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南孝义镇赵、严、柳、詹四大家族，号称清代陕西“盖省财东”，他们四家互相联姻，形成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开发四川井盐、川茶、楚布、水烟诸多贸易领域，大显身手，赚得大量金钱运回孝义，使孝义镇成为陕西财富的象征。
　　一、孝义的银子，赤水的蚊子
　　渭南孝义镇是一个古老的村镇，它位于沙苑西陲，渭河之滨的渭、华、同交界之处，素有“鸡叫一声听三省”之称。远在宋代，这里就是一个村落，叫做“仇村”。以一池塘为界，东叫东仇村，西叫西仇村。明清之际，造围建城，合为一镇，隶属孝义里。孝义镇的来历，据说与“孝子义犬”有关。明代初年，东仇村严邦佐的母亲去世，葬于村东的甘河岸边。严邦佐在母亲的坟茔造庐住守，相伴三年，此所谓“庐墓”。严邦佐养有一犬，每日严邦佐放钱在竹篮里，挂在犬脖子上，犬便去街市上购食购物。夜晚，犬卧床下，人犬不离。这只犬帮助严邦佐成就了孝行，人们说是“孝子义犬”。
　　孝义城池建于明末清初，从清乾隆以后的一百多年间，孝义镇达到鼎盛时期。渭南《新建白骨塔记》对孝义镇的繁华有所记载；“孝义镇为渭南河北要区，大华临前，卤泊临后，沙苑包其东，金陂峙其西，树木葱茏，人烟稠密，百货聚集其间者，报晦明风雨之无阻，人语喧哗之遥闹，城市之富庶，它属莫能与并。”①由于孝义古镇是水运要津，货物集散要地，东来的三晋煤、盐，西来的巴蜀烟茶，江南的海鲜，渭北的粮、棉、果、土产山货，均集于南面码头上。渭河上，千篷百帆，来去如梭，一派繁忙景象。在三里多长的东西大街和南北各巷里，店铺林立，每逢集日，百商云集，各种工艺品、山货、农副产品，应有尽有，全国各地来此交易的大小车辆，络绎不绝，交易之盛，经久不衰。
　　古镇闹市，集于东西大街，百货店铺鳞次栉比，棉花行、粟店十多家。客栈、饭庄、酒馆数以千计，多以秦蜀名厨主刀，最负盛名的是“杜纪平的瓢瓢菜，厨师张胜的蒸锅肉”。德茂元、万源长、集义协等商店，前店后坊，酿造的酱笋、小菜、辣子酱，畅销省内外。点心、南糖，做工上乘。什锦南糖，一盒多色。赵家糖坊的芝麻滚、蜜板糖、豆瓣糖、吹糖、油轮等，香酥可口，畅销渭北各地。时鲜小吃，多为家传，水饺、包子、火烧、黄酒、醪糟等，积数代人之经验，虽为常品，却精爽可口，以至有以薄技小业发家者。现在，古镇街上，仍可吃到昔日小吃。
　　孝义镇涝池名叫“天泉”，是因为涝池正中有口水井，因此，即使在连年干旱的日子里，天泉也是水波涟涟。传说天泉里居住有一个金蛤蟆，每当夜深人静时便浮上水面，石塘里霞光万丈，蛙声四起，孝义镇日见繁荣。
　　其实，孝义镇涝池里的这只金蛤蟆，就是孝义著名全省的“赵、严、詹、柳”四大财东。
　　二、孝义严、柳、詹家的经营情况
　　严、柳、詹家的经营情况，马长寿先生在《陕甘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记录》中有所记载：
　　严赵两家原都是山西人，约在明代，两家同时由山西迁到陕西朝邑望乡关，往后几百年又同时迁到渭南孝义镇。两家同去同来多年都是老表关系。严家后人出过不少当官的。如道光朝抵抗派领袖之一，历任河南、湖北巡抚的严树森就是严家的后人，所以当时孝义镇就流传着“严家功名大，赵家银钱多”的话。严家在清代出过许多财东，成立了许多商号店铺，除在陕西以外，又向四川发展，在四川自流井、乐山五通桥办有“乾记”盐号，与赵家的“元记”盐号规模都很大，既经营盐坊，又办运销。前清云南、贵州的食盐销售，严赵两家都参与包销。此外严家在四川安县、灌县、杂谷脑、松潘、毛尔盖都有盐号，名称叫“义和”。严家在四川也有茶号，严家茶销四川西北草地。从灌县到松潘的茶运业、伐木业几乎都被严家垄断着，并在成都、什邡、绵竹、灌县、彭县有商号，还有大量水田。总之，严赵两家的生意主要是盐、茶、木、当四大号。严赵两家的盐茶生意，系从官府包来，有税课，有引票，有官印，所以能畅销各地。当铺的资金，除私人资本外，还有“皇本”，利息要与皇家分股。严家发财后，举家迁到了四川的新繁县。严家后人，在四川经商的严雁峰曾以巨金搜集海内外精本图书五万余卷，自建“贲园书库”，获得“藏书甲蜀中”的赞誉。②
　　柳家是孝义镇四大财东中发财最早的，主要是在四川开当铺和金货铺，以“亨顺”为号，仅在成都开的店铺就有48家，赚的钱很多。当时渭南人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的钱多比不过姓柳的”。柳家发家早，衰败得也早，据说今天已经绝户。
　　詹家也是做生意发的家，但富厚不如前三家。孝义镇的“赵、严、柳、詹”四大财东，共同支撑了孝义镇几百年的辉煌。③
　　三、孝义严、柳、詹家的经营经验
　　渭南孝义“赵、严、柳、詹”四大家族，是清代陕西商人的著名代表，他们创造了清代陕西的财富神话，也留下了宝贵的经营经验。
　　(一)互相联姻，休戚与共
　　赵、严、柳、詹四大家族都是从山西迁入陕西的。为了发家致富，保卫他们的共同利益，抱团发展，他们几家互相联姻，通过亲缘关系的纽带形成利益共同体，一道发展。赵家与严家是老表关系，互相支撑，“赵家的银子多，严家的官位大”，赵家用银子支持了严家的发展，严家用官府的资源帮助赵家赚钱。严、赵两家当铺的资金，除私人资本外，还有“皇本”，利息要与皇家分股，就是这种结合的真实写照。后来严、赵两家在四川草地包盐包茶，都有官府力量的支撑。严、赵两家的盐茶生意，系从官府包来，有税课，有引票，有官印，所以能畅销各地。在政治上也是如此。同治年间，在湖北当巡抚的严家后人严树森，就将在湖北招募的回勇，分派给当时在陕西当教习训导的赵家九兄弟中的老五赵权中，驻守猴子岭，以防范太平军入陕。④柳家、詹家于严、赵家的关系也不错，还有靠贩白蜡起家的乔家，他们都是互相通婚，资表比服，相互照应。同治年间，赵家从四川回来的镖银，数量太多，银锭太大，搬不动，就埋在了乔家的地里。⑤这样通过亲缘、乡缘关系，他们结成利益集团，休戚与共，互相提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容易凝聚财富力量，共同致富。
　　(二)信息灵通，抢先发展
　　当年著名民族学家马长寿先生做《陕甘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时，一位工商界人士告诉马长寿先生：“做生意一本万利，而且大布店吞小布店，大烟庄吞小烟庄，财富自然就集中了。在上海、西安有字号者，可以知道销路，知道行情，外面的情况既经了解，然后或紧或松。操纵市场，商人致富之道，即在于此。”马先生听后说：“这段话对研究渭南商人发达的历史，是很重要的。”⑥马先生着实有惊人的历史眼光。孝义镇赵、严、柳、詹四大家族的发家，就是因为他们消息灵通，了解行情变化，知道市场需求，抢先占领有利市场，才取得了一本万利的经营绩效。
　　拿他们在四川办盐井来说，就充分表现了陕西商人的经营智慧。清初四川盐场引岸专商制度下“商有定名，引有定岸”，不得僭越违制。而清初自流井所产之盐尚未纳入国家配运纲册，这使自流井从开发之日起就存在一个市场问题。由于没有指定运销盐址，自流井所产之盐除补充富顺县额定课引数外，余盐问题十分突出，有资料说乾隆五年自流井盐场余盐已累计有千多万斤。⑦能否为这些余盐打开销路就成为自流井盐场存亡兴衰的关键。从康熙以来就到自流井从事食盐贩运的陕西商人在运销川盐中发现计口授盐地区广大农村喜吃咸菜，有的地区特产咸菜，因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逐渐成为商品，如涪陵榨菜、宜宾芽菜以及古蔺老梭鞭等，腌制这些咸菜的盐按“斤盐称(斤)菜”，即腌制一斤菜要用一斤盐，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又是在计口外的原料盐，如此广阔的市场需求，是自流井余盐的一个出路。于是聪明的陕西盐商，引导自流井各盐场生产一种适销对路的“火花盐”，这种盐色白粒匀，溶速适中，清洁无杂，是腌制咸菜用的上品，很受用户欢迎，从此为自流井盐开辟了一个计引外的广阔市场。同时在乾隆九年准许川盐入黔前，贵州的广大地区，交通不便，民众常受缺盐淡食之苦，虽清廷将黔边列为淮引销地，但引商因牟利不丰，路遥逆旅，吃不肥反而累得瘦，以致盐不到岸，贵州“穷夷则概食山菜所酿辛酸之物……竟不食盐”。⑧自流井的陕西盐商们抓住这一缺口，开发出一种适应贵州山民饮食习惯的“锅巴盐”，这种盐成块状，不易溶化，便于运输贮存，深受黔边市场欢迎，为自流井盐开辟了另一个边引外的广大市场。自流井盐商(主要是陕西盐商)这一系列创新活动，终于为自流井盐打开了市场，有力促进了自流井盐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据鲁子健《清代四川盐业史资料考释》载，富顺盐场康熙时仅有盐井4眼，到乾隆时更发展到382眼。⑨自流井盐业市场的开拓和生产的发展，使长期以来主要活动在自流井的陕西盐商们看到了希望，刺激了他们投资井盐生产的积极性，因为“秦商做生意的宗旨是赚钱，他们的主要精力用在商品和市场上”。⑩只要有市场能赚钱，他们就敢于投资，这是促使陕商投资川盐生产的内在动力。
　　再如，川中清初期百业凋散，资本存量匮乏。清初“承大乱之后，井灶已废，人民开复，然寥寥无多。在川南者则只富顺、健为，皆系贫民聚集经营，借谋衣食，所产极微，人烟稀疏，销亦甚少，并无富商大户”。(11)自流井开发初期，当地富人多以土地作为主要投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自贡盐场运作资金的短缺。这说明能否招来外部资金将对自流井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起关键作用。而此时最有希望和能力向自贡盐场投资的莫过于陕西商人。因为“陕人资本厚，精心计”，(12)他们在从事钱庄和川盐运销中积累起雄厚的资金。有人估计雍乾年间自流井市场上流通的资金有8000多万两，其中百分之八十掌握在自流井八店街八家陕商字号手中。并说在八店街“流通现金，立可集数十百万”。(13)因此自贡盐业的发展少不了陕西商人的钱。当自流井盐业发展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时，便为陕西商人进入井盐生产提供了缺口，推动着陕西商人顺时趋势把贩盐利润和钱业利息转化为生产投资，这是嘉道后陕西商人大规模投资井盐生产的重要物质基础。
　　在茶叶的销售上，他们也是如此。如西北边茶“每当一批西北茶客到来，或紫阳茶区闻知甘肃等地茶叶短缺，茶客将来之际，市场茶价随之大涨，‘茶滚子’、小商贩、茶行茶栈主等东奔西走，积极储备茶叶，寻找货淤，若逢来紫阳的西北客较多时，市场价格可比平时高出五六倍。西北茶商走后，价格随之即下跌”。(14)有个别茶商还抓住茶叶系季节产品的特点，“每年春季新茶上市之初，常有小商人背负数十斤新茶赶赴销场，以求高价出售”，(15)收取货发利市的经营实效。后来他们发现“汉川茶少而值高，湖茶多而值下”，并且“湖茶味苦，于酥酪为宜”，(16)从湖茶比陕川茶更适应西部市场需要“亦利番也”的实际出发，转向大量贩运湖南安化所产湖茶到西北边地，表现出很高的经营灵活性，并因之而促成了明末清初安化副茶在陕西的急剧兴起。
　　①民国《新续渭南县志》，民国21年刻本，卷4，《艺文》。
　　②马长寿：《陕甘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67页。
　　③马长寿：《陕甘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67页。
　　④韩敏：《同治陕甘回民起义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67页。
　　⑤马长寿：《陕甘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67页。
　　⑥马长寿：《陕甘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67页。
　　⑦阿波：《清初自流并盐的市场开拓》，《盐业史研究》1992年第2期。
　　⑧周庆云：《盐法通志》，民国7年影印本，卷41，第7页。
　　⑨丁宝桢：《四川盐政史》1932年铅印本，卷1。
　　⑩阿波：《自流井盐文化记》，《盐业史研究》1992年第4期。
　　(11)丁宝桢：《四川盐政史》，1932年铅印本，卷1。
　　(12)唐炯：《成山老人自撰年谱》，台北广文书店1971年版，卷5。
　　(13)樵斧：《自流井集》，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1-2页。
　　(14)樊光春：《紫阳茶叶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83页。
　　(15)樊光春：《紫阳茶叶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83页。
　　(16)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64年版，卷80，《食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