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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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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下).9清代陕西的钱商

第四章 清代陕西商帮的鼎盛发展(下) 第九节 清代陕西的钱商
  金融业历来是陕西商人经营的主要项目之一。从吕不韦质异人于赵,无盐氏放贷长安取倍乘之息以来,陕西子钱商就在全国金融市场居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进入清代后,尽营晋商和徽商因经营票号、典当而异军突起,势倾全国,但近人卫聚贤在《山西票号史》中所说:“明末清初凡是中国的典当业,大半系山西商人经营”(213),未免言过其实,同样俗语“无商不徽”之语亦有些夸张。其实,在清代徽人经营典当很少越过黄河,而晋人经营票号又以绥蒙的北口贸易为主,在广大西北和西南地区陕西钱商仍占有莫大的优势。这不仅是因为入清后陕西商人在西部贸易通商的诸多领域鼎盛发展,巨大增加了对货币资金和市场融通的需求,更因为从明代以来陕西商人从事西口贸易数百年货币财富的积累,使陕西存在着一个拥有巨额资金的“渭北财团”,需要寻求广泛投资领域,遂使陕西商人经营的票号、钱庄、典当、银楼遍布西北和西南的各个重要城市,掌握着西北地区金融流通的多半壁河山,成为仅次于晋徽商人的钱商资本集团。
  一、清代陕西钱商的兴起及其经营概况
  陕西钱商在清代的兴盛是清代陕西各种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马克思说:“高利贷资本作为生息资本的具有特征的形式,是同小生产、自耕农和小手工业主占优势的情况相适应的”(214)。清代陕西自然经济下小生产的破坏和支付需要为陕西钱商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小生产作为十字路口经济处于不断地分化之中,农民死一头老黄牛再生产便不能维持,清代陕西农村的地租剥削和生产条件的恶化将农民大量的逼向高利贷资本的怀抱。如韩城的农民在地主剥削下“终岁勤服,家无余资者,十户八九”(215);乾州“北乡地冈阜崎岖,瘠薄尤甚……丰年仅能度日,凶年不免逃亡”(216)。陕南各地“耕者锄沙为田,*(左耒右戛)于其间旱则溪涸而禾焦,潦则水汇而禾烂,幸或有秋,所登亩不盈石,官逋私积,徭力杂征,尽其所入,苦不及支”(217);陕北各县“以饷为命,家无瞻石,稍水旱辄肆攘窍”(218)。在这种天灾人祸打击下,农民除了典当告贷外,唯有逃亡。而封建社会里,完纳税课以及婚丧娶嫁的支付需要亦是农民举债的重要原因。泾阳入清后“婚多论财,货侈奁具,有破产嫁女者”(219),韩城丧事糜费“猪羊油盘食桌动辄数十,丧家破产,往往有之”(220),而凤县山民“入市交易所欠债项由客民滚算,过期以利息并入,借本积多,以地为质而业非已有”(221)。小生产的大量破产成为高利贷资本借机发展的基础,到嘉庆年间,陕西各县当铺所在多有,每年仅当税征收就有6465两,若以“每当岁征银五两计”(222),全省仅当铺就有1293家。而全省民屯更地税才“征银642两”(223),当税在田赋之上,足见高利贷资本的发展程度。
  马克思说:“商人借货币,是为了用这个货币牟取利润,是为了把它作为资本使用”(224)。清代陕西商人在中西部贸易通商领域鼎盛发展对货币资本的需求,为陕西钱商的兴盛提供了市场基础。清代陕西商人在食盐、茶叶、棉布、皮货、烟草、药材、木厢等大宗商品流通领域获得了巨大发展,且长途贩运,跋山涉河,奔波于南北大半个中国,在途、在厂、在岸需占用大量资本,做的都是大生意,耗资甚巨。如四川盐井“上井三万金……下井数千金或数万金”(225),湖豫贩布“每次运来大几千上万两银子”(226),“商贾至者,每挟数千金”(227);兰州水烟业“每家烟坊的资金大都在万两白银以上,甚至有十万银元之多”(228);秦巴山中的木厢业“每厂辄数百人,非操重赀有力之家不能办”(229);而三原的药材店资金五六千元为大,人口百余口为多。经营这些跨州越县的大宗商品流通,需要巨额资本投入,为钱商借贷业务的开展提供了极其有利的市场条件。加之,当时大宗商品批发业务多采取赊销方式,每月28日为走标之期,各地庄口将货款汇集兰州,统一押运三原分解各地,使三原成为西北金融汇划中心,每年划汇各地的银两常在2千至3千万两之巨,为避免“失镖”的损失,使经营异地汇兑的票号、钱店以及经营同地借贷的典当、钱铺如雨后春笋般在西北各地遍地滋生,成为推动陕西钱商业务发展的巨大市场力量。
  马克思说:“高利贷在生产资料分散的地方把货币财产集中起来”(230)。清代初中期四川经济的复兴和陕西秦巴山区的开发为陕西钱商通过经营金融业积聚资本提供了历史机遇。明末清初四川经过数十年的战乱,久罹兵火,经济大破坏,井圮灶废,百不存一,人烟稀疏,并无富商大户。清政府面对百业凋零的局面,为了复兴四川省经济,实行一系列招民入川,务从民便的经济政策,以“浚新补旧”恢复川盐生产,充裕国深,而川省人民凋瘵,所产甚微,富商大户皆裹足不前,这便为陕西钱商大量入川经营典当、钱铺积聚资本提供了市场空档。陕西钱商抓住这一良机,纷纷入川经营典当,“四川省之典当业,在前清时,颇称发达。当时,董斯业者,大都系陕西帮”(231),使陕西钱商经营的典当、字号成为“四川握社会金融之特权及放高利贷唯一系统”(232)。由于陕西帮经营的典当票号“组织严密,办事认真”(233),又实行“低息”的经营策略,如当时钱业有“利不超过三分”的规定,而陕西人在川省办的当铺“腊月十五以后,减至二分,销利者昼夜拥挤,至地方公私款项亦多交当生息”(234)。加以当时川省人民朴素,十当九赎,不愿当死,故陕西钱商在川省聚敛了巨量财富,自流井八店街上的八家陕西钱商字号在雍乾年间已掌握了自流井的金融调剂之权,“流通现金,立可集数十万两”(235),钱业利润丰厚每年皆有盈余,“每年运回陕西之数莫可限量”(236),有力增强了陕西钱商的经济实力。清代中时后,为了安抚流亡,从嘉庆四年起,对陕西秦巴山区实行放垦政策,由于山内土著稀少,资金有限,清政府只得采取“募商开厂”的政策,吸引山外资本向山内投资,这便为陕西钱商向秦巴山区扩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他们除了在山内举办钱庄票号聚敛资本外,还“出本交厂头,雇募匠作”(237),发展山内的林木采伐和矿冶,使陕西钱商在山内各业经营中占相当势力。而贸易伊盟的陕西边商又多放贷给当地的王公贵族,成为王公们的债权人,使“王公士宦大多欠他们的钱”(238),并以此而成为“旗地经济的实际掌握者”(239)。
  马克思说:“富裕地主因高利贷而遭到破产,小生产者被敲骨吸髓,这两者造成了大货币资本的形成和集中”(240)。明代以来陕西商人多从事高利贷以积聚资本,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握有重赀的“渭北资本财团”,成为清代陕西钱商发展的历史和经济基础。在明代,从事边境贸易的陕西商人,往往把贸易利润转化为金融投资,使陕西商人自明代以来就有经营金融业务的历史传统。如三原师从政“自舞象之年操钱千,市布堀起……又出捐子钱贷人,其息亦倍”(241);三原胡汝宽,“罢学就贾,尝典交易……减息之半,以是远近人困者,多仰给公”(242);王一鹤“初贾时君以名贷子钱市布邑及吴越间,赀日起”(243);富平李月峰以高利贷获利,又用利钱买粟并输往延安的柳树涧交换,成为明初巨富(244)。数百年经营高利贷和大宗边境茶叶、布匹以及食盐贸易,使渭北各县的富族大户纷纷崛起,形成一个拥有巨额货币资金的“渭北资本财团”。他们主要集中在渭南、大荔、富平、泾阳,三原等县。如渭南孝义镇明末以来就有严、赵、柳、詹四大财东和焦、常、曹三大富户。严、赵两家是明末清初著名的“盖省财东”,两姓家资数百万,自明代以来,累世忠厚,生意主要是盐、茶、木、当四大号,仅赵家在四川涪陵一带拥有十处盐井,在川东还有十个企业,号称“十大号”,一次从四川运银子的银担子就排了八里长。柳家的银子也不少,在成都有当铺,有金货铺,渭南人常说“你有钱敌不过姓柳的”,由于孝义镇富室连毗,地沃银丰,当时有民谣曰“赤水的蚊子、孝义的银子”以喻其富。而渭南南塬则有姜、贺、李、刘四大富家。阳郭镇南姜村的姜家靠发绺子(纸币)迅速致富,发行总额达数百万两,连陕西巡抚谭钟麟都为之撑腰,其家住房占了南姜村半个村子,南北共八院,都是一律的五开间,院内除花坛内可见黄土外,其余全是砖石铺地(245),足见其财力之雄。阳郭镇北贺家村的贺家更是富埒关中,他家在“西、同、凤、彬、乾五郡四十余州县,货库凡八百余,每年进当息八、九十万缗”(246),修渭南会馆,他家一次捐银三万五千金,其富有连陕西巡抚徐炘都为之侧目。而马峪乡的李家、西刘村的刘家均为田连阡陌的大富户。朝邑则有八女井李家,富越百年,一姓四门,经商为业,家窖藏银百万两,人称“万顺李”(247);同里村赵家是开烟庄兴起的大富翁,县城西边槐垣村的李家也是富户,在兰州开有金店,号曰“祥盛泰”(248)。富平庄里镇的张家也是盖省财东之一,庄里镇的城墙就是他家修的。三原东里堡的刘家、东关的胡家都是有名的望族富室,同治年间仅刘家拿的护城费一次就有90多万两,泾阳的东刘西孟社树姚以及王桥的于家和大坡箕柏家都是全省有名的大富商。这些以渭北各县的富室巨族联络而成的“渭北财团”,手中掌握着巨额的货币财富,他们多经营典当、钱庄,赚取高额利息。为清代陕西银钱业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说:“从古代罗马一直到现代,大量放高利贷的都是包税者,大包税人。收税人”(249),这种情况在中国也是如此。从明代以来,陕西即为边防建设的重点地区,帝国财税的绝大部分均耗散在这一边境军事地带,每年仅江南各省输向陕西的饷银不下十万两。入清后虽然边境外展,陕西变为内陆省份,但陕西仍为边关巨障,西域屡次用兵的协饷均由陕西转输,从乾隆以来屡次征剿西域,每年经陕西协饷输银不下60余万两,新疆开省后,全国经陕西输新疆的协饷就有291万两,“当时市面上光耀夺目之白镪,犹充斥皆是”(250),这无疑对陕西钱商的发展起了输血作用,使许多陕西商人开的钱庄、票号承担着藩库的作用,将税收和协饷转化为生息银两,为官府取利。协饷流通,库款充裕便陕西金融活跃,保持着“刻有现款百万,便可立致裕如”(251)的优裕局面。
  所有这些历史因素的“合力”,都巨大促进了陕西银钱业的发展,使陕西钱商开设的票号、钱庄、典当、钱铺遍布陕西和西北地区各省区,成为清代中国西部金融业的实际操纵者。
  三原为陕甘两省的商业重镇,出产以棉花生牛羊皮为大宗,每年冬季运赴汉口转销东南各省,年额甚巨。泾阳水烟药材,每年秋冬之时,经三原运销京粤,湖北之大布,湖南之茶叶亦系由三原转销甘凉,其金融汇划,沪汉津京之汇兑,无不以三原为枢纽。因此,三原成为西北金融中心和钱业汇集之地,有百川通、天成享、协同庆、日升昌、大运通、大德恒、蔚丰学八大票号主要负责钱引汇划业务(252),并且清初时有当铺37座,到乾隆年间约有当铺69座,每年经三原汇划全国的款项达2000—3000万次两之巨,使三原在陕甘社会经济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时人有“宁要三原,不要西安”之语。进入清代中叶后,西安的银钱业也发展很快。咸丰年间“西安就有北院门高家高景清开设有万福源、景胜永、景复盛和李岳顺开设的万顺隆、敬顺往票号,同治八年有天福同、永兴庆两家钱庄开业”(253)。以后随经济发展,工商扩大经营,对资金的需求日益增加,社会上的闲散资金也在谋求出路,票号从单纯汇兑扩大为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到清末民初连同票号、钱庄、银号“西安银钱业曾多达二百余家”,其中仅“高景清开设的景胜永票号资本就达百银一万两之多,陕西澄城商人开设的俊源银号除资本二千银元外,还拥有相当数量的金砖(每个金砖重百两)”(254)。陕南工商重镇的汉中,“秦帮在清代专门经营典当业……汉中最大的典当业首推毛家(应为泾阳王桥于家—引者注)他家有七大商号:世发隆、裕丰永、裕丰德、大有德、公生明、隆盛和,其店主为泾阳桥头一撮毛家”(255)。
  清代在四川开设典当、钱庄的基本都是陕西商人。“川省正经字号,多属陕帮”。成都的典当业以渭南人为多,孝义镇严家赵家在成都有典当,柳家在成都附近开的店铺有48座,其中有当铺、有金货铺,以“亨顺”为号;常家也是在四川放账发的财。自贡的第一家当铺是陕帮商人嘉庆年间在牛氏巷开设的,获利很大,以后由一家发展为八家,自贡的“八店街”便是由此而得名,由于利润丰厚“本地及荣县威远的富商大贾及地主老财,看到眼红”(256)。后来在贡场的天池寺山下灰包山一带“陕西人经营的八大号都设有子号”(257),使该地成为街市繁盛的新街。在遂宁县“前清当商以定一、珍益、谦盖三号资本为最雄厚,然皆陕人也”(258);三台县的当铺“一名利川,一名泰昌,皆秦人于康熙三十六年开设”(259);涪陵的当铺“乾隆时多为陕西人投资而来,放债盘利,布满樊家巷,其中以公质,肖和两当店为大”(260)。射洪县“大镇质铺,系陕帮开设……质铺门首,则有摆设钱摊者,即质铺中人也”(261)。
  在清代的兰州,“金融之权,操于山陕津帮之手”,而“钱庄药号,秦人居多”(262)。其中最大的七家驻庄钱庄中有4家是西安、三原老号在兰州开设的分庄,他们分别是义兴源、敬盛丰、自立久、德樊恒(263)。韩城人吴大鹏在兰州开设的“天福公”钱庄更是同业中的大户,该店本利二万两银子,一次分红就五千两白银(264)。在兰州有不少钱庄因经营货币兑换业务而发展成为金店,“大多数金店是由陕帮商人开的”(265),西安人苏筱坡开的“济源长”,付功勋开的“天宝成”,合阳人杨昆山开的“苏盛魁”,华明人张秋仿开的“永泰合”,渭南人吴荫亭开的“德义成”,韩城人柳舜如开的“德顺成”,赵新斋开的“晋茂昌”以及庆胜涌、万源富等十余家金店,都是清一色的陕西帮。其中由历史最长的茂盛魁银楼转化来的茂盛魁金店开业资本才30两黄金,而营业额均在500两以上,仅一个新疆客商在茂盛魁购买的黄金一次就达200两之多(266)。
  西宁地处西北边陲,该地的金融业“多由善于经营的山陕帮商人垄断”(267),清末民初,西宁当铺处于全盛时期,前后计有当铺六处,其中三家是陕商或陕晋商人合办的,它们是“庆盛当”、“益恒当”、“恒秦当”,他们资本雄厚,每家“皆为银币万元上下”(268)。湟源汇划羊毛贸易款项的大商号有不少是山陕商人开办的,它们是“万盛奎、宝盛昌、福兴源、顺义兴、德兴成,福兴连等号,每家资本有白银十万两到四十万两”(269)。在乌鲁木齐设“典肆者多陕甘人,典息取至五六分,取三分者,则谓之官当”(270)。
  湖北的汉口、沙市是南北货物的交汇之地,因此陕西商人在那里兴办票号、钱庄的势力也十分雄厚。“西帮在沙市的业务主要是开票号和当铺,有鸿泰、长兴、履泰、义丰等,他们的生意主要是放银子,经常有百把万两银子在沙市放高利贷……西帮票号派来沙市负责的,据说都是‘道台’的底子,因此有‘半副鸾驾赶西帮的场’,都是大经理,一般的不够格,其阔绰富有,可见一斑”(271)。
  清代在陕西及西部各地经营票号、钱庄、典当、金店、银楼的陕西钱商主要是渭北各县的富族巨户,他们莫不家藏万贯,富比封君。如渭南孝义镇赵严两家“在蒲城、户县、周至有典当”(272),在“山西、四川都有生意和当铺”(273),“当铺的资金,除私人资本外,还有‘皇本’利息要与皇家分股”(274)。因此赵家富逾王候,修筑祖莹时有神道石雕,左有“五幛壁”,右有“五凤楼”,五凤楼石雕出自江南名家之手,工匠报酬以石雕退下的石粉计,一两石粉,一两银子(275),足见其轻财傲物的富厚。渭南阳郭镇的郭家更以经营典当而势倾全省。他家在全省四十余州县有质库凡八百余,其中著名当铺36座,每座当铺的同一街上还设置了两个钱铺,共有72钱铺,为这36座当铺提供资金(276)。由于其在陕西钱业中占优势地位,当家人贺士英一语即可影响陕西省钱业的波动。光绪年间,徐炘抚陕“饬商减息,仅改冬三月为二分,他月仍旧。士英曰,是不可以力取,我质库在省者八百,以终年二分榜于通衢……于是四十余州县质库凡八百余,胥改为终年二分”(277)。凭光里的贺甲弟,业典陇上有著声,县太爷送一联云“廉贾四方闻,拼将缗镪微收;已播仁声于陇上”(278)。朝邑八女井的李家老三树德在三原开有“振丰恒”钱庄,人称“李四万”。高陵程希仁“早年从父客城固……摧子母于川湖间”(279)是有名的钱商。泾阳的王桥于家在汉中、四川设典当,四川的当铺叫“恒泰盛”,堂名“务本堂”,在汉中就有他家设的当铺七大号。三原东关的胡历廉家在四川开当铺,放高利贷,同治年间一次捐五、六万两银子募人守城,不损其富(280)。三原第五君“贾于四川之富顺县,为典商……执估衣铺领袖”(281)。西乡胡大朝“仅于担负权子母,而十年间橐橐辄盈千百”(282),说明业钱阶层十分广泛。
  二、清代陕西钱商的经营方式
  清代陕西由于地处中西部经济结合地带,农牧产品的交流需从陕西汇划货款,因此陕西金融业的结构亦十分复杂。既有经营异地汇兑的票号、钱庄,又有经营同地借贷的典当、钱铺,还有主营银钱兑换的银楼,钱桌以及经营金银买卖的金店、金货铺。其内部资金融通的基本系统是:票号放款给大钱商(或钱庄),钱庄划汇各大商行的货款往来并向典当提供资金支持,而典当则主要面向农村和小商小贩发放贷款,由于清代币制混乱,常有典当设钱桌钱铺兑换银钱。后来随着经济发展,工商业扩大经营,对资金的需求日益增多,社会上的闲置资金也在谋求出路,各类钱业亦出现了业务交叉,“票号从单纯汇兑扩大为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而钱庄、银号“除了通过异地同业和本号驻外庄客承办汇兑外,又以高于存利的利息贷款给工商业户”(283)。考虑到清代经营票号的主要是晋商,而陕西钱商仍以经营钱庄和典当为主。故此主要介绍钱庄和典当的经营情况。
  钱庄是由银钱兑换发展来的以经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为主的封建金融组织。陕西的钱庄出现在同光年间,兴盛于清末民初,并在兰州、重庆、汉口各地很有力量。其经营方式可以陕西韩城商人在兰州兴办的“天福公”钱庄为例。
  天福公钱庄是陕西商人史靖庵出资三千两,王庆华出资二千两合办的,大掌柜、二掌柜和学徒一概是韩城人,人称韩城帮。该店实行东西制经营体制,财东是史、王二人,掌柜是同乡吴大鹏、王锡山,与其他封建行号一样,一开始就设有“万金帐”,由财东与掌柜制定,由资方保管,有序言、各种条款、股东投资数额、人力股份,共30条,对于所谓“号规”也作了硬性规定。最初主要经营存放款业务和汇兑业务,此外还经营兑换银两、买卖硬币、金银兑换等业务,由于业务活便,很快从五千两银子积累到二万两银子,资本翻了4倍多。其经营的主要业务有:
  (一)兑换。即银钱兑换,从中赚取“个头”也叫“贴水”。兑换一百两银子,通常可赚到一两二钱至一两五钱个头。若是看到个头有涨跌的苗头,还可买空卖空,从中取利。
  (二)销银子。即溶解银两,由跑街从别的行业把十足纹银或八九成银子拿来加色。收集的纹银先在官办的公估局溶销,再铸成甘肃锞,每百两纹银能出四五两成色。大约销一百两银子可赚一两五到三两左右。
  (三)汇兑。钱庄往来大多是殷实商号,如水烟行、大布行,茶行、绸缎行、羊毛商以及西安帮、山西帮的汇兑业务。汇费的计算方法是,由兰州汇往上海、天津时,每千两银子贴费最高到二百两,行市平稳时,每千两只能赚到二至四两银子。
  (四)买卖硬洋。一元硬洋的重量是白银七钱二分,但用现银提硬洋要七钱八分,最高达八钱,这几乎是钱庄赚取的利润,大约经手一千硬洋,可赚一至二元不等。
  (五)存放款。天福公经营存放贷业务,零户存款,每千两可赚二至三两,约计天福公每月存放款额为八至九万两左右,平均每千两赚取利润为一至二两(284)。
  典当在陕西起源很早,唐代长安的典当业就很发达,白居易“抽衣当药钱”,“典钱将用买酒吃”(285)就是对这一情况的写照。迄止明清,许多陕商经营边贸致富后,往往开设当铺,抵押放款生息。如刘香享“父世宰……乃习贾于雨金镇,翁性质直朴讷而宅心仁恕,虽居市厘权子母,接人以诚,力矫欺习,久而一镇信之,得翁一言假贷无事,券契银钱出自翁肆,无复投者,故翁贾日赢”(286)。当铺的基本经营情况可以陕西商人在西宁开设的当铺为例。
  “当铺一般是三间门面,门口有某某当铺字样,柜台上面的牌子上写一个二尺见方的楷书‘当’字,四角并写‘军器不当,裕国便民’八个字,十分醒目显眼。第一进是大门,其次是铺堂,再进是柜台,柜台很高,大约二公尺左右,柜台上装有木栏杆,四壁很少开窗,主要是为了防盗窍,因此比较森严黑暗。后面为后院,高墙厚壁,是仓库所在地。所有被当的东西,分其贵贱、大小分类编号存放,专人保管,严禁外人入内。
  当铺的资本,有独资合资之分,俗称‘老伙计’或‘东家’。一般不直接出面经营,而是委托经理主其事,俗称‘掌柜’,随着资本及经营规模大小设有‘二掌柜’、‘三掌柜’等。这些人一般都熟悉业务,尤其是鉴定被当物的价值,有独到之处。另外还有‘先生’专营开‘当票’。除东家、掌柜、先生外,其余皆是学徒,叫‘伙计’,他们是招来或荐来的,来前必有殷实的铺保和人保。即保证遵守一切铺规,不偷不盗,不外泄当铺内情,严格按规办事,当铺学徒一般都较冷漠、死板,不同于其他商业伙计活跃。
  当铺主要收当民间男女冬夏衣服、生活用品、生熟铜制的器具、劳动生产工具及文物等。
  承当过程,当物人把当物交给柜台,由掌柜过目鉴定,问明多少钱。当铺只给物价的一半或更少,月息都庄当价的3.5%,成交之后,填写‘当票’。当票为交易凭证,它有一定的规格模式,是木板印刷的,约有32开纸面大小,上写来当者的姓名、住址、当物名称、编号、息率及赎当期限等。所填写的字体都是奇特怪异的草书,一般人不认识它,实际上是当铺的暗号,只有当铺知道。当期一般为两年,过期不赎则为‘死当’,即由当铺转售估衣铺标价拍卖,‘当票’也自行作废”(287)。
  三、清代陕西钱商的经营经验及其钱业利润
  钱庄、典当、银楼尽管是高利贷的金融行业,但在客观上仍有活跃民间借贷流通的作用,并对分解自然经济起了积极的影响。清代陕西钱商在金融活动中能够从行业实际出发,积累了一些符合货币流通规律的经验,才保证他们在数百年的岁月里,在人地荒疏的异地他乡氛围中兴盛不衰。这些成功的经验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金融仍有历史借鉴作用。
  (一)诚实经营,注重信誉
  在封建社会,钱商仍属于信用资本,在钱业经营中,要吸引存款,扩大当业,就必须树立“信用昭著”的形象。而要做到使顾客相信稳妥可靠,首先要以雄厚的资本作为后盾,才能使资金调度灵活,以避免因“头寸”短缺致使存户疑虑集中提取存款的“挤兑”而招致倒闭的风险。因此,每家钱庄、典当必须以资金雄厚作为招来存款的基础,每家钱庄招来存货典当的资金一般都在千万两白银以上,如西安“榜眼”高岳松家开的景胜永票号,资本就达万两白银,而陕西人在西宁开的当铺资本大都在十万至四十万两之间。光绪年间渭南姜家在西安发行“绺子”时,有一次银根紧,形成挤兑,当时陕西巡抚谭钟麟竟下令陕西藩台打开藩库,以全省所收库银济其兑换之需,才解救了姜家的危机,使人们对姜家的财力之丰刮目相看。
  钱业经营要树立信誉昭然的形象,除以雄厚资本做为后盾外,还必须诚实经营,树立忠信不欺的良贾外观,使人对其产生信任。如渭南辛兴里曹昆璋,十四岁弃儒经商,贾于四川“以忠著称,贾人称‘少年长者’,同乡宦蜀者奇倚重,争以囊金寄诧,贾盖大起”(288),高陵程希仁在城固经营子钱业,“里中有桑姓二人,逃岁城固,几不能生,公给衣食不问报,及岁稔公又给路费使归,其人得免沟壑而又复故业”(289),回乡后广为宣传,使程希仁名闻高陵。三原第五君在四川富县经营典当,并为同业领袖“有土人雷万顺夙称忠厚,日检煤炭渣为聊生,君径与之旧衣资本营息先后二年”(290),使其发财致富,雷万顺逢人即说,口碑流传,使第五君名满富县。
  (二)薄利招揽,长线远鹤
  中国自古有“贪贾五之”的俗语,陕西钱商颇能体会个中三味,他们在经营中注意薄取利息,树立良贾形象,以广为招揽获得规模效益。如渭南贺家在陕西四十余州县开有质库,光绪年间当家人贺士英下令他家在各州县的当铺取息“终年二分”并张榜公布,由于贺家利低,“质物者不之他而质士英”贺家因之而业务发展,总体效益上仍赚了不少钱。后来各家当铺当息为二分时,他家又减息为一分五,结果低息招徕,穷人都找他,当铺业务是愈开愈富,并播得“贺家减当为穷汉”(291)的好名声。陕西商人在四川三台县开设有利本、泰昌两当亦能坚持薄利招徕的经营原则,当时官府规定当息不得超于三分,“两当亦只取三分,惟腊月十五后减至二分,销利者昼夜拥挤”(292),渭南凭光里在甘肃开当铺的贺甲弟亦是微收缗镪,因而博得“廉贾”的名声,被县太爷赠联称赞。
  (三)扶持工商,各具特色。
  在中国封建社会,向工商业提供资金支持的主是钱庄或票号,从而使陕西钱商主要向工商业融通资金,提供资金支持,并将高利贷利息不断转化为工商投资,表现了陕西钱商向生产领域渗透的历史进步性质。如孝义镇赵家在秦巴山内的森林采伐业中有大量投资,使木商成为他家生意的主要投资项目。朝邑八女井李家在同州城开有“成顺李”铁货铺,是陕西商人投资产业的重要例证。渭南阳郭村的姜家在终南山的林业中也有大量投资,他家在太白山区设有林场“所产木材由黑河经渭河发下,除自用外,多余出售”(293)。并且在清代中西部贸易的盐、茶、烟、布的大宗商品流通中,资本基本上都是来自陕西钱商的投资。
  在银钱业经营中,陕西商人均能从各家的实际出发,形成各具特色的经营经验和企业内部的管理方式。如孝义镇严家把钱业经营与传统文化结合,注重教育和仕途,被称为“儒商”,当家人严雁峰其祖父严存秩曾封奉直大夫,父亲严翥祺由邑学生员分发四川知县,授奉直大父,叔父严树森官至布政司、巡抚、中丞,以抵御外侮,誓雪国耻而有朝名,严家很是出过不少有名人物。严雁峰本身更是一介有名的儒商,在钱业资金充裕的条件下,出巨资收集海内外精本图书5万余卷,建“贲图书库”藏之,其后陆续收购,库藏总达14145种,115232卷,45982册,成为国内著名的藏书家(294)。阳郭镇的郭家不仅在典当房屋建筑上富有特色,他家自备铁、木、泥瓦工人,建筑当铺突出自己风格,首重高大坚固,两邻的隔墙必高出屋面之上数尺,以防火灾蔓延,故由远处一望,便可认出那是贺家当铺,成永久性实物广告。而在当铺内部管理上也有一套不同凡响的特殊办法。他家在各州县有36当铺72钱店之设,于是在阳郭镇本家设有36个招待室,每年年终结账时,每个当铺经理回来往一个招待室,然后论功行赏,业务好的经理坐“上席”,赚钱少的经理坐“末位”,因此各经理均相率努力,惟恐交账时坐末位(295)。四川的典当业有一套完整的人事和经营管理制度,是由陕西帮那里接受过来的,陕西帮职工待遇较厚,职工三年回家一次,一次预付三年全部工资,来去旅费企业发给,以使职工衣锦还乡,调动他们的积极性(296)。
  (四)施惠乡党,富及一方
  在清代陕西,一些经营银钱业首先富起来的巨族大户,往往能够一家致富,施惠一方,注重家乡的地方公益建设,以协调人际关系,博取乐善好施的名声。渭南的孝义古镇就是严、赵、柳、詹等富户捐资兴建的,古镇城池高约三丈,周长八里,一律青砖砌就,城门箭楼高耸,狼牙高琢,宏伟壮观,四座城门额上有题词曰:“东道迎辉”、“西山挹爽”、“南极星朗”、“北斗垣明”,城墙上三步一垛,百垛一阁,城内“大夫第”“廉坊第”“转角楼”“文昌阁”“七间厅”交相辉映,庙观、戏楼、石雕、旗杆、上马石、拴马桩、纷纷纭纭,镶嵌城廓之间。城内有临街石塘,俗称“涝池”,池呈长方形,深五丈,近两亩水面,周长42丈,一律灰色石料砌就,池壁自基础计25层,12层碌碡,12层石条,露出地面部分,五尺一栏,由花色斑谰之石壁围定,不施一铁,盛夏天旱儿童戏水,妇女漂洗边露,听取蛙声一片。这样的“涝池”在现代陕西的农村亦属罕见,故古镇居民,视若拱壁(297)。阳郭镇贺家也给村民办过两件事,一是贺家在全盛时期,给贺家村立过一个“古会”,定每年四月初十为会期,唱大戏,招引各地人都来上会,贺家声言带来的货物无论农具、牲畜、杂品以及食品衣物,都可在会上出售,售不完的东西,贺家一律收购,决不让乡党驮回去,这样一来会就立起来了,并延续百余年直到今天还是渭南县的物质交流大会之一。再一个给贺家村立了一个“人市”即劳动力市场,同立古会的办法一样,凡是愿充临时工人的人,都可来村内上人市,没有被雇佣的人由贺家全部包下,这便为村民和远近农家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阳部镇的姜家也与贺家一样,在南姜村立了一个贸易古会,因阳郭镇会期已满,无法安插,姜家苦思熟虑,决定在每年最后一天,立一个年三十的会,并附带规定“凡上会者一律不许在会上讨债,违者重罚”,从而给穷人提供了一个躲债的机会,被称为南姜村的“穷人会”(298)。
  在封建社会“七十二行,钱业为王”,利息高的怕人,因为经营钱业者多是“残酷的拼命要钱的暴发户”,他们“除了货币需要者的负担能力或抵抗能力外,再也不知道别的限制”(299)。在清代尽管官府曾规定利息不过三分之制,而在实际运作中,钱商勒索,花样百出。如当铺当物有句行话叫“当半价”,而实际上当价不过原物价值的20%—30%,并且当物过期不赎即为死当,便由当铺转售估衣铺标价拍卖,当铺是从一头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既取得抵押放债的利息,又取得死当变卖的商业利润,所以经营钱业莫不腰缠万贯,财源滚滚。如所当物品价值300元,按三分之一作价,只能当款100元,按每月3分计息,一个月利息3元,一年是36元,三年利息是108元,如期不赎叫作出当,按所当物拍卖300元除去当价100外还余200元。以这样计算三年当物可获利200%,如到期赎回当铺仍获利108元,超过原当款100元的一倍多(300)。即便是如渭南贺家以低息为号召薄利招徕,但规模效益并没有减少。因为当贺家提出改月息从3分减少为2.5分时,遭到同业反对,贺家当即表示“那家当铺觉得利息率低,不合算,可推盘连底转给贺家接收,照所有当票存根及房屋铺底折价付款”(301)。这种垄断经营的手法,使同业有的盘给了贺家,不愿盘的也只得减低利息,否则就会因门前冷落而混不下去。兰州陕商办的天福公钱庄,创业资本才5000两,5年后仅企业资本就积累到2万两银子,五年中利润增中了3倍多。陕西人在四川办的典当也是“放贷盘利,布满樊家巷,其中公质、和兴两店最大,婪贪勒索花样百出”(302)。四川射洪县的陕商当铺既向民间借贷,又借公款盈利,同时当物当钱为银两,而民间交换多用制钱,典当兼营货币兑换的业务应运而生。射洪县的当铺多在门外设钱摊者,使穷人在持银换钱中又被扒掉了一层皮(303)。
  除正常运作外,钱业内部又存在着各种行语、陋规、层层铁幕,使一般人不知就里。如当铺1—10的数码,就是须、本、利、咸、扁、和、庄、干、齐、斋,如说十五,就只说须扁,当物时掌柜和写字先生对话,旁人不得而知(304)。而当票上的字又是特殊字体,称为花字,一般人根本无法辨识,如陕西帮在四川的当铺“花字特别花”(305),既可使持票人不知就里,又可以防止别人伪造、涂改。当铺的柜台又特别高,当户当物时,必须用双手把东西举过头顶,仰面恳求多当些钱,而坐在高柜台太师椅上的掌柜只给一个最低价。如果当户不顾意拿到另一家去当情况会更坏些。这是由于坐架在退还衣物时,已经在原物上做了记号,别家当铺一看便知,出的当价更低,当户只好忍痛拿到最初家去当。典当的钱商们就是用这种阴险残酷地手段,在劳苦大众身上打主意的,“上当受骗”的成语与“当”字相联系,可谓对此最精当的诠释。
  (213)张正明:《山西工商业拾掇》,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6页。
  (214)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卷,第672页。
  (215)《韩城县志·风俗志》。
  (216)《乾州志·风俗志》。
  (217)《西乡县志·风俗志》。
  (218)《延绥镇志·风俗》。
  (219)《泾阳县志·风俗志》。
  (220)《韩城县志·风俗》。
  (221)《新修凤县志·风俗》。
  (222)《新续渭南县志》卷五,第3页。
  (223)《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二百二十六,第5—6页。
  (22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671页。
  (225)《盐法通志》卷四十一,第13页。
  (226)李肇植:《德安府布史话》,《安陆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90—89页。
  (227)嘉庆《正阳县志·物产志》。
  (228)《凤翔陈村的生字水烟》,《凤翔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61—62页。
  (229)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29页。
  (230)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674页。
  (231)张肖梅文:《四川经济参考资料选辑》第4章。
  (232)吕登平:《四川农村经济》第448—449页。
  (233)张肖梅文:《四川经济参考资料选辑》第4章。
  (234)《三台县志·食货志》。
  (235)樵斧:《自流井》第一集,第1—2页。
  (236)《三台县志·食货志》。
  (237)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二。
  (238)谢再善:《伊克昭七旗志略》,《西北论衡》卷十,第二期。
  (239)谢再善:《伊克昭七旗志略》,《西北论衡》卷十,第二期。
  (240)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672页。
  (241)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十一,第11页。
  (242)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十,第117页。
  (243)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十,第35页。
  (244)李因笃:《受祺堂集》卷四。
  (245)贺志云:《清末民初关中的几家富户》,《西安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151—153页。
  (246)《续修渭南县志》卷三,第7页。
  (247)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第103页。
  (248)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第100页。
  (249)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678页。
  (250)谢尧钟:《新疆游记》第280页。
  (251)谢尧钟:《新疆游记》第280页。
  (252)胡伯益:《烟茶布三帮在西北运销概况》,《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171页。
  (253)《革命文献》卷七十四,第415页。
  (254)叶启贤:《解放前的西安银钱业》,《西安文史资料》第10辑,第107—108页。
  (255)汉中工商联:《汉中解放前的工商业》,《汉中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3页。
  (256)欧阳越牟:《自贡地方的典当业》,《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第147页。
  (257)吉润卿:《贡井盐场发展一瞥》,《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第308页。
  (258)《遂宁县志》卷七,第8页。
  (259)《三台县志·食货志》。
  (260)《涪陵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261)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选辑》第一册,第573页。
  (262)萧梅性:《兰州商业调查》第2页。
  (263)潘益民:《兰州工商业与金融业》第169页。
  (264)郑立斋:《我在兰州天福公钱庄的经历》,《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89页。
  (265)杨昆山:《解放前的兰州金店业),《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第118页。
  (266)杨昆山文:《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89页。
  (267)陈邦彦:《西宁当铺简况》,《西安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80页。
  (268)陈邦彦:《西宁当铺简况》《西安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80页。
  (269)寥*庭《解放前西宁一带商业和金融业概况》,《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17页。
  (270)《新疆志稿》卷二,第134页。
  (271)毛鸣峰:《沙市的工商业与十三帮》,《沙市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8—19页。
  (272)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第63页。
  (273)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第63页。
  (274)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第54页。
  (275)李天寿:《辉煌孝义镇》《渭南文史资料》第5辑,第177页。
  (276)贺志云:《清末民初关中的几家富户》,《西安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147页。
  (277)《续修渭南县志》卷三第7页。
  (278)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第45页。
  (279)吴钢:《高陵碑石》第177页。
  (280)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第230页。
  (281)《鲁桥镇志》卷七。
  (282)《安康县志》卷十九,第27页。
  (283)叶启贤:《解放前的西安银钱业》,《西安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108页。
  (284)郑立斋:《我在兰州天福公钱庄的经历》,《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90—91页。
  (285)引自曲彦斌《中国典当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2页。
  (286)刘光贲:《烟霞草堂文集》卷三,第24页。
  (287)陈邦彦:《西宁当铺简况》,《西宁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80—82页。
  (288)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第45页。
  (289)吴钢:《高陵碑石》第177页。
  (290)《续修鲁桥镇志》卷六,第38页。
  (291)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第40—41页。
  (292)《三台县志·食货志》第45页。
  (293)《渭南文史资料》第6辑,第200页。
  (294)李天受:《辉煌教义镇》,《渭南文资料选辑》等6辑,第174页。
  (295)贺志云:《清末民初关中的几家富户》,《西安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150页。
  (296)欧阳越牟:《自贡地方的典当业》,《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52页。
  (297)李天受:《辉煌孝义镇》,《渭南文史资料》第6辑,第176—177页。
  (298)贺志文:《清末民初关中的几家富户》,《西安文史资料选辑》第5卷,第199页,第149页。
  (299)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67页。
  (300)叶启贤:《旧社会西安典当业》,《西安文史资料》第14辑,第148页。
  (301)叶启贤:《旧社会西安典当业》,《西安文史资料》第14辑,第149页。
  (302)《涪陵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303)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选辑》第1册,第573页。
  (304)郭敬仪:《旧社会西安东关商业掠影》《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第170页。
  (305)欧阳越牟:《自贡地方的典当业》,《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53页。
陕西商帮史/李刚著.-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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