百金并输赈济二百两，两次输义仓百余石”(375)，同治四年，清军破羌白镇又获藏镪数万余两金，泾阳武思澄“从九服贾于蜀……兵荒两次散给村人钱百数十千，皆焚其券”(376)。三原胡厉廉家“因有钱，所以拿出五六万两银子名慕壮丁守城”(377)。“各商店…前后曾经捐银子三十多万两”(378)，另外刘映著，同治元年“县设同德局捐银三千两…本堡防守、开壕、制具捐银三万两，完逋租，修渠堰，捐钱二千两，乱后散给阖县牛种，捐银二万四千两”(379)；刘树棠“同治元年，城防捐银二万五千八百两”(380)；刘质慧“同治六年防城守堡及邑中历次公款约捐数万两”(381)；胡历金兄弟二人，同治元年“城防捐银3万两，守备关城又捐银3.08万两”(382)。富平庄里张立基“捐大量的银子修筑了坚固的城墙，容纳了周围几十里逃来的居民”(383)。这些捐资活动使大量资本和盈利在兵荒马乱中被耗散殆尽，这就是进入光绪年间后陕商在川省大部分撤走，以致不能“重整口岸”的原因。
(134)谢肇淛：《五杂俎》卷五。
(135)《两淮盐法志》卷四十四，第4—5页。
(136)《两淮盐法志》卷四十四，第10页。
(137)《两淮盐法志》卷四十六，第14页。
(138)《两淮盐法志》卷四十六，第18页。
(139)《两淮盐法志》卷四十六，第8页。
(140)《两淮盐法志》卷四十六，第12页。
(141)泾阳县商业局：《泾阳商业志》第44页。
(142)李澄：《淮盐备要》卷七。
(143)王家屏：《复宿山房集》卷二十五。
(144)刘光蒉：《烟霞草堂文集》卷四，第2页。
(145)程嘉燧：《松园偈菴集》卷下。
(146)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
(147)参见拙作《十六纪以来中西方贸易通商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或《经济学文摘》1988年第1期。
(148)《江都县续志》卷十二杂记。
(149)《万历扬州府志·序》。
(150)《歙县志》卷一，《风土》。
(151)陈去病：《五脂石》。
(152)吴奇衍：《简论清前期内务府皇商的兴起》，《清代区域经济史研究》第225页。
(153)《两淮盐法志》卷一百五十七。
(154)《陶文毅公全集》卷十八。
(155)乾隆《富顺县志·序》。
(156)《明清史料》丙编第10本。
(157)嘉庆《四川通志》卷六十四。
(158)《清圣祖实录》卷三十六。
(159)李培林：《陕西移民入川》，《陕西地方志》1993年第2期。
(160)李培林；《陕西移民入川》，《陕西地方志》1993年第2期。
(161)李培林：《陕西移民入川》，《陕西地方志》1993年第2期。
(162)《户县乡土志》第3页。
(163)《康熙朝朱批奏折汇编》第8册，第871页。
(164)《阆中县志》卷三。
(165)《达县志》卷九。
(166)《三台县志》卷四。
(167)王沄：《蜀游记略》卷一。
(168)《四川盐法志》卷七，《转输》。
(169)赵珏玺：《顺治六年整饬盐务课税题本》《历史档案》1984年第2期。
(170)《皇朝经世文编》卷五十。
(171)《四川盐政史》卷一。
(172)王守基：《盐务议略》。
(173)陈然：《清康乾时期的四川井盐业》，《社会科学研究》1991年第2期。
(174)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
(175)《四川通志》卷六十八，《盐法》。
(176)陈然：《清代前期四川的人口与盐业》，《盐业史研究》1990年第4期。
(177)《川盐记要》第1页。
(178)李鉴因：《四川盐务史略》，《四川经济月刊》卷10第1期。
(179)《川盐纪要》第2页。
(180)《四川盐政史》卷五，第4页。
(181)《川盐纪要》第27页。
(182)《四川盐政史》卷五，第3页。
(183)《皇朝经世文编》卷五十，第73页。
(184)《全蜀经略志》卷一。
(185)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册第285页。
(186)徐珂：《清裨内钞·农商类》。
(187)《皇朝会典内纂》卷二十六。
(188)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册第285页。
(189)陈然：《清代前期四川的人口与盐业》，《盐业史研究》1990年第4期。
(190)严如煜：《三省山内边防备览》卷十。
(191)严如煜：《三省山内边防备览》卷九。
(192)《四川盐法志》卷九。
(193)《清盐法志》卷二，第46页。
(194)《清盐法志》卷二，第46页。
(195)《四川盐法志》卷十。
(196)《四川盐法志》卷十。
(197)卢坤：《秦疆治略》第12页。
(198)《续修陕西通志》卷一百五十九，《风俗》。
(199)《续修泾阳县志》卷八。
(200)《三原新志》卷四，第32页。
(201)同治《成都县志》卷二，《寺观》。
(202)同治《成都县志)卷二。
(203)康熙《户县志》卷七。
(204)康熙《咸宁县志》卷五。
(205)《关中温氏笔传集》，《温太公家传》。
(206)《温氏族谱附录》第5页。
(207)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第4章。
(208)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第4章。
(209)牛玉樵：《省斋全集》卷二。
(210)吕登平；《四川农村经济》第448—449页。
(211)《重修鲁桥镇志》卷七。
(212)《遂宁县志》卷七。
(213)《三台县志·食货志》。
(214)《涪陵文史资料》第1辑。
(215)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第54页。
(216)《自贡市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第147页。
(217)《自贡市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第308页。
(218)阿波：《清初自流井盐的市场开拓》，《盐业史研究》1992年第2期。
(219)《四川盐政史》卷五，第4页。
(220)唐炯：《四川官运盐案类编》卷十一，第12页。
(221)《四川盐政史》卷五，第99页。
(222)《四川盐政史》卷五，第99页。
(223)唐炯：《四川官运盐案类编》卷二十六，第6页。
(224)《四川盐政史》卷五，第9页。
(225)《盐法通志》卷六十，第2页。
(226)《盐法通志》卷六十，第2页。
(227)《西秦会馆关帝庙碑记》。
(228)唐炯：《四川官运盐案类编》卷二十六，第12页。
(229)《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79页。
(230)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第54页。
(231)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第54页。
(232)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第4卷。
(233)阿波：《清初自流井盐的市场开拓》，《盐业史研究》1992年第2期。
(234)《西秦会馆关帝庙碑记》。
(235)唐炯：《四川官运盐案类编》卷二十六，第12页。
(236)《川盐概略》卷三。
(237)《四川盐法志》卷十九。
(238)《四川盐法志》卷十九。
(239)《皇朝经世文编》卷五十，第73—74页。
(240)《四川盐政史》卷二，第9页。
(241)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册，第285页。
(242)彭泽益：《另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册，第285页。
(243)唐炯：《四川官运盐案汇编》卷一，第4页。
(244)阿波：《自流井盐业股份方式的历史形式》，《盐业史研究》1993第第3期。
(245)阿波：《自流井盐业股份制方式的历史形成》，《盐业史研究》1992年第2期。
(246)冉光荣：《明清四川井盐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8页。
(247)《川盐概略》第3页。
(248)阿波：《清初自流井盐的市场开拓》，《盐业史研究》1992年第2期。
(249)《四川盐法志》卷十。
(250)《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4期。
(251)阿波：《自流井盐文化记》，《盐业史研究》1992年第4期。
(252)《盐法通志》卷四十一，《物产》第18页。
(253)《盐法通志》卷四十一，第18页。
(254)《盐法通志》卷四十一，第18页。
(255)《四川盐政史》卷一。
(256)唐炯：《成山老人自撰年谱》卷五。
(257)樵斧：《自流井》第一集，第1—2页。
(258)《四川盐政史》卷十一，第6页。
(259)牛玉樵：《省斋全集》卷二。
(260)《四川盐政史》卷一。
(261)黄植青：《自贡盐场发展片断》，《自贡文责资料选辑》第6—10辑，第254页。
(262)吉润卿：《贡井盐场发展一瞥》，《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第189页。
(263)黄植青等：《李友四堂从发韧到衰亡》，《自贡文资料选辑》第8辑，6—10辑，第155页。
(264)《五通桥盐史资料选辑》第2辑。
(265)冉光荣：《四川井盐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0页。
(266)冉光荣：《四川井盐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0页。
(267)钟明冰：《中国自贡》，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113页。
(268)《盐业史研究》1994年第2期。
(269)余明：《自贡盐业资本家经营综论》，《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4期。
(270)余明：《自贡盐业资本家经营综论》，《盐业吏研究》1989年第4期。
(271)黄植青：《自贡盐场发展片断》，《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6—10辑，第200—256页。
(272)黄植青等：《自流井李四友堂发韧到衰亡》，《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6—10合辑，第79页。
(273)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兴起纪要》，《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第167—168页。
(274)颜献琪：《颜桂馨堂与自流井》，《盐业史研究》1990年第2期。
(275)曼因：《自流井》，成印东方画社版第17—18页。
(276)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第27页。
(277)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资料调查》第27页。
(278)李一宜：《李事家族史料》，《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第11页。
(279)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资料调查》第23页。
(280)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第127页。
(281)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第134页。
(282)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第124页。
(283)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第230页。
(284)《泾阳县商业志》第26页。
(285)唐炯：《成山老人自撰年谱》卷五。
(286)《四川盐法志》卷二十二。
(287)《四川盐政史》卷五，第9页。
(288)《四川盐政史》卷五，第9页。
(289)《四川官运盐案类编》卷二十六，第6页。
(290)《四川官运盐案类编》卷八，第23页。
(291)《四川官运盐案类编》卷八，第23页。
(292)《中国盐政录》卷一，第62页。
(293)严如煜：《三省山内边防备览》卷十。
(294)黄植青：《自流井李友四堂由发韧到衰亡》，《四川文中资料选辑》第4辑，第157页。
(295)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卷，第697页。
(296)黄植青等：《李友四堂从发韧到衰亡》，《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58页。
(297)黄植青等：《李友四堂从发韧到衰亡》，《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59页。
(298)黄植青等：《李友四堂从发韧到衰亡》，《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59页。
(299)黄植青等：《李友四堂从发韧到衰亡》，《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58页。
(300)唐炯：《四川官运盐案类编》卷十一，第12页。
(301)黄植青等：《李友四堂从发韧到衰亡》，《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58页。
(302)黄植青等：《李友四堂从发韧到衰亡》，《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59页。
(303)李芝：《盐井赋》。
(304)李芝：《盐井赋》。
(305)黄植青等：《李友四堂从发韧到衰亡》，《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58页。
(306)《四川盐法志》卷十九。
(307)黄植青等：《李友四堂从发韧到衰亡》，《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58页。
(308)黄植青等：《李友四堂从发韧到衰亡》见《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59页。
(309)黄植青等：《李友四堂从发韧到衰亡》，《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61页。
(310)黄植青等：《李友四堂从发韧到衰亡》，《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61页。
(311)黄植青等：《李友四堂从发韧到衰亡》，《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59页。
(312)黄植青等：《李友四堂从发韧到衰亡》，《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60页。
(313)黄植青等：《李友四堂从发韧到衰亡》，《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61页。
(314)唐炯：《四川官运盐案类编》卷一，第2页。
(315)李芝：《盐井赋》。
(316)李芝《盐井赋》。
(317)均见《四川盐法通志》卷四十一，第18页。
(318)均见《四川盐法通志》卷四十一，第18页。
(319)均见《四川盐法通志》卷四十一，第18页。
(320)樵斧：《自流井》第1集，第142页。
(321)樵斧：《自流井》第1集，第142页。
(322)《四川盐政史》卷一。
(323)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第165—166页。
(324)阿波：《自流井盐场股份方式的历史形式》，《盐业史研究》1993年第3期。
(325)彭久松：《中国契约股份制》。
(326)彭久松：《以四川自贡盐业合资经营为代表的中国契约股份制之框架式研究》，《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327)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05页。
(328)阿波：《自流井文化杞记》，《盐业史研究》1992年第4期。
(329)阿波：《清初自流井盐市场的开拓》，《盐业史研究》1992年第2期。
(330)《皇朝经世文编》卷五十。
(331)《川盐纪要》第367页。
(332)黄植青等：《李友四堂从发韧到衰亡》，《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57页。
(333)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选辑》第1册，第290页。
(334)《川盐纪要》第368页。
(335)《四川通志》卷六十七。
(336)《盐法通志》卷六十。
(337)唐炯：《成山老人自撰年谱》卷五。
(338)欧阳越牟：《自贡地方典当业》，《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第147页。
(339)李亦人：《西康纵览》第346页。
(340)李一宣：《李享家族史料》，《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第30页。
(341)《续修鲁桥镇志》卷六，第36页。
(342)《续修大荔县志》卷十一，第13页。
(343)道光《大荔县志》卷十三。
(344)光绪《三原县新志》卷六。
(345)光绪《三原县新志》卷六。
(346)《新续渭南县志》卷八。
(347)转引自陈锋：《清代盐政与盐税》，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7页。
(348)李溶：《自流井记》卷一。
(349)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第167页。
(350)转引自陈锋：《清代盐政与盐税》，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93页。
(351)《四川官运盐案类编》卷一，第4页。
(352)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604页。
(353)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604页。
(354)樵斧：《自流井》第1集，第144页。
(355)黄植青等：《李四友堂从发韧到衰亡》，《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58页。
(356)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第64页。
(357)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第64页。
(358)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第47页。
(359)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第112页。
(360)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第47页。
(361)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第422页。
(362)《大荔县志稿》卷十一，第18页。
(363)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第47页。
(364)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第258页。
(365)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第99页。
(366)刘光贲：《烟霞草堂文集》卷四，第28页。
(367)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第225页。
(368)《续修鲁桥镇志·艺文下》。
(369)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第99页。
(370)《四川官运盐案类编》第7—8页。
(371)《四川盐法志》卷十三。
(372)温良儒：《关中温氏丛书》第16页。
(373)《续修鲁桥镇志》卷二，第40页。
(374)《续修渭南县志》卷八，第9页。
(375)《续修渭南县志》卷十四，第230页。
(376)《续修泾阳县志》卷十四。
(377)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第230页。
(378)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第230页。
(379)光绪《三原县志》卷六。
(380)光绪《三原县志》卷六。
(381)光绪《三原县志》卷六。
(382)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第239页。
(383)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第2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