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故事
民国西宁的陕西能工巧匠——杨喜娃、魏成孝、赵春庆
明清以来，陕西商人赴青海做工经商，他们不仅给西宁带去了陕西人粗犷大气的经营作风，也带去了陕西人高超的制造技艺。其中有不少人成为西宁著名的能工巧匠，杨喜娃、魏成孝、赵春庆就是他们的著名代表。
一、明清以来陕西商人在青海的活动概况
青海西宁作为西北商贸的“金城五路”之一，在明代初期就有山陕商人活动的足迹，这与山陕商人抓住明政府实行“茶马交易”政策的历史机遇、开拓创业有直接联系。
明代初年，为了防范蒙古族鞑靼势力的反扑，羁制边外土番少数民族的离心倾向，明政府以茶叶为武器，在西北边地实行“茶马交易”政策，即将陕西紫阳、汉中茶区的茶产，仿效“食盐开中”的方式由商人运到秦州、西宁，交换边外少数民族的马匹，使“戎人得茶，不得为害，中国得马，是为我利”①。这就是明代以来长期存在的西北边茶贸易。由于西北边茶最早实行于陕西，使得山陕商人抓住这一政策提供的市场机遇，不畏艰险，远上青藏高原，将陕西茶叶资源优势转化为效益优势，特别是洪武三十年改秦州茶马司为西宁茶马司，其机构设在西宁卫城北大街，马市地点在镇海堡后，山陕商人就开始在西宁活动开来。
《秦疆治略》中载，来西宁交易的“自汉、土、回人而外藏民甚多”，使西宁市场“牝牡骊黄，伏枥常以万计……负提辇载，交错于道路”②，其中“晋益志”、“合盛裕”是西宁最早由山陕商人创办的商号。
寻常之物，一经商人“波斯”之眼，便价增十倍。山陕商人将内地茶叶、布匹运至甘宁，回程又看准青海皮毛资源的市场商机，顺势开发了青海的西口皮货贸易，大量收购了西宁的羊皮、牛皮，贩回陕西的泾阳、大荔，硝制成裘皮畅销内地。最初在西宁作皮张生意的主要是陕西同州(今渭南)和山西大同等地的商人。加之陕西商人又在西宁开发布匹药材生意，“于西宁等地采挖收购，自制成药销售”，使明代西宁“做生意的人，山西省的人为最多，其次是陕西省的人”③。他们基本上操纵了西宁的商贸活动。
入清后，为了缓和西域草原的民族矛盾，加强边疆建设，雍正二年允许准噶尔藏蒙人民入藏“熬茶”，途经的丹噶尔城贸易开始兴盛起来。“蕃货云集内地，各省名商辐辏，每年进口货价至百二十万之多”④。丹噶尔在雍正以后二百年间成为青海民族贸易的中心市场，有“小北京”之称。
大批山陕商人赴湟源做皮毛、布匹、药材生意，至今湟源的多数居民都是明清以来秦晋商人的后裔⑤。在西宁和湟源的陕西商人“大者十一家，聚义成、秦源涌、兴原合……批发京广杂货兼办皮毛或药材和经营颜料纸张或布匹海菜等”⑥，他们生意做得都很大，仅布匹“从三原采办，每年的销售量即一千卷，价银二万五千两，十分之八在丹地售给当地商人，余下在蒙藏销售”⑦，“每年经丹运销陕西的羊羔皮十至十五万张，价银八万两，野牲皮四、五千张，价值五千万两”⑧。这些山陕商号多采取“联号”经营方式，将贸易触角深入到草原深处，如山陕商人兴办的“协和商栈”，总号设在西宁，分号包括湟源兴海商栈、贵德生成商栈、同仁兴隆商栈、循化统盛商栈、共和经海商栈、同德协永商栈、上五庄济成商栈、鲁沙尔集成商栈、藏寺益成商栈和乐都、民和、叠源、大通、互助、化隆、海东、八宝、贵德分号⑨。这种蛛网式的经营方式带动了西宁、湟源周边地区湟中、贵德、门源、上五庄、隆务寺等地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之成为土特产集散中心，形成以湟源为中心的新的市场网络结构。当时湟源作为海藏通衢的贸易总汇，已形成东大街、西大街、中大街、仓门街、隍庙街等商业中心市场和东关半里街的牛马骡及西至前街羊毛贸易专业市场，“每年集散的羊毛总额约四千万斤以上，各类皮张，亦不下三十余万张……每逢元宵节，商店用彩布篷街，爆竹通宵，可谓盛一时之极”⑩。
西宁、湟源贸易的繁盛又拉动了青海南部藏区商贸经济的发展。青海的山陕商人和藏商“赶着骡马、携上银元赴西藏及印度经商，横穿藏民区而过的时候，总在西宁或湟源筹措了一切应用之物，于旧历六月初动身，七八两个月穿过藏区……因此青海与西藏通商一年只一二次”(11)。而在青藏商路上从事商贸活动的主要还是山陕商人。玉树的商号“多系陕甘川藏等处行商”，“陕商六家以世昌隆为较大”，连商会会长都是陕西三原人，且“至此已二十余年，娶藏妇，生二子一女”，他们是玉树商业的主要操纵者，“自各地携物来售，售罄后将玉树土产拉往内地……玉树贸易全赖此辈流动商人为之往返”(12)。结古商业“以陕甘为多……民初有山陕商三十余家”(13)。
在青藏民族贸易中，不可忽视“歇家”与“刁郎子”的作用。在明清“藏不入汉，汉不入藏”的贸易管理体制下，山陕商人赴青海少数民族地区做生意，最初只是在汉藏边地设店成廛，后为堆放货物食宿打尖，他们开设了有会馆货栈性质的“私人歇家”(14)。但“汉藏分治”的僵化体制并不能阻挡以勇毅果敢、轻生重死见长的山陕商人的贸易步伐，他们在重利刺激下突破政策雷区，深入藏区与牧民交易。有史料载：“内地歇家，奸贩贪利，潜往贸易”(15)，有的歇家甚至“择山僻处所，私开小店，销变赃物”(16)。加之，介于歇家与蒙藏牧民之间做小本营生的“刁郎子”，他们共同构成了青海民族贸易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明清时期青海的山陕商人是从自己的老家三原、泾阳、渭南赴陇右和西宁做生意的，他们在西宁、湟源开的商号许多就是三原、泾阳总号的分庄或分店，当时叫“驻中间，销两头”。这便使得青海经济走出“悬浮域外”的闭塞状态，通过他们的活动使之与内地经济发生密切联系，青海成为西北地区以陕西三原、泾阳为中心市场，以天水、兰州、肃州、宁夏、西宁西北五路为中级市场，以湟源、湟中、贵德、民和等县城市集为初级市场的区域市场网络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标志就是西北地区山陕商帮长期存在的“标期汇划”流通体制。“每月二十一日的镖期，行店和商号均收讫外欠货款，统一结算；二十三日为走标日期，就是送货款，这几家商号把走镖的银两均装成木匣，由经常驮送镖银的脚夫驮送到兰州的庄口，送镖银时还请西宁镇派骑兵七八名护送兰州。兰州庄口每月二十九日分送陕西三原、泾阳、韩城、凤翔等庄口”(17)。每年从甘宁流向三原、泾阳的标期银两就不下二至三千万两(18)。
进入民国后，青海的商贸形式有所变化：一则在山陕商人的引导下，陇青人民的商智初开，他们开始自办商号、自办歇家，分取山陕商帮利润的一杯之羹；二则外国洋行和津商买办对青海商业的渗透，他们为垄断青海羊毛贸易，以青海最大商帮——晋帮为主要打击对象，使晋商力量有所削弱；三则陕甘回民起义失败后，许多陕西回民开始移民西宁、湟源。据考，“青海回民是清代去的，白彦虎曾带二万回民驻西宁的小南川，有少数人留住未走……从事小商小贩，他们资本很小，常向大商货贷，然后深入周围藏区牧区换取土特产品和羊毛等畜产品回镇倒贩，再向批发商归还钱币”(19)。这些造成了陕商势力在青海大增，开始压倒晋商，有人记述，西宁民初的贸易形势是“西宁各商号，首推河州人……次则陕西帮……次为山西帮”(20)。不独西宁如此，其他地区亦是如此。民国十九年结古陕甘公所的献匾上所书各商号名称，“计甘肃13家，陕西9家，四川5家，山西仅汾阳德盛魁一家”(21)。这是山陕商帮在青海力量消长变化的佐证。
二、民国西宁的陕西著名能工巧匠
陕西是十三朝文明古都，集中了全国的能工巧匠。就是到民国，陕西依然是西部技术创新最领先的地区。随着陕西商人到西部各地经商做工，便把陕西先进的技术输向西部各地，带动了西部各地技术的更新，也开阔了西部民众的眼界。其中，到西宁经商的杨喜娃、魏成孝、赵春庆被西宁人称为“客哇”，意为有本事的外地客商和能工巧匠。
(一)马鞍大师杨喜娃
杨喜娃，男，汉族，陕西渭南人，生于清道光二十九年(1850)，卒于1920年，享年70岁。
清光绪二十三年，杨喜娃父子二人从陕西渭南来西宁石坡街开设鞍鞯铺，生产马鞍及车马挽具等手工产品。他采用青海互助北山林场的桦木为原料制作马鞍，马鞍的前后鞍头用整块的桦树根做成。他制作的马鞍鞍头大、鞍桥宽、鞍墁合适，不易压伤马背，形成了独特的“西宁马鞍”。
杨喜娃做的“白菜花”高档马鞍，是选用桦树根(这种树根自然长成白线条花纹，形状像一朵大白菜)做马鞍的前鞍头，配有彩色毛氆氇鞍座，硝牛皮彩绘鞍鞯，二龙戏珠的黄铜马镫，羊毛毡加彩色毛氆氇包边的夹鞯、汗鞯，牛毛编织的肚带，梅花鹿后腿皮制成的马靴。
当地“走马”的人，都以能买到“白菜花”马鞍为荣，再配上湟中县加牙村编织的“三兰”栽绒马褥子、黄铜泡钉的马叉子和黄铜响铃的马“噪子”，“走马”就愈显得英俊，身价倍增，马主人也显得更加荣耀。由于杨喜娃制作的马鞍在西宁很有名，他家生产的马鞍都要提前预订，所以生意一直很火爆。
(二)“砍鞍巧匠”魏成孝
魏成孝，男，汉族，陕西渭南人，生于清光绪三十年，卒于1982年，享年77岁。
魏成孝自幼丧母，家境贫寒，16岁随亲友来西宁，在鞍鞯铺当学徒，学习砍鞍鞯手艺。魏成孝聪明好学、心灵手巧、善于动脑，并不断总结经验、改进技术，很快掌握了“砍鞍”技术，深受师傅及掌柜(老板)的喜爱。久而久之，魏成孝名声大振，成为当时西宁最有名的“砍鞍”工人。
西宁解放前，在“砍鞍”工人中，技术高超、最有名气的就是魏成孝。俗话说：“铁匠没样，现打现卖。”砍马鞍也一样，没有现成的定型样子，全凭技术熟练和砍鞍的手腕功夫和眼力。用一把小锛子现砍现卖，特别是鞍墁的宽度和窍道，全凭胸有成竹和技术熟练。鞍墁的宽度和窍道砍得合适，马鞍备在膘肥的马背上和膘瘦的马背上都合适，不易压伤马背。据说，在马背上铺一张黑龙纸，再备上魏成孝砍的马鞍，骑上马绕西宁城外跑一圈，回来取下马鞍，黑龙纸仍完好无损。
魏成孝还有一手绝技，他在马鞍桥中暗伏机关暗道，贩黄金白银的商人，在鞍桥中暗藏黄金白银，任何检查关卡都无法查出来。所以，慕名来找魏成孝砍马鞍的人络绎不绝，不论工钱高低，都要他砍个马鞍，若如愿以偿，才高兴而归。特别是若遇有一盘“白菜花”马鞍，不论价钱高低，非要买到手不可。
1955年合作化时，魏成孝参加了西宁市鞍鞯生产合作社(现更名为西宁明胶厂)，一直工作到70岁才退休。
(三)砖瓦巧匠赵春庆
赵春庆，男，汉族，陕西大荔县人，生于清道光二十六年(1847)，卒于1931年，享年84岁。
赵春庆聪明好学、心灵手巧、善于动脑，自幼在家乡学成制作砖瓦及琉璃瓦的手艺。清同治八年(1873)，赵春庆兄弟二人从陕西大荔县迁来西宁，在南瓦窑建成砖瓦窑，制作砖瓦。他们利用大通煤为燃料，烧制青砖，方砖，条砖，大、中、小台砖，青瓦，筒瓦，板瓦，滴水猫儿头，琉璃瓦以及庙脊兽等手工产品。
赵春庆精通琉璃瓦的配料技术，并留有琉璃瓦配料文字秘方，传给孙子赵振武(字玉山，生于清宣统二年，卒于1986年，享年76岁)。可惜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琉璃瓦配料秘方毁于焚火，未能传至现今。
赵振武继承祖业，继续经营砖瓦窑，他经营有方，生意兴隆，一说赵瓦匠，人人皆知。当年重建东关清真大寺、南禅寺，修建湟光电影院、湟中实业公司、马公祠、“八大工厂”、昆仑中学等工程时，所用砖瓦类产品，大都是赵瓦匠生产的。东关清真大寺听经楼所用琉璃瓦，就是赵瓦匠的产品。
1952年西宁解放时，赵振武建有砖瓦窑12座，每窑一次装砖2～5万块。1955年合作化时，赵振武、伦子祥、牛生海等12家个体砖瓦窑主组织成西宁市公私合营砖厂，国家派石仁贵任公方厂长，赵振武、伦子祥、牛生海分别担任私方副厂长(22)。
①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64年版，卷80，《食货·茶法》。
②王致中：《明清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第356、172页。
③《清末民初1912年建省前的西宁商业情况》，青海省图书馆编油印本，第2页。
④《丹噶尔厅志》，甘肃官报书局1901年排印本，卷415。
⑤焦文彬：《古都长安、长安戏曲》，西安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5页。
⑥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8页。
⑦王致中：《明清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356页。
⑧《丹噶尔厅志》，甘肃官报书局1901年排印本，卷415。
⑨青海图书馆藏：《青海协和商栈组织规程及经营皮毛药材暂行办法》，铅印本。
⑩廖蔼庭：《解放前西宁一带商业和金融业概况》，《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116-117页。
(11)《雍言》，第2卷，第9期，第39页。
(12)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2-393页。
(13)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58页。
(14)闫成善：《湟源的歇家、洋行、山陕商人与“刁郎子”》，《湟源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11页。
(15)那彦成：《平番奏议》，台北广文书局1967年版，卷1。
(16)那彦成：《平番奏议》，台北广文书局1967年版，卷1。
(17)青海省图书馆编：《西宁建省前的商业情况》(油印本)，第3页。
(18)刘过：《西安围城诗解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
(19)赖存理：《回族商业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200页。
(20)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5页。
(21)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58页。
(22)张维珊：《西宁能工巧匠录》，《西宁文史资料》第22辑，第16页。
一、明清以来陕西商人在青海的活动概况
青海西宁作为西北商贸的“金城五路”之一，在明代初期就有山陕商人活动的足迹，这与山陕商人抓住明政府实行“茶马交易”政策的历史机遇、开拓创业有直接联系。
明代初年，为了防范蒙古族鞑靼势力的反扑，羁制边外土番少数民族的离心倾向，明政府以茶叶为武器，在西北边地实行“茶马交易”政策，即将陕西紫阳、汉中茶区的茶产，仿效“食盐开中”的方式由商人运到秦州、西宁，交换边外少数民族的马匹，使“戎人得茶，不得为害，中国得马，是为我利”①。这就是明代以来长期存在的西北边茶贸易。由于西北边茶最早实行于陕西，使得山陕商人抓住这一政策提供的市场机遇，不畏艰险，远上青藏高原，将陕西茶叶资源优势转化为效益优势，特别是洪武三十年改秦州茶马司为西宁茶马司，其机构设在西宁卫城北大街，马市地点在镇海堡后，山陕商人就开始在西宁活动开来。
《秦疆治略》中载，来西宁交易的“自汉、土、回人而外藏民甚多”，使西宁市场“牝牡骊黄，伏枥常以万计……负提辇载，交错于道路”②，其中“晋益志”、“合盛裕”是西宁最早由山陕商人创办的商号。
寻常之物，一经商人“波斯”之眼，便价增十倍。山陕商人将内地茶叶、布匹运至甘宁，回程又看准青海皮毛资源的市场商机，顺势开发了青海的西口皮货贸易，大量收购了西宁的羊皮、牛皮，贩回陕西的泾阳、大荔，硝制成裘皮畅销内地。最初在西宁作皮张生意的主要是陕西同州(今渭南)和山西大同等地的商人。加之陕西商人又在西宁开发布匹药材生意，“于西宁等地采挖收购，自制成药销售”，使明代西宁“做生意的人，山西省的人为最多，其次是陕西省的人”③。他们基本上操纵了西宁的商贸活动。
入清后，为了缓和西域草原的民族矛盾，加强边疆建设，雍正二年允许准噶尔藏蒙人民入藏“熬茶”，途经的丹噶尔城贸易开始兴盛起来。“蕃货云集内地，各省名商辐辏，每年进口货价至百二十万之多”④。丹噶尔在雍正以后二百年间成为青海民族贸易的中心市场，有“小北京”之称。
大批山陕商人赴湟源做皮毛、布匹、药材生意，至今湟源的多数居民都是明清以来秦晋商人的后裔⑤。在西宁和湟源的陕西商人“大者十一家，聚义成、秦源涌、兴原合……批发京广杂货兼办皮毛或药材和经营颜料纸张或布匹海菜等”⑥，他们生意做得都很大，仅布匹“从三原采办，每年的销售量即一千卷，价银二万五千两，十分之八在丹地售给当地商人，余下在蒙藏销售”⑦，“每年经丹运销陕西的羊羔皮十至十五万张，价银八万两，野牲皮四、五千张，价值五千万两”⑧。这些山陕商号多采取“联号”经营方式，将贸易触角深入到草原深处，如山陕商人兴办的“协和商栈”，总号设在西宁，分号包括湟源兴海商栈、贵德生成商栈、同仁兴隆商栈、循化统盛商栈、共和经海商栈、同德协永商栈、上五庄济成商栈、鲁沙尔集成商栈、藏寺益成商栈和乐都、民和、叠源、大通、互助、化隆、海东、八宝、贵德分号⑨。这种蛛网式的经营方式带动了西宁、湟源周边地区湟中、贵德、门源、上五庄、隆务寺等地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之成为土特产集散中心，形成以湟源为中心的新的市场网络结构。当时湟源作为海藏通衢的贸易总汇，已形成东大街、西大街、中大街、仓门街、隍庙街等商业中心市场和东关半里街的牛马骡及西至前街羊毛贸易专业市场，“每年集散的羊毛总额约四千万斤以上，各类皮张，亦不下三十余万张……每逢元宵节，商店用彩布篷街，爆竹通宵，可谓盛一时之极”⑩。
西宁、湟源贸易的繁盛又拉动了青海南部藏区商贸经济的发展。青海的山陕商人和藏商“赶着骡马、携上银元赴西藏及印度经商，横穿藏民区而过的时候，总在西宁或湟源筹措了一切应用之物，于旧历六月初动身，七八两个月穿过藏区……因此青海与西藏通商一年只一二次”(11)。而在青藏商路上从事商贸活动的主要还是山陕商人。玉树的商号“多系陕甘川藏等处行商”，“陕商六家以世昌隆为较大”，连商会会长都是陕西三原人，且“至此已二十余年，娶藏妇，生二子一女”，他们是玉树商业的主要操纵者，“自各地携物来售，售罄后将玉树土产拉往内地……玉树贸易全赖此辈流动商人为之往返”(12)。结古商业“以陕甘为多……民初有山陕商三十余家”(13)。
在青藏民族贸易中，不可忽视“歇家”与“刁郎子”的作用。在明清“藏不入汉，汉不入藏”的贸易管理体制下，山陕商人赴青海少数民族地区做生意，最初只是在汉藏边地设店成廛，后为堆放货物食宿打尖，他们开设了有会馆货栈性质的“私人歇家”(14)。但“汉藏分治”的僵化体制并不能阻挡以勇毅果敢、轻生重死见长的山陕商人的贸易步伐，他们在重利刺激下突破政策雷区，深入藏区与牧民交易。有史料载：“内地歇家，奸贩贪利，潜往贸易”(15)，有的歇家甚至“择山僻处所，私开小店，销变赃物”(16)。加之，介于歇家与蒙藏牧民之间做小本营生的“刁郎子”，他们共同构成了青海民族贸易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明清时期青海的山陕商人是从自己的老家三原、泾阳、渭南赴陇右和西宁做生意的，他们在西宁、湟源开的商号许多就是三原、泾阳总号的分庄或分店，当时叫“驻中间，销两头”。这便使得青海经济走出“悬浮域外”的闭塞状态，通过他们的活动使之与内地经济发生密切联系，青海成为西北地区以陕西三原、泾阳为中心市场，以天水、兰州、肃州、宁夏、西宁西北五路为中级市场，以湟源、湟中、贵德、民和等县城市集为初级市场的区域市场网络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标志就是西北地区山陕商帮长期存在的“标期汇划”流通体制。“每月二十一日的镖期，行店和商号均收讫外欠货款，统一结算；二十三日为走标日期，就是送货款，这几家商号把走镖的银两均装成木匣，由经常驮送镖银的脚夫驮送到兰州的庄口，送镖银时还请西宁镇派骑兵七八名护送兰州。兰州庄口每月二十九日分送陕西三原、泾阳、韩城、凤翔等庄口”(17)。每年从甘宁流向三原、泾阳的标期银两就不下二至三千万两(18)。
进入民国后，青海的商贸形式有所变化：一则在山陕商人的引导下，陇青人民的商智初开，他们开始自办商号、自办歇家，分取山陕商帮利润的一杯之羹；二则外国洋行和津商买办对青海商业的渗透，他们为垄断青海羊毛贸易，以青海最大商帮——晋帮为主要打击对象，使晋商力量有所削弱；三则陕甘回民起义失败后，许多陕西回民开始移民西宁、湟源。据考，“青海回民是清代去的，白彦虎曾带二万回民驻西宁的小南川，有少数人留住未走……从事小商小贩，他们资本很小，常向大商货贷，然后深入周围藏区牧区换取土特产品和羊毛等畜产品回镇倒贩，再向批发商归还钱币”(19)。这些造成了陕商势力在青海大增，开始压倒晋商，有人记述，西宁民初的贸易形势是“西宁各商号，首推河州人……次则陕西帮……次为山西帮”(20)。不独西宁如此，其他地区亦是如此。民国十九年结古陕甘公所的献匾上所书各商号名称，“计甘肃13家，陕西9家，四川5家，山西仅汾阳德盛魁一家”(21)。这是山陕商帮在青海力量消长变化的佐证。
二、民国西宁的陕西著名能工巧匠
陕西是十三朝文明古都，集中了全国的能工巧匠。就是到民国，陕西依然是西部技术创新最领先的地区。随着陕西商人到西部各地经商做工，便把陕西先进的技术输向西部各地，带动了西部各地技术的更新，也开阔了西部民众的眼界。其中，到西宁经商的杨喜娃、魏成孝、赵春庆被西宁人称为“客哇”，意为有本事的外地客商和能工巧匠。
(一)马鞍大师杨喜娃
杨喜娃，男，汉族，陕西渭南人，生于清道光二十九年(1850)，卒于1920年，享年70岁。
清光绪二十三年，杨喜娃父子二人从陕西渭南来西宁石坡街开设鞍鞯铺，生产马鞍及车马挽具等手工产品。他采用青海互助北山林场的桦木为原料制作马鞍，马鞍的前后鞍头用整块的桦树根做成。他制作的马鞍鞍头大、鞍桥宽、鞍墁合适，不易压伤马背，形成了独特的“西宁马鞍”。
杨喜娃做的“白菜花”高档马鞍，是选用桦树根(这种树根自然长成白线条花纹，形状像一朵大白菜)做马鞍的前鞍头，配有彩色毛氆氇鞍座，硝牛皮彩绘鞍鞯，二龙戏珠的黄铜马镫，羊毛毡加彩色毛氆氇包边的夹鞯、汗鞯，牛毛编织的肚带，梅花鹿后腿皮制成的马靴。
当地“走马”的人，都以能买到“白菜花”马鞍为荣，再配上湟中县加牙村编织的“三兰”栽绒马褥子、黄铜泡钉的马叉子和黄铜响铃的马“噪子”，“走马”就愈显得英俊，身价倍增，马主人也显得更加荣耀。由于杨喜娃制作的马鞍在西宁很有名，他家生产的马鞍都要提前预订，所以生意一直很火爆。
(二)“砍鞍巧匠”魏成孝
魏成孝，男，汉族，陕西渭南人，生于清光绪三十年，卒于1982年，享年77岁。
魏成孝自幼丧母，家境贫寒，16岁随亲友来西宁，在鞍鞯铺当学徒，学习砍鞍鞯手艺。魏成孝聪明好学、心灵手巧、善于动脑，并不断总结经验、改进技术，很快掌握了“砍鞍”技术，深受师傅及掌柜(老板)的喜爱。久而久之，魏成孝名声大振，成为当时西宁最有名的“砍鞍”工人。
西宁解放前，在“砍鞍”工人中，技术高超、最有名气的就是魏成孝。俗话说：“铁匠没样，现打现卖。”砍马鞍也一样，没有现成的定型样子，全凭技术熟练和砍鞍的手腕功夫和眼力。用一把小锛子现砍现卖，特别是鞍墁的宽度和窍道，全凭胸有成竹和技术熟练。鞍墁的宽度和窍道砍得合适，马鞍备在膘肥的马背上和膘瘦的马背上都合适，不易压伤马背。据说，在马背上铺一张黑龙纸，再备上魏成孝砍的马鞍，骑上马绕西宁城外跑一圈，回来取下马鞍，黑龙纸仍完好无损。
魏成孝还有一手绝技，他在马鞍桥中暗伏机关暗道，贩黄金白银的商人，在鞍桥中暗藏黄金白银，任何检查关卡都无法查出来。所以，慕名来找魏成孝砍马鞍的人络绎不绝，不论工钱高低，都要他砍个马鞍，若如愿以偿，才高兴而归。特别是若遇有一盘“白菜花”马鞍，不论价钱高低，非要买到手不可。
1955年合作化时，魏成孝参加了西宁市鞍鞯生产合作社(现更名为西宁明胶厂)，一直工作到70岁才退休。
(三)砖瓦巧匠赵春庆
赵春庆，男，汉族，陕西大荔县人，生于清道光二十六年(1847)，卒于1931年，享年84岁。
赵春庆聪明好学、心灵手巧、善于动脑，自幼在家乡学成制作砖瓦及琉璃瓦的手艺。清同治八年(1873)，赵春庆兄弟二人从陕西大荔县迁来西宁，在南瓦窑建成砖瓦窑，制作砖瓦。他们利用大通煤为燃料，烧制青砖，方砖，条砖，大、中、小台砖，青瓦，筒瓦，板瓦，滴水猫儿头，琉璃瓦以及庙脊兽等手工产品。
赵春庆精通琉璃瓦的配料技术，并留有琉璃瓦配料文字秘方，传给孙子赵振武(字玉山，生于清宣统二年，卒于1986年，享年76岁)。可惜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琉璃瓦配料秘方毁于焚火，未能传至现今。
赵振武继承祖业，继续经营砖瓦窑，他经营有方，生意兴隆，一说赵瓦匠，人人皆知。当年重建东关清真大寺、南禅寺，修建湟光电影院、湟中实业公司、马公祠、“八大工厂”、昆仑中学等工程时，所用砖瓦类产品，大都是赵瓦匠生产的。东关清真大寺听经楼所用琉璃瓦，就是赵瓦匠的产品。
1952年西宁解放时，赵振武建有砖瓦窑12座，每窑一次装砖2～5万块。1955年合作化时，赵振武、伦子祥、牛生海等12家个体砖瓦窑主组织成西宁市公私合营砖厂，国家派石仁贵任公方厂长，赵振武、伦子祥、牛生海分别担任私方副厂长(22)。
①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64年版，卷80，《食货·茶法》。
②王致中：《明清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第356、172页。
③《清末民初1912年建省前的西宁商业情况》，青海省图书馆编油印本，第2页。
④《丹噶尔厅志》，甘肃官报书局1901年排印本，卷415。
⑤焦文彬：《古都长安、长安戏曲》，西安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5页。
⑥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8页。
⑦王致中：《明清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356页。
⑧《丹噶尔厅志》，甘肃官报书局1901年排印本，卷415。
⑨青海图书馆藏：《青海协和商栈组织规程及经营皮毛药材暂行办法》，铅印本。
⑩廖蔼庭：《解放前西宁一带商业和金融业概况》，《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116-117页。
(11)《雍言》，第2卷，第9期，第39页。
(12)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2-393页。
(13)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58页。
(14)闫成善：《湟源的歇家、洋行、山陕商人与“刁郎子”》，《湟源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11页。
(15)那彦成：《平番奏议》，台北广文书局1967年版，卷1。
(16)那彦成：《平番奏议》，台北广文书局1967年版，卷1。
(17)青海省图书馆编：《西宁建省前的商业情况》(油印本)，第3页。
(18)刘过：《西安围城诗解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
(19)赖存理：《回族商业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200页。
(20)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5页。
(21)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58页。
(22)张维珊：《西宁能工巧匠录》，《西宁文史资料》第22辑，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