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故事
三原著名布店聚盛东掌柜——刘云亭
民国的三原，虽然经济中心的地位下降，但仍然是陕西的经济壮县，对全省经济有一定影响。而三原的“聚盛东”布店，是关中著名布店，在泾阳、三原一带很有名气。其掌柜就是三原县大程镇商人刘云亭。
一、清代至民国陕西棉花种植的发展
陕西是全国植棉最早的地区。宋元时代，术棉籽种从西域传入陕西，褚华《木棉谱》指出：“汉唐之世木棉虽入贡中国，未有其种，民未以为服……宋元间传其种关陕闽广，首得其利……关陕接壤西域故也。”①到元代已开始推广种植，成书元代的《衣桑辑要》说：“木棉种于陕右，滋茂繁盛，与本土无疑。”②但陕西植棉、织布的大发展，却主要在明清两代，而明清两代又经历了隆嘉、乾隆和光绪三个发展阶段。
明代是陕西植棉纺织的初步发达时期。洪武元年令天下“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不种麻及木棉，出麻布棉布各一疋”③。为了督天下植棉，明政府又实行棉布征实的税收政策，《万历会计录》载西安府所属36州县，征纳棉布的达30州县，万历六年派征陕西的棉花任务就有17208斤。④支付官府需要成为明代陕西植棉织布的成因之一。同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下纺纱织布，解决衣着问题又是农民安排家内劳动的必然要求，“服资木棉”、“男耕女织”成为小农经济资源配置的最佳结构。⑤因而推动陕西植棉纺织率先在渭河流域发展起来。
在明代，陕西植棉见之于记载的只有渭南、富平、华县三县，其中渭南最具规模。富平在嘉靖时已有植棉，“平地天丰收，又兼木棉布丝之利”，并且一开始就带有商品生产的信息，“富平产木棉，织布转生息”⑥。华县隆庆时产有木棉。⑦渭南元代开始种棉花，先在故市一带，明代已是“服用之物，植之品，日花……河南随地皆种。东乡尤宜”⑧，到嘉靖二十一年，“本县种植棉花4858亩，占耕地面积45％，品种为历代流传下来的茧花，一般只能纺15支粗纱，亩产皮棉15～20斤”⑨。这说明，明代陕西植棉尚在初创时期且发展缓慢。究其原因，一则，“北土广树艺而昧于织”⑩，纺织技术不够普及限制了植棉的发展；二则，明政府苛重的花布征实，不种棉也征布，严重挫伤了农民植棉的积极性，造成陕西植棉起步受阻的不利局面。
进入清代后，一方面陕西人口激增，解决衣着之需和安排家内过剩劳动力成为突出矛盾，人们从蚕桑与棉布效益对比中发现，棉布比蚕桑“免绩绢之工，得御寒之具”(11)，时间节约规律使植棉织布为广大劳动人民所接受。另一方面，明代陕西商人三百年来从江南贩运标布到陕西加工整染，再贩运到西北各地，亦同时把江南棉纺织技术传入陕西，三原的盐店街、山西街就聚集着大量来自山西、山东的纺织工匠，从而为陕西棉纺织业发展解决了技术条件。
其三，更重要的是清代陕西植棉纺纱又加进了市场利益的新驱动。人们从比较成本中发现，植棉织布更有利可图，明代江南标布贩卖到陕西是“价昂数倍”(12)，“每制一衣，必集粮数石”(13)。清代城固织布1匹工银1钱，而布一匹卖价7钱，(14)利润是6倍以上。巨大的市场利润成为清代陕西植棉发展的内在张力。这些因素使得清代陕西植棉、织布得到有力拓展，从渭北地区开始扩植到关西、汉中、商州和陕北。清代陕西新增植棉纺织的州县有：周至“纺棉织布，人人能之”(15)，宜君“妇女间有纺织者”(16)，咸阳“妇女多织纱”(17)，三原“布，乡间有之”(18)，泾阳“产棉花”(19)，乾县“乡民勤于纺织”(20)，彬县“数年以来，比户学纺”(20)，澄城“服资木棉”(21)，商州“棉花……近来植者渐广”(22)，汉中“近年汉南知有木棉”(23)，就连延川也“习纺织”(24)，迄至光绪后“洋棉输入，欲称洋花……宣统后洋棉普及，而乡棉日少，妇女职业以纺织为主，棉之产额逐渐多，除一般人民衣被外，尤为农产物出口之大宗”(25)。故此，清代关中有谚曰“棉花进了川，包谷下山”，遂使陕西成为我国短绒棉的主要产区。
清代以来，三原是陕西产棉的主要州县，三原棉花种植与纺织给“聚盛东”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二、三原“聚盛东”的创立与经营过程
聚盛东原名“世兴源”，创立于1902年，最早设立在三原县大程镇，创始人是本镇人刘立斋，以经销杂货为主。
1912年，刘立斋年老，其子刘云卿、刘云亭两兄弟长大成人，继承父业。他们思想新，眼光远，见经营布业是民众所需，市场广大，自己小小字号屈居乡镇，难以发展。于是，迁世兴源于县城中山街，商号更名为“谦益成”，门面三间，雇员七八人，以经营布匹为主，兼营绸缎，经常派人到杭州、武汉、上海等地采购布匹绸缎，供应三原、泾阳民众。由于货品质量好，花色对路，兄弟二人又谦和能干，谦益成逐渐在三原创出了牌子，成为三原的知名字号。
1921年，他们见泾阳、三原棉花丰收，民众扎花困难，就由武汉购回一批轧花机，兼营扎花业务，深受农民欢迎，生意十分兴隆。那时，三原县是全陕棉花集散外运中心，谦益成利用这一地域优势，开展棉花贩运业务，生意进展和顺。不料1926年他们运往河南郑州等地的大批棉花被土匪抢劫，蒙受重大损失，商号只得停业还债。在商号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老二刘云亭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他长期随父兄经商，熟悉外运内销行情，决心重整商号。他筹借资金，从东南沿海运回布匹、绸缎，用赊销、贷货给“货郎”的“滚雪球”办法，艰苦经营8年，使商号走出困境，资金逐渐雄厚，商品种类逐渐扩大，并在上海、武汉、天津、杭州、郑州等地设有收布驻庄，雇员也增加到20多人。这时其兄刘云卿见刘云亭年少有为，就主动谦让，交由刘云亭主持店务。刘云亭为了大展宏图，遂改“谦益成”为“聚盛东”，寓意聚东方生意茂盛宏大。
1937年“七七事变”后，工商界惶惶不安，大部分私商抽资备用，甚至转业以避战乱，市场萧条。面对这种情况，刘云亭一面聚集资金，一面训练可靠人员，将经销方向转向内地的甘肃、青海和四川等地。1938年，他派老成可靠的杨志栋在甘肃陇西开设“纪兴源”京布商号，又派谭子俊在泯县开设药材铺。“纪兴源”在岷州城里设店，在宕昌县哈达铺设“坐庄”，收购当归，加工、外运，使“纪兴源”在哈达铺的药材一条街中很有影响。(26)此外他们还投资陕西白水煤矿等。
这种多业联动的多元化经营方式，使聚盛东业务进一步扩展，又在企业内部采取“母鸡下蛋”的办法，将利润滚为投资，增资扩股，进一步壮大企业实力。如利用甘肃兰州“纪兴源”布店的利润，到岷州办“纪兴源”药铺；利用西宁“纪兴源”的投资，兴办西宁乳品厂；利用三原“聚盛东”利润与人合办三原面粉厂。1949年三原解放前夕，刘云亭在各地商号拥有资金达80多万元，仅三原“聚盛东”就有资金1.54万元。刘云亭个人也广有财富，仅他个人的私产就有银元11450元、银子1000两、黄金33.6两等。他率领的“聚盛东”在三原布匹行业声名鹊起，成为了“领头羊”。(27)
①上海通社：《上海掌故丛书》，上海通社1935年版，卷3，第11页。
②赵翰生：《中国古代纺织与印染》，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6-47页。
③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64年版，卷87，《食货志》。
④王国光：《万历会计录》，万历十年刊本，卷9。
⑤引自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1页。
⑥嘉靖《富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出版，《风俗》。
⑦隆庆《华州志》，光绪年间刻本，《物产志》。
⑧天启《渭南县志》，万历十八年刊本，卷5，《食货》。
⑨编委会：《渭南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1页。
⑩顾炎武：《元明事类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卷24。
(11)王祯：《王祯农书》，中华书局1956年版，卷25。
(12)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9年版，卷36，第909页。
(13)卢坤：《秦疆治略》，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32页。
(14)康熙《城固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物产》。
(15)乾隆《周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风俗志》。
(16)陈梦雷等：《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版，卷503。
(17)乾隆《咸宁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风俗志》。
(18)乾隆《三原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物产志》。
(18)乾隆《泾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蚕丝类》。
(19)雍正《乾州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
(20)康熙《彬州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
(21)隆庆《澄城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物产》。
(22)乾隆《续商州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物产》。
(23)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4。
(24)康熙《延安府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物产》。
(25)民国《户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物产》，第88页。
(26)李刚：《天下第一商帮——陕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7页。
(27)刘元中、邢心一：《聚盛东》，《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陕西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595页。
一、清代至民国陕西棉花种植的发展
陕西是全国植棉最早的地区。宋元时代，术棉籽种从西域传入陕西，褚华《木棉谱》指出：“汉唐之世木棉虽入贡中国，未有其种，民未以为服……宋元间传其种关陕闽广，首得其利……关陕接壤西域故也。”①到元代已开始推广种植，成书元代的《衣桑辑要》说：“木棉种于陕右，滋茂繁盛，与本土无疑。”②但陕西植棉、织布的大发展，却主要在明清两代，而明清两代又经历了隆嘉、乾隆和光绪三个发展阶段。
明代是陕西植棉纺织的初步发达时期。洪武元年令天下“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不种麻及木棉，出麻布棉布各一疋”③。为了督天下植棉，明政府又实行棉布征实的税收政策，《万历会计录》载西安府所属36州县，征纳棉布的达30州县，万历六年派征陕西的棉花任务就有17208斤。④支付官府需要成为明代陕西植棉织布的成因之一。同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下纺纱织布，解决衣着问题又是农民安排家内劳动的必然要求，“服资木棉”、“男耕女织”成为小农经济资源配置的最佳结构。⑤因而推动陕西植棉纺织率先在渭河流域发展起来。
在明代，陕西植棉见之于记载的只有渭南、富平、华县三县，其中渭南最具规模。富平在嘉靖时已有植棉，“平地天丰收，又兼木棉布丝之利”，并且一开始就带有商品生产的信息，“富平产木棉，织布转生息”⑥。华县隆庆时产有木棉。⑦渭南元代开始种棉花，先在故市一带，明代已是“服用之物，植之品，日花……河南随地皆种。东乡尤宜”⑧，到嘉靖二十一年，“本县种植棉花4858亩，占耕地面积45％，品种为历代流传下来的茧花，一般只能纺15支粗纱，亩产皮棉15～20斤”⑨。这说明，明代陕西植棉尚在初创时期且发展缓慢。究其原因，一则，“北土广树艺而昧于织”⑩，纺织技术不够普及限制了植棉的发展；二则，明政府苛重的花布征实，不种棉也征布，严重挫伤了农民植棉的积极性，造成陕西植棉起步受阻的不利局面。
进入清代后，一方面陕西人口激增，解决衣着之需和安排家内过剩劳动力成为突出矛盾，人们从蚕桑与棉布效益对比中发现，棉布比蚕桑“免绩绢之工，得御寒之具”(11)，时间节约规律使植棉织布为广大劳动人民所接受。另一方面，明代陕西商人三百年来从江南贩运标布到陕西加工整染，再贩运到西北各地，亦同时把江南棉纺织技术传入陕西，三原的盐店街、山西街就聚集着大量来自山西、山东的纺织工匠，从而为陕西棉纺织业发展解决了技术条件。
其三，更重要的是清代陕西植棉纺纱又加进了市场利益的新驱动。人们从比较成本中发现，植棉织布更有利可图，明代江南标布贩卖到陕西是“价昂数倍”(12)，“每制一衣，必集粮数石”(13)。清代城固织布1匹工银1钱，而布一匹卖价7钱，(14)利润是6倍以上。巨大的市场利润成为清代陕西植棉发展的内在张力。这些因素使得清代陕西植棉、织布得到有力拓展，从渭北地区开始扩植到关西、汉中、商州和陕北。清代陕西新增植棉纺织的州县有：周至“纺棉织布，人人能之”(15)，宜君“妇女间有纺织者”(16)，咸阳“妇女多织纱”(17)，三原“布，乡间有之”(18)，泾阳“产棉花”(19)，乾县“乡民勤于纺织”(20)，彬县“数年以来，比户学纺”(20)，澄城“服资木棉”(21)，商州“棉花……近来植者渐广”(22)，汉中“近年汉南知有木棉”(23)，就连延川也“习纺织”(24)，迄至光绪后“洋棉输入，欲称洋花……宣统后洋棉普及，而乡棉日少，妇女职业以纺织为主，棉之产额逐渐多，除一般人民衣被外，尤为农产物出口之大宗”(25)。故此，清代关中有谚曰“棉花进了川，包谷下山”，遂使陕西成为我国短绒棉的主要产区。
清代以来，三原是陕西产棉的主要州县，三原棉花种植与纺织给“聚盛东”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二、三原“聚盛东”的创立与经营过程
聚盛东原名“世兴源”，创立于1902年，最早设立在三原县大程镇，创始人是本镇人刘立斋，以经销杂货为主。
1912年，刘立斋年老，其子刘云卿、刘云亭两兄弟长大成人，继承父业。他们思想新，眼光远，见经营布业是民众所需，市场广大，自己小小字号屈居乡镇，难以发展。于是，迁世兴源于县城中山街，商号更名为“谦益成”，门面三间，雇员七八人，以经营布匹为主，兼营绸缎，经常派人到杭州、武汉、上海等地采购布匹绸缎，供应三原、泾阳民众。由于货品质量好，花色对路，兄弟二人又谦和能干，谦益成逐渐在三原创出了牌子，成为三原的知名字号。
1921年，他们见泾阳、三原棉花丰收，民众扎花困难，就由武汉购回一批轧花机，兼营扎花业务，深受农民欢迎，生意十分兴隆。那时，三原县是全陕棉花集散外运中心，谦益成利用这一地域优势，开展棉花贩运业务，生意进展和顺。不料1926年他们运往河南郑州等地的大批棉花被土匪抢劫，蒙受重大损失，商号只得停业还债。在商号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老二刘云亭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他长期随父兄经商，熟悉外运内销行情，决心重整商号。他筹借资金，从东南沿海运回布匹、绸缎，用赊销、贷货给“货郎”的“滚雪球”办法，艰苦经营8年，使商号走出困境，资金逐渐雄厚，商品种类逐渐扩大，并在上海、武汉、天津、杭州、郑州等地设有收布驻庄，雇员也增加到20多人。这时其兄刘云卿见刘云亭年少有为，就主动谦让，交由刘云亭主持店务。刘云亭为了大展宏图，遂改“谦益成”为“聚盛东”，寓意聚东方生意茂盛宏大。
1937年“七七事变”后，工商界惶惶不安，大部分私商抽资备用，甚至转业以避战乱，市场萧条。面对这种情况，刘云亭一面聚集资金，一面训练可靠人员，将经销方向转向内地的甘肃、青海和四川等地。1938年，他派老成可靠的杨志栋在甘肃陇西开设“纪兴源”京布商号，又派谭子俊在泯县开设药材铺。“纪兴源”在岷州城里设店，在宕昌县哈达铺设“坐庄”，收购当归，加工、外运，使“纪兴源”在哈达铺的药材一条街中很有影响。(26)此外他们还投资陕西白水煤矿等。
这种多业联动的多元化经营方式，使聚盛东业务进一步扩展，又在企业内部采取“母鸡下蛋”的办法，将利润滚为投资，增资扩股，进一步壮大企业实力。如利用甘肃兰州“纪兴源”布店的利润，到岷州办“纪兴源”药铺；利用西宁“纪兴源”的投资，兴办西宁乳品厂；利用三原“聚盛东”利润与人合办三原面粉厂。1949年三原解放前夕，刘云亭在各地商号拥有资金达80多万元，仅三原“聚盛东”就有资金1.54万元。刘云亭个人也广有财富，仅他个人的私产就有银元11450元、银子1000两、黄金33.6两等。他率领的“聚盛东”在三原布匹行业声名鹊起，成为了“领头羊”。(27)
①上海通社：《上海掌故丛书》，上海通社1935年版，卷3，第11页。
②赵翰生：《中国古代纺织与印染》，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6-47页。
③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64年版，卷87，《食货志》。
④王国光：《万历会计录》，万历十年刊本，卷9。
⑤引自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1页。
⑥嘉靖《富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出版，《风俗》。
⑦隆庆《华州志》，光绪年间刻本，《物产志》。
⑧天启《渭南县志》，万历十八年刊本，卷5，《食货》。
⑨编委会：《渭南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1页。
⑩顾炎武：《元明事类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卷24。
(11)王祯：《王祯农书》，中华书局1956年版，卷25。
(12)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9年版，卷36，第909页。
(13)卢坤：《秦疆治略》，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32页。
(14)康熙《城固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物产》。
(15)乾隆《周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风俗志》。
(16)陈梦雷等：《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版，卷503。
(17)乾隆《咸宁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风俗志》。
(18)乾隆《三原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物产志》。
(18)乾隆《泾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蚕丝类》。
(19)雍正《乾州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
(20)康熙《彬州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
(21)隆庆《澄城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物产》。
(22)乾隆《续商州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物产》。
(23)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4。
(24)康熙《延安府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物产》。
(25)民国《户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物产》，第88页。
(26)李刚：《天下第一商帮——陕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7页。
(27)刘元中、邢心一：《聚盛东》，《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陕西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5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