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东汉至南北朝时期长安商业的衰落 第二节 东汉时期长安商业的变化
　　一、长安政治地位的降低
　　王莽政权虽亡，战火并未熄灭，反对王莽的各个武装集团互相火并。在各种势力的角逐中，刘秀于公元25年建立了东汉王朝。和以前相比，东汉时期长安的商业有了很大变化。
　　东汉时期，长安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光武帝建立东汉后，以洛阳为都，长安失去了国都地位。政治地位的降低，对于长安商业的发展影响极大。
　　东汉初年，关于建都问题曾有过一番争论。建武年间，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人杜笃认为关中表里山河，形势险要，因而不宜改都洛阳。他作《论都赋》一篇，极力颂扬关中，主张迁都长安①。据《后汉书·王景传》载，《论都赋》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耆老闻者，皆动怀土之心，莫不眷然伫立西望”。直到汉章帝建初年间(76—83)，还有不少关中人希望迁都长安。班固便作《两都赋》，“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批评主张迁都长安的人。东汉一代，长安虽仍保持着京兆府名义，东汉皇帝也多次巡视关中，祭扫西汉诸帝陵墓，甚至还曾修理过长安的宫殿，但长安政治地位的降低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西汉时，长安作为国都吸引了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商客，乃至许多外国商人也云集于此。东汉时，长安失去国都地位，人口锐减，各方面条件均不如西汉时期，它对各地商人的吸引力也大为下降。这是导致长安商业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东汉时期，关中人口减少，农田水利设施失修，战乱不断，社会经济衰落，也都是导致长安商业衰落不容忽视的因素。
　　二、东汉时期长安商业的变化
　　总的说来，东汉时期长安的商业远不如西汉时繁荣，其总体趋势呈现出衰落之势。不过商业的兴衰也有所变化，并非一成不变。从商业发展的一般情形而言，东汉时期长安商业的变化可划分为四个阶段。这里就根据其变化的时间顺序，陈述其演变的大致情况。
　　(一)王莽末年到东汉初年，是长安商业的严重萧条阶段
　　这一时期由于战乱不断，人口迅速减少，城市遭到破坏，社会经济残破不堪，长安的商业异常萧条。王莽当政时期，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此起彼伏，长安附近和关中地区也是如此。王莽末年，长安附近小股农民起义之多不可胜计。地皇二年(21年)，“三辅盗贼麻起”，甚至连长安城中也时有起义者在活动。王莽不得不“置捕盗都尉官，令执法谒者追击长安中，建鸣鼓攻贼幡，而使者随其后”②。地皇四年(23年)十月，绿林军攻克长安城。长安市民朱弟、张鱼等响应起义军，火烧宫门，杀王莽，新莽政权灭亡。次年二月，更始帝刘玄到长安后，日夜纵酒作乐，“关中离心，四方怨叛”，更始政权也很快失去人心。
　　公元25年春，另一支农民起义军赤眉军从河南攻入关中。赤眉军也拥立了一个15岁的刘姓宗室、放牛娃刘盆子为帝，建立了政权，年号为“建世”。同年九月，赤眉军攻破长安，更始帝狼狈逃走。赤眉军进入长安后，刘盆子居长乐宫，令三辅郡县派人送财物、食品，而其将士则大肆掠夺，百姓苦不堪言。长安地区先经绿林军长达三年的抢掠，再经绿林军与赤眉军的火并和攻伐，粮食供应十分紧张，以至于到了“城中粮食尽”的地步。建武二年(26年)一月，赤眉军不得不撤离长安，“大纵火烧宫室”，引兵西进，寻找粮食。于是邓禹率领汉军毫不费力地进入了被烧杀一空的长安城。
　　建武二年(26年)九月，西进受挫的赤眉军又返回长安。驻守长安的邓禹军被赤眉军击败，退出长安，至云阳(今陕西淳化北)驻守，赤眉军再度进入长安。邓禹曾率兵偷袭赤眉军，与赤眉军夜战于长安中藁街，后来兵败逃走。长安中的赤眉军不仅遭到汉将攻击，还受到更始政权余部延岑、李宝等的进攻，实力消耗惨重。当时“三辅大饥，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③。在此情况下，赤眉军二十余万人便引兵东归，后被汉军击败。赤眉主力投降后，汉将冯异于当年三月击败延岑于上林(今西安市西)，刘秀的军队遂占领长安。
　　王莽末年到东汉初年，长安始终处于战火之中，各派政治力量在此频繁厮杀，你争我夺，在不长的时间内，长安城数易其主。在这兵荒马乱的岁月里，长安市民或死于兵火，或流亡于他乡，致使人口锐减，城郭皆空，市场残破。昔日壮丽繁荣的长安城被弄得满目疮痍，凋敝不堪，“民饥饿相食，死者数十万，长安为虚，城中无人行”④。至此，长安已成为一座空城。在极端残破的情况下，商品交换已无从谈起，商业完全处于停滞状态。总之，从王莽末年到东汉初年，由于战火的摧残以及政治地位的下降，长安商业处于严重萧条状态，甚至几乎无商品交换可言。
　　(二)光武帝建武中期至公元110年，长安商业进入了一个恢复发展期
　　东汉光武帝中期以后，随着全国逐渐统一，大规模战争日渐减少，社会逐渐稳定。加之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措施，关中地区也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社会趋于平定，生产得到恢复，粮价逐渐回落到较低水平。据《后汉书·明帝纪》载，当时一石粟值30文钱，说明经济已恢复到一定水平，这就为长安商业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较好的经济基础。
　　东汉时期商业政策的调整，也是长安商业迅速得以恢复的有利因素之一。东汉王朝是在商人、大地主支持下建立的，因而自光武帝以后，东汉王朝就对商人和商业活动采取放任甚至保护的政策，从而改变了秦以来“抑商”的一贯传统。东汉政权实质上是西汉后期官僚、地主、豪商重新结合后的延续，光武帝刘秀本人就是这个政权的典型代表。刘秀原本是南阳地区的大地主，占有大片良田。王莽末年，南阳饥荒，他又经营粮食生意，可见他是典型的商人地主。在刘秀的大臣、部将中，有不少人就是大地主兼大商人，如李通、樊宏、吴汉等人皆是如此，这样一个政权自然不会实行“抑商”政策。东汉政权不仅不再抑制富商大贾，法律上也没有西汉时那种贱商的规定。东汉政府不仅对商人表现出一副温存宽厚的姿态，而且也没有采取西汉时期那种严厉的专卖制度来限制商业资本的活动范围，这就使得商人和商业资本有了充分自由的发展空间。这种宽松的商业政策，客观上有利于商业的发展。随着社会的稳定，长安的人口日渐增多。在新的商业政策鼓舞下，商人们重新振作起来，又开始经营各种生意。那些得不到土地的贫苦农民和退伍土兵也一群群地拥入长安，或者投入手工业作坊当徒弟，或受雇于商店为佣保，或流浪于街头巷尾，成为劳动力的后备军。这些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存在，既推动了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也有力地促进了城市商业的繁荣。
　　光武帝中期以后，还对货币流通进行了整顿，正式恢复了五铢钱流通。王莽之乱后，货币流通混乱不堪，商品交易甚至杂用布帛金粟。建武十六年(40年)，光武帝下令重新使用五铢钱，使王莽以来混乱不堪的货币流通得到整顿⑤。大体说来，东汉的货币发行规模不如西汉。关于东汉的货币发行，史书记载极少。据现有资料判断，东汉一代，长安是全国重要的甚至是惟一的货币铸造中心。光武帝建武年间，鲜于褒把第五伦推荐给当时任京兆尹的阎兴，阎兴乃召第五伦为主簿。当时“长安铸钱多奸巧，乃署伦为督钱掾，领长安市”。《后汉书》注引《东观记》说：“长安市未有秩，又铸钱官奸轨所集，无能整齐之者。(阎)兴署(第五)伦督铸钱掾，领长安市。”由此可知，京兆尹负责长安铸钱事宜。东汉时期之所以仍在长安铸钱，可能是因为西汉时的钟官位于上林苑中，在京兆尹辖区内。因此东汉政府因其旧址铸钱，并将铸钱大权委托给京兆尹管理。从《东观记》记载来看，当时仍然由官府统一铸造，私人不能参与其间，铸钱官员从中作弊，投机取巧，没有人能够治理这种混乱现象，于是第五伦被京兆尹阎兴任命为督铸钱掾，并负责长安的市场管理。第五伦上任后，对铸钱和市场秩序都做了整顿，取得了显著成绩。史称第五伦“平铨衡，正斗斛，市无阿枉，百姓悦服”，“其后小人争讼，皆云‘第五掾所平，市无奸枉’”⑥。可见第五伦对长安市场上所用的秤、尺、斗、斛等度量衡器具做了校正和整顿，而且深得百姓称赞，人人服其公允，从而使长安的市场交易秩序大为改观。值得一提的是，第五伦是京兆长陵(今西安市西北)人，曾在太原、上党等地贩运食盐，也做过生意。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对长安市场和铸钱的管理取得了显著成效。长安市场秩序的稳定，有利于商业的顺利发展。
　　尽管长安在王莽末年以后遭到兵火破坏，但大部分城市建筑仍保存完好，规模宏大的长安城依然具有帝王之都的风姿。东汉时，长安虽不再作为都城，但它仍是全国屈指可数的一等城市。长安地理位置优越，交通道路四通八达，是西北地区与中原地区和东方贸易的中转站和枢纽，加之长安商业的发展已经有了相当悠久的历史，所以随着社会安定和经济的恢复，长安的商业很快又恢复起来。光武帝时，桓谭说：“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货，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收税与封君比入。”⑦可见商人势力恢复得很快，商人的收入也颇为丰厚。东汉中期，王符指出：“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农者少，浮食者众。”⑧由于经商利润丰厚，农民纷纷放弃农业而去经商，成群结队地拥入城市，结果使得大大小小的都邑都充满了这些商人。据王符说，当时首都洛阳的商人十倍于农夫，长安的情况也和洛阳差不多。这种状况一方面说明了城市商业的兴旺，同时也显示出商业发展的畸形现象。
　　东汉时，长安商业的发展仍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东汉一代，城市商业的繁荣与商业畸形发展是同时并存的现象。城市商业的服务对象仍然主要是那些官僚、豪强和富商大贾等上层统治阶级。在城市市场上，经营奢侈品的行业增多，奢侈品交易异常兴旺，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交换反而大大地相形见绌了，这种现象说明东汉时城市商业的畸形现象比过去更为严重。王符曾指出：“物以任用为要，以坚牢为资；今商竞鬻无用之货，淫侈之币，以惑民取产，虽于淫商有得，然国计愈失矣。”⑨王符将经营奢侈品的商人斥之为“淫商”，认为他们对国计民生有害无益。商业中的这种不正常现象在当时普遍存在，长安自然也不例外。西汉时，长安附近的三辅地区(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地处八百里秦川，人口多达240余万，人多财富。东汉时，随着关中地区政治经济地位的降低以及战乱破坏，关中人口锐减至50余万，只有西汉时的1／5，说明关中经济严重衰退。所以从总体上看，东汉时，长安不仅失去全国商业中心的地位，而且商业发展的程度也远不如西汉时期。大致说来，东汉时，长安商业的繁荣已次于洛阳。
　　(三)公元110年到189年董卓之乱前，是长安商业的停滞期
　　汉安帝刘祜以后，羌族人民连续三次发动大规模起义，前后延续达五六十年，关中地区战火不断，长安商业又陷入停滞状态。羌族长期居住在青藏高原、陇西一带，过着游牧生活。王莽末年，社会动乱，一部分羌人乘机内迁。东汉初，恢复西汉中期以来所设置的护羌校尉，管理羌族部落。此后羌族陆续内迁至天水、扶风及关中的广大地区，与汉人交错杂居。东汉后期，统治集团日益腐朽，政治极其黑暗，羌族人民所受剥削和压迫更加沉重，于是激起羌族人民三次大规模起义。
　　永初元年(107年)，羌族人民发动了第一次大起义。起义烽火首先从陇右燃起，不久散居内地的羌人也纷起响应，“众遂大盛，东犯赵魏，南入益州、杀汉中太守董炳，遂寇三辅，断陇道”⑩。东汉政府屡易将帅也无济于事，遂下令将金城(今甘肃永靖西北)、陇西(今甘肃临洮南)、安定(今甘肃镇原东南)、上郡(今陕西榆林东南)等地居民迁入三辅地区及其附近，将凉州大半土地放弃。后来汉族人民也发动起义，汉军屡遭失败。直到117年，东汉王朝用了十一年时间才将起义平定下去，然而自羌族起兵“十余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11)，汉朝元气大伤，而包括关中在内的西北地区则遭到严重的战火浩劫，使得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迅速凋敝下去。
　　汉顺帝后期，羌族人民又发动了第二次起义。永和五年(140年)夏，羌族且冻、傅难等部“与西塞及湟中杂种羌胡大寇三辅，杀害长吏”(12)。东汉政府又集结大军开赴三辅地区，重点据守，富饶的关中又一次成为战场。羌族骑兵三千余骑“寇陇西，又烧陵园，掠关中，杀伤长吏”。在镇压羌族人民起义过程中，汉将贪残，“上下放纵，不恤军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13)。汉政府历时六七年，耗费八十多亿巨额军费才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也非常深重。延熹二年(159年)，羌族人民第三次起兵反抗，起义扩展到三辅及并、凉二州的很多地区。汉政府经过十余年征讨，才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
　　从汉安帝到灵帝六十余年中，羌族人民先后三次大规模起义，汉政府为此前后花费军费达418亿之巨，最后才算平息了起义。这个事件不仅使汉王朝元气大伤，对长安乃至关中地区的社会经济也产生了严重的消极作用。在长期的攻守杀伐中，长安通往西域和西南地区的商路受到严重阻碍，正常的商品贸易无法进行。当时长安和关中屡遭羌族士兵抢掠。更重要的是，关中成了汉政府征讨羌人的前沿阵地，这里经常驻屯大量军队。关中往往变成汉军与羌人东征西讨的战场，从而使关中地区的社会经济不断遭到破坏，残破不堪。在这种极为不利的社会环境中，商业非但无法顺利发展，有时甚至难以维持正常的商业活动。所以在这六十余年中，长安商业始终处于一个时断时续的停滞期。此后二十年中，关中经济和长安商业还没有来得及恢复，历史的车轮又进入了东汉末年异常酷烈的军阀混战时代。
　　(四)董卓之乱到曹魏政权建立(190—220)，长安商业遭到严重破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倒退
　　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使长安地区遭到了极大破坏。189年，汉灵帝死，其子刘辩即位，史称少帝。外戚何进以帝舅身份掌握朝政，依靠袁绍兄弟杀死宦官蹇硕，夺回禁军领导权，并密召驻防河东的并州牧董卓进入京师洛阳。董卓进入洛阳后，废杀少帝，另立灵帝少子刘协为帝，史称汉献帝。袁绍、曹操等人反对董卓擅自废立，先后离开洛阳，纷纷自立。189年年底，关东的州郡牧守纷纷起兵，组成以袁绍为盟主的“关东军”，讨伐董卓。董卓迫于关东军压力，急忙把都城由洛阳迁至长安。
　　初平二年(191年)四月，董卓率军西入长安，自封太师，“数与百官置酒宴会，淫乐纵恣，乃结垒于长安城东以自居”(14)。他还在今陕西眉县东建筑了庞大的坞堡，号称“万岁坞”，贮藏了大量粮食和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他残忍嗜杀，使长安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史称当时“法令苛酷，爱憎淫刑，更相被诬，冤死者千数。百姓嗷嗷，道路以目”(15)。初平三年(192年)四月，司徒王允与董卓部将吕布合谋杀死董卓，“士卒皆称万岁，百姓歌舞于道。长安中士女卖其珠玉衣装市酒肉相庆者，填满街肆”(16)，可知当时长安的商业交易尚能维持。董卓死前曾指使人诬告大臣张温与袁术勾结，并在长安的市场上鞭笞张温，将其杀害。董卓之所以在此鞭笞张温，说明这时长安的市场仍是人来人往的喧闹之地。
　　不久，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率兵十余万与董卓故将樊稠、李蒙等人汇合，围攻长安。李傕攻克长安后，“放兵虏掠，死者万余人”，王允被杀，吕布败走。此后李傕、郭汜、樊稠三人“共秉朝政”。兴平元年(194年)，与李傕结怨的马腾又与韩遂等人合兵进攻长安，连日不决。连年不息的战火使长安残破不堪，社会秩序异常混乱，盗贼横行，白日也虏掠成风，于是李傕、郭汜和樊稠“乃叁分城内，各备其界，犹不能制，而其子弟纵横，侵暴百姓”。由于粮食极为缺乏，甚至于1石谷卖50万钱，1石豆、麦也卖到20万钱，以至于“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臭秽道路”(17)。次年。李傕刺杀樊稠，并和郭汜互相攻打起来。李傕先发制人，劫持汉献帝到自己营地，郭汜则劫持了公卿大臣，乱兵乘机拥入宫殿，疯狂抢掠宫中财物，李傕又“徙御府金帛乘舆器服，而放火烧宫殿官府居人悉尽”。此后，李傕与郭汜在长安城内“相攻连月，死者以万数”(18)。这些野蛮残暴的军阀为所欲为，大肆烧杀抢掠，使长安遭到一场空前浩劫。
　　汉献帝进入长安时，“三辅户口尚数十万”。经过李傕、郭汜等人连年混战，长安及三辅地区一派残破景象。196年，汉献帝从长安逃回洛阳后，“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死复人迹”(19)。繁荣壮丽的汉都长安被完全破坏了，富庶的关中地区一时也变成了荒无人烟的凄凉之地。诗人王粲当时正好在长安，当他将要离开长安去荆州时，撰写《七哀诗》描述当时的悲惨情形：“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在这种情况下，长安商业自然极其萧条，甚至出现严重倒退和停滞。董卓之乱对当时货币流通和物价也有极坏的影响。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董卓“又坏五铢钱，更铸小钱，悉取洛阳及长安铜人、钟虡(jù)、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焉”。所谓“铜人”，就是秦始皇所铸的十二个“金人”(实为铜人)，据说每个铜人有24万斤重。由于董卓所铸的小钱十分轻薄，仅长安的这十二个铜人就可铸造一铢小钱5～10亿枚，从而导致货币空前贬值，物价飞涨，竟然出现了一石谷卖数万钱，甚至“谷一斛数十万”的天价。从此以后，钱货不行，经济趋于实物化，长安商业出现了空前大倒退，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三国时期。
　　从中国商业史的大趋势来看，东汉一代的商业发达程度明显不如西汉，这与东汉时期豪强地主田庄经济发达、赋税制度的实物化以及小农经济的变化等都有密切关系。长安商业在东汉时期的盛衰演变趋势，与整个东汉商业发展的主流基本上是一致的。
　　①《后汉书》卷80上《杜笃传》。
　　②《汉书》卷99《王莽传》下。
　　③《后汉书》卷11《刘盆子传》。
　　④《汉书》卷99《王莽传》下。
　　⑤《后汉书》卷1下《光武帝纪》。
　　⑥《后汉书》卷41《第五伦传》。
　　⑦《后汉书》卷28上《桓谭传》。
　　⑧《后汉书》卷49《王符传》。
　　⑨王符：《潜夫论·务本》。
　　⑩(11)《后汉书》卷87《西羌传》。
　　(12)(13) 《后汉书》卷87《西羌传》。
　　(14)(16)《后汉书》卷72《董卓传》。
　　(15)《三国志》卷6《董卓传》。
　　(17)(18)(19)《后汉书》卷72《董卓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