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历史
6.5明清陕西商帮的行会性
第六章 明清陕西商帮的特点 第五节 明清陕西商帮的行会性
恩格斯指出，中世纪的商人从本质上说是“结合主义者”。明清以来的陕西商人在从事中西部贸易通商过程，跨州越县，周流天下，为了营业上的需要他们往往在各地设立庄口，派人座庄主持购销业务，并加入当地的商籍。这此占籍客地的陕西客商为了携手联合一致对外和协调内部关系，常常以陕西省籍为界域，以秦风陕俗的乡情为纽带结成共同的帮口——陕帮这一封建性行会组织，其笃乡情、议商事、联嘉会、迓神庥的场所就是会馆。
商帮和会馆互为表里。商帮是按共同的籍贯地域和风俗习惯而形成的商人互助团体，会馆则是商帮团体的具体组织形式。其二者的合称即为“陕商会馆”。
陕商会馆的产生无非是封建社会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条件下地域户籍制度和商业竞争的产物。中国乃泱泱大国，幅员辽阔，各地资源不同，物产有别，仍然存在着宏观上的生产单一性与需要多样性的矛盾，这便使持赀辇重千里贩糴的行商成为奔走于各个经济区之间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纽带。而在四民分业的地域户籍制度下，人民按操业不同会分属不同的身份户籍，军有军籍，商有商籍，匠有匠籍。旅居异地的行商须加入当地的商籍淹留客地，坐肆列贩，即“占籍”。这种占籍制度又必然使寄籍客市的外地商人与本籍商人发生利益上的矛盾。在封建割据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的商业氛围下，本籍商人往往凭借地利人和的优势对客帮商人产生强烈的排它性，致使久羁客旅的外籍商人为了生存和反抗本籍商人的竞争压力，不得不把自己的头聚在一起，通过会馆这一组织形式，利用传统的地域观念和共同的风俗习惯把本乡商人联合起来，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共同一致地对异域商人进行竞争，用《聊城山陕会馆重修戏台建立看楼碑记》的话说就是“通都大邑商贾云集之处，莫不各建会馆，以时宴会聚集于其中，盖客旅见乡人联系桑梓，通款冶情倍亲也……岁时伏腊，凡我乡廛，或割性以报神，或饮醵而赏胜，于时言言，于时语语，犹木之欢同根，水之欢同源也”(224)。这便是陕商会馆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基础。
陕商会馆又是陕籍商人在维护共同利益前提下为了抑制内部竞争协调内部矛盾的产物。在封建村社制度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患难相救，有无相贷”的传统观念，使得旅居外地的同籍商人“同在异乡为异客”，为了避免内部的分化和维护共同利益而组成会馆的共济团体。通过会馆制度相应的行纪帮规，做为协调同籍商人行为规范的准则，以此来抑制内部的竞争和分化，协调各种内在矛盾，以实现同财共贾的传统理想。用当时人的话来说就是“必有忠信诚悫之行，淳谨节俭之风，以修于已而孚于人，故能长享其利，阅数十百年不衰”(225)。
陕商会馆按其产生过程和性质来区分，呈现出纷纭复杂的形态。一是仕人官宦为供考试时利用的试馆。如陕西人在北京设的“三原会馆”就是明万历年间三原温纯捐修的供赴京举业的陕西仕人“得错居而杂处，或以谈艺业或以通燕好”(226)的试馆；又如凤翔富绅武运，见“凤郡人试春闺就屋而居，达观之创建凤翔会馆，公车便之”，(227)后其子武肃“尝拓凤翔会馆，从继父志”(228)。这亦是“试馆”。试馆虽然为公车之便，却与商人会馆有联系，这就是为后来商人提供了可供参照模仿的榜样，如上例温纯“置有邑会馆”，又在天启年间为御史大夫时建“关中会馆”，这完全是商人会馆，因为它是要敬神庥，停货场，寄廛市，因此，比试馆规模要大得多，秦之英说北京试馆是“巍峨宏敝”，而“关中会馆”则是“宏敝壮丽甲天下，环以居民，主以京职，法备赀饶”(229)。二是由旅居同一地区的仕官商人共同设立的仕商共建会馆。这应当是从试馆向纯粹商人会馆的过渡形式。如苏州的“西会馆”就是乾隆六年由旅苏的西安商人邓廷试、刘辉场建于阊门外山塘街，二十年后由陕西在苏官员董其事，并最后建成。其会馆碑记云，建造该会是为了“土商之游处四方者，道路无燥湿之虞，行李有聚处之乐”(230)。杭州的“秦晋会馆”亦属此类，它是明代陇西某人在苏州做官时，经他热心提倡捐资修建的，地址在西湖的东南角，地形很高，上面可以眺望西湖全境(231)。三是纯粹的商人会馆，这是陕商会馆的主体。因为三年一试的科举考试，使试馆分布有限，而中国的仕官历来耻言贸易，很难与商人同流合污，历史注定他们最终非分手不可。
纯粹的商人会馆，又因为寄籍各地商人的人数多寡和经济实力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形态。首先是一郡一县商人设立的会馆，这往往是那些商人比较集中财力丰饶的县份商人共同设立的会商之所。如大荔“绅商富户募款购置在西安鼓楼北化觉巷坐南朝北五间院为西安大荔会馆”(232)；又有大荔“路超吉捐购在宣武门外铁老鹳庙共基三院的北京大荔会馆”(233)。又如渭南商人贺士英“创修会城渭南会馆计屋四百五十间”(234)，再如咸宁商人在汉口设立的咸宁会馆。据吕作燮先生统计，清代陕西商人在北京设立的以府县命名的会馆就有22个。其二是由一行一业的同籍商人共同捐资修建的会馆。如西安明代的东关“金龙庙向为布帮东社报神之所”(235)，即为布帮会馆；又有东关由药材商人设立的“药业会馆”。再如龙驹寨的“船帮会馆”为明代陕西船商所建；“马帮会馆”系由陕西西安、临潼、渭南、蓝田、泾阳“众骡客人等仝立”；青器会馆为“雍正五年由青瓷商集资重修”(236)。其三是由旅居某地的一省商人共同捐资兴建的会馆。如乾隆十五年由陕西商人在自贡设立的“西秦会馆”；乾隆六年在苏州设立的“全秦会馆”；康熙四二七年在兰州山字石设立的“骊陕会馆”(237)以及乾隆年间在河南唐河、周口等地设立的“陕西会馆”(238)等。其四，由山西、陕西两省商人共同捐资兴建的会馆。在明清由于陕西商人多中小资本，财力有限，他们往往联合山西商人以壮大行帮实力，故陕商会馆的主体是“山陕会馆”。其著名如山东聊城的山陕会馆至今仍是素负盛名的文物景点，存有明清山陕商人的籍册档案。河南社旗的山陕会馆以及安徽亳州的山陕会馆，俗称花戏楼，至今仍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重修大关帝庙碑记》云“乾隆三十一年新建大殿，增置座楼，藻采歌台，固已极规模之宏敝，金碧之辉耀矣”(239)。广东佛山的山陕会馆，据道光四十三年《重修山陕会馆捐签碑》云，山陕商人原在广州设有“宾馆”，乾隆四十五年，他们认为“佛镇幅凑之地，百货贸迁，尤为我等云集之所”，遂在佛山设立山陕公馆，并称之为“合两都会而为一巨观也”(240)。这些山陕会馆的普遍设立反映了山陕西两省商人在地域上的横向联合，但也有细微差别。这就是当山陕商人在某一地的实力比较微小和均衡时，他们便携手联合，设立“山陕会馆”或“秦晋会馆”。当各自实力膨胀后，均势打破使会各自设立分省会馆，如苏州的全秦会馆，全晋会馆。兰州陕商会馆的变迁也很能反映其中的变化。在康熙年间陕商势重，故先有“骊陕会馆”的设立，入嘉道后晋商实力增长，逐联合设立“山陕会馆”，咸丰五年陕商实力大增，又从山陕会馆中分化独立出来，在“贡元巷建立了陕西会馆”，同治后陕商受拙，元气大伤，故于宣统年间联合设立“山陕会馆”，这种分合变迁大致反映了陕晋两帮商人力量迭兴盛衰的历史变化。
陕商会馆的分布情况大致可以窥探明清陕西商帮的活动范围。据目前掌握的材料粗略统计陕商会馆或山陕会馆设立的所在地有：北京、吉林、归绥、济南、聊城、唐河、社旗、汉口、沙市、沙洋、均市、均州、襄阳、光化、应山、荆门、南京、镇江、苏州、杭州、扬州、长沙、安化、益阳、常德、长沙、邵阳、钻山、福州、广州、佛山、亳州、重庆、成都、自贡、彭县、乐山、贵阳、梧州、邕宁、南宁、河州、秦州、临夏、肃州、武威、兰州、西宁、宁夏、镇西、精河、库车、康定、玉树、结石。可谓遍布大河上下，长城内外，大邑穷乡，林林总总，足可展现明清山陕商人力量的强盛。
陕商会馆作为以地域和乡土为纽带的封建行会组织，其作用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是团结同乡商人之所。商人久羁逆旅，远别家乡，常怀故乡之情。会馆之设便于同籍商人“联乡语，叙乡情，畅然蔼然，不独道旅之况赖以消释，抑且相任相恤”(241)，形成同济团体。
二是同乡共聚祀神之所。会馆之设，所以“签神庥，睦乡谊”(242)。图腾崇拜是村社制度的古老传统，入秦汉后逐渐演变为行神崇拜，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护佑神祗。山陕商人因多系中小资本，内部的精城团结尤为重要，故多供奉关羽。一则关羽为山西人，与山西人有乡缘关系，有不少陕西商人其先辈系由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移徙而来，故心理相通；二是关羽精忠仗义，侠气肝胆，更是山陕商人内部团结的精神支柱。山陕会馆多设殿堂供奉关圣。《汉口山陕会馆志》把山陕商人崇礼关云长的原因讲得很明白“夫人读麟经深明大义，故身虽陷敌，志百折而不回，以刘豫州分固群臣而恩，则如手足，千古群臣相得无有逾君……今秦晋商人体夫子之心，以事君则忠君也，以事孝则孝子也，以敬先则悌弟也，以交友则良朋也，忠心忠信，行心笃敬”(243)因此，山陕会馆亦有称“关帝庙”、“三元殿”等。
三是同乡商人驻足和贮存货物之所。如亳州山陕会馆之设就是为了使山陕商人有簪盖之地。苏州会馆之设是因为“城乡之往来斯者，或数年或数十年，甚至成家室长子孙，往往而有，此会馆之建所宜也”(244)，以便“士商之游处四方者，道路无燥湿之虞，行李有聚处之乐”(245)。
四是同乡聚会议事之所。在明清，商人会馆既可以是旅居异地的同乡商人团体，又可以是客籍商人的同业组织。因此，一个省籍会馆可以包容许多业缘帮口，反过来讲一个业缘帮口既可以是省籍会馆的成员之一，又可以独立出来另设会馆或公所。这样会馆又成为商议通商之事，协调同业争议，仲裁商务纠纷的所在。为了规范同乡商人的行为，抑制同乡竞争和避免两极分化，许多会馆还制定有行纪帮规，约束同乡同业商人的行动。如湖北应山陕西会馆，就有会议《布帮条规》，对布商交易的各个方面以及罚惩办法都做了详尽规定，可以一览会馆的具体运怍过程，不妨赘录于下：
一议出庄收布。无论桌设何所，一帖连门庄，只准用三人收买，不得任意多设，亦不准在街外路边，抢夺劫买，令旁观者不雅，致同事人生怒。如有违者，轻则奖罚，重则公禀。
一议该处买布，设有公厂，均至块地出桌，不准移埠，取巧傲众，以便互相稽查。又不准任意涨价，以及滥收窄短布匹等弊。今既城乡同行，均愿竭力立定此章，即宜固守其章。如果故违，经公议罚不贷。
一议 新改 九寸五分 四丈四尺 七十
布宽 长 匹每卷斤重 斤为定。
葛仙 一尺一寸， 三丈三尺， 六十
如布下河时，邀集同行，取布数卷，至西会馆公所，用公置秤尺权度，倘系窄短布轻，按卷该罚款少。布匹数目，合载多卷，每匹罚数二十文核算，登帐充公，以备公用。
一议春秋二季开市，预着庙僧，咨会各行某聚会，公择吉期，议定时价开庄。如有存奸计者，私先刷条，开庄买坏市价，令商等裹足，以便垄断。此种刁徒，理主公罚神戏二部，酒席一桌，以戒将来。
一议公议庄码价目，开庄之后，犹于逐月朔望两日，齐集公所斟酌起跌，不准私行开价。有碍商买资本，违者罚钱二竿充公，决不宽货。
一议各行买布庄首，务必斟酌认真办理，门面、客行、名声，重任非浅，如有窄短布匹，徇情买进，借云以扣机户短尺钱文等语搪众。一经查实，以收布庄首，认赔受罚，决不徇情，以杜弊端。
一议城乡各行，收布各守各埠。成卷之时，不准串通同行，移埠凑办。倘有是事，一经查实，立将移埠多布充公，决不碍面徇情，易坏定章。
一议发庄钱色，仍照旧章，不准滥扣机户钱文，私改折水，渔私损人。倘有射利之行，克扣机户，以及短数等弊，准机户获据，投呜同行，至会馆公论，重罚不贷。
一议如果后有请领部帖音，新开布贸，必以同行查实互保，方准照章入帮开设。近来刁风，弊端种种，动请一帖，招商借名开行，实系扎台倒骗客项，远遁无迹，大坏地方声名。故我等议，无同行互保者，纵伊有帖，不能开市。倘远帖例，而藐公议，即禀县堂发落，以重商务。
一议西会馆，是西帮客号公所，我等备用，奈迭车圣诞之会，无款可需，故以同行妥商，于每卷内抽钱五文，以作圣会用款。议庄之费，均归此款。城乡同行，挥妥人经管(246)。
五是为同乡办理善事。或停放灵丘，或代为葬埋，或设私塾，或举义学。如河州山陕会馆就买有义园一所，雇人耕种看守，以埋葬死亡同乡。佛山的山陕商人置有“福地一所”以使同乡商人死有葬身之地。
陕商会馆的内部组织有强烈的排它性，非陕籍莫入，并且入会有严格规定“必以同行查实互保，方准照章入帮开设……无同行互保者纵伊有帖，不能开市”。入会即为会员，由会员大会公举董事、值年(司事、文牍、司库、庶务等)处理公会的日常事务。董事，也有叫行首或总商，他们多是由一些殷实行户的商人或在会馆设立时捐资巨大的头面人物充当，他们主要参与会馆的重大决策和应筹官府事务。如泾阳裕兴重茶庄的掌柜就曾是茶柜的“柜首”，西宁的山陕会馆就以“八大总商”为代表，四川西秦会馆就是以哥老会龙头老大常让侯为会首。值年，也有叫香长或客头，管理公馆的一切事务，由各殷实会员轮流坐庄。每年由值年“咨会各行某聚会”处理会馆重大事务，并经营会馆的公产。
会馆的经费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各商捐资。如自贡西秦会馆就是由137家陕西盐商捐资修筑而成，其中有一家捐银千两以上者。西安的渭南会馆便是由巨商贺士英一次捐资三万五千金修建的(247)，再如佛山的山陕会馆，嘉庆年间第一次续修时，由191家商号捐抽厘头银汇聚而成，道光年间第二次续修时增至208家。其中复生义号第一次捐银271两，第二次为277两；西永泰号第一次为73两，第二次为228两；兴隆泰号第一次为48两，第二次猛增为351两(248)。从各号第一次为48两，第二次猛增为351两可以反映山陕西商人资本和利润迅速增长的概貌。二是各行商品抽厘聚积而成。龙驹寨的船帮会馆就是由过载的布匹中每匹抽银二钱修缮建成。荆门沙洋镇的山陕会馆规模很大，可驻军一个团，该馆的筹建资金来自每匹布抽两个制钱的“厘头金”(249)；应山县的陕西会馆“于每卷(布)内抽钱五文，以作圣会用款”(250)；龙驹寨过载行“每担洋布杂货抽用及扣脚价回头获利不过二钱之谱”(251)。这些钱主要用于修茸会馆，酬神报赛，宴会唱戏及日常开销，为陕西商人的集团所有制。
陕西会馆的建筑风格多宏恢端正，峻圩重垣，透露陕西山川厚重，陕人心胸博大，无委屈之态的乡土气象。可以自贡“西秦会馆”为例。
西秦会馆按照我国古代传统建筑法式营造，背依龙凤山，在长80米的轴线上，依次建造了武圣宫大门，献技、大观、福海诸楼，大丈夫抱厅，参天奎阁，中殿和正殿；轴红两侧，依次对称建造了金镛、贲鼓二阁，左右客廨以及神庖、内轩等建筑；这些建筑通过山墙和廊楼的环绕与衔接，有机地组合成多层次的暑合式建筑群体。
从武对宫大门进入西秦会馆，是一个宽敞的大坝，由石板铺成，名为天街，面积约800平方米，以天街为中心，献技、大观、福海诸数与大丈夫抱厅南北相望，金镛、贲鼓二阁东西对峙，其间以廊楼相连。
武圣宫大门和献技诸楼，从前后望去，自成一体，但从基座到屋顶却又穿插交错，形成一座不可分割的复合建筑。宽约32米的武圣宫，重檐歇山屋顶达四层之多，下面三层断开化作两翼飞出，檐角成行，依次加宽。献技诸屋顶的基本结构为两个歇山屋顶重叠组成并与武圣宫屋顶连成一气，而在屋顶紧靠正脊外，又加建一个六角攒尖屋顶，其后两角则嵌进歇山屋顶之中，组成牢固的复合结构，在外形上构成一个嵯峨雄奇的大屋顶。复合屋顶下，环列24个檐角，起翘修长，参差起伏，尖角如林，造形奇特。武圣宫与献技诸楼由22根浑圆的石柱和众多的梁枋组成坚实的框架，承受着大屋顶的重量。其中两根最长的大石柱，拨地而起直贯四层。这座复合建筑第一层为进入西秦会馆的通道；第二层献技楼单向天街，舞台正对抱厅；第四层福海楼则仅以高窗面向大街；第三层大观楼下接“献技”，上承“福海”，贯通前后。这样，楼身虽为四层，但前后望去均为三层建筑。
天街东西侧廊楼中部所建金镛、贲鼓二阁，原为鸣钟南海鼓之处，其形制和结构完全相同。由天街两侧拾级而上，便是大丈夫抱厅。这是一座五开间的横向敞厅，高出院坝2.2米，左右两端与东西廊楼相接。抱厅正前方为一石筑月召，为显贵绅商看骊之所在。
穿过大丈夫抱厅，登上石级，太平池上建有一座单孔石桥，参天奎阁便建在桥面上。阁高12米，六角攒尖屋顶，四重檐，内饰藻井，垂脊曲折圆和，檐角高昂挺拨。这里前是抱厅，后为正殿，左右各设屋廨，建筑群高度密集。参天奎阁后角柱与中殿内柱仅距1.6米。设计者巧妙地使檐角起翘时刺破中殿前檐，造成两座独立的建筑在空间穿切的现象，同时，又用参天奎阁下的石桥把水池一分为二，辟出各为20平方米的空间，形成密中见疏，错落有致的布局。
中殿紧接参天奎阁，单檐结构，七柱落地，层高6米，面阔25米。进深10米，中无隔墙，宽沿空阔。左右两壁嵌有木记述西秦会馆建造缘起、扩建经过、体制和规模。
中殿之上为道光七年至九年(1827～1829年)扩建的正殿，建于会最高外。殿分两层，较中殿阔；其面积与高度，均为全馆殿阁之冠，关羽和陪祀诸神就曾供奉在这里。
西秦会馆建筑华丽，整个建筑装饰有大量精美的木雕、石雕、彩绘和塑。中古曲建筑发展到代时峰造极的模式，由此可见一斑。
木雕大多用梁架、斗拱、额枋、村枋、挂落、垂花、雀替等建筑细，并集中于献技诸楼和金镛、贲鼓二阁的楼沿栏板之上。木雕数量众多，遍布全馆，仅不同面貌、神情、形态和服饰的人物，就有500多个，大者盈尺，小者寸许。献技楼和金镛、贲鼓二阁的楼沿木雕栏板共长22.3米，宽60厘米，在这三外栏板上，刻有人物350余个，还配置了大量福寿喜、山川木厂、屋宇车马、花草虫鱼等雕件。栏板木雕分上、中、下三层，分割成大小不等的208幅画面。下层画面较大，用高浮雕展现出19台戏剧的舞演出场景。其中，献技木栏板上雕刻的《齐醒公访宁戚》(下层左一)，表现了春秋时期，齐恒公率军攻打宋国途中，求贤若渴，前往拜访宁戚，请他出山，参与齐国政事的故事。位于金镛阁的《忠义堂》木雕(下层中)中，宋江端坐正中案后，身后右侧站着以簪束发、身着长袍、手执羽扇的智多星吴用，左有头戴毡笠、怪目圆睁、手持斧的黑旅风李逵，削发僧装、肩挎佛珠、手握掸杖听花和尚鲁智深，以及身着戎装、虬髯剽悍赤发鬼刘唐等梁山好汉，塑造了忠义堂上众英雄的形像。王母端坐其上，在宫娥彩女的拱卫下，接受各路神仙的朝贺。其中，铁拐李手拄拐杖，汉钟离轻摇羽扇，曹国舅轻敲云板，蓝采和手提花蓝，张果老身背竹琴，吕洞宾肩挎宝剑，韩湘子吹响玉萧，何仙姑手执荷花生动雕刻出一组人们熟悉的八仙形象。此外，《秋江》、《失代州》、《卸甲封王》、《算粮》、《纪信替身》等，可谓洋洋大观，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
石雕则以武圣宫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和24孝图为其代表作。两只石狮分置大门石级阶梯两侧，态健美，形象生动，身高约2.7米，胸宽0.9米，蹲坐在精刻而成的须弥座上，相对扭头而望，如嘶吼状，全身肌肉隆起，身披卷毛，突目隆鼻，齿利抓锋，充分显示出它们威猛的气质，具有强烈的动感，为石狮雕刻中的珍品。
石雕“24孝图”位于抱厅石级两侧石壁，共12幅。每幅石雕均由两个故事组合而成，用建筑物、山石、树木或云彩将画面巧妙地分割成两幅，安排出两组不同的人物活剧。整个石刻刀法遒劲，立体感强烈，其艺术和工艺水准，历来受到行家和游人的高度赞赏。
(224)刘文峰：《山陕商人与梆子戏》，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238页。
(225)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9页。
(226)《三原县志》卷十九，《轶事》。
(227)《岐山乡土志》卷二，第8页。
(228)《岐山乡土志》卷二，第8页。
(229)《三原县志》卷十九。
(230)《江苏省明清以来工商碑刻资料选编》第375—376页。
(231)李敏华：《杭州山陕甘旅杭同乡会》，《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168页。
(232)《大荔县志稿》卷四，第4页。
(233)《大荔县志稿》卷四，第4页。
(234)《续修谓南县志》卷八，第7页。
(235)《解放前西安商会，同业公会概况》，《西安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205—206页。
(236)《丹凤县志》第577—578页。
(237)刘向东：《兰州服务业志》第9页。
(238)《中州古今》1993年第2期。
(239)《亳州文史资料》第5卷，第116页。
(240)谭棣华：《从<佛山街略>看明清时期佛山商业发展》，《清史通讯》1987年第1期。
(241)《江苏明清工商碑刻资料选编》第365页。
(242)《江苏明清工商碑刻资料选编》第369页。
(243)张正明：《明清山西商人概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
(244)《江苏明清工商碑刻资料选辑》第351页。
(245)《江苏明清工商碑刻资料选辑》第351页。
(246)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选辑》第2册，第241—242页。
(247)《续修渭南县志》卷三。
(248)谭棣华：《从<佛山街略>看明清时期佛山工商业的发展》，《清史研究通讯》1987年第1期。
(249)赵振业：《荆庄大布》，《荆门文史资料》第6辑，第198页。
(250)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选辑》第2册，第242页。
(251)《秦中官报》秦事汇编第3页。
恩格斯指出，中世纪的商人从本质上说是“结合主义者”。明清以来的陕西商人在从事中西部贸易通商过程，跨州越县，周流天下，为了营业上的需要他们往往在各地设立庄口，派人座庄主持购销业务，并加入当地的商籍。这此占籍客地的陕西客商为了携手联合一致对外和协调内部关系，常常以陕西省籍为界域，以秦风陕俗的乡情为纽带结成共同的帮口——陕帮这一封建性行会组织，其笃乡情、议商事、联嘉会、迓神庥的场所就是会馆。
商帮和会馆互为表里。商帮是按共同的籍贯地域和风俗习惯而形成的商人互助团体，会馆则是商帮团体的具体组织形式。其二者的合称即为“陕商会馆”。
陕商会馆的产生无非是封建社会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条件下地域户籍制度和商业竞争的产物。中国乃泱泱大国，幅员辽阔，各地资源不同，物产有别，仍然存在着宏观上的生产单一性与需要多样性的矛盾，这便使持赀辇重千里贩糴的行商成为奔走于各个经济区之间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纽带。而在四民分业的地域户籍制度下，人民按操业不同会分属不同的身份户籍，军有军籍，商有商籍，匠有匠籍。旅居异地的行商须加入当地的商籍淹留客地，坐肆列贩，即“占籍”。这种占籍制度又必然使寄籍客市的外地商人与本籍商人发生利益上的矛盾。在封建割据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的商业氛围下，本籍商人往往凭借地利人和的优势对客帮商人产生强烈的排它性，致使久羁客旅的外籍商人为了生存和反抗本籍商人的竞争压力，不得不把自己的头聚在一起，通过会馆这一组织形式，利用传统的地域观念和共同的风俗习惯把本乡商人联合起来，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共同一致地对异域商人进行竞争，用《聊城山陕会馆重修戏台建立看楼碑记》的话说就是“通都大邑商贾云集之处，莫不各建会馆，以时宴会聚集于其中，盖客旅见乡人联系桑梓，通款冶情倍亲也……岁时伏腊，凡我乡廛，或割性以报神，或饮醵而赏胜，于时言言，于时语语，犹木之欢同根，水之欢同源也”(224)。这便是陕商会馆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基础。
陕商会馆又是陕籍商人在维护共同利益前提下为了抑制内部竞争协调内部矛盾的产物。在封建村社制度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患难相救，有无相贷”的传统观念，使得旅居外地的同籍商人“同在异乡为异客”，为了避免内部的分化和维护共同利益而组成会馆的共济团体。通过会馆制度相应的行纪帮规，做为协调同籍商人行为规范的准则，以此来抑制内部的竞争和分化，协调各种内在矛盾，以实现同财共贾的传统理想。用当时人的话来说就是“必有忠信诚悫之行，淳谨节俭之风，以修于已而孚于人，故能长享其利，阅数十百年不衰”(225)。
陕商会馆按其产生过程和性质来区分，呈现出纷纭复杂的形态。一是仕人官宦为供考试时利用的试馆。如陕西人在北京设的“三原会馆”就是明万历年间三原温纯捐修的供赴京举业的陕西仕人“得错居而杂处，或以谈艺业或以通燕好”(226)的试馆；又如凤翔富绅武运，见“凤郡人试春闺就屋而居，达观之创建凤翔会馆，公车便之”，(227)后其子武肃“尝拓凤翔会馆，从继父志”(228)。这亦是“试馆”。试馆虽然为公车之便，却与商人会馆有联系，这就是为后来商人提供了可供参照模仿的榜样，如上例温纯“置有邑会馆”，又在天启年间为御史大夫时建“关中会馆”，这完全是商人会馆，因为它是要敬神庥，停货场，寄廛市，因此，比试馆规模要大得多，秦之英说北京试馆是“巍峨宏敝”，而“关中会馆”则是“宏敝壮丽甲天下，环以居民，主以京职，法备赀饶”(229)。二是由旅居同一地区的仕官商人共同设立的仕商共建会馆。这应当是从试馆向纯粹商人会馆的过渡形式。如苏州的“西会馆”就是乾隆六年由旅苏的西安商人邓廷试、刘辉场建于阊门外山塘街，二十年后由陕西在苏官员董其事，并最后建成。其会馆碑记云，建造该会是为了“土商之游处四方者，道路无燥湿之虞，行李有聚处之乐”(230)。杭州的“秦晋会馆”亦属此类，它是明代陇西某人在苏州做官时，经他热心提倡捐资修建的，地址在西湖的东南角，地形很高，上面可以眺望西湖全境(231)。三是纯粹的商人会馆，这是陕商会馆的主体。因为三年一试的科举考试，使试馆分布有限，而中国的仕官历来耻言贸易，很难与商人同流合污，历史注定他们最终非分手不可。
纯粹的商人会馆，又因为寄籍各地商人的人数多寡和经济实力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形态。首先是一郡一县商人设立的会馆，这往往是那些商人比较集中财力丰饶的县份商人共同设立的会商之所。如大荔“绅商富户募款购置在西安鼓楼北化觉巷坐南朝北五间院为西安大荔会馆”(232)；又有大荔“路超吉捐购在宣武门外铁老鹳庙共基三院的北京大荔会馆”(233)。又如渭南商人贺士英“创修会城渭南会馆计屋四百五十间”(234)，再如咸宁商人在汉口设立的咸宁会馆。据吕作燮先生统计，清代陕西商人在北京设立的以府县命名的会馆就有22个。其二是由一行一业的同籍商人共同捐资修建的会馆。如西安明代的东关“金龙庙向为布帮东社报神之所”(235)，即为布帮会馆；又有东关由药材商人设立的“药业会馆”。再如龙驹寨的“船帮会馆”为明代陕西船商所建；“马帮会馆”系由陕西西安、临潼、渭南、蓝田、泾阳“众骡客人等仝立”；青器会馆为“雍正五年由青瓷商集资重修”(236)。其三是由旅居某地的一省商人共同捐资兴建的会馆。如乾隆十五年由陕西商人在自贡设立的“西秦会馆”；乾隆六年在苏州设立的“全秦会馆”；康熙四二七年在兰州山字石设立的“骊陕会馆”(237)以及乾隆年间在河南唐河、周口等地设立的“陕西会馆”(238)等。其四，由山西、陕西两省商人共同捐资兴建的会馆。在明清由于陕西商人多中小资本，财力有限，他们往往联合山西商人以壮大行帮实力，故陕商会馆的主体是“山陕会馆”。其著名如山东聊城的山陕会馆至今仍是素负盛名的文物景点，存有明清山陕商人的籍册档案。河南社旗的山陕会馆以及安徽亳州的山陕会馆，俗称花戏楼，至今仍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重修大关帝庙碑记》云“乾隆三十一年新建大殿，增置座楼，藻采歌台，固已极规模之宏敝，金碧之辉耀矣”(239)。广东佛山的山陕会馆，据道光四十三年《重修山陕会馆捐签碑》云，山陕商人原在广州设有“宾馆”，乾隆四十五年，他们认为“佛镇幅凑之地，百货贸迁，尤为我等云集之所”，遂在佛山设立山陕公馆，并称之为“合两都会而为一巨观也”(240)。这些山陕会馆的普遍设立反映了山陕西两省商人在地域上的横向联合，但也有细微差别。这就是当山陕商人在某一地的实力比较微小和均衡时，他们便携手联合，设立“山陕会馆”或“秦晋会馆”。当各自实力膨胀后，均势打破使会各自设立分省会馆，如苏州的全秦会馆，全晋会馆。兰州陕商会馆的变迁也很能反映其中的变化。在康熙年间陕商势重，故先有“骊陕会馆”的设立，入嘉道后晋商实力增长，逐联合设立“山陕会馆”，咸丰五年陕商实力大增，又从山陕会馆中分化独立出来，在“贡元巷建立了陕西会馆”，同治后陕商受拙，元气大伤，故于宣统年间联合设立“山陕会馆”，这种分合变迁大致反映了陕晋两帮商人力量迭兴盛衰的历史变化。
陕商会馆的分布情况大致可以窥探明清陕西商帮的活动范围。据目前掌握的材料粗略统计陕商会馆或山陕会馆设立的所在地有：北京、吉林、归绥、济南、聊城、唐河、社旗、汉口、沙市、沙洋、均市、均州、襄阳、光化、应山、荆门、南京、镇江、苏州、杭州、扬州、长沙、安化、益阳、常德、长沙、邵阳、钻山、福州、广州、佛山、亳州、重庆、成都、自贡、彭县、乐山、贵阳、梧州、邕宁、南宁、河州、秦州、临夏、肃州、武威、兰州、西宁、宁夏、镇西、精河、库车、康定、玉树、结石。可谓遍布大河上下，长城内外，大邑穷乡，林林总总，足可展现明清山陕商人力量的强盛。
陕商会馆作为以地域和乡土为纽带的封建行会组织，其作用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是团结同乡商人之所。商人久羁逆旅，远别家乡，常怀故乡之情。会馆之设便于同籍商人“联乡语，叙乡情，畅然蔼然，不独道旅之况赖以消释，抑且相任相恤”(241)，形成同济团体。
二是同乡共聚祀神之所。会馆之设，所以“签神庥，睦乡谊”(242)。图腾崇拜是村社制度的古老传统，入秦汉后逐渐演变为行神崇拜，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护佑神祗。山陕商人因多系中小资本，内部的精城团结尤为重要，故多供奉关羽。一则关羽为山西人，与山西人有乡缘关系，有不少陕西商人其先辈系由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移徙而来，故心理相通；二是关羽精忠仗义，侠气肝胆，更是山陕商人内部团结的精神支柱。山陕会馆多设殿堂供奉关圣。《汉口山陕会馆志》把山陕商人崇礼关云长的原因讲得很明白“夫人读麟经深明大义，故身虽陷敌，志百折而不回，以刘豫州分固群臣而恩，则如手足，千古群臣相得无有逾君……今秦晋商人体夫子之心，以事君则忠君也，以事孝则孝子也，以敬先则悌弟也，以交友则良朋也，忠心忠信，行心笃敬”(243)因此，山陕会馆亦有称“关帝庙”、“三元殿”等。
三是同乡商人驻足和贮存货物之所。如亳州山陕会馆之设就是为了使山陕商人有簪盖之地。苏州会馆之设是因为“城乡之往来斯者，或数年或数十年，甚至成家室长子孙，往往而有，此会馆之建所宜也”(244)，以便“士商之游处四方者，道路无燥湿之虞，行李有聚处之乐”(245)。
四是同乡聚会议事之所。在明清，商人会馆既可以是旅居异地的同乡商人团体，又可以是客籍商人的同业组织。因此，一个省籍会馆可以包容许多业缘帮口，反过来讲一个业缘帮口既可以是省籍会馆的成员之一，又可以独立出来另设会馆或公所。这样会馆又成为商议通商之事，协调同业争议，仲裁商务纠纷的所在。为了规范同乡商人的行为，抑制同乡竞争和避免两极分化，许多会馆还制定有行纪帮规，约束同乡同业商人的行动。如湖北应山陕西会馆，就有会议《布帮条规》，对布商交易的各个方面以及罚惩办法都做了详尽规定，可以一览会馆的具体运怍过程，不妨赘录于下：
一议出庄收布。无论桌设何所，一帖连门庄，只准用三人收买，不得任意多设，亦不准在街外路边，抢夺劫买，令旁观者不雅，致同事人生怒。如有违者，轻则奖罚，重则公禀。
一议该处买布，设有公厂，均至块地出桌，不准移埠，取巧傲众，以便互相稽查。又不准任意涨价，以及滥收窄短布匹等弊。今既城乡同行，均愿竭力立定此章，即宜固守其章。如果故违，经公议罚不贷。
一议 新改 九寸五分 四丈四尺 七十
布宽 长 匹每卷斤重 斤为定。
葛仙 一尺一寸， 三丈三尺， 六十
如布下河时，邀集同行，取布数卷，至西会馆公所，用公置秤尺权度，倘系窄短布轻，按卷该罚款少。布匹数目，合载多卷，每匹罚数二十文核算，登帐充公，以备公用。
一议春秋二季开市，预着庙僧，咨会各行某聚会，公择吉期，议定时价开庄。如有存奸计者，私先刷条，开庄买坏市价，令商等裹足，以便垄断。此种刁徒，理主公罚神戏二部，酒席一桌，以戒将来。
一议公议庄码价目，开庄之后，犹于逐月朔望两日，齐集公所斟酌起跌，不准私行开价。有碍商买资本，违者罚钱二竿充公，决不宽货。
一议各行买布庄首，务必斟酌认真办理，门面、客行、名声，重任非浅，如有窄短布匹，徇情买进，借云以扣机户短尺钱文等语搪众。一经查实，以收布庄首，认赔受罚，决不徇情，以杜弊端。
一议城乡各行，收布各守各埠。成卷之时，不准串通同行，移埠凑办。倘有是事，一经查实，立将移埠多布充公，决不碍面徇情，易坏定章。
一议发庄钱色，仍照旧章，不准滥扣机户钱文，私改折水，渔私损人。倘有射利之行，克扣机户，以及短数等弊，准机户获据，投呜同行，至会馆公论，重罚不贷。
一议如果后有请领部帖音，新开布贸，必以同行查实互保，方准照章入帮开设。近来刁风，弊端种种，动请一帖，招商借名开行，实系扎台倒骗客项，远遁无迹，大坏地方声名。故我等议，无同行互保者，纵伊有帖，不能开市。倘远帖例，而藐公议，即禀县堂发落，以重商务。
一议西会馆，是西帮客号公所，我等备用，奈迭车圣诞之会，无款可需，故以同行妥商，于每卷内抽钱五文，以作圣会用款。议庄之费，均归此款。城乡同行，挥妥人经管(246)。
五是为同乡办理善事。或停放灵丘，或代为葬埋，或设私塾，或举义学。如河州山陕会馆就买有义园一所，雇人耕种看守，以埋葬死亡同乡。佛山的山陕商人置有“福地一所”以使同乡商人死有葬身之地。
陕商会馆的内部组织有强烈的排它性，非陕籍莫入，并且入会有严格规定“必以同行查实互保，方准照章入帮开设……无同行互保者纵伊有帖，不能开市”。入会即为会员，由会员大会公举董事、值年(司事、文牍、司库、庶务等)处理公会的日常事务。董事，也有叫行首或总商，他们多是由一些殷实行户的商人或在会馆设立时捐资巨大的头面人物充当，他们主要参与会馆的重大决策和应筹官府事务。如泾阳裕兴重茶庄的掌柜就曾是茶柜的“柜首”，西宁的山陕会馆就以“八大总商”为代表，四川西秦会馆就是以哥老会龙头老大常让侯为会首。值年，也有叫香长或客头，管理公馆的一切事务，由各殷实会员轮流坐庄。每年由值年“咨会各行某聚会”处理会馆重大事务，并经营会馆的公产。
会馆的经费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各商捐资。如自贡西秦会馆就是由137家陕西盐商捐资修筑而成，其中有一家捐银千两以上者。西安的渭南会馆便是由巨商贺士英一次捐资三万五千金修建的(247)，再如佛山的山陕会馆，嘉庆年间第一次续修时，由191家商号捐抽厘头银汇聚而成，道光年间第二次续修时增至208家。其中复生义号第一次捐银271两，第二次为277两；西永泰号第一次为73两，第二次为228两；兴隆泰号第一次为48两，第二次猛增为351两(248)。从各号第一次为48两，第二次猛增为351两可以反映山陕西商人资本和利润迅速增长的概貌。二是各行商品抽厘聚积而成。龙驹寨的船帮会馆就是由过载的布匹中每匹抽银二钱修缮建成。荆门沙洋镇的山陕会馆规模很大，可驻军一个团，该馆的筹建资金来自每匹布抽两个制钱的“厘头金”(249)；应山县的陕西会馆“于每卷(布)内抽钱五文，以作圣会用款”(250)；龙驹寨过载行“每担洋布杂货抽用及扣脚价回头获利不过二钱之谱”(251)。这些钱主要用于修茸会馆，酬神报赛，宴会唱戏及日常开销，为陕西商人的集团所有制。
陕西会馆的建筑风格多宏恢端正，峻圩重垣，透露陕西山川厚重，陕人心胸博大，无委屈之态的乡土气象。可以自贡“西秦会馆”为例。
西秦会馆按照我国古代传统建筑法式营造，背依龙凤山，在长80米的轴线上，依次建造了武圣宫大门，献技、大观、福海诸楼，大丈夫抱厅，参天奎阁，中殿和正殿；轴红两侧，依次对称建造了金镛、贲鼓二阁，左右客廨以及神庖、内轩等建筑；这些建筑通过山墙和廊楼的环绕与衔接，有机地组合成多层次的暑合式建筑群体。
从武对宫大门进入西秦会馆，是一个宽敞的大坝，由石板铺成，名为天街，面积约800平方米，以天街为中心，献技、大观、福海诸数与大丈夫抱厅南北相望，金镛、贲鼓二阁东西对峙，其间以廊楼相连。
武圣宫大门和献技诸楼，从前后望去，自成一体，但从基座到屋顶却又穿插交错，形成一座不可分割的复合建筑。宽约32米的武圣宫，重檐歇山屋顶达四层之多，下面三层断开化作两翼飞出，檐角成行，依次加宽。献技诸屋顶的基本结构为两个歇山屋顶重叠组成并与武圣宫屋顶连成一气，而在屋顶紧靠正脊外，又加建一个六角攒尖屋顶，其后两角则嵌进歇山屋顶之中，组成牢固的复合结构，在外形上构成一个嵯峨雄奇的大屋顶。复合屋顶下，环列24个檐角，起翘修长，参差起伏，尖角如林，造形奇特。武圣宫与献技诸楼由22根浑圆的石柱和众多的梁枋组成坚实的框架，承受着大屋顶的重量。其中两根最长的大石柱，拨地而起直贯四层。这座复合建筑第一层为进入西秦会馆的通道；第二层献技楼单向天街，舞台正对抱厅；第四层福海楼则仅以高窗面向大街；第三层大观楼下接“献技”，上承“福海”，贯通前后。这样，楼身虽为四层，但前后望去均为三层建筑。
天街东西侧廊楼中部所建金镛、贲鼓二阁，原为鸣钟南海鼓之处，其形制和结构完全相同。由天街两侧拾级而上，便是大丈夫抱厅。这是一座五开间的横向敞厅，高出院坝2.2米，左右两端与东西廊楼相接。抱厅正前方为一石筑月召，为显贵绅商看骊之所在。
穿过大丈夫抱厅，登上石级，太平池上建有一座单孔石桥，参天奎阁便建在桥面上。阁高12米，六角攒尖屋顶，四重檐，内饰藻井，垂脊曲折圆和，檐角高昂挺拨。这里前是抱厅，后为正殿，左右各设屋廨，建筑群高度密集。参天奎阁后角柱与中殿内柱仅距1.6米。设计者巧妙地使檐角起翘时刺破中殿前檐，造成两座独立的建筑在空间穿切的现象，同时，又用参天奎阁下的石桥把水池一分为二，辟出各为20平方米的空间，形成密中见疏，错落有致的布局。
中殿紧接参天奎阁，单檐结构，七柱落地，层高6米，面阔25米。进深10米，中无隔墙，宽沿空阔。左右两壁嵌有木记述西秦会馆建造缘起、扩建经过、体制和规模。
中殿之上为道光七年至九年(1827～1829年)扩建的正殿，建于会最高外。殿分两层，较中殿阔；其面积与高度，均为全馆殿阁之冠，关羽和陪祀诸神就曾供奉在这里。
西秦会馆建筑华丽，整个建筑装饰有大量精美的木雕、石雕、彩绘和塑。中古曲建筑发展到代时峰造极的模式，由此可见一斑。
木雕大多用梁架、斗拱、额枋、村枋、挂落、垂花、雀替等建筑细，并集中于献技诸楼和金镛、贲鼓二阁的楼沿栏板之上。木雕数量众多，遍布全馆，仅不同面貌、神情、形态和服饰的人物，就有500多个，大者盈尺，小者寸许。献技楼和金镛、贲鼓二阁的楼沿木雕栏板共长22.3米，宽60厘米，在这三外栏板上，刻有人物350余个，还配置了大量福寿喜、山川木厂、屋宇车马、花草虫鱼等雕件。栏板木雕分上、中、下三层，分割成大小不等的208幅画面。下层画面较大，用高浮雕展现出19台戏剧的舞演出场景。其中，献技木栏板上雕刻的《齐醒公访宁戚》(下层左一)，表现了春秋时期，齐恒公率军攻打宋国途中，求贤若渴，前往拜访宁戚，请他出山，参与齐国政事的故事。位于金镛阁的《忠义堂》木雕(下层中)中，宋江端坐正中案后，身后右侧站着以簪束发、身着长袍、手执羽扇的智多星吴用，左有头戴毡笠、怪目圆睁、手持斧的黑旅风李逵，削发僧装、肩挎佛珠、手握掸杖听花和尚鲁智深，以及身着戎装、虬髯剽悍赤发鬼刘唐等梁山好汉，塑造了忠义堂上众英雄的形像。王母端坐其上，在宫娥彩女的拱卫下，接受各路神仙的朝贺。其中，铁拐李手拄拐杖，汉钟离轻摇羽扇，曹国舅轻敲云板，蓝采和手提花蓝，张果老身背竹琴，吕洞宾肩挎宝剑，韩湘子吹响玉萧，何仙姑手执荷花生动雕刻出一组人们熟悉的八仙形象。此外，《秋江》、《失代州》、《卸甲封王》、《算粮》、《纪信替身》等，可谓洋洋大观，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
石雕则以武圣宫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和24孝图为其代表作。两只石狮分置大门石级阶梯两侧，态健美，形象生动，身高约2.7米，胸宽0.9米，蹲坐在精刻而成的须弥座上，相对扭头而望，如嘶吼状，全身肌肉隆起，身披卷毛，突目隆鼻，齿利抓锋，充分显示出它们威猛的气质，具有强烈的动感，为石狮雕刻中的珍品。
石雕“24孝图”位于抱厅石级两侧石壁，共12幅。每幅石雕均由两个故事组合而成，用建筑物、山石、树木或云彩将画面巧妙地分割成两幅，安排出两组不同的人物活剧。整个石刻刀法遒劲，立体感强烈，其艺术和工艺水准，历来受到行家和游人的高度赞赏。
(224)刘文峰：《山陕商人与梆子戏》，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238页。
(225)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9页。
(226)《三原县志》卷十九，《轶事》。
(227)《岐山乡土志》卷二，第8页。
(228)《岐山乡土志》卷二，第8页。
(229)《三原县志》卷十九。
(230)《江苏省明清以来工商碑刻资料选编》第375—376页。
(231)李敏华：《杭州山陕甘旅杭同乡会》，《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168页。
(232)《大荔县志稿》卷四，第4页。
(233)《大荔县志稿》卷四，第4页。
(234)《续修谓南县志》卷八，第7页。
(235)《解放前西安商会，同业公会概况》，《西安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205—206页。
(236)《丹凤县志》第577—578页。
(237)刘向东：《兰州服务业志》第9页。
(238)《中州古今》1993年第2期。
(239)《亳州文史资料》第5卷，第116页。
(240)谭棣华：《从<佛山街略>看明清时期佛山商业发展》，《清史通讯》1987年第1期。
(241)《江苏明清工商碑刻资料选编》第365页。
(242)《江苏明清工商碑刻资料选编》第369页。
(243)张正明：《明清山西商人概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
(244)《江苏明清工商碑刻资料选辑》第351页。
(245)《江苏明清工商碑刻资料选辑》第351页。
(246)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选辑》第2册，第241—242页。
(247)《续修渭南县志》卷三。
(248)谭棣华：《从<佛山街略>看明清时期佛山工商业的发展》，《清史研究通讯》1987年第1期。
(249)赵振业：《荆庄大布》，《荆门文史资料》第6辑，第198页。
(250)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选辑》第2册，第242页。
(251)《秦中官报》秦事汇编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