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历史
6.2明清陕西商帮的民间性
第六章 明清陕西商帮的特点 第二节 明清陕西商帮的民间性
与封建官府关系疏松，多以中小商人的民间资本为主是明清陕西商帮的另一个特点。在明清之际，一些势倾全国著名商帮势力的消长变化莫不与官府的支持有绝大关系。徽商在明代弘治以前实力远在陕商之下，而弘治年间山阴叶淇为尚书“淇故淮人，意唯为淮商”(33)；见陕商输粟塞上，“银一钱可易粟四斗，商人费亦少而利亦厚”(34)，遂实行“纳银于运司”的政策调整，巨大打击了陕西边商的实力，“西北贾悉撤业归”，使徽商在淮扬的势力迅速增长，一跃而居于陕商之上。就是徽商在江南棉布市场上亦是因为勾结牙行，行媚权贵才得以压倒陕商。晋商在明代万历时期实力仍在陕商之下，但晋商在明末辽东市场活动时与满族贵族形成密切关系，清朝入主中原后即将大批晋商招入内府，使之成为清朝的第一批皇商，并将各省藩库、省库收入存入山西人办的票号支持其发展，使晋商势力甚张而压倒了陕商。就连清代发展起来的“粤商”也因为在官府特许下垄断对外贸易才得以发达起来。与这些与封建官府关系密切，更多带有“官商”性质的商帮不同，陕西商帮自明代以来就与封建官府保持着若即若离地疏松关系，他们的发展主要靠自身的自主经营，使得陕西商帮更多带有民间资本的特点。这与陕西商帮同官府历来关系淡泊和以中小商人为主的结构有着直接的关系。
陕西自宋以后，地处边僻，远离中央，天高皇帝远，与官府的关系疏远，形成“质直好义，明初相传民足不履县廷，目不识长吏”(35)，的价值取向。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陕西商人，很少象徽商或晋商那样行媚权贵，而是疏远官府，土生土长，做生意全靠自己老谋深算，刻苦经营以谋求生存和发展。特别是清朝初入中原时，陕西商人以汉族正统自居，怀有强烈的反清情绪，与清王朝采取了不合作的抵抗态度，遂使其亦得不到清朝统治者的欢心和重视，更加淡化了他们与封建官府之间的联系。所以，乾隆年间，清王朝兴鸿儒博士科，三原儒商孙豹人入选，公车入京后，“诸试者研练词赋，唯先生泛览他书。或询之，则答曰‘吾侨居广陵，数十口饔餮待我，使我官京师，不令举家饿死乎”(36)?很是表现了陕西商人“宁吏也贾”的价值取向。这种与封建官府关系松疏的特点，使陕西商人更多的带有中国民间资本的性质，作为非特权资本主要靠自己的经营本领，自主经营，寻货觅财，使他们比之于特权资本更具有人民性。
陕西商帮的民间性还表现在他们的构成主要是以中小商人为主。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得不到官府的支持，资金来源有限。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其具有的历史性作用下，商业资本及其商业利润去向很多。陕西商人走上经商道路时，大率是贫穷子多之家，当他们的资本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时，会使一部分资金在分家析产和负担全家族供养的非生产消费中消耗殆尽。如三原李综，赡养叔父母，为伯父数子购舍娶妻。长安张通诸弟成家立业，皆由他一手操办。扶风杨企，抚侄儿、侄女并为之娶媳，被聘为乡饮。三原胡汝宽，马理给诸兄弟购衣着病，抚诸孤侄，被赠以“孝敬慈爱”的大匾。而分家析产更是对积累财产的直接分割。三原王一鹤、一鸣、一鸿三兄弟在葬埋父祖后“举所息八千金而中剖之”(37)；贠维新“两次起赀百万均分箸豆剖”(38)；渭南曹昆璋经商致富后“与诸弟析为五家，一切维均”(39)；韩城张强，分家时“均与弟，无私藏”(40)；泾阳冯升麟“所获家资匀作五”(41)；岐山郭代“积赀20万，后由二人的七个儿子均分”(42)。这些对他们从事商业资本营运“最低限度单个资本的积累”都是一种消耗。
这种最低限度的单个资本积累有限性使陕西商人资金存量狭小，而他们主要从事的大宗商品贸易又是耗资巨大的经营项目，这便决定了他们在资本运怍方面主要采取了“合资经营”的形式，以“合伙”生意而见长商界。
陕西商帮的“合资经营”表现在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
对内是设法动员兄弟、朋友、亲属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扩大投资和经营规模。兄弟联营是常见的形式之一。三原的郭金、郭某、郭镇是兄弟同贾，王一鹤、一鸿、一鸣则是兄弟联营发家。岐山郭玳，郭玘是弟农兄贾，大荔的张德炳则是哥率弟贾，“张德炳幼贫习商四川，……自蜀归年六十余矣……弟德纯教德炳携至蜀俾执役面肆，备极劳苦，德炳察其老诚，乃为就茶商事，德纯益加勤俭，终克起家”(43)。朋友合伙更是其常见的又一形式。如韩城苏含章“幼服贾于西凉，有朝邑赵某者爱其忠与之订交，赵还家邀含章俱往，届以家事，式好如兄弟”(44)。泾阳张魁“与同里李扶荆贾于狄道，家焉两人相友善，扶荆卒，遗二子无所归，魁抚之如己子，兼以两女妻之”(45)。咸宁人张克量经营有方，兰州人曹佐“求与公伙”两人经商数年，获得成功(46)。中卫县的陈谟“与西安府客孙尚义相友善，孙病故，遗子尚幼，陈抚之与己子同”(47)。朝邑人石象“兄弟与泾阳人郝君父子善，各人母钱同鬻财，两家以此起，无间言”(48)。而最典型的例证应是龙驹寨德盛新布行。该布行系同治十一年由张凌宵与李克昌、李瑞临“合伙各持出资本银四百两共一千二百两”，由瑞临掌管行事，凌宵、克昌帮同行事，至光绪二十五年“三十三年获利三十余万金”，后李克昌死，李瑞临将其子李敬业“留住行中，同己子，聘师训读”，后敬业不务正业，辄窍行内百金，瑞临将其遣之归“而供给其家，照常分利，”(49)很是表现了陕西商人克终朋友情义的宽厚仁爱精神。同宗相帮是其形式之三。三原马正用经商时“姊氏予数金，贸易宁州”(50)，高陵王克俭经商时“其族能任贾者，与之本业，不问子钱，凡数十人”(51)。
对外则主要是引进和利用山西商人的资本和技术，与山西商人实行联营，所以陕帮商人常称为“山陕商人”或“西商”，这种情况从明初到清末都没有变化。在明清山陕商人联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山陕习俗相同，地理相毗，在经商上互相影响。山陕在历史上有秦晋通好，两省又地理相邻，在明清有不少陕西人系由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徙到陕西，特别是晋南的蒲州与陕西隔河相望，因地理上的原因，两地人民常互通婚姻，习俗相染，故在明清能互相影响而共同走上经商道路。山陕两省均地处黄土高原，水深土厚，以农为主，常有深挖土窑藏粮经久不腐的习惯，加之两省习俗相同“秦俗大俭，而地邻于晋，不能不渐染啬风，所以富不逾移”(52)。共同的风俗习惯和思维方式使两省商民能够心理相通，情感交融而互相影响，如明初的“食盐开中”首先行于山西，使陕西商人亦受到影响而走上“输粟中盐”移家淮扬的业盐道路；而“茶马交易”又最初行于陕西，山西商人因受影响而逾河贩茶走上贸易茶叶的道路，故此兰州茶商“以山陕商人为多”。其次，陕西商人以中小资本为多。资金有限，常常“借资晋地”，使两省商民资本互相参与。如明代陕西三边业盐的边商“无一殷实之家，率多借资晋地”(53)；清代的陕北商人“资本多不丰裕，或借晋商资本。四季周转，春买夏归，秋买东归”(54)。或者经营商业“清初率多晋商，同光以来…民智渐开，始为入伙学习，继则自行开办”(55)。因此，在明清陕帮商人经营的各大产业中“晋东陕西”或“陕东晋西”的经营联合形式所在多有。其三，山陕两省商人在市场和技术上互相交叉，彼此交流，在业务上容易互相联手。如陕西同州的商人“每事贾贩……至界连晋省”(56)；陕北的商人“多畜猪羊，间有贩牵赴山西省者”(57)。而山西商人也多赴陕贸易，如明代的三原“汾人多往来贾货余邑”(58)；清代的陕北“城内市廛以及各乡镇集均系隔河晋民暨邻邑韩城澄城等处商贾盘居”(59)。在技术上两省商民也是互相影响。如烟草种植技艺首先由山西曲沃商人传入陕西富平，而陕商的水烟制作技术又由同朝商人传给山西曲沃。又如陕西土布的整染技术多系山西商人传入，陕西三原的山西街就因山西布商聚居而得名；而山西的皮革硝制技术多由陕西商人传出。其四，为了同徽商竞争也促使山陕商人携手联合，以壮大竞争实力。在明清的全国商界，主要是徽、晋、陕三大商帮之间的竞争。初期陕晋商人势重于徽商，后改行“纲盐”后，徽商势力大张，万历《歙志·货殖》云“今之所谓大贾者，莫有甚于我邑”。而陕商为了与徽商对抗。“苦于朋比无多”(60)，势力单薄，常常联合晋商，结成统一战线，因而两省商人在许多经营领域互相合作的场合不少。这就是明清以来两省商人常被通称为“秦晋大贾”或“山陕商人”的由来。
正由于明清以来的陕西商人以中小资本的民间商人为主。遂使他们不得不广开财源，内联外引，经营阶层以“合资”为多，经营有极强的广泛性。而在“合资”经营的条件下，内部的精诚团结和步调协调往往是营业成败的关键，这就是明清的山陕商人为什么多以关云长为祀祭对象的主要原因。因为云长系山西人，又忠心汉室，义气手足，为朋友甘为赴汤蹈火，这正是“合资经营”所需要的精神纽带。所以各地的山陕会馆多供奉关羽像，亦有称为“三义庙”者。
明清陕西商帮的民间性还表现在经商行贾与重视文化相结合，许多陕西商人是以儒经商，也有不少商人由商而儒，使陕西商人往往表现为儒商结合，具有鲜明的儒商特征。而陕西商人多向非特权的儒士转化，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其民间资本的性质。
陕西商人的“儒”、“商”结合，可区分为三种情况：
一是以儒经商，增加商业经营的文化含量，表现出很高的经营自觉性。在宋代以前，陕西曾是全国的文化中心，使陕西积淀了非常丰富的文化存量，重视文化和教育，讲究耕读传家是陕人特有的历史传统。因此，明清以来有不少陕西商人是儒士出身，他们利用所学知识指导商业经营，常常获得稳定厚利。如三原秦后渠“贾而好儒术，自恚少不意志，投身为贾，家居及往来市廛辄手一编不倦……为商也善节缩，视时高下，利归公最厚”(61)，朝邑西河子以儒经商“不数年家起数千金，人莫窥其可自也”(62)。三原王经济“世多贾儒……自贾而遗弟儒，其贾山得子钱既多”(63)。高陵张忠轩“身寄贾服，心潜儒林，即沐雨栉风，诗书末辍”(64)，成为高陵巨富。
二是由商而儒，由商业发家，以雄厚资财为后盾，延师训子，发展教育。在封建社会，四民分业，商人多隶“商籍”，社会地位低下，汉人杨挥说他“幸有余粟，方粜贵贩贱，逐什一之利，此贾坚之事也，污辱之处，挥亲行之，下流之人，众毁所归。不寒而栗”(65)。因此，许多陕西商人发财致富后往往注重教育，延师课子，科举为士。如三原张凤“不惜金帛，求师救子”；石象“督子从儒”。蒲城雷太初“课子读书，赡为进士”(66)。凤翔周恕“获利万金，延师以课子孙，其后科甲相继，为邑望族”(67)。渭南八女井李家以八千金修会城考院；贺士英“里中子弟因贫废读，为立义学，延师教之……补举京师会馆捐银若干，以惠士子”(68)。这些使注重文化，捐资教育成为陕西商人一个很好的历史传统。
三是弃商为儒。许多陕西商人经商发家后立志读书，著述立说，成为文化名人，为发展陕西的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三原为陕西人文汇萃之地，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为依托，文风日盛，出的文化名人亦最多。温氏家族以温纯之父习贾发家，其子温纯科举进士官拜尚书，成为陕西明代的大儒，其子温自如，后人温良儒都是陕西名儒，著述甚丰。其在成都的温氏分支，亦因其祖温敬斋“由商籍入华杨县学授徒”(69)，而支派繁盛。胡汝宽“独喜儒，暇则阅古图书吟咏诗章，对客谈古今事类，儒者当岁时诸兄弟亲政相与称饬尽欢道故旧，有白乐天风”(70)。城东胡历廉家素封，经商发家后，专习古籍“家有碧云阁，上藏书数万卷”(71)。郭生彬“少习商。继鬻古书籍”(72)，成为专业书商。最著名如孙豹人，“从贾人游，累致千金，散之，既而闭户读经史，肆力诗古文”(73)，著有《溉堂集》，成为清初著名诗人，名噪海内。就连国民党三朝元老官居立法院长著名书法家诗人的于右任亦是从三原学徒出身。泾阳的著名文人亦不少，其著名者如张恂“诗古人又善画，居江都最久，与之游者多喜其乐，易而泼墨缣素淋漓”(74)，成为清初著名画家。凤翔毛雄“且贾且学，三四年积千金，书数十百卷”(75)。武功康氏家族，多有人经商，如康年、康峦等，故其后人康海成为清代陕西大儒。户县王氏家族，因其祖王儒在四川教席经商，其后人王恩九亦为陕西知名文人，著有《波*集》。咸阳县天阁村人刘光贲“少家贫……昼则售饼于市，晚为人转磨麦粉以给*粥，然读书亦不少”(76)，成为清代陕西著名学者，“算术为关中绝学”。谓南孝义严家，财富关中，其后人严雁峰由商而儒，在家中设有“贲图书库”，藏书115232卷，并著有《贲图诗钞》，成为国内著名藏书家和诗人。陕西商人这种儒商结合的特点三原文人温渊如曾有过总结，他在《明处士信轩列公暨配陈儒人合葬墓志铭》中说，陕西多“世代儒而贾，贾而儒成者也……迄今儒与贾，胤隆能带耕而神运也”(77)。
(33)《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九，第11页。
(34)《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九，第48页。
(35)《岐山县志》卷二。
(36)《清代野史》卷七，第84—85页。
(37)钞晓鸿文，《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38)钞晓鸿文，《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39)钞晓鸿文，《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40)钞晓鸿文，《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41)钞晓鸿文，《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42)钞晓鸿文，《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43)《大荔县志稿》卷十，第3页。
(44)《韩城县志》卷一，第51页。
(45)《狄道州志》卷二，第31页。
(46)康海：《康对山先生文集》卷四十二。
(47)《中卫县志》卷六，第5页。
(48)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十一。
(49)《集中官报·秦事汇编三》。
(50)《三原县志》卷十。
(51)李维帧：《大泌山房文集》卷一百零六。
(52)《同州府志》卷二十一。
(53)《明经世文编》卷四百四十八，第10页。
(54)《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一百九十六，第22页。
(55)《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一百九十六，第23页。
(56)卢坤：《秦疆治略》第25页。
(57)《安塞县志·风俗志》。
(58)来严然：《自喻堂集》卷一，第8页。
(59)《宜川乡土志》第12页。
(60)万历《歙志·货殖》。
(61)来严然：《自喻堂集》卷一，第30页。
(62)韩邦奇：《苑洛集》卷七，第35页。
(63)来严然：《自喻堂集》卷一，第35页。
(64)吴钢：《高陵碑石》第186—187页。
(65)吕思勉；《中国制度史》第54页。
(66)韩邦奇：《苑洛集》卷七。
(67)《凤翔县志》卷六。
(68)《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七。
(69)《温氏族籍附录》第5页。
(70)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十，第4页。
(71)刘光贲：《烟霞草堂文集》卷四，第4页。
(72)《三原县新志》卷六。
(73)《扬州府志》卷五十三，第40页。
(74)《扬州府志》卷五十三，第41页。
(75)《康对山先生文集》卷四十二。
(76)刘光贲：《烟霞草堂文集》卷首序既墓志铭。
(77)《温氏著述辑要》第5页。
与封建官府关系疏松，多以中小商人的民间资本为主是明清陕西商帮的另一个特点。在明清之际，一些势倾全国著名商帮势力的消长变化莫不与官府的支持有绝大关系。徽商在明代弘治以前实力远在陕商之下，而弘治年间山阴叶淇为尚书“淇故淮人，意唯为淮商”(33)；见陕商输粟塞上，“银一钱可易粟四斗，商人费亦少而利亦厚”(34)，遂实行“纳银于运司”的政策调整，巨大打击了陕西边商的实力，“西北贾悉撤业归”，使徽商在淮扬的势力迅速增长，一跃而居于陕商之上。就是徽商在江南棉布市场上亦是因为勾结牙行，行媚权贵才得以压倒陕商。晋商在明代万历时期实力仍在陕商之下，但晋商在明末辽东市场活动时与满族贵族形成密切关系，清朝入主中原后即将大批晋商招入内府，使之成为清朝的第一批皇商，并将各省藩库、省库收入存入山西人办的票号支持其发展，使晋商势力甚张而压倒了陕商。就连清代发展起来的“粤商”也因为在官府特许下垄断对外贸易才得以发达起来。与这些与封建官府关系密切，更多带有“官商”性质的商帮不同，陕西商帮自明代以来就与封建官府保持着若即若离地疏松关系，他们的发展主要靠自身的自主经营，使得陕西商帮更多带有民间资本的特点。这与陕西商帮同官府历来关系淡泊和以中小商人为主的结构有着直接的关系。
陕西自宋以后，地处边僻，远离中央，天高皇帝远，与官府的关系疏远，形成“质直好义，明初相传民足不履县廷，目不识长吏”(35)，的价值取向。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陕西商人，很少象徽商或晋商那样行媚权贵，而是疏远官府，土生土长，做生意全靠自己老谋深算，刻苦经营以谋求生存和发展。特别是清朝初入中原时，陕西商人以汉族正统自居，怀有强烈的反清情绪，与清王朝采取了不合作的抵抗态度，遂使其亦得不到清朝统治者的欢心和重视，更加淡化了他们与封建官府之间的联系。所以，乾隆年间，清王朝兴鸿儒博士科，三原儒商孙豹人入选，公车入京后，“诸试者研练词赋，唯先生泛览他书。或询之，则答曰‘吾侨居广陵，数十口饔餮待我，使我官京师，不令举家饿死乎”(36)?很是表现了陕西商人“宁吏也贾”的价值取向。这种与封建官府关系松疏的特点，使陕西商人更多的带有中国民间资本的性质，作为非特权资本主要靠自己的经营本领，自主经营，寻货觅财，使他们比之于特权资本更具有人民性。
陕西商帮的民间性还表现在他们的构成主要是以中小商人为主。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得不到官府的支持，资金来源有限。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其具有的历史性作用下，商业资本及其商业利润去向很多。陕西商人走上经商道路时，大率是贫穷子多之家，当他们的资本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时，会使一部分资金在分家析产和负担全家族供养的非生产消费中消耗殆尽。如三原李综，赡养叔父母，为伯父数子购舍娶妻。长安张通诸弟成家立业，皆由他一手操办。扶风杨企，抚侄儿、侄女并为之娶媳，被聘为乡饮。三原胡汝宽，马理给诸兄弟购衣着病，抚诸孤侄，被赠以“孝敬慈爱”的大匾。而分家析产更是对积累财产的直接分割。三原王一鹤、一鸣、一鸿三兄弟在葬埋父祖后“举所息八千金而中剖之”(37)；贠维新“两次起赀百万均分箸豆剖”(38)；渭南曹昆璋经商致富后“与诸弟析为五家，一切维均”(39)；韩城张强，分家时“均与弟，无私藏”(40)；泾阳冯升麟“所获家资匀作五”(41)；岐山郭代“积赀20万，后由二人的七个儿子均分”(42)。这些对他们从事商业资本营运“最低限度单个资本的积累”都是一种消耗。
这种最低限度的单个资本积累有限性使陕西商人资金存量狭小，而他们主要从事的大宗商品贸易又是耗资巨大的经营项目，这便决定了他们在资本运怍方面主要采取了“合资经营”的形式，以“合伙”生意而见长商界。
陕西商帮的“合资经营”表现在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
对内是设法动员兄弟、朋友、亲属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扩大投资和经营规模。兄弟联营是常见的形式之一。三原的郭金、郭某、郭镇是兄弟同贾，王一鹤、一鸿、一鸣则是兄弟联营发家。岐山郭玳，郭玘是弟农兄贾，大荔的张德炳则是哥率弟贾，“张德炳幼贫习商四川，……自蜀归年六十余矣……弟德纯教德炳携至蜀俾执役面肆，备极劳苦，德炳察其老诚，乃为就茶商事，德纯益加勤俭，终克起家”(43)。朋友合伙更是其常见的又一形式。如韩城苏含章“幼服贾于西凉，有朝邑赵某者爱其忠与之订交，赵还家邀含章俱往，届以家事，式好如兄弟”(44)。泾阳张魁“与同里李扶荆贾于狄道，家焉两人相友善，扶荆卒，遗二子无所归，魁抚之如己子，兼以两女妻之”(45)。咸宁人张克量经营有方，兰州人曹佐“求与公伙”两人经商数年，获得成功(46)。中卫县的陈谟“与西安府客孙尚义相友善，孙病故，遗子尚幼，陈抚之与己子同”(47)。朝邑人石象“兄弟与泾阳人郝君父子善，各人母钱同鬻财，两家以此起，无间言”(48)。而最典型的例证应是龙驹寨德盛新布行。该布行系同治十一年由张凌宵与李克昌、李瑞临“合伙各持出资本银四百两共一千二百两”，由瑞临掌管行事，凌宵、克昌帮同行事，至光绪二十五年“三十三年获利三十余万金”，后李克昌死，李瑞临将其子李敬业“留住行中，同己子，聘师训读”，后敬业不务正业，辄窍行内百金，瑞临将其遣之归“而供给其家，照常分利，”(49)很是表现了陕西商人克终朋友情义的宽厚仁爱精神。同宗相帮是其形式之三。三原马正用经商时“姊氏予数金，贸易宁州”(50)，高陵王克俭经商时“其族能任贾者，与之本业，不问子钱，凡数十人”(51)。
对外则主要是引进和利用山西商人的资本和技术，与山西商人实行联营，所以陕帮商人常称为“山陕商人”或“西商”，这种情况从明初到清末都没有变化。在明清山陕商人联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山陕习俗相同，地理相毗，在经商上互相影响。山陕在历史上有秦晋通好，两省又地理相邻，在明清有不少陕西人系由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徙到陕西，特别是晋南的蒲州与陕西隔河相望，因地理上的原因，两地人民常互通婚姻，习俗相染，故在明清能互相影响而共同走上经商道路。山陕两省均地处黄土高原，水深土厚，以农为主，常有深挖土窑藏粮经久不腐的习惯，加之两省习俗相同“秦俗大俭，而地邻于晋，不能不渐染啬风，所以富不逾移”(52)。共同的风俗习惯和思维方式使两省商民能够心理相通，情感交融而互相影响，如明初的“食盐开中”首先行于山西，使陕西商人亦受到影响而走上“输粟中盐”移家淮扬的业盐道路；而“茶马交易”又最初行于陕西，山西商人因受影响而逾河贩茶走上贸易茶叶的道路，故此兰州茶商“以山陕商人为多”。其次，陕西商人以中小资本为多。资金有限，常常“借资晋地”，使两省商民资本互相参与。如明代陕西三边业盐的边商“无一殷实之家，率多借资晋地”(53)；清代的陕北商人“资本多不丰裕，或借晋商资本。四季周转，春买夏归，秋买东归”(54)。或者经营商业“清初率多晋商，同光以来…民智渐开，始为入伙学习，继则自行开办”(55)。因此，在明清陕帮商人经营的各大产业中“晋东陕西”或“陕东晋西”的经营联合形式所在多有。其三，山陕两省商人在市场和技术上互相交叉，彼此交流，在业务上容易互相联手。如陕西同州的商人“每事贾贩……至界连晋省”(56)；陕北的商人“多畜猪羊，间有贩牵赴山西省者”(57)。而山西商人也多赴陕贸易，如明代的三原“汾人多往来贾货余邑”(58)；清代的陕北“城内市廛以及各乡镇集均系隔河晋民暨邻邑韩城澄城等处商贾盘居”(59)。在技术上两省商民也是互相影响。如烟草种植技艺首先由山西曲沃商人传入陕西富平，而陕商的水烟制作技术又由同朝商人传给山西曲沃。又如陕西土布的整染技术多系山西商人传入，陕西三原的山西街就因山西布商聚居而得名；而山西的皮革硝制技术多由陕西商人传出。其四，为了同徽商竞争也促使山陕商人携手联合，以壮大竞争实力。在明清的全国商界，主要是徽、晋、陕三大商帮之间的竞争。初期陕晋商人势重于徽商，后改行“纲盐”后，徽商势力大张，万历《歙志·货殖》云“今之所谓大贾者，莫有甚于我邑”。而陕商为了与徽商对抗。“苦于朋比无多”(60)，势力单薄，常常联合晋商，结成统一战线，因而两省商人在许多经营领域互相合作的场合不少。这就是明清以来两省商人常被通称为“秦晋大贾”或“山陕商人”的由来。
正由于明清以来的陕西商人以中小资本的民间商人为主。遂使他们不得不广开财源，内联外引，经营阶层以“合资”为多，经营有极强的广泛性。而在“合资”经营的条件下，内部的精诚团结和步调协调往往是营业成败的关键，这就是明清的山陕商人为什么多以关云长为祀祭对象的主要原因。因为云长系山西人，又忠心汉室，义气手足，为朋友甘为赴汤蹈火，这正是“合资经营”所需要的精神纽带。所以各地的山陕会馆多供奉关羽像，亦有称为“三义庙”者。
明清陕西商帮的民间性还表现在经商行贾与重视文化相结合，许多陕西商人是以儒经商，也有不少商人由商而儒，使陕西商人往往表现为儒商结合，具有鲜明的儒商特征。而陕西商人多向非特权的儒士转化，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其民间资本的性质。
陕西商人的“儒”、“商”结合，可区分为三种情况：
一是以儒经商，增加商业经营的文化含量，表现出很高的经营自觉性。在宋代以前，陕西曾是全国的文化中心，使陕西积淀了非常丰富的文化存量，重视文化和教育，讲究耕读传家是陕人特有的历史传统。因此，明清以来有不少陕西商人是儒士出身，他们利用所学知识指导商业经营，常常获得稳定厚利。如三原秦后渠“贾而好儒术，自恚少不意志，投身为贾，家居及往来市廛辄手一编不倦……为商也善节缩，视时高下，利归公最厚”(61)，朝邑西河子以儒经商“不数年家起数千金，人莫窥其可自也”(62)。三原王经济“世多贾儒……自贾而遗弟儒，其贾山得子钱既多”(63)。高陵张忠轩“身寄贾服，心潜儒林，即沐雨栉风，诗书末辍”(64)，成为高陵巨富。
二是由商而儒，由商业发家，以雄厚资财为后盾，延师训子，发展教育。在封建社会，四民分业，商人多隶“商籍”，社会地位低下，汉人杨挥说他“幸有余粟，方粜贵贩贱，逐什一之利，此贾坚之事也，污辱之处，挥亲行之，下流之人，众毁所归。不寒而栗”(65)。因此，许多陕西商人发财致富后往往注重教育，延师课子，科举为士。如三原张凤“不惜金帛，求师救子”；石象“督子从儒”。蒲城雷太初“课子读书，赡为进士”(66)。凤翔周恕“获利万金，延师以课子孙，其后科甲相继，为邑望族”(67)。渭南八女井李家以八千金修会城考院；贺士英“里中子弟因贫废读，为立义学，延师教之……补举京师会馆捐银若干，以惠士子”(68)。这些使注重文化，捐资教育成为陕西商人一个很好的历史传统。
三是弃商为儒。许多陕西商人经商发家后立志读书，著述立说，成为文化名人，为发展陕西的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三原为陕西人文汇萃之地，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为依托，文风日盛，出的文化名人亦最多。温氏家族以温纯之父习贾发家，其子温纯科举进士官拜尚书，成为陕西明代的大儒，其子温自如，后人温良儒都是陕西名儒，著述甚丰。其在成都的温氏分支，亦因其祖温敬斋“由商籍入华杨县学授徒”(69)，而支派繁盛。胡汝宽“独喜儒，暇则阅古图书吟咏诗章，对客谈古今事类，儒者当岁时诸兄弟亲政相与称饬尽欢道故旧，有白乐天风”(70)。城东胡历廉家素封，经商发家后，专习古籍“家有碧云阁，上藏书数万卷”(71)。郭生彬“少习商。继鬻古书籍”(72)，成为专业书商。最著名如孙豹人，“从贾人游，累致千金，散之，既而闭户读经史，肆力诗古文”(73)，著有《溉堂集》，成为清初著名诗人，名噪海内。就连国民党三朝元老官居立法院长著名书法家诗人的于右任亦是从三原学徒出身。泾阳的著名文人亦不少，其著名者如张恂“诗古人又善画，居江都最久，与之游者多喜其乐，易而泼墨缣素淋漓”(74)，成为清初著名画家。凤翔毛雄“且贾且学，三四年积千金，书数十百卷”(75)。武功康氏家族，多有人经商，如康年、康峦等，故其后人康海成为清代陕西大儒。户县王氏家族，因其祖王儒在四川教席经商，其后人王恩九亦为陕西知名文人，著有《波*集》。咸阳县天阁村人刘光贲“少家贫……昼则售饼于市，晚为人转磨麦粉以给*粥，然读书亦不少”(76)，成为清代陕西著名学者，“算术为关中绝学”。谓南孝义严家，财富关中，其后人严雁峰由商而儒，在家中设有“贲图书库”，藏书115232卷，并著有《贲图诗钞》，成为国内著名藏书家和诗人。陕西商人这种儒商结合的特点三原文人温渊如曾有过总结，他在《明处士信轩列公暨配陈儒人合葬墓志铭》中说，陕西多“世代儒而贾，贾而儒成者也……迄今儒与贾，胤隆能带耕而神运也”(77)。
(33)《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九，第11页。
(34)《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九，第48页。
(35)《岐山县志》卷二。
(36)《清代野史》卷七，第84—85页。
(37)钞晓鸿文，《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38)钞晓鸿文，《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39)钞晓鸿文，《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40)钞晓鸿文，《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41)钞晓鸿文，《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42)钞晓鸿文，《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43)《大荔县志稿》卷十，第3页。
(44)《韩城县志》卷一，第51页。
(45)《狄道州志》卷二，第31页。
(46)康海：《康对山先生文集》卷四十二。
(47)《中卫县志》卷六，第5页。
(48)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十一。
(49)《集中官报·秦事汇编三》。
(50)《三原县志》卷十。
(51)李维帧：《大泌山房文集》卷一百零六。
(52)《同州府志》卷二十一。
(53)《明经世文编》卷四百四十八，第10页。
(54)《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一百九十六，第22页。
(55)《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一百九十六，第23页。
(56)卢坤：《秦疆治略》第25页。
(57)《安塞县志·风俗志》。
(58)来严然：《自喻堂集》卷一，第8页。
(59)《宜川乡土志》第12页。
(60)万历《歙志·货殖》。
(61)来严然：《自喻堂集》卷一，第30页。
(62)韩邦奇：《苑洛集》卷七，第35页。
(63)来严然：《自喻堂集》卷一，第35页。
(64)吴钢：《高陵碑石》第186—187页。
(65)吕思勉；《中国制度史》第54页。
(66)韩邦奇：《苑洛集》卷七。
(67)《凤翔县志》卷六。
(68)《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七。
(69)《温氏族籍附录》第5页。
(70)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十，第4页。
(71)刘光贲：《烟霞草堂文集》卷四，第4页。
(72)《三原县新志》卷六。
(73)《扬州府志》卷五十三，第40页。
(74)《扬州府志》卷五十三，第41页。
(75)《康对山先生文集》卷四十二。
(76)刘光贲：《烟霞草堂文集》卷首序既墓志铭。
(77)《温氏著述辑要》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