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陕西商人发展的第一次浪潮及其波折 第二节 汉武帝“告缗”运动对陕西商人的打击及重农抑末体制的形成
　　在中国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社会，商业与商人“如同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隙缝中”(30)，以自然经济对其的容纳程度为转移，一旦商品经济的超常发展，冲击了封建自然经济的秩序，商人阶层与地主阶级及其代表封建官府的矛盾就会尖锐起来，使官府不得不祭起“抑商”的克达利摩之剑，重新调整农商关系以确保封建统治的秩序。西汉中期陕西商人的发展，正处于这样的历史阶段。
　　首先，汉前中期商人势力的急剧膨胀，滋长了对抗朝廷的力量，引起中央统治集团的担忧。汉代商业利润高居不下，商人势力骤增，生活奢华，他们“娇童美妾，填乎绮室，倡妪伎乐，列于深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31)，并且以雄厚财力“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与旧贵族沆瀣一气，结党营私“布衣有肋朐，人君有吴王……专山泽之饶，薄赋其民，赈赡旁乏，以成私威，私威积而逆节之心作”(32)，引起了中央政府的警觉。
　　其次，商人兼并农人，使小农破产，威胁了统治阶级的基础。商人凭借对信息资源占有的不平等权利，以贱买贵卖的方式盘剥农民，使得农民面对商人的盘剥，“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33)造成社会严重的去农就末趋向，“秦汉以来，风俗转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34)，商人成为农民流亡的祸首，威胁到统治阶级的社会基础。
　　其三，商人败坏社会风气，损害国家财政收入。西汉时期，在市场利益驱动下，一部分不法商人“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皆陷不轨奢僭之恶，又况掘冢搏掩，犯奸成富……伤化败俗，大乱之道”(35)。并且当国家有事时，乘机发财，如吴楚七国之乱和汉武帝外事征战的非常时期，“富有大贾或蹛财役贫，转毂百度，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抑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36)。这些引起封建王朝对商人的极度不满，不得不采取严厉政策来扼制商人的发展势头，重新确立封建的统治秩序，这就是汉武帝实行的“告缗令”及其重农抑末政策。
　　汉武帝元狩四年，对商人实行“算缗令”的打击政策，令商人清算呈报其财产总数，并对其重征6％的财产税，而一般人的财产税仅1.2％，使国家对商人的财产进行再分配。元狩六年又在全国发动“告缗”的群众运动，发动民众检举告发商人隐匿财产行为，“匿不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结果“告缗遍天下，中产以上大抵皆遇告”，财产被没收，国家由此而获得商人的财产，“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计，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致使“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秦汉以来陕西商人的发展受到了致命打击，跌入了低谷。
　　在商人普遍破产的基础上，汉武帝又实行盐铁酒由国家专营的专卖政策，将私人商业排斥在生利的事业之外，又在全国实行平准、均输的国营商业流通体制，编织官营商业的流通网络，阻止了私人商业任何独立发展的可能，确立了“重农抑末”的管理体制，厘定了政府与市场的经济关系，使秦汉以来陕西商人的发展势头戛然而止，陷入了停滞。
　　(30)《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74页。
　　(31)《后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
　　(32)《盐铁论·禁耕》。
　　(33)晁错：《论贵粟疏》。
　　(34)《晋书》卷二十四，《食货》。
　　(35)《汉书·货殖列传》。
　　(36)《史记·平准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