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西安流传着一句民谣：“郭家的地，高家的房，张百万的银子拿斗量。”这里的“张百万”，就是西安“德合生”号东家灞桥人张洪声。
　　一、清末民初西安的社会经济
　　清末民初的西安，有不少来到西安的外国人留下了他们的记忆。清代后期西安城有300余条街巷，大街两侧往往店铺林立，形成商业街市。英国学者卫三畏在1870年出版的《在华北、满洲和东蒙的旅行》记述说：“西安的主要大街都铺砌平整，店铺生意兴隆，鳞次栉比。”1901年贝格汉姆所著《中国的一年1899—1900》载清末西大街商铺繁盛状况云：“西安城自西到东横贯城区的主要大街是一条上佳的宽阔大道，两侧店铺储备丰盈，车马如流。”
　　美国《基督教先驱报》记者纳柯苏认为：“西安城的大街虽未专设人行道，但都很宽阔。大街穿越城区，从一面城墙直抵另一面城墙。这些街巷总能以合适的角度相互贯通，主要大街以石板铺就，在沿用了几百年后，已多有磨损。西安城街巷众多，均可得以定时护。”清代西安城汉人居住区，尤其西南城区因达官贵人汇聚、富商云集而有大量建筑华美的汉式屋宇。《中国十八省会》载：“过了人们所称的‘南院’，再向西行，就可看见华美的宅邸，院落中植有古树。就跟(伦敦)布朗普顿和坎森顿区一样，是退隐官员归老养息的贵族居住地。”纳柯苏对清末西安西南城区屋宇外观和内部陈设记述更详：“西安城南部区域包括400个居民区，仅从房屋的外观无从得知屋内装饰之美。沿街低矮的围墙开有门，穿门而入就可看到庭院，院子的左、中、右侧均有房屋。富裕人家里的家具通常是檀香木或柚木制成。房间角落里是华丽的彩色丝绸纬帐，靠墙的柜子上摆放着珍贵的瓷器，其中很多在中国和在纽约一样贵重。大多数西安的富人以收藏带有‘桃花’和‘江西蓝’的瓷器为时尚。”
　　在西方人眼中，清代西安城是当之无愧的西北商贸集散中心和亚洲商道重点。
　　西安城作为西北商贸重镇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东连西接的地理区位。柔克义在《喇嘛的国度》中就指出：“西安城重要的政治和商业地位归因于居于中心的位置。通往甘肃、四川、河南、湖北和山西的道路在这里交会。渭河谷地为群山环绕，现存穿越秦岭山脉向南的两条道路，以及两条向西通往山区省份甘肃的道路也在渭河平原交会。因此，这自古就赋予了西安城极其重要的战略和商贸地位。”
　　美国探险家克拉克也在《穿越陕甘》(1912)中详载西安城商道及其广阔的商贸腹地：“六条大道与西安城相连，车马川流不息。从北京而来的大道，与东接河南、通往东部的大道在陕西省边界交会；第二条来自东南的大道，通往汉口和汉江，可经由商州进行水路贸易；第三条大道用于交易汉中府和西南地区四川省的物产；第四条大道来自甘肃、西北新的统治区，以及西藏；第五条和第六条大道分别来自西北和北方，经由前者输入宁夏的皮张和羊毛，后者则是陕北和蒙古的贸易通道。这一广阔区域源源不断的财富的流入流出，使得西安府城在作为集散中心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
　　就商货种类而言，《中国总论》载，“西安城贸易主要是交换来自东部省区(经过重镇潼关)与西藏、甘肃和伊犁的物产”。1896年《亚洲》第1卷《北亚和东亚》亦称：“西安城是一个庞大的商品集散地。产自南方各省的茶叶、糖以及其他物产，被运往甘肃、藏北和蒙古，用来交换羊毛、麝香、大黄、药材和皮货。”论及陕甘贸易，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指出，“西安向甘肃这个我最为关心的省份运去陶器和瓷器、棉花织物、丝绸、茶叶(湖南砖茶)以及部分小麦，而来自兰州的包括水烟、豆油、质量极佳的鸦片、麝香、大黄、羔羊皮、兽皮以及药材。”西安作为西北皮毛交易中心的地位在《穿越神秘的陕西》中也有明确记述：“西安城是西北各省皮毛贸易的中心和转运枢纽。陕西是供给整个帝国官员们朝服衬里所用貂皮和水獭皮的来源地。”由这些商货种类及其交易路线也足可证明西安城确为西北商贸重镇。
　　西安城虽偏处内陆，但作为古老丝绸之路的起点，在清代西北和中亚贸易中仍具有沿海、沿江城市无法比拟的优势。而西安附近的三原在20世纪初也开始被纳入国际贸易圈之中。纳柯苏在《穿越神秘的陕西》中写道：“三原是华北棉花贸易的中心。想想整个帝国人口超过3亿，而其中90％的人都穿棉布衣服，就能认识到帝国棉花贸易规模之大了。捆载着棉布大包的驼队从三原出发，前往甘肃、新疆和内蒙古。陕西棉花的绝收似乎并没有对三原的商人构成哪怕一丁点的打击。他们立刻开始用进口棉布供应订单。他们的仓库里装满了由英国和美国纺织的棉布大包……棉包上的标签表明，骆驼正运载着马萨诸塞州瀑布河的产品来到古老的三原。”
　　1901年11月，在美国《基督教先驱报》记者纳柯苏进入西安城时，就看到“长逾3英里的街道两侧，商店、钱庄和市场鳞次栉比。手推车、官员的轿子、骑马的人都在涌动的人群中穿行，到处都是生意和机构的招牌”。西安城中来自各地的商货云集，种类众多，价格低廉。《穿越神秘的陕西》记述道：“沿途有许多规模很大的商铺，商人们陈列出售的囤积商品数量多且品种丰富。商铺及其经营内容不如上海和某些南方城市那样富有商业气息。银饰珠宝、象牙雕刻、玉制饰品很少在西安的柜台出售。需求似乎集中在那些更为实用的东西，如丝绸、棉布和茶叶。因为西安靠近甘肃和西藏野兽众多的群山、旷野，西安成为西北各省皮毛贸易的中心和转运枢纽。陕西是供给整个帝国官员们朝服衬里所用貂皮和水獭皮的来源地。沿着长街有好几个街区都是皮毛交易的市场。在美国人看来，皮毛的价格低得可笑。10两银子(7美元)就能买到一条大豹皮。”
　　1908年抵达西安的美国探险家克拉克也观察到：“西安城的物价非常便宜，面粉的售价是每斤18到20钱，大约相当于每磅0.5美分。蔬菜也以相应的低价出售，甚至肉类也比更北一些的大多数地区都便宜。橘子、柚子、梨、柿子和葡萄尤为丰富，尽管实际上只有后三种果类在这一地区种植。前两种以及甘蔗、竹笋和无数晒干的奢侈商品——墨鱼、蘑菇、虾类和鱼翅——从东南、西南地区以较低的价格输入。”
　　清代后期，西安城钱庄、票号数量众多，分布集中，充分反映了西安城作为西北商贸和金融重镇的地位。1901年尼科斯在参观了南院门广场以西的“金融街”后，将之与纽约华尔街相比：“长期以来，西安以金融业驰名全国。在北京，西安人常常是被视为‘钱庄老板’而提及的。在从公共广场向西延伸的一条大街约半英里处，有将近20家钱庄票号，每年经手的银两数以百万计。当今的这些钱庄票号在西安已经存在了上千年，运营制度与美国的银行极为相似。西安的钱庄票号在全国各大城市都有分号，依靠它们收取存款，发行汇票，出售兑换单。兑换比率取决于签发汇票银行的远近和汇票送抵的难易。持有陕西汇票的人可兑付资金，但只有持有人的身份被完全证实，钱庄才会兑现汇票。”
　　尼科斯所见的众多钱庄、票号位于盐店街、南广济街、梁家牌楼等地。西安银钱业在1900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避难西安时一度达到巅峰，各地进贡的巨额银两的输入极大促进了西安钱庄、票号的发展。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不少钱庄、票号遭到抢掠，“据估计，仅在一条街上，4000000两银子(大约50万美元)在头天晚上被偷走”。由此可见清代西安城银钱业规模之大。①
　　灞桥镇张洪声开设的“德合生”商号，就是这诸多西安商号中富有代表性的一家。
　　二、“德合生”商号的创办及其经营过程
　　张洪声的父亲张步福，为了养家糊口，做小买卖起家，开始生意做得很小，在西安、三原等地摆地摊起家，当时有个伙计偷吃了一碗凉粉，就被解雇了。后来有了一些积蓄，就在蓝田开木器厂，他们家后来盖房子用的木料都是那时候攒下来的。
　　张家到了张洪声这一代人手里，才逐渐发展到鼎盛时期。张洪声几弟兄到青海、天津、新疆(远到喀什)等地跑生意，他们从西安到西宁带去茶叶、丝绸，从西宁带回皮货、药材，这样循环往复，慢慢积累起来。到了清末民初，在西安创办了“德合生”商号，又在三原办了个分号叫“洪裕园”，是张家的酱菜点心店，每年八月十五，张家都要派人到三原去挑点心，点心上刻着福禄寿等图案，非常讲究。据说，三原有名的小吃蓼花糖、开口酥等都跟张家的点心铺有渊源。张家还在宝鸡、兰州、西宁、乌鲁木齐、天津、上海等地开设商号，并与日、美等国商人有贸易往来，是远近闻名的富商。有一年年底分红，张洪声分了100万两银子，那时的100万是一个巨大的数目，张洪声遂被人们称为“张百万”。从此，“张百万”这个绰号就被传了开宋，叫做“郭家的地，高家的房，张百万的银子拿斗量。”
　　关于“张百万”的来历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传说清末光绪皇帝晏驾，全国停止娱乐。张家却恰逢给张步福过寿，请客三天，大摆宴席，不管亲戚朋友还是路过的行人，都好吃好喝招待。当时的西安知府对张家的做法不满，而张家坚持要过寿，知府就责令张家拿出100万两银子来，否则就不能大摆宴席。张家立即拿出银子，从此落下“张百万”的名号。
　　“德合生”的生意做得很大，在全国组织货源，一般是在天津等地设“坐庄”组织货源，再雇用脚行、骆驼辗转运至兰州、西宁等地设立的“分庄”出售。张家做生意，讲究不走空头，即来去都有货，来回都有生意做，走到哪里就安营扎寨在哪里，收集当地的货物、土产，到别的地方出售，那时候叫“庄客”。比如，当时从湖南安化收回来的茶叶，要先运到泾阳加工成“茯砖”，再运兰州。张家生意做得最大的时候，有人形容说，从西安到西宁，从甘肃到内蒙古，张家人不用住别人家的店，沿途都有张家的分号。此外，张家在抗战前还经营过土布，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张家的钱庄，还在西安开有当铺。1910年之后，北洋政府软弱无能，致使很多资力雄厚的商号都走向衰落，“德合生”也在其中。②
　　三、精美的西安灞桥“张家大院”
　　张家发财后，大兴土木，在西安修建公馆、花园二十多处，如在车家巷有十几个院子，在开通巷有十几院房子，在三学街、太阳庙街、朱雀门到含光门以及建国路都有他家的院子，在三原还有很多张家的房子。张家在故居灞桥洪庆的街道上，修建了一座7套14院水磨砖砌、雕梁画栋的深宅大院，号称“张家大院”。张家大院坐落在灞桥洪庆街道56号，是一座五进深的宅院，光绪三年盖，南北两院，结构、造型均相同。一进院门，便看到这家供奉的土地神龛，神龛很讲究，飞檐、斗拱、雕花一样不少。神龛下面的地上，蹲着一只石狮子。前院正房(厅房)漆黑的木梁，笔直而圆润，梁上清晰可见雕刻的八卦太极图，以及色彩如新的雀替，梁上叉手、驼峰俱存，抱头梁下有穿插枋，镂空雕花。过厅有扇巨大的木板屏风，屏风前放着一个方桌，桌子上方两侧贴着吉祥平安的对联。这组屏风很高大，顶端有十个用来悬挂牌匾的凸出的木雕。屏风很像一道结实的门，门这一面，是庄严大气的厅房，门后面是一进院子。
　　大院中间的花圃里，种有一颗非常罕见的“金线吊蝴蝶”树。这棵树是张家从北京移植回来的，百余年了。这树五六月份开花，花是紫红色的，到了七八月份，树上的果子熟了会自己炸开，炸开后的果子是红色的，悬在细细的枝条末端，就像拿细线串起来的蝴蝶，风一吹就像有满院子蝴蝶在飞，非常好看。院子两侧南北对着的是厢房。厢房一溜的青砖蓝瓦，镂空雕花的门窗，主人在窗户上贴着一个大大的福字。院子的山墙外层包着砖，上面刻着很多图案。屋檐有三角形莲花纹滴水，屋檐下还有麻叶头装饰。
　　张家大院雕梁画栋，砖雕、石雕精美异常。右边的砖雕叫“鹿鹤同春”，也叫“六合同春”，“鹿”取的是“陆”，“鹤”取的是“合”的谐音。配以松树、椿树，都预示“春”的意思。“鹿鹤同春”反映了主人期盼国泰民安、家庭富裕祥和的愿望。
　　院子里的山墙与厢房接口处，墙上的砖雕丰富多彩，有“喜鹊登枝”，也叫“喜上眉梢”，喜鹊圆润饱满，梅花疏朗简洁，活灵活现了一幅喜气祥和的光景。两幅砖雕的上部，都有一个蝙蝠，仔细看，蝙蝠嘴里还衔着铜钱。蝙蝠衔钱取其“福”字之谐音，有招财纳福的意思。还有笛子、葫芦、团扇、宝剑、莲花、渔鼓、横笛、阴阳板等八件器物，代表着“八仙过海”，也叫“暗八仙”。
　　门房的两侧有副对联：“读书好，耕田好，学好变好；创业难，守城难，知难不难。”据说是白鹿原上的牛才子给写的。门墩是两个有长方底座的圆形石雕，圆环的四周，刻的是缠枝莲，上面的图案是麒麟，地下底座的纹路是海水，叫“海水朝阳”，象征吉祥兴旺的意思。
　　张家大院在结构上有一个特别的做法，就是用“火檐墙”将不同的院子隔开。火檐墙就是屋顶的墙上顶部做成云钩形精美的如意，一层层叠加，错落有致，墙中间还有门洞可以通过，而且沿着墙又搭出来一道走廊，方便两家走动。以前陕西人盖房子，都是土木结构，木料用得很多，容易着火。如果邻家失火，木材燃烧最突出部分自然在椽头。而房与房之间的椽头部分采用“火檐墙”结构，就能起到阻挡火势的作用。③
　　①史红帅：《一百年前西方人笔下的西安城》，《西安日报》2008年9月25日(本文有所删节)。
　　②《古建故事：张百万民居满院尽显关中风情》，《西安晚报》，2010年5月9日。
　　③《古建故事：张百万民居满院尽显关中风情》，《西安晚报》，2010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