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故事
西安“亨得利”钟表店创办人——许庸令
在民国时期的西安，提起“亨得利”钟表店，没有人不知道的。那时他们有一个口号，就是“把手表带给西安人”，创建这家享誉西北的著名钟表店的就是宁波人许庸令。
一、抗战时期工厂西迁对西安经济的影响
据中华民国廿四年(1935)续编《中国经济年鉴》所载：“西安未通车前，绸缎布匹业7家，粮食业30余家，洋杂货业100余家，五金行70余家，皮货行19家，药材业80余家，钱庄4家，匹头业160家，盐业30余家，油业29家，酱业10余家，杂货60余家，以上大小商号共计4000余家，唯正式登记者，共约2500家。”而且在这些商号中，大多数都是小商小贩，资本最大之商店为广货庄5万元，最小之商店为书籍笔墨业100元①。在战争频繁、军阀割据的环境中，这些商店生存十分艰难。
1935年后，西安商业日臻繁荣，商号逐年增多，资本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据“该年(1935)9月前调查当时西安商号，除小本经营者外，其有局面者3000余家，若加上小商贩，1935年西安商号当有6000多家，而且多有盈利②。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东南沿海商埠的沦陷，外来物资断绝，军需民用皆依赖后方供给，地处后方交通要道的西安商业更加繁荣。至1940年，西安商号总数达6509家，其中资本在15万元以上者4家，10万元以上者6家，5万元以上者24家，3万元以上者53家，1万元以上者78家……③据此统计，即使以每个档次的最低额推算，西安的商业资本总额也当在930万元以上。
随着商店总数的增加，抗战时期商业从业人员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据西京市商会调查，1931—1934年西安商业店员总数只有3500人，到1935年即增加到45001人，1939年达到50000人，到1940年，更增至60001人④。1940年，西安商业从业人员比1935年以前增加了25000人，比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增加了15000人。商业从业人员的增加正是战时西安工商业繁荣的显著表现。
此时，市区商业中心在南院门、东大街、解放路一带，医药市场在五味什字，燃料市场在炭市街，绸缎、皮货、瓷器多集中在南院门、马坊门一带，干鲜水果、旅店、饭店多集中于东大街一带，广货批发庄多集中于南北广济街，银行钱庄多集中于南院门、梁家牌楼和盐店街一带。由于商品齐全，省内各县和甘、青、宁、新四省的商业机构大都派人常驻西安或经常来此采购商品。此时“西安不仅是陕西省的商业贸易中心，也是西北最大的贸易中心”。⑤
亨得利钟表店正是在建设大西北的历史背景下，登上了西安商业的舞台。
二、西安“亨得利”钟表店的创办过程
“亨得利”这个国货名牌，源于1874年宁波的应、王、庄三姓兄弟合资开办的钟表店“二妙春”。
光绪年间，“二妙春”在一次代销彩票时售出一个头奖，获得一笔数字不小的酬劳金，因此意外收入而发迹。不久，三人又开设了一家“亨得利”钟表店，取“万事亨通，大得其利”之意。中国人历来崇尚“万事亨通”，而要通顺就要讲谋略、讲秩序、讲拓展、讲市场定位和形象推出。“亨得利”的先驱们把“利”定位在“亨”上。据史料记载，亨得利“招牌响亮，经营有法，获利颇丰”。
亨得利主营钟表、眼镜、唱机，兼营钟表修理。继在杭州设立分店后，1915年在上海广东路首设了亨得利管理处，制定了分路发展的规划。一路向上海等地发展，一路向南京、天津、北京等地发展。
在管理上，他们学习洋行吸纳股东，把商店改成亨得利钟表眼镜股份有限公司。在经营谋略上，看准市场需求，把握扩展时机，更严格地确保进货、选款、展销、服务、维修和拓展业务全过程的质量检验，保证了公司的持续营销成功。从1923年至1948年，亨得利先后在天津、重庆、北京、南京、广州、杭州等几十个大中城市开设了70多个分店。
而西安“亨得利”与宁波这个“亨得利”并没有亲缘关系。
1935年以前，西安有个浙江宁波人，名叫许庸令，人称许掌柜。许庸令早年在河南老河口开医院，后由同乡举荐，接管了西安至潼关间的邮件转运业务。那时往返西安至潼关间的邮件很少，这样许庸令也就兼着潼关至西安的客运业务。由于养着两辆汽车，许庸令也就在西安开设了汽车修理及销售汽车零部件的业务。1931年，许庸令在西安南院门开设了西安城的第一家钟表行——亨得利钟表眼镜公司，铺面装饰豪华，堪称西安顶级字号。许庸令委任同乡周伧镛为经理，并招收了陕籍人李蕴华和屈鸿涛为学徒(几年以后，李蕴华和屈鸿涛纷纷自立门户，成为西安钟表行业的后起之秀)。
1934年冬天，火车通到了西安，给西安带来了振兴的机会。在火车通达西安城的这一年，先后响应地方政府“招徕”政策抵达西安城的外埠客商计有千户主多。当年来西安的著名商号有：河南商人的“长发祥”、河北商人的“大千洋硷”(肥皂)、河北商人的“燕秦制革厂”等。另外，还有一伙浙江宁波经营钟表行的掌柜和领东，也风尘仆仆地赶到了西安。一夜之间，西安多了好几家钟表行，有浙江宁波人周庆标在南院门开设的“大西洋钟表行”，有北京人张寅生开设在五味什字的“慎昌钟表行”。这两家钟表行的门楼一家比一家高级，两家的内外装饰都比几年前开设的亨得利要新颖，而且货色也远比亨得利丰富。当时亨得利钟表行在东大街开设有分号，名字叫“光华钟表行”，领东是宁波人周伦明。三家钟表行争霸西安城，呈三足鼎立之势。随后，山东青岛的应顺昌在东大街开设了“胜利钟表行”，应时云为掌柜。应时云不肯甘居人后，从店面内外装修到经营品种，都堪称新潮海派，他们甚至从上海请来了久负盛名的上海营造厂为其装修，门厅内外一概欧陆风情，可谓西安城最早的“洋”派建筑。
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西安钟表行业有“七大行”，依次为亨得利、亨得利分号、亨达利、慎昌、大西洋、胜利及大西洋总号。在旧社会“同行是冤家”，可是西安“钟表业”几乎是水一色浙江宁波人，他们不但有以钟表结成的“业缘”，而且有一层源自同乡的“乡缘”，所以，“七大家”虽明争暗斗，但终未制造出什么事端，甚至在1935年冬天还自愿组成了“钟表业联欢社”。初到西安，“七大家”也有过因价格不统一、哄抬市价以及给顾客说诋毁对方的话等而产生“钟表行”之间的仇视现象。多亏宁波籍商人、天华百货店经理胡永康从中周旋，才终未酿成事端。当时胡永康采取的“说和”方式就是请有矛盾的店东在位于正学街口的中央菜社聚餐，以致最后形成为一种制度。“钟表联欢社”每月聚会一次，轮流坐庄；一方面联络乡情、行情、感情，另一方面商议统一零售价格，规定四季营业时间，未经协商，不得擅自涨价或减价；不得互挖墙脚拉用同行职工等。当时新成立的胜利和亨达利两家非宁波籍的字号，也应邀加入了“钟表联欢社”。这几家钟表行营业额各自保密，外人不得而知，“联欢社”也无权过问，但亨达利一家位置最佳，门面装潢美观，所以，招牌最为响亮。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1950年开始对私营工商业实行限制、利用、改造的政策，原来的“七大家”钟表行相继歇业和转业。亨达利转业“西安上海造钟厂”；亨得利与大西洋转业红庙坡螺丝厂；胜利钟表行在店东的催促下请求歇业，得到了政府的允准，于1950年7月由经理应时云领东在东大街案板街口开张大华钟表行。
1952年“西安钟表眼镜同业工会”成立，民族资本家应时云出任第一届主任委员。该同业工会组织西安城各钟表行和修表铺，成立了第一个西安钟表业合作社。1954年，钟表业率先实行“统购统销”。至此，西安的“七大家”结束了乡帮的“钟表联欢社”私营经济时期，进入了以“东方红钟表行”、“华美丽”、“永鸣”等店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钟表业发展时期⑥。
三、西安“亨得利”钟表店的经营经验
亨得利钟表店不仅把钟表这种新式现代计时工具带给了西安，同时也给西安带来了一种新的经营理念，为西安的传统商业带来了新的商业新风。
(一)美化店堂，善于宣传
亨得利钟表行的经营作风堪称新潮，除了明码标价、货真价实之外，其经营风度也不同凡响。店东穿皮袍，二掌柜穿葱白色长衫，三掌柜和相公一律穿宽襟大袖的二马裾；售出的手表、怀表一律保证终身维修，售出的挂钟、座钟保修十年。同时兼营验目和配光业务，兼营唱机唱片。所以，他们的店堂每天从早到晚都很热闹。那时做生意讲究“迎来送往”，讲究“给顾客端茶倒水”，钟表行里专门摆了个戏匣子，请顾主在八仙桌边听戏，听到高兴处还免不了要跟着戏匣子吼上一板乱弹。在民国时期，由于钟表行的工资高、伙食好，每到年底还多发两个月的工资及一定的奖金。所以，青年人都愿意去亨得利“顶生意”(工作)，使亨得利聚集了一批诸方面的人才和能人。
(二)善动谋略，曲线救国
抗战初期，西安钟表行各家字号都在上海驻有“庄客”(采购员)，并可以在上海、天津、青岛、烟台等地采购或进口座钟、挂钟，而手表、怀表因我国民族工业落后，不能生产，完全依靠美国、英国以及瑞士等国进口。国产钟表一般采用铁路托运到西安，而进口钟表一概采用邮寄的方法到达西安。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战区逐渐扩大，东南沿海各省无法通运，西安各钟表行就先后去成都和重庆开设分行，一为扩大经营，二为便于转运。当时重庆作为民国政府的“陪都”，设有中德合办的“欧亚航空公司”，有飞机与香港保持通航。当时大件的座钟、挂钟虽因无法运输而断档，但手表、怀表则通过渝、蓉分号的转运抵达西安；也有偷越日寇封锁线“跑单帮”的人，从敌占区捎来手表、怀表，走街串巷，在茶馆和车马店里私下兜售。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同时进攻香港和攻打上海租界。此后，手表货源彻底中断。但不久精明过人的宁波籍钟表商人又开辟出了新的运输线：先是由越南海防转运至重庆，然后贩运到西安；越南被日军攻占后，改由印度加尔各答空运至重庆，然后转运至西安。这条线路是由美军开辟出的一条军事物资供应线，但其中明里暗里不乏空运手表和黄金的飞行人员与地勤人员。这种“军道”加“黑道”的运输方法，一直维持到抗日战争胜利。西安城虽地处褊狭，但富户与巨商颇多，这些富户与巨商自古就有强烈的“敛财”与“纳宝”能力，他们视“罗马表”、“英纳哥”为“硬通”的资本，认为货真价实的“英纳哥”和“罗马表”具有无限增值的潜在力量。1939年的一块“英纳哥”手表，可以兑换一院大宅院。1948年的一块“劳莱士”手表，可以换城外的五亩水浇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进口手表、怀表充当着以物易物的硬通货，其坚挺程度远非黄金、白银所能比⑦。
(三)招牌之争，绕过险滩
民国时期，西安的钟表店多设在南院门。上海人汤元亨任经理的慎昌钟表行、宁波人周庆标任经理的大西洋钟表行，都设在南院门。西安亨得利钟表行的店铺更是一座中西合璧建筑风格的三层楼房，许庸令租用之后，在楼顶修建了钟楼，钟楼的四面各嵌镶了一面走时准确的巨钟，一时间买卖甚是兴旺。
不料，1938年，上海亨得利钟表行向陕西省法院投诉，状告许庸令盗用其商业招牌，尽管许庸令聘请西安名律师郝兆先出庭辩护，但仍然以败诉而告终。不得已，字号更名为“秦记亨得利”，赔偿了上海亨得利的经济损失。那时，许庸令已成为西安的巨贾大商，国民党陕西省主席蒋鼎文、蒋介石的亲家翁石凤翔都是他的座上宾。他还同国民党元老于佑任、佛门将军朱子桥等人交往甚密。商标之争使他在事业上遭受挫折，心里不是滋味。过了不久，他将“秦记亨得利钟表行”易名亨得利钟表公司，请朱子桥将军楷书题匾，匾长3米，高悬于店楼之前。同时，把钟楼上的四座巨钟拆下来赠予长安杜曲的黄埔分校，笼络军方。许庸令很有经营头脑，在吃官司前的1935年，在距亨得利钟表行不远的南院门又开了一家亨达利钟表行，并在上海亨达利总店领了招牌，每年向“沪店”上交报牌费500块银元。“沪店”入股投资，并派员参与经营，从此名正言顺。亨达利的店匾出自书坛“草圣”于佑任之手，每字80厘米见方。于公草书龙飞凤舞、气吞山河，很为亨达利添彩壮色。许氏虽则败诉，因有姊妹店撑持，很快又恢复了元气。
许庸令在西安的商号发展到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达到了事业的顶峰。两家钟表店之外，他又在西安兴化巷8号(今市公交公司家属院)开办了华胜汽车行和陕甘贸易公司。华胜汽车行拥有6部雪佛莱轿车，又能修配汽车，在当时声势颇大⑧。
①西安市档案局、西安市档案馆：《陕西经济十年(1931—1941)》，西安出版社1997版，第186页。
②西安市档案局、西安市档案馆：《陕西经济十年(1931—1941)》，西安出版社1997版，第187页。
③《西京市商业分类列等统计表》，《陕行汇刊》，4卷8期。
④魏永理：《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
⑤张雨新：《抗战时期西安工商业的繁荣及其原因浅析》，《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04期。
⑥《老西安的钟表行》，《西安日报》，2013年7月16日。
⑦鹤坪：《老西安故事》，陕西旅游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
⑧刘荣庆：《话说西安亨得利》，百度空间，2010年4月11日。
一、抗战时期工厂西迁对西安经济的影响
据中华民国廿四年(1935)续编《中国经济年鉴》所载：“西安未通车前，绸缎布匹业7家，粮食业30余家，洋杂货业100余家，五金行70余家，皮货行19家，药材业80余家，钱庄4家，匹头业160家，盐业30余家，油业29家，酱业10余家，杂货60余家，以上大小商号共计4000余家，唯正式登记者，共约2500家。”而且在这些商号中，大多数都是小商小贩，资本最大之商店为广货庄5万元，最小之商店为书籍笔墨业100元①。在战争频繁、军阀割据的环境中，这些商店生存十分艰难。
1935年后，西安商业日臻繁荣，商号逐年增多，资本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据“该年(1935)9月前调查当时西安商号，除小本经营者外，其有局面者3000余家，若加上小商贩，1935年西安商号当有6000多家，而且多有盈利②。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东南沿海商埠的沦陷，外来物资断绝，军需民用皆依赖后方供给，地处后方交通要道的西安商业更加繁荣。至1940年，西安商号总数达6509家，其中资本在15万元以上者4家，10万元以上者6家，5万元以上者24家，3万元以上者53家，1万元以上者78家……③据此统计，即使以每个档次的最低额推算，西安的商业资本总额也当在930万元以上。
随着商店总数的增加，抗战时期商业从业人员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据西京市商会调查，1931—1934年西安商业店员总数只有3500人，到1935年即增加到45001人，1939年达到50000人，到1940年，更增至60001人④。1940年，西安商业从业人员比1935年以前增加了25000人，比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增加了15000人。商业从业人员的增加正是战时西安工商业繁荣的显著表现。
此时，市区商业中心在南院门、东大街、解放路一带，医药市场在五味什字，燃料市场在炭市街，绸缎、皮货、瓷器多集中在南院门、马坊门一带，干鲜水果、旅店、饭店多集中于东大街一带，广货批发庄多集中于南北广济街，银行钱庄多集中于南院门、梁家牌楼和盐店街一带。由于商品齐全，省内各县和甘、青、宁、新四省的商业机构大都派人常驻西安或经常来此采购商品。此时“西安不仅是陕西省的商业贸易中心，也是西北最大的贸易中心”。⑤
亨得利钟表店正是在建设大西北的历史背景下，登上了西安商业的舞台。
二、西安“亨得利”钟表店的创办过程
“亨得利”这个国货名牌，源于1874年宁波的应、王、庄三姓兄弟合资开办的钟表店“二妙春”。
光绪年间，“二妙春”在一次代销彩票时售出一个头奖，获得一笔数字不小的酬劳金，因此意外收入而发迹。不久，三人又开设了一家“亨得利”钟表店，取“万事亨通，大得其利”之意。中国人历来崇尚“万事亨通”，而要通顺就要讲谋略、讲秩序、讲拓展、讲市场定位和形象推出。“亨得利”的先驱们把“利”定位在“亨”上。据史料记载，亨得利“招牌响亮，经营有法，获利颇丰”。
亨得利主营钟表、眼镜、唱机，兼营钟表修理。继在杭州设立分店后，1915年在上海广东路首设了亨得利管理处，制定了分路发展的规划。一路向上海等地发展，一路向南京、天津、北京等地发展。
在管理上，他们学习洋行吸纳股东，把商店改成亨得利钟表眼镜股份有限公司。在经营谋略上，看准市场需求，把握扩展时机，更严格地确保进货、选款、展销、服务、维修和拓展业务全过程的质量检验，保证了公司的持续营销成功。从1923年至1948年，亨得利先后在天津、重庆、北京、南京、广州、杭州等几十个大中城市开设了70多个分店。
而西安“亨得利”与宁波这个“亨得利”并没有亲缘关系。
1935年以前，西安有个浙江宁波人，名叫许庸令，人称许掌柜。许庸令早年在河南老河口开医院，后由同乡举荐，接管了西安至潼关间的邮件转运业务。那时往返西安至潼关间的邮件很少，这样许庸令也就兼着潼关至西安的客运业务。由于养着两辆汽车，许庸令也就在西安开设了汽车修理及销售汽车零部件的业务。1931年，许庸令在西安南院门开设了西安城的第一家钟表行——亨得利钟表眼镜公司，铺面装饰豪华，堪称西安顶级字号。许庸令委任同乡周伧镛为经理，并招收了陕籍人李蕴华和屈鸿涛为学徒(几年以后，李蕴华和屈鸿涛纷纷自立门户，成为西安钟表行业的后起之秀)。
1934年冬天，火车通到了西安，给西安带来了振兴的机会。在火车通达西安城的这一年，先后响应地方政府“招徕”政策抵达西安城的外埠客商计有千户主多。当年来西安的著名商号有：河南商人的“长发祥”、河北商人的“大千洋硷”(肥皂)、河北商人的“燕秦制革厂”等。另外，还有一伙浙江宁波经营钟表行的掌柜和领东，也风尘仆仆地赶到了西安。一夜之间，西安多了好几家钟表行，有浙江宁波人周庆标在南院门开设的“大西洋钟表行”，有北京人张寅生开设在五味什字的“慎昌钟表行”。这两家钟表行的门楼一家比一家高级，两家的内外装饰都比几年前开设的亨得利要新颖，而且货色也远比亨得利丰富。当时亨得利钟表行在东大街开设有分号，名字叫“光华钟表行”，领东是宁波人周伦明。三家钟表行争霸西安城，呈三足鼎立之势。随后，山东青岛的应顺昌在东大街开设了“胜利钟表行”，应时云为掌柜。应时云不肯甘居人后，从店面内外装修到经营品种，都堪称新潮海派，他们甚至从上海请来了久负盛名的上海营造厂为其装修，门厅内外一概欧陆风情，可谓西安城最早的“洋”派建筑。
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西安钟表行业有“七大行”，依次为亨得利、亨得利分号、亨达利、慎昌、大西洋、胜利及大西洋总号。在旧社会“同行是冤家”，可是西安“钟表业”几乎是水一色浙江宁波人，他们不但有以钟表结成的“业缘”，而且有一层源自同乡的“乡缘”，所以，“七大家”虽明争暗斗，但终未制造出什么事端，甚至在1935年冬天还自愿组成了“钟表业联欢社”。初到西安，“七大家”也有过因价格不统一、哄抬市价以及给顾客说诋毁对方的话等而产生“钟表行”之间的仇视现象。多亏宁波籍商人、天华百货店经理胡永康从中周旋，才终未酿成事端。当时胡永康采取的“说和”方式就是请有矛盾的店东在位于正学街口的中央菜社聚餐，以致最后形成为一种制度。“钟表联欢社”每月聚会一次，轮流坐庄；一方面联络乡情、行情、感情，另一方面商议统一零售价格，规定四季营业时间，未经协商，不得擅自涨价或减价；不得互挖墙脚拉用同行职工等。当时新成立的胜利和亨达利两家非宁波籍的字号，也应邀加入了“钟表联欢社”。这几家钟表行营业额各自保密，外人不得而知，“联欢社”也无权过问，但亨达利一家位置最佳，门面装潢美观，所以，招牌最为响亮。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1950年开始对私营工商业实行限制、利用、改造的政策，原来的“七大家”钟表行相继歇业和转业。亨达利转业“西安上海造钟厂”；亨得利与大西洋转业红庙坡螺丝厂；胜利钟表行在店东的催促下请求歇业，得到了政府的允准，于1950年7月由经理应时云领东在东大街案板街口开张大华钟表行。
1952年“西安钟表眼镜同业工会”成立，民族资本家应时云出任第一届主任委员。该同业工会组织西安城各钟表行和修表铺，成立了第一个西安钟表业合作社。1954年，钟表业率先实行“统购统销”。至此，西安的“七大家”结束了乡帮的“钟表联欢社”私营经济时期，进入了以“东方红钟表行”、“华美丽”、“永鸣”等店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钟表业发展时期⑥。
三、西安“亨得利”钟表店的经营经验
亨得利钟表店不仅把钟表这种新式现代计时工具带给了西安，同时也给西安带来了一种新的经营理念，为西安的传统商业带来了新的商业新风。
(一)美化店堂，善于宣传
亨得利钟表行的经营作风堪称新潮，除了明码标价、货真价实之外，其经营风度也不同凡响。店东穿皮袍，二掌柜穿葱白色长衫，三掌柜和相公一律穿宽襟大袖的二马裾；售出的手表、怀表一律保证终身维修，售出的挂钟、座钟保修十年。同时兼营验目和配光业务，兼营唱机唱片。所以，他们的店堂每天从早到晚都很热闹。那时做生意讲究“迎来送往”，讲究“给顾客端茶倒水”，钟表行里专门摆了个戏匣子，请顾主在八仙桌边听戏，听到高兴处还免不了要跟着戏匣子吼上一板乱弹。在民国时期，由于钟表行的工资高、伙食好，每到年底还多发两个月的工资及一定的奖金。所以，青年人都愿意去亨得利“顶生意”(工作)，使亨得利聚集了一批诸方面的人才和能人。
(二)善动谋略，曲线救国
抗战初期，西安钟表行各家字号都在上海驻有“庄客”(采购员)，并可以在上海、天津、青岛、烟台等地采购或进口座钟、挂钟，而手表、怀表因我国民族工业落后，不能生产，完全依靠美国、英国以及瑞士等国进口。国产钟表一般采用铁路托运到西安，而进口钟表一概采用邮寄的方法到达西安。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战区逐渐扩大，东南沿海各省无法通运，西安各钟表行就先后去成都和重庆开设分行，一为扩大经营，二为便于转运。当时重庆作为民国政府的“陪都”，设有中德合办的“欧亚航空公司”，有飞机与香港保持通航。当时大件的座钟、挂钟虽因无法运输而断档，但手表、怀表则通过渝、蓉分号的转运抵达西安；也有偷越日寇封锁线“跑单帮”的人，从敌占区捎来手表、怀表，走街串巷，在茶馆和车马店里私下兜售。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同时进攻香港和攻打上海租界。此后，手表货源彻底中断。但不久精明过人的宁波籍钟表商人又开辟出了新的运输线：先是由越南海防转运至重庆，然后贩运到西安；越南被日军攻占后，改由印度加尔各答空运至重庆，然后转运至西安。这条线路是由美军开辟出的一条军事物资供应线，但其中明里暗里不乏空运手表和黄金的飞行人员与地勤人员。这种“军道”加“黑道”的运输方法，一直维持到抗日战争胜利。西安城虽地处褊狭，但富户与巨商颇多，这些富户与巨商自古就有强烈的“敛财”与“纳宝”能力，他们视“罗马表”、“英纳哥”为“硬通”的资本，认为货真价实的“英纳哥”和“罗马表”具有无限增值的潜在力量。1939年的一块“英纳哥”手表，可以兑换一院大宅院。1948年的一块“劳莱士”手表，可以换城外的五亩水浇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进口手表、怀表充当着以物易物的硬通货，其坚挺程度远非黄金、白银所能比⑦。
(三)招牌之争，绕过险滩
民国时期，西安的钟表店多设在南院门。上海人汤元亨任经理的慎昌钟表行、宁波人周庆标任经理的大西洋钟表行，都设在南院门。西安亨得利钟表行的店铺更是一座中西合璧建筑风格的三层楼房，许庸令租用之后，在楼顶修建了钟楼，钟楼的四面各嵌镶了一面走时准确的巨钟，一时间买卖甚是兴旺。
不料，1938年，上海亨得利钟表行向陕西省法院投诉，状告许庸令盗用其商业招牌，尽管许庸令聘请西安名律师郝兆先出庭辩护，但仍然以败诉而告终。不得已，字号更名为“秦记亨得利”，赔偿了上海亨得利的经济损失。那时，许庸令已成为西安的巨贾大商，国民党陕西省主席蒋鼎文、蒋介石的亲家翁石凤翔都是他的座上宾。他还同国民党元老于佑任、佛门将军朱子桥等人交往甚密。商标之争使他在事业上遭受挫折，心里不是滋味。过了不久，他将“秦记亨得利钟表行”易名亨得利钟表公司，请朱子桥将军楷书题匾，匾长3米，高悬于店楼之前。同时，把钟楼上的四座巨钟拆下来赠予长安杜曲的黄埔分校，笼络军方。许庸令很有经营头脑，在吃官司前的1935年，在距亨得利钟表行不远的南院门又开了一家亨达利钟表行，并在上海亨达利总店领了招牌，每年向“沪店”上交报牌费500块银元。“沪店”入股投资，并派员参与经营，从此名正言顺。亨达利的店匾出自书坛“草圣”于佑任之手，每字80厘米见方。于公草书龙飞凤舞、气吞山河，很为亨达利添彩壮色。许氏虽则败诉，因有姊妹店撑持，很快又恢复了元气。
许庸令在西安的商号发展到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达到了事业的顶峰。两家钟表店之外，他又在西安兴化巷8号(今市公交公司家属院)开办了华胜汽车行和陕甘贸易公司。华胜汽车行拥有6部雪佛莱轿车，又能修配汽车，在当时声势颇大⑧。
①西安市档案局、西安市档案馆：《陕西经济十年(1931—1941)》，西安出版社1997版，第186页。
②西安市档案局、西安市档案馆：《陕西经济十年(1931—1941)》，西安出版社1997版，第187页。
③《西京市商业分类列等统计表》，《陕行汇刊》，4卷8期。
④魏永理：《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
⑤张雨新：《抗战时期西安工商业的繁荣及其原因浅析》，《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04期。
⑥《老西安的钟表行》，《西安日报》，2013年7月16日。
⑦鹤坪：《老西安故事》，陕西旅游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
⑧刘荣庆：《话说西安亨得利》，百度空间，2010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