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历史
6.4明清陕西商帮的资本主义因素
第六章 明清陕西商帮的特点 第四节 明清陕西商帮的资本主义因素
陕西商帮产生和活动的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商品经济发展所导致的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和缓慢发展的历史时期。这便使陕西商帮不可避免地会触摸到资本主义的触角，在他们投资开发终南山的诸多产业过程中不自觉地采取了某些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并且其内部所实行的东西制经营体制也包含着某些资本主义的新因素。这些都使明清以来的陕西商帮包含了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的萌芽。
首先，陕西商帮直接促使了陕西秦巴山区内生性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中国在明清之际，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松驰以及货币财富的积累，在东南沿海地区和中部山区稀疏的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对于东南沿海地区的资本主义萌芽学术界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但对清代中叶以来陕西秦巴山区内生性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却重视不够。而秦巴山区手工业所包含的资本主义萌芽比之于东南沿海地区的资本主义萌芽更具有内生性，更富于中国特色。因为东南沿海地区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除了基于本身商品经济的发展外，尚得力于西力东渐后海外贸易的发展以及明清以来大量外国白银流入的冲击。而陕西秦巴山区的资本主义萌芽则是在没有任何外来参照系数下土生土长的，它是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所导致的封建统治链条出现薄弱环节中突破发展起来的。虽然从三十年代起付衣凌先生、方行先生以及吴承明先生对这一问题有过论著，成为启蒙后学的前驱。但他们都没有论及清中叶秦巴山区手工业繁盛及其所包含资本主义萌芽的投资来源。而这恰恰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著者粗浅的认为：是明清以来的陕西商人将其在全国贸易获得的商业利润转化为秦巴山区的手工业投资，才一手促成了秦巴山区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陕西秦巴山区资源丰富，“老林多良材，产铁矿，竹可纸，木生耳蕈，宜包谷乔豆燕麦”(142)。入乾嘉后，为解决山外的人地比例失凋问题，清廷在陕西实行“放垦秦巴，招民垦种”政策，使川楚粤徽等处失业之农，移垦其中，他们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使这一地区成为流民麇集之地，“川陕边徼，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约有五分，广东、安徽、江西各省约有三四分。五方杂处”(143)，为绵亘八百里秦巴山区开发第一次提供了数量巨大的劳动人口，到乾嘉年间已是“侨寓其中，数百万计”(144)。这些络绎而来的各地客民，除“种地之外，多资……佣工为生”(145)。这里的“佣工”已具有自由雇佣劳动的性质。因为，一则他们俱是失去生产资料的流民，入陕时“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在沿途之祠庙崖屋，或密林之中住宿，取石支锅，拾柴作饭，遇有乡贯，便寄往写地开垦，伐木支椽，上覆茅草，仅蔽风雨……否则仍徙他处”(146)，全靠出卖劳动力为生，“饥甚则食力”，若“厂商停工，则拥作无资”(147)。二则，秦巴山区为陕川楚三省边区，山内土地辽阔，崇山峻岭，土著稀少“狐狸所居，豺狼所嗥，虎祸尤多”，封建关系原本就很薄弱，封建统治又鞭长莫及“甲长保正相距恒数里数十里，讵能朝夕稽查”(148)，各府州县治所又居边境“恒数百里”(149)，难以派兵弹压，遂使这一地区成为封建统治链条中的薄弱环节，其人身依附关系和封建强制要比山外“望衡瞻宇比邻而居”(150)松驰得多，佣工者有较多的人身自由，严如煜说当时山区的风气是“无族姓之联缀，无礼教之防维，呼盟招类，动称盟兄，姻娅之外，别无乾亲，往来住宿，内外无分”(151)，完全是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和封建礼教的自由雇佣劳动者，“佣工为生”，“来往无定之人更多，难以数计”(152)。这说明山内封建统治的薄弱，大量外地客民的流入为秦巴山区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准备了自由雇佣劳动力的条件。
而陕西商人把从事中西部贸易通商赚取的大量商业利润转化为秦巴山内的手工业投资，“商民自出资本”，“雇募匠作”，又为山内资本义义萌芽的产生准备了资本条件。陕西商人在明清以来从事中西部大宗商品贩运中获利甚丰，仅每年从西北各省流入三原的白银即在2—3千万两之巨。这些巨额商业利润除一部分在家乡买地，消费和窖藏外，必有一部分转化为开发秦巴山区的产业投资。因为对老谋深算善抓商机的陕西商人来说，秦巴山资源的开发无疑为他们又一次提供了发财致富的投资机遇。其一，秦巴山资源丰富又投资成本低廉，“但给地主数贯，亦可种数沟数岭”(153)，且可“刮木见土，木尽留山”(154)；简直是“工本无多，获利颇易”(155)，本一利万。其二，劳动力价值便宜。山内多流寓之民，嗷嗷待哺，故工价多以粮食折算，“各厂必年谷丰登，粮价平贱，则佣作得以多雇”(156)，而山内开发初期“粮食绝贱，大米每石价值不到白银一两，包谷杂粮每石只青蚨三四百”(157)。包谷价贱，久聚益众，劳动力益便宜“此等自食其力之夫，极勤且苦，所获仅足糊口”(158)，投资极易获利，进一步刺激了投资积极性。其三，市场有保证。清代山内手工业无沦冶铁铸锅，伐木作枋，斩竹造纸均是生活必需品，市场广大，“熔矿为铁。铸铁为锅，远售西凤及甘肃各郡县”；伐木取材“陆运秦川，水运梁洋者”(159)；沤竹造纸“驮负秦陇道，船运郧襄市”(160)。所有这些使秦巴山区具备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对陕商把商业利润转化为山内产业投资产生了极强的吸引力。
在山内举办产业，“利之所在”刺激下，许多陕西商人“拥厚资求赢者，其人皆率有机智”(161)，抓住机遇，向山内各手工业大量投资，“铁厂、板厂、纸厂、耳菌厂，皆厚资商人出本交给厂头，雇募匠作”(162)。就业别而论，冶铁、木厢因耗资巨大，多关中商人，故“开厂出资本商人住西安、周至、汉中城”(163)；纸厂耗资不巨，“财东多系本籍富户”，“前清即有城(固)洋(县)西(乡)各县商人投资开办”(164)；构欀“俱系三晋、安(康)同(州)人，列廛面居”(165)。就个案材料而言，华阴县华阳川铅厂系乾隆十三年“题准商人开采”(166)。八女井李家在同州开有铁货铺，其在山内冶铁铸锅必有投资(167)。渭南阳郭贺家在周至“设林场，所产木材由黑经渭河放下，除自用外，多余出售”(168)。孝义镇严赵两家在山内木厢厂山有投资，因为他们两家的“生意主要是盐、茶、木、当四大类”(169)。周至周之正“积有余资，入山采木，获利倍数”(170)。安康马光显家累千金“随山伐木”(171)。凤县吕老二“雇工一、二百人，在辛家山周围植党(参)”(172)。陕西商人在向山内大量投资的同时，又把商业的管理组织形式引入山内手工业管理。因为开厂之商除了“必有赀本足以养活厂内之人”，还必须“必有力量足以驱使厂内之人工作”(173)。因此，他们把商业经营中一些行之有效的管理组织亦引入山内产业管理，如山内木材采伐业就有掌柜、书办、领岸、包头等，他们都是“小夥名色”(174)，即厂内雇的管理人员。可见，是陕西商人的大量投资为秦巴山区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准备了资金和组织基础，从而促使秦巴山区的各类手工业迅速崛起，兴盛红火了二百余年。
秦巴山区资源含量丰盛，大量外省客民流入所准备的劳动力市场，以及陕西商人的大量投资，使资本主义萌芽赖以产生的因素均以具备，从清代中叶起，秦巴山区内冶铁、伐木以及造纸等手工业内部的资本主主萌芽开始篷篷勃勃地生长起来。
首先是冶铁业。秦巴山区产铁之地甚多，许多陕西商人出本交工头就地炉冶，雇募工作，在凤县之铁炉川、略阳之锅厂、定远之明洞子、宁羌之二留坝、留坝之光华山、镇安之黑洞沟、旬阳之骆家河多设铁厂，熔炉为铁，铸铁为锅。其生产形态是“铁炉高一丈七八尺……旁用风箱，十数人轮流曳之，日夜不断…每炉匠人一名，辩火候，别铁色成分，通计匠作佣工每十数人，可给一炉，其用人最多，则黑山之运木炭，红山开石挖矿运矿，炭路之远近不等，供给一炉所有人夫须百数十人，如六七炉，则匠作佣工不下千人。铁既成板，或就近作锅厂，作农具，匠作搬运之人，又必千数百人”(175)。这里拉风箱、辩铁色、别火候，每炉“匠作佣工每十数人”，均系“佣工为生”，如果铁厂停工“则佣作无资一生”(176)，可见是雇佣劳动，并且是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干活，可以肯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
其次是伐木作厢。其分工之细密，组织之完善，规模之庞大居各业之首。木厂分圆木、枋板、猴柴诸项业务，生产过程分伐木、安天车、作镏子、挽木、水运诸环节。其中仅安天车须“用健夫二三十名……如推磨式，将车推挽……此木厂用人之最多者”(177)；放料则“铁环钉于木上，或二三人或三四人，拉料一件”，放至水边，由运夫“携长木竹杆为挠钩，顺流漂下”。每厂“匠作水陆挽运之人不下三五千”(178)。由此便产生了严密的管理组织，筹划有掌柜，会计作当家，工程有领岸，薄记有书记，水陆承运有领夫的包头，其分工之细密，管理之完善，绝非一般家庭手工业或封建作坊能够比拟，说它是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也并不过份。
其三是造纸。山内竹枝漫谷，取以为纸，工本无多，加之洋县为蔡伦封邑，陕南人多会沤竹造纸，故西乡，洋县、凤县、留填、安康、岚皋、紫阳诸县均多纸厂。造纸需经过砍料、泡料、打料、蒸料、浆料、踩料、加滑、捞纸、焙纸、束捆等系列工序，须分工协作。如捞纸“捞纸匠以纸帘放帘床上，执之向箱中捞纸，翻放纸张于板凳上，上置压板，板上置木杠，一人在上压，一人在下扳，榨出含水”(179)，因此每厂百余人不等，他们均系工资雇劳动者，如略阳“任克浚雇扬思魁帮工做纸，每月工钱二千二百文，同坐共食，并没有主仆名分”(180)。象这样的帮工，“一厂百手指”再加上厂屋器具，投资也不小，当时已有“五万不开厂”之谚。这些钱由本地富绅投入，雇掌柜为执事，由其招募工人组织生产，使工人与之形成“温饱得所资，差足安流徙”的隶属关系。其作为手工作坊所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关系也十分明显。这些说明，是陕西商人的经营才促使秦巴山区各手工业中产生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第二，陕西商人直接促使关中清代以来焙茶，制革、制瓷、造纸等手工行业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关中清代商品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以如前书所述。而入清后关中人口激增，地狭人稠，各地拥塞着大量靠佣工为生的失业人口，陕西谓之“闲人”。如同官“山后一带多客民，每遇获麦种田均雇觅闲人名曰塘匠”(181)。泾阳每年春夏两季除皮匠、捡茶的人有几万外，尚有一时还找不到工作的“闲人亦多至数千”(182)。大荔“地狭人稠，失业之人居其多数”(183)。乾县“农隙，男无生意”(184)，柞水“乡野之人恒以出外背脚佣工为生”(185)。这些大量失业人口的存在，为关中各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准备了前提条件。而陕西商人在从事中西部贸易通商中，对产品的加工炮制必然促使焙茶、制革、制瓷、造纸等行业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先看焙茶。自从明代末年陕西茶商大量贩运湖南安化茶叶到西北各地后，泾阳遂成为茶叶焙制中心。安化茶叶运到陕西为毛茶，需筛拣、发酵、压制成茶砖才发运西行，这一焙制，压砖过程系由陕商所经营的茶店完成。湖茶加工过程中要经过筛、簸、炒、锅、吊等五道工序，“筛”即将毛茶切碎经过筛簸去其泥土，故此道工序用工最多，因此各雇佣的“检茶之人亦有万余”(186)，而炒、锅、吊则系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必熟手工匠不可。炒茶须随翻随即注入极浓之茶水，要燥润适宜为度，非一般工人所能掌握，而压封技术更得分工协作，“架师二人，各立架之一旁，待走帕将茶倾入后乃由一架师用一长方形大木椿插入包内轻轻压数下，另一人执一小木块投入包内而执另一端系边之小绳，由先前一架师换一大木棒插入包中重击两三下……再由执大木棒之架师换用一小木杠，穿取树叶或篱笆，一个送入包内，同时另一架师换用一个刻有记号之细木杆量度深度并顺便压脱树叶或篱笆，如此工作待一包满时再放入粗茶稍许，然后弯刀割去包口”(187)，工作即便完成。这一检茶、装簸、炒工、走帕、架师的协作劳动，使每家茶叶加工工场“所用人口忙时多至百人”(188)“由工头率之”(189)，因泾阳每年加工压制的泾砖在400万斤，故“泾阳过去有八九家加工厂，工人约七八百人”(190)，此外“各行店背厢负茶，闲人亦多至数千”(191)。这样的茶叶加工工场显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绝非一般手工作坊或能比拟。
再看制革。清代陕西商人从西部贩运皮革到陕西硝皮熟制，故泾阳、大荔、礼泉为皮货硝制中心，经这些皮货硝制作坊将生皮硝熟制成“皮甬”，统称“西口皮货”运销全国，从而亦引起这些皮货庄内部生产关系的一系列新的变化。泾阳的皮革硝制作坊从乾隆以来就开始兴起，泾阳百谷镇系皮行汇聚之地，每月三月起至八九月至“皮工齐聚其间不下万余人”(192)，他们佣工皮行，借泾河水以熟皮张。由于皮张熟制需经清洗、浸泡、下缸硝制、梳平、裁剪缝制等诸多工序，故每家作坊“有工匠五十多人”(193)，内部实行雇佣劳动。嘉庆四年泾阳《详立百谷镇皮市案由碑》载，有“杨素华等平素工帮客装捆皮张，日得工钱数十文”(194)，可见是工资雇佣劳动者。而《续修大荔县志》也裁，有张星焕“家贫无以为生，时泾原一带鬻皮市甚盛，尝出为主计者，佣书受值”(195)，可见连主计尝为“佣书受值”的雇佣劳动者，其内部的资本主义因素明晰可见。
复看制瓷。陕西耀县为古耀州，以产“耀瓷”而著名。漆水河两岸，连绵十余里，傍山依水，上产坩子土和煤炭，下有漆水流经耀县与沮河汇合，交通便利，故从宋代以来该县黄堡镇所产耀瓷以式样雅朴，刻画工巧，釉色精美，上裂冰纹，与当时之“欧瓷”、“景瓷”并列为三大名瓷。宋元时黄堡镇毁于战火，居民多逃至立地镇、陈炉镇重操旧业。其中立地镇在明代至雍正年间为“陶业最盛时期”，其著名工匠有陈宗升，能造大缸大盆，每器可容粟三石有奇”(196)，到清代前期有四大名窑；光明、坚久、长盛、光朗等，“相传当时窑分三等，各举行头不得乱烧”(197)。
嘉庆后立地瓷遂衰，而陈炉镇瓷迭兴。“相传黄堡镇陶业废后，居民移居于此。村长五里有奇，居民沿崖以在瓷砖甃洞而居，上下左右迭层如蜂房”(198)，居民八百户，“土人陶瓦为生”(199)，陶厂南北3里，东西绵延5里，炉火陈杂，彻夜不眠，故有“炉山不夜”之称，为同官八景之一。到清代，陈炉镇陶瓷业的分工已十分细密，可渭行有专户，窑有专业，作有专地，所谓“三行不乱”。就行户而言，已分有瓷户、窑户、行户和贩户四类。瓷户即作瓷坯之人，家有瓷土，碾成瓷泥，就窑户场地，制坯上药，计满一窑，装窑升火。窑户出窑炉和煤炭，煤由窑主出，火由炉户烧，烧成出货，瓷户、窑户各分其半。行户为陶厂出资人与产销中介。因为瓷户、窑户平时在行号上陆续借用款项，出货后，行户将其尾数找清，再由行户将瓷器交由贩户驭运各埠销售，可见炉户、窑户与行户之间从本质上讲是雇佣关系，行户实际上是包买商，他们之间已包含有资本主义的因素。就窑业而言，已有专业分工，分为三等曰碗窑，曰瓷窑，曰黑窑，分地制作，各不相侵。就瓷作而言，亦各有专地，碗窑在上街三社、咀头、马家寨、永爱村；瓷窑在水泉头、坡子里，黑窑在任家湾、桥南、桥北。如《同官县志·实业志》载“南北沿河十里，皆其陶冶之地，所谓十里窑场是也”。到清末民国，仅陈炉一镇有作窑121厂，其中计黑窑11作厂，瓮窑39作厂，碗窑71作场。均在行户统一经营下，实行雇工生产，“镇民俱业陶，而以农为副业”(200)，光绪年间曾有邑民赵志清赴江西景德镇“雇工匠十余名”，回县生产，烧制食具数十桌，进呈慈禧太后，大得奖励(201)。其内部的资本主义因素也很明显。
最后看造纸。陕西除秦巴山区西乡、镇巴、安康、岚皋、商南诸县沤竹制纸外，关中的蒲城、长安、凤翔亦产纸。到清代尤以蒲城兴市镇造纸最为驰名。清代乾隆时“兴市镇产纸，洁白细腻”(202)，到光绪年间“商贾贩运，达于远方者，厥唯兴市镇之棉纸……为土货一大宗”(203)。蒲城所造之纸为棉纸而非陕南之竹纸，故其原料多由麻质、穰子和构穰炮制碾泥而成。构穰为构树皮捣碎碾制而成。构树“兴安州镇安、山阳诸县有之，唯旬阳为盛”(204)，旬民种构树三年伐树，留根，去取树皮，浸渍石灰水，加压成纸浆，称为穰，商人购穰，运回作纸。故旬阳货穰的同州商人不少，他们“列廛而居，操业穰者缓急，先以数金耳之，则终身为佣矣。先籍其树立所有，谓之点构，不能别售也，于是盐布琐屑俱仰给焉，以值计穰，不难以少而算多，以穰酬值”(205)。这里货穰的同州商人与业穰者的关系已是建立在“以少而算多”的不等价交换基础上的雇佣关系，商人以数金为饵进行预买使其“终身为佣”，并且是“以值计穰”使业穰者“以穰酬值”，货穰者已是具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包买商。他们把纸浆捆载经镇安、柞水运回蒲城后，照此办理，“造纸所需资本由商人预借，以所出纸品一部分为抵偿”(206)，这里商人又通过预买把作纸者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表现了商业资本对手工业的投入和控制。在最盛时兴市的业纸户有“千余户”，纸糟165槽，其制作方法与陕南同，亦有一定程度的分工和协作。全县产纸“一万数千叠，每叠六千张，约计六千万张”(207)，“每万纸以450元计”(208)，每年产值为27万元，数量亦属不少。这些都说明，陕西商人的贸易活动直接导致了关中诸多手工业在清代中叶孕育和生长了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
第三，陕西商帮内部实行的“东西制”经营体制也不可避免的产生着资本主义的新因素。在清代陕西商人因单个资本数量有限和从事长途贩运的贸易性质，更多采取了“东西制”的经营体制，如《潼关乡土志》曰：“商，有居货，有行货；有领本，有伙计”(209)。在这种“东西制”经营体制下，财东资本责任无限和掌柜经营责任无限的矛盾往往会导致企业内部的两极分化，领东掌柜会通过“计名开股”、“店外投资”或“挟资欺主”上升为资本家，原先“合伙经商”的伙计又会沦为失去股权的一般伙计或相公，而进一步强化了商业经营内部的雇佣关系。计名开股往往是财东拉拢掌柜或伙计使其与之利益趋同的手法之一，许多领本掌柜亦因之而从一般雇佣人员上升为拥有股份的资本家。如户县人在康定开设的“德兴裕”其伙计贺某就因经营有方为企业赚钱不少而被东家计名开股，上升为该店的三大股东之一(210)。三原的第五君因“家贫不能读，就贾于四川之富县，为典商，既而主计者嘉其勤慎，俾执估衣铺领袖”(211)，这是完全由学徒上升为资本家。袁祖荣因为泾阳吴氏主计“故吴氏任君专长，又以盐筴业大起，君获余润，家渐裕”(212)，这是由掌柜上升而来的例子。店外投资往往是掌柜摆脱财东，从企业中分化出新的资本家的途径。在东西制下，财东为了防范掌柜控制企业，往往不许掌柜投资本企业，叫“银不占人，人不占银”，掌柜则会把自己分润的红利或工资转化为新的投资，蜕变为新的财东。如龙驹寨德盛新布行就因其主事李端林在经营本庄时私设外庄，致使其他股东猜疑而官事迭起，最终导致营业失败(213)。华阴杨之林“为贾家佣”，曾言“大丈夫当自立，岂可随人作生活耶”，后来积金若干，设肆于岳庙镇”(214)。挟资欺东，侵吞血资是掌柜发财的又一途径。在东西制下，资东资金无限而经营有限，掌柜经营无限而资金有限，致使企业盈亏与掌柜无关，许多掌柜便利用经营于外，大权在握而营私舞弊，侵吞血资。如西安樊凤肃领记育本银一万三千元，开设裕顺公钱号，与二柜徐姓掏吞舞弊，致欠外债一万余金，并将其私放义含吉布店，致使纪某血资亏完，而樊某则成义含吉股东(215)。这是东西制体制无法克服的矛盾，故“山陕风气，财东出银，奸伙领本，往往本钱折尽，盈干累万之外债贻累资东，而诸伙挟其血资，别谋生计”(216)。
当我们检索清代陕西商人经营中西部贸易通商和投资秦巴山产业过程中所诱导的资本主义萌芽历史材料时，获得许多深刻的历史启示。概括而言：
其一，陕西清代秦巴山区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完全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陕川楚边区出现封建统治的薄弱环节，使资本主义萌芽可以从这个薄弱环节迅速突破并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过程中一种独特的突变式发展道路。它表明在封建社会末期商品经济一定程度发展的总体框架内，一旦封建统治出现薄弱环节，资本主义萌芽便可能从这个薄弱的环节硬性突破并迅速发展到较高的程度，它较之江南沿海封建统治完备地区资本主义萌芽渐进式的韧性发展更节省时间和减少历史因素的磨损，可以较快缩短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因此，陕西资本主义萌芽一经产生，就以较大规模的工场手工业形态存在，并表现出咄咄逼人地发展态势，而不像江南沿海地区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才渐进到这一程度，这也许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过程中一种最简捷的发展模式，应引起研究者的充分注意。但是，正因为陕西秦巴山区资本主义萌芽是在一种非常独特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因此，它后期的发展及其存在的时空限度便以封建统治所给予的宽容程度和资源存量为转移。嘉道以后秦巴山区的流民聚集及其工矿业的发展已引起统治者的高度注意，从严如煜以来的陕川大吏莫不注重研究完善统治之策，如密布郡县、提兵管束、广设团练、新添营讯、用兵弹压、以勒紧封建统治链条，遂使资本主义萌芽赖以产生的宽松环境逐渐消失。加之山内产业发展速度滞后于流民增加的速度，使山内聚集着大量的失业人口，他们或者聚啸山林，持强放抢，或者开设赌局，换包设骗，或者执刀持枪，闲游城市，山内各办厂者为护其资本而增加成本投放和运作难度，“开厂之地必择险峻可守之处，结寨屯集粮食”(217)，又需派人侦探贼踪，设立卡伦，协力防堵，使投资条件恶化而商人裹足。最后对资源的掠夺式开采，使山内数千年的资源存量在短短百年间迅速耗散，一旦山童矿乏，人去政息，急剧兴起的资本主义萌芽便会迅速衰落，使陕西秦巴山内的资本主义萌芽仍然没有走出兴勃亡忽的历史周期。它深刻揭示了当一种新兴的生产关系不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开辟生存发展道路时，就会因最终无法摆脱旧体制的羁绊而归于失败。这可以为我们今天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其二，清代陕西关中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说明商业资本的发展会对旧的生产关系“起着解体作用”。尤其是对于从事各共同体之间的贩运贸易的商业资本来说，更会对旧的生产方式发生反作用“它会使生产日益从属于交换价值，因为它会使享受和生活日益依赖于出售，而不是依赖于产品的直接消费。它由此使旧的关系解体。它增进了货币流通。它已经不再是仅仅攫取生产的余额，而是逐渐地侵蚀生产本身，使整个生产部门依附于它”(218)。这些因陕西商业资本所导致的手工行业资本主义萌芽的生存和发展表明，清代地处西部边陲的陕西仍然没有脱离人类文明的发展大道，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其内部生长着的资本主义萌芽会使陕西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去。清代陕西作为西部较早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地区，为研究中国内生性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规律提供了典型例证。它表明清代中前期陕西经济并不落后，而是仍然走在西部各省的前列，并为西部各省经济的发展起了历史表率的作用。
其三，清代陕西秦巴山区各手工业以及关中地区各手工业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并不平衡。也只是稀疏的存在于因山区经济特殊的资源条件所决定的几个手工业部门(如矿冶、木厢、造纸等)以及因从事中西部贸易通商所刺激的几个手工业行业(如焙茶、制革等)，而其他行业的资本主义萌芽并不明显，同时，就一个经济实体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而言，也并不纯净。在“亩金有沃土，山中岂乐乡”的封建氛围下，各业的工场手工业内部还包含有浓厚的封建因素，如终南山内“各厂匠役，责成商人造具循环薄……不时赴厂，按册点验(219)，厂内管理多封建性，“木厂，匠作水陆挽运之人，不下三五千……平时进止，皆有号令，号曰营与行军同”(220)，而佣工之间又多戚党姻亲关系，“伯仲叔季之行，皆其盟约之次……戚党大率假儿义子之属”(221)。加之山内市场另星细小，又有流民滋扰，很难起到集散商品资金的作用。“山民贸易，定期赴场，场有在市旁者，亦有开于无人烟之外，曰荒场”(222)，“每岁腊月中旬以后，山商鬻新年之货，百物幅辏，忽精壮数十人来市，始则流观问贾，既即攫夺径去，绝不予直，岁以为常，追则刀刺商贾之腹中矣”(223)。凡此均说明山内各手工业内滋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仍然十分艰难，因而亦不能给予过高的评价。
(142)严如煜：《规划南巴棚民论》，《清经世文编》卷八十一，第2020页。
(143)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
(144)严如煜：《规划南巴棚民论》，《清经世文编》卷八十一，第2020页。
(145)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八。
(146)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
(147)严如煜：《规划南巴棚民论》，《清经世文编》卷八十二。
(148)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34页。
(149)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34页。
(150)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12页。
(151)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29页。
(152)卢坤：《秦疆治略》第55页。
(153)严如煜：《规划南巴棚民论》，《清经世文编》卷八十一，第2020页。
(154)乾隆《旬阳县志·风俗》。
(155)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
(156)严如煜：《规划南巴棚民论》，《清经世文编》卷八十一，第2020页。
(157)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32页。
(158)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
(159)《留填乡土志》第3页。
(160)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选辑》第1册，第262页。
(161)岳震川：《赐葛堂文集》卷二。
(162)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
(163)卢坤：《秦疆治略》第6页。
(164)《陕西镇巴县造纸厂纪略》，《西北论衡》7卷，第16期。
(165)乾隆《旬阳县志·物产志》。
(166)《华阴县志》卷四。
(167)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第133页。
(168)贺佩云文《渭南文史资料》第6辑，第200页。
(169)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第63页。
(170)路德：《柽华馆文集》卷五。
(171)张沛：《安康碑石》第88页。
(172)《凤县民国时期资料汇编》第1101页。
(173)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29页。
(174)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
(175)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
(176)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
(177)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
(178)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
(179)《西北论衡》卷七，第16期。
(180)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选辑》第1册，第397页。
(181)卢坤：《秦疆治略》第17页。
(182)卢坤：《秦疆治略》第12—13页。
(183)《大荔乡土志》第6页。
(184)《乾州志·风俗》。
(185)《孝义厅乡土志》第12页。
(186)卢坤：《秦疆治略》第12页。
(187)郑以明：《雅灌名卯洪五县茶叶调查报告》，《贸易月刊》1931年8月号。
(188)《泾阳湖茶情况》，《陕行汇刊》三卷，第1—2期合刊。
(189)《泾阳湖茶情况》，《陕行汇刊》三卷，第1—2期合刊。
(190)胡伯益文，《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161页。
(191)《秦疆治略》第12—13页。
(192)《秦疆治略》第12—13页。
(193)《兰州私营皮货业》，《兰州城关文史资料》第1辑，第80页。
(194)《泾阳县商业志》第152页。
(195)《续修大荔县志》卷十，第16页。
(196)《洛川同官两县手工业与商业》，《陕行汇刊》卷八，第2期。
(197)《洛川同官两县手工业与商业》，《陕行汇刊》卷八，第2期。
(198)《洛川同官两县手工业与商业》，《陕行汇刊》卷八，第2期。
(199)《洛川同官两县手工业与商业》，《陕行汇刊》卷八，第2期。
(200)《同官县志·实业志》。
(201)《同官县志·实业志》。
(202)《蒲城新志·物产》。
(203)《蒲城志稿·物产》。
(204)《旬阳县志·物产》，卷十一。
(205)《旬阳县志·物产》，卷十一。
(206)《蒲城富平同官之农村工业调查》，《陕行汇刊》卷四，第5期。
(207)《西北工业概况》，《西北资源》二卷一期。
(208)《蒲城农村工业调查》，《陕行汇刊》卷四，第5期。
(209)《潼关乡土志稿·实业》。
(210)《户县文史资料》第3辑。
(211)《续修鲁桥镇志》卷六，第38页。
(212)刘光贲：《烟霞草堂文集》卷四，第22页。
(213)《秦中官报》秦事汇编第2页。
(214)《华阴县志》卷五。
(215)《秦中官报》秦事汇编第5页。
(216)《秦中官报》秦事汇编第5页。
(217)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19页。
(21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69页。
(219)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选辑》第1册，第324页。
(220)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
(221)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
(222)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八。
(223)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八。
陕西商帮产生和活动的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商品经济发展所导致的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和缓慢发展的历史时期。这便使陕西商帮不可避免地会触摸到资本主义的触角，在他们投资开发终南山的诸多产业过程中不自觉地采取了某些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并且其内部所实行的东西制经营体制也包含着某些资本主义的新因素。这些都使明清以来的陕西商帮包含了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的萌芽。
首先，陕西商帮直接促使了陕西秦巴山区内生性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中国在明清之际，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松驰以及货币财富的积累，在东南沿海地区和中部山区稀疏的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对于东南沿海地区的资本主义萌芽学术界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但对清代中叶以来陕西秦巴山区内生性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却重视不够。而秦巴山区手工业所包含的资本主义萌芽比之于东南沿海地区的资本主义萌芽更具有内生性，更富于中国特色。因为东南沿海地区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除了基于本身商品经济的发展外，尚得力于西力东渐后海外贸易的发展以及明清以来大量外国白银流入的冲击。而陕西秦巴山区的资本主义萌芽则是在没有任何外来参照系数下土生土长的，它是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所导致的封建统治链条出现薄弱环节中突破发展起来的。虽然从三十年代起付衣凌先生、方行先生以及吴承明先生对这一问题有过论著，成为启蒙后学的前驱。但他们都没有论及清中叶秦巴山区手工业繁盛及其所包含资本主义萌芽的投资来源。而这恰恰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著者粗浅的认为：是明清以来的陕西商人将其在全国贸易获得的商业利润转化为秦巴山区的手工业投资，才一手促成了秦巴山区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陕西秦巴山区资源丰富，“老林多良材，产铁矿，竹可纸，木生耳蕈，宜包谷乔豆燕麦”(142)。入乾嘉后，为解决山外的人地比例失凋问题，清廷在陕西实行“放垦秦巴，招民垦种”政策，使川楚粤徽等处失业之农，移垦其中，他们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使这一地区成为流民麇集之地，“川陕边徼，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约有五分，广东、安徽、江西各省约有三四分。五方杂处”(143)，为绵亘八百里秦巴山区开发第一次提供了数量巨大的劳动人口，到乾嘉年间已是“侨寓其中，数百万计”(144)。这些络绎而来的各地客民，除“种地之外，多资……佣工为生”(145)。这里的“佣工”已具有自由雇佣劳动的性质。因为，一则他们俱是失去生产资料的流民，入陕时“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在沿途之祠庙崖屋，或密林之中住宿，取石支锅，拾柴作饭，遇有乡贯，便寄往写地开垦，伐木支椽，上覆茅草，仅蔽风雨……否则仍徙他处”(146)，全靠出卖劳动力为生，“饥甚则食力”，若“厂商停工，则拥作无资”(147)。二则，秦巴山区为陕川楚三省边区，山内土地辽阔，崇山峻岭，土著稀少“狐狸所居，豺狼所嗥，虎祸尤多”，封建关系原本就很薄弱，封建统治又鞭长莫及“甲长保正相距恒数里数十里，讵能朝夕稽查”(148)，各府州县治所又居边境“恒数百里”(149)，难以派兵弹压，遂使这一地区成为封建统治链条中的薄弱环节，其人身依附关系和封建强制要比山外“望衡瞻宇比邻而居”(150)松驰得多，佣工者有较多的人身自由，严如煜说当时山区的风气是“无族姓之联缀，无礼教之防维，呼盟招类，动称盟兄，姻娅之外，别无乾亲，往来住宿，内外无分”(151)，完全是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和封建礼教的自由雇佣劳动者，“佣工为生”，“来往无定之人更多，难以数计”(152)。这说明山内封建统治的薄弱，大量外地客民的流入为秦巴山区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准备了自由雇佣劳动力的条件。
而陕西商人把从事中西部贸易通商赚取的大量商业利润转化为秦巴山内的手工业投资，“商民自出资本”，“雇募匠作”，又为山内资本义义萌芽的产生准备了资本条件。陕西商人在明清以来从事中西部大宗商品贩运中获利甚丰，仅每年从西北各省流入三原的白银即在2—3千万两之巨。这些巨额商业利润除一部分在家乡买地，消费和窖藏外，必有一部分转化为开发秦巴山区的产业投资。因为对老谋深算善抓商机的陕西商人来说，秦巴山资源的开发无疑为他们又一次提供了发财致富的投资机遇。其一，秦巴山资源丰富又投资成本低廉，“但给地主数贯，亦可种数沟数岭”(153)，且可“刮木见土，木尽留山”(154)；简直是“工本无多，获利颇易”(155)，本一利万。其二，劳动力价值便宜。山内多流寓之民，嗷嗷待哺，故工价多以粮食折算，“各厂必年谷丰登，粮价平贱，则佣作得以多雇”(156)，而山内开发初期“粮食绝贱，大米每石价值不到白银一两，包谷杂粮每石只青蚨三四百”(157)。包谷价贱，久聚益众，劳动力益便宜“此等自食其力之夫，极勤且苦，所获仅足糊口”(158)，投资极易获利，进一步刺激了投资积极性。其三，市场有保证。清代山内手工业无沦冶铁铸锅，伐木作枋，斩竹造纸均是生活必需品，市场广大，“熔矿为铁。铸铁为锅，远售西凤及甘肃各郡县”；伐木取材“陆运秦川，水运梁洋者”(159)；沤竹造纸“驮负秦陇道，船运郧襄市”(160)。所有这些使秦巴山区具备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对陕商把商业利润转化为山内产业投资产生了极强的吸引力。
在山内举办产业，“利之所在”刺激下，许多陕西商人“拥厚资求赢者，其人皆率有机智”(161)，抓住机遇，向山内各手工业大量投资，“铁厂、板厂、纸厂、耳菌厂，皆厚资商人出本交给厂头，雇募匠作”(162)。就业别而论，冶铁、木厢因耗资巨大，多关中商人，故“开厂出资本商人住西安、周至、汉中城”(163)；纸厂耗资不巨，“财东多系本籍富户”，“前清即有城(固)洋(县)西(乡)各县商人投资开办”(164)；构欀“俱系三晋、安(康)同(州)人，列廛面居”(165)。就个案材料而言，华阴县华阳川铅厂系乾隆十三年“题准商人开采”(166)。八女井李家在同州开有铁货铺，其在山内冶铁铸锅必有投资(167)。渭南阳郭贺家在周至“设林场，所产木材由黑经渭河放下，除自用外，多余出售”(168)。孝义镇严赵两家在山内木厢厂山有投资，因为他们两家的“生意主要是盐、茶、木、当四大类”(169)。周至周之正“积有余资，入山采木，获利倍数”(170)。安康马光显家累千金“随山伐木”(171)。凤县吕老二“雇工一、二百人，在辛家山周围植党(参)”(172)。陕西商人在向山内大量投资的同时，又把商业的管理组织形式引入山内手工业管理。因为开厂之商除了“必有赀本足以养活厂内之人”，还必须“必有力量足以驱使厂内之人工作”(173)。因此，他们把商业经营中一些行之有效的管理组织亦引入山内产业管理，如山内木材采伐业就有掌柜、书办、领岸、包头等，他们都是“小夥名色”(174)，即厂内雇的管理人员。可见，是陕西商人的大量投资为秦巴山区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准备了资金和组织基础，从而促使秦巴山区的各类手工业迅速崛起，兴盛红火了二百余年。
秦巴山区资源含量丰盛，大量外省客民流入所准备的劳动力市场，以及陕西商人的大量投资，使资本主义萌芽赖以产生的因素均以具备，从清代中叶起，秦巴山区内冶铁、伐木以及造纸等手工业内部的资本主主萌芽开始篷篷勃勃地生长起来。
首先是冶铁业。秦巴山区产铁之地甚多，许多陕西商人出本交工头就地炉冶，雇募工作，在凤县之铁炉川、略阳之锅厂、定远之明洞子、宁羌之二留坝、留坝之光华山、镇安之黑洞沟、旬阳之骆家河多设铁厂，熔炉为铁，铸铁为锅。其生产形态是“铁炉高一丈七八尺……旁用风箱，十数人轮流曳之，日夜不断…每炉匠人一名，辩火候，别铁色成分，通计匠作佣工每十数人，可给一炉，其用人最多，则黑山之运木炭，红山开石挖矿运矿，炭路之远近不等，供给一炉所有人夫须百数十人，如六七炉，则匠作佣工不下千人。铁既成板，或就近作锅厂，作农具，匠作搬运之人，又必千数百人”(175)。这里拉风箱、辩铁色、别火候，每炉“匠作佣工每十数人”，均系“佣工为生”，如果铁厂停工“则佣作无资一生”(176)，可见是雇佣劳动，并且是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干活，可以肯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
其次是伐木作厢。其分工之细密，组织之完善，规模之庞大居各业之首。木厂分圆木、枋板、猴柴诸项业务，生产过程分伐木、安天车、作镏子、挽木、水运诸环节。其中仅安天车须“用健夫二三十名……如推磨式，将车推挽……此木厂用人之最多者”(177)；放料则“铁环钉于木上，或二三人或三四人，拉料一件”，放至水边，由运夫“携长木竹杆为挠钩，顺流漂下”。每厂“匠作水陆挽运之人不下三五千”(178)。由此便产生了严密的管理组织，筹划有掌柜，会计作当家，工程有领岸，薄记有书记，水陆承运有领夫的包头，其分工之细密，管理之完善，绝非一般家庭手工业或封建作坊能够比拟，说它是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也并不过份。
其三是造纸。山内竹枝漫谷，取以为纸，工本无多，加之洋县为蔡伦封邑，陕南人多会沤竹造纸，故西乡，洋县、凤县、留填、安康、岚皋、紫阳诸县均多纸厂。造纸需经过砍料、泡料、打料、蒸料、浆料、踩料、加滑、捞纸、焙纸、束捆等系列工序，须分工协作。如捞纸“捞纸匠以纸帘放帘床上，执之向箱中捞纸，翻放纸张于板凳上，上置压板，板上置木杠，一人在上压，一人在下扳，榨出含水”(179)，因此每厂百余人不等，他们均系工资雇劳动者，如略阳“任克浚雇扬思魁帮工做纸，每月工钱二千二百文，同坐共食，并没有主仆名分”(180)。象这样的帮工，“一厂百手指”再加上厂屋器具，投资也不小，当时已有“五万不开厂”之谚。这些钱由本地富绅投入，雇掌柜为执事，由其招募工人组织生产，使工人与之形成“温饱得所资，差足安流徙”的隶属关系。其作为手工作坊所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关系也十分明显。这些说明，是陕西商人的经营才促使秦巴山区各手工业中产生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第二，陕西商人直接促使关中清代以来焙茶，制革、制瓷、造纸等手工行业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关中清代商品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以如前书所述。而入清后关中人口激增，地狭人稠，各地拥塞着大量靠佣工为生的失业人口，陕西谓之“闲人”。如同官“山后一带多客民，每遇获麦种田均雇觅闲人名曰塘匠”(181)。泾阳每年春夏两季除皮匠、捡茶的人有几万外，尚有一时还找不到工作的“闲人亦多至数千”(182)。大荔“地狭人稠，失业之人居其多数”(183)。乾县“农隙，男无生意”(184)，柞水“乡野之人恒以出外背脚佣工为生”(185)。这些大量失业人口的存在，为关中各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准备了前提条件。而陕西商人在从事中西部贸易通商中，对产品的加工炮制必然促使焙茶、制革、制瓷、造纸等行业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先看焙茶。自从明代末年陕西茶商大量贩运湖南安化茶叶到西北各地后，泾阳遂成为茶叶焙制中心。安化茶叶运到陕西为毛茶，需筛拣、发酵、压制成茶砖才发运西行，这一焙制，压砖过程系由陕商所经营的茶店完成。湖茶加工过程中要经过筛、簸、炒、锅、吊等五道工序，“筛”即将毛茶切碎经过筛簸去其泥土，故此道工序用工最多，因此各雇佣的“检茶之人亦有万余”(186)，而炒、锅、吊则系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必熟手工匠不可。炒茶须随翻随即注入极浓之茶水，要燥润适宜为度，非一般工人所能掌握，而压封技术更得分工协作，“架师二人，各立架之一旁，待走帕将茶倾入后乃由一架师用一长方形大木椿插入包内轻轻压数下，另一人执一小木块投入包内而执另一端系边之小绳，由先前一架师换一大木棒插入包中重击两三下……再由执大木棒之架师换用一小木杠，穿取树叶或篱笆，一个送入包内，同时另一架师换用一个刻有记号之细木杆量度深度并顺便压脱树叶或篱笆，如此工作待一包满时再放入粗茶稍许，然后弯刀割去包口”(187)，工作即便完成。这一检茶、装簸、炒工、走帕、架师的协作劳动，使每家茶叶加工工场“所用人口忙时多至百人”(188)“由工头率之”(189)，因泾阳每年加工压制的泾砖在400万斤，故“泾阳过去有八九家加工厂，工人约七八百人”(190)，此外“各行店背厢负茶，闲人亦多至数千”(191)。这样的茶叶加工工场显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绝非一般手工作坊或能比拟。
再看制革。清代陕西商人从西部贩运皮革到陕西硝皮熟制，故泾阳、大荔、礼泉为皮货硝制中心，经这些皮货硝制作坊将生皮硝熟制成“皮甬”，统称“西口皮货”运销全国，从而亦引起这些皮货庄内部生产关系的一系列新的变化。泾阳的皮革硝制作坊从乾隆以来就开始兴起，泾阳百谷镇系皮行汇聚之地，每月三月起至八九月至“皮工齐聚其间不下万余人”(192)，他们佣工皮行，借泾河水以熟皮张。由于皮张熟制需经清洗、浸泡、下缸硝制、梳平、裁剪缝制等诸多工序，故每家作坊“有工匠五十多人”(193)，内部实行雇佣劳动。嘉庆四年泾阳《详立百谷镇皮市案由碑》载，有“杨素华等平素工帮客装捆皮张，日得工钱数十文”(194)，可见是工资雇佣劳动者。而《续修大荔县志》也裁，有张星焕“家贫无以为生，时泾原一带鬻皮市甚盛，尝出为主计者，佣书受值”(195)，可见连主计尝为“佣书受值”的雇佣劳动者，其内部的资本主义因素明晰可见。
复看制瓷。陕西耀县为古耀州，以产“耀瓷”而著名。漆水河两岸，连绵十余里，傍山依水，上产坩子土和煤炭，下有漆水流经耀县与沮河汇合，交通便利，故从宋代以来该县黄堡镇所产耀瓷以式样雅朴，刻画工巧，釉色精美，上裂冰纹，与当时之“欧瓷”、“景瓷”并列为三大名瓷。宋元时黄堡镇毁于战火，居民多逃至立地镇、陈炉镇重操旧业。其中立地镇在明代至雍正年间为“陶业最盛时期”，其著名工匠有陈宗升，能造大缸大盆，每器可容粟三石有奇”(196)，到清代前期有四大名窑；光明、坚久、长盛、光朗等，“相传当时窑分三等，各举行头不得乱烧”(197)。
嘉庆后立地瓷遂衰，而陈炉镇瓷迭兴。“相传黄堡镇陶业废后，居民移居于此。村长五里有奇，居民沿崖以在瓷砖甃洞而居，上下左右迭层如蜂房”(198)，居民八百户，“土人陶瓦为生”(199)，陶厂南北3里，东西绵延5里，炉火陈杂，彻夜不眠，故有“炉山不夜”之称，为同官八景之一。到清代，陈炉镇陶瓷业的分工已十分细密，可渭行有专户，窑有专业，作有专地，所谓“三行不乱”。就行户而言，已分有瓷户、窑户、行户和贩户四类。瓷户即作瓷坯之人，家有瓷土，碾成瓷泥，就窑户场地，制坯上药，计满一窑，装窑升火。窑户出窑炉和煤炭，煤由窑主出，火由炉户烧，烧成出货，瓷户、窑户各分其半。行户为陶厂出资人与产销中介。因为瓷户、窑户平时在行号上陆续借用款项，出货后，行户将其尾数找清，再由行户将瓷器交由贩户驭运各埠销售，可见炉户、窑户与行户之间从本质上讲是雇佣关系，行户实际上是包买商，他们之间已包含有资本主义的因素。就窑业而言，已有专业分工，分为三等曰碗窑，曰瓷窑，曰黑窑，分地制作，各不相侵。就瓷作而言，亦各有专地，碗窑在上街三社、咀头、马家寨、永爱村；瓷窑在水泉头、坡子里，黑窑在任家湾、桥南、桥北。如《同官县志·实业志》载“南北沿河十里，皆其陶冶之地，所谓十里窑场是也”。到清末民国，仅陈炉一镇有作窑121厂，其中计黑窑11作厂，瓮窑39作厂，碗窑71作场。均在行户统一经营下，实行雇工生产，“镇民俱业陶，而以农为副业”(200)，光绪年间曾有邑民赵志清赴江西景德镇“雇工匠十余名”，回县生产，烧制食具数十桌，进呈慈禧太后，大得奖励(201)。其内部的资本主义因素也很明显。
最后看造纸。陕西除秦巴山区西乡、镇巴、安康、岚皋、商南诸县沤竹制纸外，关中的蒲城、长安、凤翔亦产纸。到清代尤以蒲城兴市镇造纸最为驰名。清代乾隆时“兴市镇产纸，洁白细腻”(202)，到光绪年间“商贾贩运，达于远方者，厥唯兴市镇之棉纸……为土货一大宗”(203)。蒲城所造之纸为棉纸而非陕南之竹纸，故其原料多由麻质、穰子和构穰炮制碾泥而成。构穰为构树皮捣碎碾制而成。构树“兴安州镇安、山阳诸县有之，唯旬阳为盛”(204)，旬民种构树三年伐树，留根，去取树皮，浸渍石灰水，加压成纸浆，称为穰，商人购穰，运回作纸。故旬阳货穰的同州商人不少，他们“列廛而居，操业穰者缓急，先以数金耳之，则终身为佣矣。先籍其树立所有，谓之点构，不能别售也，于是盐布琐屑俱仰给焉，以值计穰，不难以少而算多，以穰酬值”(205)。这里货穰的同州商人与业穰者的关系已是建立在“以少而算多”的不等价交换基础上的雇佣关系，商人以数金为饵进行预买使其“终身为佣”，并且是“以值计穰”使业穰者“以穰酬值”，货穰者已是具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包买商。他们把纸浆捆载经镇安、柞水运回蒲城后，照此办理，“造纸所需资本由商人预借，以所出纸品一部分为抵偿”(206)，这里商人又通过预买把作纸者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表现了商业资本对手工业的投入和控制。在最盛时兴市的业纸户有“千余户”，纸糟165槽，其制作方法与陕南同，亦有一定程度的分工和协作。全县产纸“一万数千叠，每叠六千张，约计六千万张”(207)，“每万纸以450元计”(208)，每年产值为27万元，数量亦属不少。这些都说明，陕西商人的贸易活动直接导致了关中诸多手工业在清代中叶孕育和生长了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
第三，陕西商帮内部实行的“东西制”经营体制也不可避免的产生着资本主义的新因素。在清代陕西商人因单个资本数量有限和从事长途贩运的贸易性质，更多采取了“东西制”的经营体制，如《潼关乡土志》曰：“商，有居货，有行货；有领本，有伙计”(209)。在这种“东西制”经营体制下，财东资本责任无限和掌柜经营责任无限的矛盾往往会导致企业内部的两极分化，领东掌柜会通过“计名开股”、“店外投资”或“挟资欺主”上升为资本家，原先“合伙经商”的伙计又会沦为失去股权的一般伙计或相公，而进一步强化了商业经营内部的雇佣关系。计名开股往往是财东拉拢掌柜或伙计使其与之利益趋同的手法之一，许多领本掌柜亦因之而从一般雇佣人员上升为拥有股份的资本家。如户县人在康定开设的“德兴裕”其伙计贺某就因经营有方为企业赚钱不少而被东家计名开股，上升为该店的三大股东之一(210)。三原的第五君因“家贫不能读，就贾于四川之富县，为典商，既而主计者嘉其勤慎，俾执估衣铺领袖”(211)，这是完全由学徒上升为资本家。袁祖荣因为泾阳吴氏主计“故吴氏任君专长，又以盐筴业大起，君获余润，家渐裕”(212)，这是由掌柜上升而来的例子。店外投资往往是掌柜摆脱财东，从企业中分化出新的资本家的途径。在东西制下，财东为了防范掌柜控制企业，往往不许掌柜投资本企业，叫“银不占人，人不占银”，掌柜则会把自己分润的红利或工资转化为新的投资，蜕变为新的财东。如龙驹寨德盛新布行就因其主事李端林在经营本庄时私设外庄，致使其他股东猜疑而官事迭起，最终导致营业失败(213)。华阴杨之林“为贾家佣”，曾言“大丈夫当自立，岂可随人作生活耶”，后来积金若干，设肆于岳庙镇”(214)。挟资欺东，侵吞血资是掌柜发财的又一途径。在东西制下，资东资金无限而经营有限，掌柜经营无限而资金有限，致使企业盈亏与掌柜无关，许多掌柜便利用经营于外，大权在握而营私舞弊，侵吞血资。如西安樊凤肃领记育本银一万三千元，开设裕顺公钱号，与二柜徐姓掏吞舞弊，致欠外债一万余金，并将其私放义含吉布店，致使纪某血资亏完，而樊某则成义含吉股东(215)。这是东西制体制无法克服的矛盾，故“山陕风气，财东出银，奸伙领本，往往本钱折尽，盈干累万之外债贻累资东，而诸伙挟其血资，别谋生计”(216)。
当我们检索清代陕西商人经营中西部贸易通商和投资秦巴山产业过程中所诱导的资本主义萌芽历史材料时，获得许多深刻的历史启示。概括而言：
其一，陕西清代秦巴山区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完全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陕川楚边区出现封建统治的薄弱环节，使资本主义萌芽可以从这个薄弱环节迅速突破并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过程中一种独特的突变式发展道路。它表明在封建社会末期商品经济一定程度发展的总体框架内，一旦封建统治出现薄弱环节，资本主义萌芽便可能从这个薄弱的环节硬性突破并迅速发展到较高的程度，它较之江南沿海封建统治完备地区资本主义萌芽渐进式的韧性发展更节省时间和减少历史因素的磨损，可以较快缩短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因此，陕西资本主义萌芽一经产生，就以较大规模的工场手工业形态存在，并表现出咄咄逼人地发展态势，而不像江南沿海地区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才渐进到这一程度，这也许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过程中一种最简捷的发展模式，应引起研究者的充分注意。但是，正因为陕西秦巴山区资本主义萌芽是在一种非常独特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因此，它后期的发展及其存在的时空限度便以封建统治所给予的宽容程度和资源存量为转移。嘉道以后秦巴山区的流民聚集及其工矿业的发展已引起统治者的高度注意，从严如煜以来的陕川大吏莫不注重研究完善统治之策，如密布郡县、提兵管束、广设团练、新添营讯、用兵弹压、以勒紧封建统治链条，遂使资本主义萌芽赖以产生的宽松环境逐渐消失。加之山内产业发展速度滞后于流民增加的速度，使山内聚集着大量的失业人口，他们或者聚啸山林，持强放抢，或者开设赌局，换包设骗，或者执刀持枪，闲游城市，山内各办厂者为护其资本而增加成本投放和运作难度，“开厂之地必择险峻可守之处，结寨屯集粮食”(217)，又需派人侦探贼踪，设立卡伦，协力防堵，使投资条件恶化而商人裹足。最后对资源的掠夺式开采，使山内数千年的资源存量在短短百年间迅速耗散，一旦山童矿乏，人去政息，急剧兴起的资本主义萌芽便会迅速衰落，使陕西秦巴山内的资本主义萌芽仍然没有走出兴勃亡忽的历史周期。它深刻揭示了当一种新兴的生产关系不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开辟生存发展道路时，就会因最终无法摆脱旧体制的羁绊而归于失败。这可以为我们今天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其二，清代陕西关中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说明商业资本的发展会对旧的生产关系“起着解体作用”。尤其是对于从事各共同体之间的贩运贸易的商业资本来说，更会对旧的生产方式发生反作用“它会使生产日益从属于交换价值，因为它会使享受和生活日益依赖于出售，而不是依赖于产品的直接消费。它由此使旧的关系解体。它增进了货币流通。它已经不再是仅仅攫取生产的余额，而是逐渐地侵蚀生产本身，使整个生产部门依附于它”(218)。这些因陕西商业资本所导致的手工行业资本主义萌芽的生存和发展表明，清代地处西部边陲的陕西仍然没有脱离人类文明的发展大道，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其内部生长着的资本主义萌芽会使陕西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去。清代陕西作为西部较早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地区，为研究中国内生性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规律提供了典型例证。它表明清代中前期陕西经济并不落后，而是仍然走在西部各省的前列，并为西部各省经济的发展起了历史表率的作用。
其三，清代陕西秦巴山区各手工业以及关中地区各手工业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并不平衡。也只是稀疏的存在于因山区经济特殊的资源条件所决定的几个手工业部门(如矿冶、木厢、造纸等)以及因从事中西部贸易通商所刺激的几个手工业行业(如焙茶、制革等)，而其他行业的资本主义萌芽并不明显，同时，就一个经济实体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而言，也并不纯净。在“亩金有沃土，山中岂乐乡”的封建氛围下，各业的工场手工业内部还包含有浓厚的封建因素，如终南山内“各厂匠役，责成商人造具循环薄……不时赴厂，按册点验(219)，厂内管理多封建性，“木厂，匠作水陆挽运之人，不下三五千……平时进止，皆有号令，号曰营与行军同”(220)，而佣工之间又多戚党姻亲关系，“伯仲叔季之行，皆其盟约之次……戚党大率假儿义子之属”(221)。加之山内市场另星细小，又有流民滋扰，很难起到集散商品资金的作用。“山民贸易，定期赴场，场有在市旁者，亦有开于无人烟之外，曰荒场”(222)，“每岁腊月中旬以后，山商鬻新年之货，百物幅辏，忽精壮数十人来市，始则流观问贾，既即攫夺径去，绝不予直，岁以为常，追则刀刺商贾之腹中矣”(223)。凡此均说明山内各手工业内滋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仍然十分艰难，因而亦不能给予过高的评价。
(142)严如煜：《规划南巴棚民论》，《清经世文编》卷八十一，第2020页。
(143)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
(144)严如煜：《规划南巴棚民论》，《清经世文编》卷八十一，第2020页。
(145)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八。
(146)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
(147)严如煜：《规划南巴棚民论》，《清经世文编》卷八十二。
(148)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34页。
(149)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34页。
(150)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12页。
(151)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29页。
(152)卢坤：《秦疆治略》第55页。
(153)严如煜：《规划南巴棚民论》，《清经世文编》卷八十一，第2020页。
(154)乾隆《旬阳县志·风俗》。
(155)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
(156)严如煜：《规划南巴棚民论》，《清经世文编》卷八十一，第2020页。
(157)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32页。
(158)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
(159)《留填乡土志》第3页。
(160)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选辑》第1册，第262页。
(161)岳震川：《赐葛堂文集》卷二。
(162)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
(163)卢坤：《秦疆治略》第6页。
(164)《陕西镇巴县造纸厂纪略》，《西北论衡》7卷，第16期。
(165)乾隆《旬阳县志·物产志》。
(166)《华阴县志》卷四。
(167)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第133页。
(168)贺佩云文《渭南文史资料》第6辑，第200页。
(169)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第63页。
(170)路德：《柽华馆文集》卷五。
(171)张沛：《安康碑石》第88页。
(172)《凤县民国时期资料汇编》第1101页。
(173)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29页。
(174)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
(175)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
(176)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
(177)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
(178)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
(179)《西北论衡》卷七，第16期。
(180)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选辑》第1册，第397页。
(181)卢坤：《秦疆治略》第17页。
(182)卢坤：《秦疆治略》第12—13页。
(183)《大荔乡土志》第6页。
(184)《乾州志·风俗》。
(185)《孝义厅乡土志》第12页。
(186)卢坤：《秦疆治略》第12页。
(187)郑以明：《雅灌名卯洪五县茶叶调查报告》，《贸易月刊》1931年8月号。
(188)《泾阳湖茶情况》，《陕行汇刊》三卷，第1—2期合刊。
(189)《泾阳湖茶情况》，《陕行汇刊》三卷，第1—2期合刊。
(190)胡伯益文，《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161页。
(191)《秦疆治略》第12—13页。
(192)《秦疆治略》第12—13页。
(193)《兰州私营皮货业》，《兰州城关文史资料》第1辑，第80页。
(194)《泾阳县商业志》第152页。
(195)《续修大荔县志》卷十，第16页。
(196)《洛川同官两县手工业与商业》，《陕行汇刊》卷八，第2期。
(197)《洛川同官两县手工业与商业》，《陕行汇刊》卷八，第2期。
(198)《洛川同官两县手工业与商业》，《陕行汇刊》卷八，第2期。
(199)《洛川同官两县手工业与商业》，《陕行汇刊》卷八，第2期。
(200)《同官县志·实业志》。
(201)《同官县志·实业志》。
(202)《蒲城新志·物产》。
(203)《蒲城志稿·物产》。
(204)《旬阳县志·物产》，卷十一。
(205)《旬阳县志·物产》，卷十一。
(206)《蒲城富平同官之农村工业调查》，《陕行汇刊》卷四，第5期。
(207)《西北工业概况》，《西北资源》二卷一期。
(208)《蒲城农村工业调查》，《陕行汇刊》卷四，第5期。
(209)《潼关乡土志稿·实业》。
(210)《户县文史资料》第3辑。
(211)《续修鲁桥镇志》卷六，第38页。
(212)刘光贲：《烟霞草堂文集》卷四，第22页。
(213)《秦中官报》秦事汇编第2页。
(214)《华阴县志》卷五。
(215)《秦中官报》秦事汇编第5页。
(216)《秦中官报》秦事汇编第5页。
(217)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19页。
(21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69页。
(219)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选辑》第1册，第324页。
(220)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
(221)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
(222)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八。
(223)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