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陕商历史

陕商历史

[上一记录] | [下一记录]

4(下).8清代陕西的药材商



第四章 清代陕西商帮的鼎盛发展(下) 第八节 清代陕西的药材商
  清代又是“西口药材”盛销全国的时代。西部山高泉甘,天寒水凉,人迹罕至,多异花奇草,为祖国药材的天然宝库。尤以青宁所产之虫草贝母,甘肃岷州所产之枸杞、大黄、甘草,陕西秦巴所产之党参、杜仲为名盛全国的大路细贷。各地药材汇聚三原加工炮制,使三原成为全国闻名的药材市场,陕西商人因之而被一身药香,奔走全国各地,以药济世,悬壶救人,成为著名全国的药材贸易集团,号称“西帮”。
  一、清代西口药材的兴盛及陕帮经营概况
  西北山川峻,秦地无闲草。陕原以西之广大西北地区高山巨川,长河深涧,天苍野茫,水冽泉甘,尤以秦岭、巴山、鸟鼠、祈连、天山首尾相连,浓荫复盖,碧草滴翠,是各种中药材生长的天然生态环境,历来以盛产药材而著称于世。并形成陕西以秦岭为中心,甘肃以岷山为中心两个药材集中产区,所产药材以质优量大而被冠以“西口药材”的美称。陕西秦岭巴山,山高势峥嵘,碧树潭溪声,崖头溪畔奇草丛生,盛产500多种药材,尤以党参、当归、大黄、车前、乌药、木贼、金银花、白芷、通草、厚朴、黄苓、黄药、天麻、桔梗、杜仲、柴胡、桂皮、苍术、枸杞、五味子天下驰名,其中凤县所产之党参,安康、汉中、汉阴所产之杜仲,洛南、澄城所产之秦艽更为医家所珍视,不仅药力纯正,而且规格齐全,成为秦地药材的代表,到近代每年出产的药材达640万多斤(169)。甘肃之洮河流域,岷山之中是中药的主要产地,以所产大黄、甘草、当归、枸杞为最著名,其中大黄年产360万斤,以岷县所产为巨;当归年产500万斤,以岷乡为主要产地,甘草年产600万斤,以武威为多,都是质纯量巨的药材大路细货,“每年由碧口出者一万石”(170)。入明清后,由于疆域空前扩大,人口急剧增加,从明代的1亿人增长到清中叶的4亿人,对药材的需求量大量增加。同时药材为生活必需品,医藏家备,以预不测,是最容易商品化的经营项目,到清代中叶已形成全国性市场,出现了祁州、亳州、长沙、禹城四大药市;加之明中叶后西力东渐,城外市场进一步开拓,如大黄每年输向俄罗斯和西欧、美州就数量甚巨。所有这些因素都促使“西口药材”自清代中叶秦巴陇坂植被开发后,而在全国迅速崛起,成为陕西商人经营的主要项目之一。
  陕西药商多设药店、药栈于三原、凤翔,驻坐指挥,在西北各地设分庄采购药材。因此在甘肃青海经营国药材贸易的基本上都是陕西商人,尤以华阴、同州人为多。如西宁经营国药业的“都是陕西华阴县人,来西宁所出售的国药材是他们自己向陕西、秦州贩运来的为最多,以后在本地采挖”(171)。其基本作法是雇募当地药夫,向其预支粮钱,由药夫自带炊具帐篷,结队入山,采得药后乃下山以药交商,用抵前债。这些药材由过载行转运兰州,此外在岷州和宁夏的中卫堡亦有购药材的陕商分号,他们常常是运土布、茶叶而来,采购药材而归。因此,兰州经营国药业的主要还是陕西商人。《甘肃商业志》指出“药材经营利润较大……近代开始时,药商以山陕人为多”(172);萧梅性在分析民国兰州商业结构时亦说,兰州“钱庄药号,秦人居多”(173)。而对此最能做出证明的是解放前兰州中药业有字号48家,其中河北、兰州本地商帮仅4户,其余44户均为陕西商人所办。可详细列表如下:
  在秦巴山区收购秦地药材的自然以陕西本帮商人为多,主要还是关中商人。如陇县,山谷地产当归、乌药等类“东路贾客相率赴陇捆贩”(174),这里的“东路贾客”主要是关中东部的陕西药商;凤县药之属党参甚美,“土人入山采取,货于市,足资衣食”(175);华县“药若麻黄、防风、苍术……东输至华阴,西输至西安三原”(176);洛南“药昔岁如柴胡、连翘、桔梗等……洛民采掇收贮,担远出境”(177)。有的陕西商人干脆在秦巴山区辟老林山凹山沟种植厚朴、黄连,他们“写地数十里,偏栽之,须十年方成,常年佃棚户守连,一厂辄数十家……雪泡山、灵官庙一带,连厂甚多”(178)。
  这些产自甘肃、秦地的药材经过载行捆绑运送三原加工炮制。因此在有清一代乃至民国,三原一直是西部药材的加工集散中心。三原文风荟萃,食货充积,交通甚便。由甘肃来的药材或经旬邑、淳化,或由长武永寿运向三原,由陕南来的秦地药材经勉县、凤翔汇集三原,使三原成为药材总汇,“南关旧市廛店相连百余家”(179),“南城之东半部自北极宫至东渠岸街一带,满目尽为药材店”,(180)有九大药店三大药栈和四十二家药铺之说。这九大药店是:天庆店、恒秦店、德秦店、德聚店、恒盛店、春发店、义丰店、秦丰店、金泰店,就业人员少的30余人,多则60余人,他们主要从事药材的采购、加工和销售的一体化经营。有的西部药客自行捆选药材到三原贩卖,必经药栈转手销售,这就是药栈或代客买卖药材店,清末三原的三大药栈是:万秦栈、积顺栈,粤庆西栈。这种以药店和药栈构成的药材加工批发销售网络,主要从事大宗药材的加工,转运和推销业务。从甘肃和陕南来的生药,要经由他们加工、炮制、改装。如当归要去掉腿子,留头身提装为葫首,分类包装,党参则先绑成小把尺长,烘干后用黄白酒渗了蒸熟包装;黄芪、大黄要加工刀切,分类装箱(181);枸杞则挑选分级,按类装箱发运。每年经由三原改装发运各地的西口药材600万斤,“一年买卖总额20万元之谱”(182),充分显示了陕西商人把资源优势经技术含量分解而转化为效益优势的能动作用,亦进一步增强了三原在清代作为陕西首县的经济地位。
  经三原加工炮制的中成药材,改装后由车骡先驮运西安东关,再分运渭南、潼关或走龙驹、商洛发送全国各地,故西安东关成为西口药材的重要中转地。东关南街药行药店聚集,药行有三盛店、长盛店、长发店、万盛店和同心店等,药铺则有际盛隆、全盛裕、恒胜生、广育堂、通盛和、王正通、示庆生、永盛和、同春丰、永和谦等。他们中有许多是百年老店,如际盛隆、全盛裕在乾隆时就很有名,那时满族贵族问病,先问吃谁的药,总是推药际盛隆、全盛裕。由于从清代到抗战前后,东关一直是西安药材的集散地,所以在东关北街南头清代还专设有药材会馆,其中供奉着药王孙思邈的塑像,统筹药行事务,足见药材行业的发达(183)。
  这些从西安东关出发的西部药材,分两路运往全国。一路由东关发渭南交口,装船运潼关转销华北;一路走龙驹寨装船沿汉水转销华中、华南、遂使陕西药商的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河上下。
  在华北全国最大的药市祁州药市,陕西帮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他们是西口药材的主要经营者,“主要来货是当归、枸杞、羚羊、麝香、鹿茸、大黄等。帮会首永隆全药店经理李炳双”(184)。由于陕商厚重质直,“成交时按质论价,货真价实,从无假冒顶替,蒙头盖面,以次顶好的情弊,几百年来,始终保持实事求是,言行一致的作风”(185),在祁州药市保持着良好的商信。
  在华中的武汉,陕西药商称为西帮,“他们的业务多数由陕西三原县集中,接收甘肃所产的当归,经加工成件运往各省出售,素有西当归之称……另外还在青海、宁夏及华北各省经营枸杞、党参、羌活、甘草、大黄、西贝母、黄芪等药材。当时西帮药商都集中住在汉正街新码头下首德元栈、义和栈、泉安栈几处。西帮的运销号有长春丰、长庆丰、义聚裕、复生云、公益长、怀远长、恒发裕、德盛魁、德合生等户”(186)。
  在华南的全国四大药市之一的亳州,陕西药商的力量十分雄厚。他们除了贩运西口药材到亳州外,又大量贩卖亳州特产的毫芍、毫菊、柔白、瓜蒌、槐米、二丑等名贵药材到西部各地。依靠雄厚财力,他们在亳州集资建造了素负盛名的“山陕会馆”,原名“大关帝庙”,俗称“花戏楼”。“花戏楼”建于清顺治二年,据《重修大关帝庙碑记》载“首事王壁、朱孔颖、皆籍系西陲,西行于毫,求财谋利,连裾偕来,亟谋设会馆,以为簪盖之地”(187)。又据乾隆四十九年《重修大关帝庙碑记》载“乾隆三十一年,新建大殿,增置座楼、藻采歌台,因以极规模之宏敞,金碧之辉煌矣”(188),并且亳州的“三义庙”街便是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说明陕商在亳州的活动康乾年间就已十分兴盛。
  陕西药商在四川的活动则呈现另一种走向。由甘肃陕南来的药材或由三原或由秦州和略阳先运凤翔,凤翔成为另一药材集散地。“时有药材庄和另售配药、小宗加工批发的中药店60多家,其中较大的有德成源、德发店、长春林、长泰和、南山公、德生源等”(189)。这些药材经陈仓古道运往四川,使四川陕西药商以“财力雄厚”而著称。“陕西药商在很久以前就在川北、广元设庄,贩运西北所产甘草、苍术、麻黄、苟杞、杜仲、陕枣、莱菔子等药材售给四川的赵家渡、宜宾、重庆和云、贵等地药商。继后,陕西帮的天增公、长春丰、宁顺生、德盛公等大型药材字号来重庆设庄,运来大批西北药材,形成陕西帮,修建了‘三元庙’做会馆,专门经营甘肃碧口和康藏所产的麝香、鹿茸、虫草、贝母等贵重药材。运到重庆销售的药商又称为西雅帮,其中资力最雄厚的天增公、德秦和、长春丰的活动资金都超过了五十万两银子”(190),这即是说四川的陕西药商除了贩运西口药材到蜀地,还大量经营康藏的名贵药材到内地。因此,康定的“药商大多为陕人,设号于康定,设分店于南北两道各大市镇,并派熟悉康语者分往各地收集或摧放前放药夫之债”(191)。由于西康“药商多为陕人”,他们“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垄断了康藏贵重药材的经营”(192)。
  从三原发往全国的西口药材除上述批发趸售外,又通过分散在各地的药铺零售散卖,由此而形成批发与零售统一的销售网络。并且在封建时代,药道与医道往往相铺相成,许多药商在经营药材过程中钻研药性,了解药用而成为治病郎中,而不少悬壶郎中又常常设药铺配药制剂。因此,在陕西药商中有不少行商在贩卖药材过程中积累财富后开设药铺,行医配药转化为坐商,如宝鸡著名的诚顺和药店就是创始人合阳行培德与河南温县李某在行药过程中结金兰之好,合伙贩运药材,经营有年,俩人手中有了积蓄,遂携带家眷在宝鸡定居,于光绪年间在宝鸡开设了“诚顺合”(193)药店。因此,在三原与药店、药栈并存的还有42家国药铺,其著名者如万灵堂、福秦堂、仁寿堂、安泰堂等,此外陕西药商在关中各县以及兰州、徐州、乌鲁木齐开设的著名药铺也不少。在关中各县陕商开的著名中药铺就有43家之多.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西安之益元堂、广育堂、振兴裕、际盛堂;宝鸡的诚顺和、德盛裕;咸阳之集裕成、盖世堂;韩城之永兴合;长安之益善德等。它们大多是百年字号,如西安之益元堂唐代就已开设,设店传有“唐世万金堂”的牌匾,其“万金帐”上还记载有迟尉公和秦琼的往来帐目(194)。振兴裕、际盛堂创之于清初,广育堂则是康熙六十年由户县人闫辅炽所创,韩城的永兴合药店创于1630年左右,距今已有400余年的历史,这些陕西中药铺均从三原进贷,以主销西口药材的组片或成药为务。兰州的48家国药店中有44家为陕西人所办,其中的长顺堂、永寿堂、济生堂均创之于清代。而陕西华阴县北演村的党姓巨商在全国开设的十大广济堂药店,特别是开设于道光年间的徐州“广济堂永记”药店以及华阴县李姓商人在张掖和乌鲁木齐开设的凝德堂,都是全国知名的老药铺。
  二、清代陕西药商的经营方式
  清代陕西三原的药店、药行起先是沟通携药前来的西路客商与接药东去的东路客商的居间贸易商,俗称“代客买卖药材店”,须向官府交纳牙税方可开业。后来他们自行设庄在西北各地收购药材运到三原加工炮制,再派人运往全国销售,由此而形成集购、产、运、销于一身的独立化经营模式。三原的九大药店便是如此。也有不少药商依然坚持过载行栈的业务方式,如三原的大药栈以及西安东关的药材行栈,“这些字号房间,看起来每家只住了几个人,也不见货,但他们各地住有庄客,发货有过载行……都是大资本家经营的”(195)。
  三原的药材店一般规模都不小,资金5—6千元为大,人员百余口为多。他们一般在岷州、合州、西宁,陶州、马家口等地设有药材分庄,如三原聚盛东在岷州西宁开设的收药分庄叫“纪兴源”,三原段玉华在岷县经营的药号叫“百汇涌”,德太药材店在岷州设有分店,在宁夏中卫有庄口,在平凉设有过载栈,专门收购运送药材。这些驻座分店或是用贸易的方式贩运内地布匹、茶叶到陇青换取药材,或是以预卖形式雇募当地药夫入山采药,以药抵债,然后由当地过载行驮运三原炮制。
  三原为西北药材刨制加工中心,也是药行总号汇集之地。药材店一般都是采取“东西制”的管理体制,财东多三原人和同朝人,而掌柜则多华阴人和长安人。因此药材炮制手法在技术上亦区分为“长安派”和“华阴派”。资本与掌柜采取分帐制,立有合同和万金帐,每年利润“提八余二”,将二成作为企业盈利滚算,增加资本积累,八成东西两柜按股均分。药材行店为产销联营,因此用人较多,少则五、六十人,多则百余人以上,三原的德太药材店“共有人员百余名”,分为柜务、刀房、斗房、库房若干组织。柜房管经营,有大柜、二柜、书记、走街等人员。刀房、斗房管生产,设刀头斗头负责生药的淋、洗、泡、切和熟药炮、炙、煨、炒。刀头、斗头多为熟练技术工人,常由药店高薪聘就。药材炮制根据药性、药味分门别类精选加工。由于陕西药商经营当归、党参、黄芪、大黄、枸杞、秦艽均为中药材的大路细货,加工炮制方法也十分讲究。如:
  当归:分甘肃岷县所产的后山当归和西和、礼县、眉县所产的前山党归,尤以前者身长、皮细、骨气重、粉白茬为优质,加工时去掉腿子,留身长提装为葫首,分为全当归、会盒子归和小面子归等级别。全当归挑大的,拈去细股,提装为10支狂五、20支狂五等。
  党参:分为野生和家种两种。岷县所产为老山党、皮松子大,最为优质,徽县、两当所产为家种,皮紧条细为家种,叫泥党参。其加工方法是先将党参绑成小把长一尺,烘干后用黄酒、白酒渗了,用蒸笼一蒸再蒸,再装包发运。
  黄芪:以岷县石官所产最佳,挑选两头平的用刀切齐,用红绳绑成小把,装箱出口。
  枸杞子:以宁夏中卫等地所产为佳,按等级分为贡果、枣王、参元、顶王、大捡、分类装箱。
  大黄:产地西宁、岷县、西藏、武都、文县、铨水、华亭等地,分野生家种,野生为甲,西宁所产为优,经过加工按产品式样分级,以槟榔茬,无糠心为佳,名称分为中吉、京吉、蛋吉、鸭蛋吉、相黄、比黄、加工刀切,装箱发运(196)。
  这些在三原加工的药材装成90斤一箱,经西安运往禹州、祁州、汉口、上海等地销售,药店在这些销货市场往往驻有推销员或设有销货分庄,如兰州陕商办的德盛公药店,在重庆和天水均设有分庄,亦叫“德盛公”,西安长春丰药店在汉口和重庆设有分庄,亦冠之长春丰。有的药铺从三原购得药材后,又在陕西各地设分号推销药材。如由药行转化而来的宝鸡万顺和药铺,在甘肃徽县设有分号,命名为诚顺西,又在陕西武功开设有和盛裕药店。成顺西后来几乎垄断了甘肃徽县、成县的中药市场。而和盛裕号店员七、八十人,货堆如山,前店后场,秩序井然,运粮拉磨有驮畜3头,掌柜出门,坐骑搭雕鞍系彩辔,苏铃铜灯。后又在武功西街设分号,店名和顺恒,主力推销西口药材(197)。华阴县北演村党家,在黄河流域各大城镇开有十家药号,批零兼营,号称十大广济,尤以徐州“永记广济堂”最为著名。
  三、清代陕西药商的经营经验及其药业利润
  药材关系性命,自古以来就是商品化的传统经营项目,其最终对象又是广大民众。因此,历代业药者莫不“格遵古法,精心炮制”。明清以来的陕西药材商在地道药材,遵古炮制的基础上亦能够推陈出新,创造出很好的营销经验,这成为他们百年来经营长兴不衰的重要原因。这些营销经验主要有:
  (一)对人要诚,货品要精
  药材维生保命,消费者往往持慎审选购心态,只有哪些所售药品质纯地道,疗效明显的药店,人们才会放心购取,形成稳定的购买偏好。陕西药商深懂此道,他们在经营中很注重以诚树德,以诚播誉,在消费者心目中树立良好的信誉。如徐州广济堂药店掌柜刘大启规定该店的经营宗旨是:对人要诚,才能取信于人;制药要精,才能做开生意。在与客户的交往中,坚持以“诚”相待,得到许多人的信任和支持(198)。韩城的永兴药店也是诚实经营,不搞欺瞒,该店的药柜两边贴着一付对联:“大将军骑海马执巴戟披穿山甲;小红娘坐车前擦轻粉头戴金银花”,言其药品种类繁多,但在经营中经理却常念另一付对联来告诫店员诚实待客,其联云“细辛更加细心,焉可指鹿为马;木药就说没药,岂能以羊易牛”(199),很能表现经营的诚实心态。长安县引镇的益善德药铺寓利于济世活人之中,该号经理说“药材关系人命,不论买我什么药,煎熬后,从无混浊霉料现象,丸散膏丹,全由自己炮制,最忌以假充真,以劣充优。当见急于购药者,手无分文,家人病情危急,不管识字不识字,问明姓名,欠款写在水牌上,若水牌上写满了,一擦易记新的欠帐。但有一点,货价较一般略高,而主顾从不减少,口号是一人吃药,十人还帐,生意老是蒸蒸日上”(200)。创建西安广育堂药栈的户县卓齿村闫涤南,就是因其先祖闫某康熙年间在周至开设广育堂中药铺,因其重义气,乐施与,遇贫苦的病患者,辄以药物施与之,不望报,终南山一位老道被感动,传以秘方(即莎药方)并说“此方济世活人,君亦可获厚福也”(201)从此广育堂莎药名重国内,大获其利。
  对人要诚不仅表现为诚实经营,感动客户,更重要的是以货真价实取信于人。陕西药商清代以来素以经营药材精选地道而闻名商界。如祁州药市的陕帮药商“货真价实。从无假冒顶替,蒙头盖面,以次顶好的情弊,几百年来始终保持着实事求是言行一致的作风”(202)。韩城的永兴合药铺长期在西安东关、河南禹州蹲店坐庄,选购药材,只求药好,不怕价高,次货劣货,坚决不进,他们还常到药材特产区选购地道药材,新疆的鹿茸、西藏的红花、东北的人参,山西路安府的党参、海南岛的沉香,宁夏的枸杞,陕北的甘草,青海的麝香等,有力保证了药力纯正(203)。徐州广济堂不仅生药须进优质货,制药的辅料如蜂蜜、醋、姜、酒等也必须采用上等的。就是上等药材,也要经过挑选才进行加工炮制。如甘草,先栋出梗子粗的,然后刮去表皮黑疤,剪头去尾,只留下中部均匀切片应市。又如白芍,先将梗子货去皮,均匀切片后,进行筛分,只留中档,然后以麦麸拌适量蜂蜜,在锅内炒热,再将白芍片放入,均匀翻炒,至色微黄为止。经过精选精制,使应市饮片保证质量。
  (二)创制名牌,先声夺人
  药材为传统经营项目,中国山多地少,各地均产中药材,故自古强手林立,迤止清代全国已形成十大药帮,这就是川、广、陕、晋、怀、祁、浙、江、汉、临,他们或分或合,竞争于全国各地。在竞争激烈的市场条件下,只有形成名牌优质的拳头产品,才能获得较稳定的市场占有率,并对对手造成先声夺人的市场压力。陕西药商对此可谓老谋深算,手法老道。如三原的悦盛宗、人和丰、德泰药材店,以所出药材情选质纯闻名,他们为此而创出名牌,每箱药制好后内押“悦盛宗”“人和丰”的商标,以突出质量信誉。香港有传言说某人有病,因没有悦盛宗的党参、当归,竞把病耽误了。他们借风扬幡,广为流传,造成非“悦盛宗”莫取的争购定势(204)。西安东关际盛隆、全盛裕药铺以配制饮片疗效极佳而在满族旗人中有口皆碑,“满人问病,先问吃谁家的药,总是推荐际盛隆,全盛裕的药”,汉人仿效之,使这两家药铺在西安颇负盛名(205)。西安南大街的万金堂则是“以古扬名”,该号为唐代传下的中药店,有迟尉公,秦琼买药的往来帐目,店中有一个大锅盖有鳖盖那么大,在万金堂内的大磁缸上扣着,人们因之盛传吃了万金堂的药可以成神仙,显示了该号在人们心目的优势地位(206)。而韩城永兴合则以“旧”招客,该店一扫别家药铺富丽堂皇地欢门作派,一片朴素无华的景象,铺柜台、桌椅、板凳、瓷缸瓦瓮陈旧的磨损发光,抽斗的棱角磨得成了圆圆,拉动时摇摇晃晃的,铁碾子的木穿踏轴磨得尖细快要断了,这种陈旧古朴的店容处处显示了该店经营四百余年的历史风貌,满足了老顾客怀旧的心理,人们编了个“兴合药店四不讲究”的顺口流曰“店大门面不讲究,药好柜台不讲究,人多吃穿不讲究,才高身价不讲究”,表现出极高的市场占有率,人称“万应店”(207)。而户县闫家所办广育堂药栈更以一剂主治霍乱的祖传莎药兴盛了二百余年,该药由西安选购上等地道药材运回户县闫家,分别拣净余质,加工切片,单碾成未,由闫家秘方传人在暗室搭配,交药工加工成丸,广销甘陕、天津、北平、杭州,使该店经营顺利,由一店变九店,分别在周至、户县、西安办了九家“老广育堂”分号,以优质产品形成在西北药品市场上的垄断地位。
  (三)人无我有,随行就市
  药材为较早商品化的经营项目,其异地远销更受供求关系的调节,尽管陕西药商经营的党参、当归、枸杞、杜仲为中药基本药品,大路细货,但因各地流疾不同,各年需求有别,每年总有奇俏药品吊缺,因而药业中有老话叫做“黄金有价药无价”。药材交易价格不稳定,有随时升降的可能,所谓“目下一言为定,早晚时价不同”。业药者必须对全国供求变化信息灵通,心中有数,方能追随供求变化有的放矢地组织经营。如陕西商帮在祁州药市就是依据供求变化规律,随行就市,无不畅所欲销,黄芪一色,最高销额,每庙(会)曾达150余万斤,当归160余万斤(208)。
  由于药材市场波动大,经营利润丰厚,各地药行普遍流行“药无十倍利,不如闲着坐”(209)的说法,陕西药材商无论是坐商行贾,莫不皆获巨利,三原的德太药材店,光绪年间创立时,资本才区区二千五百两银子,到1930年资本积累就折合银元40余万元,不到半个世纪,利润增长了16倍(210)。长安县引镇的“益善德”药铺本金为五百元,历届破帐分红不知早已超过几个五百元,“资本越结算越雄厚,而补欠更不知有几个五百元,假使有人问,这么大的利润如何取得的,作法很简单,首先重视质量”(211)。仅三原每年转销西口药材而流入的利润“总额不下20万两之谱”(212),成为通过来料加工把资源优势转化为效益优势的又一成功例证。
  (168)仇继恒:《汉江贸易册》第193页。
  (169)《陕行汇刊》第7卷第1期《陕西特产》。
  (170)《陇右记实录》卷八。
  (171)《清末民初一九二九年建省前西宁市商业情况》油印本。
  (172)《甘肃商业志》第21页。
  (173)萧梅性:《兰州商业调查》第2页。
  (174)乾隆《陇州续志·物产志》。
  (175)光绪《新修凤县志·物产》。
  (176)康熙《华州志·商务志》。
  (177)光绪《洛南县志·物产志》。
  (178)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
  (179)《三原新志》卷二,第2页。
  (180)《三原县商业志》送审稿第14页。
  (181)石仁斋:《解放前我经营西北药材情况》,《西安文史资料》第5辑,第136页。
  (182)刘安国:《陕西交通挚要》第44页。
  (183)田克恭:《西安城外的四关》,《西安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207页。
  (184)刘华圃:《祁州庙会》,《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199—207页。
  (185)刘华圃:《祁州庙会—药材市场概述》,《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199—207页。
  (186)刘克绳:《武汉的中药材行业》,《武汉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159页。
  (187)《亳州文史资料》第5辑,第116页。
  (188)《亳州文史资料》第5辑,第116页。
  (189)《凤翔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8页。
  (190)朱君南等:《四川药材在重庆经营史略》,《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298页。
  (191)李亦人:《西康纵览》第390页。
  (192)朱君南:《四川药材在重庆经营史略》,《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298页。
  (193)安冠英等编:《中华百家药铺》,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478页。
  (194)雷致祥:《益元堂中药店》,《碑林文史资料》第1辑,第138页。
  (195)郭敬仪:《旧社会西安东关商业掠影》,《陕西史资料选辑》第16辑,第169页。
  (196)石仁斋:《解放前我经营西北药材的情况》,《西安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135—136页。
  (197)《中华百年老药铺》第483—484页。
  (198)《中华百年老药铺》第197页。
  (199)《中华百年老药铺》第197页。
  (200)姚文光:《辛亥革命前后的引镇商业》,《长安文史资料》第5辑,第5页。
  (201)严中厚:《西安东关周至广育堂药栈》,《户县文史资料》第3辑,第21页。
  (202)刘华圃:《祁州庙会药材市场概述》,《天津文史资料》第20辑,第20页。
  (203)《中华百年老药铺》第490页。
  (204)郭敬仪:《旧社会西安东关商业掠影》,《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第136页。
  (205)郭敬仪:《旧社会西安东关商业掠影》,《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第105页。
  (206)雷致祥:《益元堂中药店》,《碑林文史资料》第1辑,第138页。
  (207)《中华百年老药铺》第491页。
  (208)刘华圃:《祁州庙会药材市场概述》,《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211页。
  (209)《甘肃商业志》第21页。
  (210)石仁斋:《解放前我经营西北药材的情况》,《西安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195页。
  (211)姚文光:《辛亥革命前后引镇的商业》,《长安文史资料》第3辑,第67页。
  (212)刘安国:《陕西交通挚要》第44—45页。
陕西商帮史/李刚著.-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

您是第 位访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