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历史
6.1明清陕西商帮的历史性
第六章 明清陕西商帮的特点 第一节 明清陕西商帮的历史性
从明初到清同光年间，陕西商帮在陕甘宁青疆蒙藏川贵黔的西部广大区域内纵横阖捭，贸迁有无从事中西部贸易通商近五百年之久，为发展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联系和商品流通做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而这一时期，正是各地商帮群雄并起，连横近攻，角逐全国的商业竞争异常激烈的时期，充分展现了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古代商业发展到最后阶段的纷纭复杂局面。陕西商帮在同晋、宁、浙、粤、徽、豫、鲁、龙游诸商帮的并存斗争中，既有一般商帮都具有的共同点，如共同的地域性，亲缘乡谊的纽带，相亲相助的宗旨以及会馆、公所为活动之所等，又有自身基于西北特定的经济条件和人文环境以及由此而规定的经商范围、从商经历不同所形成的鲜明个性。马克思说：“不同的公社会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①，这是我们研究各大商帮不同特点的一把钥匙。由此出发，尽管已经有人从不同侧面概括了陕西商帮的不同特点，②却仍不够全面或不够正确。陕西商帮就是以明清西北的地域人文环境为基础(明代以及清代康熙五年前的陕西包括西北的广袤领域)，以秦风陕俗为纽带，在主要从事中西部经济区大宗商品贸易通商中形成的陕西商业资本集团。这一基本商业经营风貌，决定了陕西商帮具有历史性、民间性、封建性以及包含资本主义因素和行帮性的特点。
第一节 明清陕西商帮的历史性
具有商业经营的历史继承性是明清陕西商帮不同于其他商帮的基本特点之一。这是陕西商帮赖以产生的古雍州和豳风俗这块中华民族发祥地(也是中国古代商业发祥地)给陕西商帮所打上的历史烙印。
秦地自古帝王都。陕西自周秦以来便是中华民族十三个王朝的京兆皇都，又是中国商业的发源地之一。因为，其一，陕西地处古雍州，山河四塞，昔称天府，关中沃野千里，九州膏腴，又北有陇右之畜，南有巴蜀之饶，这种兼倚农牧接连中西的自然人文环境决定了陕西“以所多易所鲜”，“僚陇蜀之货物而多贾”③，成为中国自古以来商业发达之区和商人汇聚之地。其二，陕西自周秦到唐安史之乱前始终是中华民族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中心，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④，商业发达。加之秦汉王朝为强干弱支徙天下贵族和高赀富人于关中，进一步培植了陕西商人的社会基础，使陕西明清多商贾的州县均于此有历史渊缘关系。长安因“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于长安陵”故“富人则商贾为利”⑤；临潼因“献公徙栎邑……东通三晋，亦多大贾”⑥；兴平因“汉时每徙他郡豪杰赀财大户以实其地，故茂陵平陵二县侨寓之人亦最众多”⑦；华阴多商，皆因“汉高帝徙齐楚豪杰于关中”，故华阴富室屈氏家族“其先楚之公族”⑧。这种特定的商业文化环境，决定了陕西自秦汉以来就形成了“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奸”的重商风气，直到隋唐仍是“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⑨不改其俗。其三，秦汉以来以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勾通西域，直抵大秦，胡商汉贾奔走于道“自安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闾阖相望，桑麻翳路”⑩，胡汉交融，使陕西商人在“多游侠轻薄之风”的基础上，又平添了几分“鞍马射猎之事”(11)的雄壮。
所有这些“既定的历史条件”，使得明清以来的陕西商帮成为“西北贾多秦人”的历史传统在新时期的延续，决定了陕西商帮在明清以来的诸多商帮中具有历史资格最老的特点。这是形成于宋代的徽商、晋商以及在宋以前尚外于“江南卑湿，丈夫多夭”，“民有五畜，山多麈麖”(12)的闽粤之地商人所无法与之比拟的。比较一下汉代司马迁写的《货殖列传》中关于陕西商人的历史记录和明代张瀚《松窗梦浯》中描绘的陕西商人情景，人们会发现其中惊人的历史相似之处和生动的历史逻辑关系：
汉朝人太史公曰：“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毕，膏壤沃野千里…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昭治咸阳，因以汉郡、长安诸陵四方幅凑亦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则巴蜀，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13)。
明朝人张瀚说：“河以西为古雍地，今为陕西，山河四塞，昔称天府。西安为会城，地多驴马牛羊旃裘筋骨，自昔多贾。西入陇蜀，东走齐鲁，往来交易，莫不得其所欲，至今西北贾多秦人，然皆聚于沂雍以东至河华沃野千里间，而三原为最，若汉中西川巩凤扰为孔道至凉庆甘宁之墟，丰草平野，沙苇萧条，昔为边商之利途，今称边戎之绝塞矣。关中之地当九州三分之一，而人民不过什一，量其富厚什居其二”(14)。
这绝不是历史的巧合。曾经官居瀚林的张瀚绝不会照抄天下共知的太史公铭文。两位时隔一千五百年的历史学家目光在陕西商人身上重合，如果不是历史时空的凝固，那便是历史事实本身无法割断它们的相似。这不正是我们要说的陕西商帮的历史性吆!
陕西商帮的历史性还表现在，他们比之于其他商帮更多的因袭了历史传统的因素，其兴起往往是以农业作为资本积累的主要手段，先以力农致富，然后经商发家，使得“耕商结合”成为其发家致富的基本模式。这正是秦地“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富人则商贾为利”(15)的传统习俗在陕西商人身上的反映。
明清陕西商人的“耕商结合”发家模式又表现为两种形式。
一是力农致富，然后将农业积累的资金转化为商业投资，经商发财，即把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商业经营的效益优势，这是陕西商帮兴起的主渠道，并在明清两朝一脉相承。如明季三原王子信“尤善经营农事，输粟中盐，货殖饶裕”(16)；罗隐“家世田，先君逐田又以父祖意商贩转生息”(17)；郭金三兄弟“从田间奋兴，并以贾起家”(18)；马仲迪“初以故业力田，已贾蜀”(19)。朝邑睦敖“艺黍稷，运服贾，家道饶裕”(20)；挟风樊现力农致富“数年家有中人之产”，现走南闯北以经商终成巨富，“积赀弥万”(21)。清代亦然，咸宁人何大兴“素业农，继又为商”(22)；岐山郭玳“力农服贾……积赀至二十余万两”(23)；兴平边方栋“力于稼穑，以赀财雄其邨”(24)；户县王忻“力田服贾”(25)；安康祝方厚“善治生产，贸迁有无”(26)。这种“以农促商，以商支农”的致富模式，正是从陕西农业资源丰富的实际出发，先以农业上的积蓄为经商提供基础，再以经商赚钱加快致富速度。这是对我们今天在农村实行的“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政策最好的历史支持。
二是以商脱贫，再将商业利润转化为农业投资，为经商发家提供更有力的物质保证。在封建社会，由于存在严重的工农产品剪刀差，力农致富远不如经商敛财来的迅速，所以司马迁说以贫求富，农不如商。但经营商业在重农抑末政策下风险大，利润不稳定，“商者背井，又或负债辇重，不辞劳苦”(27)，不如农业保险。因此许多陕西商人是以商脱贫后，弃商归农，而此时的农业经营因有大量商业利润的投入，增加了资金含量，致富更为有力。如富平贠伯子输粟贩盐致富后，广置田产“美田与芦舍独多，以是兼农商之利”(28)，皋兰王顺“少以家贫学贾，……凡经营三十余年，始有田数十亩，梨枣数百株”(29)；华阴徐赤若“学白圭计然策，而以农事振其家，克饶于财”(30)；朝邑王子正“贸易吴卫荆楚等地，……果获厚利，买肥田数顷，屋宇华丽”(31)；三原郗延贵延富两兄弟“弟幼业农，延贵兄习贾于川，旋亦弃商为农”(32)。正因为陕西商人多力农起家，由此而决定了陕西商帮的兴衰迭替总是与农业生产的丰欠变迁休戚相关。当农业形势好时，民多积粟，他们抓住“纳粟中盐”“纳粟中茶”经济政策提供的机遇，迅速将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商业经营优势，在西部粮食与盐茶交易中迅速崛起。当农业生产受灾或遭到破坏时，大量商业利润乃至营业资本又会迅速抽掉回籍，在赈济亲友，扶助乡邻的农业投资中耗散殆尽，明代末年陕帮发展的波折以及清代末年陕帮的衰落都是如此。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90页。
②参见《新疆图志·商务》卷二，“陕帮俗能薄饮食，忍嗜欲，与庸保杂操作，虽龊訾无行而居久途富”。付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五明代陕西商人”，田培栋：《陕西商帮》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六章“陕西商人的活动范围及其经商特点”。钞晓鸿：《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资本》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等。
③《史记·货殖列传》。
④《史记·货殖列传》。
⑤《长安县志》卷一，第7页。
⑥《史记·货殖列传》。
⑦《兴平县志》毕沅序。
⑧韩邦琦：《苑洛集》卷四，第5页。
⑨《隋书·地理志》。
⑩《资治通鉴》天宝十二年条。
(11)《宋史·地理志》。
(12)《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
(13)《史记·货殖列传》。
(14)《松窗梦语》卷四。
(15)《史记·货殖列传》。
(16)王恕：《王端毅公文集拾遗》，《大明故义官王公墓碑》。
(17)来严然：《自喻堂集》卷二，第25页。
(18)来严然：《自喻堂集》卷一，第3页。
(19)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十，第25页。
(20)韩邦奇：《韩苑洛文集》卷四。
(21)康海：《康对山先生文集》卷三十八。
(22)《咸宁长安两县志》卷十八。
(23)《岐山县志》卷八。
(24)《兴平乡土志》第9页。
(25)《户县乡土志》第9页。
(26)张沛：《安康碑石》第171页。
(27)嘉庆《朝邑县志》卷二，《风俗》。
(28)乔世宁：《丘隅集》卷十六。
(29)《兰州府志》卷二，第3页。
(30)李天受：《来紫堂集》卷二，第93页。
(31)李天受：《来紫堂集》卷二，第25页。
(32)《续修鲁桥镇志》卷六，第36页。
从明初到清同光年间，陕西商帮在陕甘宁青疆蒙藏川贵黔的西部广大区域内纵横阖捭，贸迁有无从事中西部贸易通商近五百年之久，为发展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联系和商品流通做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而这一时期，正是各地商帮群雄并起，连横近攻，角逐全国的商业竞争异常激烈的时期，充分展现了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古代商业发展到最后阶段的纷纭复杂局面。陕西商帮在同晋、宁、浙、粤、徽、豫、鲁、龙游诸商帮的并存斗争中，既有一般商帮都具有的共同点，如共同的地域性，亲缘乡谊的纽带，相亲相助的宗旨以及会馆、公所为活动之所等，又有自身基于西北特定的经济条件和人文环境以及由此而规定的经商范围、从商经历不同所形成的鲜明个性。马克思说：“不同的公社会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①，这是我们研究各大商帮不同特点的一把钥匙。由此出发，尽管已经有人从不同侧面概括了陕西商帮的不同特点，②却仍不够全面或不够正确。陕西商帮就是以明清西北的地域人文环境为基础(明代以及清代康熙五年前的陕西包括西北的广袤领域)，以秦风陕俗为纽带，在主要从事中西部经济区大宗商品贸易通商中形成的陕西商业资本集团。这一基本商业经营风貌，决定了陕西商帮具有历史性、民间性、封建性以及包含资本主义因素和行帮性的特点。
第一节 明清陕西商帮的历史性
具有商业经营的历史继承性是明清陕西商帮不同于其他商帮的基本特点之一。这是陕西商帮赖以产生的古雍州和豳风俗这块中华民族发祥地(也是中国古代商业发祥地)给陕西商帮所打上的历史烙印。
秦地自古帝王都。陕西自周秦以来便是中华民族十三个王朝的京兆皇都，又是中国商业的发源地之一。因为，其一，陕西地处古雍州，山河四塞，昔称天府，关中沃野千里，九州膏腴，又北有陇右之畜，南有巴蜀之饶，这种兼倚农牧接连中西的自然人文环境决定了陕西“以所多易所鲜”，“僚陇蜀之货物而多贾”③，成为中国自古以来商业发达之区和商人汇聚之地。其二，陕西自周秦到唐安史之乱前始终是中华民族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中心，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④，商业发达。加之秦汉王朝为强干弱支徙天下贵族和高赀富人于关中，进一步培植了陕西商人的社会基础，使陕西明清多商贾的州县均于此有历史渊缘关系。长安因“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于长安陵”故“富人则商贾为利”⑤；临潼因“献公徙栎邑……东通三晋，亦多大贾”⑥；兴平因“汉时每徙他郡豪杰赀财大户以实其地，故茂陵平陵二县侨寓之人亦最众多”⑦；华阴多商，皆因“汉高帝徙齐楚豪杰于关中”，故华阴富室屈氏家族“其先楚之公族”⑧。这种特定的商业文化环境，决定了陕西自秦汉以来就形成了“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奸”的重商风气，直到隋唐仍是“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⑨不改其俗。其三，秦汉以来以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勾通西域，直抵大秦，胡商汉贾奔走于道“自安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闾阖相望，桑麻翳路”⑩，胡汉交融，使陕西商人在“多游侠轻薄之风”的基础上，又平添了几分“鞍马射猎之事”(11)的雄壮。
所有这些“既定的历史条件”，使得明清以来的陕西商帮成为“西北贾多秦人”的历史传统在新时期的延续，决定了陕西商帮在明清以来的诸多商帮中具有历史资格最老的特点。这是形成于宋代的徽商、晋商以及在宋以前尚外于“江南卑湿，丈夫多夭”，“民有五畜，山多麈麖”(12)的闽粤之地商人所无法与之比拟的。比较一下汉代司马迁写的《货殖列传》中关于陕西商人的历史记录和明代张瀚《松窗梦浯》中描绘的陕西商人情景，人们会发现其中惊人的历史相似之处和生动的历史逻辑关系：
汉朝人太史公曰：“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毕，膏壤沃野千里…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昭治咸阳，因以汉郡、长安诸陵四方幅凑亦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则巴蜀，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13)。
明朝人张瀚说：“河以西为古雍地，今为陕西，山河四塞，昔称天府。西安为会城，地多驴马牛羊旃裘筋骨，自昔多贾。西入陇蜀，东走齐鲁，往来交易，莫不得其所欲，至今西北贾多秦人，然皆聚于沂雍以东至河华沃野千里间，而三原为最，若汉中西川巩凤扰为孔道至凉庆甘宁之墟，丰草平野，沙苇萧条，昔为边商之利途，今称边戎之绝塞矣。关中之地当九州三分之一，而人民不过什一，量其富厚什居其二”(14)。
这绝不是历史的巧合。曾经官居瀚林的张瀚绝不会照抄天下共知的太史公铭文。两位时隔一千五百年的历史学家目光在陕西商人身上重合，如果不是历史时空的凝固，那便是历史事实本身无法割断它们的相似。这不正是我们要说的陕西商帮的历史性吆!
陕西商帮的历史性还表现在，他们比之于其他商帮更多的因袭了历史传统的因素，其兴起往往是以农业作为资本积累的主要手段，先以力农致富，然后经商发家，使得“耕商结合”成为其发家致富的基本模式。这正是秦地“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富人则商贾为利”(15)的传统习俗在陕西商人身上的反映。
明清陕西商人的“耕商结合”发家模式又表现为两种形式。
一是力农致富，然后将农业积累的资金转化为商业投资，经商发财，即把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商业经营的效益优势，这是陕西商帮兴起的主渠道，并在明清两朝一脉相承。如明季三原王子信“尤善经营农事，输粟中盐，货殖饶裕”(16)；罗隐“家世田，先君逐田又以父祖意商贩转生息”(17)；郭金三兄弟“从田间奋兴，并以贾起家”(18)；马仲迪“初以故业力田，已贾蜀”(19)。朝邑睦敖“艺黍稷，运服贾，家道饶裕”(20)；挟风樊现力农致富“数年家有中人之产”，现走南闯北以经商终成巨富，“积赀弥万”(21)。清代亦然，咸宁人何大兴“素业农，继又为商”(22)；岐山郭玳“力农服贾……积赀至二十余万两”(23)；兴平边方栋“力于稼穑，以赀财雄其邨”(24)；户县王忻“力田服贾”(25)；安康祝方厚“善治生产，贸迁有无”(26)。这种“以农促商，以商支农”的致富模式，正是从陕西农业资源丰富的实际出发，先以农业上的积蓄为经商提供基础，再以经商赚钱加快致富速度。这是对我们今天在农村实行的“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政策最好的历史支持。
二是以商脱贫，再将商业利润转化为农业投资，为经商发家提供更有力的物质保证。在封建社会，由于存在严重的工农产品剪刀差，力农致富远不如经商敛财来的迅速，所以司马迁说以贫求富，农不如商。但经营商业在重农抑末政策下风险大，利润不稳定，“商者背井，又或负债辇重，不辞劳苦”(27)，不如农业保险。因此许多陕西商人是以商脱贫后，弃商归农，而此时的农业经营因有大量商业利润的投入，增加了资金含量，致富更为有力。如富平贠伯子输粟贩盐致富后，广置田产“美田与芦舍独多，以是兼农商之利”(28)，皋兰王顺“少以家贫学贾，……凡经营三十余年，始有田数十亩，梨枣数百株”(29)；华阴徐赤若“学白圭计然策，而以农事振其家，克饶于财”(30)；朝邑王子正“贸易吴卫荆楚等地，……果获厚利，买肥田数顷，屋宇华丽”(31)；三原郗延贵延富两兄弟“弟幼业农，延贵兄习贾于川，旋亦弃商为农”(32)。正因为陕西商人多力农起家，由此而决定了陕西商帮的兴衰迭替总是与农业生产的丰欠变迁休戚相关。当农业形势好时，民多积粟，他们抓住“纳粟中盐”“纳粟中茶”经济政策提供的机遇，迅速将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商业经营优势，在西部粮食与盐茶交易中迅速崛起。当农业生产受灾或遭到破坏时，大量商业利润乃至营业资本又会迅速抽掉回籍，在赈济亲友，扶助乡邻的农业投资中耗散殆尽，明代末年陕帮发展的波折以及清代末年陕帮的衰落都是如此。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90页。
②参见《新疆图志·商务》卷二，“陕帮俗能薄饮食，忍嗜欲，与庸保杂操作，虽龊訾无行而居久途富”。付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五明代陕西商人”，田培栋：《陕西商帮》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六章“陕西商人的活动范围及其经商特点”。钞晓鸿：《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资本》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等。
③《史记·货殖列传》。
④《史记·货殖列传》。
⑤《长安县志》卷一，第7页。
⑥《史记·货殖列传》。
⑦《兴平县志》毕沅序。
⑧韩邦琦：《苑洛集》卷四，第5页。
⑨《隋书·地理志》。
⑩《资治通鉴》天宝十二年条。
(11)《宋史·地理志》。
(12)《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
(13)《史记·货殖列传》。
(14)《松窗梦语》卷四。
(15)《史记·货殖列传》。
(16)王恕：《王端毅公文集拾遗》，《大明故义官王公墓碑》。
(17)来严然：《自喻堂集》卷二，第25页。
(18)来严然：《自喻堂集》卷一，第3页。
(19)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十，第25页。
(20)韩邦奇：《韩苑洛文集》卷四。
(21)康海：《康对山先生文集》卷三十八。
(22)《咸宁长安两县志》卷十八。
(23)《岐山县志》卷八。
(24)《兴平乡土志》第9页。
(25)《户县乡土志》第9页。
(26)张沛：《安康碑石》第171页。
(27)嘉庆《朝邑县志》卷二，《风俗》。
(28)乔世宁：《丘隅集》卷十六。
(29)《兰州府志》卷二，第3页。
(30)李天受：《来紫堂集》卷二，第93页。
(31)李天受：《来紫堂集》卷二，第25页。
(32)《续修鲁桥镇志》卷六，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