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故事
清代陕西商帮的领军人物渭南孝义赵家——赵渭南
陕西商帮从明初产生以来，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到清代达到鼎盛，其标志就是形成了作为陕西商帮主体的“渭北财团”。“渭北财团”由渭北各县的著名商业家族构成，包括渭南孝义“赵、严、柳、詹”四大家族；渭北“焦、常、曹”三大富户；渭南西塬“贺、姜、李”三大富户；富平北乡“李、路、王、赵”四大姓；泾阳“刘、于、柏、姚”四大家族。由他们引领着陕西商人在全国范围内纵横捭阖，演绎了中国商业史上的财富神话。而渭南孝义镇赵家则是这一财团的领军人物。
一、清代陕西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入清后由于连年内战荒旱和陕甘分省，陕西的农业生产一度受挫。清初关中人口离散，土地荒芜，廷臣张廷玉曾言“自国朝以仁义之师入关靖寇，中原赤子，业已百战之余，折骸撕骨……实遗我一空虚之国也”①。仅耀州同官的陈炉村，原有农民八千户，此时只余数家，饥死人骨骼枕籍。面对这一残破景象，清廷总结亡明教训，重新实行招抚流亡的休养生息政策，并着力开发秦巴山区，使陕西农业生产获得了继续发展的机会。
清初，顺治帝颁发上谕总结前明灭亡的教训是：“当明之初，取民有制，休养生息，至万历间海内殷富，家给人足，及乎天启崇祯之际，因兵增饷，加派繁兴，贪吏滋奸，民不堪命，国祚遂失，良知深鉴。”②于是在全国实行奖励垦殖，轻徭薄赋的于民休息政策。康熙二年(1663年)在陕西先行屯垦，由官给步军牛具种子，以广耕作，十年又定《陕西荒地招民垦种例》，规定“凡民人之承垦者每顷官给牛具银五两，给籽种七斗，计银一两四钱，每顷再给人工四名，折银八钱四分，统由库项支付”，③使陕西农业生产开始走上大规模恢复的阶段。到乾隆朝屡次用兵西北，绥蒙青新甘宁康藏一带军旅频兴，陕西作为军粮转输的关辅重地，曾引起清廷的重视，乾隆五年定“陕西招民开垦例”，“户部议定陕西无主荒地官给插标招垦给照为业”。④随后又进一步放宽政策：“陕省荒地全无出产者，始招民开垦，其见在割漆砍竹采取木耳者，听其自便。”⑤加之乾隆五十六年颁布“兹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奖励生殖政策，使陕西的农业生产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以陕西的渭南为例，明末人口75665人，到乾隆年间已增加为276251人，嘉庆年间更增加到290453人，300年间增长了4倍多；人口增长，百姓大量开垦荒地，使耕地面积从明末的949861亩增加到乾隆年间的1266700余亩，比明嘉靖时增加了30余万亩。⑥全省亦是如此，万历六年人口为318万人，到嘉庆十七年便增加到1030万人，耕地面积由明末的29114906亩增加到嘉庆年间的30677522亩。⑦
清代陕西农业生产的发展与明代相比，突出表现为增加了以下的新因素：
一是注重井灌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清代康乾年间，针对陕西土厚风刚、空气燥热、表层水分易于蒸发的自然特点，抚陕官员开始在陕西大力推行井灌技术。康熙年间“富平蒲城二邑，井利颇盛，如流渠米原等乡，有掘井六、七丈者”。⑧这里“颇盛”说明尚在初创推广阶段，到乾隆年间已普及到关中各县，“乾隆二年西同风汉四府，彬乾商兴四州共报开成井三万三千九百余，到乾隆十八年又新开井二万八千口”⑨，成为引流灌溉外的又一新型水利技术，对农业生产的抗旱增产起了一定的作用。
二是大力开发秦巴山区，使秦巴老林加入垦种，促使农业生产力在空间上得到延展。秦巴山绵亘二千余里，老林之中，地方辽阔，“其地肥美，不须加粪，往往种一收百”(10)。但在明代，因惧怕流民屯聚，征剿不易，从明洪武起对其采取了“禁革山场，民不许入”的严禁垦殖政策，规定“凡窃取者，依律问罪，仍枷号三月以示众”(11)，使秦巴山区在明代长期处于“民少地荒，禽兽逼人”的原始状态。入清后，随各地人口激增，失业加剧，江、广、黔、楚、川等省无业流民，十百为群，不顾政策禁令，入山垦殖，清政府只得转变政策，对秦巴山实行招民开垦。乾隆六年首先放垦商州，该年“户部复议陕西巡抚张楷奏称‘商州及所属地方，尚有未垦荒地……官为插标招垦……其有民人现在割添砍竹及采取构皮木耳等听民自便’应如所请”(12)。到嘉庆四年，则对终南山实行全面放垦。该年上谕道：“陕省终南山，绵亘八百余里……山内地方辽阔，居民稀少，此等地方既系山径僻杂，又延袤广远，与其置之空闲徒为盗薮，莫若将山内老林，量加砍伐，其地亩既可拨给流民自行垦种，而所砍竹木，即可作建盖庐舍之用。”(13)从而使秦巴老林进入全面开发的历史阶段。
清政府对秦巴老林实行的放垦开发政策，使沉寂千年的秦巴山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繁荣景象。汉中府明代还是“灌莽弥望，虎豹所伏”，到清康乾后“休养生息百余年蔚为繁富之区……农多饱暖，商裕货财，县境世家望族阎闾里民户口滋繁，极称盛焉”(14)。商州，康熙时还是“深山穷谷，半多荒僻”，到乾嘉年间已“穷谷深山，皆闻鸡犬，老岩绝壑，亦长菽麦，高高下下，人尽务农……并有丝蚕蜡虫，椒桃漆药，诸蕃百产”，有“小太湖”之名”(15)。兴安府(即安康地区)，雍正时还是“诸县人户萧条，路歧荒僻”，到嘉道年间，已是“南乡八辅……河稻田畦尤饶美，又产药材菌蕈，岁数万斤，山坡宜柞漆与木耳，岁可数千斤，哺槽牧豕岁数千蹄，深山老林多材木，浮溪达汉岁不胜记”(16)。由此可见，清代开发放垦秦巴山区，使终南山内蕴藏的生产力第一次得到历史性的释放，形成以多种经营为特色的陕南经济在清代高速度发展的局面，这些都大大增强了三秦大地的经济实力。
三是广种玉米，甘薯杂粮，使农业生产力向深度进军。玉米，俗称包谷，具有高产、耐旱、对土质要求不高等特点，宜种于山区、沙地。清代陕西，一方面由于人口激增，粮食紧缺；另一方面，陕南陕北山高沟大，多山地沙田，故从清中叶玉米种植开始在陕西推广，先种植于南部浅山和陕北沟卯，乾隆朝陕督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记载：“数十年前，山内秋收以粟谷为大庄，粟利不及包谷，近日遍山漫谷皆包谷矣。包谷高丈许，一株常二三包。山民言：大米不及包谷耐饷，蒸饭、作馍、酿酒、饲猪均取于此，与大麦之用相当，故夏收视麦，秋成视包谷，以其厚薄定岁丰歉。”(17)因此，在商州“属城四邑，民食皆以包谷杂粮为正庄稼”(18)。乾隆二十二年延长县令王崇礼在该县推广玉米种植，使“安定县特产玉麦”(19)，为陕北种植玉米的最早记录。到嘉道年间，玉米扩植到平川地区，当时关中种植玉米的州县有蒲城、三原、华阴、华州、周至、户县、蓝田、眉县、扶风、岐山、宝鸡等，对增加粮食总产起了有益作用。甘薯的种植在陕西发生在乾隆年间。乾隆十年，陕西巡抚陈宏谋颁发劝种甘薯檄等示谕多件，促进甘薯种植在陕西的推广。由于甘薯为高产作物，时人谓“芋之收倍于稻，薯之收倍于芋”。(20)从而使陕西民食问题得到缓解。
以上这些新因素促使陕西农业经济在清代获得持续发展，加之社会安定，“乾隆以来，重熙累治，关陇腹地不见兵革者近百年”(21)，使陕西在清代前中期数百年间继续保持着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优势地位。有人指出，陕西在陕甘回民起义前经济形势是“休养生息二百余年，潼华以西，既富且饶，娱乐无疆，土木妖异”，(22)“岐雍之地，俗厚民庞……遍地麦禾，收成丰稔，官则仑库足额，民则盖藏充盈，夜不闭户，路鲜丐者”(23)。《户县县志》更记载说：“康熙盛时，兵草之息，农桑渐复。至乾隆时期又为清全盛之期，遗老谓‘夫花门构乱之前，人烟辐辏，庐舍鱼鳞，各村充巷，俱不能容，村外环集，殆无隙地，家给人足，盛知礼仪。”(24)据田培栋先生的估计，陕西在明清之际的五百余年间，经济发展水平排列在与河南、山东相同的中等发展水平，可谓全国富饶之区。(25)这便为陕西商帮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二、清代陕西商帮的鼎盛发展
进入清代后，特别是康熙五十六年实行“兹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奖励人口增殖政策，使全国人口激增，从明万历年间的1.4亿人，增加到道光年间的4.1亿人。人口增长所产生的巨大需求拉动，使民生日用品成为商业的主要内容，陕西商帮经营的产品结构和流通的区域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第一，盐业经营从淮扬盐场转向四川自贡盐场。明代，陕西盐商主要经营淮扬盐场的“海盐”，到明末满族贵族入主中原，陕西商人以汉族正统自居，在扬州反清复明，遭到清政府的迫害，只好“弃淮入川”，将资金转向战后不毛之地的四川，准备在川中积蓄反清复明的力量。他们起初在四川开商店、办字号积蓄资金，使“川省正经字号皆属陕商”(26)，掌控着四川的商品经济。当年四川流传的一句民谣就是：“皇上开当铺，老陕坐柜台；盐井陕帮开，曲酒陕西来。”到清代乾嘉年间，他们将商业经营积累的资金，投向了自贡的“井盐”生产，在四川井盐的生产领域为自己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陕商投资四川井盐，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清初陕西商人在四川从事钱号和典当业获得高额利润后，在康雍时开始投资于川盐运销。康熙二十五年开始有零星陕商来自贡运销井盐，在自流井卖“菠盖盐”(27)，但当时尚未有富商大贾从事盐业贩运的。到雍正三年实行“计口授食”的新盐业政策后，才为陕商大规模挤入川盐销售铺平了道路。因为，实行“计口授食”政策后，按人口日均食盐数分配引张，并由“地方官就地招商领引，运回本境行销”(28)，这便形成运销川盐的“引岸专商”制度。而当时川省本土商人资金短缺，无力承担耗费巨大的盐业运销。在清代盐业运销是资本占用数量极大的经营项目，“从前商运行盐于各岸设号售盐，必于各厂设号购盐，又复沿江设号雇船拨运，前盐未销即须赶运后盐，前盐未到又须赶购后盐，随销随将所售银两寄厂，辘护周转以资接济，在途在岸各占一副资本。有三万之金始能行一万金之盐。各商资本虽厚薄不同，大要必由数万至十数万金方足开放一号，此商运大概情形矣”(29)。这对“向因地方瘾苦，民鲜殷富”(30)的川省商人来说，自然无力承担。二则川省长期闭塞，经商行贾未形成风气，人们对盐业贸易不甚熟悉，“川人不谙行盐”也使川省商人不便承担这一风险巨大的经营业务，他们只得将所领引张就地出租“招商承引”，“鲜有自行配运者”(31)。这对于在川省经营钱庄、典当，拥有雄厚资本并从明代以来就长期从事盐业贩运，积累了丰富盐业经验的陕西商人来说，无疑提供了求之不得的商业机会。他们以陕西商人特有的善抓商机的敏锐目光，牢牢抓住这一机遇，乘机挤进川盐运销，向当地富商“租引代销”，即“运商行盐必先向坐商租引……每引一张约十余两二十余两不等，由商总租收，作为课税羡截领缴行费及地方官吏提课规费商局公费，下余之数不过二两，由商总分交各坐商谓之引底”(32)，然后赴井场配盐运销。通过这种创造性的“租引代销”法使陕西商人开始把川盐运销掌握在自己手中，本地“坐商徒拥虚名”(33)，由此进入陕西商人大规模投资并垄断川盐运销的历史时期。
乾隆九年改拨川盐接济滇黔两省民食后，川盐济黔济滇，使陕西商人更把川盐运销业务扩展到四川以外的更广大领域。就川盐行黔而言，“由永宁县前进者为涪岸，由綦江县前进者为綦岸”(34)，“四岸行商各十余家，悉是陕西大贾”(35)。同光年间，太平天国革命使江南陷入战火，淮盐入楚受阻，清廷即调川盐济楚，陕西盐商又携带盐船沿川江而下，运销湖北。由是陕西盐商在川、滇、黔、楚四省的广大区域内，携带盐斤，水陆并进，纵横驰骋，莫不得其所欲。他们在各厂设号购盐，在沿江设号雇船，在各岸设号售盐，水运则“三秦客友，运榷黔滇，连墙万船”，陆运则肩挑背负，“行商自岸入黔，节节开设子店，每店动需一二万金，沿途以盐盘盐，到店则散发小贩，趁乡零售，按关收账”。(36)仅陕商刘绍棠，人称刘五老陕和田荆荣二人与川商李友四堂合伙在贵州仁怀所设的盐号“协兴隆”就拥有子号70余家，分布在仁怀到贵阳间的各州县(37)。此外贵州江口一地就有陕西泾阳商人四百名(38)，他们不少人是盐业的经营者。八店街的陕商苏家在仁怀厅有20多家分号。(39)到乾隆年间像“协兴隆”、“恒盛源”这样的陕商盐号盐店在川中就有152家，其中仅自流井一地就有119家，他们于1736年在自贡集资兴建了富丽堂皇的“西秦会馆”，以此作为陕西盐商的活动中心，初修时耗费5万两白银，均由各家盐号捐资，捐银最多者达3000余两。会馆修建时还依照地形，别具匠心地将建筑设计为船形，寓意欲将四川银子运完之意，充分显示了陕西盐商在川盐运销领域的雄厚实力。
第二，布业从运销江南“标布”转化为运销豫楚“府布”。在明代陕商主要是运销江南标布到西北。进入清代后，西北棉布市场最显著的变化就是曾经在西部盛行了300年的江南标布急剧衰落，代之而起的则是湖北、河南土布在陕陇的畅销。
首先，明代苏松土布盛行北部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北方民众“昧于织”，无法解决纺织中因气燥干旱，纺线易断的技术问题，只好“北棉泛舟而输诸南，棉布则输诸北”，形成北棉南布大流通的局面。入清后不仅华北、华中植棉发展很快，而且在土布贸易丰盛利润刺激下，北方地区主要是华北，大体上解决了纺织因气温差异而造成的技术障碍，使北方的棉纺织业发展迅速，很快达到与江南布业并驾齐驱的程度。明末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说：“近来北方多吉贝。而不便纺织者，以北土风气高燥，绵魂断续，不得成缕。纵能成布，亦虚疏不堪用耳。南人寓都下者，多朝夕就露下纺，日中阴雨亦纺，不则徒业矣。南方卑湿，故作缕紧细，布亦坚实。今肃宁人乃多穿地窖，深数尺，作屋其上，檐高于平地仅二尺许，作窗棍以通日光，人居其中，就湿气纺织，便得坚实，与南土不异。若阴雨时，窖中湿蒸太甚，又不妨移就平地也。”(40)光绪《深州风土记》也记载：“方志称，肃宁人家穿地窖以织布，得松(江)之中品。今如保定、正定、翼(州)越(州)深)(州)定(州)诸郡邑，所出布多精好，何止中品，亦不皆作自容中也。”(41)说明布品质量已与江南相当，而且“价值仅当十之六七”(42)。到清中叶，“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输入西北的棉布，每年不下300万匹”(43)，而湖北土布亦不下“一百万匹”(44)。这都对江南土布业提出了挑战。
其次，湖豫连接陕甘，路近费省，比较成本的优势也引导商人舍远求近，到湖豫贩布。在封建社会，异地行商，运费是成本最主要的构成部分，成本最低化原则要求商人必须选择最近距离的市场，以节省开支。对此，方行先生曾有过分析，他说：“乾隆间，河北、湖北地区棉布生产发展，陕甘商人转向这一地区买布，而减少向江南进货，为的是节省运输费用。正如时人所说‘尽管河北布价视他处亦昂，盖商家为什一之营，锱铁计及，远者必有费，辗转滋劳，节道里所费之资，用集近产，力省而功及倍也’。孟县布行销甘陕，主要在明末清初。孟县较甘陕比江南近，同样节省费用。”(45)这样到乾隆年间，湖北德安、应城、云梦、汉阳、汉川一带的府布、府庄布、景布以及河南孟县、唐县、南阳等地的孟布、陡布、颖布便取代江南标布而占据了西北棉布市场的主导地位，如湖北孝感“棉布有长32尺，宽1尺5寸，为大布，细绵如绸，3尺以下，皆曰椿布，西贾所收也，至呼为孝感布”。(46)汉阳“其布则曰扣布，南乡治此犹勤，妇女老幼自春作为，昼则鸣机，夜则赚灯纺绩，彻夕不休，比巷相闻，人日得一匹，远者秦晋滇黔贾人争市焉”。(47)河南孟县“孟布驰名，自陕甘以至边墙一带，远商云集，每日城镇市集收布特多，车马辐辏”(48)，正阳“家家设机，男女操作，其业较精。商贾至者每挟数千金，昧爽则市上张灯设烛，骄肩累迹，负载而来，所谓布市也。东达颍亳，西达山陕，衣被颇广”。(49)这些反映了清代西北棉布区域市场结构的变化。
第三，茶业从贩运陕西紫阳青茶转变为贩运湖南安化红茶。在明代西北边茶贸易主要是陕西汉中、紫阳以及川北保宁府的“紫阳”绿茶，“中茶易马，唯汉中、保宁”。(50)但自明代万历年间，湖北安化等地所产的红茶却在西北市场急剧兴起，并在清代成为取代陕西“紫阳茶”而占市场主导地位的产品。其一，湖茶产多价廉。湖南湘水流域向来为我国主要茶叶产区之一，清代中叶年产茶“七八十万箱”，每箱60斤，约为年产400万斤。(51)同时湖茶系粗茶，多以茶枝之粗蔓制成，使湖茶“多而值下”(52)。而紫阳茶属细茶，多以茶枝细蔓焙成，且产量有限，明代最高年产5万多斤，使“汉川茶少而值高”(53)。湖茶在价格上低于陕茶，因而对产业单薄、购买力相对比较低的西北民众来说更宜于选择湖茶，而弃陕茶不用。以明清生活水准在西北算是最高的三原来说，“径阳为茶总汇，就近发卖三原，纳税甘抚，其兴安所属之茶行于西安者，原人亦得买食，但兴安茶细价昂，楚茶价廉。故原人改食楚茶”。(54)其二，湖茶对路。生活在陇藏高原上的西北民众以游牧为生，以牛羊肉为食，多以茶叶熬制奶酪帮助消化和吸收维生素。而陕西紫阳茶系绿茶，“味甘而薄”，湖茶为红茶，“味苦，于酥酪为宜”，无论黄黑两类均能适应西部民众的消费需要。“黄茶色淡味薄，为夷番熬茶所需”，“黑茶色浓味重”，(55)更为少数民族所喜爱。就连清代新辟的新疆，民众亦多购湖茶。纪均说乌鲁木齐的饮茶习惯是“佳茗不易致，土人唯饮副茶，云此地水寒伤胃惟副茶性暖。能解之。”(56)因此湖茶比陕茶更具有市场魅力，更能适合西部市场的需要。其三，湖茶适销。陕茶系散装绿茶型，以麻袋装运，踏压松软，既不便于运输又容易发霉变质，不易储存。而湖茶系红茶紧压茶，要经过二次发酵、挤压、压砖，形成“茶砖”，适宜于千里贩运和藏区民众的长期保存，使贩运湖茶比陕茶更能降低成本，增加贸易量。更为重要的是，陕西泾阳从明代起已具备湖茶焙制的自然和技术条件，这是湖茶能够在明清从西部崛起的必要前提，可以说是陕西人一手促成了湖南副茶在中国西部三百余年的盛行。这是因为，一则泾阳水好。红茶在着色发酵过程中要不断以极浓之茶水注入锅内茶叶中，才能使茶叶香气浓郁，所用之水与质量有重要关系。而泾阳“所用水为井水，味咸，虽不能做饮料，而炒茶则特殊，昔经多人移地试验皆不成功，故今仍在泾阳”。(57)二则陕西人从唐代以来就已经掌握了紧压茶的装、菠、杂、吊、锅的焙制和压砖成封一整套加工技术。唐代的饼茶就是把茶叶置于瓶中，再将瓶放入锅里加热，熬后趁热挑碎，再放入一定的模子里拍制成型，放入焙坑中烘焙，烘干后加以密封，运往各地。说明至少在唐代陕西人已掌握了紧压茶技术，而这一技术湖南安化茶区直到中华民国二十九年才逐渐掌握。泾阳焙茶的自然和技术条件为泾阳成为西北茶叶总汇和安化湖茶在中国西部崛起准备了物质技术基础。
由于湖茶在价格、规格和市场方面都优于陕茶，因此从明代万历年间起，湖茶就对陕茶摆出一副咄咄逼人、欲取而代之的态势。“湖南产茶其值践，商人率越境私贩，中汉中、保宁者仅一二引”。(58)为了确保陕茶的市场，“户部折中其议，以汉茶为主，湖茶佐之，各商中引，先给汉川毕，乃给湖南，如汉引不足，则补以湖引”。(59)尚有一段陕茶为主，湖茶为辅的过渡时期，到嘉靖三年御史陈讲以“商茶低伪，悉征黑茶”，(60)使湖茶代替陕茶取得主导产品的地位，到明末已形成比较稳定的湖茶运销路线。嘉靖十五年茶商牛成鼎等称“商等输货领引从湖南安化县买完包茶共三十四引，雇船装载，于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运止郧阳府地方背阴滩塔谷滩及均州等处……茶楚产地，郧襄茶运咽喉也”。(61)入清后，安化“茶业日兴，陕甘两省茶商领引来安采办者甚多”。(62)到雍正年间，湖茶己完全压倒了陕茶。
同时，清代陕商还在各地因地制宜，培植了许多新的产业。这主要有：
(1)水烟。水烟是兰州久负盛名的土特产之一，在清康乾年间已屡见史乘，如《金壶六墨全记》上说：“乾隆中，兰州特产烟种，铝铜为管，贮水而吸之，谓之水烟。”(63)余正燮在《癸巳稿·吃烟事迷》上也提到兰州有水烟，这说明水烟是清代才在甘陇新出现的物产。由于生长在白山黑水间的满族历来喜嗜烟，在他们的推动下，到清中后期吸食水烟者比比皆是，满汉文武官员，富商大贾莫不“嗜好水烟成癖”(64)，他们对水烟袋、香媚等烟具，视为珍宝，人们群起仿效，使水烟产销作为兰州新兴产业初盛于康乾时代，极盛于光绪。兰州附近的土壤适宜烟叶生长，因此水烟叶主要种植于兰州、皋兰、永盛、榆中、靖远、临挑、永靖等七县市，到清末兰州附近烟田约有四万亩左右，所产烟叶七百万斤以上。烟叶种植的繁茂又带来泾阳、兰州等地水烟丝加工业的勃兴，到清中后期仅兰州一地就有各类烟坊80余家，年产水烟2万多担，约合92万斤。(65)兰州水烟业的兴盛，使以经营兰州水烟丝闻名全国的陕西同朝“丝子客”成为陕西商帮中的一枝新秀。
(2)药材。有清一代又是陇山、祁连山和天山植被被初步开发利用时期，加之西部地区土气高寒，人烟罕至，适宜于各种药材的生长。因此，清代西口药材急剧兴起，其中尤以岷州所产枸杞、大黄，青海所产冬虫夏草为名贵大路细货，并以药品纯正、产量巨大而在全国药材市场占重要地位。岷州年产大黄300万斤，当归500万斤，武威年产甘草600万斤，到清末每年由陕甘输向全国的各类粗细药材就高达“153万斤，价值常在数千万元之谱”，(66)成为占据着全国药材市场半壁河山的新兴产业，并使陕西药材商在这一经营领域始终占据着垄断的地位。
(3)玉石。新疆于阗、甘肃之肃州素以产玉名闻天下。于阗历史称，“贡献之物，若圭、枕、坷、佩、带、胯、奋、杖、刀把、鞍髻、玉佛、玉马类，皆极穷巧智，为世所羡”。(67)肃州更以所产“夜光杯”而绝唱于全国。“玉石，一名噶巴石。出红水坝河内，乃石之似玉者有菜色、白色、深碧浅绿。俱可琢器，治之者以山丹回回砂磨之。”(68)嘉庆四年弛玉石之禁后，玉石制作及其贩运在西部迅速兴起，阿克苏“回子一大城也，人二万余户……尤多技艺之人，攻玉制器……喀什噶尔回城与城镇相连，极繁盛，习技作，攻玉、镂金，色色精巧”(69)，肃州玉作“清末有十余家，规模大者雇佣工人十人左右，仅夜光杯一项年产千余付，价值四五千元”。(70)这些玉器或被陕西汉商贩回内地，或被陕西回商贩至西藏、川边乃至东亚诸国，使陕西“玉石客”成为西部贸易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
(4)木材。清代又是陇山、祁连山森林资源被大规模开发利用时期。陕西西北的陇坂亦曰蟠家，明清以来有很好的植被，林深树茂，“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71)岷州“货殖之利，唯木材为最”。(72)祁连山的林木也很茂盛，尤产松杉，仅狄道的湖滩就有“松杉万株，白杨林在滩南”。(73)入清后，陕甘分治，各州府县营造官衙房屋时木材需求激增，使陇山林木资源得以广泛利用，“远近商贾，有入山购买，自洮岷临洮以此作为陕西盐商的活动中心直达宝鸡咸阳者”，(74)遂使陕西木商成为清代陕西商帮中新的分支。总之，清代西部地区农业经济的继续扩充和新兴产业的不断培植，使陕西商帮的经营范围进一步扩大，活动余地更为广阔，迅速发展到最鼎盛时期。
三、孝义镇赵家的经营概况
孝义镇赵家的经营概况，在马长寿先生的《陕甘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记录》中有较多的记载。
赵家是陕西在明代最早从经营盐业中发家致富的商业家族。清代末年陕西有一首流传的民谣《荒岁歌》，其歌词曰“孝义镇它本是渭南所管，赵老五也算是关中富汉”，就说的是孝义镇赵家的事。而清末文人李伯元所写的世情小说《官场现形记》就是从孝义镇赵家写起的。该书开宗明义写道：“陕西有个朝邑县，朝邑县有个孝义镇，赵家是镇中富户，有一年赵老爷的一个孙子考上了举人，阖镇祝贺。另一富户方家见了眼红，也找了一个举人夫子名王仁给他儿子老三作私塾先生。在庆贺赵家孙子中举中，王乡绅大谈制艺入官经济之道。”(75)足见赵家在全国的影响。
赵家原本是山西人，明初从洪洞县大槐树下移居陕西朝邑望乡关，后迁到渭南孝义镇，从明初利用食盐开中，力农致富，家资数百万，自明迄今，累世忠厚。赵家在明代出过廉访使。有人追溯赵氏发家史，认为始于明代早期赵氏祖上曾出现过一位吏部尚书。因为他卓有功勋，年老退居少有积蓄，皇上便为他在孝义赵家巷西端建一宅第，俗称“七间厅”。又赐给他一座盐场，即四川五通桥的“乾元提”。有一年，赵从外地运回孝义的银两，从仓渡码头卸船，车拉骡驮，连绵十四五里。到清代赵家主要靠经商发财，一门九府，皆是富户。赵家主要是经营盐业、布店、典当、茶庄、粮店发的家。西安有不少赵家的生意，西安的“赵鼎元”、旬阳的“乾益号”、咸阳的“调元号”都是赵家的生意。入清后，赵家向四川发展，主要是开盐井和贩茶。赵家在自流井和乐山五通桥开有盐井和盐场，叫“元记”盐号，在涪州有“恒盛元”盐号，两号的规模都很大，既经营盐坊又办运销，川盐入黔有不少食盐是由赵家参与包销的。还在泾阳设有“恒春益”茶号和“德厚堂”茶号，从湖北运茶，在甘肃加工后运到甘肃等地。赵家还在西安湘子庙街开有当铺，并在兴平、武功、户县、周至各县设有分号。赵家还垄断着陕西的水烟生产，赵家在泾阳办的“一林丰”烟厂，是陕西最大的水烟加工制造作坊，占据着当年陕省水烟产量的60%，有雇工二三百人，在全国各地都设有字号，其中仅在上海五码头就设有五家仓库，主要经营面向南洋的贸易。
咸丰时赵家的赵渭南是关中赫赫有名的大财东，同治年间的赵老九和赵元中都是有名的陕西绅士。赵家在孝义镇修了九座宅院，恢弘宽敞，仅院内的戏台就有七间房宽，还修了占地很大的祖墓，石狮、石兽分布左右，修墓基时以石匠雕刻石件的粉末付工钱，一两粉末一两银子。乔家后人乔峰泰说：“赵家每年赚的银子都从四川运来，运的办法是人挑、马驮，成群结队的，这些银子经常有保镖随行，所以也叫出镖银。一次，赵家出镖银时，先头部分己进了赵家大院，后一部分还仍在渭河滩上，挑银子的担子足足排了八里路长。有的银子是大块的，搬运不易，干脆埋到赵家的地里。陕甘回民起义期间，回民起义军包围孝义镇，镇中的砖头瓦块都砸完了，情形万分紧急之时，赵家当家人赵渭南大吼一声：‘快把银子拿出来，朝外砸。要钱干啥呢，要命哩!’于是人们搬出五十两为一锭的大银锭，朝外砸，孝义镇外扔了白花花一片，才阻挡了起义军的进攻。”(76)
孝义镇有一个石砌花雕的大涝池，这在当时的关中农村是绝无仅有的，也是孝义镇的文化标志。这个石砌涝池，呈正方形，涝池深5丈，周长约126米，一色灰白石料砌就。池壁自基础计25层，12层碌碡，12层石条，露出地面部分，五尺一栏，由花色斑斓的浮雕石壁围定，不施一铁，北壁石栏有通道两个，伸向东、西大街。整个建筑显得严整、淳朴、精美、大方。
石涝池修筑于乾隆到嘉庆年间，据说是孝义赵家为全镇做的一大善事。赵家雇了300多人花巨资用了3年时间修成。当时池北立有一碑，记述了修筑情况。为了使池蓄水清洁，赵家又把东西街铺了500多米长的石条路，两边还砌了石台阶，下雨时人走两边石台阶，雨水过后，街道非常干净，因而池水能保持清洁，人畜可饮用，涝可防灾，旱可浇灌，为当地居民生活带来方便。
当地75岁的王积正老人说：孝义过去池水清澈，里面有很多小鱼。石塘四周高，下雨时雨水沿街流向涝池，当池中水蓄满时，就沿泄水洞倒流排出。每到盛夏季节，池中鱼儿悠游，蛙声阵阵，池旁柳树上蝉鸣悦耳，一派江南水乡风光。人们在池塘四周乘风纳凉，听说书，唱曲子，为古镇增添了乐趣。
赵家还养戏班，当年秦腔名角刘喜子，就是赵家捧红的。赵家养戏箱，赵家戏班贮存的皮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烧毁时，驴皮油在孝义镇街上流了厚厚的一层。(77)
四、孝义镇赵家的经营经验
孝义赵家作为清代陕商的领军人物，创造了丰富的商业经营经验。这主要有：
第一，多角经营，赚取综合经济效益。
在市场风险极大，潮起潮落的商海经营中，赵家遵循“鸡蛋分篮装”的多角化经营策略，不固守固定的模式，而是什么赚钱就经营什么，投资于不同的商贸领域，既分散了风险，又取得了良好的综合经济效益，反映了陕西商人灵活进取、勇于开拓的经营思想。赵家是明代“食盐开中”贩盐起的家，入清后，他们抓住清政府在四川盐井实行“计口授盐”和“引岸招商”政策的机遇，投资于四川的盐井业，赚取了自贡井盐开发的第一桶金。然后他们又利用清政府允许汉商入藏贸易的“茶马交易”的政策机遇，投资于康藏的茶叶贸易，还在康定、松潘设立分号，营销四川的“川茶”到康巴草原，使他家的茶号在松潘城很有影响，并因此又垄断了康、松一带的林业生产。入清后，豫楚土布在西部兴起，他们又投资布匹经营，从湖北贩运大批府布到西北。清代秦巴山区开发后，他们又积极参与山内土产贸易，他家在旬阳办的“乾益号”贩运山内的猪只到西安。特别是他们见到兰州水烟兴起后，先是湖北人在陕西办烟厂，很不服气，就又投资兴办了陕西最大的烟厂——“一林丰”，垄断了水烟生产的多半壁河山，使他们生产的“青”字牌水烟成为名扬全国和南洋的名牌产品，赵家的产业因此也达到历史上的最高点。由此可见，赵家是盐、茶、布、烟、林、畜、当多业投资、多角经营，商贸事业覆盖面广，回旋余地大，始终占据着最有利的经营项目，取得了良好的综合经营效益，成为当时陕商的领头羊。
第二，适时营销，抢先赚取超额利润。
市场经营贵在趋时抢先，捷足先登，赚取技术领先的超额利润。赵家在经营中发扬陕西人所特有的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精神，追求创新驱动，这在他们经营水烟时表现得最为突出。太平天国后，兰州水烟迅速发展到历史上的最高峰。这是因为光绪后，左宗棠的部队调防西北，他们以湘人为多，把兰州特产水烟带到南方赠送亲友，一些有闲阶级视为珍品，互相宣传称赞，使长江下游的水烟市场迅速兴起。孝义赵家见大利所在，急起直追，在兰州投资设立“丰盛兴(兴记)”水烟坊，收购当地小烟坊的产品，并设厂制造水烟丝，装箱运沪，被称为“丝子客”(78)，很快其“资本达一百万两银子”，成为水烟业中独领风骚的佼佼者。(79)赵家的“丰盛兴”在泾阳有分号，在上海分庄叫“一林丰”，在南通、苏州、石港、平燕有支号，在汉口、天津、包头、洛阳、太原、成都、重庆、潼关、泗水、安化、宝鸡设有临时驻庄。这种层次分明、密如蛛网般的销售网络，使“一林丰”的销售量由原来的两千多担，增加至三四千担，最高时多达五千担。资本亦由原先的50万两银子增加到100多万两银子，成为兰州和陕西有名的“百万富翁”(80)。其东家赵某因财丰钱广曾在上海遭绑架，被勒索现银40多万元，成为当时上海影响很大的绑票案之一。
第三，注重特味，赚取名牌市场垄断效应。
烟草是消耗品，只有那些色味适合人们癖好的产品，才能获得稳定的销路。百年前，陕西商人所以能把产于西北偏僻一隅的水烟成功地推广于全国，并受到各阶层的欢迎，这同他们注重产品独特品味，形成“兰州水烟天下无，五泉所产尤绝殊”的特味优势产品有绝大关系。兰州水烟这种独特品味表现在水烟生产的各个方面。
首先，烟叶独特。古老的黄河谷地，土质松软，水分适宜，典型的半干旱大陆季风气候，形成适合水烟叶生长的独特环境。赵家指导烟农们利用这一优越自然条件，精心培植。先于小满前后将烟籽种于田中，小暑前后又打尖移植土质肥沃的大田。烟叶长大后，还要反复打尖去枝，这就形成兰州水烟既叶厚油足又耐寒性强的特点。并且烟农们为便烟叶成色美观，巧妙利用季节差异，在霜降前拔下上笼为青烟，在小雪后收烟为黄烟，为烟坊进一步加工烟丝打下了基础。
其次，配料作工独特。兰州水烟配料最为讲究，五种辅料与烟叶反复喷油、上沫，而且配料比例形成制度，由官府勒石谕示，令各家格尊划一，形成规模定势，成为兰州水烟色味整体独特的重要保证。而且配方比例还随季节变化灵活增减。辅料产地固定，非特产莫选，如槐籽必来陕西，紫药仅选中卫，姜黄出自城固，使兰州水烟具有别家无法仿效的纯正美色香味。水烟刨制更是技出陕西独创，选料考究，制作精细，质量管理严格，“青烟丝凡重量达到标准，烟条显色亮，棱色整齐平匀，为一级品；凡重量达到标准，烟条显色亮，而烟底面稍差，墙子不够硬棒，为二级品：凡重量达标准，而烟底面均不顺，亦不平匀，色泽暗淡，棱角毛草，为三级品”，这便保证了兰州水烟的质量优异，人莫与竞。
其三，品种销路独特。吸食烟草为人们的特殊喜好享受，各地人们水土不同，食性各异，口味有别。兰州水烟经营者的难能之处在于他们能根据各地消费者的不同嗜好，选销不同品种，投其所好，形成各种品种不同的经销区域。如我国南方，水田纵横，地气潮湿，农民下水田耕作，易受潮染病，吸食水烟可消湿防毒，预防蚊虫叮咬，故色浅味浓的“青烟”多销江南、华东。而北方各地气候干燥，人们终日劳作，疲贫不堪，且口味浓烈，故加料配制的“棉烟”多销往西北各省以及四川、河南、山东、内蒙古各地。甘肃本土民众贫苦，购买力有限，多销由各种烟丝残屑制成的“麻烟”。这些成色各异、种类不同的水烟因经营者的细心调节而形成稳定销路，满足了各阶层的需要。(81)上至宫廷大内，下至贩夫室女，吃水烟者几遍天下。达官贵人必吸兰州皮丝、青烟。京都妇女受其影响更是吸烟成瘾，有《都门新竹枝词》为证：“水烟成瘾复何妨，镇日相随味倍尝；讵意闺中尤酷好，也会檀口挹清香。”(82)而松南更形成“葵盖茶杯开建片，铜鞋水管吸兰烟，闲话渡光年”(83)的生活方式。在扬州更有人以“匡子驾小艇游湖上，以卖水烟为生”。(84)
在商品经济下。名特产品往往同经营者的信誉联系在一起。清代在兰州经营烟坊的陕西商人们很注重把创制名特产品与创造名牌字号联系在一起，各烟场推陈出新，不断形成自己独特的名牌产品，并以烟坊字号头一字作为烟丝牌名，名牌产品与名牌字号交相辉映。推销产品即扩大企业知名度，而字号知名度的提高又为名牌产品开辟了更广阔的销路，使产品获得稳定的市场占有率。如一林丰，有“一字青烟”的美誉，在全国各地销路很广，深入人心，在消费者中形成稳定的购买偏好，非其莫选，以致别的厂商很难取代他们。如20世纪30年代山西曲沃水烟兴起后，不得不仿照陕商的名牌字号借以打开销路，有的干脆将产品卖给赵家在上海的“老五行”(85)，交由陕商去推销，充分表现了名牌产品的市场魅力。
第四，以察尽时，赚取适时利润。
在清代兰州水烟经营者中唯有陕商资金充盈，在外地设有分庄支号，其总号驻座兰州，而销庄遍布江南沿海，相隔千里。要使总号在西北一隅对全国市场胸中有数，有的放矢地组织营销，派人进行市场调查和互通情况便成为他们克敌制胜的法宝。如一林丰总号经理、副经理每年要不定期地到各地分庄巡视业务，了解行情变化，进行业务指导。平时总号与各地分庄之间主要通过“号信”来互通情报，进行经营管理。“号信”是体现上下级管理关系、汇报行情变化和经营情况的主要形式，每周一期。分庄要按时向总号汇报业务，如遇特殊情况还需用“加急信”请示汇报。总号则有专门处理号信的文书班子，对号信编号留底，由负责人签字盖章，形同公文处理程序。同时总号规定每月、每季、每年汇报大账清单，总号根据汇报材料，综合计算盈亏。每年或每三年向股东提出结账红单，商讨红利分配，决定今后的经营状况和人事安排。这便形成字号特有的“万金账”。
这套信息传递和反馈制度，使兰州陕西烟商对全国水烟市场行情变化反应灵活，能够及时进行正确决策和因地制宜地组织营销，取得经营的主动权。如上海的一林丰在上海城市市场疲滞时，便弃城就乡，以广大农村作为推销场所，主力向长江下游一带伸展。农村小商贩来上海购烟，便极力拉拢、招待，并以先取货后付款的赊账办法和销售水烟一箱赠送精制水烟袋一支的办法，扩大推销范围，又租船带货下集镇，摆摊设点，一有销路即驻庄设号，很快打开了南通、石港、平湖、苏州等市场。(86)
第五，捐资慈善，赚取乐善好施的社会名声。
孝义赵家财东不仅富有，也为当地百姓做了一些善事，如灾年救济灾民、修筑道路、城墙等，最有口碑的是赵家出巨资在镇中心修筑较大规模的蓄水防灾的石砌涝池，赵家雇了300多人花巨资用了3年时间修成。当时池北立有一碑，记述了当时的修筑情况，可惜早已被破坏。为了使池蓄水清洁，赵家又在东西街铺了500多米长的石条路，两边还砌了石台阶，下雨时人走两边石台阶，雨水过后，街道非常干净，因而池水能保持清洁，人畜可饮用，涝可防灾，旱可浇灌，为当地居民生活带来方便。
①王雷鸣：《清代关中农村经济之变动》，见《西北论衡》第10卷，第1期。
②贺长龄：《清文献通考》，中华书局影印本，卷1，第4859页。
③王雷鸣：《清代关中农村经济之变动》，见《西北论衡》第10卷，第1期。
④贺长龄：《清文献通考》，中华书局影印本，卷1，第4867页。
⑤贺长龄：《清文献通考》，中华书局影印本，卷1，第4885页。
⑥乾隆《渭南县志》，三秦出版社1987年版，第44页。
⑦吴镇锋：《陕西地理沿革》，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2页。
⑧贺长龄：《清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92年版，卷三十八，第12页。
⑨贺长龄：《清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92年版，卷三十八，第16页。
⑩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27页。
(11)《明宪宗成化实录》，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50。
(12)《清高宗实录》》，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146。
(13)《清仁宗实录》，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53。
(14)《城固乡土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17页。
(15)乾隆《续修商志》，乾隆年间刻本，卷4。
(16)民国《安康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十。
(17)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28页。
(18)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8，《民食》。
(19)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中华书局1934年影印本，职方典，卷548《物产考》。
(20)崔振禄：《陕西粮食史志资料汇编》，陕西省粮食局铅印本，第323页。
(21)白寿彝：《回民起义》，神州国光社1956年版，第3册，第24页。
(22)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6页。
(23)白寿彝：《回民起义》，神州国光社1956年版，第3册，第253页。
(24)民国《户县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风俗。
(25)田培栋：《明清时代陕西社会经济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页。
(26)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民国23年中正出版社版，第27页。
(27)阿波：《清初自流井盐的市场开拓》，《盐业史研究》1999年第2期。
(28)吴炜：《四川盐政史》，民国21年铅印本，卷5，第4页。
(29)唐炯：《四川官运盐案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卷11，第12页。
(30)吴炜：《四川盐政史》，民国21年铅印本，卷5，第17页。
(31)吴炜：《四川盐政史》，民国21年铅印本，卷5，第29页。
(32)唐炯：《四川官运盐案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卷26，第6页。
(33)吴炜：《四川盐政史》，民国21年铅印本，卷5，第9页。
(34)丁宝桢：《四川盐法通志》，国家图书出版社2013年版，卷60，第2页。
(35)丁宝桢：《四川盐法通志》，国家图书出版社2013年版，卷60，第2页。
(36)唐炯：《四川官运盐案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卷26，第11页。
(37)《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79页。
(38)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民国23年中正出版社版，第27页。
(39)阿波：《清初自流井盐的市场开拓》，《盐业史研究》1999年第2期。
(40)徐光启：《农改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卷35。
(41)光绪《深州风土记》，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1。
(42)徐光启：《农改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卷35。
(43)吴承明：《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页。
(44)吴承明：《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62页。
(45)方行：《论清代前期棉纺织业的社会分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集1期。
(46)顺治《孝感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货廛》。
(47)同治《汉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风俗类》。
(48)乾隆《孟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4。
(49)嘉庆《正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物产》。
(50)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64年版，卷80，《食货志》。
(51)王恩浩：《安化茶叶调查》，《贸易月刊》，第1卷第1期。
(52)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64年版，卷80，《食货志》。
(53)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64年版，卷80，《食货志》。
(54)光绪《三原新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3，第23页。
(55)林永匡：《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71页。
(56)林永匡：《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71页。
(57)《陕行汇刊》，第3卷，第1-2期。
(58)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64年版，卷80，《食货志》。
(59)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64年版，卷80，《食货志》。
(60)光绪《洮州厅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93页。
(61)郑天挺：《明末农民起义史料》，中华书局1952年版，第44页。
(62)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册，第451页。
(63)黄钧辛：《奄黄壶七围全记》，卷8。
(64)严树裳：《解放前的兰州水烟业》，《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
(65)杨重琦：《兰州经济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1页。
(66)《陕行汇刊》第7卷第1期。
(67)新疆通志局：《新疆图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实业志》
(68)乾隆《肃州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物产》。
(69)张廷玉等：《皇朝文献通考》，中华书局2006年版，卷46。
(70)魏永理：《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页。
(71)乾隆《清水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4，第7页。
(72)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风俗》。
(73)乾隆《狄道州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4，11页。
(74)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风俗》。
(75)李伯元：《官场现形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76)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67页。
(77)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7页。
(78)胡伯益：《烟茶布三业在西北产销报况》，《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111页。
(79)严树裳：《解放前的兰州水烟业》，《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68页。
(80)杨重琦：《兰州经济史》，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页。
(81)姜志平：《兰州水烟叶的历史概况》，《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215页。
(82)杨成林：《中国烟草集林》，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83)《湘南乐府》，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页。
(84)李斗：《扬州画舫录》，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2页。
(85)姜志平：《兰州水烟叶的历史概况》，《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215页。
(86)严树裳：《解放前的兰州水烟业》，《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第23页。
一、清代陕西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入清后由于连年内战荒旱和陕甘分省，陕西的农业生产一度受挫。清初关中人口离散，土地荒芜，廷臣张廷玉曾言“自国朝以仁义之师入关靖寇，中原赤子，业已百战之余，折骸撕骨……实遗我一空虚之国也”①。仅耀州同官的陈炉村，原有农民八千户，此时只余数家，饥死人骨骼枕籍。面对这一残破景象，清廷总结亡明教训，重新实行招抚流亡的休养生息政策，并着力开发秦巴山区，使陕西农业生产获得了继续发展的机会。
清初，顺治帝颁发上谕总结前明灭亡的教训是：“当明之初，取民有制，休养生息，至万历间海内殷富，家给人足，及乎天启崇祯之际，因兵增饷，加派繁兴，贪吏滋奸，民不堪命，国祚遂失，良知深鉴。”②于是在全国实行奖励垦殖，轻徭薄赋的于民休息政策。康熙二年(1663年)在陕西先行屯垦，由官给步军牛具种子，以广耕作，十年又定《陕西荒地招民垦种例》，规定“凡民人之承垦者每顷官给牛具银五两，给籽种七斗，计银一两四钱，每顷再给人工四名，折银八钱四分，统由库项支付”，③使陕西农业生产开始走上大规模恢复的阶段。到乾隆朝屡次用兵西北，绥蒙青新甘宁康藏一带军旅频兴，陕西作为军粮转输的关辅重地，曾引起清廷的重视，乾隆五年定“陕西招民开垦例”，“户部议定陕西无主荒地官给插标招垦给照为业”。④随后又进一步放宽政策：“陕省荒地全无出产者，始招民开垦，其见在割漆砍竹采取木耳者，听其自便。”⑤加之乾隆五十六年颁布“兹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奖励生殖政策，使陕西的农业生产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以陕西的渭南为例，明末人口75665人，到乾隆年间已增加为276251人，嘉庆年间更增加到290453人，300年间增长了4倍多；人口增长，百姓大量开垦荒地，使耕地面积从明末的949861亩增加到乾隆年间的1266700余亩，比明嘉靖时增加了30余万亩。⑥全省亦是如此，万历六年人口为318万人，到嘉庆十七年便增加到1030万人，耕地面积由明末的29114906亩增加到嘉庆年间的30677522亩。⑦
清代陕西农业生产的发展与明代相比，突出表现为增加了以下的新因素：
一是注重井灌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清代康乾年间，针对陕西土厚风刚、空气燥热、表层水分易于蒸发的自然特点，抚陕官员开始在陕西大力推行井灌技术。康熙年间“富平蒲城二邑，井利颇盛，如流渠米原等乡，有掘井六、七丈者”。⑧这里“颇盛”说明尚在初创推广阶段，到乾隆年间已普及到关中各县，“乾隆二年西同风汉四府，彬乾商兴四州共报开成井三万三千九百余，到乾隆十八年又新开井二万八千口”⑨，成为引流灌溉外的又一新型水利技术，对农业生产的抗旱增产起了一定的作用。
二是大力开发秦巴山区，使秦巴老林加入垦种，促使农业生产力在空间上得到延展。秦巴山绵亘二千余里，老林之中，地方辽阔，“其地肥美，不须加粪，往往种一收百”(10)。但在明代，因惧怕流民屯聚，征剿不易，从明洪武起对其采取了“禁革山场，民不许入”的严禁垦殖政策，规定“凡窃取者，依律问罪，仍枷号三月以示众”(11)，使秦巴山区在明代长期处于“民少地荒，禽兽逼人”的原始状态。入清后，随各地人口激增，失业加剧，江、广、黔、楚、川等省无业流民，十百为群，不顾政策禁令，入山垦殖，清政府只得转变政策，对秦巴山实行招民开垦。乾隆六年首先放垦商州，该年“户部复议陕西巡抚张楷奏称‘商州及所属地方，尚有未垦荒地……官为插标招垦……其有民人现在割添砍竹及采取构皮木耳等听民自便’应如所请”(12)。到嘉庆四年，则对终南山实行全面放垦。该年上谕道：“陕省终南山，绵亘八百余里……山内地方辽阔，居民稀少，此等地方既系山径僻杂，又延袤广远，与其置之空闲徒为盗薮，莫若将山内老林，量加砍伐，其地亩既可拨给流民自行垦种，而所砍竹木，即可作建盖庐舍之用。”(13)从而使秦巴老林进入全面开发的历史阶段。
清政府对秦巴老林实行的放垦开发政策，使沉寂千年的秦巴山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繁荣景象。汉中府明代还是“灌莽弥望，虎豹所伏”，到清康乾后“休养生息百余年蔚为繁富之区……农多饱暖，商裕货财，县境世家望族阎闾里民户口滋繁，极称盛焉”(14)。商州，康熙时还是“深山穷谷，半多荒僻”，到乾嘉年间已“穷谷深山，皆闻鸡犬，老岩绝壑，亦长菽麦，高高下下，人尽务农……并有丝蚕蜡虫，椒桃漆药，诸蕃百产”，有“小太湖”之名”(15)。兴安府(即安康地区)，雍正时还是“诸县人户萧条，路歧荒僻”，到嘉道年间，已是“南乡八辅……河稻田畦尤饶美，又产药材菌蕈，岁数万斤，山坡宜柞漆与木耳，岁可数千斤，哺槽牧豕岁数千蹄，深山老林多材木，浮溪达汉岁不胜记”(16)。由此可见，清代开发放垦秦巴山区，使终南山内蕴藏的生产力第一次得到历史性的释放，形成以多种经营为特色的陕南经济在清代高速度发展的局面，这些都大大增强了三秦大地的经济实力。
三是广种玉米，甘薯杂粮，使农业生产力向深度进军。玉米，俗称包谷，具有高产、耐旱、对土质要求不高等特点，宜种于山区、沙地。清代陕西，一方面由于人口激增，粮食紧缺；另一方面，陕南陕北山高沟大，多山地沙田，故从清中叶玉米种植开始在陕西推广，先种植于南部浅山和陕北沟卯，乾隆朝陕督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记载：“数十年前，山内秋收以粟谷为大庄，粟利不及包谷，近日遍山漫谷皆包谷矣。包谷高丈许，一株常二三包。山民言：大米不及包谷耐饷，蒸饭、作馍、酿酒、饲猪均取于此，与大麦之用相当，故夏收视麦，秋成视包谷，以其厚薄定岁丰歉。”(17)因此，在商州“属城四邑，民食皆以包谷杂粮为正庄稼”(18)。乾隆二十二年延长县令王崇礼在该县推广玉米种植，使“安定县特产玉麦”(19)，为陕北种植玉米的最早记录。到嘉道年间，玉米扩植到平川地区，当时关中种植玉米的州县有蒲城、三原、华阴、华州、周至、户县、蓝田、眉县、扶风、岐山、宝鸡等，对增加粮食总产起了有益作用。甘薯的种植在陕西发生在乾隆年间。乾隆十年，陕西巡抚陈宏谋颁发劝种甘薯檄等示谕多件，促进甘薯种植在陕西的推广。由于甘薯为高产作物，时人谓“芋之收倍于稻，薯之收倍于芋”。(20)从而使陕西民食问题得到缓解。
以上这些新因素促使陕西农业经济在清代获得持续发展，加之社会安定，“乾隆以来，重熙累治，关陇腹地不见兵革者近百年”(21)，使陕西在清代前中期数百年间继续保持着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优势地位。有人指出，陕西在陕甘回民起义前经济形势是“休养生息二百余年，潼华以西，既富且饶，娱乐无疆，土木妖异”，(22)“岐雍之地，俗厚民庞……遍地麦禾，收成丰稔，官则仑库足额，民则盖藏充盈，夜不闭户，路鲜丐者”(23)。《户县县志》更记载说：“康熙盛时，兵草之息，农桑渐复。至乾隆时期又为清全盛之期，遗老谓‘夫花门构乱之前，人烟辐辏，庐舍鱼鳞，各村充巷，俱不能容，村外环集，殆无隙地，家给人足，盛知礼仪。”(24)据田培栋先生的估计，陕西在明清之际的五百余年间，经济发展水平排列在与河南、山东相同的中等发展水平，可谓全国富饶之区。(25)这便为陕西商帮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二、清代陕西商帮的鼎盛发展
进入清代后，特别是康熙五十六年实行“兹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奖励人口增殖政策，使全国人口激增，从明万历年间的1.4亿人，增加到道光年间的4.1亿人。人口增长所产生的巨大需求拉动，使民生日用品成为商业的主要内容，陕西商帮经营的产品结构和流通的区域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第一，盐业经营从淮扬盐场转向四川自贡盐场。明代，陕西盐商主要经营淮扬盐场的“海盐”，到明末满族贵族入主中原，陕西商人以汉族正统自居，在扬州反清复明，遭到清政府的迫害，只好“弃淮入川”，将资金转向战后不毛之地的四川，准备在川中积蓄反清复明的力量。他们起初在四川开商店、办字号积蓄资金，使“川省正经字号皆属陕商”(26)，掌控着四川的商品经济。当年四川流传的一句民谣就是：“皇上开当铺，老陕坐柜台；盐井陕帮开，曲酒陕西来。”到清代乾嘉年间，他们将商业经营积累的资金，投向了自贡的“井盐”生产，在四川井盐的生产领域为自己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陕商投资四川井盐，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清初陕西商人在四川从事钱号和典当业获得高额利润后，在康雍时开始投资于川盐运销。康熙二十五年开始有零星陕商来自贡运销井盐，在自流井卖“菠盖盐”(27)，但当时尚未有富商大贾从事盐业贩运的。到雍正三年实行“计口授食”的新盐业政策后，才为陕商大规模挤入川盐销售铺平了道路。因为，实行“计口授食”政策后，按人口日均食盐数分配引张，并由“地方官就地招商领引，运回本境行销”(28)，这便形成运销川盐的“引岸专商”制度。而当时川省本土商人资金短缺，无力承担耗费巨大的盐业运销。在清代盐业运销是资本占用数量极大的经营项目，“从前商运行盐于各岸设号售盐，必于各厂设号购盐，又复沿江设号雇船拨运，前盐未销即须赶运后盐，前盐未到又须赶购后盐，随销随将所售银两寄厂，辘护周转以资接济，在途在岸各占一副资本。有三万之金始能行一万金之盐。各商资本虽厚薄不同，大要必由数万至十数万金方足开放一号，此商运大概情形矣”(29)。这对“向因地方瘾苦，民鲜殷富”(30)的川省商人来说，自然无力承担。二则川省长期闭塞，经商行贾未形成风气，人们对盐业贸易不甚熟悉，“川人不谙行盐”也使川省商人不便承担这一风险巨大的经营业务，他们只得将所领引张就地出租“招商承引”，“鲜有自行配运者”(31)。这对于在川省经营钱庄、典当，拥有雄厚资本并从明代以来就长期从事盐业贩运，积累了丰富盐业经验的陕西商人来说，无疑提供了求之不得的商业机会。他们以陕西商人特有的善抓商机的敏锐目光，牢牢抓住这一机遇，乘机挤进川盐运销，向当地富商“租引代销”，即“运商行盐必先向坐商租引……每引一张约十余两二十余两不等，由商总租收，作为课税羡截领缴行费及地方官吏提课规费商局公费，下余之数不过二两，由商总分交各坐商谓之引底”(32)，然后赴井场配盐运销。通过这种创造性的“租引代销”法使陕西商人开始把川盐运销掌握在自己手中，本地“坐商徒拥虚名”(33)，由此进入陕西商人大规模投资并垄断川盐运销的历史时期。
乾隆九年改拨川盐接济滇黔两省民食后，川盐济黔济滇，使陕西商人更把川盐运销业务扩展到四川以外的更广大领域。就川盐行黔而言，“由永宁县前进者为涪岸，由綦江县前进者为綦岸”(34)，“四岸行商各十余家，悉是陕西大贾”(35)。同光年间，太平天国革命使江南陷入战火，淮盐入楚受阻，清廷即调川盐济楚，陕西盐商又携带盐船沿川江而下，运销湖北。由是陕西盐商在川、滇、黔、楚四省的广大区域内，携带盐斤，水陆并进，纵横驰骋，莫不得其所欲。他们在各厂设号购盐，在沿江设号雇船，在各岸设号售盐，水运则“三秦客友，运榷黔滇，连墙万船”，陆运则肩挑背负，“行商自岸入黔，节节开设子店，每店动需一二万金，沿途以盐盘盐，到店则散发小贩，趁乡零售，按关收账”。(36)仅陕商刘绍棠，人称刘五老陕和田荆荣二人与川商李友四堂合伙在贵州仁怀所设的盐号“协兴隆”就拥有子号70余家，分布在仁怀到贵阳间的各州县(37)。此外贵州江口一地就有陕西泾阳商人四百名(38)，他们不少人是盐业的经营者。八店街的陕商苏家在仁怀厅有20多家分号。(39)到乾隆年间像“协兴隆”、“恒盛源”这样的陕商盐号盐店在川中就有152家，其中仅自流井一地就有119家，他们于1736年在自贡集资兴建了富丽堂皇的“西秦会馆”，以此作为陕西盐商的活动中心，初修时耗费5万两白银，均由各家盐号捐资，捐银最多者达3000余两。会馆修建时还依照地形，别具匠心地将建筑设计为船形，寓意欲将四川银子运完之意，充分显示了陕西盐商在川盐运销领域的雄厚实力。
第二，布业从运销江南“标布”转化为运销豫楚“府布”。在明代陕商主要是运销江南标布到西北。进入清代后，西北棉布市场最显著的变化就是曾经在西部盛行了300年的江南标布急剧衰落，代之而起的则是湖北、河南土布在陕陇的畅销。
首先，明代苏松土布盛行北部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北方民众“昧于织”，无法解决纺织中因气燥干旱，纺线易断的技术问题，只好“北棉泛舟而输诸南，棉布则输诸北”，形成北棉南布大流通的局面。入清后不仅华北、华中植棉发展很快，而且在土布贸易丰盛利润刺激下，北方地区主要是华北，大体上解决了纺织因气温差异而造成的技术障碍，使北方的棉纺织业发展迅速，很快达到与江南布业并驾齐驱的程度。明末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说：“近来北方多吉贝。而不便纺织者，以北土风气高燥，绵魂断续，不得成缕。纵能成布，亦虚疏不堪用耳。南人寓都下者，多朝夕就露下纺，日中阴雨亦纺，不则徒业矣。南方卑湿，故作缕紧细，布亦坚实。今肃宁人乃多穿地窖，深数尺，作屋其上，檐高于平地仅二尺许，作窗棍以通日光，人居其中，就湿气纺织，便得坚实，与南土不异。若阴雨时，窖中湿蒸太甚，又不妨移就平地也。”(40)光绪《深州风土记》也记载：“方志称，肃宁人家穿地窖以织布，得松(江)之中品。今如保定、正定、翼(州)越(州)深)(州)定(州)诸郡邑，所出布多精好，何止中品，亦不皆作自容中也。”(41)说明布品质量已与江南相当，而且“价值仅当十之六七”(42)。到清中叶，“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输入西北的棉布，每年不下300万匹”(43)，而湖北土布亦不下“一百万匹”(44)。这都对江南土布业提出了挑战。
其次，湖豫连接陕甘，路近费省，比较成本的优势也引导商人舍远求近，到湖豫贩布。在封建社会，异地行商，运费是成本最主要的构成部分，成本最低化原则要求商人必须选择最近距离的市场，以节省开支。对此，方行先生曾有过分析，他说：“乾隆间，河北、湖北地区棉布生产发展，陕甘商人转向这一地区买布，而减少向江南进货，为的是节省运输费用。正如时人所说‘尽管河北布价视他处亦昂，盖商家为什一之营，锱铁计及，远者必有费，辗转滋劳，节道里所费之资，用集近产，力省而功及倍也’。孟县布行销甘陕，主要在明末清初。孟县较甘陕比江南近，同样节省费用。”(45)这样到乾隆年间，湖北德安、应城、云梦、汉阳、汉川一带的府布、府庄布、景布以及河南孟县、唐县、南阳等地的孟布、陡布、颖布便取代江南标布而占据了西北棉布市场的主导地位，如湖北孝感“棉布有长32尺，宽1尺5寸，为大布，细绵如绸，3尺以下，皆曰椿布，西贾所收也，至呼为孝感布”。(46)汉阳“其布则曰扣布，南乡治此犹勤，妇女老幼自春作为，昼则鸣机，夜则赚灯纺绩，彻夕不休，比巷相闻，人日得一匹，远者秦晋滇黔贾人争市焉”。(47)河南孟县“孟布驰名，自陕甘以至边墙一带，远商云集，每日城镇市集收布特多，车马辐辏”(48)，正阳“家家设机，男女操作，其业较精。商贾至者每挟数千金，昧爽则市上张灯设烛，骄肩累迹，负载而来，所谓布市也。东达颍亳，西达山陕，衣被颇广”。(49)这些反映了清代西北棉布区域市场结构的变化。
第三，茶业从贩运陕西紫阳青茶转变为贩运湖南安化红茶。在明代西北边茶贸易主要是陕西汉中、紫阳以及川北保宁府的“紫阳”绿茶，“中茶易马，唯汉中、保宁”。(50)但自明代万历年间，湖北安化等地所产的红茶却在西北市场急剧兴起，并在清代成为取代陕西“紫阳茶”而占市场主导地位的产品。其一，湖茶产多价廉。湖南湘水流域向来为我国主要茶叶产区之一，清代中叶年产茶“七八十万箱”，每箱60斤，约为年产400万斤。(51)同时湖茶系粗茶，多以茶枝之粗蔓制成，使湖茶“多而值下”(52)。而紫阳茶属细茶，多以茶枝细蔓焙成，且产量有限，明代最高年产5万多斤，使“汉川茶少而值高”(53)。湖茶在价格上低于陕茶，因而对产业单薄、购买力相对比较低的西北民众来说更宜于选择湖茶，而弃陕茶不用。以明清生活水准在西北算是最高的三原来说，“径阳为茶总汇，就近发卖三原，纳税甘抚，其兴安所属之茶行于西安者，原人亦得买食，但兴安茶细价昂，楚茶价廉。故原人改食楚茶”。(54)其二，湖茶对路。生活在陇藏高原上的西北民众以游牧为生，以牛羊肉为食，多以茶叶熬制奶酪帮助消化和吸收维生素。而陕西紫阳茶系绿茶，“味甘而薄”，湖茶为红茶，“味苦，于酥酪为宜”，无论黄黑两类均能适应西部民众的消费需要。“黄茶色淡味薄，为夷番熬茶所需”，“黑茶色浓味重”，(55)更为少数民族所喜爱。就连清代新辟的新疆，民众亦多购湖茶。纪均说乌鲁木齐的饮茶习惯是“佳茗不易致，土人唯饮副茶，云此地水寒伤胃惟副茶性暖。能解之。”(56)因此湖茶比陕茶更具有市场魅力，更能适合西部市场的需要。其三，湖茶适销。陕茶系散装绿茶型，以麻袋装运，踏压松软，既不便于运输又容易发霉变质，不易储存。而湖茶系红茶紧压茶，要经过二次发酵、挤压、压砖，形成“茶砖”，适宜于千里贩运和藏区民众的长期保存，使贩运湖茶比陕茶更能降低成本，增加贸易量。更为重要的是，陕西泾阳从明代起已具备湖茶焙制的自然和技术条件，这是湖茶能够在明清从西部崛起的必要前提，可以说是陕西人一手促成了湖南副茶在中国西部三百余年的盛行。这是因为，一则泾阳水好。红茶在着色发酵过程中要不断以极浓之茶水注入锅内茶叶中，才能使茶叶香气浓郁，所用之水与质量有重要关系。而泾阳“所用水为井水，味咸，虽不能做饮料，而炒茶则特殊，昔经多人移地试验皆不成功，故今仍在泾阳”。(57)二则陕西人从唐代以来就已经掌握了紧压茶的装、菠、杂、吊、锅的焙制和压砖成封一整套加工技术。唐代的饼茶就是把茶叶置于瓶中，再将瓶放入锅里加热，熬后趁热挑碎，再放入一定的模子里拍制成型，放入焙坑中烘焙，烘干后加以密封，运往各地。说明至少在唐代陕西人已掌握了紧压茶技术，而这一技术湖南安化茶区直到中华民国二十九年才逐渐掌握。泾阳焙茶的自然和技术条件为泾阳成为西北茶叶总汇和安化湖茶在中国西部崛起准备了物质技术基础。
由于湖茶在价格、规格和市场方面都优于陕茶，因此从明代万历年间起，湖茶就对陕茶摆出一副咄咄逼人、欲取而代之的态势。“湖南产茶其值践，商人率越境私贩，中汉中、保宁者仅一二引”。(58)为了确保陕茶的市场，“户部折中其议，以汉茶为主，湖茶佐之，各商中引，先给汉川毕，乃给湖南，如汉引不足，则补以湖引”。(59)尚有一段陕茶为主，湖茶为辅的过渡时期，到嘉靖三年御史陈讲以“商茶低伪，悉征黑茶”，(60)使湖茶代替陕茶取得主导产品的地位，到明末已形成比较稳定的湖茶运销路线。嘉靖十五年茶商牛成鼎等称“商等输货领引从湖南安化县买完包茶共三十四引，雇船装载，于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运止郧阳府地方背阴滩塔谷滩及均州等处……茶楚产地，郧襄茶运咽喉也”。(61)入清后，安化“茶业日兴，陕甘两省茶商领引来安采办者甚多”。(62)到雍正年间，湖茶己完全压倒了陕茶。
同时，清代陕商还在各地因地制宜，培植了许多新的产业。这主要有：
(1)水烟。水烟是兰州久负盛名的土特产之一，在清康乾年间已屡见史乘，如《金壶六墨全记》上说：“乾隆中，兰州特产烟种，铝铜为管，贮水而吸之，谓之水烟。”(63)余正燮在《癸巳稿·吃烟事迷》上也提到兰州有水烟，这说明水烟是清代才在甘陇新出现的物产。由于生长在白山黑水间的满族历来喜嗜烟，在他们的推动下，到清中后期吸食水烟者比比皆是，满汉文武官员，富商大贾莫不“嗜好水烟成癖”(64)，他们对水烟袋、香媚等烟具，视为珍宝，人们群起仿效，使水烟产销作为兰州新兴产业初盛于康乾时代，极盛于光绪。兰州附近的土壤适宜烟叶生长，因此水烟叶主要种植于兰州、皋兰、永盛、榆中、靖远、临挑、永靖等七县市，到清末兰州附近烟田约有四万亩左右，所产烟叶七百万斤以上。烟叶种植的繁茂又带来泾阳、兰州等地水烟丝加工业的勃兴，到清中后期仅兰州一地就有各类烟坊80余家，年产水烟2万多担，约合92万斤。(65)兰州水烟业的兴盛，使以经营兰州水烟丝闻名全国的陕西同朝“丝子客”成为陕西商帮中的一枝新秀。
(2)药材。有清一代又是陇山、祁连山和天山植被被初步开发利用时期，加之西部地区土气高寒，人烟罕至，适宜于各种药材的生长。因此，清代西口药材急剧兴起，其中尤以岷州所产枸杞、大黄，青海所产冬虫夏草为名贵大路细货，并以药品纯正、产量巨大而在全国药材市场占重要地位。岷州年产大黄300万斤，当归500万斤，武威年产甘草600万斤，到清末每年由陕甘输向全国的各类粗细药材就高达“153万斤，价值常在数千万元之谱”，(66)成为占据着全国药材市场半壁河山的新兴产业，并使陕西药材商在这一经营领域始终占据着垄断的地位。
(3)玉石。新疆于阗、甘肃之肃州素以产玉名闻天下。于阗历史称，“贡献之物，若圭、枕、坷、佩、带、胯、奋、杖、刀把、鞍髻、玉佛、玉马类，皆极穷巧智，为世所羡”。(67)肃州更以所产“夜光杯”而绝唱于全国。“玉石，一名噶巴石。出红水坝河内，乃石之似玉者有菜色、白色、深碧浅绿。俱可琢器，治之者以山丹回回砂磨之。”(68)嘉庆四年弛玉石之禁后，玉石制作及其贩运在西部迅速兴起，阿克苏“回子一大城也，人二万余户……尤多技艺之人，攻玉制器……喀什噶尔回城与城镇相连，极繁盛，习技作，攻玉、镂金，色色精巧”(69)，肃州玉作“清末有十余家，规模大者雇佣工人十人左右，仅夜光杯一项年产千余付，价值四五千元”。(70)这些玉器或被陕西汉商贩回内地，或被陕西回商贩至西藏、川边乃至东亚诸国，使陕西“玉石客”成为西部贸易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
(4)木材。清代又是陇山、祁连山森林资源被大规模开发利用时期。陕西西北的陇坂亦曰蟠家，明清以来有很好的植被，林深树茂，“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71)岷州“货殖之利，唯木材为最”。(72)祁连山的林木也很茂盛，尤产松杉，仅狄道的湖滩就有“松杉万株，白杨林在滩南”。(73)入清后，陕甘分治，各州府县营造官衙房屋时木材需求激增，使陇山林木资源得以广泛利用，“远近商贾，有入山购买，自洮岷临洮以此作为陕西盐商的活动中心直达宝鸡咸阳者”，(74)遂使陕西木商成为清代陕西商帮中新的分支。总之，清代西部地区农业经济的继续扩充和新兴产业的不断培植，使陕西商帮的经营范围进一步扩大，活动余地更为广阔，迅速发展到最鼎盛时期。
三、孝义镇赵家的经营概况
孝义镇赵家的经营概况，在马长寿先生的《陕甘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记录》中有较多的记载。
赵家是陕西在明代最早从经营盐业中发家致富的商业家族。清代末年陕西有一首流传的民谣《荒岁歌》，其歌词曰“孝义镇它本是渭南所管，赵老五也算是关中富汉”，就说的是孝义镇赵家的事。而清末文人李伯元所写的世情小说《官场现形记》就是从孝义镇赵家写起的。该书开宗明义写道：“陕西有个朝邑县，朝邑县有个孝义镇，赵家是镇中富户，有一年赵老爷的一个孙子考上了举人，阖镇祝贺。另一富户方家见了眼红，也找了一个举人夫子名王仁给他儿子老三作私塾先生。在庆贺赵家孙子中举中，王乡绅大谈制艺入官经济之道。”(75)足见赵家在全国的影响。
赵家原本是山西人，明初从洪洞县大槐树下移居陕西朝邑望乡关，后迁到渭南孝义镇，从明初利用食盐开中，力农致富，家资数百万，自明迄今，累世忠厚。赵家在明代出过廉访使。有人追溯赵氏发家史，认为始于明代早期赵氏祖上曾出现过一位吏部尚书。因为他卓有功勋，年老退居少有积蓄，皇上便为他在孝义赵家巷西端建一宅第，俗称“七间厅”。又赐给他一座盐场，即四川五通桥的“乾元提”。有一年，赵从外地运回孝义的银两，从仓渡码头卸船，车拉骡驮，连绵十四五里。到清代赵家主要靠经商发财，一门九府，皆是富户。赵家主要是经营盐业、布店、典当、茶庄、粮店发的家。西安有不少赵家的生意，西安的“赵鼎元”、旬阳的“乾益号”、咸阳的“调元号”都是赵家的生意。入清后，赵家向四川发展，主要是开盐井和贩茶。赵家在自流井和乐山五通桥开有盐井和盐场，叫“元记”盐号，在涪州有“恒盛元”盐号，两号的规模都很大，既经营盐坊又办运销，川盐入黔有不少食盐是由赵家参与包销的。还在泾阳设有“恒春益”茶号和“德厚堂”茶号，从湖北运茶，在甘肃加工后运到甘肃等地。赵家还在西安湘子庙街开有当铺，并在兴平、武功、户县、周至各县设有分号。赵家还垄断着陕西的水烟生产，赵家在泾阳办的“一林丰”烟厂，是陕西最大的水烟加工制造作坊，占据着当年陕省水烟产量的60%，有雇工二三百人，在全国各地都设有字号，其中仅在上海五码头就设有五家仓库，主要经营面向南洋的贸易。
咸丰时赵家的赵渭南是关中赫赫有名的大财东，同治年间的赵老九和赵元中都是有名的陕西绅士。赵家在孝义镇修了九座宅院，恢弘宽敞，仅院内的戏台就有七间房宽，还修了占地很大的祖墓，石狮、石兽分布左右，修墓基时以石匠雕刻石件的粉末付工钱，一两粉末一两银子。乔家后人乔峰泰说：“赵家每年赚的银子都从四川运来，运的办法是人挑、马驮，成群结队的，这些银子经常有保镖随行，所以也叫出镖银。一次，赵家出镖银时，先头部分己进了赵家大院，后一部分还仍在渭河滩上，挑银子的担子足足排了八里路长。有的银子是大块的，搬运不易，干脆埋到赵家的地里。陕甘回民起义期间，回民起义军包围孝义镇，镇中的砖头瓦块都砸完了，情形万分紧急之时，赵家当家人赵渭南大吼一声：‘快把银子拿出来，朝外砸。要钱干啥呢，要命哩!’于是人们搬出五十两为一锭的大银锭，朝外砸，孝义镇外扔了白花花一片，才阻挡了起义军的进攻。”(76)
孝义镇有一个石砌花雕的大涝池，这在当时的关中农村是绝无仅有的，也是孝义镇的文化标志。这个石砌涝池，呈正方形，涝池深5丈，周长约126米，一色灰白石料砌就。池壁自基础计25层，12层碌碡，12层石条，露出地面部分，五尺一栏，由花色斑斓的浮雕石壁围定，不施一铁，北壁石栏有通道两个，伸向东、西大街。整个建筑显得严整、淳朴、精美、大方。
石涝池修筑于乾隆到嘉庆年间，据说是孝义赵家为全镇做的一大善事。赵家雇了300多人花巨资用了3年时间修成。当时池北立有一碑，记述了修筑情况。为了使池蓄水清洁，赵家又把东西街铺了500多米长的石条路，两边还砌了石台阶，下雨时人走两边石台阶，雨水过后，街道非常干净，因而池水能保持清洁，人畜可饮用，涝可防灾，旱可浇灌，为当地居民生活带来方便。
当地75岁的王积正老人说：孝义过去池水清澈，里面有很多小鱼。石塘四周高，下雨时雨水沿街流向涝池，当池中水蓄满时，就沿泄水洞倒流排出。每到盛夏季节，池中鱼儿悠游，蛙声阵阵，池旁柳树上蝉鸣悦耳，一派江南水乡风光。人们在池塘四周乘风纳凉，听说书，唱曲子，为古镇增添了乐趣。
赵家还养戏班，当年秦腔名角刘喜子，就是赵家捧红的。赵家养戏箱，赵家戏班贮存的皮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烧毁时，驴皮油在孝义镇街上流了厚厚的一层。(77)
四、孝义镇赵家的经营经验
孝义赵家作为清代陕商的领军人物，创造了丰富的商业经营经验。这主要有：
第一，多角经营，赚取综合经济效益。
在市场风险极大，潮起潮落的商海经营中，赵家遵循“鸡蛋分篮装”的多角化经营策略，不固守固定的模式，而是什么赚钱就经营什么，投资于不同的商贸领域，既分散了风险，又取得了良好的综合经济效益，反映了陕西商人灵活进取、勇于开拓的经营思想。赵家是明代“食盐开中”贩盐起的家，入清后，他们抓住清政府在四川盐井实行“计口授盐”和“引岸招商”政策的机遇，投资于四川的盐井业，赚取了自贡井盐开发的第一桶金。然后他们又利用清政府允许汉商入藏贸易的“茶马交易”的政策机遇，投资于康藏的茶叶贸易，还在康定、松潘设立分号，营销四川的“川茶”到康巴草原，使他家的茶号在松潘城很有影响，并因此又垄断了康、松一带的林业生产。入清后，豫楚土布在西部兴起，他们又投资布匹经营，从湖北贩运大批府布到西北。清代秦巴山区开发后，他们又积极参与山内土产贸易，他家在旬阳办的“乾益号”贩运山内的猪只到西安。特别是他们见到兰州水烟兴起后，先是湖北人在陕西办烟厂，很不服气，就又投资兴办了陕西最大的烟厂——“一林丰”，垄断了水烟生产的多半壁河山，使他们生产的“青”字牌水烟成为名扬全国和南洋的名牌产品，赵家的产业因此也达到历史上的最高点。由此可见，赵家是盐、茶、布、烟、林、畜、当多业投资、多角经营，商贸事业覆盖面广，回旋余地大，始终占据着最有利的经营项目，取得了良好的综合经营效益，成为当时陕商的领头羊。
第二，适时营销，抢先赚取超额利润。
市场经营贵在趋时抢先，捷足先登，赚取技术领先的超额利润。赵家在经营中发扬陕西人所特有的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精神，追求创新驱动，这在他们经营水烟时表现得最为突出。太平天国后，兰州水烟迅速发展到历史上的最高峰。这是因为光绪后，左宗棠的部队调防西北，他们以湘人为多，把兰州特产水烟带到南方赠送亲友，一些有闲阶级视为珍品，互相宣传称赞，使长江下游的水烟市场迅速兴起。孝义赵家见大利所在，急起直追，在兰州投资设立“丰盛兴(兴记)”水烟坊，收购当地小烟坊的产品，并设厂制造水烟丝，装箱运沪，被称为“丝子客”(78)，很快其“资本达一百万两银子”，成为水烟业中独领风骚的佼佼者。(79)赵家的“丰盛兴”在泾阳有分号，在上海分庄叫“一林丰”，在南通、苏州、石港、平燕有支号，在汉口、天津、包头、洛阳、太原、成都、重庆、潼关、泗水、安化、宝鸡设有临时驻庄。这种层次分明、密如蛛网般的销售网络，使“一林丰”的销售量由原来的两千多担，增加至三四千担，最高时多达五千担。资本亦由原先的50万两银子增加到100多万两银子，成为兰州和陕西有名的“百万富翁”(80)。其东家赵某因财丰钱广曾在上海遭绑架，被勒索现银40多万元，成为当时上海影响很大的绑票案之一。
第三，注重特味，赚取名牌市场垄断效应。
烟草是消耗品，只有那些色味适合人们癖好的产品，才能获得稳定的销路。百年前，陕西商人所以能把产于西北偏僻一隅的水烟成功地推广于全国，并受到各阶层的欢迎，这同他们注重产品独特品味，形成“兰州水烟天下无，五泉所产尤绝殊”的特味优势产品有绝大关系。兰州水烟这种独特品味表现在水烟生产的各个方面。
首先，烟叶独特。古老的黄河谷地，土质松软，水分适宜，典型的半干旱大陆季风气候，形成适合水烟叶生长的独特环境。赵家指导烟农们利用这一优越自然条件，精心培植。先于小满前后将烟籽种于田中，小暑前后又打尖移植土质肥沃的大田。烟叶长大后，还要反复打尖去枝，这就形成兰州水烟既叶厚油足又耐寒性强的特点。并且烟农们为便烟叶成色美观，巧妙利用季节差异，在霜降前拔下上笼为青烟，在小雪后收烟为黄烟，为烟坊进一步加工烟丝打下了基础。
其次，配料作工独特。兰州水烟配料最为讲究，五种辅料与烟叶反复喷油、上沫，而且配料比例形成制度，由官府勒石谕示，令各家格尊划一，形成规模定势，成为兰州水烟色味整体独特的重要保证。而且配方比例还随季节变化灵活增减。辅料产地固定，非特产莫选，如槐籽必来陕西，紫药仅选中卫，姜黄出自城固，使兰州水烟具有别家无法仿效的纯正美色香味。水烟刨制更是技出陕西独创，选料考究，制作精细，质量管理严格，“青烟丝凡重量达到标准，烟条显色亮，棱色整齐平匀，为一级品；凡重量达到标准，烟条显色亮，而烟底面稍差，墙子不够硬棒，为二级品：凡重量达标准，而烟底面均不顺，亦不平匀，色泽暗淡，棱角毛草，为三级品”，这便保证了兰州水烟的质量优异，人莫与竞。
其三，品种销路独特。吸食烟草为人们的特殊喜好享受，各地人们水土不同，食性各异，口味有别。兰州水烟经营者的难能之处在于他们能根据各地消费者的不同嗜好，选销不同品种，投其所好，形成各种品种不同的经销区域。如我国南方，水田纵横，地气潮湿，农民下水田耕作，易受潮染病，吸食水烟可消湿防毒，预防蚊虫叮咬，故色浅味浓的“青烟”多销江南、华东。而北方各地气候干燥，人们终日劳作，疲贫不堪，且口味浓烈，故加料配制的“棉烟”多销往西北各省以及四川、河南、山东、内蒙古各地。甘肃本土民众贫苦，购买力有限，多销由各种烟丝残屑制成的“麻烟”。这些成色各异、种类不同的水烟因经营者的细心调节而形成稳定销路，满足了各阶层的需要。(81)上至宫廷大内，下至贩夫室女，吃水烟者几遍天下。达官贵人必吸兰州皮丝、青烟。京都妇女受其影响更是吸烟成瘾，有《都门新竹枝词》为证：“水烟成瘾复何妨，镇日相随味倍尝；讵意闺中尤酷好，也会檀口挹清香。”(82)而松南更形成“葵盖茶杯开建片，铜鞋水管吸兰烟，闲话渡光年”(83)的生活方式。在扬州更有人以“匡子驾小艇游湖上，以卖水烟为生”。(84)
在商品经济下。名特产品往往同经营者的信誉联系在一起。清代在兰州经营烟坊的陕西商人们很注重把创制名特产品与创造名牌字号联系在一起，各烟场推陈出新，不断形成自己独特的名牌产品，并以烟坊字号头一字作为烟丝牌名，名牌产品与名牌字号交相辉映。推销产品即扩大企业知名度，而字号知名度的提高又为名牌产品开辟了更广阔的销路，使产品获得稳定的市场占有率。如一林丰，有“一字青烟”的美誉，在全国各地销路很广，深入人心，在消费者中形成稳定的购买偏好，非其莫选，以致别的厂商很难取代他们。如20世纪30年代山西曲沃水烟兴起后，不得不仿照陕商的名牌字号借以打开销路，有的干脆将产品卖给赵家在上海的“老五行”(85)，交由陕商去推销，充分表现了名牌产品的市场魅力。
第四，以察尽时，赚取适时利润。
在清代兰州水烟经营者中唯有陕商资金充盈，在外地设有分庄支号，其总号驻座兰州，而销庄遍布江南沿海，相隔千里。要使总号在西北一隅对全国市场胸中有数，有的放矢地组织营销，派人进行市场调查和互通情况便成为他们克敌制胜的法宝。如一林丰总号经理、副经理每年要不定期地到各地分庄巡视业务，了解行情变化，进行业务指导。平时总号与各地分庄之间主要通过“号信”来互通情报，进行经营管理。“号信”是体现上下级管理关系、汇报行情变化和经营情况的主要形式，每周一期。分庄要按时向总号汇报业务，如遇特殊情况还需用“加急信”请示汇报。总号则有专门处理号信的文书班子，对号信编号留底，由负责人签字盖章，形同公文处理程序。同时总号规定每月、每季、每年汇报大账清单，总号根据汇报材料，综合计算盈亏。每年或每三年向股东提出结账红单，商讨红利分配，决定今后的经营状况和人事安排。这便形成字号特有的“万金账”。
这套信息传递和反馈制度，使兰州陕西烟商对全国水烟市场行情变化反应灵活，能够及时进行正确决策和因地制宜地组织营销，取得经营的主动权。如上海的一林丰在上海城市市场疲滞时，便弃城就乡，以广大农村作为推销场所，主力向长江下游一带伸展。农村小商贩来上海购烟，便极力拉拢、招待，并以先取货后付款的赊账办法和销售水烟一箱赠送精制水烟袋一支的办法，扩大推销范围，又租船带货下集镇，摆摊设点，一有销路即驻庄设号，很快打开了南通、石港、平湖、苏州等市场。(86)
第五，捐资慈善，赚取乐善好施的社会名声。
孝义赵家财东不仅富有，也为当地百姓做了一些善事，如灾年救济灾民、修筑道路、城墙等，最有口碑的是赵家出巨资在镇中心修筑较大规模的蓄水防灾的石砌涝池，赵家雇了300多人花巨资用了3年时间修成。当时池北立有一碑，记述了当时的修筑情况，可惜早已被破坏。为了使池蓄水清洁，赵家又在东西街铺了500多米长的石条路，两边还砌了石台阶，下雨时人走两边石台阶，雨水过后，街道非常干净，因而池水能保持清洁，人畜可饮用，涝可防灾，旱可浇灌，为当地居民生活带来方便。
①王雷鸣：《清代关中农村经济之变动》，见《西北论衡》第10卷，第1期。
②贺长龄：《清文献通考》，中华书局影印本，卷1，第4859页。
③王雷鸣：《清代关中农村经济之变动》，见《西北论衡》第10卷，第1期。
④贺长龄：《清文献通考》，中华书局影印本，卷1，第4867页。
⑤贺长龄：《清文献通考》，中华书局影印本，卷1，第4885页。
⑥乾隆《渭南县志》，三秦出版社1987年版，第44页。
⑦吴镇锋：《陕西地理沿革》，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2页。
⑧贺长龄：《清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92年版，卷三十八，第12页。
⑨贺长龄：《清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92年版，卷三十八，第16页。
⑩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27页。
(11)《明宪宗成化实录》，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50。
(12)《清高宗实录》》，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146。
(13)《清仁宗实录》，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53。
(14)《城固乡土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17页。
(15)乾隆《续修商志》，乾隆年间刻本，卷4。
(16)民国《安康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十。
(17)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28页。
(18)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8，《民食》。
(19)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中华书局1934年影印本，职方典，卷548《物产考》。
(20)崔振禄：《陕西粮食史志资料汇编》，陕西省粮食局铅印本，第323页。
(21)白寿彝：《回民起义》，神州国光社1956年版，第3册，第24页。
(22)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6页。
(23)白寿彝：《回民起义》，神州国光社1956年版，第3册，第253页。
(24)民国《户县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风俗。
(25)田培栋：《明清时代陕西社会经济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页。
(26)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民国23年中正出版社版，第27页。
(27)阿波：《清初自流井盐的市场开拓》，《盐业史研究》1999年第2期。
(28)吴炜：《四川盐政史》，民国21年铅印本，卷5，第4页。
(29)唐炯：《四川官运盐案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卷11，第12页。
(30)吴炜：《四川盐政史》，民国21年铅印本，卷5，第17页。
(31)吴炜：《四川盐政史》，民国21年铅印本，卷5，第29页。
(32)唐炯：《四川官运盐案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卷26，第6页。
(33)吴炜：《四川盐政史》，民国21年铅印本，卷5，第9页。
(34)丁宝桢：《四川盐法通志》，国家图书出版社2013年版，卷60，第2页。
(35)丁宝桢：《四川盐法通志》，国家图书出版社2013年版，卷60，第2页。
(36)唐炯：《四川官运盐案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卷26，第11页。
(37)《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79页。
(38)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民国23年中正出版社版，第27页。
(39)阿波：《清初自流井盐的市场开拓》，《盐业史研究》1999年第2期。
(40)徐光启：《农改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卷35。
(41)光绪《深州风土记》，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1。
(42)徐光启：《农改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卷35。
(43)吴承明：《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页。
(44)吴承明：《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62页。
(45)方行：《论清代前期棉纺织业的社会分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集1期。
(46)顺治《孝感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货廛》。
(47)同治《汉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风俗类》。
(48)乾隆《孟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4。
(49)嘉庆《正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物产》。
(50)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64年版，卷80，《食货志》。
(51)王恩浩：《安化茶叶调查》，《贸易月刊》，第1卷第1期。
(52)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64年版，卷80，《食货志》。
(53)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64年版，卷80，《食货志》。
(54)光绪《三原新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3，第23页。
(55)林永匡：《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71页。
(56)林永匡：《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71页。
(57)《陕行汇刊》，第3卷，第1-2期。
(58)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64年版，卷80，《食货志》。
(59)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64年版，卷80，《食货志》。
(60)光绪《洮州厅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93页。
(61)郑天挺：《明末农民起义史料》，中华书局1952年版，第44页。
(62)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册，第451页。
(63)黄钧辛：《奄黄壶七围全记》，卷8。
(64)严树裳：《解放前的兰州水烟业》，《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
(65)杨重琦：《兰州经济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1页。
(66)《陕行汇刊》第7卷第1期。
(67)新疆通志局：《新疆图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实业志》
(68)乾隆《肃州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物产》。
(69)张廷玉等：《皇朝文献通考》，中华书局2006年版，卷46。
(70)魏永理：《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页。
(71)乾隆《清水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4，第7页。
(72)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风俗》。
(73)乾隆《狄道州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4，11页。
(74)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风俗》。
(75)李伯元：《官场现形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76)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67页。
(77)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7页。
(78)胡伯益：《烟茶布三业在西北产销报况》，《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111页。
(79)严树裳：《解放前的兰州水烟业》，《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68页。
(80)杨重琦：《兰州经济史》，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页。
(81)姜志平：《兰州水烟叶的历史概况》，《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215页。
(82)杨成林：《中国烟草集林》，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83)《湘南乐府》，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页。
(84)李斗：《扬州画舫录》，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2页。
(85)姜志平：《兰州水烟叶的历史概况》，《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215页。
(86)严树裳：《解放前的兰州水烟业》，《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第23页。