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故事
民国天水的陕商代表——车遇泰、王筱园
民国时期，许多陕西商人到天水做生意，他们给天水带去了陕西商人开拓进取、自强不息的经营精神。其中的佼佼者就是天水“全义堂”书局创始人车遇泰和“复兴茂”南货行掌柜王筱园。
一、清代—民国陕西商人在甘肃的活动概况
在清康熙八年陕甘分省以前，明代的陕西布政使司管辖包括甘肃在内的西北广大区域，明代有人写诗曰：“大陇西来万岭横，秦亭何处但荒荆；妍西考牧方分土，陇右山川尽姓赢。”①此诗大致反映了这种历史状况。因此，甘肃作为陕西的一部分，是陕西商帮的发祥地之一，而陕西商人又以赴兰州经商为本土营生，纷纷远上陇右，独立或与甘肃人合伙作生意，成为那时陕西商人经营的普遍现象，使陕西商人的足迹遍布了甘肃各地。如陕西蒲城人王洪绪，“向在肃州日新店开张杂货生理，领凉州陈成章，泾阳何兴邦本钱，行运四九年，有店口牌甲可恁”②；陕西商人徐子建、师回与甘肃商人李步安、付德和山西商人董某，合伙在肃、凉两州做玉石生意，“将玉石运往苏州售卖”；咸阳人王才嘉清年间“贩木陇右诸山原，不经年，家日畜”③；韩城商人苏含章“幼服贾于西凉”④；三原商人马止用“贸易宁州”⑤；泾阳商人张少峰“与同里李扶荆贾于狄道”⑥；渭南商人权元清“先在甘肃庄浪县设有肆”⑦。这些说明从明代以降，陕西商人在甘肃就有很强的实力。
入清后，平定西域，为了加强边疆建设，康熙八年实行陕甘分省，遂使山陕商人在甘肃的贸易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山西商人由于开辟了沿蒙古草原南端入新疆的新商路，主营南大路贸易，他们在沿丝绸之路入新疆的北大路贸易方面实力有所减弱，从而为陕西商人在甘肃的实力增长提供了难得的发展空间。陕西商人改变了长期屈居山西商人之后的被动局面，取得了在甘肃与山西商人势均力敌的发展态势。对此，《新疆商务志》有清晰的分析：“古城商务于新疆为中枢，南北商货悉自转输……其东自嘉峪关趋哈密为一路，秦陇湘鄂豫蜀商人多出焉，其东北自归绥趋蒙古为一路，燕晋商人多出焉。”⑧同时，入清后，清政府改变了茶叶官营的“茶马交易”政策，实行“兰州道理”的商茶体制，使以主营茯砖茶为主的陕西茶商力量大增，陕西经营布匹、茶叶、皮革和烟草的商人成为贸易大帮。陕西商贸当年流传的商谚“少不入川，老不入甘”，就真实反映了这种状况，使得陇右商贸长期以来掌握在陕西和山西商人手中。陇人彭英甲在《陇右纪实录》中指出，甘人“家园株守，无百里负贩之人，所以省会及各属，凡商业稍有可观者，山陕人居多”。⑨近人刘向东亦指出：“自上世纪来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在兰州经商的商人多非兰州本地人或甘肃人，相反多山、陕、平、津商贾。”⑩而对山陕商帮在甘肃的经营状况，近人萧梅性在《兰州商业调查》中则有真实记叙：“兰州商业金融之权，操于山陕津帮之手，各大行店，晋商称胜，钱庄药号，秦人居多……制造青条黄烟，陕甘两商，亦足齐驱。”(11)
清代以来陕西商人在甘肃的活动基本是沿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作推进式展开，遍布于陇上四大富区和三大都市及周边的大小城镇。兰州是甘肃会城和西出长安的西北商业中枢，因而山陕商人沿平凉和天水的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汇聚兰州，在这两条商路上分布的山陕会馆数量不少。出长武趋平凉，为丝绸之路入甘孔道，沿途隆德、通渭、榆中是山陕会馆设立最早的区域。隆德居民所需主要来自湖北、陕西、河南数省，“铺户多系山陕人营业”，尤其“茶商初多甘陕人”，他们的活动使“街市喧闹，乡人买卖交易亦觉方便”(12)。通渭做茶叶、布匹的山陕商人很多，县城“东多民居，西多客商……西关中街有山陕会馆”(13)。榆中更是兰州的门户，明天启元年就有山陕客商资集修建的双层歇山式结构的“西会馆”(14)。出略阳入秦州(天水)是茶马古道入甘肃的主要通道，明代在河州(临夏市)设茶马司，“命秦陇商领茶引，采茶于汉，远之茶马司”(15)，使这条商路上的两当、徽县、天水、甘谷、夏河、临夏遍布了山陕商人的足迹。两当“僻离山林，城无列肆，秦晋外商持布缕诸物叩门与乡人市……辄获大利以去”(16)；徽州“为水陆通道，商贸辐辏，故四民乐业，百务皆兴”(17)；天水更是关陇之会的“甘省东西衢地……商人以秦晋两帮为多”(18)。每年经凤翔发往天水的“运货骡马年约七八千头”(19)。为了存放货物，食宿打尖，他们分别在天水修筑了“陕省会馆”和“山西会馆”，今日仍保存完好，成为当地名胜。而作为茶马交易重镇的河州，更是山陕商人麋家乡区，全城商号有二千余家，“又以山陕商号……资本大，握商界牛耳，他们在河州经济上日益占势力”(20)。他们凭借雄厚实力，不惜重货在城内驴市街购占大片土地，修山陕会馆一处，此馆规模宏大，建筑甚壮丽，成为河州著名景点，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作为临夏市政府的办公之地(21)。
出兰州的陇西三大都市甘、肃、凉州，是山陕商人纵横捭阖的广阔天地。凉州(武威市)“商人以陕籍为多，晋次之……陕商多贩卖土产及湖北白布、兰布等，本县所需棉花，向待陕西运来”(22)，市面繁盛，“各界假陕西会馆欢宴”(23)。张掖(甘州)为甘新两省之枢纽，甘省原料出产之地，“市廛殷阗，人口稠密，商肆货柜横列门首”(24)；山陕商人在此地于光绪年间建有陕会会馆和山西会馆，现仍有遗址留存。肃州(酒泉市)为甘肃极西之锁钥，商贾往来，蔚成大观，为商品转运市场，“输入品由东大道来者，以陕西之大布及纸张为大宗……商人以晋人为多，秦人次之”(25)，故此地所建山西和陕西会馆成为秦晋商人的祈福之地。
山陕商人不仅在甘肃的兰州、宁夏、秦州和甘州四大富区以及张掖、酒泉、武威三大都市的中级市场设有会馆，而且在这些中级市场的周边县、镇初级市场亦设有会馆，使山陕商人的足迹从陇上的通都大邑深入到穷乡僻壤。如凉州的古浪县“商兵多陕晋人”，他们在古浪的土门镇和大靖镇就设有山陕会馆；康县南六十里带镇“其人半秦”，他们在带镇设有“陕甘会馆”，为该镇的名胜之区；景泰县八道泉乡青城村“旧日为繁盛之站”(26)，为“黄河边岸一市场也”，故而山陕商人在该地筑有“三圣庙”，即山陕会馆，门前有铜旗杆巍然屹立(27)。
这种甘肃山陕会馆的分布状况，深刻反映了甘肃明清以来的以兰州为中心市场，以平凉、天水、张掖、凤威、酒泉为中级市场，以各大县、镇为初级集市市场的市场网络结构。
而在这个市场网络中，陕西商人车遇泰、王筱园在天水的经营具体反映了陕西商人商贸活动的特点。
二、车遇泰、王筱园在天水的经营活动及其特点
陕西商人车遇泰、王筱园在天水的经营，主要表现在“全义堂”书局的创立和“复兴茂”南货行的经营上。
“全义堂”书局始建于清光绪四年，对天水印刷业和陇南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全义堂”书局的创始人是车遇泰。车遇泰是陕西华县下庙乡车家堡村人，有弟兄三人。早在清咸丰、同治年间，农闲时车遇泰就教几个徒弟做笔，由老大、老二挑担在陕西、甘肃一带奔走销售，清同治二年定居秦州。车遇泰起初只卖从家中挑来的笔墨，后来在当地教徒弟，做毛笔和墨，生意渐渐发展起来。光绪三年，兄长去世，老二在新街西侧大槐树下一间铺面中创办了“全义堂”书局。除卖笔墨纸砚外，还背上行李步行到四川绵竹，贩回木板印刷的四书五经及戏本，在秦州城出售，使生意较前有所发展。
清光绪十五年，老三车遇泰来秦州接手经营“全义堂”书局。开始也是步行去四川贩货，一个来回需几十天时间，后来扩大业务了，便改长途贩卖为自己投资就地生产。从四川绵竹、广元一带购进木板印刷机，自己印制《四书》、《五经》、《史记》、《资治通鉴》、《湘子传》等书籍、戏本及账簿。
随着木板印刷业的兴起，装订技术也有所改进，经营范围越来越广，生意兴隆。这期间，其长子车文祥于光绪二十五年从老家来秦州，帮助父亲经营。民国元年车遇泰逝世，由车文祥挑起重担，前后经营了28个年头，生意一直很红火。
民国三年，河南白浪军进犯天水，“全义堂”书局被匪徒烧毁，损失惨重。但车文祥并不气绥，迁址新街路西中段继续营业。民国十一年，天水军阀孔繁锦发行流通钞票并办“实业银号印刷局”，从上海购进石板印刷机，专印钞票。见此，车文祥也从上海购进两台石板印刷机，扩大印刷业务，翻印课本，承印布告、表格、历书等业务。为不断提高印刷技术，保证产品质量，他还着手培训印刷、装订技术的业务骨干，先后派五弟车文林和徐秀山、毕明礼、张文玺等人学习印刷、装订技术，从业人员增加到20多人。“全义堂”的产品除供应天水城乡、陇南各县外，还远销陇西、定西一带。为扩大经营范围，又从上海、苏州、芜湖、汉口等地购进洋货及各种纸张、文具、笔墨等文化用品，在天水各地售卖，企业得到极大拓展，迎来了该书局发展的第一个鼎盛时期。
民国十八年“实业银号印刷局”倒闭，“全义堂”书局以300银元购买其两台石板印刷机，派车春山为大掌柜、徐秀山为二掌柜，在原址设立了“瑞记书局”，经营石板、木板印刷和文具、纸张等。民国十九年，天水发生大地震，“全义堂”铺房被震塌39间，老伙计徐广义被压死，损失惨重。加之战乱，“全义堂”生意严重受损。
但车文祥并没有被压倒，秦人不惧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在他身上又一次展现出来。民国二十二年，他先后从上海购进二号印刷机1台、三号铅印机(圆盘机)3台、石印机6台，又给“瑞记书局”添置三号铅字机3台，进行技术更新，使两厂产量、营业额不断上升。同时又开展石印机的营销业务，从上海购入40多台石印机，远销天水、陇南各县。还与同义店商行合资购买了史某创办的“协记书局”全套印刷设备。至此，车家在天水已有3家书局，拥有石印机15台、铅印机10余台、木版印刷机10多台，从业人员近百人。民国二十三年，他们又与上海商务印书馆签订销售教科书合同，赢利大增，创造了“全义堂书局”的又一个鼎盛时期。“全义堂书局”成为当时陇南最大的印刷企业。
抗战伊始，东北、华北流亡人士大量涌入天水，市面出现繁荣景象，天水印刷业也随之迅速发展。“全义堂”又在陇西开设“林记书局”。这时，从“全义堂”培养出来的技工，纷纷走出去自己开办印刷厂。徐秀山开设了“西北印刷局”，张培让开设了“积义书局”，张德录开设了“德义书局”，郭复兴开设了“国兴书局”等，秦州印刷业顿时繁荣起来。民国二十八年，车文祥将书局交由五弟车文林经营。
民国三十三年，“全义堂书局”因积存印有黄蓝白黑红五色国旗的旧共和国课本，被同行告密。国民党天水警备司令部说其“通匪”，经各处说情送礼才算了事，但“全义堂”声誉因之受损。征得车文祥同意，“全义堂”更名为“泰记书局”继续营业。
次年，其弟兄分家，加之抗战后期货源短缺、物价飞涨，生意日渐萧条。至解放前夕，由车翰卿经营，车汉鼎、车文祥入股的“泰记书局”只剩两间门面，3台印刷机、10余名员工，经过两代四人辛苦经营的企业走向了衰落。
后来“泰记书局”全归车文祥一人所有，1956年与其他十二家印刷厂合营，改为“天水印刷厂”。至此，“全义堂书局”结束了它78年的经营(28)。
天水最早、最有名气的南货业是“复兴茂”商号，始建于清道光年间，由礼县盐官杨文华出资白银35000两，聘请陕西蒲城人王筱园、杨林甫为领东掌柜进行经营。店址在新街，有五间铺面，前店后厂，至抗战时的1941年已有八九十人。
富于创新是王筱园、杨林甫的经营特色。他们见陕西的“水晶饼”深受天水民众的喜爱，就从陕西引入“水晶饼”生产技术，首家将其推向秦州市场，使“复兴茂”的水晶饼始终在天水首屈一指，成为城乡民众馈赠亲友的上好礼品。同时该行还兼营红白糖、水烟、杂货、纸张、银粉、火纸之类，后又扩大经营范围，增加了猪、羊、牛、鸡等肉类以及酱菜、海鲜和干果，向着综合性商行的方向发展。
在货源的选择上，他们不计路程，坚持选择最好的产品。该行的各种纸张、白糖等要从四川进货，海鲜干货、酱油从上海进货。运到西安后，沿渭河岸的小路用骡子驮回来。运一次得四天时间。到民国七年，该行资金积累到白银42万两，年经营收入几十万银元，平时储放在大小缸里，定期用马车运回礼县盐官家里。
在店内的生产安排上，他们精心调度、井井有条。糕点、干果是一类，一种产品做一整天。如第一天做白皮点心，第二天做菊花饼、佛手，第三天是酥饼，第四天是饼干，第五天是水果糖。这样到第五天糕点卖完了，又循环下一轮，操作工人没有空闲的时日。他们还自己制酱，包括酱油、面酱、糖汁、腌咸菜、辣酱、豆腐乳，炒制黑白瓜子、酱瓜子、五香花生米等干果。
后来，天水的南货业逐渐增多，竞争激烈。民国三十三年(1944)，“复兴茂”连遭两次大火，30多间房屋烧为灰烬，剩余东西只折法币230多元。正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大掌柜王筱园叫来东家想办法。杨文华骑在马上将现场看了一下，不慌不忙，让伙计们不要惊慌，由他出钱先去饭店吃饭。随之增加投资，先后新建铺面厂房30多间，重新开业。王筱园瞅准物价涨跌不定、白糖价低时，一次购进了11卡车白糖。不久糖涨价了，连本带利一下赚了1倍多，又使商号起死回生。至新中国成立后，该行有从业人员17人，经营资本额增至108801元(人民币)。
经营120多年的天水“复兴茂”，是天水食品业发展的大课堂。在经营过程中，由学徒到师傅，由相公到先生，培养出了大批酱菜、干果、糕点大师和商品经营者。后来天水从事食品业的人，差不多都是从“复兴茂”培养出来的，如后来的徐文轩、方向舟及著名的糕点大师李德新等，为天水食品工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29)。
①杨恩：《秦亭》，《古今图书集成》中华书局1934年影印本，卷106，第29页。
②故宫博物院编辑：《史料旬刊》，故宫博物院文献馆1931年版，第28期。
③陈鸿杰：《咸阳碑石》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4页。
④《韩城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第51页。
⑤乾隆《三原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0。
⑥乾隆《狄道州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12，第31页。
⑦马长寿：《陕甘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6页。
⑧钟广生：《新疆志稿》，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9，第130页。
⑨彭英甲《陇右纪实录》，清宣统年间刻本，卷8。
⑩刘向东：《兰州服务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
(11)萧梅性：《兰州商业调查》，中正书局民国二十二年版，第2页。
(12)桑丹桂：《隆德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食货》。
(13)商蔚霞：《通渭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3，《地域》。
(14)刘文锋：《山陕商人与梆子戏》，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57页。
(15)张彦笃：《河州厅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6。
(16)光绪《两当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6，《风俗》。
(17)嘉庆《徽州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7，《风俗》。
(18)《西北银行记利》，第一期，第21-22页。
(19)民国《天水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8。
(20)马鹤天：《甘青藏蒙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21)刘甫田：《山陕商人在河州经营土布始末》，《临夏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37页。
(22)林竟：《蒙新宁甘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页。
(23)高良佐：《西北随轺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页。
(24)高良佐：《西北随轺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3-114页。
(25)林竟：《蒙新宁甘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页。
(26)王士敏：《康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4年版，卷9，《境楼》。
(27)林竟：《蒙新宁甘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1页。
(28)庞瑞琳、韩惠荣：《民国秦州商事——锐意进取的“全义堂书局”》，《天水晚报》，2010年5月27日。
(29)庞瑞琳、韩惠荣：《民国秦州商事——南货行栈“复兴茂”》，《天水晚报》，2010年5月27日。
一、清代—民国陕西商人在甘肃的活动概况
在清康熙八年陕甘分省以前，明代的陕西布政使司管辖包括甘肃在内的西北广大区域，明代有人写诗曰：“大陇西来万岭横，秦亭何处但荒荆；妍西考牧方分土，陇右山川尽姓赢。”①此诗大致反映了这种历史状况。因此，甘肃作为陕西的一部分，是陕西商帮的发祥地之一，而陕西商人又以赴兰州经商为本土营生，纷纷远上陇右，独立或与甘肃人合伙作生意，成为那时陕西商人经营的普遍现象，使陕西商人的足迹遍布了甘肃各地。如陕西蒲城人王洪绪，“向在肃州日新店开张杂货生理，领凉州陈成章，泾阳何兴邦本钱，行运四九年，有店口牌甲可恁”②；陕西商人徐子建、师回与甘肃商人李步安、付德和山西商人董某，合伙在肃、凉两州做玉石生意，“将玉石运往苏州售卖”；咸阳人王才嘉清年间“贩木陇右诸山原，不经年，家日畜”③；韩城商人苏含章“幼服贾于西凉”④；三原商人马止用“贸易宁州”⑤；泾阳商人张少峰“与同里李扶荆贾于狄道”⑥；渭南商人权元清“先在甘肃庄浪县设有肆”⑦。这些说明从明代以降，陕西商人在甘肃就有很强的实力。
入清后，平定西域，为了加强边疆建设，康熙八年实行陕甘分省，遂使山陕商人在甘肃的贸易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山西商人由于开辟了沿蒙古草原南端入新疆的新商路，主营南大路贸易，他们在沿丝绸之路入新疆的北大路贸易方面实力有所减弱，从而为陕西商人在甘肃的实力增长提供了难得的发展空间。陕西商人改变了长期屈居山西商人之后的被动局面，取得了在甘肃与山西商人势均力敌的发展态势。对此，《新疆商务志》有清晰的分析：“古城商务于新疆为中枢，南北商货悉自转输……其东自嘉峪关趋哈密为一路，秦陇湘鄂豫蜀商人多出焉，其东北自归绥趋蒙古为一路，燕晋商人多出焉。”⑧同时，入清后，清政府改变了茶叶官营的“茶马交易”政策，实行“兰州道理”的商茶体制，使以主营茯砖茶为主的陕西茶商力量大增，陕西经营布匹、茶叶、皮革和烟草的商人成为贸易大帮。陕西商贸当年流传的商谚“少不入川，老不入甘”，就真实反映了这种状况，使得陇右商贸长期以来掌握在陕西和山西商人手中。陇人彭英甲在《陇右纪实录》中指出，甘人“家园株守，无百里负贩之人，所以省会及各属，凡商业稍有可观者，山陕人居多”。⑨近人刘向东亦指出：“自上世纪来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在兰州经商的商人多非兰州本地人或甘肃人，相反多山、陕、平、津商贾。”⑩而对山陕商帮在甘肃的经营状况，近人萧梅性在《兰州商业调查》中则有真实记叙：“兰州商业金融之权，操于山陕津帮之手，各大行店，晋商称胜，钱庄药号，秦人居多……制造青条黄烟，陕甘两商，亦足齐驱。”(11)
清代以来陕西商人在甘肃的活动基本是沿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作推进式展开，遍布于陇上四大富区和三大都市及周边的大小城镇。兰州是甘肃会城和西出长安的西北商业中枢，因而山陕商人沿平凉和天水的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汇聚兰州，在这两条商路上分布的山陕会馆数量不少。出长武趋平凉，为丝绸之路入甘孔道，沿途隆德、通渭、榆中是山陕会馆设立最早的区域。隆德居民所需主要来自湖北、陕西、河南数省，“铺户多系山陕人营业”，尤其“茶商初多甘陕人”，他们的活动使“街市喧闹，乡人买卖交易亦觉方便”(12)。通渭做茶叶、布匹的山陕商人很多，县城“东多民居，西多客商……西关中街有山陕会馆”(13)。榆中更是兰州的门户，明天启元年就有山陕客商资集修建的双层歇山式结构的“西会馆”(14)。出略阳入秦州(天水)是茶马古道入甘肃的主要通道，明代在河州(临夏市)设茶马司，“命秦陇商领茶引，采茶于汉，远之茶马司”(15)，使这条商路上的两当、徽县、天水、甘谷、夏河、临夏遍布了山陕商人的足迹。两当“僻离山林，城无列肆，秦晋外商持布缕诸物叩门与乡人市……辄获大利以去”(16)；徽州“为水陆通道，商贸辐辏，故四民乐业，百务皆兴”(17)；天水更是关陇之会的“甘省东西衢地……商人以秦晋两帮为多”(18)。每年经凤翔发往天水的“运货骡马年约七八千头”(19)。为了存放货物，食宿打尖，他们分别在天水修筑了“陕省会馆”和“山西会馆”，今日仍保存完好，成为当地名胜。而作为茶马交易重镇的河州，更是山陕商人麋家乡区，全城商号有二千余家，“又以山陕商号……资本大，握商界牛耳，他们在河州经济上日益占势力”(20)。他们凭借雄厚实力，不惜重货在城内驴市街购占大片土地，修山陕会馆一处，此馆规模宏大，建筑甚壮丽，成为河州著名景点，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作为临夏市政府的办公之地(21)。
出兰州的陇西三大都市甘、肃、凉州，是山陕商人纵横捭阖的广阔天地。凉州(武威市)“商人以陕籍为多，晋次之……陕商多贩卖土产及湖北白布、兰布等，本县所需棉花，向待陕西运来”(22)，市面繁盛，“各界假陕西会馆欢宴”(23)。张掖(甘州)为甘新两省之枢纽，甘省原料出产之地，“市廛殷阗，人口稠密，商肆货柜横列门首”(24)；山陕商人在此地于光绪年间建有陕会会馆和山西会馆，现仍有遗址留存。肃州(酒泉市)为甘肃极西之锁钥，商贾往来，蔚成大观，为商品转运市场，“输入品由东大道来者，以陕西之大布及纸张为大宗……商人以晋人为多，秦人次之”(25)，故此地所建山西和陕西会馆成为秦晋商人的祈福之地。
山陕商人不仅在甘肃的兰州、宁夏、秦州和甘州四大富区以及张掖、酒泉、武威三大都市的中级市场设有会馆，而且在这些中级市场的周边县、镇初级市场亦设有会馆，使山陕商人的足迹从陇上的通都大邑深入到穷乡僻壤。如凉州的古浪县“商兵多陕晋人”，他们在古浪的土门镇和大靖镇就设有山陕会馆；康县南六十里带镇“其人半秦”，他们在带镇设有“陕甘会馆”，为该镇的名胜之区；景泰县八道泉乡青城村“旧日为繁盛之站”(26)，为“黄河边岸一市场也”，故而山陕商人在该地筑有“三圣庙”，即山陕会馆，门前有铜旗杆巍然屹立(27)。
这种甘肃山陕会馆的分布状况，深刻反映了甘肃明清以来的以兰州为中心市场，以平凉、天水、张掖、凤威、酒泉为中级市场，以各大县、镇为初级集市市场的市场网络结构。
而在这个市场网络中，陕西商人车遇泰、王筱园在天水的经营具体反映了陕西商人商贸活动的特点。
二、车遇泰、王筱园在天水的经营活动及其特点
陕西商人车遇泰、王筱园在天水的经营，主要表现在“全义堂”书局的创立和“复兴茂”南货行的经营上。
“全义堂”书局始建于清光绪四年，对天水印刷业和陇南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全义堂”书局的创始人是车遇泰。车遇泰是陕西华县下庙乡车家堡村人，有弟兄三人。早在清咸丰、同治年间，农闲时车遇泰就教几个徒弟做笔，由老大、老二挑担在陕西、甘肃一带奔走销售，清同治二年定居秦州。车遇泰起初只卖从家中挑来的笔墨，后来在当地教徒弟，做毛笔和墨，生意渐渐发展起来。光绪三年，兄长去世，老二在新街西侧大槐树下一间铺面中创办了“全义堂”书局。除卖笔墨纸砚外，还背上行李步行到四川绵竹，贩回木板印刷的四书五经及戏本，在秦州城出售，使生意较前有所发展。
清光绪十五年，老三车遇泰来秦州接手经营“全义堂”书局。开始也是步行去四川贩货，一个来回需几十天时间，后来扩大业务了，便改长途贩卖为自己投资就地生产。从四川绵竹、广元一带购进木板印刷机，自己印制《四书》、《五经》、《史记》、《资治通鉴》、《湘子传》等书籍、戏本及账簿。
随着木板印刷业的兴起，装订技术也有所改进，经营范围越来越广，生意兴隆。这期间，其长子车文祥于光绪二十五年从老家来秦州，帮助父亲经营。民国元年车遇泰逝世，由车文祥挑起重担，前后经营了28个年头，生意一直很红火。
民国三年，河南白浪军进犯天水，“全义堂”书局被匪徒烧毁，损失惨重。但车文祥并不气绥，迁址新街路西中段继续营业。民国十一年，天水军阀孔繁锦发行流通钞票并办“实业银号印刷局”，从上海购进石板印刷机，专印钞票。见此，车文祥也从上海购进两台石板印刷机，扩大印刷业务，翻印课本，承印布告、表格、历书等业务。为不断提高印刷技术，保证产品质量，他还着手培训印刷、装订技术的业务骨干，先后派五弟车文林和徐秀山、毕明礼、张文玺等人学习印刷、装订技术，从业人员增加到20多人。“全义堂”的产品除供应天水城乡、陇南各县外，还远销陇西、定西一带。为扩大经营范围，又从上海、苏州、芜湖、汉口等地购进洋货及各种纸张、文具、笔墨等文化用品，在天水各地售卖，企业得到极大拓展，迎来了该书局发展的第一个鼎盛时期。
民国十八年“实业银号印刷局”倒闭，“全义堂”书局以300银元购买其两台石板印刷机，派车春山为大掌柜、徐秀山为二掌柜，在原址设立了“瑞记书局”，经营石板、木板印刷和文具、纸张等。民国十九年，天水发生大地震，“全义堂”铺房被震塌39间，老伙计徐广义被压死，损失惨重。加之战乱，“全义堂”生意严重受损。
但车文祥并没有被压倒，秦人不惧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在他身上又一次展现出来。民国二十二年，他先后从上海购进二号印刷机1台、三号铅印机(圆盘机)3台、石印机6台，又给“瑞记书局”添置三号铅字机3台，进行技术更新，使两厂产量、营业额不断上升。同时又开展石印机的营销业务，从上海购入40多台石印机，远销天水、陇南各县。还与同义店商行合资购买了史某创办的“协记书局”全套印刷设备。至此，车家在天水已有3家书局，拥有石印机15台、铅印机10余台、木版印刷机10多台，从业人员近百人。民国二十三年，他们又与上海商务印书馆签订销售教科书合同，赢利大增，创造了“全义堂书局”的又一个鼎盛时期。“全义堂书局”成为当时陇南最大的印刷企业。
抗战伊始，东北、华北流亡人士大量涌入天水，市面出现繁荣景象，天水印刷业也随之迅速发展。“全义堂”又在陇西开设“林记书局”。这时，从“全义堂”培养出来的技工，纷纷走出去自己开办印刷厂。徐秀山开设了“西北印刷局”，张培让开设了“积义书局”，张德录开设了“德义书局”，郭复兴开设了“国兴书局”等，秦州印刷业顿时繁荣起来。民国二十八年，车文祥将书局交由五弟车文林经营。
民国三十三年，“全义堂书局”因积存印有黄蓝白黑红五色国旗的旧共和国课本，被同行告密。国民党天水警备司令部说其“通匪”，经各处说情送礼才算了事，但“全义堂”声誉因之受损。征得车文祥同意，“全义堂”更名为“泰记书局”继续营业。
次年，其弟兄分家，加之抗战后期货源短缺、物价飞涨，生意日渐萧条。至解放前夕，由车翰卿经营，车汉鼎、车文祥入股的“泰记书局”只剩两间门面，3台印刷机、10余名员工，经过两代四人辛苦经营的企业走向了衰落。
后来“泰记书局”全归车文祥一人所有，1956年与其他十二家印刷厂合营，改为“天水印刷厂”。至此，“全义堂书局”结束了它78年的经营(28)。
天水最早、最有名气的南货业是“复兴茂”商号，始建于清道光年间，由礼县盐官杨文华出资白银35000两，聘请陕西蒲城人王筱园、杨林甫为领东掌柜进行经营。店址在新街，有五间铺面，前店后厂，至抗战时的1941年已有八九十人。
富于创新是王筱园、杨林甫的经营特色。他们见陕西的“水晶饼”深受天水民众的喜爱，就从陕西引入“水晶饼”生产技术，首家将其推向秦州市场，使“复兴茂”的水晶饼始终在天水首屈一指，成为城乡民众馈赠亲友的上好礼品。同时该行还兼营红白糖、水烟、杂货、纸张、银粉、火纸之类，后又扩大经营范围，增加了猪、羊、牛、鸡等肉类以及酱菜、海鲜和干果，向着综合性商行的方向发展。
在货源的选择上，他们不计路程，坚持选择最好的产品。该行的各种纸张、白糖等要从四川进货，海鲜干货、酱油从上海进货。运到西安后，沿渭河岸的小路用骡子驮回来。运一次得四天时间。到民国七年，该行资金积累到白银42万两，年经营收入几十万银元，平时储放在大小缸里，定期用马车运回礼县盐官家里。
在店内的生产安排上，他们精心调度、井井有条。糕点、干果是一类，一种产品做一整天。如第一天做白皮点心，第二天做菊花饼、佛手，第三天是酥饼，第四天是饼干，第五天是水果糖。这样到第五天糕点卖完了，又循环下一轮，操作工人没有空闲的时日。他们还自己制酱，包括酱油、面酱、糖汁、腌咸菜、辣酱、豆腐乳，炒制黑白瓜子、酱瓜子、五香花生米等干果。
后来，天水的南货业逐渐增多，竞争激烈。民国三十三年(1944)，“复兴茂”连遭两次大火，30多间房屋烧为灰烬，剩余东西只折法币230多元。正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大掌柜王筱园叫来东家想办法。杨文华骑在马上将现场看了一下，不慌不忙，让伙计们不要惊慌，由他出钱先去饭店吃饭。随之增加投资，先后新建铺面厂房30多间，重新开业。王筱园瞅准物价涨跌不定、白糖价低时，一次购进了11卡车白糖。不久糖涨价了，连本带利一下赚了1倍多，又使商号起死回生。至新中国成立后，该行有从业人员17人，经营资本额增至108801元(人民币)。
经营120多年的天水“复兴茂”，是天水食品业发展的大课堂。在经营过程中，由学徒到师傅，由相公到先生，培养出了大批酱菜、干果、糕点大师和商品经营者。后来天水从事食品业的人，差不多都是从“复兴茂”培养出来的，如后来的徐文轩、方向舟及著名的糕点大师李德新等，为天水食品工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29)。
①杨恩：《秦亭》，《古今图书集成》中华书局1934年影印本，卷106，第29页。
②故宫博物院编辑：《史料旬刊》，故宫博物院文献馆1931年版，第28期。
③陈鸿杰：《咸阳碑石》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4页。
④《韩城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第51页。
⑤乾隆《三原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0。
⑥乾隆《狄道州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12，第31页。
⑦马长寿：《陕甘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6页。
⑧钟广生：《新疆志稿》，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9，第130页。
⑨彭英甲《陇右纪实录》，清宣统年间刻本，卷8。
⑩刘向东：《兰州服务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
(11)萧梅性：《兰州商业调查》，中正书局民国二十二年版，第2页。
(12)桑丹桂：《隆德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食货》。
(13)商蔚霞：《通渭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3，《地域》。
(14)刘文锋：《山陕商人与梆子戏》，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57页。
(15)张彦笃：《河州厅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6。
(16)光绪《两当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6，《风俗》。
(17)嘉庆《徽州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7，《风俗》。
(18)《西北银行记利》，第一期，第21-22页。
(19)民国《天水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8。
(20)马鹤天：《甘青藏蒙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21)刘甫田：《山陕商人在河州经营土布始末》，《临夏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37页。
(22)林竟：《蒙新宁甘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页。
(23)高良佐：《西北随轺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页。
(24)高良佐：《西北随轺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3-114页。
(25)林竟：《蒙新宁甘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页。
(26)王士敏：《康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4年版，卷9，《境楼》。
(27)林竟：《蒙新宁甘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1页。
(28)庞瑞琳、韩惠荣：《民国秦州商事——锐意进取的“全义堂书局”》，《天水晚报》，2010年5月27日。
(29)庞瑞琳、韩惠荣：《民国秦州商事——南货行栈“复兴茂”》，《天水晚报》，2010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