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壁滩一道泉大漠孤烟
　　清朝光绪年间，一队人马车驼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像虫子一样的蠕动，悠然的驼铃丁当丁当缓慢地作响，传得很远。一路上沙石扑面，寸草不生，烈日当头，车辆颠簸，饥渴、疲惫、寂静、荒凉充斥了车上人的胸膛，人们昏昏欲睡，精神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不知在这死亡之海里还要走多久。正应了当地的一句俗语：“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这时，不知谁突然说了一声：“快看!前边有人家!”人们精神为之一振，快马加鞭向前面奔去。只见在荒凉的戈壁滩上有几间石头砌成的房屋，屋顶上的烟囱里冒着一缕缕炊烟，门前挑着一副蓝底白边的幌子，上边写着“小泉客栈”，在猛烈的朔风中垂死挣扎般地晃动着。
　　“哦，这就是从哈密到奇台的必经之路——小泉。”车上的主人说。话音刚落，门里走出个身穿黑棉袄，头戴瓜皮帽，操着浓重陕西口音的客栈掌柜，他和伙计热情地张罗人们住下。当客人询问他为什么能在这杳无人迹的荒凉戈壁滩上独自一家住下来时，掌柜告诉客人说：“我姓张，陕西三原人，早年为避荒乱，只身来到这戈壁滩，硬是在这连一个人影都没有的荒滩上扎下了根，娶妻生子，开了一爿小客栈，招待过往行旅。”他用手指了指窗外那黑黢黢的荒野，接着说：“这方圆几十里，就我一户人家，过去军队开过新疆是不准带家眷的，往前走你几乎连人家都很难看到。我这里因为有一眼小泉，那是命哩!我才靠它活了下来。好在咱老陕对艰难的日子也已经习惯了，什么样的苦都能吃得，什么样的罪都能受得，就是不知到死能不能回故乡去看一看。”说完两行清泪从他布满皱纹的古铜色脸庞上潸然流下……这就是清人赵钧在他写的《西行日记》中记载的真实故事。这个在戈壁滩上扎根生子的三原商人就是明清陕西商人不畏艰险、艰苦创业的历史原型。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明清时代陕西商人活动的范围主要是陇、青、川、藏、蒙、陕的西部地区。这里地处边关，关山险远，急涧巨川，戈壁瀚海，自然条件十分恶劣。西出长安达于陇坂，辽荒万里，堑山湮谷，荒村野店，途中景色一如唐代诗人岑参《初过陇山》中所写的那样：
　　平明发咸阳，
　　暮到陇山头。
　　陇水不可听，
　　呜咽令人愁。
　　沙尘扑马汗，
　　雾露凝貂裘。
　　由兰州而西往甘凉，四面险固，皆阻大涧，朔风怒号，黄尘万斛，有时无行人，沙石乱飞扬，夜静天萧条，鬼哭夹道旁。陇上仍然是一片荒凉。出嘉峪关而趋哈密，沙漠千里，风动沙移，地无水草，热毒鬼魅。出哈密而通西域，途中更是天山孱削，古垒啼乌，夏炎如烧，冬寒裂指，秋冬之季，劲风卷地，扬石拔木，寸草难生。由陕西而走康藏途中景色一如河陇。途程3000余里，山岭绵延，道路崎岖，春夏之时，江水泛涨，秋冬之际，大雪封山，加上山势高峻，劲风怒号，雷雨交加，大雪弥漫，人马失足，葬身雪窟者，时有所闻。要在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中长途贩运，驱牛赶马，非要有不辞艰险、万里投荒的精神不可。
　　明清时代的西部地区，由于自然条件恶劣，风劲雨缺，春短冬长，谷黍难生，生活条件也十分艰苦。清代有个无名氏写过一首《七笔勾》，把西部的生活描写得艰苦万状，难以生存，显然出自南方人的手笔。他写道：
　　万里遨游，百二关河天尽头，山秃穷而陡，水恶声似吼，四月柳条抽，百花无锦绣。一阵狂风，不辨昏和昼，因此上把万紫千红一笔勾。
　　堪笑儒流，一顶蓝衫便罢休，才入簧门口，文字辄丢手，匾额挂门楼，繁华已尽够。坐吃馒头，不向长安走，因此上把金榜题名一笔勾。
　　没面羊裘，四季长穿不丢，冬帽尖而瘦，棉裤宽且厚，纱葛不须求，褐衫且耐久，毡片遮身，被褥何曾有，奶子煎茶敬一瓯，面饼葱椒醋，锅盔和盐韭，牛蹄和羊蹄，带毛随入口，风卷残云，食尽方丢手。因此上把山珍海味一笔勾。
　　未雨绸缪，窑洞低洼尽土修，夏日旺难透，阴雨偏肯漏，土炕砌墙头，灯油壁上溜，马粪牛溲，腌臜且腥臭。因此上把雕梁画柱一笔勾。
　　要在如此艰辛的生活条件下，经营贸易，设店为商，非要有吃苦耐劳、不羡奢华的精神不可。
　　明清时代的西部，不仅自然条件恶劣，而且社会条件很不安定。这里天高皇帝远，人少牲畜多，地处边关洪荒，民族杂居，风俗不纯。加上山高水深，征剿不易，使这里常常强盗蜂起，土匪横行，一语不慎，死即随之，持货负银的商人常常成为他们劫掠追杀的主要对象。面对如此险恶的贸易环境非要有刚劲尚武的果敢精神不可。这些说明只有具备不畏艰险、吃苦耐劳和英勇尚武的素质，才能适应明清西部严酷贸易环境的需要，获得生存和发展。
　　而陕西山高水长、土厚风刚的生态环境，造化了秦人重死轻生的强悍性格，使在豳风秦俗中成长起来的陕西商人能够适应西部贸易环境的需要，在南方人视为畏途的西部如鱼得水，纵横捭阉。
　　陕西沃野千里、地僻泉庞的生态环境，抚育了秦人厚重质朴、刚毅果敢、轻生重死的性格。黄土高原土脉纵横，天苍野茫，一望无垠。生长于其间的陕西人崇尚自然，心胸宽阔，荡气回肠，博大劲直，无忸怩之态。而且陕西群山怀抱，雄关耸峙，人生其间，羽化山川气象，骨鲠成性，多坚强刚勇。加上陕西水深土厚，生存艰难的求生环境，也形成秦人轻生重死、亡命天涯的强悍性格。这些使得陕西商人可以坦然面对西部严酷的贸易环境，携资江湖，万里投荒，取得中西部贸易通商的胜利。清末姚莹奉命去人迹罕至的松潘考察，在草原深处第一天住在西果洛一刘姓陕西商人开的店，第二天在水草地上走了一整天，到达东果洛，也是住在一陕商开的客栈，他感慨地说：“陕西人在这样的艰难条件下能够开店经商，足使南方人叹为观止。”
　　因此，在左宗棠率湘军西征之前，西部很少有南方商人的影子，主要是南方人难以适应西北艰苦的生活环境所致。这便使得在从明代到建国前的500年岁月中，垄断西北地区茶叶、皮货、布匹贸易的基本上是陕西商人。陕西商人被称为“西商”，就是因为他们长期垄断西北的商贸活动，被别人视为畏途的甘、宁、青、藏、新是陕西商人活动的主要舞台，陕商是在自己家门口做生意，如鱼得水，莫不得其所欲。
　　上甘陇贩百货是咱后院
　　在清代康熙八年，陕甘没有分省之前，陕西布政使司管辖着西北地区的广大区域，西北的庆阳府、皋兰府(兰州市)、宁夏府直到嘉峪关都是陕西的辖地。正如一首《甘肃竹枝词》所说的那样：
　　天下车书一统同，
　　怀柔西域远从风。
　　番蒙回部通川藏，
　　尽在三秦节制中。
　　明代有人写诗曰：
　　大陇西来万岭横，
　　秦亭何处但荒荆。
　　汧西考牧方分土，
　　陇右山川尽姓蠃。
　　因此，甘肃作为陕西的一部分，是陕西商帮的发祥地之一，明代以来的陕帮商人，有许多就是甘肃人。如庆阳人高雄“正统间通贩淮盐”；王良“父靠远出商贩，遍历江淮，八十，不能归”。阶州人王贤“家贫弃饥，商吴楚间，累致千金”。皋兰人曹佐与西安人张克量“求与公伙，两人经商数年，获得成功”；黄珍“商游江南不归”。最著名的为乾隆年间甘肃人穆士元，“原籍甘肃威武人，因办茶务居陕西泾阳之时多，清朝定鼎而后茶务殷繁，日无宁刻，为通行领袖数十年”。而陕西商人又视赴兰州经商为本土营生，纷纷远上陇右，独立或与甘肃人合伙做生意，成为那时陕西商人经营的普遍现象。如陕西蒲城人王洪绪，“向在肃州日新店开张杂货生理，领凉州陈成章。泾阳何兴邦本钱行运数年，有店口牌甲可凭”。陕西商人徐子建、师回与甘肃商人李步安、付德和山西商人董某合伙在肃凉两州做玉石生意，“将玉石运往苏州售卖”。咸阳人王才嘉庆年间“贩木陇右诸山间，不年，家日畜”；韩城商人苏含章“幼服贾于西凉”；三原商人马止川“贸易宁州”；泾阳商人张少峰“与同里李扶荆贾于狄道”；渭南商人权允清“先在甘肃庄浪县设有店肆”；等等。这些说明从明代以来，陕西商人在甘肃就有很强的实力。
　　入清后，平定西域，为了加强边疆建设，康熙八年实行陕甘分省，遂使山陕商人在甘肃的贸易形象发生了新的变化。山西商人由于开辟了沿蒙古草原南端入新疆的新商路，主营南大路贸易，他们在沿丝绸之路入新疆的北大路贸易方面实力有所减弱，从而为陕西商人在甘肃的实力增长提供了难得的发展空间，陕西商人改变了长期屈居山西商人之后的被动局面，取得了在甘肃与山西商人势均力敌的发展态势。对此《新疆商务志》有清晰的分析：“古城商务于新疆为中枢，南北商货悉自转输，……其东自嘉峪关趋哈密为一路，秦陇湘鄂豫蜀商人多出焉，其东北自归绥趋蒙古为一路，燕晋商人多出焉。”同时，入清后，清政府改变了茶叶官营的茶马交易政策，实行“兰州道理”的商茶体制，使以经营砖茶为主的陕西茶商力量大增，陕西经营布匹、茶叶、皮革和烟草的商人成为贸易大帮，陕西商贸界当年流传的商谚“少不入川，老不入甘”就真实地反映了这种状况，使得陇右商贸长期以来掌握在山西和陕西商人手中。陇人彭英甲在《陇右纪实录》中指出，甘人“家园株守，五百里负贩之人，所以省会及各属，凡商业稍有可观者，山陕人居多”。近人刘向东亦指出：“自上世纪来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在兰州经商的商人多非兰州本地人或甘肃人，相反多山、陕、平、津商贾。”而对山陕商人在甘肃的经营状况，近人萧梅性在《兰州商业调查》中则有真实记叙：“兰州商业金融之权，操于山陕津帮之手，各大行店，晋商称胜，钱庄药号，秦人居多……制造青条黄烟，陕甘两商，亦足齐驱。”有一首清代《橐驼曲》说陕西商人的驼队是：
　　草豆为刍又食盐，
　　镇番人惯走*(左走右参)*(左走右上西右下早)。
　　载来纸布茶棉货，
　　卸去泾阳又肃甘。
　　赴新疆盐茶布货发三原
　　在西北市场垄断茶叶贸易的是陕西商人。
　　明清时代，为了控制边外的西番和蒙古族，明政府沿用宋代以来的茶马交易政策，用陕西紫阳和四川保宁府的茶叶交换边外的马匹，借以削弱边民的反叛能力，并以茶叶作为控制他们的武器。最早官府对陕西的茶叶实行官收官运官卖，不许商人插手。由于茶价偏低，茶农没有积极性，而边茶的售价又很高，茶利很厚，私运边茶成为风险高利润大的抢手生意，连洪武皇帝的驸马都参与了私贩边茶。为了遏制边茶走私，明政府不得不改变政策，实行茶叶开中，允许商人贩运边茶到边关，与官府四六分成，六成交官，四成允许商人自由贩卖，边茶每引100斤，为正茶，又允许商人每引附带茶叶120斤，这就是历史上的“附茶”。附茶贸易利润很厚，当时一包茶叶就可以换取一匹骏马。垄断中国西北和西南的陕西茶商就是充分利用了政策的这一有利机遇，而在西部迅速崛起。
　　《固原竹枝词》中描述贩茶的陕商是：
　　参横月落夜迟迟，
　　络绎鸣驼任听之。
　　盐茶春暖花开际，
　　水草秋高云塞时。
　　当时在西部地区经营茶叶贸易的著名陕商有：
　　木士元。家居陕西兰州府，到西安贩茶，捆绑陕西紫阳青茶，到汉中用骆驼经徽县、两当到临洮茶马交易所，成为有名的茶商。后来因为陕西和四川的茶叶不敷供应，朝廷又不准陕西商人越过黄河贩运茶叶。而当时湖南安化的粗茶在边关很有市场，因为它是粗蔓制成，适合边关藏族熬茶的需要，又价格便宜，边关藏族乐于购买。木士元和陕西众茶商不顾官府政策限制，携带银两，从陕西龙驹寨赴汉口到湖南安化，购买茶叶，运回陕西泾阳。陕西泾河的水味咸，不适合人们饮用，但炒制湖茶却味道极佳。湖南红茶运到泾阳后，经过炒制挤压，制成茶砖，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泾砖”。再运到西北边地，边民喜购若狂。木士元一次贩运砖茶就有600引，大获其利，成为边茶贸易的通行领袖。发财致富后他在陕西成家立业，在咸阳穆家寨居住下来，娶妻生子，置办庄园，现在穆家寨的居民基本上都是木士元的后代。木士元死后，陕西众茶商专门为他在穆家寨竖碑立亭，纪念他的功劳。
　　马合盛，陕西著名茶商。他由山西移居陕西，清初迁到甘肃民勤，专门经营湖茶、泾砖而发迹。总店设在泾阳，他经营茶叶很注重质量，不求数量，对茶叶制作把关严格，买茶必须在春天，收购产于高山的头茶七八成，子茶不过两三成，而一般商家则是头子各半，这使他家茶叶的质量高过别家一筹。制茶也必须在春秋季节，因为夏季太热，冬季太凉，都不适于制茶，制茶时不许搀杂次茶，使他的茶叶在民众中有口皆碑。他家豢运茶白骆驼上千匹，每次运茶的时候都要在驼峰上插一枝“老马家附茶”的小旗子，迎风招展，驼铃丁当，前呼后拥，蔚为壮观。当八国联军打入北京慈禧太后逃亡西安时，他用骆驼运送官米，帮了官府的大忙，慈禧太后说他“真不愧为一个大引商”，他抓住机会，把老马家附茶的旗帜广告变成“大引商马合盛”，又制作了一面奉旨运茶的旗帜，插在骆驼的头上，从此所过州县莫不开门让道，任其自由自在地通过。这就是著名陕西茶商“奉旨运茶”的由来。
　　裕兴重，东家是泾阳的安乐吴家。吴家早年在扬州经营盐业起家，后来主要经营西北茶叶，庚子年间慈禧太后逃到西安，他家捐银5万两。吴家的女主人是泾阳著名布商周梅村的女儿，她嫁到吴家后，早年丧子，中年丧夫，被称为“安吴寡妇”。她心地善良，忠贞贤淑，一手撑起了吴家偌大家业，设立的总堂号叫“吴氏仪堂”。每天早上她都起得很早，在总堂听取各路掌柜汇报业务。吴家的生意做得很大，裕兴重是总店，在安化、兰州、西宁、银川和藏北草原都设有分号，他们在兰州的分店领东掌柜胡服九，在兰州做过多年的茶叶总商，是陕西茶商的通行领袖。安吴寡妇主持吴家最得意的一件事就是聘请到了被称为行家里手的能人岐山掌柜邓监堂。邓监堂为人精明耿直，做生意手狠心辣，年轻时因血气方刚，与马合盛摽着膀子干，但是没有争过马合盛，生意破产。他自恃才高，把一般的商号根本不放在眼里，结果曲高和寡，成为泾阳有名的闲人班头孤家寡人。但是安吴寡妇很器重他的经商才干，她知道有能耐的人一般都比较气傲，因此她亲自去岐山他的家中请他出山，帮她主持泾阳的店务，并且为他在岐山老家修了高房大院，为他娶了大户人家的小姐做妻子，丫环、家人一应俱全，还专门为他在泾阳盖了一院房子。邓监堂为安吴寡妇的举动所感动，出任吴家在泾阳办的裕兴重老号总管。
　　邓监堂果然不负众望，他上任后大刀阔斧，为吴家效尽犬马之劳。有一年他与魁泰和的掌柜从兰州出发到湖南安化去购买茶叶，动身前两个人买了一头骡子，用以驮行李，两个人跟在骡子后面，走了几百里，走到丹凤龙驹寨，把骡子卖了，雇船赶到湖南，为东家节省了不少川资。有一年西北的茶叶滞销，茶价暴跌，卖茶越多，赔得越多，别家茶店都赔累不堪，两年多来，裕兴重净坐净吃，没有卖掉一封茶叶，伙计们急得团团转，多次集体哭诉让邓掌柜快想办法，否则坐吃山空怎么得了，连安吴寡妇都坐不住了，几次坐轿到店铺督促邓掌柜，甚至声泪俱下。邓掌柜淡淡而笑，不置可否，只是坐在自己的房子里叫伙计们和他下棋。因为他深知“贵极则反贱，贱极则复贵”的价格反弹规律，要顶住当前一时的萧条，就会否极泰来。果然不久，茶价大涨，裕兴重所积茶叶一销而空，当年就赚了400万两银子。而且邓监堂注重茶叶的质量，他费尽心血创制“天泰牌”泾砖名牌商标，使他的茶叶在甘陇牧民中很有市场。由于邓监堂经营稳扎稳打，锐意进取，并在后期压倒马合盛占据陕西茶商的头把交椅。马合盛愤愤不平，把总店搬回到他的老家甘肃民勤县去了。
　　光绪年间，庚子国变，慈禧太后逃到西安，衣衫褴褛，沿途吃的都是玉米棒子。到西安后，各路勤王大军纷纷护銮救驾，各省协银一时难以调济，官府银两吃紧。安吴寡妇闻知，捐银5万两。她为人忠厚，深得慈禧太后喜爱，经常传她入行宫说话，两人都是寡妇，心灵相通，安吴寡妇会说话，举止言行不失大家风范，又不断给老佛爷讲述陕西的风土人情、奇闻逸事，逗得老佛爷心情舒畅，最后把她认做干女儿，封他们家为资政大夫，从此吴家在泾阳赫赫有名，成为陕西有名的盖省财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