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历史
3.1隋唐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及丝绸之路的繁盛
第三章 陕西“帝都商人”的兴起及其第二次发展浪潮 第一节 隋唐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及丝绸之路的繁盛
魏晋南北朝的战乱，随着隋的统一而告结束，中国商品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恢复和发展时期。隋文帝节缩改制，为隋唐商品经济的恢复打下了基础。为了加强同南方经济区的联系，满足帝都对庞大物质的需求，隋开凿大运河，由江南河、邗沟、通济渠、广通渠、永济渠组成，北起涿郡，南达杭州，西抵长安，成为沟通南北物质交流的大动脉，有力保证了京师的物质供应。《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当时运河贩运量很大，隋文帝仁寿四年派人到蒲州黄河岸边“收商贾船得数百艘”①。隋炀帝大业元年又“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培植了陕西商人的社会基础。进入唐代后，唐太宗励精图治，选贤任能，使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时期，“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社会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一派盛唐气象。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内贸强劲、外贸发达。内贸以长安为中心，形成全国商品流通网络。关中地区“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千里”②。当时长安城内“郡国舟船，舳舻万计”，“招致商旅，珍奇山积”，长安成为巨大的全国商品博览会。《旧唐书》卷一百零五《韦坚传》记载，各地转市长安的货物有：广陵郡的锦、镜、铜器、海味；丹阳郡的京口绫衫缎；晋陵郡的折造端绫绣；会稽郡的铜器、罗、吴绫、绛纱；南海郡的玳瑁、珍珠、象牙、沉香；豫章郡的瓷器、酒器、茶釜、茶铛、茶碗；宣城郡的空青绿、纸、笔、黄连等；始安郡的蕉葛、蚺蛇胆、翡翠等，正可谓“四方珍奇，皆所积聚”。外贸因中国强盛，海内统一而达到历史最繁盛时期，“是时中国强盛，自(长安)开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路，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③，特别是丝绸之路发挥了巨大作用。当时唐都以长安为中心，形成的外贸路线有七道：“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多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④。可谓水陆并进，南北交汇，中外商品交流十分发达，“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⑤，许多外国商人在长安城内开酒肆，设质库，筑“波斯第”，展现了帝国强大所表现出来的开明胸怀。
二是市场广大，商业繁兴。隋唐立都长安，使长安成为当时最大的国际商贸城市，城区面积84平方公里，人口近百万，当时能与长安媲美的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人口都在80万以下，长安无疑是中世纪的第一大帝都。唐城市建置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居民区为坊，全城东西向南北大街21条，南北向东西大街16条，共分为108坊，“百千家以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交易区为“市”，唐长安有东市、西市之分。东市居南北两坊之地，东西南北各600步，四面各开一门，街市内货财220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聚。西市，南北尽两坊之地，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两市内有各种肆店、酒家、旅邸上万家。武宗会昌三年(843)六月十七日，“夜三更东市失火，烧东市营门以西二十四行四千余家，官私财物、金银绢药等总烧尽”⑥。两市相比，西市更为繁盛。西市多居平民商户，又近永济渠道，水路交通方便，还是丝绸之路开远门的起点，便有许多胡商在西市开店。李白“天街踏尽无觅处，笑入胡姬酒肆家”就讲的长安西市的情况。因此，宋敏求才说：“由是商贾所凑，多归西市，西门有口焉”⑦。
唐中期“安史之乱”后，商品经济的发展，王权约束的放松，使限制交换的“坊市制”开始被打破，出现了早市和夜市。唐中期，刘宴五鼓入朝，时寒，中路见卖蒸胡饼之处，热气腾腾，以袍袖包裙帽底啖之。刑部侍郎从伯刍言，“某所居安邑里口，有鬻饼者，早过户未尝不闻讴歌，而当垆甚早。”⑧这是早市，还有夜市。《唐两京城坊考》载，“一街辐辏，遂倾两席尽市呼喧，灯火不绝”。诗人王建更将其文学化为“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同时，市的围墙被打破，人们纷纷在临街房舍“白街打墙，接造檐舍”开设店铺，一种“临街设市”的自由贸易商业形式正在兴起。
三是商业分工发展，新事物不断出现。初唐以后，社会经济发展和商业的繁荣，特别是长途贩运数量巨大，为储存货物服务的“邸店”开始出现，长安的东市已有“四面立邸”的记载，《唐律疏义》卷四解释曰：“居物之处为邸”，邸店即供客商堆放货物，借住食宿，还从中居停贸易，成为新的贸易中介组织。此外，由于唐贸易量大，动辄“腰缠万贯下扬州”，为了保证现金安全，经营货币存放业务的“柜坊”开始出现。戴君孚《广异论》载，开元初，有欲以高价收购三卫运至长安的北海绢，他对三卫说：“其钱先已锁在西市”。《太平广记》卷二四三也记载，商人窦义好施，给胡人米粮金钱，并将钱币存放在西市柜坊中，可见长安柜坊存储业务的兴盛。而且，为了克服铜钱较重，携带不便的困难，唐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充当货币支付手段的“飞钱”。《新唐书·食货志》曰：“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渚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而取之”，已出现了纸币的雏形和前奏。这些都为唐长安商人的第二次大发展创造了条件。
①《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文帝仁寿四年。
②《通典》卷七，《食货》。
③《资治通鉴》天宝十二年条。
④《新唐书·食货志》。
⑤《韩昌黎集》卷二十一。
⑥园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
⑦宋敏求：《长安志·东市》。
⑧《刘宾客嘉话录》。
魏晋南北朝的战乱，随着隋的统一而告结束，中国商品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恢复和发展时期。隋文帝节缩改制，为隋唐商品经济的恢复打下了基础。为了加强同南方经济区的联系，满足帝都对庞大物质的需求，隋开凿大运河，由江南河、邗沟、通济渠、广通渠、永济渠组成，北起涿郡，南达杭州，西抵长安，成为沟通南北物质交流的大动脉，有力保证了京师的物质供应。《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当时运河贩运量很大，隋文帝仁寿四年派人到蒲州黄河岸边“收商贾船得数百艘”①。隋炀帝大业元年又“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培植了陕西商人的社会基础。进入唐代后，唐太宗励精图治，选贤任能，使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时期，“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社会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一派盛唐气象。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内贸强劲、外贸发达。内贸以长安为中心，形成全国商品流通网络。关中地区“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千里”②。当时长安城内“郡国舟船，舳舻万计”，“招致商旅，珍奇山积”，长安成为巨大的全国商品博览会。《旧唐书》卷一百零五《韦坚传》记载，各地转市长安的货物有：广陵郡的锦、镜、铜器、海味；丹阳郡的京口绫衫缎；晋陵郡的折造端绫绣；会稽郡的铜器、罗、吴绫、绛纱；南海郡的玳瑁、珍珠、象牙、沉香；豫章郡的瓷器、酒器、茶釜、茶铛、茶碗；宣城郡的空青绿、纸、笔、黄连等；始安郡的蕉葛、蚺蛇胆、翡翠等，正可谓“四方珍奇，皆所积聚”。外贸因中国强盛，海内统一而达到历史最繁盛时期，“是时中国强盛，自(长安)开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路，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③，特别是丝绸之路发挥了巨大作用。当时唐都以长安为中心，形成的外贸路线有七道：“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多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④。可谓水陆并进，南北交汇，中外商品交流十分发达，“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⑤，许多外国商人在长安城内开酒肆，设质库，筑“波斯第”，展现了帝国强大所表现出来的开明胸怀。
二是市场广大，商业繁兴。隋唐立都长安，使长安成为当时最大的国际商贸城市，城区面积84平方公里，人口近百万，当时能与长安媲美的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人口都在80万以下，长安无疑是中世纪的第一大帝都。唐城市建置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居民区为坊，全城东西向南北大街21条，南北向东西大街16条，共分为108坊，“百千家以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交易区为“市”，唐长安有东市、西市之分。东市居南北两坊之地，东西南北各600步，四面各开一门，街市内货财220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聚。西市，南北尽两坊之地，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两市内有各种肆店、酒家、旅邸上万家。武宗会昌三年(843)六月十七日，“夜三更东市失火，烧东市营门以西二十四行四千余家，官私财物、金银绢药等总烧尽”⑥。两市相比，西市更为繁盛。西市多居平民商户，又近永济渠道，水路交通方便，还是丝绸之路开远门的起点，便有许多胡商在西市开店。李白“天街踏尽无觅处，笑入胡姬酒肆家”就讲的长安西市的情况。因此，宋敏求才说：“由是商贾所凑，多归西市，西门有口焉”⑦。
唐中期“安史之乱”后，商品经济的发展，王权约束的放松，使限制交换的“坊市制”开始被打破，出现了早市和夜市。唐中期，刘宴五鼓入朝，时寒，中路见卖蒸胡饼之处，热气腾腾，以袍袖包裙帽底啖之。刑部侍郎从伯刍言，“某所居安邑里口，有鬻饼者，早过户未尝不闻讴歌，而当垆甚早。”⑧这是早市，还有夜市。《唐两京城坊考》载，“一街辐辏，遂倾两席尽市呼喧，灯火不绝”。诗人王建更将其文学化为“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同时，市的围墙被打破，人们纷纷在临街房舍“白街打墙，接造檐舍”开设店铺，一种“临街设市”的自由贸易商业形式正在兴起。
三是商业分工发展，新事物不断出现。初唐以后，社会经济发展和商业的繁荣，特别是长途贩运数量巨大，为储存货物服务的“邸店”开始出现，长安的东市已有“四面立邸”的记载，《唐律疏义》卷四解释曰：“居物之处为邸”，邸店即供客商堆放货物，借住食宿，还从中居停贸易，成为新的贸易中介组织。此外，由于唐贸易量大，动辄“腰缠万贯下扬州”，为了保证现金安全，经营货币存放业务的“柜坊”开始出现。戴君孚《广异论》载，开元初，有欲以高价收购三卫运至长安的北海绢，他对三卫说：“其钱先已锁在西市”。《太平广记》卷二四三也记载，商人窦义好施，给胡人米粮金钱，并将钱币存放在西市柜坊中，可见长安柜坊存储业务的兴盛。而且，为了克服铜钱较重，携带不便的困难，唐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充当货币支付手段的“飞钱”。《新唐书·食货志》曰：“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渚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而取之”，已出现了纸币的雏形和前奏。这些都为唐长安商人的第二次大发展创造了条件。
①《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文帝仁寿四年。
②《通典》卷七，《食货》。
③《资治通鉴》天宝十二年条。
④《新唐书·食货志》。
⑤《韩昌黎集》卷二十一。
⑥园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
⑦宋敏求：《长安志·东市》。
⑧《刘宾客嘉话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