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历史
2.1王莽时期的长安商业
第二章 东汉至南北朝时期长安商业的衰落 第一节 王莽时期的长安商业
西汉末年以后，长安商业进入了一个剧烈的衰变时期。王莽政权在工商业方面不切实际的胡乱改制，使社会经济遭受巨大破坏，市场混乱，货币流通和商品交换受阻。从此，长安商业进入了一个长期的衰落期，当然其中也有若干短暂的恢复和发展。东汉以后，长安不再为国都，以往促进商业繁荣的有利条件不复存在。而且东汉以后迄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百年中，长安一带常常成为各派政治势力厮杀决斗的战场，兵连祸结，经久不息，致使关中及长安的经济难以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长安商业屡遭摧残和破坏，始终无法恢复昔日的盛况。尽管如此，这一时期长安商业仍值得研究和总结。因为它的兴衰深刻地显示出历史演变的脉搏和轨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经济盛衰的规律。
第一节 王莽时期的长安商业
汉宣帝、元帝以后，西汉王朝江河日下，迅速走向末日。统治阶级的腐朽和残酷剥削，弄得民怨沸腾，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农民起义已成燎原之势。正当汉朝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外戚王莽控制了汉政权。王莽本是汉元帝王皇后(王政君)的侄子。元寿二年(前1年)，哀帝死，王莽在他姑母的任命下，任大司马，操纵了汉政权。居摄三年(公元8年)，王莽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新”，仍定都长安。王莽正式建国在公元9年，但从公元5年他任摄政起，实际上已取代了汉朝的统治。从这年起至公元22年新朝灭亡，王莽共统治17年。新莽统治时间虽不长，但在商业领域却有不少改变，对长安商业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一、王莽改制与长安商业的波动
西汉虽已灭亡，但其遗留下来的社会矛盾仍十分尖锐。王莽为了解决这些矛盾，附会《周礼》，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进行一场所谓托古改制。为了解决长期存在的土地兼并和奴婢问题，他下令实行“王田”和“私属”制。这个不切实际的改革并未奏效，不久即告失败。除此之外，他还在市场管理、物价、货币制度等方面进行了不少变革，长安商业在这一系列改制中也经历了剧烈波动。
王莽在商业方面的改革，首先是实行五均、赊贷和六莞制度，这些改制与长安商业有密切关系；
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王莽下令实行五均、赊贷制。所谓五均，就是在京师长安及另外五大城市洛阳、邯郸、临淄、宛(今河南南阳)、成都设立五均官。长安东市和西市的市令及洛阳、成都等五大城市的市长都改名为“五均司市师”。司市师和司市统称为“市官”，是负责市场管理的最高官员。在司市师之下设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交易丞又称均官，负责评定物价，抑制囤积居奇。钱府丞则掌管收税和赊贷。同时，王莽又对各大市场进行改名，长安东市改称“京市”，西市改称“畿市”，洛阳为中市，邯郸为北市，临淄为东市，宛为南市，成都为西市。
王莽实行五均法，就是要在长安等六大城市对商业、手工业和物价实行管制，并推行于郡国。其具体办法是：司市官在每个季度的第二个月(即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订立本市场各种商品的标准价格，每种商品标准价格依其质量高低分为上、中、下三等，称为“市平”，等于为每种商品制定了最高限价和最低限价，显然具有限价的性质。凡买卖五谷、布、帛、丝、绵等主要生活必需品，如果由于卖方多、买方少而造成商品滞销时，均官经过调查属实，遂由官方按成本价予以收购，不要使卖方亏本。如果商品价格上涨，超过市平的价格，则由均官把所藏货物按官定平价在市场上抛售。一些次要商品，如物价比官方评定价格低时，则由买卖双方自由交易，政府不加干预，但也要防止贮积以待贵卖者①。
所谓“赊贷”，就是由官府办理货币借贷，这也是五均官的任务之一。赊贷的具体规定是：“民欲祭祀丧纪而无用者，钱府以所人工商之贡但赊之，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毋过三月。民或乏绝，欲贷以治产业者，均授之，除其费，计所得受息，毋过岁什一。”②可见赊与贷的性质和对象有所不同：“赊”是贷钱给城市居民作为非生产性的消费资金，而“贷”是借钱给生产者作为生产性的资金。凡是城市居民因财力缺乏而无法举办祭祀和丧事者，由官府借钱给他们，这笔钱由工商者所交纳的贡赋来承担，用于祭祀的借款必须在十天内归还；用于丧葬的借款，期限最长不超过三个月。这两项借款均不收取利息，所以称为“赊”。如果想经营产业而缺乏本钱，可向官府借款，具体由钱府丞负责承办。由于是生产性资金借贷，期限较长，所以要收取贷款利息。不论借款多少，按产业收入扣除成本费用来计算所得利息，政府收取的借款利息不超过纯利的1／10，即按贷款者纯收入的10％收取利息；此外，还要按借款数额“收息百月三”，即年利率36％③。由此计算，这种贷款的年利率将达到40％左右。
王莽实行五均法的目的在于由官府控制物价高低。这种办法与汉武帝实行的平准法有所不同，与汉宣帝实行的常平仓法也不尽相同。他首先给每种商品规定一个标准价格，并且分为上、中、下三等，作为管理市场商品价格的依据。一个季度(三个月)调整一次，围绕市平决定商品的进出。这种办法显然不切实际，因为市场上商品的供求关系千变万化，在当时社会环境下，物价波动则更为迅速，三个月调整一次标准物价显然太慢，肯定远远跟不上市场变化的步伐。所以官府制定的标准价必然与市场价格变动的实际严重脱离。
史称王莽“性躁扰，不能无为，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④。的确，王莽所有的改制都有“经典”理论作为根据，五均、赊贷自然也是如此。据他自己解释说：《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所以要实行五均、赊贷的办法。据说《乐语》为河间献王所传，专门讲述“五均”之事。《乐语》曾说：“立五均，则市无二贾(价)，四民常均，强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贫，则公家有余，恩及小民矣。”“赊贷”的理论根据则来自《周礼·泉府》。王莽曾公开表白，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要“齐众庶，抑兼并”。“五均”就是由官府调剂市场供求关系，以便平抑物价，防止不法商人囤积居奇和哄抬物价，赊贷也可以抑制高利贷商人。从表面看，五均赊贷似乎是为普通百姓谋利，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例如平抑物价的均平法在实际操作中变成了“令市官收贱卖贵”，以便从中牟利⑤。王莽派中黄门王业管理长安市场物价，结果王业“贱取于民，民甚患之”⑥。赊贷也并不那么美妙，如到期不能归还借款就会被罚为罪徒。而钱府征税却十分苛细，即所谓“嫔妇桑蚕织纴纺绩补缝，工匠医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皆各自占所为于其在所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⑦。妇女养蚕、纺织、缝补衣服也要收税，至于商贩贾人摆摊、开店、设旅馆者，自然要征税。交税办法是：所有“营业者”都要到政府自报营业情况，除去本钱，交纳所得的10％作为贡赋。如隐瞒不报，或所报数字不实，那么不仅全部没收所得财物，而且还要罚做一年苦工。生产者要纳贡(税)，不生产者也要上税。王莽甚至还规定：城市居民住宅不种树木或菜蔬，一家交布三匹，浮游元事的人交布一匹，不能上交布的则罚做苦工。这样，不论是生产者还是非生产者，不论工商户还是非工商户都必须交税，剥削面明显扩大，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广泛受到扰害。对普通百姓来说，他们原先深受富商大贾和高利贷商人盘剥，而现在既要受不法商人压榨，还要受到来自贪暴官吏的欺凌和剥削。故史书说当时“奸吏滑民并侵，众庶各不安生”⑧。总之，五均、赊贷并未给长安商业的正常发展带来多少好处，反而使市场秩序更加混乱，百姓深受其害。
王莽实行五均、赊贷后，又先后实行盐铁专卖，名山大泽由官府严格管理，并恢复酒类专卖，再加上官府铸钱，连同五均、赊贷，合称“六莞(管)”。当时中央政府负责五均六莞的主要官员叫“羲和”，分派到各地督办的官员叫“命士”。除赊贷外，六莞中的其他办法都曾在汉武帝时实行过，但其内容则有所不同。
汉武帝时曾实行盐铁专卖。后来关中地区取消铁官，盐的控制也已放松，私商获利日益丰厚。所以王莽重新加强对盐铁产销的控制，对名山大泽的管理更加严格。他规定：工商业者凡是开采金银铜锡者，都要向司市钱府申报，钱府在一定时期予以收购。这些矿产品以及可用作货币材料的东西，都由政府严密管制，不能自由地在市场上出售。另外，凡是“诸取众物鸟兽鱼鳖百虫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也要和工商业者一样计其所得，交纳10％的贡赋。可见，在山林川泽从事鱼鳖百虫等的捕捞、猎取和畜牧者，无一不在管制之列，所有山泽产品都要纳税。王莽对山林川泽管理之苛细于此可见。
酒类专卖早在汉武帝时就已实行过，但汉昭帝时废除了酒的专卖。据记载，鲁匡向王莽建议恢复酒类专卖，禁止私人酿酒。他为王莽设计的酒类专卖办法相当细致，规定：酒以2500石(即30万斤，一石为120斤)为一均，作为在一个卖酒区出售的一个月的标准量。酒店分销每家(垆)每月以“五十酿”为限度。一酿用粗米2斛、曲1斛为原料，制成酒6斛6斗。酒价的计算办法是：按每月开始时当地粗米2石、曲1石的价格总和的1／3定为该月1石酒的价格。也就是说，一酿酒的原料价格，即相当于3斛酒的价格。一酿成酒6斛6斗，除去米、曲成本价外，尚有3斛6斗酒的余额为毛利。或者说，一酿酒的价格即相当于原料价格的2.2倍(6.6石÷3=2.2)，而毛利额则为一酿酒的原料价格的1.2倍。将毛利额分成十份，以其中的三份及酒糟、醋等副产品偿付各种材料、燃料、工具消耗及工资开支等费用，七份入官。经测算，官府的纯利占全部成本的比例为61.78％，约相当于一般商品什二之利的三倍还多，可见官府酒利之厚⑨。王莽榷酒时，还特别设置了专职官员——酒士。每郡也有一名专门的酒官，“乘传督酒利”，比汉武帝的控制更加严厉。
“五均六莞”从表面看是要平抑物价，抑制商贾，但实际上是以商制商，利用少数富商大贾来抑制多数商贾尤其是中小商贾。他派遣到各地负责五均六莞事务的官员，“郡有数人，皆用富贾。洛阳薛子仲、张长叔、临淄姓伟等，乘传求利，交错天下”⑩。这些人皆为富商大贾，如洛阳大商薛子仲、张长叔都拥有资产一亿，临淄大商姓伟则拥资五千万。京师长安的富商王孙卿，则被王莽任命为长安东市的“司市师”，相当于西汉的市令。可见王莽是在利用富商大贾来制约中小商人。即使“五均六莞”夺取了一些富商大贾和高利贷商人的利益，但它对商业的正常发展也未能起到积极作用，因为王莽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以暴易暴而已。所谓“五均六莞”。其实质就是由官府对市场、商贾交易实行全面的大管制。
二、币制改革与长安货币流通的混乱
在王莽一系列托古改制中，大概要数货币改制最为荒唐。在短短八年中，他居然进行了四次货币改制，从而给长安乃至全国的货币流通造成了极大混乱。
第一次改革币制在居摄二年(7年)，当时王莽尚未称帝。自汉武帝以来，五铢钱的流通已有一百多年，没有发生什么问题，故西汉后期诸帝皆无所变革。王莽因为古书中曾有“子母相权”之说，于是增铸三种新币与五铢钱并行：一是“大泉”，径1寸2分，重12铢，值五铢钱50；二是“契刀”，身形如刀，长2寸，值500；三是“错刀”，以黄金错其文，一枚错刀值5000。他以为发行这些大额钱币符合古代“子母相权”的遗意，然而这些新币都是名不符实的虚价大钱，其名义价值大大超过实际价值。即以“大泉”而言，其重量为12铢，比五铢钱仅重1.5倍，而名义价值则相当于五铢钱的50倍；至于金错刀、契刀那就更不必说了。虚价钱流通后，导致私铸之风盛行，这样就使武帝以来健全的五铢钱流通秩序遭到破坏。同年王莽又宣布实行黄金国有政策，“禁列侯以下不得挟黄金，输御府受值，然率不与值”(11)。把民间收藏的黄金也要搜括起来，且不给任何代价，这显然是一种掠夺行为。
始建国元年(9年)，王莽又废止错刀、契刀、五铢钱，另发行“小泉”代替五铢钱。这次规定仅通行两种货币：一为小钱，即“小泉”，径六分，重一铢，钱文为“小钱直一”；二为大钱，即原来重12铢的“大泉”，值小钱50。他之所以要废止五铢钱是为了消除汉朝的影响，而错刀和契刀也与刘姓有关，因为“卯金刀”可以合成“劉”字，因而也要废除。这次货币改制仍然是以减重的办法来实行货币贬值。
次年，王莽又实行所谓“宝货制”，这次货币改制更是荒唐透顶。王莽的“宝货制”，包括的货币种类名色共有五物、六名、二十八品，可谓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堪称为世界货币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所谓“五物”，是指货币材料用金、银、铜、龟、贝；“六名”是指金货、银货、龟货、贝货、泉货及布货；“二十八品”则是指货币有28个不同品种，其中包括金货一品、银货二品、龟货四品、贝货五品、泉货六品、布货十品，合计为二十八品(12)。
这次货币改制使铜币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例如在泉货中，一枚12铢重的“大泉”，重量为小钱的12倍，而其名义价值则为小钱的50倍。在“布货”中，这种差距就更大。重15铢的“小布”，值100小钱，重量每增加一铢，名义价值却增加100。王莽根本不顾货币实际含铜量多少，随意决定货币的名义价值，这完全是脱离客观实际的凭空臆造。更为奇怪的是，早已失去货币功能的贝壳、龟甲也被重新投入流通领域，真是古今货币的大杂烩。货币名目如此繁杂，大小不同，轻重各异，价值高低之间的进位也很不规则，彼此之间的换算颇为复杂，使人昏头转向。总之，这种货币从理论上看完全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在实践中也行不通，所以这是一次完全失败的货币改革。这种宝货制颁行后，“百姓溃乱，其货不行。民私以五铢钱市买”(13)，拒绝使用这套货币，仍使用五铢钱交易。王莽虽采用严刑峻法也始终无法禁止。后来王莽也知道他的这一套货币行不通，只好从简，停止了龟、贝、布币的流通，只剩“小泉直一”和“大泉五十”两种货币并行流通。
天凤四年(14年)，王莽又废止大、小钱，改行新币制，规定货泉与货布两种钱并行流通。货泉为圆形方孔钱，重5铢，值1；货布，形似于古代的“两足”布，重25铢，值25。这次货币改制简化得多，实际上货泉是恢复五铢钱，以适应人们的习惯，与过去相比，提高了货布含铜量，并降低其对货泉的比值。但货布一枚值货泉25，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仍有很大差距。王莽还规定，原来重12铢的大钱与货泉以11的比值再流通六年，六年后，以重5铢的货泉来回收重12铢的大泉。这等于废除了大钱，因为不必等到六年以后，人们肯定会把较重的大钱销毁为铜的。
王莽发行的钱币，从传世及各地出土的实物材料来看，品类繁多的“莽钱”实际上只有“大泉五十”“货泉”两种货币得到较广泛的流通。王莽在长安设有铸造货币的工厂，截至目前已发现的铸币厂有：一是在今西安市未央区石渠阁遗址，所造的是“大泉五十”背面范；二是在西安市三桥镇以北五里的好汉庙，所造的是“大泉五十”“小泉直一”“契刀”等正面范。出土钱范的地方，正背两面互不混杂。出土正面范的地方，偶然也有少数背面范，出土背面范的地方则绝无一正面范。据此可知，当时采取分工方式，到铸钱时才汇合一处，加以修造(14)。
王莽的货币改制，每次总是以货币减重为其显著特征，其目的就是要让货币贬值。每次改制后，旧币的价值都被大大压低。这样一来，持有旧币的人，特别是工商业者的货币资本就受到很大损失。拥有本钱不多的中小商人，所受损失更是非同小可，他们往往破产失业，处境更为艰难。史称王莽“每壹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并且造成“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市道”的悲惨景象(15)。在此情况下，物价飞涨，钱币急剧贬值。地皇二年(21年)，“洛阳以东，米石二千”。到王莽末年，天下蝗旱，百姓饥饿，竟至“黄金一斤，易豆五升”(16)，物价不断上涨，老百姓生活更苦了。王莽在短短八年内进行了四次货币改制，真可谓朝令夕改。如此频繁的改制必然破坏正常的货币流通秩序，造成市场混乱。王莽曾规定，私铸钱者处以死刑，“非沮宝货”者则流放边地，因为“犯法者多，不可胜行，乃更轻其法：私铸作泉布者，与妻子没入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举告，与同罪；非沮宝货，民罚作一岁，吏免官”。结果“犯者愈众，及五人相坐皆没入，郡国槛车铁锁，传送长安钟官。愁苦死者什六七”(17)。《汉书·王莽传》载，因盗铸钱及连坐而被罚做官奴婢、囚送到长安的就有十几万人，愁苦而死者十有六七，甚至出现了“徒隶殷积，数十万人，工匠饥死，长安皆臭”的惨状(18)。当时长安居民因货币问题而被罚做官奴婢的人恐怕也不少。
在币制改革中，王莽用以小换大、以轻换重、以铜换金的手法掠夺了惊人的财富。王莽死时，“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匮。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藏府、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匮”(19)。总计收藏黄金在70万斤以上，约折合179200公斤，其他钱物财宝更是不可胜计。
总之，王莽实行的五均、赊贷和六莞以及频繁的货币改制，对商业发展没有起到积极作用，反而造成了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的极度混乱，农商失业，市场凋敝，“富者不得自保，穷者无以自存”(20)。地皇四年(23年)，绿林起义军兵临长安城下，十月一日攻入长安东大门——宣平门。长安两市上的中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纷起响应起义军，与他们一同火烧宫门，王莽狼狈逃入渐台。次日，商人杜吴首先冲上渐台，砍死王莽，新莽政权至此灭亡。
公元24年春，由绿林起义军拥立的更始帝刘玄由洛阳迁都长安。次年九月，赤眉军攻入长安，刘玄投降，不久被绞死。赤眉军进入长安后，颇得百姓拥护，“百姓争还长安，市里且满”(21)。但长安粮食供应十分紧张，赤眉军不得不退出长安，西进甘肃固原等地找粮。当时“民饥饿相食，死者数十万，长安为虚，城中无人行”(22)。昔日人口众多、商业繁荣的长安变成了一座萧条凄凉的空城。
尽管王莽政权统治时间不长，但这一时期却是长安商业兴衰史上的剧变时期之一。在此之前，长安商业一直处于蓬勃发展的上升态势。此后，随着长安政治地位的下降以及战乱的频繁不休，导致在此后的五百多年间，长安商业一直处于缓慢的发展阶段，有时甚至出现严重倒退。由此可以说，王莽统治时期是长安商业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①② 《汉书》卷24下《食货志》。
③《汉书》卷99《王莽传》；吴慧：《中国古代商业史》第二册，第132页。
④《汉书》卷24下《食货志》。
⑤⑥《汉书》卷99《王莽传》。
⑦⑧ 《汉书》卷24《食货志》。
⑨吴慧：《中国古代商业史》第二册，第135页。
⑩《汉书》卷24下《食货志》。
(11)(12)《汉书》卷24下《食货志》。
(13)《汉书》卷24《食货志》。
(14)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第120页。
(15)《汉书》卷24下《食货志》。
(16)《后汉书》卷17《冯异传》。
(17)(20)《汉书》卷24下《食货志》。
(18)《汉书》卷99下《王莽传》；《后汉书》卷13《隗嚣传》。
(19)《汉书》卷99《王莽传》。
(21)《汉书》卷13《刘盆子传》。
(22)《汉书》卷99下《王莽传》。
西汉末年以后，长安商业进入了一个剧烈的衰变时期。王莽政权在工商业方面不切实际的胡乱改制，使社会经济遭受巨大破坏，市场混乱，货币流通和商品交换受阻。从此，长安商业进入了一个长期的衰落期，当然其中也有若干短暂的恢复和发展。东汉以后，长安不再为国都，以往促进商业繁荣的有利条件不复存在。而且东汉以后迄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百年中，长安一带常常成为各派政治势力厮杀决斗的战场，兵连祸结，经久不息，致使关中及长安的经济难以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长安商业屡遭摧残和破坏，始终无法恢复昔日的盛况。尽管如此，这一时期长安商业仍值得研究和总结。因为它的兴衰深刻地显示出历史演变的脉搏和轨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经济盛衰的规律。
第一节 王莽时期的长安商业
汉宣帝、元帝以后，西汉王朝江河日下，迅速走向末日。统治阶级的腐朽和残酷剥削，弄得民怨沸腾，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农民起义已成燎原之势。正当汉朝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外戚王莽控制了汉政权。王莽本是汉元帝王皇后(王政君)的侄子。元寿二年(前1年)，哀帝死，王莽在他姑母的任命下，任大司马，操纵了汉政权。居摄三年(公元8年)，王莽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新”，仍定都长安。王莽正式建国在公元9年，但从公元5年他任摄政起，实际上已取代了汉朝的统治。从这年起至公元22年新朝灭亡，王莽共统治17年。新莽统治时间虽不长，但在商业领域却有不少改变，对长安商业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一、王莽改制与长安商业的波动
西汉虽已灭亡，但其遗留下来的社会矛盾仍十分尖锐。王莽为了解决这些矛盾，附会《周礼》，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进行一场所谓托古改制。为了解决长期存在的土地兼并和奴婢问题，他下令实行“王田”和“私属”制。这个不切实际的改革并未奏效，不久即告失败。除此之外，他还在市场管理、物价、货币制度等方面进行了不少变革，长安商业在这一系列改制中也经历了剧烈波动。
王莽在商业方面的改革，首先是实行五均、赊贷和六莞制度，这些改制与长安商业有密切关系；
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王莽下令实行五均、赊贷制。所谓五均，就是在京师长安及另外五大城市洛阳、邯郸、临淄、宛(今河南南阳)、成都设立五均官。长安东市和西市的市令及洛阳、成都等五大城市的市长都改名为“五均司市师”。司市师和司市统称为“市官”，是负责市场管理的最高官员。在司市师之下设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交易丞又称均官，负责评定物价，抑制囤积居奇。钱府丞则掌管收税和赊贷。同时，王莽又对各大市场进行改名，长安东市改称“京市”，西市改称“畿市”，洛阳为中市，邯郸为北市，临淄为东市，宛为南市，成都为西市。
王莽实行五均法，就是要在长安等六大城市对商业、手工业和物价实行管制，并推行于郡国。其具体办法是：司市官在每个季度的第二个月(即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订立本市场各种商品的标准价格，每种商品标准价格依其质量高低分为上、中、下三等，称为“市平”，等于为每种商品制定了最高限价和最低限价，显然具有限价的性质。凡买卖五谷、布、帛、丝、绵等主要生活必需品，如果由于卖方多、买方少而造成商品滞销时，均官经过调查属实，遂由官方按成本价予以收购，不要使卖方亏本。如果商品价格上涨，超过市平的价格，则由均官把所藏货物按官定平价在市场上抛售。一些次要商品，如物价比官方评定价格低时，则由买卖双方自由交易，政府不加干预，但也要防止贮积以待贵卖者①。
所谓“赊贷”，就是由官府办理货币借贷，这也是五均官的任务之一。赊贷的具体规定是：“民欲祭祀丧纪而无用者，钱府以所人工商之贡但赊之，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毋过三月。民或乏绝，欲贷以治产业者，均授之，除其费，计所得受息，毋过岁什一。”②可见赊与贷的性质和对象有所不同：“赊”是贷钱给城市居民作为非生产性的消费资金，而“贷”是借钱给生产者作为生产性的资金。凡是城市居民因财力缺乏而无法举办祭祀和丧事者，由官府借钱给他们，这笔钱由工商者所交纳的贡赋来承担，用于祭祀的借款必须在十天内归还；用于丧葬的借款，期限最长不超过三个月。这两项借款均不收取利息，所以称为“赊”。如果想经营产业而缺乏本钱，可向官府借款，具体由钱府丞负责承办。由于是生产性资金借贷，期限较长，所以要收取贷款利息。不论借款多少，按产业收入扣除成本费用来计算所得利息，政府收取的借款利息不超过纯利的1／10，即按贷款者纯收入的10％收取利息；此外，还要按借款数额“收息百月三”，即年利率36％③。由此计算，这种贷款的年利率将达到40％左右。
王莽实行五均法的目的在于由官府控制物价高低。这种办法与汉武帝实行的平准法有所不同，与汉宣帝实行的常平仓法也不尽相同。他首先给每种商品规定一个标准价格，并且分为上、中、下三等，作为管理市场商品价格的依据。一个季度(三个月)调整一次，围绕市平决定商品的进出。这种办法显然不切实际，因为市场上商品的供求关系千变万化，在当时社会环境下，物价波动则更为迅速，三个月调整一次标准物价显然太慢，肯定远远跟不上市场变化的步伐。所以官府制定的标准价必然与市场价格变动的实际严重脱离。
史称王莽“性躁扰，不能无为，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④。的确，王莽所有的改制都有“经典”理论作为根据，五均、赊贷自然也是如此。据他自己解释说：《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所以要实行五均、赊贷的办法。据说《乐语》为河间献王所传，专门讲述“五均”之事。《乐语》曾说：“立五均，则市无二贾(价)，四民常均，强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贫，则公家有余，恩及小民矣。”“赊贷”的理论根据则来自《周礼·泉府》。王莽曾公开表白，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要“齐众庶，抑兼并”。“五均”就是由官府调剂市场供求关系，以便平抑物价，防止不法商人囤积居奇和哄抬物价，赊贷也可以抑制高利贷商人。从表面看，五均赊贷似乎是为普通百姓谋利，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例如平抑物价的均平法在实际操作中变成了“令市官收贱卖贵”，以便从中牟利⑤。王莽派中黄门王业管理长安市场物价，结果王业“贱取于民，民甚患之”⑥。赊贷也并不那么美妙，如到期不能归还借款就会被罚为罪徒。而钱府征税却十分苛细，即所谓“嫔妇桑蚕织纴纺绩补缝，工匠医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皆各自占所为于其在所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⑦。妇女养蚕、纺织、缝补衣服也要收税，至于商贩贾人摆摊、开店、设旅馆者，自然要征税。交税办法是：所有“营业者”都要到政府自报营业情况，除去本钱，交纳所得的10％作为贡赋。如隐瞒不报，或所报数字不实，那么不仅全部没收所得财物，而且还要罚做一年苦工。生产者要纳贡(税)，不生产者也要上税。王莽甚至还规定：城市居民住宅不种树木或菜蔬，一家交布三匹，浮游元事的人交布一匹，不能上交布的则罚做苦工。这样，不论是生产者还是非生产者，不论工商户还是非工商户都必须交税，剥削面明显扩大，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广泛受到扰害。对普通百姓来说，他们原先深受富商大贾和高利贷商人盘剥，而现在既要受不法商人压榨，还要受到来自贪暴官吏的欺凌和剥削。故史书说当时“奸吏滑民并侵，众庶各不安生”⑧。总之，五均、赊贷并未给长安商业的正常发展带来多少好处，反而使市场秩序更加混乱，百姓深受其害。
王莽实行五均、赊贷后，又先后实行盐铁专卖，名山大泽由官府严格管理，并恢复酒类专卖，再加上官府铸钱，连同五均、赊贷，合称“六莞(管)”。当时中央政府负责五均六莞的主要官员叫“羲和”，分派到各地督办的官员叫“命士”。除赊贷外，六莞中的其他办法都曾在汉武帝时实行过，但其内容则有所不同。
汉武帝时曾实行盐铁专卖。后来关中地区取消铁官，盐的控制也已放松，私商获利日益丰厚。所以王莽重新加强对盐铁产销的控制，对名山大泽的管理更加严格。他规定：工商业者凡是开采金银铜锡者，都要向司市钱府申报，钱府在一定时期予以收购。这些矿产品以及可用作货币材料的东西，都由政府严密管制，不能自由地在市场上出售。另外，凡是“诸取众物鸟兽鱼鳖百虫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也要和工商业者一样计其所得，交纳10％的贡赋。可见，在山林川泽从事鱼鳖百虫等的捕捞、猎取和畜牧者，无一不在管制之列，所有山泽产品都要纳税。王莽对山林川泽管理之苛细于此可见。
酒类专卖早在汉武帝时就已实行过，但汉昭帝时废除了酒的专卖。据记载，鲁匡向王莽建议恢复酒类专卖，禁止私人酿酒。他为王莽设计的酒类专卖办法相当细致，规定：酒以2500石(即30万斤，一石为120斤)为一均，作为在一个卖酒区出售的一个月的标准量。酒店分销每家(垆)每月以“五十酿”为限度。一酿用粗米2斛、曲1斛为原料，制成酒6斛6斗。酒价的计算办法是：按每月开始时当地粗米2石、曲1石的价格总和的1／3定为该月1石酒的价格。也就是说，一酿酒的原料价格，即相当于3斛酒的价格。一酿成酒6斛6斗，除去米、曲成本价外，尚有3斛6斗酒的余额为毛利。或者说，一酿酒的价格即相当于原料价格的2.2倍(6.6石÷3=2.2)，而毛利额则为一酿酒的原料价格的1.2倍。将毛利额分成十份，以其中的三份及酒糟、醋等副产品偿付各种材料、燃料、工具消耗及工资开支等费用，七份入官。经测算，官府的纯利占全部成本的比例为61.78％，约相当于一般商品什二之利的三倍还多，可见官府酒利之厚⑨。王莽榷酒时，还特别设置了专职官员——酒士。每郡也有一名专门的酒官，“乘传督酒利”，比汉武帝的控制更加严厉。
“五均六莞”从表面看是要平抑物价，抑制商贾，但实际上是以商制商，利用少数富商大贾来抑制多数商贾尤其是中小商贾。他派遣到各地负责五均六莞事务的官员，“郡有数人，皆用富贾。洛阳薛子仲、张长叔、临淄姓伟等，乘传求利，交错天下”⑩。这些人皆为富商大贾，如洛阳大商薛子仲、张长叔都拥有资产一亿，临淄大商姓伟则拥资五千万。京师长安的富商王孙卿，则被王莽任命为长安东市的“司市师”，相当于西汉的市令。可见王莽是在利用富商大贾来制约中小商人。即使“五均六莞”夺取了一些富商大贾和高利贷商人的利益，但它对商业的正常发展也未能起到积极作用，因为王莽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以暴易暴而已。所谓“五均六莞”。其实质就是由官府对市场、商贾交易实行全面的大管制。
二、币制改革与长安货币流通的混乱
在王莽一系列托古改制中，大概要数货币改制最为荒唐。在短短八年中，他居然进行了四次货币改制，从而给长安乃至全国的货币流通造成了极大混乱。
第一次改革币制在居摄二年(7年)，当时王莽尚未称帝。自汉武帝以来，五铢钱的流通已有一百多年，没有发生什么问题，故西汉后期诸帝皆无所变革。王莽因为古书中曾有“子母相权”之说，于是增铸三种新币与五铢钱并行：一是“大泉”，径1寸2分，重12铢，值五铢钱50；二是“契刀”，身形如刀，长2寸，值500；三是“错刀”，以黄金错其文，一枚错刀值5000。他以为发行这些大额钱币符合古代“子母相权”的遗意，然而这些新币都是名不符实的虚价大钱，其名义价值大大超过实际价值。即以“大泉”而言，其重量为12铢，比五铢钱仅重1.5倍，而名义价值则相当于五铢钱的50倍；至于金错刀、契刀那就更不必说了。虚价钱流通后，导致私铸之风盛行，这样就使武帝以来健全的五铢钱流通秩序遭到破坏。同年王莽又宣布实行黄金国有政策，“禁列侯以下不得挟黄金，输御府受值，然率不与值”(11)。把民间收藏的黄金也要搜括起来，且不给任何代价，这显然是一种掠夺行为。
始建国元年(9年)，王莽又废止错刀、契刀、五铢钱，另发行“小泉”代替五铢钱。这次规定仅通行两种货币：一为小钱，即“小泉”，径六分，重一铢，钱文为“小钱直一”；二为大钱，即原来重12铢的“大泉”，值小钱50。他之所以要废止五铢钱是为了消除汉朝的影响，而错刀和契刀也与刘姓有关，因为“卯金刀”可以合成“劉”字，因而也要废除。这次货币改制仍然是以减重的办法来实行货币贬值。
次年，王莽又实行所谓“宝货制”，这次货币改制更是荒唐透顶。王莽的“宝货制”，包括的货币种类名色共有五物、六名、二十八品，可谓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堪称为世界货币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所谓“五物”，是指货币材料用金、银、铜、龟、贝；“六名”是指金货、银货、龟货、贝货、泉货及布货；“二十八品”则是指货币有28个不同品种，其中包括金货一品、银货二品、龟货四品、贝货五品、泉货六品、布货十品，合计为二十八品(12)。
这次货币改制使铜币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例如在泉货中，一枚12铢重的“大泉”，重量为小钱的12倍，而其名义价值则为小钱的50倍。在“布货”中，这种差距就更大。重15铢的“小布”，值100小钱，重量每增加一铢，名义价值却增加100。王莽根本不顾货币实际含铜量多少，随意决定货币的名义价值，这完全是脱离客观实际的凭空臆造。更为奇怪的是，早已失去货币功能的贝壳、龟甲也被重新投入流通领域，真是古今货币的大杂烩。货币名目如此繁杂，大小不同，轻重各异，价值高低之间的进位也很不规则，彼此之间的换算颇为复杂，使人昏头转向。总之，这种货币从理论上看完全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在实践中也行不通，所以这是一次完全失败的货币改革。这种宝货制颁行后，“百姓溃乱，其货不行。民私以五铢钱市买”(13)，拒绝使用这套货币，仍使用五铢钱交易。王莽虽采用严刑峻法也始终无法禁止。后来王莽也知道他的这一套货币行不通，只好从简，停止了龟、贝、布币的流通，只剩“小泉直一”和“大泉五十”两种货币并行流通。
天凤四年(14年)，王莽又废止大、小钱，改行新币制，规定货泉与货布两种钱并行流通。货泉为圆形方孔钱，重5铢，值1；货布，形似于古代的“两足”布，重25铢，值25。这次货币改制简化得多，实际上货泉是恢复五铢钱，以适应人们的习惯，与过去相比，提高了货布含铜量，并降低其对货泉的比值。但货布一枚值货泉25，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仍有很大差距。王莽还规定，原来重12铢的大钱与货泉以11的比值再流通六年，六年后，以重5铢的货泉来回收重12铢的大泉。这等于废除了大钱，因为不必等到六年以后，人们肯定会把较重的大钱销毁为铜的。
王莽发行的钱币，从传世及各地出土的实物材料来看，品类繁多的“莽钱”实际上只有“大泉五十”“货泉”两种货币得到较广泛的流通。王莽在长安设有铸造货币的工厂，截至目前已发现的铸币厂有：一是在今西安市未央区石渠阁遗址，所造的是“大泉五十”背面范；二是在西安市三桥镇以北五里的好汉庙，所造的是“大泉五十”“小泉直一”“契刀”等正面范。出土钱范的地方，正背两面互不混杂。出土正面范的地方，偶然也有少数背面范，出土背面范的地方则绝无一正面范。据此可知，当时采取分工方式，到铸钱时才汇合一处，加以修造(14)。
王莽的货币改制，每次总是以货币减重为其显著特征，其目的就是要让货币贬值。每次改制后，旧币的价值都被大大压低。这样一来，持有旧币的人，特别是工商业者的货币资本就受到很大损失。拥有本钱不多的中小商人，所受损失更是非同小可，他们往往破产失业，处境更为艰难。史称王莽“每壹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并且造成“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市道”的悲惨景象(15)。在此情况下，物价飞涨，钱币急剧贬值。地皇二年(21年)，“洛阳以东，米石二千”。到王莽末年，天下蝗旱，百姓饥饿，竟至“黄金一斤，易豆五升”(16)，物价不断上涨，老百姓生活更苦了。王莽在短短八年内进行了四次货币改制，真可谓朝令夕改。如此频繁的改制必然破坏正常的货币流通秩序，造成市场混乱。王莽曾规定，私铸钱者处以死刑，“非沮宝货”者则流放边地，因为“犯法者多，不可胜行，乃更轻其法：私铸作泉布者，与妻子没入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举告，与同罪；非沮宝货，民罚作一岁，吏免官”。结果“犯者愈众，及五人相坐皆没入，郡国槛车铁锁，传送长安钟官。愁苦死者什六七”(17)。《汉书·王莽传》载，因盗铸钱及连坐而被罚做官奴婢、囚送到长安的就有十几万人，愁苦而死者十有六七，甚至出现了“徒隶殷积，数十万人，工匠饥死，长安皆臭”的惨状(18)。当时长安居民因货币问题而被罚做官奴婢的人恐怕也不少。
在币制改革中，王莽用以小换大、以轻换重、以铜换金的手法掠夺了惊人的财富。王莽死时，“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匮。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藏府、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匮”(19)。总计收藏黄金在70万斤以上，约折合179200公斤，其他钱物财宝更是不可胜计。
总之，王莽实行的五均、赊贷和六莞以及频繁的货币改制，对商业发展没有起到积极作用，反而造成了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的极度混乱，农商失业，市场凋敝，“富者不得自保，穷者无以自存”(20)。地皇四年(23年)，绿林起义军兵临长安城下，十月一日攻入长安东大门——宣平门。长安两市上的中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纷起响应起义军，与他们一同火烧宫门，王莽狼狈逃入渐台。次日，商人杜吴首先冲上渐台，砍死王莽，新莽政权至此灭亡。
公元24年春，由绿林起义军拥立的更始帝刘玄由洛阳迁都长安。次年九月，赤眉军攻入长安，刘玄投降，不久被绞死。赤眉军进入长安后，颇得百姓拥护，“百姓争还长安，市里且满”(21)。但长安粮食供应十分紧张，赤眉军不得不退出长安，西进甘肃固原等地找粮。当时“民饥饿相食，死者数十万，长安为虚，城中无人行”(22)。昔日人口众多、商业繁荣的长安变成了一座萧条凄凉的空城。
尽管王莽政权统治时间不长，但这一时期却是长安商业兴衰史上的剧变时期之一。在此之前，长安商业一直处于蓬勃发展的上升态势。此后，随着长安政治地位的下降以及战乱的频繁不休，导致在此后的五百多年间，长安商业一直处于缓慢的发展阶段，有时甚至出现严重倒退。由此可以说，王莽统治时期是长安商业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①② 《汉书》卷24下《食货志》。
③《汉书》卷99《王莽传》；吴慧：《中国古代商业史》第二册，第132页。
④《汉书》卷24下《食货志》。
⑤⑥《汉书》卷99《王莽传》。
⑦⑧ 《汉书》卷24《食货志》。
⑨吴慧：《中国古代商业史》第二册，第135页。
⑩《汉书》卷24下《食货志》。
(11)(12)《汉书》卷24下《食货志》。
(13)《汉书》卷24《食货志》。
(14)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第120页。
(15)《汉书》卷24下《食货志》。
(16)《后汉书》卷17《冯异传》。
(17)(20)《汉书》卷24下《食货志》。
(18)《汉书》卷99下《王莽传》；《后汉书》卷13《隗嚣传》。
(19)《汉书》卷99《王莽传》。
(21)《汉书》卷13《刘盆子传》。
(22)《汉书》卷99下《王莽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