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故事
清代渭北三大富户之故市板桥——常生春
清代初年，陕西商人有一个不小的下四川经商浪潮，大批陕西商人携资到四川开商号，办典当，挖盐井，办酒坊，在川蜀大地刮起了商品经济的“西北风”，他们被称为“川客家”。而清代渭北的三大富户焦、常、曹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一、清初陕西商人在四川活动概况
明末清初，当陕西盐商放弃两淮盐场，准备寻找更为有利的投资市场时，四川井盐业的恢复和发展则为陕西商人“弃淮入川”提供了极有利的历史机遇。
第一，清初川省经济大破坏，清廷招民入川垦殖政策为陕西商人携资入川提供了社会条件。
明末清初，四川遭受了长达数十年的战乱破坏，人烟稀少，田园荒废，千里沃野“烟火寂灭，实同无人之境”。①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四川的地方经济，清政府在四川实行了一系列招民入川垦殖的奖励招徕政策。如顺治年间规定“各地贫民携带妻子入蜀垦殖者，准其入籍”，“准四川荒地官给牛科，听兵民开垦，酌量补还价值”。②还特别规定了“其开垦地亩，准令五年起科”③的优惠政策。这些奖励招徕政策，刺激了陕楚各地人民向四川移民的积极性，特别是陕西，南接巴蜀，与川省地界相连，每当蜀中人口减少时，便移民入川。从明代以来就有“秦楚填蜀” 的移民运动，明代时有不少秦民入川垦殖经商。入清后在招徕政策刺激下，又掀起新的“秦人填四川”浪潮，陕西商民纷纷“执其妻子、随带驴骡，数十成群”④，入川垦殖，使陕西客民的足迹遍及川北各地。如阆中“以其毗连陕西，故陕人为多”。⑤达县“土著绝少，而占籍者率多陕西”⑥。三台“隶版籍者为秦为楚为粤”⑦。就连省府成都，陕西人的此例也很大。康熙初“茅舍寥寥，询其居民，大都秦人”。⑧他们“各自耕种，安分营生”，与当地川人关系处得很融洽，被蜀人称呼为“老陕”，这便为陕西商人弃淮入川培植了社会基础。
第二，清政府对四川盐业实行的“务从民便”和“计口授食”政策为陕西商人弃淮入川提供了历史机遇。
四川井盐自秦代开发以来就成为中国食盐主要产地之一，并构成川省财政的重要基础。“盐法，蜀利之大者”⑨，但入清后，川省因战乱频仍，川盐生产遭大破坏，“盐场政务荒废已极”⑩，“井纪灶废，军少田荒，万不存一”(11)。由于“四川之货殖最巨者为盐”，为了恢复四川经济，培植财税基础，清初对四川井盐业实行了一系列“务从民便”的特殊政策，这主要包括：开放产权，“任民自由开凿，遂为人民私产”(12)，放松管制“盐户自煎自卖”(13)，“不拘大商小贩，通行无滞”(14)，“官素不甚禁，从轻课税，井灶而征以课，盐引而征以税”。(15)对从事井盐生产者“照开荒事例，三年起课，以广招来”(16)。这些放松管束、轻徭薄赋的灵活政策为各地商人投资川盐生产开了绿灯，有力促进了四川井盐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清初顺治六年产盐仅保宁、渝川等少数州县，全川开凿盐井才239眼，到嘉庆十七年全川有盐井9626眼，行引165250张，产盐1万吨，达到历史的最高纪录。(17)
川省井盐生产恢复后，盐斤增加，清廷必须着手解决川盐运销问题，于是他们又实行了一套“计口授食”的新盐务政策，以便促进川盐运销。清初因川省大乱甫定，户口凋零，川省产盐有限，川盐运销主要实行“盐票法”，即额定盐票4940张，由布政司刊刷发商，销盐有限，征课甚微。其时“各就附近场地购盐济食，大都单夫双妇，升斗之资，并无富商大贾营运盐业”(18)，到康雍年间盐业生产恢复，“内地烟户渐密，滇黔道路渐通”。雍正七年四川巡抚宪德和川陕总督黄廷桂奏行“计口授食”之法，“不论有无产盐州县，均计户口之多寡，以每人日食五钱匀配引，凡不产盐州县，则招商依照招定场地转运行销于本地方官处，领引及销引。关于产盐州县，则将该县所派之引分配井灶，照商例完纳引税，人民即赴灶购食，此即分厂分岸之嘀矢”。(19)当时额定摊行水引11160张，每张配盐50包，陆引61029张，每张配盐4包，“责成地方官就地招商领引，运回本境行销”(20)。即为“专商制度”。当时还规定“一县至少一商，且有数商者”(21)。雍正以后，生齿日致，销盐日涨，川盐的行销领域日益扩大到贵州、云南和湖北八州县，即为“川盐入滇入黔”，遂又有“引岸制度”，即为“以滇黔两省为边岸，行水引10685张，陆引25293张，谓之边引。以本地各属及湖北拨销川盐之八州县为计岸。行水引19493张，陆引112390张，谓之计引。统计额行计水引1117张，陆引138269张”(22)。在“引岸制度”下“商有定名，销有定岸民无淡食”，“盐务为之一兴，历数十年而不败”(23)，成为清廷对川盐运销管理最成熟的时期。
计口授食和引岸制度的实施为陕西盐商弃淮赴蜀，挤入川盐运销提供了难逢的历史机遇。因为，一方面陕西商人在明代淮扬盐场经营盐业百余年，积累了雄厚的资金和经营经验，进入清代后，因徽晋盐商的夹击在两淮盐场发展受阻，意欲寻找新的投资领域，以避实击虚，再展雄风。另一方面，当对川盐实行计口授食专商制度时，四川当地人民由于战乱和灾荒，生活贫困。“本地之商殷实者少”(24)，无力承担投资巨大的盐业运销，“川中民贫，鲜资所移”(25)，加之川省长期封闭，风气未开，“富民多不解贸易”(26)，“蜀人不谙行盐”(27)，“辄招他贾承引配盐”(28)，在这种情况下，陕西盐商以老练成熟的商业眼光，紧紧抓住这一难得的市场机会，弃吴入川，创造性地运用“租引代销”法挤入川盐运销，“陕西大贾习盐业者，入蜀转运行销”(29)，使雍乾直到道咸年间川盐运销大都由陕西商人包揽，一手促成了川盐运销数百年的繁荣。
运销川盐入滇入黔，大利所在巨大刺激了陕西商人入川经营贸易的积极性，清康雍后，大批陕商涌向四川，关中人把去四川经商的称为“四川客”，这样的“川客”各县均有。渭南县“东北乡孝义一带，多贸易川省”(30)，礼泉人到外省经商不是到四川就是走甘肃(31)，泾阳“其乡之娴戚子弟从而之蜀……一十居六七”(32)，三原“商贾大利则盐茶，小亦负贩，数年不归”。(33)使陕西商人的足迹遍布川、滇、黔各地，其中最集中的是成都。清代此地建有陕西会馆两个。“陕西会馆，治南陕西街与三官堂同，建嘉庆二年……一在县北六甲二十五里三河场，乾隆五十二年建修。”(34)还建立了与商业有密切关系的陕甘公所和义地、公墓，“迥龙山义地二区，各五亩，甘露亭，露泽寺，陕民公墓”(35)。雍乾时代陕商大规模投入川盐运销后，关中各县都出现了在川经营盐业的大商人家族，同光时期陕西著名的大盐商泾阳是安吴堡的吴家，三原县东里堡的各盐商，孝义镇的赵家、严家、乔家，大荔沙苑的温家，富平庄里镇的张家。据计他们的资产都在百万两以上，都是在四川经营盐业发的财。渭南故市镇板桥常家也是清初在四川搞金融发的家。
二、渭南故市镇板桥常家的经营概况
常家现住渭南故市镇板南村一组。常家祖上从山西迁来，因此对于常家的姓氏读音有不同说法，按山西发音读“尚”，按陕西发音读“常”，五音不纯正说明常家系迁徙户。据说常家的发家人叫常克珍，道光年间人，出身贫苦，初为手工裁缝，后在四川金堂县设估衣铺，又入岐山马家“金盏”号为经理，发家后在咸丰年间在金堂县设“光义珍”号，长期自东自掌，独家生意。常克珍有五子，称“常五经堂”，即华新、华中、华栋、华宾、华坤。第一代掌柜为常克珍，故店号曰“义兴珍”；第二代掌柜为长子常华新；第三代掌柜为次子常华中；第四代改革为“东西制”，东家为克珍长孙常生春，掌柜为外姓人马朝贵。常生春秉承祖脉，自幼善于经商，18岁开始主政，他有一套经营秘诀，凡是从四川本号回来的伙计、学徒，都要留在常家住一个月才能回家。在这一个月中，他通过与伙计攀谈，对四川生意的经营情况了如指掌，而常家生意在他的管理下长达50年，发展至极盛。而常生春经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敢于重用外姓人马朝贵。马朝贵是岐山人，精明能干，是个行家里手，在他的执掌下，“义兴珍”获得大发展，先后开设了简阳“义兴珍”、成都“义兴和”、新都“丰裕森”、广汉“义兴珍”、彭县“义兴惠”、绵竹“义兴恒”、什邡“义兴珍”、金堂“义兴珍”等八号，支号20余处，主营典当和钱业，典钱以土地为抵押，仅金堂县“义兴珍”号就掌握土地8000亩，几乎占据了金堂县全部土地的2/3。每年收租1万多石，现金120万，利息10余万两(36)。光绪初年又在陕西开设了汉中“义兴琳”、西安“义兴泰”、“自积永”，故市“顺兴生”、“公正诚”、“凝运长”等号及其他行业20号，房产200余座。仅西安“义兴泰”从郑州、河北贩运各种布匹到西安、甘肃各处贩卖，生意最盛时有10万银两的资本，店员30多人。“义兴珍”系统最盛时资本300万两，总值450万两以上，店员800余人。常生春对马朝贵礼遇有加，每次马朝贵回陕向东家汇报业务时，常生春都亲自带上乐人、轿车到渭河岸边迎接，放炮敬酒，亲自为马朝贵牵马坠镫，一路吹吹打打，场面极为隆重，体现了良好的“东伙关系”。对其他伙计、学徒，他也是以礼相待，帮其在家乡结亲娶妇，发送亲故，使伙计有知遇之恩。辛亥革命后，四川动乱，总号“义兴珍”的伙计们将账本藏好后，携带500两银子逃回陕西交给东家。东家问：“这么多银子交给我咋办?”伙计们答道：“四川那边乱了，人都散了，银子是你家的，不交给你给谁!”后来东家无法，除一部分分给伙计外，均分给自己的儿子，体现了东伙的诚笃人格。
常家当年财宏气盛，五经堂在板桥南村修有五大房院，都是水磨砖砌成，有大量石雕、砖雕，大厅宏畅，后院修竹，一派富贵气象。房的梁柱从终南山买来，两个人都抱不拢。二门还专门养有戏班，有陕西著名秦腔名角王文明，艺名双喜，来××等，社长叫金叶子，逢年过节在常家戏台办堂会，在渭南很有影响。光绪二十七年常生春“过三年”举办大祭，演大戏五台，小戏十几台，知县张世英闻讯不准，但见有省藩台樊增祥送的挽幛，并派兵队前去护卫，只好作罢。庚子年间，义兴号五经堂助银10万两，捐粮5000石(每石300市斤)受褒奖，被封为“资政大夫”。常家生活奢靡，常生春有孙叫祥和子，养有名马叫“独角兽”，因马头生角而得名，十分珍贵，名闻全省，每年全省三原腊八古会上跑马，若独角兽不到场，会就不算圆，后来被慈禧太监李莲英知道了，要出1000两银子占为己有，祥和子赶忙偷骑回家藏了起来。(37)
三、渭南故市镇板桥常家的成功经验
故市板桥常家，作为清代渭北“三大富户”之一，在陕西商界和渭北地区很有影响。他们几代人“下四川”创业，取得了成功，也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营经验。
(一)不畏艰险，勇于开拓
当年陕西商人下四川做生意，充满了艰难险阻。一是道路之险。从关中到四川主要是走秦巴栈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一般要走20多天。头上是耸入云天的秦巴山峦，身旁是悬崖峭壁的万丈深渊，一脚不慎，便命悬一线。常家的伙计回忆说：那时入川是几十人结伙而行，每个人身上都揣有家乡的一抔黄土，一则是对故乡的怀念，另一则也就是准备埋自己。现在四川阆中陕西会馆旁边还有一个“秦土堆”，就是当年陕西人入川走到阆中，将怀中的黄土撒在那里，形成的一个小土山。那时走秦巴栈道，掌柜的在前边带路，伙计们跟在马后边，实在走不动了就拉着马尾巴，一不下心就甩一个跟斗，爬起来继续走。当时有一句谚语叫做“小伙、小伙你别怕，出山才见汉中坝”，就是说到汉中才算出山了。二是盗贼之险。那时社会不靖，秦巴山土匪、蝈蝈出没于道，持财辇重的商人常是他们劫持的对象，有许多陕西伙计就死在去四川的路途中，还有不少是被野兽吃掉的。所以，陕西商人去四川创业，一般是十年才回一次家乡，晚上思亲想友，各人湿各人的枕头。没有不畏艰险，艰苦创业的精神，就很难在这一条商路上行走。
(二)知人善任，和气生财
常家的几代财东都是经营高手，从常生珍到常华中都是自东自掌，将字号打理得蒸蒸日上。从常生春起，实行“东西制“，聘任了岐山人马朝贵做掌柜。常生春对马朝贵信任有加，每次马朝贵从四川回陕汇报生意，常生春都带上乐班，到八里外的渭河滩迎接马掌柜，并亲自为马掌柜牵马坠镫，报答马掌柜的辛苦经营，一路吹吹打打，夸耀乡里；还为马朝贵在老家买田盖房，赡养马朝贵的老母，使马朝贵很感动，效死为常家卖命。但对商号的管理，常生春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他认为，在东西制下，财东不能做甩手财东，他常说：“自家的生意自家要上心。”每次有伙计从四川休假归来，他总是要伙计在自己家中待几天，好吃好喝地招待，一方面和谐与伙计的关系，另一方面在与伙计的交谈中了解川中商号的经营情况，使他对远在千里之外商号的经营了如指掌，解决了当时陕商字号中普遍存在的财东对掌柜遥控鞭长莫及的困难。而对商号的伙计，他也是爱护有加，为伙计在老家娶媳妇，不时给予生活上的帮助。还刻意改善川中商号的伙食。当时陕西商号在四川的伙食是最好的，叫做“陕西的店，晌午包子晚上面”，“挣钱不挣钱，吃个肚儿圆”。常家最后一位东家常遇春早年到四川学生意，去了一个月，天天大鱼大肉，吃得腻得不行，只好上大街去找担担面吃。(38)由于商号内部上下关系和谐，所以在进入民国后，川中土匪横行，社会大乱，伙计们携带银两归乡避难时，不约而同地赶到常家大院，交还银两。东家说，社会乱象，你们拿这些银子回家度日吧!伙计们却说：“你家的银子，我们拿他干什么!”表现了内部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就是在家庭生活上，常家也很注重和谐。常生春的孙子祥和子早年浪荡不羁，恃才傲物，不学正业。常生春知道他是一时意乱情迷，就特意为他迎娶了渭南吝店“渭北三大富户”之一的焦家姑娘平鸽，平鸽知书达理，持家有方，在平鸽的规劝之下，祥和子逐渐改邪归正，走上经商的道路，后来为常家的中兴立下了汗马功劳。
(三)诚信为本，一诺千金
常家主要在四川金堂县做典当和土地出租生意。他们是流寓客地，借地求财。因此，很注重以诚信为本，取得当地人的信任，说话一诺千金，说一不二。他们出租土地，立有一条规矩：承租者如果当年庄稼歉收，交不起租子，就地磕一响头就算完事，绝不追缴。这是因为他们认为男儿膝下有黄金，男儿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屈膝下跪，凡能这样做者，必定是身有难处，深信不疑。这样，使他们在金堂县留下了很好的口碑，都说陕西人办事痛快，知人所难，就是那些当时交不起租子的人，第二年只要丰收，就一定会补缴往年的欠租。民国期间，金堂县民乱，群起抢劫商店，连本地人的商号都抢劫了，就是不抢劫常家的字号。当地人说抢劫常家的生意，良心上会受谴责，这是对常家诚信最好的回报。而且，常家还出面捐修了金堂县的陕西会馆，成为团结旅蜀陕商的会议之所和保障之地。(39)
①乾隆《富顺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序》。
②嘉庆《四川通志》，巴蜀书社1981年版，卷64。
③《清圣祖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卷36。
④《康熙朝朱批奏折汇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册，第871页。
⑤民国《阆中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3。
⑥民国《达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9。
⑦民国《三台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4。
⑧王云：《蜀游记略》，巴蜀书社1991年版，卷1。
⑨丁宝桢：《四川盐法志》，光绪8年刻本，卷7，《转输》。
⑩赵尔玺：《顺治六年整饬盐务课税题本》，《历史档案》1996年第2期。
(11)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9年版，卷50。
(12)周庆云：《四川盐政史》，1932年铅印本，卷1，第73页。
(13)王守基：《盐法议略》，新编丛书集成本，下册，第693页。
(14)陈然：《清康乾时期的四川井盐业》，《社会科学研究》1991年第2期。
(15)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9，《山货》。
(16)杨芳灿：《四川通志》，巴蜀书社1978年版，卷68。
(17)陈然：《清代前期四川的人口与盐业》，《盐业史研究》1990年第4期。
(18)林振翰：《川盐记要》，1919看增订本，第1页。
(19)李鉴因：《四川盐务史略》，《四川经济月刊》卷10，第1期。
(20)林振翰：《川盐记要》，1919年增订本，第2页。
(21)林振翰：《川盐记要》，1919年增订本，第2页。
(22)林振翰：《川盐记要》，1919年增订本，第27页。
(23)周庆云：《四川盐政史》，1932年铅印本，卷1，第73页。
(24)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9年版，卷50。
(25)《全川经略志》，卷1。
(26)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三联出版社1957年版，第1册，第285页。
(27)徐坷：《清裨内钞》，中华书局1984年版，《农商类》。
(28)祁韵士：《皇朝会典内篡》，中华书局1991年版，卷26。
(29)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三联出版社1957年版，第1册，第258页。
(30)卢坤：《秦疆治略》，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1页。
(31)杨虎城，邵力子：《续修陕西通志》，陕西通志馆本，卷159，《风俗》。
(32)民国《续修泾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8。
(33)光绪《三原新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4，第32页。
(34)同治《成都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寺观》。
(35)同治《成都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寺观》。
(36)《渭南市档案局档案材料》，归档，卷30。
(37)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7页。
(38)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7页。
(39)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7页。
一、清初陕西商人在四川活动概况
明末清初，当陕西盐商放弃两淮盐场，准备寻找更为有利的投资市场时，四川井盐业的恢复和发展则为陕西商人“弃淮入川”提供了极有利的历史机遇。
第一，清初川省经济大破坏，清廷招民入川垦殖政策为陕西商人携资入川提供了社会条件。
明末清初，四川遭受了长达数十年的战乱破坏，人烟稀少，田园荒废，千里沃野“烟火寂灭，实同无人之境”。①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四川的地方经济，清政府在四川实行了一系列招民入川垦殖的奖励招徕政策。如顺治年间规定“各地贫民携带妻子入蜀垦殖者，准其入籍”，“准四川荒地官给牛科，听兵民开垦，酌量补还价值”。②还特别规定了“其开垦地亩，准令五年起科”③的优惠政策。这些奖励招徕政策，刺激了陕楚各地人民向四川移民的积极性，特别是陕西，南接巴蜀，与川省地界相连，每当蜀中人口减少时，便移民入川。从明代以来就有“秦楚填蜀” 的移民运动，明代时有不少秦民入川垦殖经商。入清后在招徕政策刺激下，又掀起新的“秦人填四川”浪潮，陕西商民纷纷“执其妻子、随带驴骡，数十成群”④，入川垦殖，使陕西客民的足迹遍及川北各地。如阆中“以其毗连陕西，故陕人为多”。⑤达县“土著绝少，而占籍者率多陕西”⑥。三台“隶版籍者为秦为楚为粤”⑦。就连省府成都，陕西人的此例也很大。康熙初“茅舍寥寥，询其居民，大都秦人”。⑧他们“各自耕种，安分营生”，与当地川人关系处得很融洽，被蜀人称呼为“老陕”，这便为陕西商人弃淮入川培植了社会基础。
第二，清政府对四川盐业实行的“务从民便”和“计口授食”政策为陕西商人弃淮入川提供了历史机遇。
四川井盐自秦代开发以来就成为中国食盐主要产地之一，并构成川省财政的重要基础。“盐法，蜀利之大者”⑨，但入清后，川省因战乱频仍，川盐生产遭大破坏，“盐场政务荒废已极”⑩，“井纪灶废，军少田荒，万不存一”(11)。由于“四川之货殖最巨者为盐”，为了恢复四川经济，培植财税基础，清初对四川井盐业实行了一系列“务从民便”的特殊政策，这主要包括：开放产权，“任民自由开凿，遂为人民私产”(12)，放松管制“盐户自煎自卖”(13)，“不拘大商小贩，通行无滞”(14)，“官素不甚禁，从轻课税，井灶而征以课，盐引而征以税”。(15)对从事井盐生产者“照开荒事例，三年起课，以广招来”(16)。这些放松管束、轻徭薄赋的灵活政策为各地商人投资川盐生产开了绿灯，有力促进了四川井盐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清初顺治六年产盐仅保宁、渝川等少数州县，全川开凿盐井才239眼，到嘉庆十七年全川有盐井9626眼，行引165250张，产盐1万吨，达到历史的最高纪录。(17)
川省井盐生产恢复后，盐斤增加，清廷必须着手解决川盐运销问题，于是他们又实行了一套“计口授食”的新盐务政策，以便促进川盐运销。清初因川省大乱甫定，户口凋零，川省产盐有限，川盐运销主要实行“盐票法”，即额定盐票4940张，由布政司刊刷发商，销盐有限，征课甚微。其时“各就附近场地购盐济食，大都单夫双妇，升斗之资，并无富商大贾营运盐业”(18)，到康雍年间盐业生产恢复，“内地烟户渐密，滇黔道路渐通”。雍正七年四川巡抚宪德和川陕总督黄廷桂奏行“计口授食”之法，“不论有无产盐州县，均计户口之多寡，以每人日食五钱匀配引，凡不产盐州县，则招商依照招定场地转运行销于本地方官处，领引及销引。关于产盐州县，则将该县所派之引分配井灶，照商例完纳引税，人民即赴灶购食，此即分厂分岸之嘀矢”。(19)当时额定摊行水引11160张，每张配盐50包，陆引61029张，每张配盐4包，“责成地方官就地招商领引，运回本境行销”(20)。即为“专商制度”。当时还规定“一县至少一商，且有数商者”(21)。雍正以后，生齿日致，销盐日涨，川盐的行销领域日益扩大到贵州、云南和湖北八州县，即为“川盐入滇入黔”，遂又有“引岸制度”，即为“以滇黔两省为边岸，行水引10685张，陆引25293张，谓之边引。以本地各属及湖北拨销川盐之八州县为计岸。行水引19493张，陆引112390张，谓之计引。统计额行计水引1117张，陆引138269张”(22)。在“引岸制度”下“商有定名，销有定岸民无淡食”，“盐务为之一兴，历数十年而不败”(23)，成为清廷对川盐运销管理最成熟的时期。
计口授食和引岸制度的实施为陕西盐商弃淮赴蜀，挤入川盐运销提供了难逢的历史机遇。因为，一方面陕西商人在明代淮扬盐场经营盐业百余年，积累了雄厚的资金和经营经验，进入清代后，因徽晋盐商的夹击在两淮盐场发展受阻，意欲寻找新的投资领域，以避实击虚，再展雄风。另一方面，当对川盐实行计口授食专商制度时，四川当地人民由于战乱和灾荒，生活贫困。“本地之商殷实者少”(24)，无力承担投资巨大的盐业运销，“川中民贫，鲜资所移”(25)，加之川省长期封闭，风气未开，“富民多不解贸易”(26)，“蜀人不谙行盐”(27)，“辄招他贾承引配盐”(28)，在这种情况下，陕西盐商以老练成熟的商业眼光，紧紧抓住这一难得的市场机会，弃吴入川，创造性地运用“租引代销”法挤入川盐运销，“陕西大贾习盐业者，入蜀转运行销”(29)，使雍乾直到道咸年间川盐运销大都由陕西商人包揽，一手促成了川盐运销数百年的繁荣。
运销川盐入滇入黔，大利所在巨大刺激了陕西商人入川经营贸易的积极性，清康雍后，大批陕商涌向四川，关中人把去四川经商的称为“四川客”，这样的“川客”各县均有。渭南县“东北乡孝义一带，多贸易川省”(30)，礼泉人到外省经商不是到四川就是走甘肃(31)，泾阳“其乡之娴戚子弟从而之蜀……一十居六七”(32)，三原“商贾大利则盐茶，小亦负贩，数年不归”。(33)使陕西商人的足迹遍布川、滇、黔各地，其中最集中的是成都。清代此地建有陕西会馆两个。“陕西会馆，治南陕西街与三官堂同，建嘉庆二年……一在县北六甲二十五里三河场，乾隆五十二年建修。”(34)还建立了与商业有密切关系的陕甘公所和义地、公墓，“迥龙山义地二区，各五亩，甘露亭，露泽寺，陕民公墓”(35)。雍乾时代陕商大规模投入川盐运销后，关中各县都出现了在川经营盐业的大商人家族，同光时期陕西著名的大盐商泾阳是安吴堡的吴家，三原县东里堡的各盐商，孝义镇的赵家、严家、乔家，大荔沙苑的温家，富平庄里镇的张家。据计他们的资产都在百万两以上，都是在四川经营盐业发的财。渭南故市镇板桥常家也是清初在四川搞金融发的家。
二、渭南故市镇板桥常家的经营概况
常家现住渭南故市镇板南村一组。常家祖上从山西迁来，因此对于常家的姓氏读音有不同说法，按山西发音读“尚”，按陕西发音读“常”，五音不纯正说明常家系迁徙户。据说常家的发家人叫常克珍，道光年间人，出身贫苦，初为手工裁缝，后在四川金堂县设估衣铺，又入岐山马家“金盏”号为经理，发家后在咸丰年间在金堂县设“光义珍”号，长期自东自掌，独家生意。常克珍有五子，称“常五经堂”，即华新、华中、华栋、华宾、华坤。第一代掌柜为常克珍，故店号曰“义兴珍”；第二代掌柜为长子常华新；第三代掌柜为次子常华中；第四代改革为“东西制”，东家为克珍长孙常生春，掌柜为外姓人马朝贵。常生春秉承祖脉，自幼善于经商，18岁开始主政，他有一套经营秘诀，凡是从四川本号回来的伙计、学徒，都要留在常家住一个月才能回家。在这一个月中，他通过与伙计攀谈，对四川生意的经营情况了如指掌，而常家生意在他的管理下长达50年，发展至极盛。而常生春经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敢于重用外姓人马朝贵。马朝贵是岐山人，精明能干，是个行家里手，在他的执掌下，“义兴珍”获得大发展，先后开设了简阳“义兴珍”、成都“义兴和”、新都“丰裕森”、广汉“义兴珍”、彭县“义兴惠”、绵竹“义兴恒”、什邡“义兴珍”、金堂“义兴珍”等八号，支号20余处，主营典当和钱业，典钱以土地为抵押，仅金堂县“义兴珍”号就掌握土地8000亩，几乎占据了金堂县全部土地的2/3。每年收租1万多石，现金120万，利息10余万两(36)。光绪初年又在陕西开设了汉中“义兴琳”、西安“义兴泰”、“自积永”，故市“顺兴生”、“公正诚”、“凝运长”等号及其他行业20号，房产200余座。仅西安“义兴泰”从郑州、河北贩运各种布匹到西安、甘肃各处贩卖，生意最盛时有10万银两的资本，店员30多人。“义兴珍”系统最盛时资本300万两，总值450万两以上，店员800余人。常生春对马朝贵礼遇有加，每次马朝贵回陕向东家汇报业务时，常生春都亲自带上乐人、轿车到渭河岸边迎接，放炮敬酒，亲自为马朝贵牵马坠镫，一路吹吹打打，场面极为隆重，体现了良好的“东伙关系”。对其他伙计、学徒，他也是以礼相待，帮其在家乡结亲娶妇，发送亲故，使伙计有知遇之恩。辛亥革命后，四川动乱，总号“义兴珍”的伙计们将账本藏好后，携带500两银子逃回陕西交给东家。东家问：“这么多银子交给我咋办?”伙计们答道：“四川那边乱了，人都散了，银子是你家的，不交给你给谁!”后来东家无法，除一部分分给伙计外，均分给自己的儿子，体现了东伙的诚笃人格。
常家当年财宏气盛，五经堂在板桥南村修有五大房院，都是水磨砖砌成，有大量石雕、砖雕，大厅宏畅，后院修竹，一派富贵气象。房的梁柱从终南山买来，两个人都抱不拢。二门还专门养有戏班，有陕西著名秦腔名角王文明，艺名双喜，来××等，社长叫金叶子，逢年过节在常家戏台办堂会，在渭南很有影响。光绪二十七年常生春“过三年”举办大祭，演大戏五台，小戏十几台，知县张世英闻讯不准，但见有省藩台樊增祥送的挽幛，并派兵队前去护卫，只好作罢。庚子年间，义兴号五经堂助银10万两，捐粮5000石(每石300市斤)受褒奖，被封为“资政大夫”。常家生活奢靡，常生春有孙叫祥和子，养有名马叫“独角兽”，因马头生角而得名，十分珍贵，名闻全省，每年全省三原腊八古会上跑马，若独角兽不到场，会就不算圆，后来被慈禧太监李莲英知道了，要出1000两银子占为己有，祥和子赶忙偷骑回家藏了起来。(37)
三、渭南故市镇板桥常家的成功经验
故市板桥常家，作为清代渭北“三大富户”之一，在陕西商界和渭北地区很有影响。他们几代人“下四川”创业，取得了成功，也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营经验。
(一)不畏艰险，勇于开拓
当年陕西商人下四川做生意，充满了艰难险阻。一是道路之险。从关中到四川主要是走秦巴栈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一般要走20多天。头上是耸入云天的秦巴山峦，身旁是悬崖峭壁的万丈深渊，一脚不慎，便命悬一线。常家的伙计回忆说：那时入川是几十人结伙而行，每个人身上都揣有家乡的一抔黄土，一则是对故乡的怀念，另一则也就是准备埋自己。现在四川阆中陕西会馆旁边还有一个“秦土堆”，就是当年陕西人入川走到阆中，将怀中的黄土撒在那里，形成的一个小土山。那时走秦巴栈道，掌柜的在前边带路，伙计们跟在马后边，实在走不动了就拉着马尾巴，一不下心就甩一个跟斗，爬起来继续走。当时有一句谚语叫做“小伙、小伙你别怕，出山才见汉中坝”，就是说到汉中才算出山了。二是盗贼之险。那时社会不靖，秦巴山土匪、蝈蝈出没于道，持财辇重的商人常是他们劫持的对象，有许多陕西伙计就死在去四川的路途中，还有不少是被野兽吃掉的。所以，陕西商人去四川创业，一般是十年才回一次家乡，晚上思亲想友，各人湿各人的枕头。没有不畏艰险，艰苦创业的精神，就很难在这一条商路上行走。
(二)知人善任，和气生财
常家的几代财东都是经营高手，从常生珍到常华中都是自东自掌，将字号打理得蒸蒸日上。从常生春起，实行“东西制“，聘任了岐山人马朝贵做掌柜。常生春对马朝贵信任有加，每次马朝贵从四川回陕汇报生意，常生春都带上乐班，到八里外的渭河滩迎接马掌柜，并亲自为马掌柜牵马坠镫，报答马掌柜的辛苦经营，一路吹吹打打，夸耀乡里；还为马朝贵在老家买田盖房，赡养马朝贵的老母，使马朝贵很感动，效死为常家卖命。但对商号的管理，常生春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他认为，在东西制下，财东不能做甩手财东，他常说：“自家的生意自家要上心。”每次有伙计从四川休假归来，他总是要伙计在自己家中待几天，好吃好喝地招待，一方面和谐与伙计的关系，另一方面在与伙计的交谈中了解川中商号的经营情况，使他对远在千里之外商号的经营了如指掌，解决了当时陕商字号中普遍存在的财东对掌柜遥控鞭长莫及的困难。而对商号的伙计，他也是爱护有加，为伙计在老家娶媳妇，不时给予生活上的帮助。还刻意改善川中商号的伙食。当时陕西商号在四川的伙食是最好的，叫做“陕西的店，晌午包子晚上面”，“挣钱不挣钱，吃个肚儿圆”。常家最后一位东家常遇春早年到四川学生意，去了一个月，天天大鱼大肉，吃得腻得不行，只好上大街去找担担面吃。(38)由于商号内部上下关系和谐，所以在进入民国后，川中土匪横行，社会大乱，伙计们携带银两归乡避难时，不约而同地赶到常家大院，交还银两。东家说，社会乱象，你们拿这些银子回家度日吧!伙计们却说：“你家的银子，我们拿他干什么!”表现了内部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就是在家庭生活上，常家也很注重和谐。常生春的孙子祥和子早年浪荡不羁，恃才傲物，不学正业。常生春知道他是一时意乱情迷，就特意为他迎娶了渭南吝店“渭北三大富户”之一的焦家姑娘平鸽，平鸽知书达理，持家有方，在平鸽的规劝之下，祥和子逐渐改邪归正，走上经商的道路，后来为常家的中兴立下了汗马功劳。
(三)诚信为本，一诺千金
常家主要在四川金堂县做典当和土地出租生意。他们是流寓客地，借地求财。因此，很注重以诚信为本，取得当地人的信任，说话一诺千金，说一不二。他们出租土地，立有一条规矩：承租者如果当年庄稼歉收，交不起租子，就地磕一响头就算完事，绝不追缴。这是因为他们认为男儿膝下有黄金，男儿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屈膝下跪，凡能这样做者，必定是身有难处，深信不疑。这样，使他们在金堂县留下了很好的口碑，都说陕西人办事痛快，知人所难，就是那些当时交不起租子的人，第二年只要丰收，就一定会补缴往年的欠租。民国期间，金堂县民乱，群起抢劫商店，连本地人的商号都抢劫了，就是不抢劫常家的字号。当地人说抢劫常家的生意，良心上会受谴责，这是对常家诚信最好的回报。而且，常家还出面捐修了金堂县的陕西会馆，成为团结旅蜀陕商的会议之所和保障之地。(39)
①乾隆《富顺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序》。
②嘉庆《四川通志》，巴蜀书社1981年版，卷64。
③《清圣祖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卷36。
④《康熙朝朱批奏折汇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册，第871页。
⑤民国《阆中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3。
⑥民国《达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9。
⑦民国《三台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4。
⑧王云：《蜀游记略》，巴蜀书社1991年版，卷1。
⑨丁宝桢：《四川盐法志》，光绪8年刻本，卷7，《转输》。
⑩赵尔玺：《顺治六年整饬盐务课税题本》，《历史档案》1996年第2期。
(11)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9年版，卷50。
(12)周庆云：《四川盐政史》，1932年铅印本，卷1，第73页。
(13)王守基：《盐法议略》，新编丛书集成本，下册，第693页。
(14)陈然：《清康乾时期的四川井盐业》，《社会科学研究》1991年第2期。
(15)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9，《山货》。
(16)杨芳灿：《四川通志》，巴蜀书社1978年版，卷68。
(17)陈然：《清代前期四川的人口与盐业》，《盐业史研究》1990年第4期。
(18)林振翰：《川盐记要》，1919看增订本，第1页。
(19)李鉴因：《四川盐务史略》，《四川经济月刊》卷10，第1期。
(20)林振翰：《川盐记要》，1919年增订本，第2页。
(21)林振翰：《川盐记要》，1919年增订本，第2页。
(22)林振翰：《川盐记要》，1919年增订本，第27页。
(23)周庆云：《四川盐政史》，1932年铅印本，卷1，第73页。
(24)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9年版，卷50。
(25)《全川经略志》，卷1。
(26)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三联出版社1957年版，第1册，第285页。
(27)徐坷：《清裨内钞》，中华书局1984年版，《农商类》。
(28)祁韵士：《皇朝会典内篡》，中华书局1991年版，卷26。
(29)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三联出版社1957年版，第1册，第258页。
(30)卢坤：《秦疆治略》，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1页。
(31)杨虎城，邵力子：《续修陕西通志》，陕西通志馆本，卷159，《风俗》。
(32)民国《续修泾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8。
(33)光绪《三原新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4，第32页。
(34)同治《成都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寺观》。
(35)同治《成都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寺观》。
(36)《渭南市档案局档案材料》，归档，卷30。
(37)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7页。
(38)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7页。
(39)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